望洋兴叹——为什么我们会漠视海洋？

近年来，海洋的话题一直很引人注目的。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国际贸易的一体化，随着海外的资源对于我们越来越重要，有关海洋的话题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当中。这些年来，我们热衷于谈论大国的崛起，我们热衷于探讨崛起的经验教训。在总结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话题是逃不开的——就是“海洋”“海洋权益”。我们总是叹息，我们作为一个有着300多万平方千米，近2万千米长海岸线的海洋大国；作为一个曾经领先于世界航海领域的国度，为什么我们没有如西方那样的强烈的“海洋意识”？我也从这个热门的话题如手吧。
近代，国家的沦落，非常令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国家全民“海洋意识”的淡漠。确实，近代西方的发达，很重要的就是建立在对于海洋的开发、开拓上，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海路的开通，带来的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商业资本的全球化。而我们也确实错过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趋势。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拥有漫长海岸线，和海洋有亲密接触的情况下，没有如西方一样产生强烈的海洋意识呢？很多人都说是因为我们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的作祟，是因为我们长久来的小农意识。有人认为是中国大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观点都有道理，不过核心，我认为还是在于我们地理环境的天然条件。
比较我们和西方，我们就会发现。西方的海洋的传统是从克里特、迦太基、腓尼基、希腊以至于罗马一脉相承的。而他们对于海洋的探险征服都是与地中海密不可分的。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地中海与其说是海，不如说是湖更恰当。没有打通苏伊士运河之前，地中海仅仅通过狭小的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地中海的四面都是广阔的大陆。因此对于地中海周边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在地中海里畅游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各个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他们来说，海洋（地中海）是他们彼此联系的必由之路。而且相对于陆路的遥远不便来说，地中海的海路使得他们的联系更加便利。而反观我们的地理环境，东边的大海万分开阔，海外尽是些孤悬的岛屿，没有任何的大陆近到古人可以承受的距离。对于迦太基、腓尼基、希腊这样的城邦国度来说，与地中沿岸国家的贸易可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而广阔的大陆也使得他们可以有殖民开拓的空间。“最初建立的是农业性质的殖民地，建立这类殖民地的目的就是为了养活母邦的居民。很多殖民地变成了商业殖民地，形成手工业者行会，能在本地和希腊各城市交流产品。”，“从各母邦向外迁徙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人口增长造成的普遍的危机形势。”（《欧洲史》）。但是对于我们的先人来说，一个处于辽阔大陆的居民来说，是不可能从荒芜的海外得到足够的资源和利益，既不能海外殖民，也不能通过海外的贸易满足我们众多人口的生存需要，所以海洋对于我们远没有海洋对于西方来说重要。
当罗马帝国建立以后，当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湖，当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陆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此时的罗马帝国对于海洋的开拓欲望也是不强的。因为此时它也是不可能通过海洋得到它生存的基础，所以它必然内敛收缩。而当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查理曼帝国的骤起骤衰注定了它不可能在海洋上有大的作为，而直到欧洲继续分裂，列国林立，才在亚平宁半岛出现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海洋立国的城邦国家。它们可以以海洋立国，原因也在于它们小国寡民，可以通过海洋贸易得到生存的基础（或者说只能通过贸易的方式）；其次，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欧洲，列国林立，陆地的贸易其实是存在巨大的隔阂和壁垒的，所以，通过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其实是比起陆地贸易来说更便捷，成本更低，利润更高。有了这样的客观环境，所以它们才会发展出繁盛的航海业。
在亚平宁诸国以后，执海洋牛耳的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吉利等。纵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吉利这些开启地理大发现、开拓开洋的国家，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它们国家和人口的规模都是远逊于我们的。所以他们的国内的市场和国内的资源也是远不如我们的。所以他们需要海外的市场和资源。“扩张运动是摆脱伊比利亚经济危机的一种办法。因为这种经济不能满足居民的食品需求。”（《欧洲史》）。葡萄牙、西班牙需要向海洋扩张，需要海外的贸易，需要海外的市场，通过地中海沿着腓尼基、希腊的脚步向非洲进发，向着有着黄金、牛奶的人间天堂——神秘的“东方”进发，本是他们应有的轨迹。但是此时占据地中海周边的是奥斯曼帝国，它既不会容许有人挑战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于西方想通过自己走中亚，然后到达印度、中国——即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也是不支持，或者说是阻碍的。所以在丝绸之路渐渐衰败的时候，西方要发展，要联系东方，必须走海路。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地理环境。英吉利自不用说，孤悬海外，罗马人、诺曼底人、维京人都是通过海洋来到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是这些外来人的集合，所以他们骨子里就是具有海洋征服欲望的。而西班牙、葡萄牙，身处伊比利亚半岛，三面环海，一边被比利牛斯山脉同欧洲大陆阻隔开。而荷兰，本身就是作为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而存在的。所以海洋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条生存的必然的道路。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背靠地中海的波斯、阿拉伯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就没有孕育出海洋的热情呢？同中华一样，背靠大陆好乘凉——亚非欧三个大陆能够给予他们生存的基本需要，同时也就是说，他们的国家人口的规模使得他们不得不采用内敛的生存发展方式，而不能采取对外的拓展方式。
再者，如英吉利这样的具有强烈海洋意识的国家，其海洋的忧患意识也是强烈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有着历史和现实的来自海洋的威胁。英吉利已经说到，本身就是海洋入侵的结果；而西班牙、葡萄牙也受到过阿拉伯的海上攻击和占领。反观中华，明代以前是根本没有来自海洋的威胁的。即使是在明代，所谓的倭寇，犹如现代的恐怖主义，是非国家形态的，真正对政权产生威胁的要么是是来自大陆的边缘的游牧民族，要么是来自内部的不安定的农民。所以中国人是必要担心所谓来自海洋的威胁的。
总是有人提到郑和的壮举，谈到相对于西方来说，郑和及其率领的船队是如何地壮观，如何地领先于西方，说明我们的海洋成就如何地伟大。但是细细想来，这样的成就虽然很值得今天的我们骄傲，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民族的海洋意识有（或者说曾经）多么强烈，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正好说明我们内在的，骨子里的陆地意识。为什么这么说？不论这个庞大船队的出航的理由是什么，它的出现，更像是一支威武的皇帝出巡的队伍，它完全就是照搬皇帝陆上出巡的规格和礼制来建造和配置的，只不过皇帝没有亲自出去，而是委派了一个钦差而已。在骨子里，这就是皇帝陆地上出巡的延续，把原本在陆地上用的轿子、马车等工具变成了舟船而已，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个不同的领域——海洋。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正好说明了我们没有长久的打算。而这种基于皇帝一人之喜好，而非建立在国民基础上的壮举，必然随着人亡而政息。而这种皇帝海上出巡的盛大排场，也必然受到读圣贤书的卫道士们的反对，这种反对其实是和海洋以及陆地是无关的，而是在于儒家的道德理念，在于一个好皇帝是不应该讲排场，而是要勤俭，要爱民。
有人说，我们缺少海洋意识是农耕文化的结果。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农耕文化，而不是海洋文化呢？我们的中华大陆自所以会萌生出农耕的文化，其实也是环境的使然。正因为我们西面是山，东面是海，海外尽是岛屿而没有大陆。封闭的地理环境，才使得我们不可能通过贸易的形式来获得生存的基本需求，才逼迫我们不得不采取自给自足的农耕的生活方式，解决我们生计问题。而即使是在我们中华帝国内部，海路的迅捷和便利也是远不如陆地的。故而，虽然我们在元代曾经使用过海路来替代漕运的一部分的功能，但是它始终是无法替代大运河的。况且，在元代以前，国家的中心都是出于大陆的内部，海路是无法实现帝国内部的商品的流通的。所以海路重要性远不如陆路。
有人总是认为，在唐、宋以及元，我们有十分繁盛的海路海外贸易，但是要注意的是当时我们是有如广州、泉州这样的大港口，但是在这些港口从事国际间商业贸易的主体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来自于阿拉伯的胡商。其实是他们主宰了当时国际海上贸易。而阿拉伯会和我们产生重要的海上贸易关系，其原因第一是科技的发展使得海上的航行更加安全；其二当时因为中国相对失去对西域中亚的控制，加上西夏等在西部的崛起，使得陆上的贸易成本增加。第三阿拉伯通过扩张，以及与有航海传统的西方人接触，使得他们掌握了优良的航海技术。从阿拉伯作为东方和西方交流的中间商，把我们的火药、指南针等技术传到西方，以及在唐宋传奇小说上记述的众多胡商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这段所谓的我们兴盛的海上贸易阶段，我们的作用也是并不是如我们想象地那么重要。
其次，我们只能农桑立国，而不能采用商贸立国的原因，也是和地理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我们常常自豪于我们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东方无可匹敌。然而这因为如此，加入我们要采取商贸立国的方式，我们就需要一个庞大的可以和国内市场相匹敌的外部市场的支持。但是，显然，在我们的周边是不存在这样的市场的。同时假如我们选择和西方做商贸，则海路的遥远以及高风险只能通过海路的量来弥补其成本的高昂。但是商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商品价格的降低，这样量的增加不一定能带来利润的增加；其次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没有本质提升的情况下，商品数量的增加必然意味着船只数量的增加，而在航海风险一定的情况下，船只的数量的增加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第三对一个专制的政权来说，社会的扁平化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是不希望有任何的组织或者个人可以有巨大的能量。而假如我们要商贸立国，那么无疑是要增强民间的力量，就会损害当权的皇权。这是无法容忍的。所以基于这样的几个因素，在我们就有的体制下面，我们只能采取小农的方式，而不是商贸立国的方式。西方的商贸传统就在于——它们小，交换才能得到自己所没有的生活必需品。
所以，这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才造就了我们根深蒂固的陆地意识、农耕文化、小农意识；才使得我们没有产生出海洋意识。近年来，海洋的话题一直很引人注目的。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国际贸易的一体化，随着海外的资源对于我们越来越重要，有关海洋的话题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当中。这些年来，我们热衷于谈论大国的崛起，我们热衷于探讨崛起的经验教训。在总结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话题是逃不开的——就是“海洋”“海洋权益”。我们总是叹息，我们作为一个有着300多万平方千米，近2万千米长海岸线的海洋大国；作为一个曾经领先于世界航海领域的国度，为什么我们没有如西方那样的强烈的“海洋意识”？我也从这个热门的话题如手吧。
近代，国家的沦落，非常令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国家全民“海洋意识”的淡漠。确实，近代西方的发达，很重要的就是建立在对于海洋的开发、开拓上，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海路的开通，带来的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商业资本的全球化。而我们也确实错过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趋势。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拥有漫长海岸线，和海洋有亲密接触的情况下，没有如西方一样产生强烈的海洋意识呢？很多人都说是因为我们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的作祟，是因为我们长久来的小农意识。有人认为是中国大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观点都有道理，不过核心，我认为还是在于我们地理环境的天然条件。
比较我们和西方，我们就会发现。西方的海洋的传统是从克里特、迦太基、腓尼基、希腊以至于罗马一脉相承的。而他们对于海洋的探险征服都是与地中海密不可分的。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地中海与其说是海，不如说是湖更恰当。没有打通苏伊士运河之前，地中海仅仅通过狭小的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地中海的四面都是广阔的大陆。因此对于地中海周边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在地中海里畅游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各个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他们来说，海洋（地中海）是他们彼此联系的必由之路。而且相对于陆路的遥远不便来说，地中海的海路使得他们的联系更加便利。而反观我们的地理环境，东边的大海万分开阔，海外尽是些孤悬的岛屿，没有任何的大陆近到古人可以承受的距离。对于迦太基、腓尼基、希腊这样的城邦国度来说，与地中沿岸国家的贸易可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而广阔的大陆也使得他们可以有殖民开拓的空间。“最初建立的是农业性质的殖民地，建立这类殖民地的目的就是为了养活母邦的居民。很多殖民地变成了商业殖民地，形成手工业者行会，能在本地和希腊各城市交流产品。”，“从各母邦向外迁徙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人口增长造成的普遍的危机形势。”（《欧洲史》）。但是对于我们的先人来说，一个处于辽阔大陆的居民来说，是不可能从荒芜的海外得到足够的资源和利益，既不能海外殖民，也不能通过海外的贸易满足我们众多人口的生存需要，所以海洋对于我们远没有海洋对于西方来说重要。
当罗马帝国建立以后，当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湖，当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陆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此时的罗马帝国对于海洋的开拓欲望也是不强的。因为此时它也是不可能通过海洋得到它生存的基础，所以它必然内敛收缩。而当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查理曼帝国的骤起骤衰注定了它不可能在海洋上有大的作为，而直到欧洲继续分裂，列国林立，才在亚平宁半岛出现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海洋立国的城邦国家。它们可以以海洋立国，原因也在于它们小国寡民，可以通过海洋贸易得到生存的基础（或者说只能通过贸易的方式）；其次，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欧洲，列国林立，陆地的贸易其实是存在巨大的隔阂和壁垒的，所以，通过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其实是比起陆地贸易来说更便捷，成本更低，利润更高。有了这样的客观环境，所以它们才会发展出繁盛的航海业。
在亚平宁诸国以后，执海洋牛耳的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吉利等。纵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吉利这些开启地理大发现、开拓开洋的国家，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它们国家和人口的规模都是远逊于我们的。所以他们的国内的市场和国内的资源也是远不如我们的。所以他们需要海外的市场和资源。“扩张运动是摆脱伊比利亚经济危机的一种办法。因为这种经济不能满足居民的食品需求。”（《欧洲史》）。葡萄牙、西班牙需要向海洋扩张，需要海外的贸易，需要海外的市场，通过地中海沿着腓尼基、希腊的脚步向非洲进发，向着有着黄金、牛奶的人间天堂——神秘的“东方”进发，本是他们应有的轨迹。但是此时占据地中海周边的是奥斯曼帝国，它既不会容许有人挑战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于西方想通过自己走中亚，然后到达印度、中国——即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也是不支持，或者说是阻碍的。所以在丝绸之路渐渐衰败的时候，西方要发展，要联系东方，必须走海路。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地理环境。英吉利自不用说，孤悬海外，罗马人、诺曼底人、维京人都是通过海洋来到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是这些外来人的集合，所以他们骨子里就是具有海洋征服欲望的。而西班牙、葡萄牙，身处伊比利亚半岛，三面环海，一边被比利牛斯山脉同欧洲大陆阻隔开。而荷兰，本身就是作为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而存在的。所以海洋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条生存的必然的道路。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背靠地中海的波斯、阿拉伯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就没有孕育出海洋的热情呢？同中华一样，背靠大陆好乘凉——亚非欧三个大陆能够给予他们生存的基本需要，同时也就是说，他们的国家人口的规模使得他们不得不采用内敛的生存发展方式，而不能采取对外的拓展方式。
再者，如英吉利这样的具有强烈海洋意识的国家，其海洋的忧患意识也是强烈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有着历史和现实的来自海洋的威胁。英吉利已经说到，本身就是海洋入侵的结果；而西班牙、葡萄牙也受到过阿拉伯的海上攻击和占领。反观中华，明代以前是根本没有来自海洋的威胁的。即使是在明代，所谓的倭寇，犹如现代的恐怖主义，是非国家形态的，真正对政权产生威胁的要么是是来自大陆的边缘的游牧民族，要么是来自内部的不安定的农民。所以中国人是必要担心所谓来自海洋的威胁的。
总是有人提到郑和的壮举，谈到相对于西方来说，郑和及其率领的船队是如何地壮观，如何地领先于西方，说明我们的海洋成就如何地伟大。但是细细想来，这样的成就虽然很值得今天的我们骄傲，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民族的海洋意识有（或者说曾经）多么强烈，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正好说明我们内在的，骨子里的陆地意识。为什么这么说？不论这个庞大船队的出航的理由是什么，它的出现，更像是一支威武的皇帝出巡的队伍，它完全就是照搬皇帝陆上出巡的规格和礼制来建造和配置的，只不过皇帝没有亲自出去，而是委派了一个钦差而已。在骨子里，这就是皇帝陆地上出巡的延续，把原本在陆地上用的轿子、马车等工具变成了舟船而已，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个不同的领域——海洋。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正好说明了我们没有长久的打算。而这种基于皇帝一人之喜好，而非建立在国民基础上的壮举，必然随着人亡而政息。而这种皇帝海上出巡的盛大排场，也必然受到读圣贤书的卫道士们的反对，这种反对其实是和海洋以及陆地是无关的，而是在于儒家的道德理念，在于一个好皇帝是不应该讲排场，而是要勤俭，要爱民。
有人说，我们缺少海洋意识是农耕文化的结果。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农耕文化，而不是海洋文化呢？我们的中华大陆自所以会萌生出农耕的文化，其实也是环境的使然。正因为我们西面是山，东面是海，海外尽是岛屿而没有大陆。封闭的地理环境，才使得我们不可能通过贸易的形式来获得生存的基本需求，才逼迫我们不得不采取自给自足的农耕的生活方式，解决我们生计问题。而即使是在我们中华帝国内部，海路的迅捷和便利也是远不如陆地的。故而，虽然我们在元代曾经使用过海路来替代漕运的一部分的功能，但是它始终是无法替代大运河的。况且，在元代以前，国家的中心都是出于大陆的内部，海路是无法实现帝国内部的商品的流通的。所以海路重要性远不如陆路。
有人总是认为，在唐、宋以及元，我们有十分繁盛的海路海外贸易，但是要注意的是当时我们是有如广州、泉州这样的大港口，但是在这些港口从事国际间商业贸易的主体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来自于阿拉伯的胡商。其实是他们主宰了当时国际海上贸易。而阿拉伯会和我们产生重要的海上贸易关系，其原因第一是科技的发展使得海上的航行更加安全；其二当时因为中国相对失去对西域中亚的控制，加上西夏等在西部的崛起，使得陆上的贸易成本增加。第三阿拉伯通过扩张，以及与有航海传统的西方人接触，使得他们掌握了优良的航海技术。从阿拉伯作为东方和西方交流的中间商，把我们的火药、指南针等技术传到西方，以及在唐宋传奇小说上记述的众多胡商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这段所谓的我们兴盛的海上贸易阶段，我们的作用也是并不是如我们想象地那么重要。
其次，我们只能农桑立国，而不能采用商贸立国的原因，也是和地理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我们常常自豪于我们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东方无可匹敌。然而这因为如此，加入我们要采取商贸立国的方式，我们就需要一个庞大的可以和国内市场相匹敌的外部市场的支持。但是，显然，在我们的周边是不存在这样的市场的。同时假如我们选择和西方做商贸，则海路的遥远以及高风险只能通过海路的量来弥补其成本的高昂。但是商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商品价格的降低，这样量的增加不一定能带来利润的增加；其次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没有本质提升的情况下，商品数量的增加必然意味着船只数量的增加，而在航海风险一定的情况下，船只的数量的增加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第三对一个专制的政权来说，社会的扁平化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是不希望有任何的组织或者个人可以有巨大的能量。而假如我们要商贸立国，那么无疑是要增强民间的力量，就会损害当权的皇权。这是无法容忍的。所以基于这样的几个因素，在我们就有的体制下面，我们只能采取小农的方式，而不是商贸立国的方式。西方的商贸传统就在于——它们小，交换才能得到自己所没有的生活必需品。
所以，这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才造就了我们根深蒂固的陆地意识、农耕文化、小农意识；才使得我们没有产生出海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