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警报 震惊中国

最可怕的侵略
    据统计：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已有7722万公顷耕地因沙化而退化，其中667万公顷已经完全沦为颗粒不收的沙地，退化草地则多达105亿公顷。目前，中国沙区仍有1300多万公顷农田和1亿公顷草场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风沙危害，每年平均少养5000万头牲畜，减产30多亿公斤粮食。
    另据统计，在中国沙化地区，有3000多公里铁路、3万公里公路、5万多公里渠道常年受到风沙危害。中国每年因风沙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0亿元，相当于西北5省区1996年财政收入的3倍。
    沙漠在步步前进，人类在步步后退。据统计：目前中国有5万多村庄和上百座城市经常被风沙围追堵截，沙进人退，无数村舍被黄沙淹没，成千上万的农牧民逃离故土。
    甘肃石羊河下游的民勤绿洲，面对滚滚而来的黄沙，两万多公顷农田被迫弃耕，无数民勤人背井离乡。民勤县当地流传的一首最著名的歌谣苦涩地叹道：“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那意思是说，民勤人被黄沙逼得无法生存，只好浪迹天涯，全国所有省份乃至绝大多数县都有出外打工的民勤人的影子，但在民勤，却找不到一个前来谋生的外地人，因为这里让人看不到任何生活的希望。
    西部为什么穷？西部和东部的差距为何还在不断扩大？主要就是恶劣的生态环境尤其是风沙危害造成的。据调查，中国农村四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就生活在沙化地区。1995年，沙化严重的西部地区，农村人均产值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更残酷的是，由于风沙侵蚀的加剧，西部已经脱贫的农牧民，又有相当比例重新回到了贫困线之下。
    最可怕的是暴戾无比的沙尘暴!1993年5月5日至5月9日发生在西北的一场特大沙尘暴，祸及甘肃金昌、武威、古浪、民勤、景泰等地，以及内蒙阿拉善盟，还有新疆了墩、鄯善一带，共有72个旗县被袭击，12万头牲畜死亡，337万公顷农作物严重受灾，400多人伤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亿多元。最凄惨的是，被这场黑妖风夺走生命的，竟有不少是正在放学回家路上的小学生，他们有的在风沙中迷路失踪，有的被狂风吹落沟渠，因无力爬出，被活活淹死或窒息而死!
    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发生了5次特大沙尘暴，60年代，上升至8次，70年代，增加到13次，80年代，递增到14次，到了90年代，竟猛增到23次!沙尘暴的作孽轨迹，正呈现出频率加快、间隔变短、强度增大的趋势，而从时间上考察，与这一危险趋势并行重合的，恰恰是中国沙漠化不断加剧的势头。
    最愚蠢的自杀
    据统计：中国的土地沙漠化，仅有55%是风力吹动沙丘前移的自然因素造成的，其余945%全系人类作孽。
    其一：盲目开垦。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曾是全世界都数得上的顶尖草原。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以粮为纲”、“粮食自给”的口号却越喊越热，政府号召草原人民“不吃亏心粮”，组织了一波又一波开垦草原行动。
    可悲的是，这种掠夺性的自杀行为仍在延续。据内蒙古统计：目前，全区超垦面积已近700万亩，超垦率突破10%。内蒙仅剩的一块绿色宝地、位于东部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目前却在一轮狂热的开荒种粮热中，渐渐演化成一个所谓的“大粮仓”。一些几年前还是森林茂盛的山头，如今已被全部剃成光头，种上了庄稼。据统计，呼伦贝尔盟近年增产的粮食超过8亿公斤，只有20%是提高单产所致，其余80%全部源自滥垦的土地。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西北地区先后3次大规模毁草毁林开荒，破坏草地667万公顷，毁掉森林18.7万公顷。一时间，这些地区的人均耕地数扶摇直上，粮食也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然而，这只是一种短命而虚假的繁荣，随之陷入的是痛苦的宿命：开垦一块，沙化一块，沙化一块，再开垦一块，农牧林三败俱伤。近年来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四省区开垦的2900多万亩土地，已有一半撂荒，当地农民甚至自嘲地流传开一首歌谣：“一年开草场，两年打点儿粮，三年五年变沙梁”。
    其二：超载滥牧。
    据统计，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牧区的牲畜由2900万头猛增至9000多万头，而草场面积却因开垦、退化、沙化等因素，骤减667万公顷。一增一减，进一步加大了现有草场的负担，目前，沙化地区的草场超载率普遍为50%至120%，有的地区甚至超过300%以上。曾经举世闻名的内蒙古大草原，牧草高度已由上世纪70年代的70厘米，萎缩至25厘米，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竟然演变成了“老鼠跑过见脊梁”。
    超载滥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还有一个不得不检讨的政策失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耕地承包制在全国农区迅速推开之时，牧区却错过了摆脱灾难的最好历史契机，仅仅谨慎地实行牲畜户有户养，以至出现了私有牲畜吃公有草原大锅饭的奇怪景象，既然草场是口大锅饭，哪里谈得上合理保护和持续利用？1996年，牧区终于开始推行草原承包责任制，但一步缓，步步缓，直到20世纪末，仍有48%的草原没有承包到户，即使是那些已经承包下去的草场，与往年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恢复起来十分困难。
    其三：滥砍滥伐。
    处于森林和草原过渡带的河北坝上地区，森林资源是保护草场的重要防线，然而多年以来，由于滥砍滥伐森林，再加上过度放牧，这一自然的造化正在发生大逆转。据相邻的河北省围场县和内蒙古多伦县统计，1987年至1996年9年间，森林面积减少了388%，由3635万公顷下降到2224万公顷，流沙面积却增加了899%，由68万公顷上升到1291万公顷。
    据统计，中国沙区居民为基本的生存所需，每年要消耗4189万吨薪柴，而现有薪炭林只有247万公顷，每年只能生产594万吨薪柴，仅能满足142%的需求量。为了生存下来，只能向原始沙生植被伸手，由于缺口巨大，砍伐时通常是掘地三尺，连树根也不放过，在风力的作用下，固定、半固定的沙地又很快变成流沙。
    其四：滥挖野生中药材等沙生植被。
    甘草是生长在草原上的名贵中药材，宁夏盐池县马儿庄乡是中国最好的甘草产地，自1992年起，成百上千的盗挖者年复一年地闯入马儿庄乡，将原本绿色如荫的草原挖得沙坑遍地。从1992年至1997年6年间，马儿庄乡78万亩草原，已有50万亩被破坏，其中，近20万亩正在半沙漠化，10万亩由于被反复蹂躏，已经完全沙化；原本生态相当稳定的盐池县，开始频频遭受黄沙乃至沙尘暴的袭击。更离奇的是，1995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居然袭击了向来缺水的盐池县，冲塌房屋，淹死生命，整个县城被泡在水里。
    不仅是甘草，生长在草原或沙地上的麻黄、防风、琐阳、肉苁蓉、发菜等沙生植物，凡是有药用或食用价值的，无一能幸免于铲刀的掠杀，固沙屏障被铲挖殆尽，随之而来的就是被唤醒的失去约束的流沙。
    最艰难的抗争
    在世界环境学家眼里，中国有两项冠军记录是不可思议的：治理沙漠世界第一，制造沙漠也是世界第一!
    这种难堪的双料冠军，反映的是“绿化赶不上沙化”、“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的现状。为此，《防沙治沙法》分别专设了“土地沙化的预防”和“土地沙化的治理”两章。在预防方面，针对土地沙化的主要成因，从土地沙化的监测和预警、植被的营造和管护、严格控制载畜量和耕地开垦、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必要的封禁保护以及要求开发建设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等角度，规定了预防土地沙化和沙漠扩张的主要措施。在治理方面，则针对已经沙化地的不同情况，分别确立了系统的治理措施，并对不同类型土地的治理活动规定了相应的管理措施。
    在《防沙治沙法》制订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是，如何规范营利性治沙活动？近年来，随着政府不断号召动员治沙，一些沙区逐渐兴起了营利性治沙活动，许多开发者为了尽快取得经济回报，往往任意开发利用，捞一点是一点，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治理效果，而且还导致了更加严重、无法挽回的破坏和沙化。为了遏制“边治理、边开发利用、边破坏”，“以治理为名、行开发利用之实”等怪现象，《防沙治沙法》在肯定营利性治沙活动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向开发治理者提出了制定治理方案、接受验收等一系列法律要求，并对违规行为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
    在中国的人沙之战中，最难解的一个死结是：资金饥渴症。
    防沙治沙是一项最能“吃钱”的事业，据测算，每治理1亩沙地平均需要投资300元，耗时4至6年。按这一标准，要将中国沙区可治理的529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基本治理好，需投资2340亿元之巨，这一数字，尚不包括具有明显沙化趋势土地的预防费用。但“八五”期间，国家每年预算内的基建投资，仅有3000万元用于全国防沙治沙工程。
    据甘肃省统计：1992年至2000年，国家投入的防沙治沙资金不足2000万元，年均200万元，而甘肃省每年规划投资是329亿元，国家投资仅占069%。由于资金缺口过大，甘肃每年应当完成的1678万亩治沙面积，仅能完成60万亩。
    另据统计：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投向草原的资金平均每亩还不到7分钱，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草原的保护力度大为削弱，并直接造成了沙化土地的扩张。最可怕的侵略
    据统计：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已有7722万公顷耕地因沙化而退化，其中667万公顷已经完全沦为颗粒不收的沙地，退化草地则多达105亿公顷。目前，中国沙区仍有1300多万公顷农田和1亿公顷草场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风沙危害，每年平均少养5000万头牲畜，减产30多亿公斤粮食。
    另据统计，在中国沙化地区，有3000多公里铁路、3万公里公路、5万多公里渠道常年受到风沙危害。中国每年因风沙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0亿元，相当于西北5省区1996年财政收入的3倍。
    沙漠在步步前进，人类在步步后退。据统计：目前中国有5万多村庄和上百座城市经常被风沙围追堵截，沙进人退，无数村舍被黄沙淹没，成千上万的农牧民逃离故土。
    甘肃石羊河下游的民勤绿洲，面对滚滚而来的黄沙，两万多公顷农田被迫弃耕，无数民勤人背井离乡。民勤县当地流传的一首最著名的歌谣苦涩地叹道：“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那意思是说，民勤人被黄沙逼得无法生存，只好浪迹天涯，全国所有省份乃至绝大多数县都有出外打工的民勤人的影子，但在民勤，却找不到一个前来谋生的外地人，因为这里让人看不到任何生活的希望。
    西部为什么穷？西部和东部的差距为何还在不断扩大？主要就是恶劣的生态环境尤其是风沙危害造成的。据调查，中国农村四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就生活在沙化地区。1995年，沙化严重的西部地区，农村人均产值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更残酷的是，由于风沙侵蚀的加剧，西部已经脱贫的农牧民，又有相当比例重新回到了贫困线之下。
    最可怕的是暴戾无比的沙尘暴!1993年5月5日至5月9日发生在西北的一场特大沙尘暴，祸及甘肃金昌、武威、古浪、民勤、景泰等地，以及内蒙阿拉善盟，还有新疆了墩、鄯善一带，共有72个旗县被袭击，12万头牲畜死亡，337万公顷农作物严重受灾，400多人伤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亿多元。最凄惨的是，被这场黑妖风夺走生命的，竟有不少是正在放学回家路上的小学生，他们有的在风沙中迷路失踪，有的被狂风吹落沟渠，因无力爬出，被活活淹死或窒息而死!
    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发生了5次特大沙尘暴，60年代，上升至8次，70年代，增加到13次，80年代，递增到14次，到了90年代，竟猛增到23次!沙尘暴的作孽轨迹，正呈现出频率加快、间隔变短、强度增大的趋势，而从时间上考察，与这一危险趋势并行重合的，恰恰是中国沙漠化不断加剧的势头。
    最愚蠢的自杀
    据统计：中国的土地沙漠化，仅有55%是风力吹动沙丘前移的自然因素造成的，其余945%全系人类作孽。
    其一：盲目开垦。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曾是全世界都数得上的顶尖草原。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以粮为纲”、“粮食自给”的口号却越喊越热，政府号召草原人民“不吃亏心粮”，组织了一波又一波开垦草原行动。
    可悲的是，这种掠夺性的自杀行为仍在延续。据内蒙古统计：目前，全区超垦面积已近700万亩，超垦率突破10%。内蒙仅剩的一块绿色宝地、位于东部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目前却在一轮狂热的开荒种粮热中，渐渐演化成一个所谓的“大粮仓”。一些几年前还是森林茂盛的山头，如今已被全部剃成光头，种上了庄稼。据统计，呼伦贝尔盟近年增产的粮食超过8亿公斤，只有20%是提高单产所致，其余80%全部源自滥垦的土地。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西北地区先后3次大规模毁草毁林开荒，破坏草地667万公顷，毁掉森林18.7万公顷。一时间，这些地区的人均耕地数扶摇直上，粮食也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然而，这只是一种短命而虚假的繁荣，随之陷入的是痛苦的宿命：开垦一块，沙化一块，沙化一块，再开垦一块，农牧林三败俱伤。近年来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四省区开垦的2900多万亩土地，已有一半撂荒，当地农民甚至自嘲地流传开一首歌谣：“一年开草场，两年打点儿粮，三年五年变沙梁”。
    其二：超载滥牧。
    据统计，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牧区的牲畜由2900万头猛增至9000多万头，而草场面积却因开垦、退化、沙化等因素，骤减667万公顷。一增一减，进一步加大了现有草场的负担，目前，沙化地区的草场超载率普遍为50%至120%，有的地区甚至超过300%以上。曾经举世闻名的内蒙古大草原，牧草高度已由上世纪70年代的70厘米，萎缩至25厘米，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竟然演变成了“老鼠跑过见脊梁”。
    超载滥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还有一个不得不检讨的政策失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耕地承包制在全国农区迅速推开之时，牧区却错过了摆脱灾难的最好历史契机，仅仅谨慎地实行牲畜户有户养，以至出现了私有牲畜吃公有草原大锅饭的奇怪景象，既然草场是口大锅饭，哪里谈得上合理保护和持续利用？1996年，牧区终于开始推行草原承包责任制，但一步缓，步步缓，直到20世纪末，仍有48%的草原没有承包到户，即使是那些已经承包下去的草场，与往年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恢复起来十分困难。
    其三：滥砍滥伐。
    处于森林和草原过渡带的河北坝上地区，森林资源是保护草场的重要防线，然而多年以来，由于滥砍滥伐森林，再加上过度放牧，这一自然的造化正在发生大逆转。据相邻的河北省围场县和内蒙古多伦县统计，1987年至1996年9年间，森林面积减少了388%，由3635万公顷下降到2224万公顷，流沙面积却增加了899%，由68万公顷上升到1291万公顷。
    据统计，中国沙区居民为基本的生存所需，每年要消耗4189万吨薪柴，而现有薪炭林只有247万公顷，每年只能生产594万吨薪柴，仅能满足142%的需求量。为了生存下来，只能向原始沙生植被伸手，由于缺口巨大，砍伐时通常是掘地三尺，连树根也不放过，在风力的作用下，固定、半固定的沙地又很快变成流沙。
    其四：滥挖野生中药材等沙生植被。
    甘草是生长在草原上的名贵中药材，宁夏盐池县马儿庄乡是中国最好的甘草产地，自1992年起，成百上千的盗挖者年复一年地闯入马儿庄乡，将原本绿色如荫的草原挖得沙坑遍地。从1992年至1997年6年间，马儿庄乡78万亩草原，已有50万亩被破坏，其中，近20万亩正在半沙漠化，10万亩由于被反复蹂躏，已经完全沙化；原本生态相当稳定的盐池县，开始频频遭受黄沙乃至沙尘暴的袭击。更离奇的是，1995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居然袭击了向来缺水的盐池县，冲塌房屋，淹死生命，整个县城被泡在水里。
    不仅是甘草，生长在草原或沙地上的麻黄、防风、琐阳、肉苁蓉、发菜等沙生植物，凡是有药用或食用价值的，无一能幸免于铲刀的掠杀，固沙屏障被铲挖殆尽，随之而来的就是被唤醒的失去约束的流沙。
    最艰难的抗争
    在世界环境学家眼里，中国有两项冠军记录是不可思议的：治理沙漠世界第一，制造沙漠也是世界第一!
    这种难堪的双料冠军，反映的是“绿化赶不上沙化”、“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的现状。为此，《防沙治沙法》分别专设了“土地沙化的预防”和“土地沙化的治理”两章。在预防方面，针对土地沙化的主要成因，从土地沙化的监测和预警、植被的营造和管护、严格控制载畜量和耕地开垦、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必要的封禁保护以及要求开发建设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等角度，规定了预防土地沙化和沙漠扩张的主要措施。在治理方面，则针对已经沙化地的不同情况，分别确立了系统的治理措施，并对不同类型土地的治理活动规定了相应的管理措施。
    在《防沙治沙法》制订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是，如何规范营利性治沙活动？近年来，随着政府不断号召动员治沙，一些沙区逐渐兴起了营利性治沙活动，许多开发者为了尽快取得经济回报，往往任意开发利用，捞一点是一点，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治理效果，而且还导致了更加严重、无法挽回的破坏和沙化。为了遏制“边治理、边开发利用、边破坏”，“以治理为名、行开发利用之实”等怪现象，《防沙治沙法》在肯定营利性治沙活动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向开发治理者提出了制定治理方案、接受验收等一系列法律要求，并对违规行为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
    在中国的人沙之战中，最难解的一个死结是：资金饥渴症。
    防沙治沙是一项最能“吃钱”的事业，据测算，每治理1亩沙地平均需要投资300元，耗时4至6年。按这一标准，要将中国沙区可治理的529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基本治理好，需投资2340亿元之巨，这一数字，尚不包括具有明显沙化趋势土地的预防费用。但“八五”期间，国家每年预算内的基建投资，仅有3000万元用于全国防沙治沙工程。
    据甘肃省统计：1992年至2000年，国家投入的防沙治沙资金不足2000万元，年均200万元，而甘肃省每年规划投资是329亿元，国家投资仅占069%。由于资金缺口过大，甘肃每年应当完成的1678万亩治沙面积，仅能完成60万亩。
    另据统计：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投向草原的资金平均每亩还不到7分钱，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草原的保护力度大为削弱，并直接造成了沙化土地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