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 日本文化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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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節日：民族文化的縮影
作為一個民族，日本人可說具有節日癖，在日本，每年的節日多達幾十個，從建國紀念日、憲法紀念日到各種各樣的祭，十分多采多姿，甚至所謂的現代派青年，也都在傳統節日中欣喜若狂的投入各種活動，在這些節日中，宗教差別似乎無足輕重，神道節日也好，基督教節日也罷，慶祝這些節日並不證明人們的宗教信仰，它們只不過是大眾習俗，幾乎所有日本人都共同擁有這種習俗，慶祝節日的人們身穿傳統民族服裝，簇擁著彩車和神輿遊行的情況還經常可見，說明傳統節日的影響仍根深蒂固。
現代日本早已是發達的工業國家，然而在心底卻仍留著作為農民的生活週期，日本最主要的節日仍是正月新年。夏天的盂蘭盆節是一年中最隆重的節日，在日本，它變成了祭祀組靈的盛大儀式，表達與反映了日本人崇拜祖先的觀念。在年終和歲末還有中元節和歲暮節，源於宗教傳統。特別有趣的是，日本還有所謂的五節句（意為五個節日，分別是一月一日的人日、三月三日的上已、五月五日的端午、七月七日的七夕，久月九日的重陽。）表現了日本人的信仰，也表現了日本人觀察事物的細緻入微，五節句的設定，也是日本人試圖合理調劑作息時間的一種智慧反映。五節句中另外四個節句的目的，基本上是為了尊重婦女，可以將它們視為婦女節。事實上三月三日的上已至今仍被稱為女兒節，五月五日的端午節以前叫姑娘節，後來才變成男孩的節日。
日本人的節日癖是一種值得尊重的癖好，在他們的節日中蘊含著內容極為豐富的傳統文化和民族智慧。
花道：三位一體的智慧
「花道」又稱「華道」，「華」乃「蓮華」之簡稱。古人在佛前供奉人工製「蓮華」，稱「供華」，「花道」就是從「供華」演變而成。最初的插花只是將花隨意的插入花瓶，它真正作為一門藝術，是從佛教傳入日本以後開始的，由於佛教的故鄉印度有著供花的習俗，因此隨著佛教的廣泛流傳，供花一事也在日本普及，從純宗教儀式擴展到給死者的遺像供花，並將能同時體現過去（結果實）、現在（開花）、未來（蓓蕾）的蓮花作為供花的首選材料，面對花草生命力不可思議之活動的敬畏和恐懼，以及試圖仿效那種力量的日本人的傳統心理，則為這種插花儀式提供了內在的基礎。
隨著佛教從中國傳入日本，與佛教相關的儀式及裝飾美術，也同時傳入日本。將天然花草放在器皿中做裝飾，是日本人與生俱來的愛好。人工製「供華」缺乏生氣，日本人很自然地想到用天然花草做替代。插花技術大約始於奈良時代（公元八世紀）。但真正發展，應該是在平安時代（公元十二世紀）。
平安貴族將唐朝流行的「斗草」技藝和式化，改成「花合」和「草合」以插花技藝的高低，睹輸贏。並將宋代的「斗茶」技藝也改成日式「茶合」。
「插花」剛開始時並無章法，只是將花草放入瓶中，叫「投入花」。隨著人們不斷研究，在南北朝時代（十四世紀），出現了「立花」，就是把開著花的枝條垂直插入花瓶內。
在室町時代，「立花」技藝在貴族的推崇下，向「花道」方向邁進了一大步。室町中期（一四四五年），富阿彌氏編出了第一部「立花」法式書「仙傳抄」。「立花」己不再是「供華」，而成了貴族前客廳里的一種擺飾。
室町中期出現了一名花道大國手－專慶，他在頂法寺六角堂的池坊創立了「池坊流」立花流派。「池坊流」一直延續至今。
到了江戶時代，天皇更讓插花高手出席「大立花御會」。在僧侶和町人中的插花高手，視出席該御會為無上的榮譽。
室町中期，大德寺一休和尚的弟子珠光，在草庵的小屋內設置茶室，並用「投入花」裝設茶室。珠光編寫了第一部「茶事法式」，而茶室內的插花便稱作「茶花」。桃山時代（十六世紀中葉），日本茶道始祖千利休使「茶花」得到普及。
「立花」過於豪華，屬貴族的玩物，而「茶花」則較平民化 。至於現在最為人道的「生花」，卻是在江戶時代（十七世紀），受儒家思想影響才產生的。「生花」講究「三才五行」，即以天、地、人，金、木、水、火、土來命名花形。「生花」還採用了矯枝技術，使花草樹枝更增添了曲線美。
「生花」廣受歡迎，連「立花」始祖的池坊流後人也不得不在生花上下功夫。明治末葉到大正時代，出現了「盛花」。「盛花」是在「生花」的基礎上，加進西洋多彩鮮艷的花草。「小原流」、「安達式」就是「盛花」的主要流派。
「生花」流派眾多，有「遠州流」、「古流」、「未生流」、「草月流」等上千流派。
歷經數百年，普通的插花行為形成了一種「道」，「花道」象「劍道」「空手道」、「茶道」、「書道」、「香道」、「陶藝道」……一樣，學習技藝的同時，更注重品行人格的修養。
日本的插花藝術有許多流派，其中最著名的有池坊流、未生流、小源流、草月流等，儘管擁有不同的插花流派，但是主要的藝術準則，以及這些藝術準則所蘊含的人生觀、自然關和宇宙觀，卻基本上得到較一致的遵守。作為一門藝術，插花的魅力不僅在於它所具有的美學觀賞價值，而且還在於它所具有的豐富寓意和深刻哲理，這種寓意和哲理更顯示出日本民族的智慧。
日本的插花藝術雖然千姿百態，但象徵天、地、人的三條線則是它最基本的格局，插花的造型中，天線是主線，通常被稱為基線，是整組花束的基礎，必須相當牢固。人線是象徵人的枝幹，高度大約為主線的三分之二，並和主線向同一方向傾斜。地線象徵土地，是最短的一條線，長度約為人線的三分之二，在造型上，人們可根據自己的喜愛和需要增添各種綠葉草莖，但是天地人三才一致的原則不容變更，因為它是插花藝術的靈魂。插花，飄逸、凝重、自然、灑脫，是它美的象徵，也是美的哲學和人生的哲學，它所蘊含的內容尤其值得人們認真品味。
茶道：獨步於世的藝術哲學
大約在七世紀末或八世紀初，日本派往唐朝的遣唐僧將茶種帶回日本種植，同時把唐代寺院盛行的「供茶」和「施茶」方法也帶回日本。不過，品茶只限於寺院內，並未推廣到民間。茶由中國傳入日本，作為日本民族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茶道，就是從中國的飲茶習俗演化而成的，根據大量文獻記載，早在公元前五世紀，中國的老子就已提倡金液之禮，這種金液之禮就是一種飲茶儀式，後來中國將其簡化為沏茶，並將這種習俗保存至今，然而，飲茶在日本卻不斷得到深究，並成為一種道。
唐代陸羽著「茶經」之後，品茶就由寺院走向民間，出現了文人茶。奈良時代與平安時代，日本流行的「團茶」就是唐代文人茶所用的一種茶。製作「團茶」的方法並不難，只要把茶葉搞乾，用茶臼搗成粉末，放一點水揉成球狀，乾噪後儲存備用。
平安中期(九世紀未)，日本廢除了遣唐使，「團茶」也因之而漸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宋代盛行的「抹茶」。「抹茶」的製作方法是把精製的茶葉用茶臼把搗成粉末狀，喝的時候往茶粉內住入水，用茶筅(竹刷)攪均後飲用，既有營養，也具品味。鐮倉初期(十三世紀)，名僧榮西大師二次往中國，回日本後就開辟了茶園，並著作了「飲茶養生記」，極力宣揚飲茶益壽延年，推動了「抹茶」的普及。
宋代開創了「鬥茶」，「鬥茶」最早是以遊藝的形式出現在文人雅士之間。「鬥茶」會的茶室一般為二層建筑，當時稱作「茶亭」。客人先在樓下「客殿」等候，待到茶亭主人邀請，再到二樓「台閣」鬥茶。「台閣」四面有窗，可眺望戶外景色。室內的屏風上掛著名家的畫，屏風前的桌上鋪著識錦，上面放著香爐、花瓶和燭台。西廂房內放置一對飾櫃，里面堆滿奢華的獎品，勝者即可成為獎品的主人。「鬥茶」採用「四種十服」方法，參賽者每人飲十服四種抹茶，然後說出茶的「本非」和「水品」，按得分多少決定勝負。茶的「本非」意即本地茶葉和非本地茶葉，「水品」是指沖茶所用水的水質，亦即水的出處。
從南北朝(1336年)到室町中期(十五世記中葉)，「鬥茶」的方法及茶亭幾乎完全模倣中國。可是，室町中期以後，中式茶亭遭廢除，改用舉行歌道和連歌道的會所。「鬥茶」的趣味也逐漸日本化，人們不再注重豪華，而更講究風雅品味。於是出現了貴族趣味的茶儀和大眾化的品茶方法。珠光製定了第一部品茶法，因此被後世稱為「品茶的開山祖」，珠光使品茶從遊藝變成了茶道。
珠光流茶道歷經幾代人，到了室町末期，出現了一位茶道大師千利休，千利休創立了利休流草庵風茶法，一時風靡天下，將茶道發展推上頂峰，千利休被譽為「茶道天下第一人」，成了茶道界的絕對權威。千利休在民間的人望威脅到了當政者的權威，將軍豐臣秀吉籍口平亂，頒布了士農工商身分法令，以莫須有的罪名勒令千利休切腹自殺。千利休死後，其後人承其衣缽，出現了以「表千家」、「裏千家」、「武者小路千家」為代表的數以千計的流派。
茶道各流派基本上都採用抹茶法，但是到了江戶初期(十六世紀末葉)，在文人學士中掀起了中國明代開創的煎茶法熱潮。煎茶法對茶葉要求不高，只要將普通茶葉乾後再蒸，然後用手搓開，放入茶壺用滾水沖泡，將茶倒入茶碗飲用。其實當時人稱這種方式叫「淹茶法」，真正的「煎茶法」則不同，是先將滾水注入茶碗內，然後把茶葉放進去飲用，現代人統稱為煎茶。由於煎茶方便，又不受場地限制，所以現代家庭普遍使用煎茶方式。當然，在正式茶會或接待重要人物時，仍以傳統抹茶法為主。
茶道作為一種藝術與技巧相結合的禮儀，具有嚴格的規範，與日常生活中的飲茶有著極大的差別。它需要特定的場所，需要安排在特定的時間，需要遵循一整套複雜的程序。日本的傳統藝術均有較強烈的季節感，茶道自然也不例外，茶道根據不同的季節，結合時令，舉辦應時的茶會、茶事，如新茶品茗會、惜別等等，另外，還根據舉行茶會的時間，分為朝茶、正午茶、夜茶等等
茶道以和、敬、清、寂為宗旨，茶道能陶冶情操，培養樸實無華、自然大方、潔身自好的審美意識和品格，同時，它也使人們在審慎的禮法中養成循規蹈矩和認真無條件的執行社會規章，服從社會公德的習慣，因此，迄今為止，茶道仍被許多人視為特殊的修身養性的方法，並擁有許多流派。
茶道反映了和順應了日本美的意識、處事的態度和哲理，是培養日本民族感情的基礎之一，是一種智慧的傑作，是日本獨步於世的藝術哲學。日本茶道講究典雅、禮儀，使用之工具也是精挑細選，品茶時更配以甜品。茶道己超脫了品茶的範圍，日本人視之為一種培養情操的方式。日本茶道源之於中國，可是如今要想一睹中國茶道之風彩，恐怕還非去日本不可。
溫泉和沐浴文化
日本是一個火山頗多的國家，因此火山的產物──溫泉隨處可見，日本人很早就懂得了溫泉能夠治病的道理，因此，溫泉的醫療價值很早就獲得重視和研究。據說在江戶時代初期，日本科學家後藤良山和他的弟子香川修庵能夠根據溫泉的熱度、色味以及入浴後是否會生瘡，判斷溫泉的效用，溫泉是日本沐浴文化的支點和出發點，是日本文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對日本人來說，溫泉不僅能治療生理上的疾病，而且能治療心理上的疾病，不僅能洗去身上的污垢，而且能洗去精神上的苦悶，使人反璞歸真，還能交流各種信息，使沐浴成為一種文化，無疑是日本民族智慧的表現。
進入現代社會後，日本的家庭衛生設備雖然不斷普及，但是公共浴池：錢湯依然歷久不衰，在日本，很難想像一座城市理會沒有公共浴池，因為它是一種使身體、頭腦、精神得以鬆弛乃致淨化的場所，如同中國茶館一樣，日本的公共浴池還是一個信息交流場所，人們在那裡交流著各種訊息，從像撲比賽到新產品廣告，從議員競選到國際情勢，在日本，人們時而可以聽到一些關於沐浴新聞的議論。浴池的這種社會功能，是日本沐浴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同茶館在中國茶文化中所佔的地位一樣。
認識到洗溫泉能治療生理疾病是一種智慧，使溫泉成為沐浴文化的支點和出發點，並在其中蘊含豐富的社會內容更是一種智慧，並且唯有後一種智慧，才使沐浴從一種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變成一種文化。
天皇制：民族認同的傑作
天皇制是日本所特有的制度，這種獨特的萬世一系的天皇制，既是日本尊重社會地位的等級差別，趨向對於某個特定活動給予最高敬意的思想傾向，也是一種智慧的表現。在１９４５年日本戰敗以前，天皇崇拜一直是日本最強有力的信仰形式，甚至在這以後，天皇作為日本國民統一的象徵，仍然有其特殊地位。
日本人不僅在著力維護萬世一系的天皇制這一政治傳統方面表現出一種獨特的思路，而且在天皇崇拜與神國觀念或國家主義的結合方面，也表現出一種不凡的智慧，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日本國歌，國歌是喚起民族精神，激發民族認同感的重要手段，日本國歌「君之代」，一開始就已吾皇聖明，澤被萬載的歌詞和莊嚴肅穆的旋律，使日本國民在天皇崇拜觀指導下，自然而然產生一種民族認同感。
天皇崇拜和國家主義的結合，在日本歷史上曾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十九世紀日本邁向近代化的弟一個步驟就是「尊王攘夷」，日本人正是從這一口號中，找到一種精神的統一，在使天皇制成為民族認同的有效象徵這一點上，明治體制的創造者們完全成功，二次大戰後，美國佔領當局幾乎對日本政治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但是並未罷黜天皇，因為美國人十分清楚，天皇對日本國民意味著什麼，今天日本已基本建成了民主政治，但是作為一種民族認同的象徵，政治穩定的標誌，及連接歷史、安慰人心的感情鈕帶，天皇制依然存在。
歌舞伎
歌舞伎是日本傳統戲劇的一種，從民間藝能「風流」演變而成，由出雲地方出身的阿國，於一六零三年在京都創立。由於將過去非公認的女性歌舞加進了天主教徒風俗，時人覺得新奇，故稱之謂「傾奇踊」，因「傾奇」發音為「KABUKI」，後人便音譯成「歌舞伎」，所以有人把歌舞伎介釋為茶館裏的舞妓，只是從文字上的推測而已。
一六二九年，當時政府曾以風化罪名禁演歌舞伎，其後政府規定歌舞伎可以復活，但只能演「物真似狂言」(模仿狂言)，從過去以出賣色相為主變成以劇情為主。以往一場到底的形式，也改成拉幕式的多幕劇，劇情更向現實主義方向發展。不久又將日本民俗花道搬上舞台，同時引進西洋演劇的旋轉舞台，歌舞伎得到公認，正式成了日本傳統戲劇。
元祿時代(1688—1704)，上方(關西)採用「和事」(劇情以戀愛為主)為基本藝態，江戶(關東)則採用「荒事」(以武士、超人、鬼怪為主)為基本藝態，並將「人形淨溜璃」(木偶曲藝)的故事和以三弦琴配樂的方式引進劇中，產生了義太夫狂言流派。
歌舞伎原以關西為發源地，江戶後期逐漸向關東轉移，劇情也發生變化，出現了不少以江戶(現東京)生活為體材的生活劇和以幕末盜賊為體材的社會劇。明治政府熱心於將戲院文明化，使之成為上流社會的社交場所，在這風潮之下，「活歷劇」(歷史劇)和「散切狂言」(新潮劇)等作品不斷出現。可是不久隨著歐化主義傾向的衰退，歌舞伎又恢復了其保守、古典的原來面貌，並且沿續至今。
為了便歌舞伎等傳統得以沿續，政府於一九六六年設立了國立劇場，襲名的舊習得到恢復，如著名的關西的仁左衛門家族、關東最出名的市川家族歌舞伎十八番、尾上菊五郎家族、中村鴈治郎等，日本稱之謂「家藝」。
歌舞伎還分古典歌舞伎和新歌舞伎，前者從江戶時代到明治二十年，河竹默阿彌為最後一位古典歌舞伎名家。其後，著名作家坪內逍遙、森鷗外為歌舞伎寫劇本，開創了新歌舞伎篇章，以後作家菊池寬、谷崎潤一郎、山本有三等紛紛為歌舞伎寫劇本，又出現了許多有才華的演員，如五世歌右衛門、六世菊五郎、初世吉右衛門等等，大正時期是新歌舞伎的黃金時期。
戰後的新歌舞伎作品又稱新作歌舞伎，這一時期又以大佛次郎的「年輕的信長(織田信長)」、舟橋聖一腳色的「源氏物語」和三島由紀夫的「椿說弓張月」等為代表。傳統節日：民族文化的縮影
作為一個民族，日本人可說具有節日癖，在日本，每年的節日多達幾十個，從建國紀念日、憲法紀念日到各種各樣的祭，十分多采多姿，甚至所謂的現代派青年，也都在傳統節日中欣喜若狂的投入各種活動，在這些節日中，宗教差別似乎無足輕重，神道節日也好，基督教節日也罷，慶祝這些節日並不證明人們的宗教信仰，它們只不過是大眾習俗，幾乎所有日本人都共同擁有這種習俗，慶祝節日的人們身穿傳統民族服裝，簇擁著彩車和神輿遊行的情況還經常可見，說明傳統節日的影響仍根深蒂固。
現代日本早已是發達的工業國家，然而在心底卻仍留著作為農民的生活週期，日本最主要的節日仍是正月新年。夏天的盂蘭盆節是一年中最隆重的節日，在日本，它變成了祭祀組靈的盛大儀式，表達與反映了日本人崇拜祖先的觀念。在年終和歲末還有中元節和歲暮節，源於宗教傳統。特別有趣的是，日本還有所謂的五節句（意為五個節日，分別是一月一日的人日、三月三日的上已、五月五日的端午、七月七日的七夕，久月九日的重陽。）表現了日本人的信仰，也表現了日本人觀察事物的細緻入微，五節句的設定，也是日本人試圖合理調劑作息時間的一種智慧反映。五節句中另外四個節句的目的，基本上是為了尊重婦女，可以將它們視為婦女節。事實上三月三日的上已至今仍被稱為女兒節，五月五日的端午節以前叫姑娘節，後來才變成男孩的節日。
日本人的節日癖是一種值得尊重的癖好，在他們的節日中蘊含著內容極為豐富的傳統文化和民族智慧。
花道：三位一體的智慧
「花道」又稱「華道」，「華」乃「蓮華」之簡稱。古人在佛前供奉人工製「蓮華」，稱「供華」，「花道」就是從「供華」演變而成。最初的插花只是將花隨意的插入花瓶，它真正作為一門藝術，是從佛教傳入日本以後開始的，由於佛教的故鄉印度有著供花的習俗，因此隨著佛教的廣泛流傳，供花一事也在日本普及，從純宗教儀式擴展到給死者的遺像供花，並將能同時體現過去（結果實）、現在（開花）、未來（蓓蕾）的蓮花作為供花的首選材料，面對花草生命力不可思議之活動的敬畏和恐懼，以及試圖仿效那種力量的日本人的傳統心理，則為這種插花儀式提供了內在的基礎。
隨著佛教從中國傳入日本，與佛教相關的儀式及裝飾美術，也同時傳入日本。將天然花草放在器皿中做裝飾，是日本人與生俱來的愛好。人工製「供華」缺乏生氣，日本人很自然地想到用天然花草做替代。插花技術大約始於奈良時代（公元八世紀）。但真正發展，應該是在平安時代（公元十二世紀）。
平安貴族將唐朝流行的「斗草」技藝和式化，改成「花合」和「草合」以插花技藝的高低，睹輸贏。並將宋代的「斗茶」技藝也改成日式「茶合」。
「插花」剛開始時並無章法，只是將花草放入瓶中，叫「投入花」。隨著人們不斷研究，在南北朝時代（十四世紀），出現了「立花」，就是把開著花的枝條垂直插入花瓶內。
在室町時代，「立花」技藝在貴族的推崇下，向「花道」方向邁進了一大步。室町中期（一四四五年），富阿彌氏編出了第一部「立花」法式書「仙傳抄」。「立花」己不再是「供華」，而成了貴族前客廳里的一種擺飾。
室町中期出現了一名花道大國手－專慶，他在頂法寺六角堂的池坊創立了「池坊流」立花流派。「池坊流」一直延續至今。
到了江戶時代，天皇更讓插花高手出席「大立花御會」。在僧侶和町人中的插花高手，視出席該御會為無上的榮譽。
室町中期，大德寺一休和尚的弟子珠光，在草庵的小屋內設置茶室，並用「投入花」裝設茶室。珠光編寫了第一部「茶事法式」，而茶室內的插花便稱作「茶花」。桃山時代（十六世紀中葉），日本茶道始祖千利休使「茶花」得到普及。
「立花」過於豪華，屬貴族的玩物，而「茶花」則較平民化 。至於現在最為人道的「生花」，卻是在江戶時代（十七世紀），受儒家思想影響才產生的。「生花」講究「三才五行」，即以天、地、人，金、木、水、火、土來命名花形。「生花」還採用了矯枝技術，使花草樹枝更增添了曲線美。
「生花」廣受歡迎，連「立花」始祖的池坊流後人也不得不在生花上下功夫。明治末葉到大正時代，出現了「盛花」。「盛花」是在「生花」的基礎上，加進西洋多彩鮮艷的花草。「小原流」、「安達式」就是「盛花」的主要流派。
「生花」流派眾多，有「遠州流」、「古流」、「未生流」、「草月流」等上千流派。
歷經數百年，普通的插花行為形成了一種「道」，「花道」象「劍道」「空手道」、「茶道」、「書道」、「香道」、「陶藝道」……一樣，學習技藝的同時，更注重品行人格的修養。
日本的插花藝術有許多流派，其中最著名的有池坊流、未生流、小源流、草月流等，儘管擁有不同的插花流派，但是主要的藝術準則，以及這些藝術準則所蘊含的人生觀、自然關和宇宙觀，卻基本上得到較一致的遵守。作為一門藝術，插花的魅力不僅在於它所具有的美學觀賞價值，而且還在於它所具有的豐富寓意和深刻哲理，這種寓意和哲理更顯示出日本民族的智慧。
日本的插花藝術雖然千姿百態，但象徵天、地、人的三條線則是它最基本的格局，插花的造型中，天線是主線，通常被稱為基線，是整組花束的基礎，必須相當牢固。人線是象徵人的枝幹，高度大約為主線的三分之二，並和主線向同一方向傾斜。地線象徵土地，是最短的一條線，長度約為人線的三分之二，在造型上，人們可根據自己的喜愛和需要增添各種綠葉草莖，但是天地人三才一致的原則不容變更，因為它是插花藝術的靈魂。插花，飄逸、凝重、自然、灑脫，是它美的象徵，也是美的哲學和人生的哲學，它所蘊含的內容尤其值得人們認真品味。
茶道：獨步於世的藝術哲學
大約在七世紀末或八世紀初，日本派往唐朝的遣唐僧將茶種帶回日本種植，同時把唐代寺院盛行的「供茶」和「施茶」方法也帶回日本。不過，品茶只限於寺院內，並未推廣到民間。茶由中國傳入日本，作為日本民族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茶道，就是從中國的飲茶習俗演化而成的，根據大量文獻記載，早在公元前五世紀，中國的老子就已提倡金液之禮，這種金液之禮就是一種飲茶儀式，後來中國將其簡化為沏茶，並將這種習俗保存至今，然而，飲茶在日本卻不斷得到深究，並成為一種道。
唐代陸羽著「茶經」之後，品茶就由寺院走向民間，出現了文人茶。奈良時代與平安時代，日本流行的「團茶」就是唐代文人茶所用的一種茶。製作「團茶」的方法並不難，只要把茶葉搞乾，用茶臼搗成粉末，放一點水揉成球狀，乾噪後儲存備用。
平安中期(九世紀未)，日本廢除了遣唐使，「團茶」也因之而漸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宋代盛行的「抹茶」。「抹茶」的製作方法是把精製的茶葉用茶臼把搗成粉末狀，喝的時候往茶粉內住入水，用茶筅(竹刷)攪均後飲用，既有營養，也具品味。鐮倉初期(十三世紀)，名僧榮西大師二次往中國，回日本後就開辟了茶園，並著作了「飲茶養生記」，極力宣揚飲茶益壽延年，推動了「抹茶」的普及。
宋代開創了「鬥茶」，「鬥茶」最早是以遊藝的形式出現在文人雅士之間。「鬥茶」會的茶室一般為二層建筑，當時稱作「茶亭」。客人先在樓下「客殿」等候，待到茶亭主人邀請，再到二樓「台閣」鬥茶。「台閣」四面有窗，可眺望戶外景色。室內的屏風上掛著名家的畫，屏風前的桌上鋪著識錦，上面放著香爐、花瓶和燭台。西廂房內放置一對飾櫃，里面堆滿奢華的獎品，勝者即可成為獎品的主人。「鬥茶」採用「四種十服」方法，參賽者每人飲十服四種抹茶，然後說出茶的「本非」和「水品」，按得分多少決定勝負。茶的「本非」意即本地茶葉和非本地茶葉，「水品」是指沖茶所用水的水質，亦即水的出處。
從南北朝(1336年)到室町中期(十五世記中葉)，「鬥茶」的方法及茶亭幾乎完全模倣中國。可是，室町中期以後，中式茶亭遭廢除，改用舉行歌道和連歌道的會所。「鬥茶」的趣味也逐漸日本化，人們不再注重豪華，而更講究風雅品味。於是出現了貴族趣味的茶儀和大眾化的品茶方法。珠光製定了第一部品茶法，因此被後世稱為「品茶的開山祖」，珠光使品茶從遊藝變成了茶道。
珠光流茶道歷經幾代人，到了室町末期，出現了一位茶道大師千利休，千利休創立了利休流草庵風茶法，一時風靡天下，將茶道發展推上頂峰，千利休被譽為「茶道天下第一人」，成了茶道界的絕對權威。千利休在民間的人望威脅到了當政者的權威，將軍豐臣秀吉籍口平亂，頒布了士農工商身分法令，以莫須有的罪名勒令千利休切腹自殺。千利休死後，其後人承其衣缽，出現了以「表千家」、「裏千家」、「武者小路千家」為代表的數以千計的流派。
茶道各流派基本上都採用抹茶法，但是到了江戶初期(十六世紀末葉)，在文人學士中掀起了中國明代開創的煎茶法熱潮。煎茶法對茶葉要求不高，只要將普通茶葉乾後再蒸，然後用手搓開，放入茶壺用滾水沖泡，將茶倒入茶碗飲用。其實當時人稱這種方式叫「淹茶法」，真正的「煎茶法」則不同，是先將滾水注入茶碗內，然後把茶葉放進去飲用，現代人統稱為煎茶。由於煎茶方便，又不受場地限制，所以現代家庭普遍使用煎茶方式。當然，在正式茶會或接待重要人物時，仍以傳統抹茶法為主。
茶道作為一種藝術與技巧相結合的禮儀，具有嚴格的規範，與日常生活中的飲茶有著極大的差別。它需要特定的場所，需要安排在特定的時間，需要遵循一整套複雜的程序。日本的傳統藝術均有較強烈的季節感，茶道自然也不例外，茶道根據不同的季節，結合時令，舉辦應時的茶會、茶事，如新茶品茗會、惜別等等，另外，還根據舉行茶會的時間，分為朝茶、正午茶、夜茶等等
茶道以和、敬、清、寂為宗旨，茶道能陶冶情操，培養樸實無華、自然大方、潔身自好的審美意識和品格，同時，它也使人們在審慎的禮法中養成循規蹈矩和認真無條件的執行社會規章，服從社會公德的習慣，因此，迄今為止，茶道仍被許多人視為特殊的修身養性的方法，並擁有許多流派。
茶道反映了和順應了日本美的意識、處事的態度和哲理，是培養日本民族感情的基礎之一，是一種智慧的傑作，是日本獨步於世的藝術哲學。日本茶道講究典雅、禮儀，使用之工具也是精挑細選，品茶時更配以甜品。茶道己超脫了品茶的範圍，日本人視之為一種培養情操的方式。日本茶道源之於中國，可是如今要想一睹中國茶道之風彩，恐怕還非去日本不可。
溫泉和沐浴文化
日本是一個火山頗多的國家，因此火山的產物──溫泉隨處可見，日本人很早就懂得了溫泉能夠治病的道理，因此，溫泉的醫療價值很早就獲得重視和研究。據說在江戶時代初期，日本科學家後藤良山和他的弟子香川修庵能夠根據溫泉的熱度、色味以及入浴後是否會生瘡，判斷溫泉的效用，溫泉是日本沐浴文化的支點和出發點，是日本文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對日本人來說，溫泉不僅能治療生理上的疾病，而且能治療心理上的疾病，不僅能洗去身上的污垢，而且能洗去精神上的苦悶，使人反璞歸真，還能交流各種信息，使沐浴成為一種文化，無疑是日本民族智慧的表現。
進入現代社會後，日本的家庭衛生設備雖然不斷普及，但是公共浴池：錢湯依然歷久不衰，在日本，很難想像一座城市理會沒有公共浴池，因為它是一種使身體、頭腦、精神得以鬆弛乃致淨化的場所，如同中國茶館一樣，日本的公共浴池還是一個信息交流場所，人們在那裡交流著各種訊息，從像撲比賽到新產品廣告，從議員競選到國際情勢，在日本，人們時而可以聽到一些關於沐浴新聞的議論。浴池的這種社會功能，是日本沐浴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同茶館在中國茶文化中所佔的地位一樣。
認識到洗溫泉能治療生理疾病是一種智慧，使溫泉成為沐浴文化的支點和出發點，並在其中蘊含豐富的社會內容更是一種智慧，並且唯有後一種智慧，才使沐浴從一種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變成一種文化。
天皇制：民族認同的傑作
天皇制是日本所特有的制度，這種獨特的萬世一系的天皇制，既是日本尊重社會地位的等級差別，趨向對於某個特定活動給予最高敬意的思想傾向，也是一種智慧的表現。在１９４５年日本戰敗以前，天皇崇拜一直是日本最強有力的信仰形式，甚至在這以後，天皇作為日本國民統一的象徵，仍然有其特殊地位。
日本人不僅在著力維護萬世一系的天皇制這一政治傳統方面表現出一種獨特的思路，而且在天皇崇拜與神國觀念或國家主義的結合方面，也表現出一種不凡的智慧，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日本國歌，國歌是喚起民族精神，激發民族認同感的重要手段，日本國歌「君之代」，一開始就已吾皇聖明，澤被萬載的歌詞和莊嚴肅穆的旋律，使日本國民在天皇崇拜觀指導下，自然而然產生一種民族認同感。
天皇崇拜和國家主義的結合，在日本歷史上曾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十九世紀日本邁向近代化的弟一個步驟就是「尊王攘夷」，日本人正是從這一口號中，找到一種精神的統一，在使天皇制成為民族認同的有效象徵這一點上，明治體制的創造者們完全成功，二次大戰後，美國佔領當局幾乎對日本政治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但是並未罷黜天皇，因為美國人十分清楚，天皇對日本國民意味著什麼，今天日本已基本建成了民主政治，但是作為一種民族認同的象徵，政治穩定的標誌，及連接歷史、安慰人心的感情鈕帶，天皇制依然存在。
歌舞伎
歌舞伎是日本傳統戲劇的一種，從民間藝能「風流」演變而成，由出雲地方出身的阿國，於一六零三年在京都創立。由於將過去非公認的女性歌舞加進了天主教徒風俗，時人覺得新奇，故稱之謂「傾奇踊」，因「傾奇」發音為「KABUKI」，後人便音譯成「歌舞伎」，所以有人把歌舞伎介釋為茶館裏的舞妓，只是從文字上的推測而已。
一六二九年，當時政府曾以風化罪名禁演歌舞伎，其後政府規定歌舞伎可以復活，但只能演「物真似狂言」(模仿狂言)，從過去以出賣色相為主變成以劇情為主。以往一場到底的形式，也改成拉幕式的多幕劇，劇情更向現實主義方向發展。不久又將日本民俗花道搬上舞台，同時引進西洋演劇的旋轉舞台，歌舞伎得到公認，正式成了日本傳統戲劇。
元祿時代(1688—1704)，上方(關西)採用「和事」(劇情以戀愛為主)為基本藝態，江戶(關東)則採用「荒事」(以武士、超人、鬼怪為主)為基本藝態，並將「人形淨溜璃」(木偶曲藝)的故事和以三弦琴配樂的方式引進劇中，產生了義太夫狂言流派。
歌舞伎原以關西為發源地，江戶後期逐漸向關東轉移，劇情也發生變化，出現了不少以江戶(現東京)生活為體材的生活劇和以幕末盜賊為體材的社會劇。明治政府熱心於將戲院文明化，使之成為上流社會的社交場所，在這風潮之下，「活歷劇」(歷史劇)和「散切狂言」(新潮劇)等作品不斷出現。可是不久隨著歐化主義傾向的衰退，歌舞伎又恢復了其保守、古典的原來面貌，並且沿續至今。
為了便歌舞伎等傳統得以沿續，政府於一九六六年設立了國立劇場，襲名的舊習得到恢復，如著名的關西的仁左衛門家族、關東最出名的市川家族歌舞伎十八番、尾上菊五郎家族、中村鴈治郎等，日本稱之謂「家藝」。
歌舞伎還分古典歌舞伎和新歌舞伎，前者從江戶時代到明治二十年，河竹默阿彌為最後一位古典歌舞伎名家。其後，著名作家坪內逍遙、森鷗外為歌舞伎寫劇本，開創了新歌舞伎篇章，以後作家菊池寬、谷崎潤一郎、山本有三等紛紛為歌舞伎寫劇本，又出現了許多有才華的演員，如五世歌右衛門、六世菊五郎、初世吉右衛門等等，大正時期是新歌舞伎的黃金時期。
戰後的新歌舞伎作品又稱新作歌舞伎，這一時期又以大佛次郎的「年輕的信長(織田信長)」、舟橋聖一腳色的「源氏物語」和三島由紀夫的「椿說弓張月」等為代表。
作為一個民族，日本人可說具有節日癖，在日本，每年的節日多達幾十個，從建國紀念日、憲法紀念日到各種各樣的祭，十分多采多姿，甚至所謂的現代派青年，也都在傳統節日中欣喜若狂的投入各種活動，在這些節日中，宗教差別似乎無足輕重，神道節日也好，基督教節日也罷，慶祝這些節日並不證明人們的宗教信仰，它們只不過是大眾習俗，幾乎所有日本人都共同擁有這種習俗，慶祝節日的人們身穿傳統民族服裝，簇擁著彩車和神輿遊行的情況還經常可見，說明傳統節日的影響仍根深蒂固。
現代日本早已是發達的工業國家，然而在心底卻仍留著作為農民的生活週期，日本最主要的節日仍是正月新年。夏天的盂蘭盆節是一年中最隆重的節日，在日本，它變成了祭祀組靈的盛大儀式，表達與反映了日本人崇拜祖先的觀念。在年終和歲末還有中元節和歲暮節，源於宗教傳統。特別有趣的是，日本還有所謂的五節句（意為五個節日，分別是一月一日的人日、三月三日的上已、五月五日的端午、七月七日的七夕，久月九日的重陽。）表現了日本人的信仰，也表現了日本人觀察事物的細緻入微，五節句的設定，也是日本人試圖合理調劑作息時間的一種智慧反映。五節句中另外四個節句的目的，基本上是為了尊重婦女，可以將它們視為婦女節。事實上三月三日的上已至今仍被稱為女兒節，五月五日的端午節以前叫姑娘節，後來才變成男孩的節日。
日本人的節日癖是一種值得尊重的癖好，在他們的節日中蘊含著內容極為豐富的傳統文化和民族智慧。
花道：三位一體的智慧
「花道」又稱「華道」，「華」乃「蓮華」之簡稱。古人在佛前供奉人工製「蓮華」，稱「供華」，「花道」就是從「供華」演變而成。最初的插花只是將花隨意的插入花瓶，它真正作為一門藝術，是從佛教傳入日本以後開始的，由於佛教的故鄉印度有著供花的習俗，因此隨著佛教的廣泛流傳，供花一事也在日本普及，從純宗教儀式擴展到給死者的遺像供花，並將能同時體現過去（結果實）、現在（開花）、未來（蓓蕾）的蓮花作為供花的首選材料，面對花草生命力不可思議之活動的敬畏和恐懼，以及試圖仿效那種力量的日本人的傳統心理，則為這種插花儀式提供了內在的基礎。
隨著佛教從中國傳入日本，與佛教相關的儀式及裝飾美術，也同時傳入日本。將天然花草放在器皿中做裝飾，是日本人與生俱來的愛好。人工製「供華」缺乏生氣，日本人很自然地想到用天然花草做替代。插花技術大約始於奈良時代（公元八世紀）。但真正發展，應該是在平安時代（公元十二世紀）。
平安貴族將唐朝流行的「斗草」技藝和式化，改成「花合」和「草合」以插花技藝的高低，睹輸贏。並將宋代的「斗茶」技藝也改成日式「茶合」。
「插花」剛開始時並無章法，只是將花草放入瓶中，叫「投入花」。隨著人們不斷研究，在南北朝時代（十四世紀），出現了「立花」，就是把開著花的枝條垂直插入花瓶內。
在室町時代，「立花」技藝在貴族的推崇下，向「花道」方向邁進了一大步。室町中期（一四四五年），富阿彌氏編出了第一部「立花」法式書「仙傳抄」。「立花」己不再是「供華」，而成了貴族前客廳里的一種擺飾。
室町中期出現了一名花道大國手－專慶，他在頂法寺六角堂的池坊創立了「池坊流」立花流派。「池坊流」一直延續至今。
到了江戶時代，天皇更讓插花高手出席「大立花御會」。在僧侶和町人中的插花高手，視出席該御會為無上的榮譽。
室町中期，大德寺一休和尚的弟子珠光，在草庵的小屋內設置茶室，並用「投入花」裝設茶室。珠光編寫了第一部「茶事法式」，而茶室內的插花便稱作「茶花」。桃山時代（十六世紀中葉），日本茶道始祖千利休使「茶花」得到普及。
「立花」過於豪華，屬貴族的玩物，而「茶花」則較平民化 。至於現在最為人道的「生花」，卻是在江戶時代（十七世紀），受儒家思想影響才產生的。「生花」講究「三才五行」，即以天、地、人，金、木、水、火、土來命名花形。「生花」還採用了矯枝技術，使花草樹枝更增添了曲線美。
「生花」廣受歡迎，連「立花」始祖的池坊流後人也不得不在生花上下功夫。明治末葉到大正時代，出現了「盛花」。「盛花」是在「生花」的基礎上，加進西洋多彩鮮艷的花草。「小原流」、「安達式」就是「盛花」的主要流派。
「生花」流派眾多，有「遠州流」、「古流」、「未生流」、「草月流」等上千流派。
歷經數百年，普通的插花行為形成了一種「道」，「花道」象「劍道」「空手道」、「茶道」、「書道」、「香道」、「陶藝道」……一樣，學習技藝的同時，更注重品行人格的修養。
日本的插花藝術有許多流派，其中最著名的有池坊流、未生流、小源流、草月流等，儘管擁有不同的插花流派，但是主要的藝術準則，以及這些藝術準則所蘊含的人生觀、自然關和宇宙觀，卻基本上得到較一致的遵守。作為一門藝術，插花的魅力不僅在於它所具有的美學觀賞價值，而且還在於它所具有的豐富寓意和深刻哲理，這種寓意和哲理更顯示出日本民族的智慧。
日本的插花藝術雖然千姿百態，但象徵天、地、人的三條線則是它最基本的格局，插花的造型中，天線是主線，通常被稱為基線，是整組花束的基礎，必須相當牢固。人線是象徵人的枝幹，高度大約為主線的三分之二，並和主線向同一方向傾斜。地線象徵土地，是最短的一條線，長度約為人線的三分之二，在造型上，人們可根據自己的喜愛和需要增添各種綠葉草莖，但是天地人三才一致的原則不容變更，因為它是插花藝術的靈魂。插花，飄逸、凝重、自然、灑脫，是它美的象徵，也是美的哲學和人生的哲學，它所蘊含的內容尤其值得人們認真品味。
茶道：獨步於世的藝術哲學
大約在七世紀末或八世紀初，日本派往唐朝的遣唐僧將茶種帶回日本種植，同時把唐代寺院盛行的「供茶」和「施茶」方法也帶回日本。不過，品茶只限於寺院內，並未推廣到民間。茶由中國傳入日本，作為日本民族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茶道，就是從中國的飲茶習俗演化而成的，根據大量文獻記載，早在公元前五世紀，中國的老子就已提倡金液之禮，這種金液之禮就是一種飲茶儀式，後來中國將其簡化為沏茶，並將這種習俗保存至今，然而，飲茶在日本卻不斷得到深究，並成為一種道。
唐代陸羽著「茶經」之後，品茶就由寺院走向民間，出現了文人茶。奈良時代與平安時代，日本流行的「團茶」就是唐代文人茶所用的一種茶。製作「團茶」的方法並不難，只要把茶葉搞乾，用茶臼搗成粉末，放一點水揉成球狀，乾噪後儲存備用。
平安中期(九世紀未)，日本廢除了遣唐使，「團茶」也因之而漸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宋代盛行的「抹茶」。「抹茶」的製作方法是把精製的茶葉用茶臼把搗成粉末狀，喝的時候往茶粉內住入水，用茶筅(竹刷)攪均後飲用，既有營養，也具品味。鐮倉初期(十三世紀)，名僧榮西大師二次往中國，回日本後就開辟了茶園，並著作了「飲茶養生記」，極力宣揚飲茶益壽延年，推動了「抹茶」的普及。
宋代開創了「鬥茶」，「鬥茶」最早是以遊藝的形式出現在文人雅士之間。「鬥茶」會的茶室一般為二層建筑，當時稱作「茶亭」。客人先在樓下「客殿」等候，待到茶亭主人邀請，再到二樓「台閣」鬥茶。「台閣」四面有窗，可眺望戶外景色。室內的屏風上掛著名家的畫，屏風前的桌上鋪著識錦，上面放著香爐、花瓶和燭台。西廂房內放置一對飾櫃，里面堆滿奢華的獎品，勝者即可成為獎品的主人。「鬥茶」採用「四種十服」方法，參賽者每人飲十服四種抹茶，然後說出茶的「本非」和「水品」，按得分多少決定勝負。茶的「本非」意即本地茶葉和非本地茶葉，「水品」是指沖茶所用水的水質，亦即水的出處。
從南北朝(1336年)到室町中期(十五世記中葉)，「鬥茶」的方法及茶亭幾乎完全模倣中國。可是，室町中期以後，中式茶亭遭廢除，改用舉行歌道和連歌道的會所。「鬥茶」的趣味也逐漸日本化，人們不再注重豪華，而更講究風雅品味。於是出現了貴族趣味的茶儀和大眾化的品茶方法。珠光製定了第一部品茶法，因此被後世稱為「品茶的開山祖」，珠光使品茶從遊藝變成了茶道。
珠光流茶道歷經幾代人，到了室町末期，出現了一位茶道大師千利休，千利休創立了利休流草庵風茶法，一時風靡天下，將茶道發展推上頂峰，千利休被譽為「茶道天下第一人」，成了茶道界的絕對權威。千利休在民間的人望威脅到了當政者的權威，將軍豐臣秀吉籍口平亂，頒布了士農工商身分法令，以莫須有的罪名勒令千利休切腹自殺。千利休死後，其後人承其衣缽，出現了以「表千家」、「裏千家」、「武者小路千家」為代表的數以千計的流派。
茶道各流派基本上都採用抹茶法，但是到了江戶初期(十六世紀末葉)，在文人學士中掀起了中國明代開創的煎茶法熱潮。煎茶法對茶葉要求不高，只要將普通茶葉乾後再蒸，然後用手搓開，放入茶壺用滾水沖泡，將茶倒入茶碗飲用。其實當時人稱這種方式叫「淹茶法」，真正的「煎茶法」則不同，是先將滾水注入茶碗內，然後把茶葉放進去飲用，現代人統稱為煎茶。由於煎茶方便，又不受場地限制，所以現代家庭普遍使用煎茶方式。當然，在正式茶會或接待重要人物時，仍以傳統抹茶法為主。
茶道作為一種藝術與技巧相結合的禮儀，具有嚴格的規範，與日常生活中的飲茶有著極大的差別。它需要特定的場所，需要安排在特定的時間，需要遵循一整套複雜的程序。日本的傳統藝術均有較強烈的季節感，茶道自然也不例外，茶道根據不同的季節，結合時令，舉辦應時的茶會、茶事，如新茶品茗會、惜別等等，另外，還根據舉行茶會的時間，分為朝茶、正午茶、夜茶等等
茶道以和、敬、清、寂為宗旨，茶道能陶冶情操，培養樸實無華、自然大方、潔身自好的審美意識和品格，同時，它也使人們在審慎的禮法中養成循規蹈矩和認真無條件的執行社會規章，服從社會公德的習慣，因此，迄今為止，茶道仍被許多人視為特殊的修身養性的方法，並擁有許多流派。
茶道反映了和順應了日本美的意識、處事的態度和哲理，是培養日本民族感情的基礎之一，是一種智慧的傑作，是日本獨步於世的藝術哲學。日本茶道講究典雅、禮儀，使用之工具也是精挑細選，品茶時更配以甜品。茶道己超脫了品茶的範圍，日本人視之為一種培養情操的方式。日本茶道源之於中國，可是如今要想一睹中國茶道之風彩，恐怕還非去日本不可。
溫泉和沐浴文化
日本是一個火山頗多的國家，因此火山的產物──溫泉隨處可見，日本人很早就懂得了溫泉能夠治病的道理，因此，溫泉的醫療價值很早就獲得重視和研究。據說在江戶時代初期，日本科學家後藤良山和他的弟子香川修庵能夠根據溫泉的熱度、色味以及入浴後是否會生瘡，判斷溫泉的效用，溫泉是日本沐浴文化的支點和出發點，是日本文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對日本人來說，溫泉不僅能治療生理上的疾病，而且能治療心理上的疾病，不僅能洗去身上的污垢，而且能洗去精神上的苦悶，使人反璞歸真，還能交流各種信息，使沐浴成為一種文化，無疑是日本民族智慧的表現。
進入現代社會後，日本的家庭衛生設備雖然不斷普及，但是公共浴池：錢湯依然歷久不衰，在日本，很難想像一座城市理會沒有公共浴池，因為它是一種使身體、頭腦、精神得以鬆弛乃致淨化的場所，如同中國茶館一樣，日本的公共浴池還是一個信息交流場所，人們在那裡交流著各種訊息，從像撲比賽到新產品廣告，從議員競選到國際情勢，在日本，人們時而可以聽到一些關於沐浴新聞的議論。浴池的這種社會功能，是日本沐浴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同茶館在中國茶文化中所佔的地位一樣。
認識到洗溫泉能治療生理疾病是一種智慧，使溫泉成為沐浴文化的支點和出發點，並在其中蘊含豐富的社會內容更是一種智慧，並且唯有後一種智慧，才使沐浴從一種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變成一種文化。
天皇制：民族認同的傑作
天皇制是日本所特有的制度，這種獨特的萬世一系的天皇制，既是日本尊重社會地位的等級差別，趨向對於某個特定活動給予最高敬意的思想傾向，也是一種智慧的表現。在１９４５年日本戰敗以前，天皇崇拜一直是日本最強有力的信仰形式，甚至在這以後，天皇作為日本國民統一的象徵，仍然有其特殊地位。
日本人不僅在著力維護萬世一系的天皇制這一政治傳統方面表現出一種獨特的思路，而且在天皇崇拜與神國觀念或國家主義的結合方面，也表現出一種不凡的智慧，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日本國歌，國歌是喚起民族精神，激發民族認同感的重要手段，日本國歌「君之代」，一開始就已吾皇聖明，澤被萬載的歌詞和莊嚴肅穆的旋律，使日本國民在天皇崇拜觀指導下，自然而然產生一種民族認同感。
天皇崇拜和國家主義的結合，在日本歷史上曾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十九世紀日本邁向近代化的弟一個步驟就是「尊王攘夷」，日本人正是從這一口號中，找到一種精神的統一，在使天皇制成為民族認同的有效象徵這一點上，明治體制的創造者們完全成功，二次大戰後，美國佔領當局幾乎對日本政治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但是並未罷黜天皇，因為美國人十分清楚，天皇對日本國民意味著什麼，今天日本已基本建成了民主政治，但是作為一種民族認同的象徵，政治穩定的標誌，及連接歷史、安慰人心的感情鈕帶，天皇制依然存在。
歌舞伎
歌舞伎是日本傳統戲劇的一種，從民間藝能「風流」演變而成，由出雲地方出身的阿國，於一六零三年在京都創立。由於將過去非公認的女性歌舞加進了天主教徒風俗，時人覺得新奇，故稱之謂「傾奇踊」，因「傾奇」發音為「KABUKI」，後人便音譯成「歌舞伎」，所以有人把歌舞伎介釋為茶館裏的舞妓，只是從文字上的推測而已。
一六二九年，當時政府曾以風化罪名禁演歌舞伎，其後政府規定歌舞伎可以復活，但只能演「物真似狂言」(模仿狂言)，從過去以出賣色相為主變成以劇情為主。以往一場到底的形式，也改成拉幕式的多幕劇，劇情更向現實主義方向發展。不久又將日本民俗花道搬上舞台，同時引進西洋演劇的旋轉舞台，歌舞伎得到公認，正式成了日本傳統戲劇。
元祿時代(1688—1704)，上方(關西)採用「和事」(劇情以戀愛為主)為基本藝態，江戶(關東)則採用「荒事」(以武士、超人、鬼怪為主)為基本藝態，並將「人形淨溜璃」(木偶曲藝)的故事和以三弦琴配樂的方式引進劇中，產生了義太夫狂言流派。
歌舞伎原以關西為發源地，江戶後期逐漸向關東轉移，劇情也發生變化，出現了不少以江戶(現東京)生活為體材的生活劇和以幕末盜賊為體材的社會劇。明治政府熱心於將戲院文明化，使之成為上流社會的社交場所，在這風潮之下，「活歷劇」(歷史劇)和「散切狂言」(新潮劇)等作品不斷出現。可是不久隨著歐化主義傾向的衰退，歌舞伎又恢復了其保守、古典的原來面貌，並且沿續至今。
為了便歌舞伎等傳統得以沿續，政府於一九六六年設立了國立劇場，襲名的舊習得到恢復，如著名的關西的仁左衛門家族、關東最出名的市川家族歌舞伎十八番、尾上菊五郎家族、中村鴈治郎等，日本稱之謂「家藝」。
歌舞伎還分古典歌舞伎和新歌舞伎，前者從江戶時代到明治二十年，河竹默阿彌為最後一位古典歌舞伎名家。其後，著名作家坪內逍遙、森鷗外為歌舞伎寫劇本，開創了新歌舞伎篇章，以後作家菊池寬、谷崎潤一郎、山本有三等紛紛為歌舞伎寫劇本，又出現了許多有才華的演員，如五世歌右衛門、六世菊五郎、初世吉右衛門等等，大正時期是新歌舞伎的黃金時期。
戰後的新歌舞伎作品又稱新作歌舞伎，這一時期又以大佛次郎的「年輕的信長(織田信長)」、舟橋聖一腳色的「源氏物語」和三島由紀夫的「椿說弓張月」等為代表。傳統節日：民族文化的縮影
作為一個民族，日本人可說具有節日癖，在日本，每年的節日多達幾十個，從建國紀念日、憲法紀念日到各種各樣的祭，十分多采多姿，甚至所謂的現代派青年，也都在傳統節日中欣喜若狂的投入各種活動，在這些節日中，宗教差別似乎無足輕重，神道節日也好，基督教節日也罷，慶祝這些節日並不證明人們的宗教信仰，它們只不過是大眾習俗，幾乎所有日本人都共同擁有這種習俗，慶祝節日的人們身穿傳統民族服裝，簇擁著彩車和神輿遊行的情況還經常可見，說明傳統節日的影響仍根深蒂固。
現代日本早已是發達的工業國家，然而在心底卻仍留著作為農民的生活週期，日本最主要的節日仍是正月新年。夏天的盂蘭盆節是一年中最隆重的節日，在日本，它變成了祭祀組靈的盛大儀式，表達與反映了日本人崇拜祖先的觀念。在年終和歲末還有中元節和歲暮節，源於宗教傳統。特別有趣的是，日本還有所謂的五節句（意為五個節日，分別是一月一日的人日、三月三日的上已、五月五日的端午、七月七日的七夕，久月九日的重陽。）表現了日本人的信仰，也表現了日本人觀察事物的細緻入微，五節句的設定，也是日本人試圖合理調劑作息時間的一種智慧反映。五節句中另外四個節句的目的，基本上是為了尊重婦女，可以將它們視為婦女節。事實上三月三日的上已至今仍被稱為女兒節，五月五日的端午節以前叫姑娘節，後來才變成男孩的節日。
日本人的節日癖是一種值得尊重的癖好，在他們的節日中蘊含著內容極為豐富的傳統文化和民族智慧。
花道：三位一體的智慧
「花道」又稱「華道」，「華」乃「蓮華」之簡稱。古人在佛前供奉人工製「蓮華」，稱「供華」，「花道」就是從「供華」演變而成。最初的插花只是將花隨意的插入花瓶，它真正作為一門藝術，是從佛教傳入日本以後開始的，由於佛教的故鄉印度有著供花的習俗，因此隨著佛教的廣泛流傳，供花一事也在日本普及，從純宗教儀式擴展到給死者的遺像供花，並將能同時體現過去（結果實）、現在（開花）、未來（蓓蕾）的蓮花作為供花的首選材料，面對花草生命力不可思議之活動的敬畏和恐懼，以及試圖仿效那種力量的日本人的傳統心理，則為這種插花儀式提供了內在的基礎。
隨著佛教從中國傳入日本，與佛教相關的儀式及裝飾美術，也同時傳入日本。將天然花草放在器皿中做裝飾，是日本人與生俱來的愛好。人工製「供華」缺乏生氣，日本人很自然地想到用天然花草做替代。插花技術大約始於奈良時代（公元八世紀）。但真正發展，應該是在平安時代（公元十二世紀）。
平安貴族將唐朝流行的「斗草」技藝和式化，改成「花合」和「草合」以插花技藝的高低，睹輸贏。並將宋代的「斗茶」技藝也改成日式「茶合」。
「插花」剛開始時並無章法，只是將花草放入瓶中，叫「投入花」。隨著人們不斷研究，在南北朝時代（十四世紀），出現了「立花」，就是把開著花的枝條垂直插入花瓶內。
在室町時代，「立花」技藝在貴族的推崇下，向「花道」方向邁進了一大步。室町中期（一四四五年），富阿彌氏編出了第一部「立花」法式書「仙傳抄」。「立花」己不再是「供華」，而成了貴族前客廳里的一種擺飾。
室町中期出現了一名花道大國手－專慶，他在頂法寺六角堂的池坊創立了「池坊流」立花流派。「池坊流」一直延續至今。
到了江戶時代，天皇更讓插花高手出席「大立花御會」。在僧侶和町人中的插花高手，視出席該御會為無上的榮譽。
室町中期，大德寺一休和尚的弟子珠光，在草庵的小屋內設置茶室，並用「投入花」裝設茶室。珠光編寫了第一部「茶事法式」，而茶室內的插花便稱作「茶花」。桃山時代（十六世紀中葉），日本茶道始祖千利休使「茶花」得到普及。
「立花」過於豪華，屬貴族的玩物，而「茶花」則較平民化 。至於現在最為人道的「生花」，卻是在江戶時代（十七世紀），受儒家思想影響才產生的。「生花」講究「三才五行」，即以天、地、人，金、木、水、火、土來命名花形。「生花」還採用了矯枝技術，使花草樹枝更增添了曲線美。
「生花」廣受歡迎，連「立花」始祖的池坊流後人也不得不在生花上下功夫。明治末葉到大正時代，出現了「盛花」。「盛花」是在「生花」的基礎上，加進西洋多彩鮮艷的花草。「小原流」、「安達式」就是「盛花」的主要流派。
「生花」流派眾多，有「遠州流」、「古流」、「未生流」、「草月流」等上千流派。
歷經數百年，普通的插花行為形成了一種「道」，「花道」象「劍道」「空手道」、「茶道」、「書道」、「香道」、「陶藝道」……一樣，學習技藝的同時，更注重品行人格的修養。
日本的插花藝術有許多流派，其中最著名的有池坊流、未生流、小源流、草月流等，儘管擁有不同的插花流派，但是主要的藝術準則，以及這些藝術準則所蘊含的人生觀、自然關和宇宙觀，卻基本上得到較一致的遵守。作為一門藝術，插花的魅力不僅在於它所具有的美學觀賞價值，而且還在於它所具有的豐富寓意和深刻哲理，這種寓意和哲理更顯示出日本民族的智慧。
日本的插花藝術雖然千姿百態，但象徵天、地、人的三條線則是它最基本的格局，插花的造型中，天線是主線，通常被稱為基線，是整組花束的基礎，必須相當牢固。人線是象徵人的枝幹，高度大約為主線的三分之二，並和主線向同一方向傾斜。地線象徵土地，是最短的一條線，長度約為人線的三分之二，在造型上，人們可根據自己的喜愛和需要增添各種綠葉草莖，但是天地人三才一致的原則不容變更，因為它是插花藝術的靈魂。插花，飄逸、凝重、自然、灑脫，是它美的象徵，也是美的哲學和人生的哲學，它所蘊含的內容尤其值得人們認真品味。
茶道：獨步於世的藝術哲學
大約在七世紀末或八世紀初，日本派往唐朝的遣唐僧將茶種帶回日本種植，同時把唐代寺院盛行的「供茶」和「施茶」方法也帶回日本。不過，品茶只限於寺院內，並未推廣到民間。茶由中國傳入日本，作為日本民族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茶道，就是從中國的飲茶習俗演化而成的，根據大量文獻記載，早在公元前五世紀，中國的老子就已提倡金液之禮，這種金液之禮就是一種飲茶儀式，後來中國將其簡化為沏茶，並將這種習俗保存至今，然而，飲茶在日本卻不斷得到深究，並成為一種道。
唐代陸羽著「茶經」之後，品茶就由寺院走向民間，出現了文人茶。奈良時代與平安時代，日本流行的「團茶」就是唐代文人茶所用的一種茶。製作「團茶」的方法並不難，只要把茶葉搞乾，用茶臼搗成粉末，放一點水揉成球狀，乾噪後儲存備用。
平安中期(九世紀未)，日本廢除了遣唐使，「團茶」也因之而漸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宋代盛行的「抹茶」。「抹茶」的製作方法是把精製的茶葉用茶臼把搗成粉末狀，喝的時候往茶粉內住入水，用茶筅(竹刷)攪均後飲用，既有營養，也具品味。鐮倉初期(十三世紀)，名僧榮西大師二次往中國，回日本後就開辟了茶園，並著作了「飲茶養生記」，極力宣揚飲茶益壽延年，推動了「抹茶」的普及。
宋代開創了「鬥茶」，「鬥茶」最早是以遊藝的形式出現在文人雅士之間。「鬥茶」會的茶室一般為二層建筑，當時稱作「茶亭」。客人先在樓下「客殿」等候，待到茶亭主人邀請，再到二樓「台閣」鬥茶。「台閣」四面有窗，可眺望戶外景色。室內的屏風上掛著名家的畫，屏風前的桌上鋪著識錦，上面放著香爐、花瓶和燭台。西廂房內放置一對飾櫃，里面堆滿奢華的獎品，勝者即可成為獎品的主人。「鬥茶」採用「四種十服」方法，參賽者每人飲十服四種抹茶，然後說出茶的「本非」和「水品」，按得分多少決定勝負。茶的「本非」意即本地茶葉和非本地茶葉，「水品」是指沖茶所用水的水質，亦即水的出處。
從南北朝(1336年)到室町中期(十五世記中葉)，「鬥茶」的方法及茶亭幾乎完全模倣中國。可是，室町中期以後，中式茶亭遭廢除，改用舉行歌道和連歌道的會所。「鬥茶」的趣味也逐漸日本化，人們不再注重豪華，而更講究風雅品味。於是出現了貴族趣味的茶儀和大眾化的品茶方法。珠光製定了第一部品茶法，因此被後世稱為「品茶的開山祖」，珠光使品茶從遊藝變成了茶道。
珠光流茶道歷經幾代人，到了室町末期，出現了一位茶道大師千利休，千利休創立了利休流草庵風茶法，一時風靡天下，將茶道發展推上頂峰，千利休被譽為「茶道天下第一人」，成了茶道界的絕對權威。千利休在民間的人望威脅到了當政者的權威，將軍豐臣秀吉籍口平亂，頒布了士農工商身分法令，以莫須有的罪名勒令千利休切腹自殺。千利休死後，其後人承其衣缽，出現了以「表千家」、「裏千家」、「武者小路千家」為代表的數以千計的流派。
茶道各流派基本上都採用抹茶法，但是到了江戶初期(十六世紀末葉)，在文人學士中掀起了中國明代開創的煎茶法熱潮。煎茶法對茶葉要求不高，只要將普通茶葉乾後再蒸，然後用手搓開，放入茶壺用滾水沖泡，將茶倒入茶碗飲用。其實當時人稱這種方式叫「淹茶法」，真正的「煎茶法」則不同，是先將滾水注入茶碗內，然後把茶葉放進去飲用，現代人統稱為煎茶。由於煎茶方便，又不受場地限制，所以現代家庭普遍使用煎茶方式。當然，在正式茶會或接待重要人物時，仍以傳統抹茶法為主。
茶道作為一種藝術與技巧相結合的禮儀，具有嚴格的規範，與日常生活中的飲茶有著極大的差別。它需要特定的場所，需要安排在特定的時間，需要遵循一整套複雜的程序。日本的傳統藝術均有較強烈的季節感，茶道自然也不例外，茶道根據不同的季節，結合時令，舉辦應時的茶會、茶事，如新茶品茗會、惜別等等，另外，還根據舉行茶會的時間，分為朝茶、正午茶、夜茶等等
茶道以和、敬、清、寂為宗旨，茶道能陶冶情操，培養樸實無華、自然大方、潔身自好的審美意識和品格，同時，它也使人們在審慎的禮法中養成循規蹈矩和認真無條件的執行社會規章，服從社會公德的習慣，因此，迄今為止，茶道仍被許多人視為特殊的修身養性的方法，並擁有許多流派。
茶道反映了和順應了日本美的意識、處事的態度和哲理，是培養日本民族感情的基礎之一，是一種智慧的傑作，是日本獨步於世的藝術哲學。日本茶道講究典雅、禮儀，使用之工具也是精挑細選，品茶時更配以甜品。茶道己超脫了品茶的範圍，日本人視之為一種培養情操的方式。日本茶道源之於中國，可是如今要想一睹中國茶道之風彩，恐怕還非去日本不可。
溫泉和沐浴文化
日本是一個火山頗多的國家，因此火山的產物──溫泉隨處可見，日本人很早就懂得了溫泉能夠治病的道理，因此，溫泉的醫療價值很早就獲得重視和研究。據說在江戶時代初期，日本科學家後藤良山和他的弟子香川修庵能夠根據溫泉的熱度、色味以及入浴後是否會生瘡，判斷溫泉的效用，溫泉是日本沐浴文化的支點和出發點，是日本文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對日本人來說，溫泉不僅能治療生理上的疾病，而且能治療心理上的疾病，不僅能洗去身上的污垢，而且能洗去精神上的苦悶，使人反璞歸真，還能交流各種信息，使沐浴成為一種文化，無疑是日本民族智慧的表現。
進入現代社會後，日本的家庭衛生設備雖然不斷普及，但是公共浴池：錢湯依然歷久不衰，在日本，很難想像一座城市理會沒有公共浴池，因為它是一種使身體、頭腦、精神得以鬆弛乃致淨化的場所，如同中國茶館一樣，日本的公共浴池還是一個信息交流場所，人們在那裡交流著各種訊息，從像撲比賽到新產品廣告，從議員競選到國際情勢，在日本，人們時而可以聽到一些關於沐浴新聞的議論。浴池的這種社會功能，是日本沐浴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同茶館在中國茶文化中所佔的地位一樣。
認識到洗溫泉能治療生理疾病是一種智慧，使溫泉成為沐浴文化的支點和出發點，並在其中蘊含豐富的社會內容更是一種智慧，並且唯有後一種智慧，才使沐浴從一種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變成一種文化。
天皇制：民族認同的傑作
天皇制是日本所特有的制度，這種獨特的萬世一系的天皇制，既是日本尊重社會地位的等級差別，趨向對於某個特定活動給予最高敬意的思想傾向，也是一種智慧的表現。在１９４５年日本戰敗以前，天皇崇拜一直是日本最強有力的信仰形式，甚至在這以後，天皇作為日本國民統一的象徵，仍然有其特殊地位。
日本人不僅在著力維護萬世一系的天皇制這一政治傳統方面表現出一種獨特的思路，而且在天皇崇拜與神國觀念或國家主義的結合方面，也表現出一種不凡的智慧，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日本國歌，國歌是喚起民族精神，激發民族認同感的重要手段，日本國歌「君之代」，一開始就已吾皇聖明，澤被萬載的歌詞和莊嚴肅穆的旋律，使日本國民在天皇崇拜觀指導下，自然而然產生一種民族認同感。
天皇崇拜和國家主義的結合，在日本歷史上曾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十九世紀日本邁向近代化的弟一個步驟就是「尊王攘夷」，日本人正是從這一口號中，找到一種精神的統一，在使天皇制成為民族認同的有效象徵這一點上，明治體制的創造者們完全成功，二次大戰後，美國佔領當局幾乎對日本政治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但是並未罷黜天皇，因為美國人十分清楚，天皇對日本國民意味著什麼，今天日本已基本建成了民主政治，但是作為一種民族認同的象徵，政治穩定的標誌，及連接歷史、安慰人心的感情鈕帶，天皇制依然存在。
歌舞伎
歌舞伎是日本傳統戲劇的一種，從民間藝能「風流」演變而成，由出雲地方出身的阿國，於一六零三年在京都創立。由於將過去非公認的女性歌舞加進了天主教徒風俗，時人覺得新奇，故稱之謂「傾奇踊」，因「傾奇」發音為「KABUKI」，後人便音譯成「歌舞伎」，所以有人把歌舞伎介釋為茶館裏的舞妓，只是從文字上的推測而已。
一六二九年，當時政府曾以風化罪名禁演歌舞伎，其後政府規定歌舞伎可以復活，但只能演「物真似狂言」(模仿狂言)，從過去以出賣色相為主變成以劇情為主。以往一場到底的形式，也改成拉幕式的多幕劇，劇情更向現實主義方向發展。不久又將日本民俗花道搬上舞台，同時引進西洋演劇的旋轉舞台，歌舞伎得到公認，正式成了日本傳統戲劇。
元祿時代(1688—1704)，上方(關西)採用「和事」(劇情以戀愛為主)為基本藝態，江戶(關東)則採用「荒事」(以武士、超人、鬼怪為主)為基本藝態，並將「人形淨溜璃」(木偶曲藝)的故事和以三弦琴配樂的方式引進劇中，產生了義太夫狂言流派。
歌舞伎原以關西為發源地，江戶後期逐漸向關東轉移，劇情也發生變化，出現了不少以江戶(現東京)生活為體材的生活劇和以幕末盜賊為體材的社會劇。明治政府熱心於將戲院文明化，使之成為上流社會的社交場所，在這風潮之下，「活歷劇」(歷史劇)和「散切狂言」(新潮劇)等作品不斷出現。可是不久隨著歐化主義傾向的衰退，歌舞伎又恢復了其保守、古典的原來面貌，並且沿續至今。
為了便歌舞伎等傳統得以沿續，政府於一九六六年設立了國立劇場，襲名的舊習得到恢復，如著名的關西的仁左衛門家族、關東最出名的市川家族歌舞伎十八番、尾上菊五郎家族、中村鴈治郎等，日本稱之謂「家藝」。
歌舞伎還分古典歌舞伎和新歌舞伎，前者從江戶時代到明治二十年，河竹默阿彌為最後一位古典歌舞伎名家。其後，著名作家坪內逍遙、森鷗外為歌舞伎寫劇本，開創了新歌舞伎篇章，以後作家菊池寬、谷崎潤一郎、山本有三等紛紛為歌舞伎寫劇本，又出現了許多有才華的演員，如五世歌右衛門、六世菊五郎、初世吉右衛門等等，大正時期是新歌舞伎的黃金時期。
戰後的新歌舞伎作品又稱新作歌舞伎，這一時期又以大佛次郎的「年輕的信長(織田信長)」、舟橋聖一腳色的「源氏物語」和三島由紀夫的「椿說弓張月」等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