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袁大头在山东18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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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主政山东七百天
来源： 日期：2005-1-5 作者：采写 许志杰
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
此时正是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如火如荼地兴起和向周边各省席卷之时，摇摇欲坠的清朝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意图明显，就是借助袁世凯的强硬政策，将义和团消灭在它的发源地，釜底抽薪。袁世凯也没有辜负清朝政府寄予的厚望，甫一到任便对义和团大加剿杀，使之受到重创。当时因清朝政府“剿”“抚”不定的摇摆政策，使很多受到义和团冲击的地方政府因看不清时局，而采取了退让回避的策略，以静观其局，惟独袁世凯大打出手，因此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打压和排挤。袁世凯对镇压义和团运动有自己的说法，他后来说：他在山东巡抚任上，一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剿办山东境内的所谓“拳匪”；另一件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保境安民”。
这当然是袁世凯自吹自擂，但应该看到他在出任山东巡抚时期，确实“轰轰烈烈”地干了几件“大事”。
费心机“窃”得山东巡抚
袁世凯与山东有不解之缘。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６日，袁世凯出生在河南省项城县的袁寨，在家排行老四。８岁的时候，其嗣父袁保庆到山东候补，他随嗣母牛氏一起到了济南。他的私塾就是在济南读的，启蒙老师叫王志清。这可能是他后来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的最初动因。５年以后，他的嗣父调任江南盐法道，袁世凯便和家人一起迁到了南京。在济南，袁世凯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美丽的泉城也给他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所以，当他２２岁在上海遇到挫折，决定弃文从武时，首先想到的是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由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从山东到朝鲜战场，中日甲午战争后再从朝鲜到“小站练兵”，就这样一步步掌握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大权。
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时，４１岁，是他第二次离开山东的１８年后。但他第三次走进济南府的具体时间应该是１８９９年的１２月２５日。那时间，袁世凯好生威风，因为他带来了７０００人的新建陆军。一码的新式装备，浩浩荡荡，一时间成了济南府的一大景观。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出任山东巡抚，与他的“强压”和“媚外”政策有极大关系。
近代山东，外国教会组织大肆涌入，与此同时，以山东拳民为首的反教会组织也迅速发展。山东的三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都是坚决的“排外”者，以“仇教”而出名。当时的外国传教士都对他们有过呈控，即上奏朝廷告他们的状，说这三个人纵容拳会势力，杀害教民。应该说，以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为代表的山东地方官，是有着很强的爱国心的。正是他们的方针、政策，为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但是，三位巡抚的一致行动，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袁世凯便是最强烈的攻击者之一。１８９９年５月１６日，袁世凯在致徐世昌的信中说：“东抚（山东巡抚）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此后不久，他又上书清政府，提出整治山东时局的四条意见：第一，慎选守令，让“谙练约章明达时务者”充任山东地方官；第二，讲求约章，把各国的条约、公法和办理内地华夷的案例，装订成书，发给官员，“奉为准则”；第三，分驻巡兵。为了不给德国扩大侵略留下口实，在“胶州各邑及勘察铁路经过各处”，“分驻巡兵”；第四，遴员驻胶。选择熟悉洋务的官员进驻胶州（今山东青岛地区），德国须持照进入山东。四条建议，意思明了，实际是袁世凯的自荐书——只有他能够胜任山东巡抚一职。同时，外国列强也极力保举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于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６日，传命毓贤进京陛见，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袁世凯带着他新建陆军７０００人开进济南府。
“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
袁世凯到任的第三天，即颁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本署抚部钦承恩命，建军以来，统率重兵，弹压镇抚……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碎。”准备对义和团进行强力镇压。但在袁世凯赴任山东巡抚之时，慈禧企图废掉光绪皇帝，另立大阿哥，各国公使拒绝入宫祝贺。慈禧十分恼怒，产生了利用义和团，牵制外国列强的想法，希望袁世凯继续前几任的政策。清政府接二连三地传下谕旨，严令推行“以晓谕为主，毋轻用兵”的方针，要袁世凯“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袁世凯还没有公然违抗的胆子和实力，便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应付清政府，伺机而动。
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３０日，肥城县的大刀会成员，杀了路过此地的平阴县基督教英国牧师卜克斯。袁世凯不再“持平办理”，判处两名大刀会成员死刑，一名终身监禁，两名有期徒刑，将肥城县知县撤职，并赔偿教堂白银９０００两，而且还答应再用５００两白银在卜克斯被害之处立碑，并盖造碑亭。以此事件为由，袁世凯指令各府县对所有在境洋教士及其教堂和住宅严加保护。传教士外出，要当地官吏派兵护送。还以“充作公所”的名义把各教堂保护起来，如济南天主教堂的大门上就挂出了“官书局”的大牌子。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从１９００年４月开始，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态度不再遮遮掩掩，一改过去的“以晓谕解散为主”，而转为镇压和屠杀。袁世凯有７０００人的新军，同时又整合山东原有的清军，招募新兵，培植地方武装，势力非常强大。义和团只有少量的大刀长矛，主要是依靠练过的三拳两脚，与袁世凯的新军展开肉搏。经过袁世凯两个多月的剿杀，山东义和团相继失败，除一部分留在山东境内外，主力逐渐开始转向直隶寻求新的发展。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镇压，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愤怒，“皆有欲杀之势”。在民间广泛传播着这样一句歌谣：“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在济南的山东巡抚衙门的外墙上出现了讽刺袁世凯的漫画，画了一个头戴花翎的大乌龟，匍匐在外国人的的身后，奴才气十足。使得袁世凯惊恐万状，不得不加强府衙的戒备，在卧室外加了铁网，以防被袭。
此后，义和团虽有一些反复，甚至一度掀起新的运动高潮，但毕竟已受重创，不再是袁世凯的治政重点。
设立山东大学堂
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为了应付国内危机，结好外国列强，维护其统治地位，于１９０１年１月发布了筹办“新政”的上谕，要求各大臣、督抚力陈己见，参政议政。
１９０１年４月２５日，袁世凯提出筹办“新政”的十条“管见”，上奏朝廷：一、慎号令，要求清廷发布号令，要考虑全国确能遵行，一旦发布，必须施行；二、教官吏，他认为当时官吏多出自捐纳保举，正途较少，流品纷杂，难胜职任，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三、崇实学，应整顿京师大学堂，各省多设学堂，让学生学习有关实用的书籍和外国学术，培养人才；四、增实科，逐渐减少旧有科举考试名额，增考实学之科，三科之后，旧科一概废止；五、开民智，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仇视外国人，是因为士民风气未开、寡闻少见，如果他们了解外国情势，就会有所变化，各省要设立报馆，开启智慧，广其见闻；六、重游历，应该让诸多王公分赴各国游历，朝内官员可随从前往，考察各国政治、学术、风土人情；七、定使例，出使外国人员应以考试的办法加以选拔，使臣以下人员应久任；八、辨名实，官吏之所以贪赃枉法，主要因为薪俸太少，应优给薪俸，酌定公费，裁并冗员，严惩贪赃；九、裕度支，亟兴商务，设立商会，广开国家财源，官商合力振兴商业与洋商角逐；十、修武备，建议清政府于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将才，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减少武科定额，增加武备生定额。
与此同时，袁世凯着手筹办新政，大办“洋务”。他先后推动设立了银元局，创办了商务总会，并亲莅胶东，力保胶济铁路的顺利修建。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４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此时，袁世凯正在河南老家休假，看到光绪的谕旨后，回济南着令其幕僚唐绍仪等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于当年的９月２４日上奏光绪皇帝。袁世凯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袁世凯还拟订了《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及学堂经费４章，共９６节，对于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光绪皇帝于１０月６日朱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并发。”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袁世凯立即在济南办起了官立山东大学堂，随后不久正式开学。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官立山东大学堂开始设在济南泺源书院内，第一批招收了３００名新生，第一任校长（当时称管理总办）是著名的实业家周学熙，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即教务长）。１９０４年，山东大学堂改为山东高等学堂，后历经省立山东大学，国立青岛大学，１９３２年９月，重新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袁世凯刚刚在山东力行“新政”，除山东大学堂运转正常外，其他各项还未收到明显的效果。１９０１年１１月初，执掌清朝政府大权的李鸿章病逝，经清朝大臣荣禄和奕匡保荐，清廷命令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执掌清朝政府大权。以后山东在清末新政中逐步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大都没有离开袁世凯指点的施政方略。
袁氏后代对山东的记忆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袁世凯离开济南赴直隶任职。从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袁世凯率７０００人新军进驻济南，到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离开，他主政山东只有短短的７００天左右。
后人对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期间的所作所为，褒贬不一。特别是建国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也更多的是针对他镇压义和团的强硬态度予以研究和评价，而对他在山东推行的“新政”涉及不多。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需严肃对待的问题，本文不予涉及。袁世凯主政山东七百天
来源： 日期：2005-1-5 作者：采写 许志杰
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
此时正是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如火如荼地兴起和向周边各省席卷之时，摇摇欲坠的清朝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意图明显，就是借助袁世凯的强硬政策，将义和团消灭在它的发源地，釜底抽薪。袁世凯也没有辜负清朝政府寄予的厚望，甫一到任便对义和团大加剿杀，使之受到重创。当时因清朝政府“剿”“抚”不定的摇摆政策，使很多受到义和团冲击的地方政府因看不清时局，而采取了退让回避的策略，以静观其局，惟独袁世凯大打出手，因此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打压和排挤。袁世凯对镇压义和团运动有自己的说法，他后来说：他在山东巡抚任上，一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剿办山东境内的所谓“拳匪”；另一件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保境安民”。
这当然是袁世凯自吹自擂，但应该看到他在出任山东巡抚时期，确实“轰轰烈烈”地干了几件“大事”。
费心机“窃”得山东巡抚
袁世凯与山东有不解之缘。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６日，袁世凯出生在河南省项城县的袁寨，在家排行老四。８岁的时候，其嗣父袁保庆到山东候补，他随嗣母牛氏一起到了济南。他的私塾就是在济南读的，启蒙老师叫王志清。这可能是他后来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的最初动因。５年以后，他的嗣父调任江南盐法道，袁世凯便和家人一起迁到了南京。在济南，袁世凯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美丽的泉城也给他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所以，当他２２岁在上海遇到挫折，决定弃文从武时，首先想到的是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由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从山东到朝鲜战场，中日甲午战争后再从朝鲜到“小站练兵”，就这样一步步掌握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大权。
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时，４１岁，是他第二次离开山东的１８年后。但他第三次走进济南府的具体时间应该是１８９９年的１２月２５日。那时间，袁世凯好生威风，因为他带来了７０００人的新建陆军。一码的新式装备，浩浩荡荡，一时间成了济南府的一大景观。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出任山东巡抚，与他的“强压”和“媚外”政策有极大关系。
近代山东，外国教会组织大肆涌入，与此同时，以山东拳民为首的反教会组织也迅速发展。山东的三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都是坚决的“排外”者，以“仇教”而出名。当时的外国传教士都对他们有过呈控，即上奏朝廷告他们的状，说这三个人纵容拳会势力，杀害教民。应该说，以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为代表的山东地方官，是有着很强的爱国心的。正是他们的方针、政策，为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但是，三位巡抚的一致行动，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袁世凯便是最强烈的攻击者之一。１８９９年５月１６日，袁世凯在致徐世昌的信中说：“东抚（山东巡抚）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此后不久，他又上书清政府，提出整治山东时局的四条意见：第一，慎选守令，让“谙练约章明达时务者”充任山东地方官；第二，讲求约章，把各国的条约、公法和办理内地华夷的案例，装订成书，发给官员，“奉为准则”；第三，分驻巡兵。为了不给德国扩大侵略留下口实，在“胶州各邑及勘察铁路经过各处”，“分驻巡兵”；第四，遴员驻胶。选择熟悉洋务的官员进驻胶州（今山东青岛地区），德国须持照进入山东。四条建议，意思明了，实际是袁世凯的自荐书——只有他能够胜任山东巡抚一职。同时，外国列强也极力保举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于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６日，传命毓贤进京陛见，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袁世凯带着他新建陆军７０００人开进济南府。
“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
袁世凯到任的第三天，即颁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本署抚部钦承恩命，建军以来，统率重兵，弹压镇抚……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碎。”准备对义和团进行强力镇压。但在袁世凯赴任山东巡抚之时，慈禧企图废掉光绪皇帝，另立大阿哥，各国公使拒绝入宫祝贺。慈禧十分恼怒，产生了利用义和团，牵制外国列强的想法，希望袁世凯继续前几任的政策。清政府接二连三地传下谕旨，严令推行“以晓谕为主，毋轻用兵”的方针，要袁世凯“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袁世凯还没有公然违抗的胆子和实力，便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应付清政府，伺机而动。
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３０日，肥城县的大刀会成员，杀了路过此地的平阴县基督教英国牧师卜克斯。袁世凯不再“持平办理”，判处两名大刀会成员死刑，一名终身监禁，两名有期徒刑，将肥城县知县撤职，并赔偿教堂白银９０００两，而且还答应再用５００两白银在卜克斯被害之处立碑，并盖造碑亭。以此事件为由，袁世凯指令各府县对所有在境洋教士及其教堂和住宅严加保护。传教士外出，要当地官吏派兵护送。还以“充作公所”的名义把各教堂保护起来，如济南天主教堂的大门上就挂出了“官书局”的大牌子。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从１９００年４月开始，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态度不再遮遮掩掩，一改过去的“以晓谕解散为主”，而转为镇压和屠杀。袁世凯有７０００人的新军，同时又整合山东原有的清军，招募新兵，培植地方武装，势力非常强大。义和团只有少量的大刀长矛，主要是依靠练过的三拳两脚，与袁世凯的新军展开肉搏。经过袁世凯两个多月的剿杀，山东义和团相继失败，除一部分留在山东境内外，主力逐渐开始转向直隶寻求新的发展。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镇压，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愤怒，“皆有欲杀之势”。在民间广泛传播着这样一句歌谣：“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在济南的山东巡抚衙门的外墙上出现了讽刺袁世凯的漫画，画了一个头戴花翎的大乌龟，匍匐在外国人的的身后，奴才气十足。使得袁世凯惊恐万状，不得不加强府衙的戒备，在卧室外加了铁网，以防被袭。
此后，义和团虽有一些反复，甚至一度掀起新的运动高潮，但毕竟已受重创，不再是袁世凯的治政重点。
设立山东大学堂
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为了应付国内危机，结好外国列强，维护其统治地位，于１９０１年１月发布了筹办“新政”的上谕，要求各大臣、督抚力陈己见，参政议政。
１９０１年４月２５日，袁世凯提出筹办“新政”的十条“管见”，上奏朝廷：一、慎号令，要求清廷发布号令，要考虑全国确能遵行，一旦发布，必须施行；二、教官吏，他认为当时官吏多出自捐纳保举，正途较少，流品纷杂，难胜职任，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三、崇实学，应整顿京师大学堂，各省多设学堂，让学生学习有关实用的书籍和外国学术，培养人才；四、增实科，逐渐减少旧有科举考试名额，增考实学之科，三科之后，旧科一概废止；五、开民智，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仇视外国人，是因为士民风气未开、寡闻少见，如果他们了解外国情势，就会有所变化，各省要设立报馆，开启智慧，广其见闻；六、重游历，应该让诸多王公分赴各国游历，朝内官员可随从前往，考察各国政治、学术、风土人情；七、定使例，出使外国人员应以考试的办法加以选拔，使臣以下人员应久任；八、辨名实，官吏之所以贪赃枉法，主要因为薪俸太少，应优给薪俸，酌定公费，裁并冗员，严惩贪赃；九、裕度支，亟兴商务，设立商会，广开国家财源，官商合力振兴商业与洋商角逐；十、修武备，建议清政府于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将才，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减少武科定额，增加武备生定额。
与此同时，袁世凯着手筹办新政，大办“洋务”。他先后推动设立了银元局，创办了商务总会，并亲莅胶东，力保胶济铁路的顺利修建。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４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此时，袁世凯正在河南老家休假，看到光绪的谕旨后，回济南着令其幕僚唐绍仪等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于当年的９月２４日上奏光绪皇帝。袁世凯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袁世凯还拟订了《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及学堂经费４章，共９６节，对于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光绪皇帝于１０月６日朱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并发。”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袁世凯立即在济南办起了官立山东大学堂，随后不久正式开学。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官立山东大学堂开始设在济南泺源书院内，第一批招收了３００名新生，第一任校长（当时称管理总办）是著名的实业家周学熙，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即教务长）。１９０４年，山东大学堂改为山东高等学堂，后历经省立山东大学，国立青岛大学，１９３２年９月，重新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袁世凯刚刚在山东力行“新政”，除山东大学堂运转正常外，其他各项还未收到明显的效果。１９０１年１１月初，执掌清朝政府大权的李鸿章病逝，经清朝大臣荣禄和奕匡保荐，清廷命令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执掌清朝政府大权。以后山东在清末新政中逐步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大都没有离开袁世凯指点的施政方略。
袁氏后代对山东的记忆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袁世凯离开济南赴直隶任职。从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袁世凯率７０００人新军进驻济南，到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离开，他主政山东只有短短的７００天左右。
后人对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期间的所作所为，褒贬不一。特别是建国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也更多的是针对他镇压义和团的强硬态度予以研究和评价，而对他在山东推行的“新政”涉及不多。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需严肃对待的问题，本文不予涉及。
来源： 日期：2005-1-5 作者：采写 许志杰
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
此时正是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如火如荼地兴起和向周边各省席卷之时，摇摇欲坠的清朝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意图明显，就是借助袁世凯的强硬政策，将义和团消灭在它的发源地，釜底抽薪。袁世凯也没有辜负清朝政府寄予的厚望，甫一到任便对义和团大加剿杀，使之受到重创。当时因清朝政府“剿”“抚”不定的摇摆政策，使很多受到义和团冲击的地方政府因看不清时局，而采取了退让回避的策略，以静观其局，惟独袁世凯大打出手，因此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打压和排挤。袁世凯对镇压义和团运动有自己的说法，他后来说：他在山东巡抚任上，一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剿办山东境内的所谓“拳匪”；另一件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保境安民”。
这当然是袁世凯自吹自擂，但应该看到他在出任山东巡抚时期，确实“轰轰烈烈”地干了几件“大事”。
费心机“窃”得山东巡抚
袁世凯与山东有不解之缘。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６日，袁世凯出生在河南省项城县的袁寨，在家排行老四。８岁的时候，其嗣父袁保庆到山东候补，他随嗣母牛氏一起到了济南。他的私塾就是在济南读的，启蒙老师叫王志清。这可能是他后来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的最初动因。５年以后，他的嗣父调任江南盐法道，袁世凯便和家人一起迁到了南京。在济南，袁世凯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美丽的泉城也给他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所以，当他２２岁在上海遇到挫折，决定弃文从武时，首先想到的是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由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从山东到朝鲜战场，中日甲午战争后再从朝鲜到“小站练兵”，就这样一步步掌握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大权。
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时，４１岁，是他第二次离开山东的１８年后。但他第三次走进济南府的具体时间应该是１８９９年的１２月２５日。那时间，袁世凯好生威风，因为他带来了７０００人的新建陆军。一码的新式装备，浩浩荡荡，一时间成了济南府的一大景观。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出任山东巡抚，与他的“强压”和“媚外”政策有极大关系。
近代山东，外国教会组织大肆涌入，与此同时，以山东拳民为首的反教会组织也迅速发展。山东的三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都是坚决的“排外”者，以“仇教”而出名。当时的外国传教士都对他们有过呈控，即上奏朝廷告他们的状，说这三个人纵容拳会势力，杀害教民。应该说，以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为代表的山东地方官，是有着很强的爱国心的。正是他们的方针、政策，为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但是，三位巡抚的一致行动，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袁世凯便是最强烈的攻击者之一。１８９９年５月１６日，袁世凯在致徐世昌的信中说：“东抚（山东巡抚）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此后不久，他又上书清政府，提出整治山东时局的四条意见：第一，慎选守令，让“谙练约章明达时务者”充任山东地方官；第二，讲求约章，把各国的条约、公法和办理内地华夷的案例，装订成书，发给官员，“奉为准则”；第三，分驻巡兵。为了不给德国扩大侵略留下口实，在“胶州各邑及勘察铁路经过各处”，“分驻巡兵”；第四，遴员驻胶。选择熟悉洋务的官员进驻胶州（今山东青岛地区），德国须持照进入山东。四条建议，意思明了，实际是袁世凯的自荐书——只有他能够胜任山东巡抚一职。同时，外国列强也极力保举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于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６日，传命毓贤进京陛见，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袁世凯带着他新建陆军７０００人开进济南府。
“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
袁世凯到任的第三天，即颁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本署抚部钦承恩命，建军以来，统率重兵，弹压镇抚……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碎。”准备对义和团进行强力镇压。但在袁世凯赴任山东巡抚之时，慈禧企图废掉光绪皇帝，另立大阿哥，各国公使拒绝入宫祝贺。慈禧十分恼怒，产生了利用义和团，牵制外国列强的想法，希望袁世凯继续前几任的政策。清政府接二连三地传下谕旨，严令推行“以晓谕为主，毋轻用兵”的方针，要袁世凯“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袁世凯还没有公然违抗的胆子和实力，便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应付清政府，伺机而动。
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３０日，肥城县的大刀会成员，杀了路过此地的平阴县基督教英国牧师卜克斯。袁世凯不再“持平办理”，判处两名大刀会成员死刑，一名终身监禁，两名有期徒刑，将肥城县知县撤职，并赔偿教堂白银９０００两，而且还答应再用５００两白银在卜克斯被害之处立碑，并盖造碑亭。以此事件为由，袁世凯指令各府县对所有在境洋教士及其教堂和住宅严加保护。传教士外出，要当地官吏派兵护送。还以“充作公所”的名义把各教堂保护起来，如济南天主教堂的大门上就挂出了“官书局”的大牌子。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从１９００年４月开始，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态度不再遮遮掩掩，一改过去的“以晓谕解散为主”，而转为镇压和屠杀。袁世凯有７０００人的新军，同时又整合山东原有的清军，招募新兵，培植地方武装，势力非常强大。义和团只有少量的大刀长矛，主要是依靠练过的三拳两脚，与袁世凯的新军展开肉搏。经过袁世凯两个多月的剿杀，山东义和团相继失败，除一部分留在山东境内外，主力逐渐开始转向直隶寻求新的发展。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镇压，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愤怒，“皆有欲杀之势”。在民间广泛传播着这样一句歌谣：“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在济南的山东巡抚衙门的外墙上出现了讽刺袁世凯的漫画，画了一个头戴花翎的大乌龟，匍匐在外国人的的身后，奴才气十足。使得袁世凯惊恐万状，不得不加强府衙的戒备，在卧室外加了铁网，以防被袭。
此后，义和团虽有一些反复，甚至一度掀起新的运动高潮，但毕竟已受重创，不再是袁世凯的治政重点。
设立山东大学堂
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为了应付国内危机，结好外国列强，维护其统治地位，于１９０１年１月发布了筹办“新政”的上谕，要求各大臣、督抚力陈己见，参政议政。
１９０１年４月２５日，袁世凯提出筹办“新政”的十条“管见”，上奏朝廷：一、慎号令，要求清廷发布号令，要考虑全国确能遵行，一旦发布，必须施行；二、教官吏，他认为当时官吏多出自捐纳保举，正途较少，流品纷杂，难胜职任，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三、崇实学，应整顿京师大学堂，各省多设学堂，让学生学习有关实用的书籍和外国学术，培养人才；四、增实科，逐渐减少旧有科举考试名额，增考实学之科，三科之后，旧科一概废止；五、开民智，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仇视外国人，是因为士民风气未开、寡闻少见，如果他们了解外国情势，就会有所变化，各省要设立报馆，开启智慧，广其见闻；六、重游历，应该让诸多王公分赴各国游历，朝内官员可随从前往，考察各国政治、学术、风土人情；七、定使例，出使外国人员应以考试的办法加以选拔，使臣以下人员应久任；八、辨名实，官吏之所以贪赃枉法，主要因为薪俸太少，应优给薪俸，酌定公费，裁并冗员，严惩贪赃；九、裕度支，亟兴商务，设立商会，广开国家财源，官商合力振兴商业与洋商角逐；十、修武备，建议清政府于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将才，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减少武科定额，增加武备生定额。
与此同时，袁世凯着手筹办新政，大办“洋务”。他先后推动设立了银元局，创办了商务总会，并亲莅胶东，力保胶济铁路的顺利修建。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４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此时，袁世凯正在河南老家休假，看到光绪的谕旨后，回济南着令其幕僚唐绍仪等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于当年的９月２４日上奏光绪皇帝。袁世凯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袁世凯还拟订了《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及学堂经费４章，共９６节，对于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光绪皇帝于１０月６日朱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并发。”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袁世凯立即在济南办起了官立山东大学堂，随后不久正式开学。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官立山东大学堂开始设在济南泺源书院内，第一批招收了３００名新生，第一任校长（当时称管理总办）是著名的实业家周学熙，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即教务长）。１９０４年，山东大学堂改为山东高等学堂，后历经省立山东大学，国立青岛大学，１９３２年９月，重新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袁世凯刚刚在山东力行“新政”，除山东大学堂运转正常外，其他各项还未收到明显的效果。１９０１年１１月初，执掌清朝政府大权的李鸿章病逝，经清朝大臣荣禄和奕匡保荐，清廷命令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执掌清朝政府大权。以后山东在清末新政中逐步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大都没有离开袁世凯指点的施政方略。
袁氏后代对山东的记忆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袁世凯离开济南赴直隶任职。从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袁世凯率７０００人新军进驻济南，到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离开，他主政山东只有短短的７００天左右。
后人对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期间的所作所为，褒贬不一。特别是建国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也更多的是针对他镇压义和团的强硬态度予以研究和评价，而对他在山东推行的“新政”涉及不多。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需严肃对待的问题，本文不予涉及。袁世凯主政山东七百天
来源： 日期：2005-1-5 作者：采写 许志杰
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
此时正是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如火如荼地兴起和向周边各省席卷之时，摇摇欲坠的清朝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意图明显，就是借助袁世凯的强硬政策，将义和团消灭在它的发源地，釜底抽薪。袁世凯也没有辜负清朝政府寄予的厚望，甫一到任便对义和团大加剿杀，使之受到重创。当时因清朝政府“剿”“抚”不定的摇摆政策，使很多受到义和团冲击的地方政府因看不清时局，而采取了退让回避的策略，以静观其局，惟独袁世凯大打出手，因此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打压和排挤。袁世凯对镇压义和团运动有自己的说法，他后来说：他在山东巡抚任上，一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剿办山东境内的所谓“拳匪”；另一件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保境安民”。
这当然是袁世凯自吹自擂，但应该看到他在出任山东巡抚时期，确实“轰轰烈烈”地干了几件“大事”。
费心机“窃”得山东巡抚
袁世凯与山东有不解之缘。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６日，袁世凯出生在河南省项城县的袁寨，在家排行老四。８岁的时候，其嗣父袁保庆到山东候补，他随嗣母牛氏一起到了济南。他的私塾就是在济南读的，启蒙老师叫王志清。这可能是他后来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的最初动因。５年以后，他的嗣父调任江南盐法道，袁世凯便和家人一起迁到了南京。在济南，袁世凯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美丽的泉城也给他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所以，当他２２岁在上海遇到挫折，决定弃文从武时，首先想到的是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由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从山东到朝鲜战场，中日甲午战争后再从朝鲜到“小站练兵”，就这样一步步掌握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大权。
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时，４１岁，是他第二次离开山东的１８年后。但他第三次走进济南府的具体时间应该是１８９９年的１２月２５日。那时间，袁世凯好生威风，因为他带来了７０００人的新建陆军。一码的新式装备，浩浩荡荡，一时间成了济南府的一大景观。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出任山东巡抚，与他的“强压”和“媚外”政策有极大关系。
近代山东，外国教会组织大肆涌入，与此同时，以山东拳民为首的反教会组织也迅速发展。山东的三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都是坚决的“排外”者，以“仇教”而出名。当时的外国传教士都对他们有过呈控，即上奏朝廷告他们的状，说这三个人纵容拳会势力，杀害教民。应该说，以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为代表的山东地方官，是有着很强的爱国心的。正是他们的方针、政策，为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但是，三位巡抚的一致行动，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袁世凯便是最强烈的攻击者之一。１８９９年５月１６日，袁世凯在致徐世昌的信中说：“东抚（山东巡抚）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此后不久，他又上书清政府，提出整治山东时局的四条意见：第一，慎选守令，让“谙练约章明达时务者”充任山东地方官；第二，讲求约章，把各国的条约、公法和办理内地华夷的案例，装订成书，发给官员，“奉为准则”；第三，分驻巡兵。为了不给德国扩大侵略留下口实，在“胶州各邑及勘察铁路经过各处”，“分驻巡兵”；第四，遴员驻胶。选择熟悉洋务的官员进驻胶州（今山东青岛地区），德国须持照进入山东。四条建议，意思明了，实际是袁世凯的自荐书——只有他能够胜任山东巡抚一职。同时，外国列强也极力保举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于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６日，传命毓贤进京陛见，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袁世凯带着他新建陆军７０００人开进济南府。
“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
袁世凯到任的第三天，即颁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本署抚部钦承恩命，建军以来，统率重兵，弹压镇抚……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碎。”准备对义和团进行强力镇压。但在袁世凯赴任山东巡抚之时，慈禧企图废掉光绪皇帝，另立大阿哥，各国公使拒绝入宫祝贺。慈禧十分恼怒，产生了利用义和团，牵制外国列强的想法，希望袁世凯继续前几任的政策。清政府接二连三地传下谕旨，严令推行“以晓谕为主，毋轻用兵”的方针，要袁世凯“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袁世凯还没有公然违抗的胆子和实力，便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应付清政府，伺机而动。
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３０日，肥城县的大刀会成员，杀了路过此地的平阴县基督教英国牧师卜克斯。袁世凯不再“持平办理”，判处两名大刀会成员死刑，一名终身监禁，两名有期徒刑，将肥城县知县撤职，并赔偿教堂白银９０００两，而且还答应再用５００两白银在卜克斯被害之处立碑，并盖造碑亭。以此事件为由，袁世凯指令各府县对所有在境洋教士及其教堂和住宅严加保护。传教士外出，要当地官吏派兵护送。还以“充作公所”的名义把各教堂保护起来，如济南天主教堂的大门上就挂出了“官书局”的大牌子。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从１９００年４月开始，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态度不再遮遮掩掩，一改过去的“以晓谕解散为主”，而转为镇压和屠杀。袁世凯有７０００人的新军，同时又整合山东原有的清军，招募新兵，培植地方武装，势力非常强大。义和团只有少量的大刀长矛，主要是依靠练过的三拳两脚，与袁世凯的新军展开肉搏。经过袁世凯两个多月的剿杀，山东义和团相继失败，除一部分留在山东境内外，主力逐渐开始转向直隶寻求新的发展。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镇压，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愤怒，“皆有欲杀之势”。在民间广泛传播着这样一句歌谣：“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在济南的山东巡抚衙门的外墙上出现了讽刺袁世凯的漫画，画了一个头戴花翎的大乌龟，匍匐在外国人的的身后，奴才气十足。使得袁世凯惊恐万状，不得不加强府衙的戒备，在卧室外加了铁网，以防被袭。
此后，义和团虽有一些反复，甚至一度掀起新的运动高潮，但毕竟已受重创，不再是袁世凯的治政重点。
设立山东大学堂
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为了应付国内危机，结好外国列强，维护其统治地位，于１９０１年１月发布了筹办“新政”的上谕，要求各大臣、督抚力陈己见，参政议政。
１９０１年４月２５日，袁世凯提出筹办“新政”的十条“管见”，上奏朝廷：一、慎号令，要求清廷发布号令，要考虑全国确能遵行，一旦发布，必须施行；二、教官吏，他认为当时官吏多出自捐纳保举，正途较少，流品纷杂，难胜职任，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三、崇实学，应整顿京师大学堂，各省多设学堂，让学生学习有关实用的书籍和外国学术，培养人才；四、增实科，逐渐减少旧有科举考试名额，增考实学之科，三科之后，旧科一概废止；五、开民智，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仇视外国人，是因为士民风气未开、寡闻少见，如果他们了解外国情势，就会有所变化，各省要设立报馆，开启智慧，广其见闻；六、重游历，应该让诸多王公分赴各国游历，朝内官员可随从前往，考察各国政治、学术、风土人情；七、定使例，出使外国人员应以考试的办法加以选拔，使臣以下人员应久任；八、辨名实，官吏之所以贪赃枉法，主要因为薪俸太少，应优给薪俸，酌定公费，裁并冗员，严惩贪赃；九、裕度支，亟兴商务，设立商会，广开国家财源，官商合力振兴商业与洋商角逐；十、修武备，建议清政府于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将才，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减少武科定额，增加武备生定额。
与此同时，袁世凯着手筹办新政，大办“洋务”。他先后推动设立了银元局，创办了商务总会，并亲莅胶东，力保胶济铁路的顺利修建。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４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此时，袁世凯正在河南老家休假，看到光绪的谕旨后，回济南着令其幕僚唐绍仪等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于当年的９月２４日上奏光绪皇帝。袁世凯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袁世凯还拟订了《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及学堂经费４章，共９６节，对于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光绪皇帝于１０月６日朱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并发。”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袁世凯立即在济南办起了官立山东大学堂，随后不久正式开学。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官立山东大学堂开始设在济南泺源书院内，第一批招收了３００名新生，第一任校长（当时称管理总办）是著名的实业家周学熙，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即教务长）。１９０４年，山东大学堂改为山东高等学堂，后历经省立山东大学，国立青岛大学，１９３２年９月，重新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袁世凯刚刚在山东力行“新政”，除山东大学堂运转正常外，其他各项还未收到明显的效果。１９０１年１１月初，执掌清朝政府大权的李鸿章病逝，经清朝大臣荣禄和奕匡保荐，清廷命令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执掌清朝政府大权。以后山东在清末新政中逐步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大都没有离开袁世凯指点的施政方略。
袁氏后代对山东的记忆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袁世凯离开济南赴直隶任职。从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袁世凯率７０００人新军进驻济南，到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离开，他主政山东只有短短的７００天左右。
后人对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期间的所作所为，褒贬不一。特别是建国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也更多的是针对他镇压义和团的强硬态度予以研究和评价，而对他在山东推行的“新政”涉及不多。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需严肃对待的问题，本文不予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