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体评新春政治局势

香港媒体评新春政治局势   

   愿香港新年新气象  
  

   
刚刚度过农历新年的香港，除夕前北京两大“护法”代表中央振振有词教诲港人的声音犹在耳旁，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临广东视察并对香港情况表示高度关注的消息又引发港人新的“痉挛”。香港今年的政治局势，又成为本周香港媒体新年第一周的焦点。



新年过后引起香港媒体关注的第一条政治消息，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春节期间南下深圳度假兼考察，并对香港近况表达高度关注。据《明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江泽民对香港的近况高度关注，对中央采取措施扶持香港经济发展的成效也甚为关注。报道说：“江泽民今次南巡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陪同；在深圳期间，曾被江泽民赞赏“你到广东主持工作我就放心了”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亦全程陪同。”



在香港的政治圈内，盛传北京对港政策的主导权依然掌握在江泽民手中，因此江泽民此番高调视察广东并对香港局势表示关注，究竟意味着什么，想必各派人士自有一番猜测。《明报》本周刊登时事评论员吴志森的文章，提出港人继续抗争，中央是否会收回优惠的问题。文章说：“政改讨论，充斥着似是而非的误区，例如为急救香港经济，中央实行了不少优惠， CEPA、人民币业务、自由行等，还会陆续有来，如果香港不领情不听话，继续就政改抗争，新优惠固然取消，旧优惠也会收回。……这些政策推出的时间非常合时，应该感激，但这不是单方面的恩赐，不是说收回就收回。香港的独立法治、严谨的专业、灵活有序的制度、国际水平的体系才能担此重任，这些优势非其他内地城市能及，也无法取代。港人不应妄自菲薄，我们有高质素的人民，值得有一个更与之相称的政治体制。 ”



而亲北京的《文汇报》则发表署名“何国钊”的文章，认为北京在此时介入合法合理合时，并称北京对香港局势了如指掌。文章写道：“「七·一大游行」和「元旦大游行」与去年底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并不能真正表达「民意」。当日参加游行的市民在各种政治团体、专业组织、公务员团体与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组织的怂恿下，以及对政府施政失误、经济处于困境深感不满而参与者不在少数，其目的和诉求与游行的目的并不完全相符，或并非出于有充分政治认识而自觉参与。至于区议会选举，则渗透相当份量的感情因素和「民主派」激情煽动。因此不能认为这是市民有充分政治认识而自觉参与，……香港市民过去长期经历殖民地生活，深受西方价值观和历史认识的熏陶，又日夕耳闻目睹有关中国负面因素的宣传。他们对中国的局势欠缺全面的真正的认识。近日，由于北京对香港全力的扶助，带动香港经济明显好转，市民对中国的感情和认识才得以出现今天的变化。”



文章以其京式批判风格接着写道：“中央授权予香港高度自治，但牵涉到政治体制，又如何能放任不管这关系到「一国两制」贯彻落实的关键时刻，中央介入是完全合法、合理、合时的。「民主派」在好梦落空之际仍作困兽斗，是意料中事。”



与此同时，早年留学德国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政府智囊之一关信基则从国际民主化经验分析了香港政改局势。他在接受《明报》专访时指出，97后香港是单一制国家下的地方政府，政制发展无可避免受中央影响，但香港过去讨论民主改革时犯上错误，没有注意中央的期望及利益，错误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董建华及特区政府身上，以为给予其压力就可成功争取民主，但未见民主派有向中央政府做工作，故今天应以平常心看待中央的担忧及利益。



关信基接着分析道：“古今中外由专制政权成功过渡至民主政府的过程，往往是闭门谈判的结果，若以急进革命方式建立民主制度，将会付出代价，包括即时的人命及中长期的代价，因为民主的本质是透过和平手段更换领导，岂能以暴力革命手段建立和平更换政府的机制，革命往往会创造暴力文化，要长期洗涤才可减退，暴力之下建立的民主往往是不稳定及反覆的，辛亥革命及拉丁美洲就是例子。”



另外，在中国国内局势方面，《信报》发表署名“郑永年”的文章，题目是《胡温新政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潮》。文章说：“胡锦涛、温家宝体制形成以来，正在促成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转型。……首先是发展方向上。最主要的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调思想。 “以人为本”本来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内核，意在修正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表现为和“以人为本”思想的对立。 ……其次是政策层面。胡、温新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以人为本”的重心放在社会的大多数。在用法律手段保护新兴阶级的同时，重新认定占社会的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 ……再次但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是领导人的行为方面。在任何国家，最高领导层的行为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更是如此。在法制建设还不很完善的情况下，领导人的表率作用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比一些具体的政策更能影响下层官员的行为。”



郑永年接着分析道：“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时期就是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在传入中国时并不是主流。在当时流行的各种主义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中间，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层选择了社会主义。但是当时主要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不是像社会主义起源的欧洲那样强调社会福利。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时期是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毛泽东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造就了一个强主权、穷人民的国家。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并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这个时期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方面非常成功，也促使了中国社会开始作全方位的转型。旧的体制被冲垮，但新体制的确立相当缓慢。尽管高层从来就没有宣布放弃社会主义，但一般认为，资本主义的崛起表明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总结。中国各界除了拼命追求经济利益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乱象，因为人们不知道社会在往什麽方向发展。…… 现在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的新潮。说它是新潮是因为不是对旧式社会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新的综合创造。它继承了旧式社会主义的很多合理理念，如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和协调发展等，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理念。在很多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的新潮完全放弃了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版本的社会主义，而类似於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香港媒体评新春政治局势   

   愿香港新年新气象  
  

   
刚刚度过农历新年的香港，除夕前北京两大“护法”代表中央振振有词教诲港人的声音犹在耳旁，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临广东视察并对香港情况表示高度关注的消息又引发港人新的“痉挛”。香港今年的政治局势，又成为本周香港媒体新年第一周的焦点。



新年过后引起香港媒体关注的第一条政治消息，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春节期间南下深圳度假兼考察，并对香港近况表达高度关注。据《明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江泽民对香港的近况高度关注，对中央采取措施扶持香港经济发展的成效也甚为关注。报道说：“江泽民今次南巡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陪同；在深圳期间，曾被江泽民赞赏“你到广东主持工作我就放心了”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亦全程陪同。”



在香港的政治圈内，盛传北京对港政策的主导权依然掌握在江泽民手中，因此江泽民此番高调视察广东并对香港局势表示关注，究竟意味着什么，想必各派人士自有一番猜测。《明报》本周刊登时事评论员吴志森的文章，提出港人继续抗争，中央是否会收回优惠的问题。文章说：“政改讨论，充斥着似是而非的误区，例如为急救香港经济，中央实行了不少优惠， CEPA、人民币业务、自由行等，还会陆续有来，如果香港不领情不听话，继续就政改抗争，新优惠固然取消，旧优惠也会收回。……这些政策推出的时间非常合时，应该感激，但这不是单方面的恩赐，不是说收回就收回。香港的独立法治、严谨的专业、灵活有序的制度、国际水平的体系才能担此重任，这些优势非其他内地城市能及，也无法取代。港人不应妄自菲薄，我们有高质素的人民，值得有一个更与之相称的政治体制。 ”



而亲北京的《文汇报》则发表署名“何国钊”的文章，认为北京在此时介入合法合理合时，并称北京对香港局势了如指掌。文章写道：“「七·一大游行」和「元旦大游行」与去年底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并不能真正表达「民意」。当日参加游行的市民在各种政治团体、专业组织、公务员团体与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组织的怂恿下，以及对政府施政失误、经济处于困境深感不满而参与者不在少数，其目的和诉求与游行的目的并不完全相符，或并非出于有充分政治认识而自觉参与。至于区议会选举，则渗透相当份量的感情因素和「民主派」激情煽动。因此不能认为这是市民有充分政治认识而自觉参与，……香港市民过去长期经历殖民地生活，深受西方价值观和历史认识的熏陶，又日夕耳闻目睹有关中国负面因素的宣传。他们对中国的局势欠缺全面的真正的认识。近日，由于北京对香港全力的扶助，带动香港经济明显好转，市民对中国的感情和认识才得以出现今天的变化。”



文章以其京式批判风格接着写道：“中央授权予香港高度自治，但牵涉到政治体制，又如何能放任不管这关系到「一国两制」贯彻落实的关键时刻，中央介入是完全合法、合理、合时的。「民主派」在好梦落空之际仍作困兽斗，是意料中事。”



与此同时，早年留学德国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政府智囊之一关信基则从国际民主化经验分析了香港政改局势。他在接受《明报》专访时指出，97后香港是单一制国家下的地方政府，政制发展无可避免受中央影响，但香港过去讨论民主改革时犯上错误，没有注意中央的期望及利益，错误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董建华及特区政府身上，以为给予其压力就可成功争取民主，但未见民主派有向中央政府做工作，故今天应以平常心看待中央的担忧及利益。



关信基接着分析道：“古今中外由专制政权成功过渡至民主政府的过程，往往是闭门谈判的结果，若以急进革命方式建立民主制度，将会付出代价，包括即时的人命及中长期的代价，因为民主的本质是透过和平手段更换领导，岂能以暴力革命手段建立和平更换政府的机制，革命往往会创造暴力文化，要长期洗涤才可减退，暴力之下建立的民主往往是不稳定及反覆的，辛亥革命及拉丁美洲就是例子。”



另外，在中国国内局势方面，《信报》发表署名“郑永年”的文章，题目是《胡温新政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潮》。文章说：“胡锦涛、温家宝体制形成以来，正在促成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转型。……首先是发展方向上。最主要的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调思想。 “以人为本”本来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内核，意在修正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表现为和“以人为本”思想的对立。 ……其次是政策层面。胡、温新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以人为本”的重心放在社会的大多数。在用法律手段保护新兴阶级的同时，重新认定占社会的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 ……再次但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是领导人的行为方面。在任何国家，最高领导层的行为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更是如此。在法制建设还不很完善的情况下，领导人的表率作用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比一些具体的政策更能影响下层官员的行为。”



郑永年接着分析道：“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时期就是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在传入中国时并不是主流。在当时流行的各种主义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中间，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层选择了社会主义。但是当时主要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不是像社会主义起源的欧洲那样强调社会福利。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时期是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毛泽东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造就了一个强主权、穷人民的国家。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并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这个时期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方面非常成功，也促使了中国社会开始作全方位的转型。旧的体制被冲垮，但新体制的确立相当缓慢。尽管高层从来就没有宣布放弃社会主义，但一般认为，资本主义的崛起表明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总结。中国各界除了拼命追求经济利益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乱象，因为人们不知道社会在往什麽方向发展。…… 现在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的新潮。说它是新潮是因为不是对旧式社会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新的综合创造。它继承了旧式社会主义的很多合理理念，如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和协调发展等，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理念。在很多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的新潮完全放弃了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版本的社会主义，而类似於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