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到底是谁的责任？日本《读卖新闻》全面反省二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9:58:07
中新网8月10日电 《半月谈》近日载文称，美国学者奥维尔·谢尔曾说过：要让一个国家诚实地面对曾经制造了战争罪行、种族屠杀、无端入侵其他国家，或者曾经虐待和杀害它自己的国民的痛苦事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日本也不例外。不过，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用一年多时间对二战进行了系统调查和全面反省，先在报上连载，后结集成书。7月中旬，《检证战争责任》(简称《检证》)中文版摆在了中国读者面前。
到底是谁的责任
出版《检证》的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春峰向记者介绍，《检证》中文版约35万字，对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全过程进行了回顾和反省。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背景分析，从日本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天皇、内阁、议会、军部、媒体等，讨论了战争的发生、发展过程；第二部分为事实检证，对从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全过程，进行了叙述和分析；第三部分对不同层面的相关责任者应承担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具体分析。
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近卫文麿、广田弘毅、小矶国昭、铃木贞一、武藤章……这些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都被《检证》置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详细论述其应负的责任。
例如“九一八事变”，《检证》认为，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参谋本部第二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等人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应在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对于东条英机，《检证》认为他是缺乏国际感觉而开战，从“九一八事变”一直到整个战争的结束，东条英机都负有重大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检证》还对媒体和日本国民应负的责任进行了反思。《检证》认为，战时日本的媒体受制于严厉的言论统制，基本上放弃了应负的监督责任。不仅如此，媒体还做了战争的帮凶，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日本国民也确实全力支持过战争，也应对此责任进行反思。
保守派的反思更有力量
在为《检证》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读卖新闻集团总裁兼总主笔渡边恒雄承认，日本“从来没有以日本国家或日本人民的名义自主追究过战争责任”，并提出“我们对这场战争的非人道性以及其责任的所在必须研究明白，只有本着日本人自身的良心、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才有可能与受害国家进行直率友好的对话”。
在日本报界，渡边恒雄是一个领袖级人物。他1985年任《读卖新闻》主笔，1991年开始出任报社总裁。十几年下来，他把《读卖新闻》打造成集报刊、电视、出版于一体的超级新闻航母，《读卖新闻》发行量高达1400万份，堪称世界第一大报。
《读卖新闻》是日本保守派的一面大旗。该报支持修改和平宪法，曾以社论的方式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到了2005年，《读卖新闻》的观点开始出现转变。2005年6月，渡边恒雄亲自撰写社论，呼吁日本主动反省二战，公开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随后又组织《读卖新闻》的编辑、记者组成“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调查和分析，并将其结果编写成《检证》一书。
“读卖新闻社的做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曾经常驻日本的新华社原东京分社社长王大军高度评价读卖的历史检证。他介绍，日本不乏对战争进行反省的书籍，但出自左派的反省往往被人们先入为主地进行了有意或无意的抵制，因而产生影响的范围和力度有限，正因为读卖新闻来自日本保守派内部，其影响更大、更深远。
“具体来说，《检证》对日本大部分战争认识模糊的民众，具有能澄清一些认识的说服力；对日本右派，具有消除其嚣张气焰的威慑力；而对日本政坛，在历史认识方面具有一定的引导力；对日本保守系统的思想理论界，具有一定的震撼力。”王大军说。
了解是实现史观和谐的第一步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首席主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教授仔细校阅了《检证》中文版，并为中文版撰写了前言。他坦言，作为一名中国学者，他对《检证》中的有些观点并不认同，甚至存有针锋相对的意见。
在为《检证》中文版撰写的前言中，步平指出，《检证》一书侧重于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忽略了日本作为加害国整体的战争责任；在对个人的战争责任进行具体的分析时，基本归纳为政府首脑的“缺乏国际感觉”和“纵容军部独断专行”，军事指导层的“一系列的判断错误”，军队官僚的“鲁莽行事、介入政治、歪曲国策”等等，而普通的日本人则是受这些官僚与军人的愚弄，甚至天皇也是被这些人架空，这样避重就轻的检证，显然无法彻底追究战争责任。
为了不在读者中引起混乱，新华出版社在出版中文版的时候，对原文一些重要史实的叙述，例如卢沟桥事变谁开的第一枪、南京大屠杀中国军民的死伤数字、田中奏折的真伪等，以加“中文编者注”的方式予以说明，提请读者注意鉴别。
步平认为，日本在战败之前并不存在“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当时的战争观认为国家进行战争与取得殖民地是正常的行为。这种模糊的认识又因战后美国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不彻底而未能得到澄清，这是《检证》追究战争责任细致却不深刻的根源。
“有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可能很容易理解，甚至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对在不同历史背景和环境下生活的人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步平认为，从渡边的谈话和《检证》一书，可以看到日本人“深刻的内心斗争和矛盾”，看到日本人在战争历史的感情认识中的障碍。
因此，尽管并不认同《检证》的很多内容，步平还是认为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很有意义，“无论我们是同意还是反对，首先需要了解对方的见解。没有了解就不会展开讨论，而没有讨论，就没有相互之间的理解，没有相互理解，就没有中日关系的未来。”
“《检证》迈出了读卖新闻追究战争责任的第一步，期待今后能走出第二步、第三步。”步平说。 中新网8月10日电 《半月谈》近日载文称，美国学者奥维尔·谢尔曾说过：要让一个国家诚实地面对曾经制造了战争罪行、种族屠杀、无端入侵其他国家，或者曾经虐待和杀害它自己的国民的痛苦事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日本也不例外。不过，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用一年多时间对二战进行了系统调查和全面反省，先在报上连载，后结集成书。7月中旬，《检证战争责任》(简称《检证》)中文版摆在了中国读者面前。
到底是谁的责任
出版《检证》的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春峰向记者介绍，《检证》中文版约35万字，对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全过程进行了回顾和反省。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背景分析，从日本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天皇、内阁、议会、军部、媒体等，讨论了战争的发生、发展过程；第二部分为事实检证，对从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全过程，进行了叙述和分析；第三部分对不同层面的相关责任者应承担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具体分析。
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近卫文麿、广田弘毅、小矶国昭、铃木贞一、武藤章……这些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都被《检证》置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详细论述其应负的责任。
例如“九一八事变”，《检证》认为，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参谋本部第二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等人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应在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对于东条英机，《检证》认为他是缺乏国际感觉而开战，从“九一八事变”一直到整个战争的结束，东条英机都负有重大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检证》还对媒体和日本国民应负的责任进行了反思。《检证》认为，战时日本的媒体受制于严厉的言论统制，基本上放弃了应负的监督责任。不仅如此，媒体还做了战争的帮凶，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日本国民也确实全力支持过战争，也应对此责任进行反思。
保守派的反思更有力量
在为《检证》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读卖新闻集团总裁兼总主笔渡边恒雄承认，日本“从来没有以日本国家或日本人民的名义自主追究过战争责任”，并提出“我们对这场战争的非人道性以及其责任的所在必须研究明白，只有本着日本人自身的良心、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才有可能与受害国家进行直率友好的对话”。
在日本报界，渡边恒雄是一个领袖级人物。他1985年任《读卖新闻》主笔，1991年开始出任报社总裁。十几年下来，他把《读卖新闻》打造成集报刊、电视、出版于一体的超级新闻航母，《读卖新闻》发行量高达1400万份，堪称世界第一大报。
《读卖新闻》是日本保守派的一面大旗。该报支持修改和平宪法，曾以社论的方式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到了2005年，《读卖新闻》的观点开始出现转变。2005年6月，渡边恒雄亲自撰写社论，呼吁日本主动反省二战，公开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随后又组织《读卖新闻》的编辑、记者组成“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调查和分析，并将其结果编写成《检证》一书。
“读卖新闻社的做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曾经常驻日本的新华社原东京分社社长王大军高度评价读卖的历史检证。他介绍，日本不乏对战争进行反省的书籍，但出自左派的反省往往被人们先入为主地进行了有意或无意的抵制，因而产生影响的范围和力度有限，正因为读卖新闻来自日本保守派内部，其影响更大、更深远。
“具体来说，《检证》对日本大部分战争认识模糊的民众，具有能澄清一些认识的说服力；对日本右派，具有消除其嚣张气焰的威慑力；而对日本政坛，在历史认识方面具有一定的引导力；对日本保守系统的思想理论界，具有一定的震撼力。”王大军说。
了解是实现史观和谐的第一步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首席主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教授仔细校阅了《检证》中文版，并为中文版撰写了前言。他坦言，作为一名中国学者，他对《检证》中的有些观点并不认同，甚至存有针锋相对的意见。
在为《检证》中文版撰写的前言中，步平指出，《检证》一书侧重于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忽略了日本作为加害国整体的战争责任；在对个人的战争责任进行具体的分析时，基本归纳为政府首脑的“缺乏国际感觉”和“纵容军部独断专行”，军事指导层的“一系列的判断错误”，军队官僚的“鲁莽行事、介入政治、歪曲国策”等等，而普通的日本人则是受这些官僚与军人的愚弄，甚至天皇也是被这些人架空，这样避重就轻的检证，显然无法彻底追究战争责任。
为了不在读者中引起混乱，新华出版社在出版中文版的时候，对原文一些重要史实的叙述，例如卢沟桥事变谁开的第一枪、南京大屠杀中国军民的死伤数字、田中奏折的真伪等，以加“中文编者注”的方式予以说明，提请读者注意鉴别。
步平认为，日本在战败之前并不存在“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当时的战争观认为国家进行战争与取得殖民地是正常的行为。这种模糊的认识又因战后美国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不彻底而未能得到澄清，这是《检证》追究战争责任细致却不深刻的根源。
“有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可能很容易理解，甚至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对在不同历史背景和环境下生活的人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步平认为，从渡边的谈话和《检证》一书，可以看到日本人“深刻的内心斗争和矛盾”，看到日本人在战争历史的感情认识中的障碍。
因此，尽管并不认同《检证》的很多内容，步平还是认为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很有意义，“无论我们是同意还是反对，首先需要了解对方的见解。没有了解就不会展开讨论，而没有讨论，就没有相互之间的理解，没有相互理解，就没有中日关系的未来。”
“《检证》迈出了读卖新闻追究战争责任的第一步，期待今后能走出第二步、第三步。”步平说。
到底是谁的责任
出版《检证》的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春峰向记者介绍，《检证》中文版约35万字，对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全过程进行了回顾和反省。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背景分析，从日本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天皇、内阁、议会、军部、媒体等，讨论了战争的发生、发展过程；第二部分为事实检证，对从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全过程，进行了叙述和分析；第三部分对不同层面的相关责任者应承担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具体分析。
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近卫文麿、广田弘毅、小矶国昭、铃木贞一、武藤章……这些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都被《检证》置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详细论述其应负的责任。
例如“九一八事变”，《检证》认为，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参谋本部第二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等人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应在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对于东条英机，《检证》认为他是缺乏国际感觉而开战，从“九一八事变”一直到整个战争的结束，东条英机都负有重大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检证》还对媒体和日本国民应负的责任进行了反思。《检证》认为，战时日本的媒体受制于严厉的言论统制，基本上放弃了应负的监督责任。不仅如此，媒体还做了战争的帮凶，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日本国民也确实全力支持过战争，也应对此责任进行反思。
保守派的反思更有力量
在为《检证》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读卖新闻集团总裁兼总主笔渡边恒雄承认，日本“从来没有以日本国家或日本人民的名义自主追究过战争责任”，并提出“我们对这场战争的非人道性以及其责任的所在必须研究明白，只有本着日本人自身的良心、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才有可能与受害国家进行直率友好的对话”。
在日本报界，渡边恒雄是一个领袖级人物。他1985年任《读卖新闻》主笔，1991年开始出任报社总裁。十几年下来，他把《读卖新闻》打造成集报刊、电视、出版于一体的超级新闻航母，《读卖新闻》发行量高达1400万份，堪称世界第一大报。
《读卖新闻》是日本保守派的一面大旗。该报支持修改和平宪法，曾以社论的方式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到了2005年，《读卖新闻》的观点开始出现转变。2005年6月，渡边恒雄亲自撰写社论，呼吁日本主动反省二战，公开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随后又组织《读卖新闻》的编辑、记者组成“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调查和分析，并将其结果编写成《检证》一书。
“读卖新闻社的做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曾经常驻日本的新华社原东京分社社长王大军高度评价读卖的历史检证。他介绍，日本不乏对战争进行反省的书籍，但出自左派的反省往往被人们先入为主地进行了有意或无意的抵制，因而产生影响的范围和力度有限，正因为读卖新闻来自日本保守派内部，其影响更大、更深远。
“具体来说，《检证》对日本大部分战争认识模糊的民众，具有能澄清一些认识的说服力；对日本右派，具有消除其嚣张气焰的威慑力；而对日本政坛，在历史认识方面具有一定的引导力；对日本保守系统的思想理论界，具有一定的震撼力。”王大军说。
了解是实现史观和谐的第一步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首席主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教授仔细校阅了《检证》中文版，并为中文版撰写了前言。他坦言，作为一名中国学者，他对《检证》中的有些观点并不认同，甚至存有针锋相对的意见。
在为《检证》中文版撰写的前言中，步平指出，《检证》一书侧重于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忽略了日本作为加害国整体的战争责任；在对个人的战争责任进行具体的分析时，基本归纳为政府首脑的“缺乏国际感觉”和“纵容军部独断专行”，军事指导层的“一系列的判断错误”，军队官僚的“鲁莽行事、介入政治、歪曲国策”等等，而普通的日本人则是受这些官僚与军人的愚弄，甚至天皇也是被这些人架空，这样避重就轻的检证，显然无法彻底追究战争责任。
为了不在读者中引起混乱，新华出版社在出版中文版的时候，对原文一些重要史实的叙述，例如卢沟桥事变谁开的第一枪、南京大屠杀中国军民的死伤数字、田中奏折的真伪等，以加“中文编者注”的方式予以说明，提请读者注意鉴别。
步平认为，日本在战败之前并不存在“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当时的战争观认为国家进行战争与取得殖民地是正常的行为。这种模糊的认识又因战后美国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不彻底而未能得到澄清，这是《检证》追究战争责任细致却不深刻的根源。
“有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可能很容易理解，甚至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对在不同历史背景和环境下生活的人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步平认为，从渡边的谈话和《检证》一书，可以看到日本人“深刻的内心斗争和矛盾”，看到日本人在战争历史的感情认识中的障碍。
因此，尽管并不认同《检证》的很多内容，步平还是认为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很有意义，“无论我们是同意还是反对，首先需要了解对方的见解。没有了解就不会展开讨论，而没有讨论，就没有相互之间的理解，没有相互理解，就没有中日关系的未来。”
“《检证》迈出了读卖新闻追究战争责任的第一步，期待今后能走出第二步、第三步。”步平说。 中新网8月10日电 《半月谈》近日载文称，美国学者奥维尔·谢尔曾说过：要让一个国家诚实地面对曾经制造了战争罪行、种族屠杀、无端入侵其他国家，或者曾经虐待和杀害它自己的国民的痛苦事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日本也不例外。不过，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用一年多时间对二战进行了系统调查和全面反省，先在报上连载，后结集成书。7月中旬，《检证战争责任》(简称《检证》)中文版摆在了中国读者面前。
到底是谁的责任
出版《检证》的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春峰向记者介绍，《检证》中文版约35万字，对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全过程进行了回顾和反省。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背景分析，从日本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天皇、内阁、议会、军部、媒体等，讨论了战争的发生、发展过程；第二部分为事实检证，对从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全过程，进行了叙述和分析；第三部分对不同层面的相关责任者应承担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具体分析。
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近卫文麿、广田弘毅、小矶国昭、铃木贞一、武藤章……这些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都被《检证》置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详细论述其应负的责任。
例如“九一八事变”，《检证》认为，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参谋本部第二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等人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应在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对于东条英机，《检证》认为他是缺乏国际感觉而开战，从“九一八事变”一直到整个战争的结束，东条英机都负有重大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检证》还对媒体和日本国民应负的责任进行了反思。《检证》认为，战时日本的媒体受制于严厉的言论统制，基本上放弃了应负的监督责任。不仅如此，媒体还做了战争的帮凶，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日本国民也确实全力支持过战争，也应对此责任进行反思。
保守派的反思更有力量
在为《检证》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读卖新闻集团总裁兼总主笔渡边恒雄承认，日本“从来没有以日本国家或日本人民的名义自主追究过战争责任”，并提出“我们对这场战争的非人道性以及其责任的所在必须研究明白，只有本着日本人自身的良心、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才有可能与受害国家进行直率友好的对话”。
在日本报界，渡边恒雄是一个领袖级人物。他1985年任《读卖新闻》主笔，1991年开始出任报社总裁。十几年下来，他把《读卖新闻》打造成集报刊、电视、出版于一体的超级新闻航母，《读卖新闻》发行量高达1400万份，堪称世界第一大报。
《读卖新闻》是日本保守派的一面大旗。该报支持修改和平宪法，曾以社论的方式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到了2005年，《读卖新闻》的观点开始出现转变。2005年6月，渡边恒雄亲自撰写社论，呼吁日本主动反省二战，公开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随后又组织《读卖新闻》的编辑、记者组成“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调查和分析，并将其结果编写成《检证》一书。
“读卖新闻社的做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曾经常驻日本的新华社原东京分社社长王大军高度评价读卖的历史检证。他介绍，日本不乏对战争进行反省的书籍，但出自左派的反省往往被人们先入为主地进行了有意或无意的抵制，因而产生影响的范围和力度有限，正因为读卖新闻来自日本保守派内部，其影响更大、更深远。
“具体来说，《检证》对日本大部分战争认识模糊的民众，具有能澄清一些认识的说服力；对日本右派，具有消除其嚣张气焰的威慑力；而对日本政坛，在历史认识方面具有一定的引导力；对日本保守系统的思想理论界，具有一定的震撼力。”王大军说。
了解是实现史观和谐的第一步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首席主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教授仔细校阅了《检证》中文版，并为中文版撰写了前言。他坦言，作为一名中国学者，他对《检证》中的有些观点并不认同，甚至存有针锋相对的意见。
在为《检证》中文版撰写的前言中，步平指出，《检证》一书侧重于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忽略了日本作为加害国整体的战争责任；在对个人的战争责任进行具体的分析时，基本归纳为政府首脑的“缺乏国际感觉”和“纵容军部独断专行”，军事指导层的“一系列的判断错误”，军队官僚的“鲁莽行事、介入政治、歪曲国策”等等，而普通的日本人则是受这些官僚与军人的愚弄，甚至天皇也是被这些人架空，这样避重就轻的检证，显然无法彻底追究战争责任。
为了不在读者中引起混乱，新华出版社在出版中文版的时候，对原文一些重要史实的叙述，例如卢沟桥事变谁开的第一枪、南京大屠杀中国军民的死伤数字、田中奏折的真伪等，以加“中文编者注”的方式予以说明，提请读者注意鉴别。
步平认为，日本在战败之前并不存在“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当时的战争观认为国家进行战争与取得殖民地是正常的行为。这种模糊的认识又因战后美国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不彻底而未能得到澄清，这是《检证》追究战争责任细致却不深刻的根源。
“有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可能很容易理解，甚至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对在不同历史背景和环境下生活的人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步平认为，从渡边的谈话和《检证》一书，可以看到日本人“深刻的内心斗争和矛盾”，看到日本人在战争历史的感情认识中的障碍。
因此，尽管并不认同《检证》的很多内容，步平还是认为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很有意义，“无论我们是同意还是反对，首先需要了解对方的见解。没有了解就不会展开讨论，而没有讨论，就没有相互之间的理解，没有相互理解，就没有中日关系的未来。”
“《检证》迈出了读卖新闻追究战争责任的第一步，期待今后能走出第二步、第三步。”步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