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中國人起義迎日軍

是什么讓河南百姓幫助日軍一舉消滅了20萬國軍

那年也就是43年冬至44年春。那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頻頻失利，從日本本土到東南亞一帶的海上運輸線隨時有被盟軍切斷的可能。為此，日軍于1944年1月24日發動了“1號作戰”（即豫湘桂戰役），以打通從中國東北到越南的大陸交通線。同年4月中旬，日軍集結六個師團、4個旅團、共6萬兵力分三路進攻豫中。

　　此時，豫中中國守軍為第一戰區副司令盪恩伯部，共有8個集團軍40多萬人。沒想到這些看似強壯的國軍在日軍面前竟不堪一擊，一潰千里。于是，“豫中戰役”歷時38天便結束了。國軍損兵折將達20萬之多，失城38座，河南省几乎全部陷落日軍手里。

　　“這么不經打？40萬國軍居然損失過半，難道全是吃白飯的？”

　　此話問得好！我說出來你們可能不信，在國軍損失的20萬人數中，大約有5萬名軍人是被當地的河南百姓繳械而失去戰斗力的。在國軍与日軍交戰時，老百姓個個忙個不停。國軍的傷員撤下陣來沒人抬，日軍的傷員撤下陣來老百姓卻搶著抬擔架。這還不算，老百姓還親自帶路，幫著日軍四處去追擊那些走投無路的國軍散兵。

　　這是真實的歷史嗎？是的！一點不假！确實有為數不少的河南百姓在幫著日軍打國軍。他們為何要這么做，不怕背上“漢奸”与“賣國”的罪名？理由衹有一個：國軍沒法讓他們活下去，日軍想法讓他們活下去。

　　要說這段歷史應該再往前推二年。“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發生大旱災，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兩季大部絕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災。災民500萬，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盪，襲擊全省110個縣。災民吃草根樹皮，餓殍遍野。婦女售价跌至過去的十分之一，壯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遼闊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餓死300萬人之多。”（摘自當年《大公報》）

　　老百姓痛恨國軍，水旱蝗盪，“盪”就是指盪恩伯的部隊。這些部隊還要以抗日名義強行征用農民的耕牛以補充運輸工具。對于种田的農民來說，耕牛就是他們的主要生產資料。他們忍無可忍，幵始用獵槍、大刀和鐵耙把自己武裝起來。幵始時他們還衹是繳單個國軍士兵的武器，后來發展到整連整連地解除國軍的武裝。

　　這時，日軍打過來了！日軍過來第一件事就是向百姓發放軍糧，以收攏民心。國軍不管百姓死活，日軍為百姓打幵生存之路，他們不聽日軍的話還會聽誰的話？在“國家如此積貧積弱，軍隊如此雜色林立，社會如此危如懸卵”之刻，為了生存，老百姓在宁可餓死當中國鬼，還是不餓死當亡國奴這兩條路上選擇了后者。

　　河南災情嚴重，《大公報》派遣張高峰記者到中原地區去采訪。1943年1月17日，張高峰寄回了一篇題為《饑餓的河南》的通訊。通訊中說：“記者首先告訴讀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与野草維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榮再沒有人提起，‘哀鴻遍野’不過是吃飽穿暖了的人們形容豫災的凄楚字眼……”報道還詳盡記述了河南水、旱、蝗、風、雹等天災，并揭露當局向災民執行征兵、征糧等不管百姓死活的政策。

　　《大公報》總編輯王蕓生看到這篇通訊后深感事關重大，改題為《豫災實錄》，發表在2月1日《大公報》重慶版上。 2日，《大公報》王蕓生又寫了新聞述評：《看重慶，念中原》。當晚，國民党新聞檢查所即刻派人送來人，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3、4、5日），以示懲戒。

　　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Theodore&S226;H&S226;White）得知此事挺身而出。 1943年2月，他同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自重慶飛抵寶雞，乘隴海線到西安，過潼關進入河南。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僵尸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庄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衹是野狗從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著上面的肉”。

　　白修德在后來出版的《風暴遍中國》一書中這樣描述著河南的災荒：

　　“1942年，冬小麥因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還是照常征收實物稅。這就意味著，在整個歉收季節里，冬小麥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當局向農民保証，雨是肯定會下的，農民會有足夠的小麥和玉米來填充他們饑餓的肚子。但是，雨沒有下，1942年的整個夏天都沒有下雨，谷物的秸稈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饑荒幵始蔓延。盡管重慶作出了很好聽的減稅決定，但每個軍事机關和地方當局還是要求千方百計地勒索賦稅。各縣政府要求農民交納的糧食比農民田里實際生產的糧食還要多，而且毫無寬容可言，吃著榆樹皮和干樹葉的農民，被迫把他們最后一點糧食种子交給稅收机關。身体虛弱得几乎走不動路的農民還必須給軍隊交納軍馬飼料．那些無力交稅納賦的農民被逼得無路可走，衹得賣掉他們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換錢來購買糧食，交納賦稅。”


　　1943年10月，河南災情報告送到了重慶，國民政府派出兩名官員去河南實查。當确知此事為真時，蔣介石這才同意撥2億元紙幣作為災荒救濟款，同時令河南省政府下達減輕賦稅的命令。

　　救濟款送到河南是次年3月，2億元紙幣實際到帳衹有8000萬。當地政府官員又為如何分配這筆巨款吵個沒完，最后干脆將這筆錢的大部分存入銀行，讓它養息增值。小部分發放下去，發放時還要扣除農民往年的欠稅款。

　　對于國軍在戰爭中的大敗，白修德采訪了一位國民党軍官，指出問題的根源在于國軍的橫征暴斂。可這位軍官卻認真地回答說：“百姓可以餓死，士兵不能餓死。百姓死了，土地還是中國人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了，那么日本人就會來接管這個國家。”

　　悲！這是中國人的悲慘一頁歷史！這也是民族恥辱的一頁寫真，而制造這場恥辱的除了天災，更多的是國民政府的腐敗而導致的。我覺得不是河南百姓的錯。

　　人最大的意義在于生存，生存也是一种奉獻。讓我們好好讀一讀法國學者阿爾貝特.史怀澤的《敬畏生命》一書吧！是什么讓河南百姓幫助日軍一舉消滅了20萬國軍

那年也就是43年冬至44年春。那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頻頻失利，從日本本土到東南亞一帶的海上運輸線隨時有被盟軍切斷的可能。為此，日軍于1944年1月24日發動了“1號作戰”（即豫湘桂戰役），以打通從中國東北到越南的大陸交通線。同年4月中旬，日軍集結六個師團、4個旅團、共6萬兵力分三路進攻豫中。

　　此時，豫中中國守軍為第一戰區副司令盪恩伯部，共有8個集團軍40多萬人。沒想到這些看似強壯的國軍在日軍面前竟不堪一擊，一潰千里。于是，“豫中戰役”歷時38天便結束了。國軍損兵折將達20萬之多，失城38座，河南省几乎全部陷落日軍手里。

　　“這么不經打？40萬國軍居然損失過半，難道全是吃白飯的？”

　　此話問得好！我說出來你們可能不信，在國軍損失的20萬人數中，大約有5萬名軍人是被當地的河南百姓繳械而失去戰斗力的。在國軍与日軍交戰時，老百姓個個忙個不停。國軍的傷員撤下陣來沒人抬，日軍的傷員撤下陣來老百姓卻搶著抬擔架。這還不算，老百姓還親自帶路，幫著日軍四處去追擊那些走投無路的國軍散兵。

　　這是真實的歷史嗎？是的！一點不假！确實有為數不少的河南百姓在幫著日軍打國軍。他們為何要這么做，不怕背上“漢奸”与“賣國”的罪名？理由衹有一個：國軍沒法讓他們活下去，日軍想法讓他們活下去。

　　要說這段歷史應該再往前推二年。“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發生大旱災，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兩季大部絕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災。災民500萬，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盪，襲擊全省110個縣。災民吃草根樹皮，餓殍遍野。婦女售价跌至過去的十分之一，壯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遼闊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餓死300萬人之多。”（摘自當年《大公報》）

　　老百姓痛恨國軍，水旱蝗盪，“盪”就是指盪恩伯的部隊。這些部隊還要以抗日名義強行征用農民的耕牛以補充運輸工具。對于种田的農民來說，耕牛就是他們的主要生產資料。他們忍無可忍，幵始用獵槍、大刀和鐵耙把自己武裝起來。幵始時他們還衹是繳單個國軍士兵的武器，后來發展到整連整連地解除國軍的武裝。

　　這時，日軍打過來了！日軍過來第一件事就是向百姓發放軍糧，以收攏民心。國軍不管百姓死活，日軍為百姓打幵生存之路，他們不聽日軍的話還會聽誰的話？在“國家如此積貧積弱，軍隊如此雜色林立，社會如此危如懸卵”之刻，為了生存，老百姓在宁可餓死當中國鬼，還是不餓死當亡國奴這兩條路上選擇了后者。

　　河南災情嚴重，《大公報》派遣張高峰記者到中原地區去采訪。1943年1月17日，張高峰寄回了一篇題為《饑餓的河南》的通訊。通訊中說：“記者首先告訴讀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与野草維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榮再沒有人提起，‘哀鴻遍野’不過是吃飽穿暖了的人們形容豫災的凄楚字眼……”報道還詳盡記述了河南水、旱、蝗、風、雹等天災，并揭露當局向災民執行征兵、征糧等不管百姓死活的政策。

　　《大公報》總編輯王蕓生看到這篇通訊后深感事關重大，改題為《豫災實錄》，發表在2月1日《大公報》重慶版上。 2日，《大公報》王蕓生又寫了新聞述評：《看重慶，念中原》。當晚，國民党新聞檢查所即刻派人送來人，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3、4、5日），以示懲戒。

　　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Theodore&S226;H&S226;White）得知此事挺身而出。 1943年2月，他同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自重慶飛抵寶雞，乘隴海線到西安，過潼關進入河南。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僵尸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庄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衹是野狗從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著上面的肉”。

　　白修德在后來出版的《風暴遍中國》一書中這樣描述著河南的災荒：

　　“1942年，冬小麥因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還是照常征收實物稅。這就意味著，在整個歉收季節里，冬小麥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當局向農民保証，雨是肯定會下的，農民會有足夠的小麥和玉米來填充他們饑餓的肚子。但是，雨沒有下，1942年的整個夏天都沒有下雨，谷物的秸稈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饑荒幵始蔓延。盡管重慶作出了很好聽的減稅決定，但每個軍事机關和地方當局還是要求千方百計地勒索賦稅。各縣政府要求農民交納的糧食比農民田里實際生產的糧食還要多，而且毫無寬容可言，吃著榆樹皮和干樹葉的農民，被迫把他們最后一點糧食种子交給稅收机關。身体虛弱得几乎走不動路的農民還必須給軍隊交納軍馬飼料．那些無力交稅納賦的農民被逼得無路可走，衹得賣掉他們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換錢來購買糧食，交納賦稅。”


　　1943年10月，河南災情報告送到了重慶，國民政府派出兩名官員去河南實查。當确知此事為真時，蔣介石這才同意撥2億元紙幣作為災荒救濟款，同時令河南省政府下達減輕賦稅的命令。

　　救濟款送到河南是次年3月，2億元紙幣實際到帳衹有8000萬。當地政府官員又為如何分配這筆巨款吵個沒完，最后干脆將這筆錢的大部分存入銀行，讓它養息增值。小部分發放下去，發放時還要扣除農民往年的欠稅款。

　　對于國軍在戰爭中的大敗，白修德采訪了一位國民党軍官，指出問題的根源在于國軍的橫征暴斂。可這位軍官卻認真地回答說：“百姓可以餓死，士兵不能餓死。百姓死了，土地還是中國人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了，那么日本人就會來接管這個國家。”

　　悲！這是中國人的悲慘一頁歷史！這也是民族恥辱的一頁寫真，而制造這場恥辱的除了天災，更多的是國民政府的腐敗而導致的。我覺得不是河南百姓的錯。

　　人最大的意義在于生存，生存也是一种奉獻。讓我們好好讀一讀法國學者阿爾貝特.史怀澤的《敬畏生命》一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