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文强口述自传节选----纪念文强将军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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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投考黄埔
１９２４年，我１７岁，到过一次广州，见到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孙大炮”，还有一个是“大元帅”。我还见到程潜，见到李烈钧，见到蒋介石。那时蒋介石是副总参谋长。回到湖南后，我考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艺群美专有一位老师叫王基永，他每次上课并不讲公民课程，而是作时事报告，我感觉他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透彻，还有批判。有时，他问我们认清了形势怎么办？我们瞠目以对。他也并不解答他所提出的难题，最多说一句“同学们深思！”王基永先生有时巧妙地将孙中山与列宁相提并论，有时又介绍创办黄埔军校以及学生军东征，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一些闻所未闻的情况。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到了下课之后，还包围着他，问东问西问个没完。与我要好的一位同学名廖仲良，是湖南宁乡县人，他比我大三四岁。有一天，他给我了个小本本的书，叮嘱我不能给第二个人看，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而且要躲在蚊帐内去看。我觉得相当神秘，不折不扣地一切照办。这个小本本的书，名叫《马克思主义浅说》，我躲在蚊帐中一知半解地一气读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的革命书籍。那时，湖南有三剑客：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夏曦是搞学生运动的，郭亮是搞工人运动的。他们三个人是分工合作。我跟夏曦的关系很好。他对我说，国民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是改良主义的。其他的党派嘛，比如国家主义青年党，是无政府主义的。现在革命最彻底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俄国，我们要走俄国的路。我问：“孙中山是国民党，你怎么看他？”夏曦说，用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孙中山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做马克思的事情。他又说：“现在俄国有个列宁主义青年团。”我问：“那是个什么组织啊？”“是一个年轻的革命组织，叫ＣＹ。”那时我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１９２５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的高潮。在这个反帝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夏曦到学生中考察，看到我敢作敢为，就发展我加入ＣＹ。一天，夏曦通知我到第一师范去。我去了一看，来了不少人。墙上挂着马克思的像。第一师范的学生陈林达（湖南湘潭人，后来是国民党军长）也来了，我靠着他坐下。王基永给我们作政治报告，讲国际形势，讲革命形势。我坐在下面，觉得这个人了解的事情很多啊。夏曦对我说：“他是政治教员。”我说：“我们艺专的政治教员也是他。”夏曦说：“他的理论很好，很多事情我们还搞不清楚呢。”到了晚上，举行加入ＣＹ的宣誓仪式，又是王基永主持，我想：“他不但理论好，宣誓也是他来主持。”这才晓得他是列宁主义青年团在长沙组织的负责人。我是个ＣＹ了。夏曦就动员我进黄埔军校。我原打算以艺专作为过渡，然后再到京沪一带去深造。可是到艺专不过半年，就接触了革命思想，卷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爱国热潮中。接着又是“五卅”惨案的发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大革命时代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在长沙教育会大礼堂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会场中，看到了追悼人群如山似海，激动人心的挽联，挂满了会场内外及“赐闲园”整个的花园。记得有人抄下唐诗陈子昂名句来赞誉孙先生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那时既仰慕孙先生的伟大，不愧为辛亥革命的开国元勋，但又感到“后无来者”之句，似乎又过早地作了结论，难道当代以及千百年后，就没有一人能超过他吗？我带着幼稚的心理在探索着，希望投笔从戎。我的父亲也反对我学艺术，说：“学什么艺术啊，还是进一所大学吧。”当时，有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岭南大学三所大学可供选择，但是我受到夏曦的鼓动，决定投考黄埔。在动身之前，我特意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新青年》、《湘报》等等。这次长沙投考黄埔的一共有８个青年，编成了一个组，陈林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有６个是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去广东有两条路，一条是搭火车，火车快一些，但路上不安全，吴佩孚他们经常在铁路上抓学生。一条是水路，从上海到厦门，这条路比较安全，而且要便宜一些。我们选择了走水路。出发之前，毛泽覃找我，说名单上没有他。“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黄埔，只是我去不了。”我问：“是不是你的哥哥不让你去啊？”“我没有路费，去不了。”说着，他哭起来。“你问你的大哥要点钱吧。”“他一个钱也不给我，他一个小学教员，钱也不多，他抽烟，钱还不够自己用呢。”我说：“你哭什么呢，这样好了，我估计要不了多少钱，路费我出，衣服钱你自己出，我有饭你有饭。”毛泽覃高兴了。我向陈林达讲，毛泽覃也要跟我们一道去考黄埔。陈林达不同意：“怎么可以加带一个人呢？”我说：“他也是ＣＹ，为什么不允许他去呢？”陈林达表示要全体通过，而且毛泽覃没有钱，我们也没有钱给他呀。我说：“我出钱。”“噢，你有钱？可是组织上没有交待，你又搞个人来。”“哎呀，做好事嘛，把他的名字写在最后——毛泽覃。”就这样，我带着毛家老弟一道投考黄埔。到了上海海关，一看，贴了一张布告：说是台风来了，封关了。所有的船只都停开，船票不卖了，想走也走不了。大家很着急，本来就没有几个钱，又搞了个封关，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过了几天，我们只有两块钱了。毛泽覃着急“我跟着你已经花了你很多钱了，现在又封关了，怎么办呢？”陈林达是组长，他更着急：“老文哪，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现在封关了，我们的伙食钱只够三天了，怎么办呢？你赶紧打个电报向湖南要钱。”湖南回电报了：“一切费用自理。”青年团也没有钱。这一下，陈林达急得不得了，陈林达跟毛泽东一起都是第一师范毕业的，我们私人感情很好。他的父亲是个木匠，家里没有钱，为人实实在在的。我一看他急得不得了，就把他叫了来，说：“你不要着急，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啊？吹牛皮啊！你有亲戚没有？有朋友没有？能借到钱吗？”我说：“你不要管这么多，我有办法。”“你吹牛皮！”到了晚上，我把他叫来：“你摸摸我这个棉衣呀，看有个什么东西？”他上前一摸：“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呀？像个硬的圈圈呀？”我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叫我备而不用。爸爸娶她时，给她一对金镯子，她脱下一个给我缝在棉衣里。我母亲给我讲过，这个圈子相当于一两黄金。”“噢，值那么多钱呀？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个妈妈很难得的。拿个金圈子给你，你妈妈很有远见啊。”他把我妈妈称赞了一通。我对他说：“你对大家不要说，要不他们吃烟喝酒，几天就搞掉了。”我们两人拿着金圈子跑到上海金店去问，说是值一百块洋钱。我对陈林达讲：“我把这个金圈子交给你，换成一百块洋钱，当做我们到广东的路费，多余的钱作为公费，我们的目的地还没有到达，我自己不要这个钱。”封关八天后，恢复船运。我们买了票上船。他们打听买票的钱是从哪来的？陈林达说：“是文强的钱，他拿出来给我们用，我们要节省着啊。”从上海到厦门，用了四五天时间。经过厦门时，，他们那些人讲：“哎，看鼓浪屿，鼓浪屿！”我问：“鼓浪屿是个什么东西？看看。”我看见对面山上有个天文台，隔得好远，看也看不清楚。我正在甲板上看天文台，有个人在我衣服上一揪，又敲敲我的耳朵，我回头一看，是毛泽东！“哎，毛大哥，你怎么在这儿？”他捂住我的嘴说：“说话声音小一点，这个地方还在厦门，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他们如果晓得我们到广东去，就会绑票。”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他上下看看我的打扮，我穿的衣服上有两个铜字“艺专”，帽子是白色哔叽的，帽子上插着一把铜宝剑，这是艺专的校服。毛泽东把我浑身上下看了几眼之后。说：“你呀，打扮得太漂亮啦！人家都注意你，都看着你。帽子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一把宝剑插着，太引人注目。”他说：“帽子就不要戴了，衣服上‘艺专’两个字可以取下来。”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一把抓下帽子往海里面丢，毛泽东一下子就把我的帽子抢过去了，说：“你这是幼稚的行动，你把这样好的帽子往海里丢干什么？这不是发神经病吗？你回去放在你箱子里头。”我笑了，说：“也对。”那时我才１８岁。我问他：“我在这船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呀？”他说：“我们住在上面的官舱，你们住在下面的统舱。我告诉你，我是国民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夏曦，郭亮，还有四川的廖划平，也都是。”我说：“我知道了。”他又问：“你们还有几个人？”“我们都是考黄埔的，你的老弟也在，要不要你老弟也上来？”“穿得像叫花子样，不要上来。”我说：“他现在跟我穿得一样，现在不是个叫花子啦！”“噢？那个钱是哪里来的呀？又花你的钱吧？”“那花不了几个钱。”我回去找毛泽覃，故意往官舱走，一看官舱里夏曦也在，郭亮也在，还有廖划平也在。当时我并不认识廖划平，进了黄埔之后，廖划平是我们的政治代表，后来这个人成了叛徒。我对毛泽覃说：“你哥哥也在船上，你去看看你哥哥。”“我不去，他没有好脸，看他干什么呢，那个官舱你上不去，我更上不去。”我说：“不去就不去嘛。”船到香港，毛泽东离开官舱来找我，说：“那边派船来接我们了，你看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船就是。你们到了广东，那里的旗子也是青天白日旗。到了广东，我们就自由了，到了革命的世界。”夏曦问我：“你在广州有熟人没有？”我说：“熟人倒是有，但是地位隔得太远，是我父亲的朋友。”“什么人哪？”“程潜。”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想个办法，到了广州后，你们先住在黄元里那里的一个小旅馆，花不了几个钱，我写一个条子，你拿着条子去那里的组织接头。”我们到了广州，按照夏曦说的，住在黄元里的小旅馆，是湖南人开的，臭虫多得要死。我拿着夏曦写的条子去找广东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了广东共青团的负责人穆青，他后来当过四川省委书记，被刘湘杀掉了。穆青说：“你们是夏曦介绍来的？他是湖南方面的负责人，我们知道。”穆青想了想：“我们这里没有专门人才，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你会画像吗？”“画像嘛，简单的事情，用格子一套，放大就是了。”他说：“你是专门人才，给我画一张孙中山的像。”我画好第二天就送去了。他一看：“很像啊。”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标语要写，写标语要文化啊。”我说：“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呢？”我就把陈林达他们都叫来，穆青很高兴：“好啊，这样吧，我把你们送到罢工委员会去。”我问：“罢工委员会是个什么机关呢？”他说：“香港工人正在罢工，刘少奇在我们这里组织罢工委员会，你们向他报到，有饭吃，每天除了有饭吃之外，还有六块钱。”我们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我说：“有饭吃就行了。”我们到罢工委员会报到后，被分配到工宣部。这个地方只能办公，不能睡觉，还得找个睡觉的地方。我听说农民运动讲习所可能有地方住，就去农民运动讲习所看看。远远地，就看见毛泽覃站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门口，我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哥哥在这里嘛。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孙中山办的，现在他要我哥哥在这里负责。”“噢，是这样啊。”我问：“这里有没有地方住啊？”“有地方住，房子大得很，来个百八十人没问题。”我说：“我们十几个人没有地方住，你能不能跟你哥哥讲一讲，让我们住在这里？”“没有问题。”我们晚上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白天到罢工委员会上班。搞了半个月。在广州，我们真是耳目一新，满街红色标语牌，民气昂扬，对比北洋军阀统治区的死气沉沉，简直是两个天地。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紧张。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很不够，面对着许多新鲜事物，一知半解，连“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含义都弄不清，一开口就是笑话百出。有人向我说：“革命的书非读不可，革命的理论非懂不可，像胡适这样的名教授，也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含义。”青年们为了一个名词术语，会争论不休，我往往在一旁洗耳恭听，未敢插言。１９２５年８月黄埔军校第九次招考，考了一篇国文，考了数理化，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陈林达与我同榜录取，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都没有考上，他们便投奔叶挺主持的第四军学兵团到肇庆入伍去了。毛家老弟没有考取，留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章 投考黄埔
１９２４年，我１７岁，到过一次广州，见到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孙大炮”，还有一个是“大元帅”。我还见到程潜，见到李烈钧，见到蒋介石。那时蒋介石是副总参谋长。回到湖南后，我考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艺群美专有一位老师叫王基永，他每次上课并不讲公民课程，而是作时事报告，我感觉他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透彻，还有批判。有时，他问我们认清了形势怎么办？我们瞠目以对。他也并不解答他所提出的难题，最多说一句“同学们深思！”王基永先生有时巧妙地将孙中山与列宁相提并论，有时又介绍创办黄埔军校以及学生军东征，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一些闻所未闻的情况。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到了下课之后，还包围着他，问东问西问个没完。与我要好的一位同学名廖仲良，是湖南宁乡县人，他比我大三四岁。有一天，他给我了个小本本的书，叮嘱我不能给第二个人看，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而且要躲在蚊帐内去看。我觉得相当神秘，不折不扣地一切照办。这个小本本的书，名叫《马克思主义浅说》，我躲在蚊帐中一知半解地一气读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的革命书籍。那时，湖南有三剑客：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夏曦是搞学生运动的，郭亮是搞工人运动的。他们三个人是分工合作。我跟夏曦的关系很好。他对我说，国民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是改良主义的。其他的党派嘛，比如国家主义青年党，是无政府主义的。现在革命最彻底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俄国，我们要走俄国的路。我问：“孙中山是国民党，你怎么看他？”夏曦说，用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孙中山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做马克思的事情。他又说：“现在俄国有个列宁主义青年团。”我问：“那是个什么组织啊？”“是一个年轻的革命组织，叫ＣＹ。”那时我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１９２５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的高潮。在这个反帝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夏曦到学生中考察，看到我敢作敢为，就发展我加入ＣＹ。一天，夏曦通知我到第一师范去。我去了一看，来了不少人。墙上挂着马克思的像。第一师范的学生陈林达（湖南湘潭人，后来是国民党军长）也来了，我靠着他坐下。王基永给我们作政治报告，讲国际形势，讲革命形势。我坐在下面，觉得这个人了解的事情很多啊。夏曦对我说：“他是政治教员。”我说：“我们艺专的政治教员也是他。”夏曦说：“他的理论很好，很多事情我们还搞不清楚呢。”到了晚上，举行加入ＣＹ的宣誓仪式，又是王基永主持，我想：“他不但理论好，宣誓也是他来主持。”这才晓得他是列宁主义青年团在长沙组织的负责人。我是个ＣＹ了。夏曦就动员我进黄埔军校。我原打算以艺专作为过渡，然后再到京沪一带去深造。可是到艺专不过半年，就接触了革命思想，卷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爱国热潮中。接着又是“五卅”惨案的发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大革命时代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在长沙教育会大礼堂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会场中，看到了追悼人群如山似海，激动人心的挽联，挂满了会场内外及“赐闲园”整个的花园。记得有人抄下唐诗陈子昂名句来赞誉孙先生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那时既仰慕孙先生的伟大，不愧为辛亥革命的开国元勋，但又感到“后无来者”之句，似乎又过早地作了结论，难道当代以及千百年后，就没有一人能超过他吗？我带着幼稚的心理在探索着，希望投笔从戎。我的父亲也反对我学艺术，说：“学什么艺术啊，还是进一所大学吧。”当时，有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岭南大学三所大学可供选择，但是我受到夏曦的鼓动，决定投考黄埔。在动身之前，我特意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新青年》、《湘报》等等。这次长沙投考黄埔的一共有８个青年，编成了一个组，陈林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有６个是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去广东有两条路，一条是搭火车，火车快一些，但路上不安全，吴佩孚他们经常在铁路上抓学生。一条是水路，从上海到厦门，这条路比较安全，而且要便宜一些。我们选择了走水路。出发之前，毛泽覃找我，说名单上没有他。“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黄埔，只是我去不了。”我问：“是不是你的哥哥不让你去啊？”“我没有路费，去不了。”说着，他哭起来。“你问你的大哥要点钱吧。”“他一个钱也不给我，他一个小学教员，钱也不多，他抽烟，钱还不够自己用呢。”我说：“你哭什么呢，这样好了，我估计要不了多少钱，路费我出，衣服钱你自己出，我有饭你有饭。”毛泽覃高兴了。我向陈林达讲，毛泽覃也要跟我们一道去考黄埔。陈林达不同意：“怎么可以加带一个人呢？”我说：“他也是ＣＹ，为什么不允许他去呢？”陈林达表示要全体通过，而且毛泽覃没有钱，我们也没有钱给他呀。我说：“我出钱。”“噢，你有钱？可是组织上没有交待，你又搞个人来。”“哎呀，做好事嘛，把他的名字写在最后——毛泽覃。”就这样，我带着毛家老弟一道投考黄埔。到了上海海关，一看，贴了一张布告：说是台风来了，封关了。所有的船只都停开，船票不卖了，想走也走不了。大家很着急，本来就没有几个钱，又搞了个封关，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过了几天，我们只有两块钱了。毛泽覃着急“我跟着你已经花了你很多钱了，现在又封关了，怎么办呢？”陈林达是组长，他更着急：“老文哪，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现在封关了，我们的伙食钱只够三天了，怎么办呢？你赶紧打个电报向湖南要钱。”湖南回电报了：“一切费用自理。”青年团也没有钱。这一下，陈林达急得不得了，陈林达跟毛泽东一起都是第一师范毕业的，我们私人感情很好。他的父亲是个木匠，家里没有钱，为人实实在在的。我一看他急得不得了，就把他叫了来，说：“你不要着急，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啊？吹牛皮啊！你有亲戚没有？有朋友没有？能借到钱吗？”我说：“你不要管这么多，我有办法。”“你吹牛皮！”到了晚上，我把他叫来：“你摸摸我这个棉衣呀，看有个什么东西？”他上前一摸：“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呀？像个硬的圈圈呀？”我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叫我备而不用。爸爸娶她时，给她一对金镯子，她脱下一个给我缝在棉衣里。我母亲给我讲过，这个圈子相当于一两黄金。”“噢，值那么多钱呀？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个妈妈很难得的。拿个金圈子给你，你妈妈很有远见啊。”他把我妈妈称赞了一通。我对他说：“你对大家不要说，要不他们吃烟喝酒，几天就搞掉了。”我们两人拿着金圈子跑到上海金店去问，说是值一百块洋钱。我对陈林达讲：“我把这个金圈子交给你，换成一百块洋钱，当做我们到广东的路费，多余的钱作为公费，我们的目的地还没有到达，我自己不要这个钱。”封关八天后，恢复船运。我们买了票上船。他们打听买票的钱是从哪来的？陈林达说：“是文强的钱，他拿出来给我们用，我们要节省着啊。”从上海到厦门，用了四五天时间。经过厦门时，，他们那些人讲：“哎，看鼓浪屿，鼓浪屿！”我问：“鼓浪屿是个什么东西？看看。”我看见对面山上有个天文台，隔得好远，看也看不清楚。我正在甲板上看天文台，有个人在我衣服上一揪，又敲敲我的耳朵，我回头一看，是毛泽东！“哎，毛大哥，你怎么在这儿？”他捂住我的嘴说：“说话声音小一点，这个地方还在厦门，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他们如果晓得我们到广东去，就会绑票。”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他上下看看我的打扮，我穿的衣服上有两个铜字“艺专”，帽子是白色哔叽的，帽子上插着一把铜宝剑，这是艺专的校服。毛泽东把我浑身上下看了几眼之后。说：“你呀，打扮得太漂亮啦！人家都注意你，都看着你。帽子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一把宝剑插着，太引人注目。”他说：“帽子就不要戴了，衣服上‘艺专’两个字可以取下来。”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一把抓下帽子往海里面丢，毛泽东一下子就把我的帽子抢过去了，说：“你这是幼稚的行动，你把这样好的帽子往海里丢干什么？这不是发神经病吗？你回去放在你箱子里头。”我笑了，说：“也对。”那时我才１８岁。我问他：“我在这船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呀？”他说：“我们住在上面的官舱，你们住在下面的统舱。我告诉你，我是国民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夏曦，郭亮，还有四川的廖划平，也都是。”我说：“我知道了。”他又问：“你们还有几个人？”“我们都是考黄埔的，你的老弟也在，要不要你老弟也上来？”“穿得像叫花子样，不要上来。”我说：“他现在跟我穿得一样，现在不是个叫花子啦！”“噢？那个钱是哪里来的呀？又花你的钱吧？”“那花不了几个钱。”我回去找毛泽覃，故意往官舱走，一看官舱里夏曦也在，郭亮也在，还有廖划平也在。当时我并不认识廖划平，进了黄埔之后，廖划平是我们的政治代表，后来这个人成了叛徒。我对毛泽覃说：“你哥哥也在船上，你去看看你哥哥。”“我不去，他没有好脸，看他干什么呢，那个官舱你上不去，我更上不去。”我说：“不去就不去嘛。”船到香港，毛泽东离开官舱来找我，说：“那边派船来接我们了，你看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船就是。你们到了广东，那里的旗子也是青天白日旗。到了广东，我们就自由了，到了革命的世界。”夏曦问我：“你在广州有熟人没有？”我说：“熟人倒是有，但是地位隔得太远，是我父亲的朋友。”“什么人哪？”“程潜。”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想个办法，到了广州后，你们先住在黄元里那里的一个小旅馆，花不了几个钱，我写一个条子，你拿着条子去那里的组织接头。”我们到了广州，按照夏曦说的，住在黄元里的小旅馆，是湖南人开的，臭虫多得要死。我拿着夏曦写的条子去找广东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了广东共青团的负责人穆青，他后来当过四川省委书记，被刘湘杀掉了。穆青说：“你们是夏曦介绍来的？他是湖南方面的负责人，我们知道。”穆青想了想：“我们这里没有专门人才，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你会画像吗？”“画像嘛，简单的事情，用格子一套，放大就是了。”他说：“你是专门人才，给我画一张孙中山的像。”我画好第二天就送去了。他一看：“很像啊。”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标语要写，写标语要文化啊。”我说：“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呢？”我就把陈林达他们都叫来，穆青很高兴：“好啊，这样吧，我把你们送到罢工委员会去。”我问：“罢工委员会是个什么机关呢？”他说：“香港工人正在罢工，刘少奇在我们这里组织罢工委员会，你们向他报到，有饭吃，每天除了有饭吃之外，还有六块钱。”我们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我说：“有饭吃就行了。”我们到罢工委员会报到后，被分配到工宣部。这个地方只能办公，不能睡觉，还得找个睡觉的地方。我听说农民运动讲习所可能有地方住，就去农民运动讲习所看看。远远地，就看见毛泽覃站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门口，我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哥哥在这里嘛。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孙中山办的，现在他要我哥哥在这里负责。”“噢，是这样啊。”我问：“这里有没有地方住啊？”“有地方住，房子大得很，来个百八十人没问题。”我说：“我们十几个人没有地方住，你能不能跟你哥哥讲一讲，让我们住在这里？”“没有问题。”我们晚上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白天到罢工委员会上班。搞了半个月。在广州，我们真是耳目一新，满街红色标语牌，民气昂扬，对比北洋军阀统治区的死气沉沉，简直是两个天地。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紧张。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很不够，面对着许多新鲜事物，一知半解，连“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含义都弄不清，一开口就是笑话百出。有人向我说：“革命的书非读不可，革命的理论非懂不可，像胡适这样的名教授，也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含义。”青年们为了一个名词术语，会争论不休，我往往在一旁洗耳恭听，未敢插言。１９２５年８月黄埔军校第九次招考，考了一篇国文，考了数理化，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陈林达与我同榜录取，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都没有考上，他们便投奔叶挺主持的第四军学兵团到肇庆入伍去了。毛家老弟没有考取，留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１９２４年，我１７岁，到过一次广州，见到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孙大炮”，还有一个是“大元帅”。我还见到程潜，见到李烈钧，见到蒋介石。那时蒋介石是副总参谋长。回到湖南后，我考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艺群美专有一位老师叫王基永，他每次上课并不讲公民课程，而是作时事报告，我感觉他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透彻，还有批判。有时，他问我们认清了形势怎么办？我们瞠目以对。他也并不解答他所提出的难题，最多说一句“同学们深思！”王基永先生有时巧妙地将孙中山与列宁相提并论，有时又介绍创办黄埔军校以及学生军东征，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一些闻所未闻的情况。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到了下课之后，还包围着他，问东问西问个没完。与我要好的一位同学名廖仲良，是湖南宁乡县人，他比我大三四岁。有一天，他给我了个小本本的书，叮嘱我不能给第二个人看，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而且要躲在蚊帐内去看。我觉得相当神秘，不折不扣地一切照办。这个小本本的书，名叫《马克思主义浅说》，我躲在蚊帐中一知半解地一气读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的革命书籍。那时，湖南有三剑客：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夏曦是搞学生运动的，郭亮是搞工人运动的。他们三个人是分工合作。我跟夏曦的关系很好。他对我说，国民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是改良主义的。其他的党派嘛，比如国家主义青年党，是无政府主义的。现在革命最彻底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俄国，我们要走俄国的路。我问：“孙中山是国民党，你怎么看他？”夏曦说，用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孙中山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做马克思的事情。他又说：“现在俄国有个列宁主义青年团。”我问：“那是个什么组织啊？”“是一个年轻的革命组织，叫ＣＹ。”那时我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１９２５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的高潮。在这个反帝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夏曦到学生中考察，看到我敢作敢为，就发展我加入ＣＹ。一天，夏曦通知我到第一师范去。我去了一看，来了不少人。墙上挂着马克思的像。第一师范的学生陈林达（湖南湘潭人，后来是国民党军长）也来了，我靠着他坐下。王基永给我们作政治报告，讲国际形势，讲革命形势。我坐在下面，觉得这个人了解的事情很多啊。夏曦对我说：“他是政治教员。”我说：“我们艺专的政治教员也是他。”夏曦说：“他的理论很好，很多事情我们还搞不清楚呢。”到了晚上，举行加入ＣＹ的宣誓仪式，又是王基永主持，我想：“他不但理论好，宣誓也是他来主持。”这才晓得他是列宁主义青年团在长沙组织的负责人。我是个ＣＹ了。夏曦就动员我进黄埔军校。我原打算以艺专作为过渡，然后再到京沪一带去深造。可是到艺专不过半年，就接触了革命思想，卷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爱国热潮中。接着又是“五卅”惨案的发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大革命时代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在长沙教育会大礼堂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会场中，看到了追悼人群如山似海，激动人心的挽联，挂满了会场内外及“赐闲园”整个的花园。记得有人抄下唐诗陈子昂名句来赞誉孙先生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那时既仰慕孙先生的伟大，不愧为辛亥革命的开国元勋，但又感到“后无来者”之句，似乎又过早地作了结论，难道当代以及千百年后，就没有一人能超过他吗？我带着幼稚的心理在探索着，希望投笔从戎。我的父亲也反对我学艺术，说：“学什么艺术啊，还是进一所大学吧。”当时，有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岭南大学三所大学可供选择，但是我受到夏曦的鼓动，决定投考黄埔。在动身之前，我特意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新青年》、《湘报》等等。这次长沙投考黄埔的一共有８个青年，编成了一个组，陈林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有６个是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去广东有两条路，一条是搭火车，火车快一些，但路上不安全，吴佩孚他们经常在铁路上抓学生。一条是水路，从上海到厦门，这条路比较安全，而且要便宜一些。我们选择了走水路。出发之前，毛泽覃找我，说名单上没有他。“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黄埔，只是我去不了。”我问：“是不是你的哥哥不让你去啊？”“我没有路费，去不了。”说着，他哭起来。“你问你的大哥要点钱吧。”“他一个钱也不给我，他一个小学教员，钱也不多，他抽烟，钱还不够自己用呢。”我说：“你哭什么呢，这样好了，我估计要不了多少钱，路费我出，衣服钱你自己出，我有饭你有饭。”毛泽覃高兴了。我向陈林达讲，毛泽覃也要跟我们一道去考黄埔。陈林达不同意：“怎么可以加带一个人呢？”我说：“他也是ＣＹ，为什么不允许他去呢？”陈林达表示要全体通过，而且毛泽覃没有钱，我们也没有钱给他呀。我说：“我出钱。”“噢，你有钱？可是组织上没有交待，你又搞个人来。”“哎呀，做好事嘛，把他的名字写在最后——毛泽覃。”就这样，我带着毛家老弟一道投考黄埔。到了上海海关，一看，贴了一张布告：说是台风来了，封关了。所有的船只都停开，船票不卖了，想走也走不了。大家很着急，本来就没有几个钱，又搞了个封关，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过了几天，我们只有两块钱了。毛泽覃着急“我跟着你已经花了你很多钱了，现在又封关了，怎么办呢？”陈林达是组长，他更着急：“老文哪，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现在封关了，我们的伙食钱只够三天了，怎么办呢？你赶紧打个电报向湖南要钱。”湖南回电报了：“一切费用自理。”青年团也没有钱。这一下，陈林达急得不得了，陈林达跟毛泽东一起都是第一师范毕业的，我们私人感情很好。他的父亲是个木匠，家里没有钱，为人实实在在的。我一看他急得不得了，就把他叫了来，说：“你不要着急，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啊？吹牛皮啊！你有亲戚没有？有朋友没有？能借到钱吗？”我说：“你不要管这么多，我有办法。”“你吹牛皮！”到了晚上，我把他叫来：“你摸摸我这个棉衣呀，看有个什么东西？”他上前一摸：“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呀？像个硬的圈圈呀？”我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叫我备而不用。爸爸娶她时，给她一对金镯子，她脱下一个给我缝在棉衣里。我母亲给我讲过，这个圈子相当于一两黄金。”“噢，值那么多钱呀？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个妈妈很难得的。拿个金圈子给你，你妈妈很有远见啊。”他把我妈妈称赞了一通。我对他说：“你对大家不要说，要不他们吃烟喝酒，几天就搞掉了。”我们两人拿着金圈子跑到上海金店去问，说是值一百块洋钱。我对陈林达讲：“我把这个金圈子交给你，换成一百块洋钱，当做我们到广东的路费，多余的钱作为公费，我们的目的地还没有到达，我自己不要这个钱。”封关八天后，恢复船运。我们买了票上船。他们打听买票的钱是从哪来的？陈林达说：“是文强的钱，他拿出来给我们用，我们要节省着啊。”从上海到厦门，用了四五天时间。经过厦门时，，他们那些人讲：“哎，看鼓浪屿，鼓浪屿！”我问：“鼓浪屿是个什么东西？看看。”我看见对面山上有个天文台，隔得好远，看也看不清楚。我正在甲板上看天文台，有个人在我衣服上一揪，又敲敲我的耳朵，我回头一看，是毛泽东！“哎，毛大哥，你怎么在这儿？”他捂住我的嘴说：“说话声音小一点，这个地方还在厦门，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他们如果晓得我们到广东去，就会绑票。”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他上下看看我的打扮，我穿的衣服上有两个铜字“艺专”，帽子是白色哔叽的，帽子上插着一把铜宝剑，这是艺专的校服。毛泽东把我浑身上下看了几眼之后。说：“你呀，打扮得太漂亮啦！人家都注意你，都看着你。帽子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一把宝剑插着，太引人注目。”他说：“帽子就不要戴了，衣服上‘艺专’两个字可以取下来。”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一把抓下帽子往海里面丢，毛泽东一下子就把我的帽子抢过去了，说：“你这是幼稚的行动，你把这样好的帽子往海里丢干什么？这不是发神经病吗？你回去放在你箱子里头。”我笑了，说：“也对。”那时我才１８岁。我问他：“我在这船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呀？”他说：“我们住在上面的官舱，你们住在下面的统舱。我告诉你，我是国民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夏曦，郭亮，还有四川的廖划平，也都是。”我说：“我知道了。”他又问：“你们还有几个人？”“我们都是考黄埔的，你的老弟也在，要不要你老弟也上来？”“穿得像叫花子样，不要上来。”我说：“他现在跟我穿得一样，现在不是个叫花子啦！”“噢？那个钱是哪里来的呀？又花你的钱吧？”“那花不了几个钱。”我回去找毛泽覃，故意往官舱走，一看官舱里夏曦也在，郭亮也在，还有廖划平也在。当时我并不认识廖划平，进了黄埔之后，廖划平是我们的政治代表，后来这个人成了叛徒。我对毛泽覃说：“你哥哥也在船上，你去看看你哥哥。”“我不去，他没有好脸，看他干什么呢，那个官舱你上不去，我更上不去。”我说：“不去就不去嘛。”船到香港，毛泽东离开官舱来找我，说：“那边派船来接我们了，你看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船就是。你们到了广东，那里的旗子也是青天白日旗。到了广东，我们就自由了，到了革命的世界。”夏曦问我：“你在广州有熟人没有？”我说：“熟人倒是有，但是地位隔得太远，是我父亲的朋友。”“什么人哪？”“程潜。”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想个办法，到了广州后，你们先住在黄元里那里的一个小旅馆，花不了几个钱，我写一个条子，你拿着条子去那里的组织接头。”我们到了广州，按照夏曦说的，住在黄元里的小旅馆，是湖南人开的，臭虫多得要死。我拿着夏曦写的条子去找广东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了广东共青团的负责人穆青，他后来当过四川省委书记，被刘湘杀掉了。穆青说：“你们是夏曦介绍来的？他是湖南方面的负责人，我们知道。”穆青想了想：“我们这里没有专门人才，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你会画像吗？”“画像嘛，简单的事情，用格子一套，放大就是了。”他说：“你是专门人才，给我画一张孙中山的像。”我画好第二天就送去了。他一看：“很像啊。”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标语要写，写标语要文化啊。”我说：“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呢？”我就把陈林达他们都叫来，穆青很高兴：“好啊，这样吧，我把你们送到罢工委员会去。”我问：“罢工委员会是个什么机关呢？”他说：“香港工人正在罢工，刘少奇在我们这里组织罢工委员会，你们向他报到，有饭吃，每天除了有饭吃之外，还有六块钱。”我们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我说：“有饭吃就行了。”我们到罢工委员会报到后，被分配到工宣部。这个地方只能办公，不能睡觉，还得找个睡觉的地方。我听说农民运动讲习所可能有地方住，就去农民运动讲习所看看。远远地，就看见毛泽覃站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门口，我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哥哥在这里嘛。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孙中山办的，现在他要我哥哥在这里负责。”“噢，是这样啊。”我问：“这里有没有地方住啊？”“有地方住，房子大得很，来个百八十人没问题。”我说：“我们十几个人没有地方住，你能不能跟你哥哥讲一讲，让我们住在这里？”“没有问题。”我们晚上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白天到罢工委员会上班。搞了半个月。在广州，我们真是耳目一新，满街红色标语牌，民气昂扬，对比北洋军阀统治区的死气沉沉，简直是两个天地。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紧张。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很不够，面对着许多新鲜事物，一知半解，连“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含义都弄不清，一开口就是笑话百出。有人向我说：“革命的书非读不可，革命的理论非懂不可，像胡适这样的名教授，也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含义。”青年们为了一个名词术语，会争论不休，我往往在一旁洗耳恭听，未敢插言。１９２５年８月黄埔军校第九次招考，考了一篇国文，考了数理化，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陈林达与我同榜录取，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都没有考上，他们便投奔叶挺主持的第四军学兵团到肇庆入伍去了。毛家老弟没有考取，留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章 投考黄埔
１９２４年，我１７岁，到过一次广州，见到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孙大炮”，还有一个是“大元帅”。我还见到程潜，见到李烈钧，见到蒋介石。那时蒋介石是副总参谋长。回到湖南后，我考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艺群美专有一位老师叫王基永，他每次上课并不讲公民课程，而是作时事报告，我感觉他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透彻，还有批判。有时，他问我们认清了形势怎么办？我们瞠目以对。他也并不解答他所提出的难题，最多说一句“同学们深思！”王基永先生有时巧妙地将孙中山与列宁相提并论，有时又介绍创办黄埔军校以及学生军东征，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一些闻所未闻的情况。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到了下课之后，还包围着他，问东问西问个没完。与我要好的一位同学名廖仲良，是湖南宁乡县人，他比我大三四岁。有一天，他给我了个小本本的书，叮嘱我不能给第二个人看，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而且要躲在蚊帐内去看。我觉得相当神秘，不折不扣地一切照办。这个小本本的书，名叫《马克思主义浅说》，我躲在蚊帐中一知半解地一气读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的革命书籍。那时，湖南有三剑客：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夏曦是搞学生运动的，郭亮是搞工人运动的。他们三个人是分工合作。我跟夏曦的关系很好。他对我说，国民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是改良主义的。其他的党派嘛，比如国家主义青年党，是无政府主义的。现在革命最彻底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俄国，我们要走俄国的路。我问：“孙中山是国民党，你怎么看他？”夏曦说，用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孙中山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做马克思的事情。他又说：“现在俄国有个列宁主义青年团。”我问：“那是个什么组织啊？”“是一个年轻的革命组织，叫ＣＹ。”那时我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１９２５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的高潮。在这个反帝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夏曦到学生中考察，看到我敢作敢为，就发展我加入ＣＹ。一天，夏曦通知我到第一师范去。我去了一看，来了不少人。墙上挂着马克思的像。第一师范的学生陈林达（湖南湘潭人，后来是国民党军长）也来了，我靠着他坐下。王基永给我们作政治报告，讲国际形势，讲革命形势。我坐在下面，觉得这个人了解的事情很多啊。夏曦对我说：“他是政治教员。”我说：“我们艺专的政治教员也是他。”夏曦说：“他的理论很好，很多事情我们还搞不清楚呢。”到了晚上，举行加入ＣＹ的宣誓仪式，又是王基永主持，我想：“他不但理论好，宣誓也是他来主持。”这才晓得他是列宁主义青年团在长沙组织的负责人。我是个ＣＹ了。夏曦就动员我进黄埔军校。我原打算以艺专作为过渡，然后再到京沪一带去深造。可是到艺专不过半年，就接触了革命思想，卷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爱国热潮中。接着又是“五卅”惨案的发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大革命时代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在长沙教育会大礼堂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会场中，看到了追悼人群如山似海，激动人心的挽联，挂满了会场内外及“赐闲园”整个的花园。记得有人抄下唐诗陈子昂名句来赞誉孙先生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那时既仰慕孙先生的伟大，不愧为辛亥革命的开国元勋，但又感到“后无来者”之句，似乎又过早地作了结论，难道当代以及千百年后，就没有一人能超过他吗？我带着幼稚的心理在探索着，希望投笔从戎。我的父亲也反对我学艺术，说：“学什么艺术啊，还是进一所大学吧。”当时，有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岭南大学三所大学可供选择，但是我受到夏曦的鼓动，决定投考黄埔。在动身之前，我特意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新青年》、《湘报》等等。这次长沙投考黄埔的一共有８个青年，编成了一个组，陈林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有６个是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去广东有两条路，一条是搭火车，火车快一些，但路上不安全，吴佩孚他们经常在铁路上抓学生。一条是水路，从上海到厦门，这条路比较安全，而且要便宜一些。我们选择了走水路。出发之前，毛泽覃找我，说名单上没有他。“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黄埔，只是我去不了。”我问：“是不是你的哥哥不让你去啊？”“我没有路费，去不了。”说着，他哭起来。“你问你的大哥要点钱吧。”“他一个钱也不给我，他一个小学教员，钱也不多，他抽烟，钱还不够自己用呢。”我说：“你哭什么呢，这样好了，我估计要不了多少钱，路费我出，衣服钱你自己出，我有饭你有饭。”毛泽覃高兴了。我向陈林达讲，毛泽覃也要跟我们一道去考黄埔。陈林达不同意：“怎么可以加带一个人呢？”我说：“他也是ＣＹ，为什么不允许他去呢？”陈林达表示要全体通过，而且毛泽覃没有钱，我们也没有钱给他呀。我说：“我出钱。”“噢，你有钱？可是组织上没有交待，你又搞个人来。”“哎呀，做好事嘛，把他的名字写在最后——毛泽覃。”就这样，我带着毛家老弟一道投考黄埔。到了上海海关，一看，贴了一张布告：说是台风来了，封关了。所有的船只都停开，船票不卖了，想走也走不了。大家很着急，本来就没有几个钱，又搞了个封关，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过了几天，我们只有两块钱了。毛泽覃着急“我跟着你已经花了你很多钱了，现在又封关了，怎么办呢？”陈林达是组长，他更着急：“老文哪，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现在封关了，我们的伙食钱只够三天了，怎么办呢？你赶紧打个电报向湖南要钱。”湖南回电报了：“一切费用自理。”青年团也没有钱。这一下，陈林达急得不得了，陈林达跟毛泽东一起都是第一师范毕业的，我们私人感情很好。他的父亲是个木匠，家里没有钱，为人实实在在的。我一看他急得不得了，就把他叫了来，说：“你不要着急，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啊？吹牛皮啊！你有亲戚没有？有朋友没有？能借到钱吗？”我说：“你不要管这么多，我有办法。”“你吹牛皮！”到了晚上，我把他叫来：“你摸摸我这个棉衣呀，看有个什么东西？”他上前一摸：“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呀？像个硬的圈圈呀？”我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叫我备而不用。爸爸娶她时，给她一对金镯子，她脱下一个给我缝在棉衣里。我母亲给我讲过，这个圈子相当于一两黄金。”“噢，值那么多钱呀？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个妈妈很难得的。拿个金圈子给你，你妈妈很有远见啊。”他把我妈妈称赞了一通。我对他说：“你对大家不要说，要不他们吃烟喝酒，几天就搞掉了。”我们两人拿着金圈子跑到上海金店去问，说是值一百块洋钱。我对陈林达讲：“我把这个金圈子交给你，换成一百块洋钱，当做我们到广东的路费，多余的钱作为公费，我们的目的地还没有到达，我自己不要这个钱。”封关八天后，恢复船运。我们买了票上船。他们打听买票的钱是从哪来的？陈林达说：“是文强的钱，他拿出来给我们用，我们要节省着啊。”从上海到厦门，用了四五天时间。经过厦门时，，他们那些人讲：“哎，看鼓浪屿，鼓浪屿！”我问：“鼓浪屿是个什么东西？看看。”我看见对面山上有个天文台，隔得好远，看也看不清楚。我正在甲板上看天文台，有个人在我衣服上一揪，又敲敲我的耳朵，我回头一看，是毛泽东！“哎，毛大哥，你怎么在这儿？”他捂住我的嘴说：“说话声音小一点，这个地方还在厦门，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他们如果晓得我们到广东去，就会绑票。”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他上下看看我的打扮，我穿的衣服上有两个铜字“艺专”，帽子是白色哔叽的，帽子上插着一把铜宝剑，这是艺专的校服。毛泽东把我浑身上下看了几眼之后。说：“你呀，打扮得太漂亮啦！人家都注意你，都看着你。帽子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一把宝剑插着，太引人注目。”他说：“帽子就不要戴了，衣服上‘艺专’两个字可以取下来。”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一把抓下帽子往海里面丢，毛泽东一下子就把我的帽子抢过去了，说：“你这是幼稚的行动，你把这样好的帽子往海里丢干什么？这不是发神经病吗？你回去放在你箱子里头。”我笑了，说：“也对。”那时我才１８岁。我问他：“我在这船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呀？”他说：“我们住在上面的官舱，你们住在下面的统舱。我告诉你，我是国民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夏曦，郭亮，还有四川的廖划平，也都是。”我说：“我知道了。”他又问：“你们还有几个人？”“我们都是考黄埔的，你的老弟也在，要不要你老弟也上来？”“穿得像叫花子样，不要上来。”我说：“他现在跟我穿得一样，现在不是个叫花子啦！”“噢？那个钱是哪里来的呀？又花你的钱吧？”“那花不了几个钱。”我回去找毛泽覃，故意往官舱走，一看官舱里夏曦也在，郭亮也在，还有廖划平也在。当时我并不认识廖划平，进了黄埔之后，廖划平是我们的政治代表，后来这个人成了叛徒。我对毛泽覃说：“你哥哥也在船上，你去看看你哥哥。”“我不去，他没有好脸，看他干什么呢，那个官舱你上不去，我更上不去。”我说：“不去就不去嘛。”船到香港，毛泽东离开官舱来找我，说：“那边派船来接我们了，你看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船就是。你们到了广东，那里的旗子也是青天白日旗。到了广东，我们就自由了，到了革命的世界。”夏曦问我：“你在广州有熟人没有？”我说：“熟人倒是有，但是地位隔得太远，是我父亲的朋友。”“什么人哪？”“程潜。”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想个办法，到了广州后，你们先住在黄元里那里的一个小旅馆，花不了几个钱，我写一个条子，你拿着条子去那里的组织接头。”我们到了广州，按照夏曦说的，住在黄元里的小旅馆，是湖南人开的，臭虫多得要死。我拿着夏曦写的条子去找广东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了广东共青团的负责人穆青，他后来当过四川省委书记，被刘湘杀掉了。穆青说：“你们是夏曦介绍来的？他是湖南方面的负责人，我们知道。”穆青想了想：“我们这里没有专门人才，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你会画像吗？”“画像嘛，简单的事情，用格子一套，放大就是了。”他说：“你是专门人才，给我画一张孙中山的像。”我画好第二天就送去了。他一看：“很像啊。”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标语要写，写标语要文化啊。”我说：“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呢？”我就把陈林达他们都叫来，穆青很高兴：“好啊，这样吧，我把你们送到罢工委员会去。”我问：“罢工委员会是个什么机关呢？”他说：“香港工人正在罢工，刘少奇在我们这里组织罢工委员会，你们向他报到，有饭吃，每天除了有饭吃之外，还有六块钱。”我们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我说：“有饭吃就行了。”我们到罢工委员会报到后，被分配到工宣部。这个地方只能办公，不能睡觉，还得找个睡觉的地方。我听说农民运动讲习所可能有地方住，就去农民运动讲习所看看。远远地，就看见毛泽覃站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门口，我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哥哥在这里嘛。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孙中山办的，现在他要我哥哥在这里负责。”“噢，是这样啊。”我问：“这里有没有地方住啊？”“有地方住，房子大得很，来个百八十人没问题。”我说：“我们十几个人没有地方住，你能不能跟你哥哥讲一讲，让我们住在这里？”“没有问题。”我们晚上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白天到罢工委员会上班。搞了半个月。在广州，我们真是耳目一新，满街红色标语牌，民气昂扬，对比北洋军阀统治区的死气沉沉，简直是两个天地。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紧张。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很不够，面对着许多新鲜事物，一知半解，连“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含义都弄不清，一开口就是笑话百出。有人向我说：“革命的书非读不可，革命的理论非懂不可，像胡适这样的名教授，也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含义。”青年们为了一个名词术语，会争论不休，我往往在一旁洗耳恭听，未敢插言。１９２５年８月黄埔军校第九次招考，考了一篇国文，考了数理化，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陈林达与我同榜录取，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都没有考上，他们便投奔叶挺主持的第四军学兵团到肇庆入伍去了。毛家老弟没有考取，留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第二章 黄埔轶事
１９２５年８月，我进了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分到入伍生第三团三营一连。连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张慎阶，广东人，少年英俊，在东征战役中立过功，是一位以身作则的青年军官，我对他十分敬服。
入伍生第三团各营，都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堂，这处祠堂气派很大，据说是叛将陈炯明的祠堂。
我所在的连，被人笑称为“湖南同乡会”，湘籍人占大半以上。湖南人能吃苦，外籍同学称之为“骡子”精神。
我进黄埔的时候，激动得写了一首诗：
考入黄埔军校
腾飞万里气如虹，沧海茫茫主宰中。
三类权衡知我路，丹心报国奋前锋。
开学后几个月的一天，把我们团员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有陈林达。我们被升为党员。
墙上也是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我们坐在凳子上，陈林达一拍我：“坐在前面的那个人你认识吧？”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他是广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今天的领誓人就是他。”
周恩来就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升了级了，由ＣＹ升为ＣＰ了。”大家都很高兴。
入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我还是班长。我们连里，南方人多，北方人少。湖南人多，湖北人少。大家一起过的是当兵的生活。
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没有上交，枪里面还有一颗子弹。我们每次打靶完后都要把枪和子弹交上去，林彪就大意了。回去洗洗澡，吃完晚饭大家休息了。我和林彪都住下铺，我看见林彪滚来滚去地没有睡好，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一会儿，看见他的手到枕头后面去拿枪，我这个班长就要管事呀，但我不敢管，怕人家说“人家都睡着了，就你没睡着”。
我总睡不着。忽然，“啪”地一下，响了一枪！
执行官拿着手电一下子跑进来了，问我：“文强，你是班长，你看见什么了？是谁在打枪？”他这一问，问得我慌里慌张的，我说：“我没看见谁睡觉的时候打枪，我没看到。就是看到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手老在枕头后面去摸。枪架在枕头后面。”我再没有敢往下说。
执行官很有经验，他跑过去，把林彪的那只枪拿来一闻，刚刚打过嘛，有火药味道呀，再用手电一照地下，子弹壳还在那里呢。
“林彪，枪是你打的，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讲话呢？”执行官很生气。
林彪知道自己错了，说：“我下操的时候急急忙忙没有检查，我就睡不着觉，老惦记有这回事，我一摸枪呵，就打了这一枪。”
“噢——你自己承认了？我要让你坐禁闭，一个错误是你没上交枪和子弹，第二个错误是晚上你又打了一枪，两个罪加在一起，坐禁闭！”
我们一看，真玄！子弹从下铺打上去，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再往上铺一摸，人也不见了。上铺那个同学姓林，叫林伟俦。解放天津时，林伟俦是国民党守天津的军长，也是个中将。
执行官说：“哎，这个位置不是林伟俦吗？人到哪里去了？”
正在喊着的时候，林伟俦拿个杯子跑来了，执行官说：“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我喝水去了！”执行官说：“你命大，你要是睡在那里呀，这一枪就把你打死啦！好好好，大家睡觉，林彪明天执行禁闭。”
执行官一走，林彪火就起来了，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嘛。他捏起一个拳头，说：“文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石呀？你这个湖南骡子。”
我一听，就说：“林彪，不要骂人。我怎么落井下石了？我也没说是你打的枪，我只是说你睡得不好嘛，怎么是落井下石呢？”
他说：“你还要说？我揍你！”他越说越激动，就跑到我床铺面前。我说：“林彪呵，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打不了我，来打吧！”他一巴掌打上来，打得我的火也出来了，我“啪”地一下把他打到上铺去了。他不服呵，还要打。大家起来帮我的忙：这个九头鸟，好厉害，敢打班长。
过后，林彪不理我了。
后来周恩来和贺龙决定搞八一起义，我们南下到会昌，在会昌，我们的部队遇到与驻守在会昌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个遭遇战，钱大钧部队缩回去后，我就坐在路边到处看，想：“上面怎么还没有命令，要我们去追击呀？”那时周逸群是党委书记兼师长，我是少校连长兼组织委员。
这时，有人对我说：“你看路边，林彪在那里，你看到没有？”
“咦，林彪在那里？他好久不理我了，我见见他。”
我跑过去了，林彪背对着我，他并不知道我在他身后，人家就指着林彪说：“你看你后面是什么人呀？”他回过身来一看，是我。我看他还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哎，”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还给我敬礼呀。”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给你的官阶敬礼。”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小孩子脾气不闹了。
后来我到潮州看朱德，在那里跟林彪又见了一面。那里有个地方叫三河坝，我们就在那里又见面了。林彪说：“老文呵，咱们又见了面啦，我招待你吃点东西吧。”我说：“你不要招待我，我也不要招待你，很短的时间，我们马上就要通过三河坝，要赶到潮州，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另有任务。”
这次分开，就再也没有见面。后来他一直打到了东北，我在国民党里面也到了东北。
进入黄埔不到三个月，入伍生第三团举行甄别考试，凡经过甄别考试及格的，一律升为军官生。我通过，并被分派到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周恩寿也考取了政科，林彪考取了步科。
在升入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要经过一场口试，邓演达老师是主持口试者之一。叫到我的名字后，我肃立在他面前，一点不敢马虎。
邓演达是黄埔的教育长（邓演达老师后来调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度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为时不久，宁汉合流，右派势力抬头，他逃往国外，后来归国不久，遭蒋介石的毒手殉难于南京），他仪表非凡，神采奕奕，双目如电，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行进间，他的上身都保持立正的姿势，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他用不着说话，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统马靴的声音，那怕同学们正在闹得欢，立刻就会鸦雀无声。
邓老师对着我端详了一番，问我，“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
我立即回答：“是为了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他似乎很满意，连连说，“好，好，好，以后要多多地研读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
我退出考场后，便琢磨新三民主义这个“新”字，究竟是什么。一连问了许多同学，都回答不出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问恽代英老师，才明白了三民主义新旧的界线。恽代英老师说：“孙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旧三民主义是从民治、民有、民享而来，孙中山先生已经否定了，并亲自在广东大学讲演过新三民主义。不过新三民主义要比较完善的话，必须包括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贯彻实行三大政策的精神。”
我当时很不理解，认为到黄埔军校来的目的是学军事，为何又学起政治来了？后来才了解，凡考取了军官生的，视其考试成绩，分配到步、炮、工、辎、政治五个科去受训。后来还添设了一个骑兵科，共六个科种。
曾毕业于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日本士官以及海外其他军校的黄埔老师，都认为政治科是一件新鲜事，是革命学校的创举，当然，也有保守的右派分子，造谣生事，诬蔑政治科为“赤化科”。
我们考取政治科的，兴高采烈地离开了陈家祠堂入伍生营地，坐着花艇到校本部去报到。不料报到后，竟让我们到离校本部将近２０华里的沙河营房学习。所谓营房，不过是一所全部用毛竹和蒲葵搭盖而成的简易棚。政治大队队长是胡公冕先生，当晚集合我们讲话，说新校舍正在抢建，不久就可搬入去住。这座毛竹营房，别看简陋，还有通风、透光、防潮等等优点呢。我们都是来黄埔革命的，就应该生活革命化，等等，话说得不多，但大家高兴了起来。其实，简易校舍搭盖得挺精雅适用，宿舍、自学室、饭堂、盥洗室、俱乐部，连接着大队部、大操场。我们在沙河营房生活了四个多月，又迁到蝴蝶岗新建校舍。
我在黄埔政治科受训将近半年的时候，周恩来给我们作报告。报告之前，他问：“你们这些同学有会速记的没有？”我举手：“我学过。”我是在艺专学的速记。
周恩来说：“你还会速记呀？你记录过没有？”
“记录过。”
他说：“你出来。”我就出列了。他又说：“我们这里还有两个记录员，你们三个人合作吧。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湖南明德中学毕业，后来上了艺专。”
“哦，你的资历还不错嘛，就指定你负责吧。”
周恩来报告之后，我把速记稿整理好给他送去，他连声说整理得好整理得好，很高兴。
周恩来又把我介绍给邵力子，说：“我这里有个速记员叫文强，我的演讲他第二天就整理好送来了，记得很清楚，我看了一下就批复印了。不错不错。”这样一来，邵力子也找我速记，他讲三民主义的稿子，是我记下来整理的。邵力子不知道我已经是共产党员，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呀？”
“我不是。”
“你还不是国民党员？你的速记这么好，我来介绍你。”邵力子写了个条子，让我加入了国民党。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０日，发生了中山舰事变。校本部自３月１９日夜间起，已进入戒严状态。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教官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李合林等等都在２０日黎明前被捕了。这些情况是从大队长胡公冕先生口中传出的，因为他任过校本部的警卫队长，调为政治大队长后，他原先的部属透了消息给他才知道的。当时知道消息的，也仅限于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真相不明，整个的政治大队笼罩在疑云里，提心吊胆，窃窃私语，出操上课停止了。
我记得到了２２日晨，党小组长张先梅悄悄传达说：“中山舰事变是蒋介石制造的阴谋事件，目的在于打击左派势力，矛头是对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的……”
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黄埔岛。
另外，还从大队部传出，广州戒严，如临大敌，苏联顾问全部被扣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被关押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纠察队被全部缴械解散。第一师的政工人员，凡是共产党员，除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外百余人都被扣押起来……恐怖气氛不仅笼罩了黄埔岛，而且笼罩了全广州市和广东全省。
我在事变的前一个星期，有感于左、右两派的斗争，主张切实拥护三大政策，把嚣张的右派势力压下去，于是冒冒失失地写了一篇《拥护三大政策是革命军人之责》的论文，投到学校出版的《黄埔潮》上发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稿子，明明是贴了邮票，投入大队部设置的邮政信箱里的，不料竟落到了第二队的队长李安定（他把左派和ＣＰ分子视为眼中钉）的手里。他暴跳如雷，派区队长把我叫到他的面前，横眉怒目地问我：
“是不是想要造反了？”
他拍桌打椅，将我写的那篇稿子摊在他的办公桌上，指责我胆大妄为，逼着我说出动机何在？是谁指使要写的？……
我苦笑着答道：“稿子是我自动要写的，拥护三大政策是拥护总理亲手制定的政策，是革命军人应尽之责，我没有意识到有何不当，错在哪里？”这一答复，更引起他破口大骂，一脚将他办公桌前的靠椅踢倒了，指着我痛骂说：“你竟赤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正闹得不可开交，区队长蒋作舟走近我的身边，表面上是制止我再辩论下去，实际上是给李安定一点面子做台阶，蒋作舟对着我大叫一声：
“滚！”
我走出了队长室，以为大祸临头，许多同学也为我不安。但结果居然是李安定队长调走了。
３月２０日事变后，蒋介石制定了一个“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跨党”，在“党内无党、校内无派”。
我是跨党分子，周恩来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邵力子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遇到如此情况，应该有所抉择。经过与小组商量后，我决定选择保留共产党党籍，退出国民党。１９２６年３月，我退出了国民党，在黄埔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事变后第三天晚上８点多，全体师生集合在校本部大礼堂听校长蒋介石的训话。蒋介石指着“亲爱精诚”四个字的校训，说：“如果本校长不革命、反革命，同学们就应该打倒我。”最后蒋介石两只眼睛注视着全体师生，问对他的讲话有什么意见没有？
这时从政治大队第二队的队伍中冒出个湖北口音的学生王襄，高声喊道：“请问校长，你只要我们精诚团结，试问：我们最亲爱的廖党代表被英帝国主义和一小撮反动派刺死了，我们的汪党代表到哪里去了呢？”（廖党代表指廖仲恺，汪党代表指汪精卫）这一义正词严地发问，使全场为之一惊。
蒋介石一下子面红耳赤，过了一会儿，叫侍卫将质问的学生的名字记下来，说：“汪党代表有病，入医院了，不久就要出来的。”
５月底，黄埔军校在学生中挑选了３００人，到广州办事处进行特别训练。我和周恩来的老弟周恩寿都被挑选进去了。我们这个队的负责人一个是邓演达（他已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学生们仍按习惯称他为教育长），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彭湃。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参加了北伐的誓师典礼，才知道受训后要提前毕业，因为北伐前线需要人。
１９２５年８月，我进了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分到入伍生第三团三营一连。连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张慎阶，广东人，少年英俊，在东征战役中立过功，是一位以身作则的青年军官，我对他十分敬服。
入伍生第三团各营，都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堂，这处祠堂气派很大，据说是叛将陈炯明的祠堂。
我所在的连，被人笑称为“湖南同乡会”，湘籍人占大半以上。湖南人能吃苦，外籍同学称之为“骡子”精神。
我进黄埔的时候，激动得写了一首诗：
考入黄埔军校
腾飞万里气如虹，沧海茫茫主宰中。
三类权衡知我路，丹心报国奋前锋。
开学后几个月的一天，把我们团员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有陈林达。我们被升为党员。
墙上也是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我们坐在凳子上，陈林达一拍我：“坐在前面的那个人你认识吧？”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他是广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今天的领誓人就是他。”
周恩来就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升了级了，由ＣＹ升为ＣＰ了。”大家都很高兴。
入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我还是班长。我们连里，南方人多，北方人少。湖南人多，湖北人少。大家一起过的是当兵的生活。
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没有上交，枪里面还有一颗子弹。我们每次打靶完后都要把枪和子弹交上去，林彪就大意了。回去洗洗澡，吃完晚饭大家休息了。我和林彪都住下铺，我看见林彪滚来滚去地没有睡好，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一会儿，看见他的手到枕头后面去拿枪，我这个班长就要管事呀，但我不敢管，怕人家说“人家都睡着了，就你没睡着”。
我总睡不着。忽然，“啪”地一下，响了一枪！
执行官拿着手电一下子跑进来了，问我：“文强，你是班长，你看见什么了？是谁在打枪？”他这一问，问得我慌里慌张的，我说：“我没看见谁睡觉的时候打枪，我没看到。就是看到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手老在枕头后面去摸。枪架在枕头后面。”我再没有敢往下说。
执行官很有经验，他跑过去，把林彪的那只枪拿来一闻，刚刚打过嘛，有火药味道呀，再用手电一照地下，子弹壳还在那里呢。
“林彪，枪是你打的，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讲话呢？”执行官很生气。
林彪知道自己错了，说：“我下操的时候急急忙忙没有检查，我就睡不着觉，老惦记有这回事，我一摸枪呵，就打了这一枪。”
“噢——你自己承认了？我要让你坐禁闭，一个错误是你没上交枪和子弹，第二个错误是晚上你又打了一枪，两个罪加在一起，坐禁闭！”
我们一看，真玄！子弹从下铺打上去，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再往上铺一摸，人也不见了。上铺那个同学姓林，叫林伟俦。解放天津时，林伟俦是国民党守天津的军长，也是个中将。
执行官说：“哎，这个位置不是林伟俦吗？人到哪里去了？”
正在喊着的时候，林伟俦拿个杯子跑来了，执行官说：“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我喝水去了！”执行官说：“你命大，你要是睡在那里呀，这一枪就把你打死啦！好好好，大家睡觉，林彪明天执行禁闭。”
执行官一走，林彪火就起来了，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嘛。他捏起一个拳头，说：“文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石呀？你这个湖南骡子。”
我一听，就说：“林彪，不要骂人。我怎么落井下石了？我也没说是你打的枪，我只是说你睡得不好嘛，怎么是落井下石呢？”
他说：“你还要说？我揍你！”他越说越激动，就跑到我床铺面前。我说：“林彪呵，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打不了我，来打吧！”他一巴掌打上来，打得我的火也出来了，我“啪”地一下把他打到上铺去了。他不服呵，还要打。大家起来帮我的忙：这个九头鸟，好厉害，敢打班长。
过后，林彪不理我了。
后来周恩来和贺龙决定搞八一起义，我们南下到会昌，在会昌，我们的部队遇到与驻守在会昌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个遭遇战，钱大钧部队缩回去后，我就坐在路边到处看，想：“上面怎么还没有命令，要我们去追击呀？”那时周逸群是党委书记兼师长，我是少校连长兼组织委员。
这时，有人对我说：“你看路边，林彪在那里，你看到没有？”
“咦，林彪在那里？他好久不理我了，我见见他。”
我跑过去了，林彪背对着我，他并不知道我在他身后，人家就指着林彪说：“你看你后面是什么人呀？”他回过身来一看，是我。我看他还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哎，”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还给我敬礼呀。”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给你的官阶敬礼。”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小孩子脾气不闹了。
后来我到潮州看朱德，在那里跟林彪又见了一面。那里有个地方叫三河坝，我们就在那里又见面了。林彪说：“老文呵，咱们又见了面啦，我招待你吃点东西吧。”我说：“你不要招待我，我也不要招待你，很短的时间，我们马上就要通过三河坝，要赶到潮州，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另有任务。”
这次分开，就再也没有见面。后来他一直打到了东北，我在国民党里面也到了东北。
进入黄埔不到三个月，入伍生第三团举行甄别考试，凡经过甄别考试及格的，一律升为军官生。我通过，并被分派到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周恩寿也考取了政科，林彪考取了步科。
在升入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要经过一场口试，邓演达老师是主持口试者之一。叫到我的名字后，我肃立在他面前，一点不敢马虎。
邓演达是黄埔的教育长（邓演达老师后来调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度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为时不久，宁汉合流，右派势力抬头，他逃往国外，后来归国不久，遭蒋介石的毒手殉难于南京），他仪表非凡，神采奕奕，双目如电，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行进间，他的上身都保持立正的姿势，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他用不着说话，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统马靴的声音，那怕同学们正在闹得欢，立刻就会鸦雀无声。
邓老师对着我端详了一番，问我，“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
我立即回答：“是为了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他似乎很满意，连连说，“好，好，好，以后要多多地研读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
我退出考场后，便琢磨新三民主义这个“新”字，究竟是什么。一连问了许多同学，都回答不出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问恽代英老师，才明白了三民主义新旧的界线。恽代英老师说：“孙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旧三民主义是从民治、民有、民享而来，孙中山先生已经否定了，并亲自在广东大学讲演过新三民主义。不过新三民主义要比较完善的话，必须包括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贯彻实行三大政策的精神。”
我当时很不理解，认为到黄埔军校来的目的是学军事，为何又学起政治来了？后来才了解，凡考取了军官生的，视其考试成绩，分配到步、炮、工、辎、政治五个科去受训。后来还添设了一个骑兵科，共六个科种。
曾毕业于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日本士官以及海外其他军校的黄埔老师，都认为政治科是一件新鲜事，是革命学校的创举，当然，也有保守的右派分子，造谣生事，诬蔑政治科为“赤化科”。
我们考取政治科的，兴高采烈地离开了陈家祠堂入伍生营地，坐着花艇到校本部去报到。不料报到后，竟让我们到离校本部将近２０华里的沙河营房学习。所谓营房，不过是一所全部用毛竹和蒲葵搭盖而成的简易棚。政治大队队长是胡公冕先生，当晚集合我们讲话，说新校舍正在抢建，不久就可搬入去住。这座毛竹营房，别看简陋，还有通风、透光、防潮等等优点呢。我们都是来黄埔革命的，就应该生活革命化，等等，话说得不多，但大家高兴了起来。其实，简易校舍搭盖得挺精雅适用，宿舍、自学室、饭堂、盥洗室、俱乐部，连接着大队部、大操场。我们在沙河营房生活了四个多月，又迁到蝴蝶岗新建校舍。
我在黄埔政治科受训将近半年的时候，周恩来给我们作报告。报告之前，他问：“你们这些同学有会速记的没有？”我举手：“我学过。”我是在艺专学的速记。
周恩来说：“你还会速记呀？你记录过没有？”
“记录过。”
他说：“你出来。”我就出列了。他又说：“我们这里还有两个记录员，你们三个人合作吧。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湖南明德中学毕业，后来上了艺专。”
“哦，你的资历还不错嘛，就指定你负责吧。”
周恩来报告之后，我把速记稿整理好给他送去，他连声说整理得好整理得好，很高兴。
周恩来又把我介绍给邵力子，说：“我这里有个速记员叫文强，我的演讲他第二天就整理好送来了，记得很清楚，我看了一下就批复印了。不错不错。”这样一来，邵力子也找我速记，他讲三民主义的稿子，是我记下来整理的。邵力子不知道我已经是共产党员，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呀？”
“我不是。”
“你还不是国民党员？你的速记这么好，我来介绍你。”邵力子写了个条子，让我加入了国民党。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０日，发生了中山舰事变。校本部自３月１９日夜间起，已进入戒严状态。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教官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李合林等等都在２０日黎明前被捕了。这些情况是从大队长胡公冕先生口中传出的，因为他任过校本部的警卫队长，调为政治大队长后，他原先的部属透了消息给他才知道的。当时知道消息的，也仅限于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真相不明，整个的政治大队笼罩在疑云里，提心吊胆，窃窃私语，出操上课停止了。
我记得到了２２日晨，党小组长张先梅悄悄传达说：“中山舰事变是蒋介石制造的阴谋事件，目的在于打击左派势力，矛头是对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的……”
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黄埔岛。
另外，还从大队部传出，广州戒严，如临大敌，苏联顾问全部被扣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被关押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纠察队被全部缴械解散。第一师的政工人员，凡是共产党员，除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外百余人都被扣押起来……恐怖气氛不仅笼罩了黄埔岛，而且笼罩了全广州市和广东全省。
我在事变的前一个星期，有感于左、右两派的斗争，主张切实拥护三大政策，把嚣张的右派势力压下去，于是冒冒失失地写了一篇《拥护三大政策是革命军人之责》的论文，投到学校出版的《黄埔潮》上发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稿子，明明是贴了邮票，投入大队部设置的邮政信箱里的，不料竟落到了第二队的队长李安定（他把左派和ＣＰ分子视为眼中钉）的手里。他暴跳如雷，派区队长把我叫到他的面前，横眉怒目地问我：
“是不是想要造反了？”
他拍桌打椅，将我写的那篇稿子摊在他的办公桌上，指责我胆大妄为，逼着我说出动机何在？是谁指使要写的？……
我苦笑着答道：“稿子是我自动要写的，拥护三大政策是拥护总理亲手制定的政策，是革命军人应尽之责，我没有意识到有何不当，错在哪里？”这一答复，更引起他破口大骂，一脚将他办公桌前的靠椅踢倒了，指着我痛骂说：“你竟赤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正闹得不可开交，区队长蒋作舟走近我的身边，表面上是制止我再辩论下去，实际上是给李安定一点面子做台阶，蒋作舟对着我大叫一声：
“滚！”
我走出了队长室，以为大祸临头，许多同学也为我不安。但结果居然是李安定队长调走了。
３月２０日事变后，蒋介石制定了一个“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跨党”，在“党内无党、校内无派”。
我是跨党分子，周恩来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邵力子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遇到如此情况，应该有所抉择。经过与小组商量后，我决定选择保留共产党党籍，退出国民党。１９２６年３月，我退出了国民党，在黄埔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事变后第三天晚上８点多，全体师生集合在校本部大礼堂听校长蒋介石的训话。蒋介石指着“亲爱精诚”四个字的校训，说：“如果本校长不革命、反革命，同学们就应该打倒我。”最后蒋介石两只眼睛注视着全体师生，问对他的讲话有什么意见没有？
这时从政治大队第二队的队伍中冒出个湖北口音的学生王襄，高声喊道：“请问校长，你只要我们精诚团结，试问：我们最亲爱的廖党代表被英帝国主义和一小撮反动派刺死了，我们的汪党代表到哪里去了呢？”（廖党代表指廖仲恺，汪党代表指汪精卫）这一义正词严地发问，使全场为之一惊。
蒋介石一下子面红耳赤，过了一会儿，叫侍卫将质问的学生的名字记下来，说：“汪党代表有病，入医院了，不久就要出来的。”
５月底，黄埔军校在学生中挑选了３００人，到广州办事处进行特别训练。我和周恩来的老弟周恩寿都被挑选进去了。我们这个队的负责人一个是邓演达（他已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学生们仍按习惯称他为教育长），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彭湃。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参加了北伐的誓师典礼，才知道受训后要提前毕业，因为北伐前线需要人。
第九章 脱离共产党
我逃回家，我的妻子周敦琬和一个娘姨看见我回来，很吃惊，我说：“我活着回来了！”她们不相信：“活着回来了？”隔壁一个老板娘也过来了：“哎呀，你这个大学生，这次出去赚钱去了很久吧？”我说有半个多月吧。
“生意还好吧？”
“还好。”我应付着。
这时周敦琬是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夜深人静，她说：“为了救你，我们想尽了办法，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我说：“我一逃出来，那里面就乱了，吹哨子，开枪。你赶快收拾一下，我们到你娘家江津去躲一躲。”
我到了江津后，周敦琬办好移交也来了。她说：“你被捕后，省委机关一点损失也没有，没有死一个人，你也脱险出来了，我们一道去成都，找省委书记罗世文，我帮你把被捕经过说明白。”
这时是１９３１年８月。我们从江津一路坐轿子，到了成都。我去找廖宗泽，他让我住在他家里，我说现在重庆到处都在通缉我，我不能连累你。我们还是住旅馆吧。
周敦琬去见了罗世文。回来后，周敦琬告诉我说，罗世文对我的态度很不好。
我问：“为什么？”
周敦琬说：“他说你不应该泄露党的秘密。”
“我瞎编了一套骗敌人，有什么错啊？我问心无愧。”
“你们见见面，但是他对你不好，不是平常的样子啦。”
我跟罗世文在一个小茶馆里见了面。罗世文说：“你捡了一条命出来啦，我们欢迎你。不过你把秘密泄露了，不应该，恐怕你要留党察看。”
“哎”，我说，“罗世文啊，你见到我也不问问清楚，就对我打官腔，你是不是发了神经病？我们两个在党里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这些官腔干什么？我有什么对不住党的？我又没有影响我们组织死一个人，我也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留党察看呢？还有这样的责备那样的责备，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你们营救出来的，假如没有党的营救，我还跑不掉，我有什么错呢？”
罗世文说：“你不晓得党里出了王明李立三路线，把我们党搞得一塌糊涂了。”
我问他：“我那２３个县里面有许多很好的共产党员都被暗杀了，装在麻布袋里扔到嘉陵江里去了。你身为省委代理书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他一拍桌子：“这个事情不能说，我一说我也犯错误，你是２３个县的特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服从，你也不要问，问就犯错误，你要晓得，我们党有铁的纪律！”
“噢？铁的纪律就随便来啊？”
“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
我也拍桌子：“狗屁！你也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是省委常委，你是党的省委书记，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说说话又怎么样啊？”
“这是列宁定的铁的纪律。”
“什么列宁不列宁，搞得党内这样做啥呀？把好的党员都干掉，岂有此理！”吵来吵去，他老是那么几句话：“我们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
那个环境是个茶馆，我们两个一吵，人家直看我们。怕暴露身份，我就跟罗世文说：“罗世文呀，我们两个都不要拍桌子了，我把茶钱付了，我们到城墙上去谈。”罗世文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胆子小，是个书生，他也不晓得我为什么要和他到城墙上去谈。
我把茶钱付了，我们就跑到城墙边，我拉着他上了城墙。这样一来，罗世文心里犯嘀咕，猜想我要对付他了。
他说：“你是搞军事工作的，是黄埔学生，你想对我怎么办呢？”
我态度缓和了一些。“你搞错了，你是省委代理书记，是我的最高领导了，我把事情问清楚，我就回去，我没有要对付你的意思。”
“我不讲，我一讲就犯错误。”
“我们两个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谈话总可以吧，犯什么错误呢？”
“我是省委书记，我说了作数，不是你说了作数。我是在执行铁的纪律。”
搞得越来越僵，我急了。“罗世文，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罗世文看我这样，就说：“你这样逼我，我犯错误就犯错误吧。现在斯大林这个国际（指共产国际——编者）做出个结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分子钻进了我们党内，对这些人都要制裁，要起用工农兵，你懂不懂啊？我们党内有个王明路线，好多地方都把好的党员搞掉了，像你我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你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是封建主义家庭出来的党员，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再有一部分呢，是小资产阶级，不是工农兵出身的，这些人都要清洗。”
“噢，我知道了。”
他说：“你要小心哪，我告诉你，我们党是有铁的纪律。”
他一说铁的纪律，我又火了：“马克思是个大资产阶级，恩格斯也是个大资产阶级，列宁的家庭也是大资产阶级，马克思那个妻子燕妮还是个贵族哩。”我就骂罗世文：“你连共产党的起码知识都没有。”骂完我就走了。
回到家，周敦琬看见我的脸色不对，就问：“你跟罗世文谈什么了？”我说：“谈得很不好，现在党执行铁的纪律，我感到忧心忡忡。”
“你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忍受。我也知道咱们内部的情况，你也不事先问问我。”
她了解情况比我多，她就跟我讲：“你这一次去，是自己找麻烦，我们两个还没被列入黑名单，过两天再说吧。不过，你这样一搞，不是早点儿进黑名单了吗？那我们还跑得了？只不过是早一点晚一点的事情。”
我自言自语：“我早就发现被自己人活埋的、扔到江里的同志多得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知道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过几天看看再说吧。”周敦琬也没有办法。
她这一说，我倒提高了警惕，说“再过几天哪，恐怕就把我变成鬼了，把你也变成鬼了！”听我这样讲，她也急了。
我说：“今天晚上就走，离开重庆！”
周敦琬同意我的意见了。
“那就这样吧”，我说：“我们到党中央去找周恩来，向周恩来申诉我们这边的情况。”
周敦琬说：“你找周恩来，我就去找杨尚昆。杨尚昆不是２８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嘛！”
“你跟杨尚昆有什么关系呀？”
她说：“杨尚昆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他中学没有毕业，就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了，是我帮他的。”我说：“哎，你还有这样一个人可以申诉呵。”
杨尚昆的大哥是杨 公，也是个日本留学生，相当于省委书记，被刘湘把舌头割掉，把眼睛挖掉了。
我说：“我们走得光明磊落，我们不是叛变共产党，找到党中央，找到周恩来，找到杨尚昆，向他们申诉，可能还有挽救的余地。”
我写了一封信留下：“罗世文同志：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Ｇｏｏｄｂｙｅ。”我还写了一句外国话。署名“文莱之”。我那时在四川党内叫做“文莱之”。
我们顾不得拿行李，只带了牙刷。我带着周敦琬跑到江边，雇了一条小船，顺江而下。先到江津周敦琬的大姐家里隐藏了一个时期，找大姐要点路费，大姐送了５０块钱，当做路费。路上遇到土匪，把５０块钱又抢了。我们又偷偷跑回重庆，找周敦琬二姐，二姐也缺钱，给我们凑了４０块钱。这样，我们才离开重庆，到了宜昌。在宜昌呆了两天，后到了上海。这时是１９３１年年底。
到了上海，好不容易找到周恩来住的地方，听见里边有说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但是一敲门，里面就是不答应，说话的声音也没有了。我们一次一次地去，门里面的人肯定听出我们的声音，就是不理。
一次，我们又去敲门。这时从门里面塞出张纸条来，我拿起来一看，纸条上面写了一个“苏”字。
我就猜了，是到苏联去？
周敦琬接过条子看，她说还有一个解释呢，到苏区去。
当时拿着条子就觉得不好办，我们失望了。
周敦琬还有点糊里糊涂，说：“我们再慢慢找吧。”我说：“你这个人，看问题看得很单纯，我们找不到周恩来、杨尚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王明路线的立场呢，如果他们是王明路线的立场，那我们来呀，就是自投罗网。”我们两个抱头痛哭。
我说：“革命革命，革到共产党要杀我，国民党也通缉我要杀我。革命革得这样了，走投无路了。”周敦琬也很着急，我还有个家可以回呀，她连家都回不了了，我就对她说：“我父亲是个很仁爱的人，对我很好，对共产党他也不反对，咱们回家吧。我和父亲讲讲，你是个大学生，给你介绍一个工作，没有问题。”
我逃回家，我的妻子周敦琬和一个娘姨看见我回来，很吃惊，我说：“我活着回来了！”她们不相信：“活着回来了？”隔壁一个老板娘也过来了：“哎呀，你这个大学生，这次出去赚钱去了很久吧？”我说有半个多月吧。
“生意还好吧？”
“还好。”我应付着。
这时周敦琬是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夜深人静，她说：“为了救你，我们想尽了办法，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我说：“我一逃出来，那里面就乱了，吹哨子，开枪。你赶快收拾一下，我们到你娘家江津去躲一躲。”
我到了江津后，周敦琬办好移交也来了。她说：“你被捕后，省委机关一点损失也没有，没有死一个人，你也脱险出来了，我们一道去成都，找省委书记罗世文，我帮你把被捕经过说明白。”
这时是１９３１年８月。我们从江津一路坐轿子，到了成都。我去找廖宗泽，他让我住在他家里，我说现在重庆到处都在通缉我，我不能连累你。我们还是住旅馆吧。
周敦琬去见了罗世文。回来后，周敦琬告诉我说，罗世文对我的态度很不好。
我问：“为什么？”
周敦琬说：“他说你不应该泄露党的秘密。”
“我瞎编了一套骗敌人，有什么错啊？我问心无愧。”
“你们见见面，但是他对你不好，不是平常的样子啦。”
我跟罗世文在一个小茶馆里见了面。罗世文说：“你捡了一条命出来啦，我们欢迎你。不过你把秘密泄露了，不应该，恐怕你要留党察看。”
“哎”，我说，“罗世文啊，你见到我也不问问清楚，就对我打官腔，你是不是发了神经病？我们两个在党里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这些官腔干什么？我有什么对不住党的？我又没有影响我们组织死一个人，我也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留党察看呢？还有这样的责备那样的责备，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你们营救出来的，假如没有党的营救，我还跑不掉，我有什么错呢？”
罗世文说：“你不晓得党里出了王明李立三路线，把我们党搞得一塌糊涂了。”
我问他：“我那２３个县里面有许多很好的共产党员都被暗杀了，装在麻布袋里扔到嘉陵江里去了。你身为省委代理书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他一拍桌子：“这个事情不能说，我一说我也犯错误，你是２３个县的特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服从，你也不要问，问就犯错误，你要晓得，我们党有铁的纪律！”
“噢？铁的纪律就随便来啊？”
“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
我也拍桌子：“狗屁！你也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是省委常委，你是党的省委书记，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说说话又怎么样啊？”
“这是列宁定的铁的纪律。”
“什么列宁不列宁，搞得党内这样做啥呀？把好的党员都干掉，岂有此理！”吵来吵去，他老是那么几句话：“我们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
那个环境是个茶馆，我们两个一吵，人家直看我们。怕暴露身份，我就跟罗世文说：“罗世文呀，我们两个都不要拍桌子了，我把茶钱付了，我们到城墙上去谈。”罗世文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胆子小，是个书生，他也不晓得我为什么要和他到城墙上去谈。
我把茶钱付了，我们就跑到城墙边，我拉着他上了城墙。这样一来，罗世文心里犯嘀咕，猜想我要对付他了。
他说：“你是搞军事工作的，是黄埔学生，你想对我怎么办呢？”
我态度缓和了一些。“你搞错了，你是省委代理书记，是我的最高领导了，我把事情问清楚，我就回去，我没有要对付你的意思。”
“我不讲，我一讲就犯错误。”
“我们两个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谈话总可以吧，犯什么错误呢？”
“我是省委书记，我说了作数，不是你说了作数。我是在执行铁的纪律。”
搞得越来越僵，我急了。“罗世文，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罗世文看我这样，就说：“你这样逼我，我犯错误就犯错误吧。现在斯大林这个国际（指共产国际——编者）做出个结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分子钻进了我们党内，对这些人都要制裁，要起用工农兵，你懂不懂啊？我们党内有个王明路线，好多地方都把好的党员搞掉了，像你我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你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是封建主义家庭出来的党员，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再有一部分呢，是小资产阶级，不是工农兵出身的，这些人都要清洗。”
“噢，我知道了。”
他说：“你要小心哪，我告诉你，我们党是有铁的纪律。”
他一说铁的纪律，我又火了：“马克思是个大资产阶级，恩格斯也是个大资产阶级，列宁的家庭也是大资产阶级，马克思那个妻子燕妮还是个贵族哩。”我就骂罗世文：“你连共产党的起码知识都没有。”骂完我就走了。
回到家，周敦琬看见我的脸色不对，就问：“你跟罗世文谈什么了？”我说：“谈得很不好，现在党执行铁的纪律，我感到忧心忡忡。”
“你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忍受。我也知道咱们内部的情况，你也不事先问问我。”
她了解情况比我多，她就跟我讲：“你这一次去，是自己找麻烦，我们两个还没被列入黑名单，过两天再说吧。不过，你这样一搞，不是早点儿进黑名单了吗？那我们还跑得了？只不过是早一点晚一点的事情。”
我自言自语：“我早就发现被自己人活埋的、扔到江里的同志多得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知道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过几天看看再说吧。”周敦琬也没有办法。
她这一说，我倒提高了警惕，说“再过几天哪，恐怕就把我变成鬼了，把你也变成鬼了！”听我这样讲，她也急了。
我说：“今天晚上就走，离开重庆！”
周敦琬同意我的意见了。
“那就这样吧”，我说：“我们到党中央去找周恩来，向周恩来申诉我们这边的情况。”
周敦琬说：“你找周恩来，我就去找杨尚昆。杨尚昆不是２８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嘛！”
“你跟杨尚昆有什么关系呀？”
她说：“杨尚昆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他中学没有毕业，就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了，是我帮他的。”我说：“哎，你还有这样一个人可以申诉呵。”
杨尚昆的大哥是杨 公，也是个日本留学生，相当于省委书记，被刘湘把舌头割掉，把眼睛挖掉了。
我说：“我们走得光明磊落，我们不是叛变共产党，找到党中央，找到周恩来，找到杨尚昆，向他们申诉，可能还有挽救的余地。”
我写了一封信留下：“罗世文同志：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Ｇｏｏｄｂｙｅ。”我还写了一句外国话。署名“文莱之”。我那时在四川党内叫做“文莱之”。
我们顾不得拿行李，只带了牙刷。我带着周敦琬跑到江边，雇了一条小船，顺江而下。先到江津周敦琬的大姐家里隐藏了一个时期，找大姐要点路费，大姐送了５０块钱，当做路费。路上遇到土匪，把５０块钱又抢了。我们又偷偷跑回重庆，找周敦琬二姐，二姐也缺钱，给我们凑了４０块钱。这样，我们才离开重庆，到了宜昌。在宜昌呆了两天，后到了上海。这时是１９３１年年底。
到了上海，好不容易找到周恩来住的地方，听见里边有说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但是一敲门，里面就是不答应，说话的声音也没有了。我们一次一次地去，门里面的人肯定听出我们的声音，就是不理。
一次，我们又去敲门。这时从门里面塞出张纸条来，我拿起来一看，纸条上面写了一个“苏”字。
我就猜了，是到苏联去？
周敦琬接过条子看，她说还有一个解释呢，到苏区去。
当时拿着条子就觉得不好办，我们失望了。
周敦琬还有点糊里糊涂，说：“我们再慢慢找吧。”我说：“你这个人，看问题看得很单纯，我们找不到周恩来、杨尚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王明路线的立场呢，如果他们是王明路线的立场，那我们来呀，就是自投罗网。”我们两个抱头痛哭。
我说：“革命革命，革到共产党要杀我，国民党也通缉我要杀我。革命革得这样了，走投无路了。”周敦琬也很着急，我还有个家可以回呀，她连家都回不了了，我就对她说：“我父亲是个很仁爱的人，对我很好，对共产党他也不反对，咱们回家吧。我和父亲讲讲，你是个大学生，给你介绍一个工作，没有问题。”
第十四章 对付郎本
１万人的别动队，还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戴笠问：“这１万人的队伍主攻方向是什么呢？”
我说：“我们有１０万人在前线打，你这个乌合之众不需要到前线去打，也根本抵挡不了几个小时。”
“那组织这个队伍干什么呢？”
我告诉戴笠，上海是作战的后方，到处都有汉奸，每天晚上都有人打信号枪，把这些汉奸肃清，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戴笠感叹：“好困难啊，这个事情不好办。”
我说：“你这个别动队不做这个事情做什么呢？你这个部队装备也不行，去打仗一打就垮了。别动队不是在前方打，是在后方镇压，把汉奸肃清。”
戴笠问：“怎么肃清？用什么办法肃清？”
“办法有的是，我调查了一下，在上海，日本特务活动的中心地方，一个是上海的海军俱乐部，谁也进不去海军俱乐部，另一个是同文书院，这两个地方里面净是日本特务。”
戴笠跟我讲：“你指出来的那两个地方，日本海军俱乐部进不去，我们没有内线，同文书院有许多特务隐藏在里边，这些特务都是些高级的教授，最熟悉上海的情况。”
我说：“这两个地方我们要派人打进去。”从明天开始，你派两个小姐给我。
“给你两个小姐干什么？”
我提出：“要懂日文，会照相，会骑马，会射箭，会打枪，派两个这样的小姐给我。”戴笠就找了两个在警官学校受过训的小姐给我。我把小姐调来了，说：“从明天起，我买个照相机给你们，你们两个人把同文书院进进出出的那些人照下来，照完之后，你们就跟踪他，看他到哪里去，到哪里落脚，他到的地方你们也照下来。”这样干了几天，我就掌握了一些日本间谍的行踪。
戴笠问：“那个同文书院有什么办法啊？”
我跟戴笠讲：“昨天晚上我跟余乐醒研究了，余乐醒有个很好的建议，说我们去同文书院绑架几个人，回来一拷问，就什么都说了。”
常到同文书院的间谍是几个教授，经过几天的跟踪，他们的住处已经被我们掌握。第二天，我们绑架来了那几个教授，那几个教授根本不用打，就什么都说出来了。他们交代说有个仁丹胡子的日本特务，知道我们有个水井，在水井里放毒，害中国人。说日本人拿钱收买了上海附近的一批农民，跟着做特务。他们交代出了几十个日本特务，说晚上打信号枪的也是这批家伙。还说日本人在铁路边上建造的水塔，实际上是日本人的炮兵测量点，后来，这几个教授还把日本间谍的名册交给了我们。我们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抓住了一些日本特务。由于这几个教授交代得还算老实。我们就优待他们，把他们送到南京关起来了。
戴笠说：“你把同文书院的教授一绑架，特务们都被关起来了。现在我们在上海作战，是很安全的。你这个事情做得好。你这个人，好像有三个头八个锅。”
“什么三个头八个锅？”
“就是没有办不成的事。”
一天，我跟戴笠一起吃早餐的时候，戴笠问我：“念观兄，你认识不认识章乃器呀？”
“不认识。”
戴笠告诉我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从苏州监狱里放出来了，又说：“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恐怕只有你出马才行呀。”
我说：“你派给我的事情太多了，是不是啊？人事科长是我，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是我，程颂公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也是我，你又要把什么事放在我身上呀？我恐怕精力不及。”
戴笠说：“明天一早，章乃器约我见面，不知他要讲什么，他说他要讲的事情很重要，你去跟他谈谈吧。章乃器那些人我知道，他们自有道理，你这个人事科长要负起这个责任。”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淮海路去见章乃器。一敲门，出来个女的，我不认识，就问她：“你贵姓啊？”
她说：“我是《妇女杂志》的主编。”她反问我：“你找谁呀？”
“我找章乃器先生。”
“噢，我是章乃器的妻子，他打太极拳去了，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讲就行了。”
我想《妇女杂志》社有个胡子婴，很著名的。就问：“你就是胡子婴吧？”她点头：“我就是。”我说：“《妇女杂志》登过你的文章。”
她问：“不知道章乃器约你来要谈什么？他打太极拳去了，马上回来。”
一会儿，章乃器回来了。我看见章乃器长得高高大大的，他问：“你是雨农先生派来的？你是干什么的呢？”我介绍自己是黄埔学生。
章乃器说：“我在上海大学教书，现在日本方面有汉奸要找我，我处理不了，准备交给戴雨农先生处理，这三个汉奸一个女的两个男的，那个女的到现在还没有露过面，男的一个叫程克祥，一个叫彭寿，都是江西人，都是上海大学毕业的，他们在日本那边当汉奸，现在想反戈一击，要爱国，为我们国家工作。他们找到我，但是我不了解他们，只有求助戴雨农先生。”
我说：“我要跟那三个人见见面，谈谈话，才能够做出决定。”第二天，章乃器约他们来了，那个女的还是没有露面，我跟那两个男的见了面。我问他们是哪里毕业的，他们说：“上海大学。”
我问：“为什么当了汉奸呢？”
“我们上海大学毕业后实在没有工作，就到日本人那里工作。现在我们要爱国。”
“你们是真心爱国呢？还是日本人派过来的？如果你们是日本人派来打入我们这里，你们就是罪上加罪呀，将来就没有好结果了。如果是真心实意，我可以帮你们引荐。希望你们反戈一击，不会亏待你们的。”
他们说：“你这位先生说话好像很有谱，你负什么责任啊？”
“我全部可以负责。”
“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啊？”
我很肯定：“我有那么大的权力。”
他们就说了：“我们想过来之后成立一个文友社，以文会友，以记者的身份帮助你们做事。我们要求，第一，在法租界租个房子，有个办事机构；第二要辆汽车；第三，我们还要介绍两个女记者进来。还有，每月要两千块钱活动经费。”
我说：“除了两千块钱活动经费我不答应你们，其余都答应你们。”
“为什么两千块钱活动经费你不能答应呢？”
“我还做不了这么大的主，还要回去汇报。不过你们说的那几个条件，我可以做主，汽车给你们一部，半新半旧的。房子问题呢，我们在法租界准备一栋房子，房子里有两个很能干的小姐，介绍给你们当记者。文友社嘛，在上海市政府备个案。”我问章乃器：“你上海市政府有熟人吗？”他说：“有。”
回去后我向戴笠汇报，戴笠说：“他们要的那点钱，都给吧，给他们一个痛快。”戴笠又说：“这两个人我在南京见过，会打枪会照相。不过，给他们租的房子，你要找个最靠得住的人去当门房，监视他们的一切活动，看看他们搞些什么名堂。”
我想了想：“有个黄埔第三期的王立，是杭州警官学校的指导员，作战负了伤，成了瘸子，把他调来当门房。”
“为什么调个瘸子呢？”
“瘸子有瘸子的用法。”
戴笠一个电报就把王立调来了。我告诉王立：“你来了，是我要来的。”他说：“我是一个瘸子，你把我要来干得了什么呢？”
我说：“做大事。”
“有什么大事可做啊？”
我说：“这里有个文友社，你就专门看着这个房子，在里面当收发，我有两个小姐在这里出进，这两个小姐也交给你，归你指挥。这里住着两个日本特务，一个是程克祥，一个是彭寿，都是中国人，你注意他们的行动，他们一天到底干些什么。你自己不要暴露身份，你的身份就是门房，如果暴露身份，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他说：“我一定为国尽瘁。”
后来，程克祥他们一直在搞日本的军事情况，并且及时告诉我们。在南京沦陷之前，我们把程克祥送到南京。之后他到了香港，给宋子文当新闻处处长，最后在香港被人暗杀身亡。
还有那个日本俱乐部的事情怎么解决呢？有一天晚上，戴笠问：“你再讲讲那个日本俱乐部，你有什么办法进去呀？”
“暂时还没有办法。”
我就问他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他也说没有。
戴笠又对我说，他要调一个参谋长到那个１万人的别动队去。戴笠说：“我看见王敬久师部的参谋长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我想把这个人调过来，给我当别动队的参谋长。部队里没个参谋长也不行。杜月笙安了一个总指挥，我安一个参谋长，不是好办一些吗？”
我跟王敬久（黄埔第一期）商量，说要把他的参谋长调到戴笠这里来。王敬久很神秘地对我讲，我身边有个参谋长是日本留学生，我怀疑他是日本特务。他告诉我：“那个参谋长姓杨，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我最近发现他在上海租界，晚上经常有日本人看他，对他很尊敬，我当面不好问他，很怀疑他。”
“噢”，我问：“那个姓杨的是什么地方人？”
“是江苏人。”
我说：“你借口吃饭把他请来，我有办法问他。”
第二天，按照我的安排，请姓杨的吃饭，我问：“你这个参谋长是哪里毕业的？”他回答：“我在日本士官，后来在日本陆大。”
“你是日本陆大毕业的，你的资格很高啊。你到我们一个师里当参谋长，不到将官，你愿意吗？”
他说：“我们是国军，虽然是一个上校，到了战场上凭本事，如果我打几个胜仗，就升上去了。”（后来这个姓杨的在江北搞了十几万人，成了江北的汉奸头子）
我说：“讲得好，讲得好。”
我总在考虑怎样打入日本海军俱乐部。我跟戴笠商量：“海军俱乐部还是进不了，那个地方看管很严，有没有什么办法？”戴笠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是说这件事一定要我去办。我说：“那我就盯着那个姓杨的，跟他研究研究。”
我又约姓杨的见面，说：“我现在有个事情请教你，请你帮我的忙。”我说：“那个海军俱乐部都是日本特务，我想打进去，很困难。你有没有认识的人？”
他说：“有啊，跟我同学，日本陆大毕业的，这个人叫做郎本实仁，是个少将，那时５０岁，比我大２０岁。”
我说：“哦？你认识这个人？”我记起戴笠前几天拿着几份从北平、天津来的电报给我看，说是日本的一个少将郎本实仁到了上海，这个日本少将过去在东北、北平、天津等北方地区活动，会说一口天津话，是个中国通。
我问姓杨的：“你跟郎本实仁的关系怎么样？”
“我跟他的关系嘛，我也不瞒你了，我已经打湿脚了，你还站在岸上。”
“好不好把那个郎本实仁介绍给我见见面呢？”
“可以，我约他一下吧。不过，你见他，拿什么话跟他说呀？”
我说：“没问题。日本人打上海已经打了两个月，蒋介石出动了７０个师，也打了两个月，他打不下我们，我们也打不下他们，是个持久战，消耗战。”
他说：“你这样一说，可能郎本实仁要找你了。你是不是有任务啊？”“我现在没有任务，看跟他接近得怎么样，我就有任务了。”
姓杨的跟郎本说了这事，郎本说：“噢，这个人，见见面。现在我们打上海打不下来，九国公约就要开会了，如果上海打不下来，这个问题会提到九国公约会议上讨论。如果九国干涉，我们在外交上失败，我们这个战争非停下来不可，一停战，我们就大失特失了。”
日本人很着急，我估计到这一点。没过几天，日本人找姓杨的约我见面。姓杨的对我说：你到静安寺１００弄１０号，开门之后有个日本女子引你上三楼，就可以跟郎本见面了。你敢不敢去？我说静安寺路在英租界呀，为什么不敢去呀？我想他也不敢杀了我吧。
我把这个话跟颂公说了，跟戴笠也说了，他们讲，日本人狗急跳墙了。打不下上海，他们着急了。这个时候，他要准备见你，你大胆地跟他见面，他没路可走了。
按照约好的时间，我就去了。静安寺路是英租界，背后有条河，我们布置了很多警戒。日本人要抓我是不可能的。我到了１００弄１０号，就叩门，出来个很漂亮的日本小姐，她问我：“你是李将军吧？”（我化名李文焕，自己封了个将军，实际这时我是上校）
“你怎么晓得我是李将军？”
“我们的郎本将军已经告诉我你的大名了。你叫做李文焕先生，李将军请三楼谈吧。”
日本小姐把我引到三楼，我一看客厅很大，很多外国酒啊中国水果啊摆了一桌子，跟郎本一见面，看见他个子不高。大约五十多岁。他拿出张名片递给我：“郎本实仁。”我想这个家伙很慷慨呀。一个高高胖胖的日本人来了，也送张名片给我，我一看，是日本的一个宪兵大佐，名字叫做“松正宜”。我说：“噢，你是要人啦，在日本人里面升到一个大佐很不容易呀，你再跳一步，就到将官了。你是属于文官范围，比武官高啊。”还有一个人没拿名片，我就问：“这一位呢？”他们说：“这是我们部队里搞政工的人员。”还有一些其他人，我就不理他们了。好多的水果、酒，我也不吃，恐怕酒里有什么催眠剂。郎本看见我不吃，就拿水果掰一半给我，另一半他自己吃，看着他吃完后，我就跟他讲：“我头一次到你们这里见面，你们日本人的习惯太不好了，有好多人一见面就出不去了。我不吃你们的东西，你们也不要难为我。”我跟他讲实在的话，他自己也笑。
坐下后，郎本说：“今天来，就是见见你，表示认识了，也不谈别的问题，我们要送点礼物给你。”我听他这么一说，就说：“那我就告辞了。”他们几个人把我送出１００弄１０号时，把一包用报纸包着还系着蝴蝶结的东西，往我汽车的座位上一放，说：“小小的意思。”我判断，这不会是别的东西，一定是钞票。如果要害死我，扔个定时炸弹，那下次就不会同我见面了，他们毫无所得。
我们住的地方，是杜月笙的一个公馆，杜月笙送给我们作办公室的地方。我一到住地，看到荷花池，拿出那个包，摆在荷花池旁边。
已经很晚了，戴笠还在等着我，还有好几个小姐等着我。他们说：“今天好危险啊，我们怕你回不来了，把我们急得不得了。你回来了，好了好了。”
我说：“雨农先生，我临走的时候，日本人说小小的意思，往我汽车座上扔了一包报纸包的东西，捆得很紧，我放在荷花池那里，没有带进来。”
戴笠就急了：“你是个书生！你是个书生！那一定是定时炸弹，你还拿回来干什么？一炸就炸掉了！”
我说：“他们头次跟我见面，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就把我炸死啊？没有那样愚蠢的人嘛。”
戴笠就急得不得了。说：“怎么办，怎么办？”
这时，余乐醒进来，问怎么回事？我说：“乐醒哪，日本人送了一包东西，雨农先生急得不得了，怀疑那个纸包里面有炸药，你是个专家，怎么对付这个纸包？”余乐醒是戴笠手下的专家，那时我们每月只有一百多块钱，他拿三百多块钱。余乐醒说：“这个好处理，我去处理。”
戴笠连忙问：“你怎么处理？”
“我拿个引爆的东西，看看里面是不是定时炸弹，我在隔壁一引爆，它不就爆炸了吗？第二，我准备一块石头打下去，碰炸。如果也不爆炸，就没有问题。第三步，我就用剪刀把绳子剪开，慢慢地打开，就晓得是什么东西了。”
他这个人还有些办法。后来，按照这三个步骤做，他就跑回来了，他说：“这包里是１万块钱！”
戴笠也笑起来了，他说：“我过去还没有做过这样危险的事情。”他又对我说：“我太急躁了一点，话说得重了一些，你原谅啊。”
后来，戴笠要把这１万块钱给我，我向戴笠讲：“国家正困难的时候，南京的钱还没有来，我们这里马上就要开销，我一个都不要。”我说：“我是为要你这个钱来的吗？我文强不是那种人。”
戴笠和我两个人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戴笠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的主意，就要我讲，我说：上海“八·一三”已经搞了个把月了，日本人打不下上海，我们７０万人作战伤亡很大，我判断日本人很着急，怕我们借助九国公约的力量从外部打击他，还有１０天九国公约就要开会了，日本人很可能想抢先一步把上海打下来。我预料郎本实仁可能会提出很多难题，让我们办。”
戴笠问：“你预料是什么难题呀？”
“我预料，他们要拿钱收买我们当汉奸，替他们做事，他不是送了１万块钱嘛。”
那时的钱很值钱，１万块钱可以买四五部很好的汽车。戴笠说：“这个见面礼很大。”戴笠又问：“明天还跟郎本实仁见不见面呢？”
“还见。”
“怎么见哪？”
我说：“在日本租界见面。他们有一部汽车，汽车上带着一个红球，一看见有红球的车，就是他们来接我们的车。也可能他们会提出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上海有多少兵力，防守的重点在哪里，等等。我们要做些准备，沉着对付他们，引他们上钩。”
戴笠问：“你的车又怎么办呢？”
“我的车也挂个红球，停在附近。两个球对上号，就算接上头了。”
戴笠说：“你要好自为之啊，看你怎么对付他们。”
第二天，按照约定的方式，我上了郎本的车，到了海军俱乐部，跟郎本实仁又见面了。一见面，郎本说：“你这个人说到做到，什么也不怕就来了。”他还表示，现在国际形势很复杂，希望这个战争早一天结束。我说这个战争是你们带来的，又不是我们打你，既然打不赢，赶快把兵撤回去。他点头哈腰：“是，是。”我说：“我们国家当然不能跟你们比了，你们工业发达，但是，你们的人口只相当我们四川省一个省的人口，这个战争打长了，不见得对你们有好处，你们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郎本说，“你讲的是事实，我们大日本的政策是天皇决定的，我们没有办法的，你们是一个大国，我们日本这个岛国比你们小几十倍，但是制海权在我们手里。你们是陆地大国，我们是海军大国，我们并不次于你们，我们还要发展空军，空军厉害呀。不过，现在九国公约国际会议快要开了，看来这场战争是我们自己打坏了。”
我说：“那又怎么办？你对我有什么话说？”
他提出好多问题，第一个是要我们暗杀宋子文，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第二是要我们到九国公约会议活动的地方放几颗炸弹。我拒绝了。我说：“你们这是什么主意呀？要把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长杀掉，引起外交混乱，问被谁杀的，我们又不能说是你干的，你就把我看得那样简单？”
这样一来，郎本说：“那没别的好办法。”
我说：“坏事都让我们来做，好事都归你，你们日本人太坏了。”
郎本实仁看我挺硬，就说：“好吧，这两个办法取消。”接着就要我们的上海防守分布图，他说：“你们有多少兵力？怎么布置的？这些情况我们都需要了解。你如果把上海防守分布图给我们，我们一次送２００万块钱给你们。”
“我们送的图你会相信吗？如果是个假东西呢？你不是上了当吗？”这就叫做先发制人，把他们的口给封上。
他就讲：“希望你们先送来，我们一次拿４００万出来。”又加了２００万。
“汉奸钻到我们内部，可能了解一些情况，我是个正规军人，是个少将，跟你们见了两次面，就把我什么都买过去了，有那样简单的事情吗？这样吧，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关头了，你们开的价已经开到４００万了，我回去再考虑这个问题，明天我们有个东西交给你。”我离开的时候，郎本追上来，又送了我五万块钱。还要我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说三天以后在什么地方见面，再通知我。
我回去后跟戴笠商量：“现在九国公约要开会了，他怕在外交上失败，就提出来要杀宋子文，我拒绝啦。再有，让我们在九国公约会议活动的地方放几颗炸弹，我也拒绝了。他又向我们要上海城防图，我答应回来写个东西交给他。”
戴笠又着急了：“搞个假东西给他，不知道他相不相信。再说搞假的，也不容易搞啊。谁个能搞啊？”
我出主意：“今天晚上在我们自己的参谋中挑几个人，让他们写些自己知道的情况。他们只知道是考核他们，也不晓得我们做什么用。每个人至少给５０块钱吧。”戴笠同意，我就挑了五六个参谋。这几个参谋跑来问我：“今天晚上戴先生请我们吃饭，还出几个题目叫我们考试，他怎么想起要考我们呢？”我说：“那你们不要管。你们硬着脑筋写吧，他要做什么用我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搞到很晚，一个人写了一篇，我拿给戴笠看了，写得好的，打了个圈圈。戴笠宣布：“今天晚上你们辛苦了，你们写得都很好，不分等级，请你吃顿饭，一个人送５０块钱。”
我对戴笠说：“三天后我就拿这些去跟郎本见面。”
戴笠说：“非你去见不行。”
我又去见郎本。郎本问：“你们写的那个东西给我们看吧，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
我没有料到他们还有问题，郎本说：我们讲好拿４００万块钱出来，可是这４００万块呢，要打一个六折，就是１００万只能给６０万。我问：“为什么要打这样大的折扣啊？”
郎本说：“我们是为天皇服务，假如你们写的这个东西是假的，我们就剖腹自杀。我们死了，我们家里的老小还要吃饭，所以我们要扣下一些钱。”
我说：“你们把我看得这样小啊，站在我们这边看，这是国家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出卖给你了，４００万还要扣这么多。我们是看国家，你们是看天皇。”他们的样子很尴尬。
七说八说，扣了三折。我说：“就三折，这个钱就给我带回去吧。”郎本又说来不及准备，这么多钱，要作三天的准备。我说：“来不及了？那到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我又去了，郎本实仁把钱给我了。
戴笠看到这么多钱，很高兴，说：“你真有办法呀，这样多的钱我们两年也用不完，你真能干。”
后来，郎本他们以为我送去的东西是真的，又找我谈，说他们还可以加到８００万到１０００万，在日本正金银行取款。郎本把门关得很紧，说钱多拿一些可以，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啊，搞不好要剖腹自杀。这钱，就一半一半。
我说：“这个事情办不到。什么剖腹自杀？你浑水摸鱼，应该给的你不给，还搞掉一半。”他们也不作声。后来，他们给我开了一张４００万的政金银行的取款单，说：“恐怕三天之内还取不到款。”我就晓得这个钱他们是搞假了。
我回去跟戴笠商量，说：“这个事情搞得不好，我就活不成了，他们要把我干掉，我从他们说话的神情中已经发现了。”
戴笠就问我：“那怎么办呢？”
我说：“这样好了，这两三天我们先发制人，把郎本他们请到上海德租界见面，我们在那里埋伏几个人，把那几个家伙杀掉。”
戴笠说：“你去安排吧。你把他们弄出来，在阁楼上埋伏几个人，找个地方把他们干掉。”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埋伏下来。到夜里两点钟还不见他们来人，我就奇怪了，“怎么还不来呢？”
原来，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了，上海沦陷了。那天夜里等到两点钟，我们才知道上海失守了。郎本实仁他们得到这个电报，知道上海打下来了，他们还来找我们干什么呢？
１万人的别动队，还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戴笠问：“这１万人的队伍主攻方向是什么呢？”
我说：“我们有１０万人在前线打，你这个乌合之众不需要到前线去打，也根本抵挡不了几个小时。”
“那组织这个队伍干什么呢？”
我告诉戴笠，上海是作战的后方，到处都有汉奸，每天晚上都有人打信号枪，把这些汉奸肃清，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戴笠感叹：“好困难啊，这个事情不好办。”
我说：“你这个别动队不做这个事情做什么呢？你这个部队装备也不行，去打仗一打就垮了。别动队不是在前方打，是在后方镇压，把汉奸肃清。”
戴笠问：“怎么肃清？用什么办法肃清？”
“办法有的是，我调查了一下，在上海，日本特务活动的中心地方，一个是上海的海军俱乐部，谁也进不去海军俱乐部，另一个是同文书院，这两个地方里面净是日本特务。”
戴笠跟我讲：“你指出来的那两个地方，日本海军俱乐部进不去，我们没有内线，同文书院有许多特务隐藏在里边，这些特务都是些高级的教授，最熟悉上海的情况。”
我说：“这两个地方我们要派人打进去。”从明天开始，你派两个小姐给我。
“给你两个小姐干什么？”
我提出：“要懂日文，会照相，会骑马，会射箭，会打枪，派两个这样的小姐给我。”戴笠就找了两个在警官学校受过训的小姐给我。我把小姐调来了，说：“从明天起，我买个照相机给你们，你们两个人把同文书院进进出出的那些人照下来，照完之后，你们就跟踪他，看他到哪里去，到哪里落脚，他到的地方你们也照下来。”这样干了几天，我就掌握了一些日本间谍的行踪。
戴笠问：“那个同文书院有什么办法啊？”
我跟戴笠讲：“昨天晚上我跟余乐醒研究了，余乐醒有个很好的建议，说我们去同文书院绑架几个人，回来一拷问，就什么都说了。”
常到同文书院的间谍是几个教授，经过几天的跟踪，他们的住处已经被我们掌握。第二天，我们绑架来了那几个教授，那几个教授根本不用打，就什么都说出来了。他们交代说有个仁丹胡子的日本特务，知道我们有个水井，在水井里放毒，害中国人。说日本人拿钱收买了上海附近的一批农民，跟着做特务。他们交代出了几十个日本特务，说晚上打信号枪的也是这批家伙。还说日本人在铁路边上建造的水塔，实际上是日本人的炮兵测量点，后来，这几个教授还把日本间谍的名册交给了我们。我们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抓住了一些日本特务。由于这几个教授交代得还算老实。我们就优待他们，把他们送到南京关起来了。
戴笠说：“你把同文书院的教授一绑架，特务们都被关起来了。现在我们在上海作战，是很安全的。你这个事情做得好。你这个人，好像有三个头八个锅。”
“什么三个头八个锅？”
“就是没有办不成的事。”
一天，我跟戴笠一起吃早餐的时候，戴笠问我：“念观兄，你认识不认识章乃器呀？”
“不认识。”
戴笠告诉我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从苏州监狱里放出来了，又说：“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恐怕只有你出马才行呀。”
我说：“你派给我的事情太多了，是不是啊？人事科长是我，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是我，程颂公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也是我，你又要把什么事放在我身上呀？我恐怕精力不及。”
戴笠说：“明天一早，章乃器约我见面，不知他要讲什么，他说他要讲的事情很重要，你去跟他谈谈吧。章乃器那些人我知道，他们自有道理，你这个人事科长要负起这个责任。”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淮海路去见章乃器。一敲门，出来个女的，我不认识，就问她：“你贵姓啊？”
她说：“我是《妇女杂志》的主编。”她反问我：“你找谁呀？”
“我找章乃器先生。”
“噢，我是章乃器的妻子，他打太极拳去了，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讲就行了。”
我想《妇女杂志》社有个胡子婴，很著名的。就问：“你就是胡子婴吧？”她点头：“我就是。”我说：“《妇女杂志》登过你的文章。”
她问：“不知道章乃器约你来要谈什么？他打太极拳去了，马上回来。”
一会儿，章乃器回来了。我看见章乃器长得高高大大的，他问：“你是雨农先生派来的？你是干什么的呢？”我介绍自己是黄埔学生。
章乃器说：“我在上海大学教书，现在日本方面有汉奸要找我，我处理不了，准备交给戴雨农先生处理，这三个汉奸一个女的两个男的，那个女的到现在还没有露过面，男的一个叫程克祥，一个叫彭寿，都是江西人，都是上海大学毕业的，他们在日本那边当汉奸，现在想反戈一击，要爱国，为我们国家工作。他们找到我，但是我不了解他们，只有求助戴雨农先生。”
我说：“我要跟那三个人见见面，谈谈话，才能够做出决定。”第二天，章乃器约他们来了，那个女的还是没有露面，我跟那两个男的见了面。我问他们是哪里毕业的，他们说：“上海大学。”
我问：“为什么当了汉奸呢？”
“我们上海大学毕业后实在没有工作，就到日本人那里工作。现在我们要爱国。”
“你们是真心爱国呢？还是日本人派过来的？如果你们是日本人派来打入我们这里，你们就是罪上加罪呀，将来就没有好结果了。如果是真心实意，我可以帮你们引荐。希望你们反戈一击，不会亏待你们的。”
他们说：“你这位先生说话好像很有谱，你负什么责任啊？”
“我全部可以负责。”
“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啊？”
我很肯定：“我有那么大的权力。”
他们就说了：“我们想过来之后成立一个文友社，以文会友，以记者的身份帮助你们做事。我们要求，第一，在法租界租个房子，有个办事机构；第二要辆汽车；第三，我们还要介绍两个女记者进来。还有，每月要两千块钱活动经费。”
我说：“除了两千块钱活动经费我不答应你们，其余都答应你们。”
“为什么两千块钱活动经费你不能答应呢？”
“我还做不了这么大的主，还要回去汇报。不过你们说的那几个条件，我可以做主，汽车给你们一部，半新半旧的。房子问题呢，我们在法租界准备一栋房子，房子里有两个很能干的小姐，介绍给你们当记者。文友社嘛，在上海市政府备个案。”我问章乃器：“你上海市政府有熟人吗？”他说：“有。”
回去后我向戴笠汇报，戴笠说：“他们要的那点钱，都给吧，给他们一个痛快。”戴笠又说：“这两个人我在南京见过，会打枪会照相。不过，给他们租的房子，你要找个最靠得住的人去当门房，监视他们的一切活动，看看他们搞些什么名堂。”
我想了想：“有个黄埔第三期的王立，是杭州警官学校的指导员，作战负了伤，成了瘸子，把他调来当门房。”
“为什么调个瘸子呢？”
“瘸子有瘸子的用法。”
戴笠一个电报就把王立调来了。我告诉王立：“你来了，是我要来的。”他说：“我是一个瘸子，你把我要来干得了什么呢？”
我说：“做大事。”
“有什么大事可做啊？”
我说：“这里有个文友社，你就专门看着这个房子，在里面当收发，我有两个小姐在这里出进，这两个小姐也交给你，归你指挥。这里住着两个日本特务，一个是程克祥，一个是彭寿，都是中国人，你注意他们的行动，他们一天到底干些什么。你自己不要暴露身份，你的身份就是门房，如果暴露身份，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他说：“我一定为国尽瘁。”
后来，程克祥他们一直在搞日本的军事情况，并且及时告诉我们。在南京沦陷之前，我们把程克祥送到南京。之后他到了香港，给宋子文当新闻处处长，最后在香港被人暗杀身亡。
还有那个日本俱乐部的事情怎么解决呢？有一天晚上，戴笠问：“你再讲讲那个日本俱乐部，你有什么办法进去呀？”
“暂时还没有办法。”
我就问他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他也说没有。
戴笠又对我说，他要调一个参谋长到那个１万人的别动队去。戴笠说：“我看见王敬久师部的参谋长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我想把这个人调过来，给我当别动队的参谋长。部队里没个参谋长也不行。杜月笙安了一个总指挥，我安一个参谋长，不是好办一些吗？”
我跟王敬久（黄埔第一期）商量，说要把他的参谋长调到戴笠这里来。王敬久很神秘地对我讲，我身边有个参谋长是日本留学生，我怀疑他是日本特务。他告诉我：“那个参谋长姓杨，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我最近发现他在上海租界，晚上经常有日本人看他，对他很尊敬，我当面不好问他，很怀疑他。”
“噢”，我问：“那个姓杨的是什么地方人？”
“是江苏人。”
我说：“你借口吃饭把他请来，我有办法问他。”
第二天，按照我的安排，请姓杨的吃饭，我问：“你这个参谋长是哪里毕业的？”他回答：“我在日本士官，后来在日本陆大。”
“你是日本陆大毕业的，你的资格很高啊。你到我们一个师里当参谋长，不到将官，你愿意吗？”
他说：“我们是国军，虽然是一个上校，到了战场上凭本事，如果我打几个胜仗，就升上去了。”（后来这个姓杨的在江北搞了十几万人，成了江北的汉奸头子）
我说：“讲得好，讲得好。”
我总在考虑怎样打入日本海军俱乐部。我跟戴笠商量：“海军俱乐部还是进不了，那个地方看管很严，有没有什么办法？”戴笠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是说这件事一定要我去办。我说：“那我就盯着那个姓杨的，跟他研究研究。”
我又约姓杨的见面，说：“我现在有个事情请教你，请你帮我的忙。”我说：“那个海军俱乐部都是日本特务，我想打进去，很困难。你有没有认识的人？”
他说：“有啊，跟我同学，日本陆大毕业的，这个人叫做郎本实仁，是个少将，那时５０岁，比我大２０岁。”
我说：“哦？你认识这个人？”我记起戴笠前几天拿着几份从北平、天津来的电报给我看，说是日本的一个少将郎本实仁到了上海，这个日本少将过去在东北、北平、天津等北方地区活动，会说一口天津话，是个中国通。
我问姓杨的：“你跟郎本实仁的关系怎么样？”
“我跟他的关系嘛，我也不瞒你了，我已经打湿脚了，你还站在岸上。”
“好不好把那个郎本实仁介绍给我见见面呢？”
“可以，我约他一下吧。不过，你见他，拿什么话跟他说呀？”
我说：“没问题。日本人打上海已经打了两个月，蒋介石出动了７０个师，也打了两个月，他打不下我们，我们也打不下他们，是个持久战，消耗战。”
他说：“你这样一说，可能郎本实仁要找你了。你是不是有任务啊？”“我现在没有任务，看跟他接近得怎么样，我就有任务了。”
姓杨的跟郎本说了这事，郎本说：“噢，这个人，见见面。现在我们打上海打不下来，九国公约就要开会了，如果上海打不下来，这个问题会提到九国公约会议上讨论。如果九国干涉，我们在外交上失败，我们这个战争非停下来不可，一停战，我们就大失特失了。”
日本人很着急，我估计到这一点。没过几天，日本人找姓杨的约我见面。姓杨的对我说：你到静安寺１００弄１０号，开门之后有个日本女子引你上三楼，就可以跟郎本见面了。你敢不敢去？我说静安寺路在英租界呀，为什么不敢去呀？我想他也不敢杀了我吧。
我把这个话跟颂公说了，跟戴笠也说了，他们讲，日本人狗急跳墙了。打不下上海，他们着急了。这个时候，他要准备见你，你大胆地跟他见面，他没路可走了。
按照约好的时间，我就去了。静安寺路是英租界，背后有条河，我们布置了很多警戒。日本人要抓我是不可能的。我到了１００弄１０号，就叩门，出来个很漂亮的日本小姐，她问我：“你是李将军吧？”（我化名李文焕，自己封了个将军，实际这时我是上校）
“你怎么晓得我是李将军？”
“我们的郎本将军已经告诉我你的大名了。你叫做李文焕先生，李将军请三楼谈吧。”
日本小姐把我引到三楼，我一看客厅很大，很多外国酒啊中国水果啊摆了一桌子，跟郎本一见面，看见他个子不高。大约五十多岁。他拿出张名片递给我：“郎本实仁。”我想这个家伙很慷慨呀。一个高高胖胖的日本人来了，也送张名片给我，我一看，是日本的一个宪兵大佐，名字叫做“松正宜”。我说：“噢，你是要人啦，在日本人里面升到一个大佐很不容易呀，你再跳一步，就到将官了。你是属于文官范围，比武官高啊。”还有一个人没拿名片，我就问：“这一位呢？”他们说：“这是我们部队里搞政工的人员。”还有一些其他人，我就不理他们了。好多的水果、酒，我也不吃，恐怕酒里有什么催眠剂。郎本看见我不吃，就拿水果掰一半给我，另一半他自己吃，看着他吃完后，我就跟他讲：“我头一次到你们这里见面，你们日本人的习惯太不好了，有好多人一见面就出不去了。我不吃你们的东西，你们也不要难为我。”我跟他讲实在的话，他自己也笑。
坐下后，郎本说：“今天来，就是见见你，表示认识了，也不谈别的问题，我们要送点礼物给你。”我听他这么一说，就说：“那我就告辞了。”他们几个人把我送出１００弄１０号时，把一包用报纸包着还系着蝴蝶结的东西，往我汽车的座位上一放，说：“小小的意思。”我判断，这不会是别的东西，一定是钞票。如果要害死我，扔个定时炸弹，那下次就不会同我见面了，他们毫无所得。
我们住的地方，是杜月笙的一个公馆，杜月笙送给我们作办公室的地方。我一到住地，看到荷花池，拿出那个包，摆在荷花池旁边。
已经很晚了，戴笠还在等着我，还有好几个小姐等着我。他们说：“今天好危险啊，我们怕你回不来了，把我们急得不得了。你回来了，好了好了。”
我说：“雨农先生，我临走的时候，日本人说小小的意思，往我汽车座上扔了一包报纸包的东西，捆得很紧，我放在荷花池那里，没有带进来。”
戴笠就急了：“你是个书生！你是个书生！那一定是定时炸弹，你还拿回来干什么？一炸就炸掉了！”
我说：“他们头次跟我见面，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就把我炸死啊？没有那样愚蠢的人嘛。”
戴笠就急得不得了。说：“怎么办，怎么办？”
这时，余乐醒进来，问怎么回事？我说：“乐醒哪，日本人送了一包东西，雨农先生急得不得了，怀疑那个纸包里面有炸药，你是个专家，怎么对付这个纸包？”余乐醒是戴笠手下的专家，那时我们每月只有一百多块钱，他拿三百多块钱。余乐醒说：“这个好处理，我去处理。”
戴笠连忙问：“你怎么处理？”
“我拿个引爆的东西，看看里面是不是定时炸弹，我在隔壁一引爆，它不就爆炸了吗？第二，我准备一块石头打下去，碰炸。如果也不爆炸，就没有问题。第三步，我就用剪刀把绳子剪开，慢慢地打开，就晓得是什么东西了。”
他这个人还有些办法。后来，按照这三个步骤做，他就跑回来了，他说：“这包里是１万块钱！”
戴笠也笑起来了，他说：“我过去还没有做过这样危险的事情。”他又对我说：“我太急躁了一点，话说得重了一些，你原谅啊。”
后来，戴笠要把这１万块钱给我，我向戴笠讲：“国家正困难的时候，南京的钱还没有来，我们这里马上就要开销，我一个都不要。”我说：“我是为要你这个钱来的吗？我文强不是那种人。”
戴笠和我两个人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戴笠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的主意，就要我讲，我说：上海“八·一三”已经搞了个把月了，日本人打不下上海，我们７０万人作战伤亡很大，我判断日本人很着急，怕我们借助九国公约的力量从外部打击他，还有１０天九国公约就要开会了，日本人很可能想抢先一步把上海打下来。我预料郎本实仁可能会提出很多难题，让我们办。”
戴笠问：“你预料是什么难题呀？”
“我预料，他们要拿钱收买我们当汉奸，替他们做事，他不是送了１万块钱嘛。”
那时的钱很值钱，１万块钱可以买四五部很好的汽车。戴笠说：“这个见面礼很大。”戴笠又问：“明天还跟郎本实仁见不见面呢？”
“还见。”
“怎么见哪？”
我说：“在日本租界见面。他们有一部汽车，汽车上带着一个红球，一看见有红球的车，就是他们来接我们的车。也可能他们会提出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上海有多少兵力，防守的重点在哪里，等等。我们要做些准备，沉着对付他们，引他们上钩。”
戴笠问：“你的车又怎么办呢？”
“我的车也挂个红球，停在附近。两个球对上号，就算接上头了。”
戴笠说：“你要好自为之啊，看你怎么对付他们。”
第二天，按照约定的方式，我上了郎本的车，到了海军俱乐部，跟郎本实仁又见面了。一见面，郎本说：“你这个人说到做到，什么也不怕就来了。”他还表示，现在国际形势很复杂，希望这个战争早一天结束。我说这个战争是你们带来的，又不是我们打你，既然打不赢，赶快把兵撤回去。他点头哈腰：“是，是。”我说：“我们国家当然不能跟你们比了，你们工业发达，但是，你们的人口只相当我们四川省一个省的人口，这个战争打长了，不见得对你们有好处，你们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郎本说，“你讲的是事实，我们大日本的政策是天皇决定的，我们没有办法的，你们是一个大国，我们日本这个岛国比你们小几十倍，但是制海权在我们手里。你们是陆地大国，我们是海军大国，我们并不次于你们，我们还要发展空军，空军厉害呀。不过，现在九国公约国际会议快要开了，看来这场战争是我们自己打坏了。”
我说：“那又怎么办？你对我有什么话说？”
他提出好多问题，第一个是要我们暗杀宋子文，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第二是要我们到九国公约会议活动的地方放几颗炸弹。我拒绝了。我说：“你们这是什么主意呀？要把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长杀掉，引起外交混乱，问被谁杀的，我们又不能说是你干的，你就把我看得那样简单？”
这样一来，郎本说：“那没别的好办法。”
我说：“坏事都让我们来做，好事都归你，你们日本人太坏了。”
郎本实仁看我挺硬，就说：“好吧，这两个办法取消。”接着就要我们的上海防守分布图，他说：“你们有多少兵力？怎么布置的？这些情况我们都需要了解。你如果把上海防守分布图给我们，我们一次送２００万块钱给你们。”
“我们送的图你会相信吗？如果是个假东西呢？你不是上了当吗？”这就叫做先发制人，把他们的口给封上。
他就讲：“希望你们先送来，我们一次拿４００万出来。”又加了２００万。
“汉奸钻到我们内部，可能了解一些情况，我是个正规军人，是个少将，跟你们见了两次面，就把我什么都买过去了，有那样简单的事情吗？这样吧，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关头了，你们开的价已经开到４００万了，我回去再考虑这个问题，明天我们有个东西交给你。”我离开的时候，郎本追上来，又送了我五万块钱。还要我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说三天以后在什么地方见面，再通知我。
我回去后跟戴笠商量：“现在九国公约要开会了，他怕在外交上失败，就提出来要杀宋子文，我拒绝啦。再有，让我们在九国公约会议活动的地方放几颗炸弹，我也拒绝了。他又向我们要上海城防图，我答应回来写个东西交给他。”
戴笠又着急了：“搞个假东西给他，不知道他相不相信。再说搞假的，也不容易搞啊。谁个能搞啊？”
我出主意：“今天晚上在我们自己的参谋中挑几个人，让他们写些自己知道的情况。他们只知道是考核他们，也不晓得我们做什么用。每个人至少给５０块钱吧。”戴笠同意，我就挑了五六个参谋。这几个参谋跑来问我：“今天晚上戴先生请我们吃饭，还出几个题目叫我们考试，他怎么想起要考我们呢？”我说：“那你们不要管。你们硬着脑筋写吧，他要做什么用我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搞到很晚，一个人写了一篇，我拿给戴笠看了，写得好的，打了个圈圈。戴笠宣布：“今天晚上你们辛苦了，你们写得都很好，不分等级，请你吃顿饭，一个人送５０块钱。”
我对戴笠说：“三天后我就拿这些去跟郎本见面。”
戴笠说：“非你去见不行。”
我又去见郎本。郎本问：“你们写的那个东西给我们看吧，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
我没有料到他们还有问题，郎本说：我们讲好拿４００万块钱出来，可是这４００万块呢，要打一个六折，就是１００万只能给６０万。我问：“为什么要打这样大的折扣啊？”
郎本说：“我们是为天皇服务，假如你们写的这个东西是假的，我们就剖腹自杀。我们死了，我们家里的老小还要吃饭，所以我们要扣下一些钱。”
我说：“你们把我看得这样小啊，站在我们这边看，这是国家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出卖给你了，４００万还要扣这么多。我们是看国家，你们是看天皇。”他们的样子很尴尬。
七说八说，扣了三折。我说：“就三折，这个钱就给我带回去吧。”郎本又说来不及准备，这么多钱，要作三天的准备。我说：“来不及了？那到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我又去了，郎本实仁把钱给我了。
戴笠看到这么多钱，很高兴，说：“你真有办法呀，这样多的钱我们两年也用不完，你真能干。”
后来，郎本他们以为我送去的东西是真的，又找我谈，说他们还可以加到８００万到１０００万，在日本正金银行取款。郎本把门关得很紧，说钱多拿一些可以，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啊，搞不好要剖腹自杀。这钱，就一半一半。
我说：“这个事情办不到。什么剖腹自杀？你浑水摸鱼，应该给的你不给，还搞掉一半。”他们也不作声。后来，他们给我开了一张４００万的政金银行的取款单，说：“恐怕三天之内还取不到款。”我就晓得这个钱他们是搞假了。
我回去跟戴笠商量，说：“这个事情搞得不好，我就活不成了，他们要把我干掉，我从他们说话的神情中已经发现了。”
戴笠就问我：“那怎么办呢？”
我说：“这样好了，这两三天我们先发制人，把郎本他们请到上海德租界见面，我们在那里埋伏几个人，把那几个家伙杀掉。”
戴笠说：“你去安排吧。你把他们弄出来，在阁楼上埋伏几个人，找个地方把他们干掉。”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埋伏下来。到夜里两点钟还不见他们来人，我就奇怪了，“怎么还不来呢？”
原来，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了，上海沦陷了。那天夜里等到两点钟，我们才知道上海失守了。郎本实仁他们得到这个电报，知道上海打下来了，他们还来找我们干什么呢？
第十九章 结识孙殿英
我未见孙殿英之前，戴笠就向我说起过孙殿英。戴笠在执行蒋介石“搞垮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的密令时，同刘健群一道去天津租界与孙殿英见面，发现孙殿英所关心的事，不是抗日不抗日，而是找靠山。回到北平后，戴笠撇开刘健群，另作去天津见孙的准备。戴笠说：他找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亲笔介绍信，又找到孙殿英的好朋友，北方著名的政客张璧（张玉衡）和洪帮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起到天津。戴笠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住下，摆出很大的派头，请孙殿英在饭店见面。孙殿英知道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一见面倒头便拜，连连说：“上次相见，有眼不识泰山，实在罪过，我们同在江湖上闯荡，只要蒋委员长用得着我，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割下耳朵，今日难得见面，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戴笠当时收下，回南京后交给了蒋介石。
有一次，孙殿英向戴笠派在平汉路活动的张振武、徐静远两人表示，要面见戴笠，有要事相商。戴笠得到报告后知道孙殿英有求于他，觉得正是可利用的机会，就打电报请孙殿英到武汉见面。孙殿英带了大批的礼物到汉口法租界戴笠的住处，吹嘘自己有万余条人枪，而且还可以召集旧部数万，或者抗日，或者打八路，凭他闯江湖的本领，总不会落到石友三（石汉章）的后面。谈话之后，戴笠和孙殿英还拈香拜了把兄弟，孙殿英年长为兄，戴笠年少为弟。戴笠聘孙殿英为“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是戴笠、杜月笙、杨虎等搞起来的统一的帮会组织，名义上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实际上归戴笠操纵）。更为重要的是，戴笠引见孙殿英见了蒋介石。
进入太行山，我第一次见孙殿英的那天上午，进了一个院子，只见孙殿英在院子里的影壁前，抬着头注视着影壁上悬挂的一把用红绸裹着的宝剑，左右两边站着几个穿长袍的彪形大汉，低着头听孙殿英讲话。孙殿英的副官对我说：“孙大爷正在传道，请稍等候。他已经知道高参要来，一大早就要我们准备好了茶点水果。”副官的话还没有说完，孙殿英一眼看见了我，几步过来好像老朋友似地搀着我的胳膊，大声说：“高参老弟，昨晚就知道你要来，我一早就等着欢迎你。雨农是我的把兄弟，你来了就和雨农弟来了一样。”
孙殿英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那次到武汉得雨农弟的保引，亲自见了委员长。委员长叫我坐，我不坐，一直叫了四五次，我才坐下半边屁股，表示这是见了皇帝，不敢正坐正视。委员长向我说：‘你的情形戴科长向我说明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何部长扩编你的部队为一个暂编军的番号。’当我听到扩编为一个军的番号，立即站起来谢恩，又经过几次叫坐，我才坐下去问了一句：‘今后还有啥要指点的？’委员长瞪着眼睛把我从头到尾瞧了一遍，然后慢吞吞地说：‘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大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这一下，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立即站起来倒身便拜，我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我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向雨农盟过誓……’，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委员长叫一个参谋把我扶起来，改变了刚才严肃的面容，笑着连声说了几声好好好。第二天见了何部长，果然让我当了陆军暂编第五军军长，若不是雨农老弟拉我一把，我怎么能有今天啊。文高参，以后仰仗的地方很多，请进请进。”
走进一间大厅堂，孙殿英请我在一张大红漆桌旁坐下。我看见一张长条案的正中，摆着镜框镶着的蒋介石的大照片，照片左边放着蒋介石亲笔信的影印件，这封信是孙殿英手下的一个副师长靖任秋从重庆受训回部队时，蒋介石亲笔写给孙殿英的。孙殿英指着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对我说：“一年前有人在洛阳告发我的副军长邢肇堂和副师长靖任秋是共产党，庞老总（当时庞炳勋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归庞炳勋指挥）乘机找我的麻烦，说我养共产党想造反，我是一个老粗，哪里分得清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只好把靖任秋先抓起来再说，邢肇堂得到风声，带着副官和勤务兵跑掉了。庞老总非说是我把邢肇堂放跑了，三尺头上有神明，欺骗长官要遭雷劈的，我孙殿英一生不做这样狗屁倒灶的事情。可恨的是靖任秋，我让他到重庆受训，谁想他是共产党。这次高参老弟到山上来，好啊，如果发现我这里有不顺眼的人，该杀该剐，你说一句话，我照办，还望高参老弟见着庞老总，或者给重庆、洛阳去电时，为我美言。”我呢，也就顺着说了几句如果山上有什么困难，愿意尽力等的恭维话。当晚，孙殿英摆开盛大宴席为我接风洗尘。
在孙殿英的房间里，挂着一把宝剑，用红绸子包着。我问：“这是个什么宝剑哪？”
“这是乾隆皇帝的宝剑。”
“噢？”我有些惊讶：“乾隆皇帝的宝剑？我看看可以吗？”
“哎呀，老弟，你不必看，我这个剑骗不了你，你们哪，又是孙中山先生，又是蒋介石先生，又是黄埔学生，又是军事委员会高参，来头大得很，骗不了的。我孙殿英是个老粗，我手下当兵的是老粗，当官的也是老粗，他们到我这里来，我让他，向宝剑磕头。”
我还追问：“这是乾隆皇帝的宝剑嘛？我看看，看看。”
“哎呀”，孙殿英说，“算了吧，乾隆的宝剑我能挂在这里吗？挂在这里还不让人家偷跑了？你不必看了，这是不值钱的一把剑。”
我问他：“我没有过黄河之前，中央汇来三笔款，是伪钞，都汇给你了，你收到没有？”
“收到了，收到了，我记的有账。”
我说：“我带来了一个会计科长，明天他来对账。今天就不多谈了。”
孙殿英找了一个地主的院子给我做办事处，第二天，他来看我，送了一瓶酒，一只羊，一些肉。我带的会计科长等着对账，我对孙殿英说：“把你的军需科长找来吧。”
他说：“我的事情不要他管，和我对账就行了。”
我问：“账本呢？”
孙殿英不在乎的样子：“有什么账本啊？我在墙上划些道道。”我一看，墙上很多道子，这是划的什么东西啊？
孙殿英说：“你们看不懂的，这是我做的记号。”会计科长和他对账，他对着墙上的记号说，一点都不错。我想这个人的脑子厉害啊。
不久，春节快到了。我建议孙殿英一起到庞炳勋总部，借拜年的机会联络一下，也许能消除隔阂。孙殿英表示同意：“庞老总一向对我有看法，这次我们一道去拜个吉利年，也许他的心眼能改变一些吧。”孙殿英的手下与庞炳勋处通了电话，讲了前去拜年的意思，庞炳勋的参谋处长兼机要秘书刘泽圃来电话，表示非常欢迎，约定大年初二前往。孙殿英有点意料之外地说：“难得难得，庞老总一毛不拔，最怕客人去吃掉他的办公费。”
大年初二我们出发时，只见孙殿英带了一个卫士排，二十多匹骡马和大包小包的驮袋，我觉很奇怪。上路后，我才发现驮袋中装的都是大饼，每张大饼里还夹着一张钞票，孙殿英一路上是逢人就撒，副官还一边喊着：“这是孙大爷孙老殿给你们的。”
我惊讶：“山上是不是有这样的风俗？”
孙殿英大笑：“我孙老殿要抗日救国，不能不要老百姓，连年大旱，老百姓哪里还有大饼吃，老弟，老殿是苦出身，不能忘本。”
“我懂我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驮袋中有几大包是送给庞炳勋的礼物，其中还有孙殿英亲手制的海洛因鸦片烟的混合膏子。
到了庞炳勋的彭城镇总部，我和孙殿英住在招待所里。趁孙殿英不在的时候庞炳勋对我说：“孙麻子多变，是山上之患，并非山上之福，我指挥不了他，也制服不了他。孙麻子有奶便是娘，一肚子鬼谁也猜不透，前途如何就看委员长的福泽了。”
庞炳勋向我讲了一些情况，我发现孙殿英和庞炳勋都很嫉妒驻在陵川的刘进二十七军，庞炳勋说二十七军是中央军有爹有娘，控制了晋东南自古就有粮仓的太岳地区，不给我们两个杂牌子军放粮。如果日本人一扫荡，我们就会不攻自溃。
我和孙殿英在庞炳勋的招待所同住一屋，没有事的时候就东拉西扯。一天，孙殿英的副官送来一叠公文，孙殿英自己不识字，当时秘书李国安（李国安是南京汪精卫的办事处处长，是前线大公报的一个记者。是个很坏的家伙）不在屋子里，孙殿英就让我给他念公文，他闭着眼睛听。我一份一份念给孙殿英听，其中有一份是唐佑樾（蒋介石派在孙殿英身边的政治部主任）从洛阳来的电报，说他携带的大批礼物和现金，在洛阳和重庆分送给一些军政大员，后面附有这些军政大员的名单，我记得有在重庆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次长林蔚等等，在洛阳的有第一战区参谋长董英斌等等，唐佑樾在电报中请求加发现款数十万，“以相机择要分赠，等到将来大事有成，不愁没人出来说话”。我感到这个被蒋介石派来的唐佑樾已经被孙殿英收买了，不知道“等到将来大事有成，不愁没人出来说话”是什么意思？我对孙殿英说电报上的字不太好认，要看一遍再念，我又将这封电报看了一遍，顺手翻到一叠公文的最下面，故意不念，在孙殿英要我喝口水吃点水果的时候，我趁机溜了出去。
初五，下起了大雪，山路很不好走，庞炳勋也再三挽留，于是我们又呆了下来。初七，孙殿英说：“明天就是下枪下炮，我也非回去不可。不瞒你说，初九是我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
“初九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日子啊？”
“老弟，我有一个‘庙会道’，几十年来闯江湖就靠它。每年初九这天，我要亲自传道，向徒弟们撒一手，要钱的有钱，要烟土的有烟土，要官的有官，要女人的有女人，有徒弟不远千里而来赶‘庙会道’，我不能叫他们失望。我孙老殿之所以垮不了，就是靠这些人捧台。”
我开玩笑：“老哥的‘庙道会’收不收我这个徒弟呀？今天晚上你就为我传道好不好？”
“老弟，甭胡扯了，我这一套只能骗骗老憨，还能骗上你嘛？骗不了读书人，得了吧，不要拿我开心。”
我们一直胡扯到深夜才睡。第二天一早，孙殿英先打道回府，我又在庞炳勋总部呆了四天才离开。
后来（１９４３年３月２日），我和孙殿英一起再到庞炳勋总部的时候，又是同住一炕。晚上孙殿英硬把我推醒，要聊天。我们两个人披衣坐在热炕上，孙殿英问：“老弟，你知道我一生最得意的是啥时候？”
我说：“听说你在西北军做过总指挥，还做过安徽省主席，在张汉卿指挥下当过长城抗战的英雄，现在你是新五军军长，是不是最得意的时候啦？”
孙殿英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你说的这些，算啥鸟？什么总指挥，什么省主席，几乎死在日本人手里，就说现在，不是雨农担着，还有什么鸟军长呢？告诉你，我孙老殿一生最得意的时候，是当年包运五省鸦片烟。那时打着我的旗号，华北五省无关不通，连外国人的洋码头，我都打通了。”
我有些好奇：“你是怎么打通五省关卡？”
“老弟，钱可通神哪。包运五省鸦片时，我撒人出去，摸清各个关卡的大小头目，先拣大头目送钱送土，再一层一层地，都送到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沿途送到了北京天津，一本万利，除了能把送出去的收回来，还能大捞上它一把。我们是不等人家开口，主动上门，烟土未到，钱先到，既打通了关卡，又交了朋友。他们都说孙老殿是江湖好汉，够朋友，其实没有钱，哪来的朋友！”
“你又是怎么打通洋码头的呢？”
“中国人要钱，外国人更要钱。中国人要小钱，外国人要大钱。有钱没有什么打不通的。”
我从孙殿英嘴里得知，上海租界的烟赌娼三大财源被青帮的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包干了，根本没有孙殿英插脚的地方。孙殿英终于通过天津租界一个帮会头目与黄金荣搭上了线，先是互赠名片，不久黄金荣汇来十万块钱，托孙殿英买烟土运往上海。孙殿英认为这是打通上海洋码头的机会，就把这十万块钱退还给黄金荣，自己掏钱给黄金荣买了十万元烟土，亲自押运到上海，亲自送上黄金荣的门。果然，孙殿英不但与黄金荣交上了朋友，他的烟土也在上海洋码头畅通无阻，就连他自制的“殿英牌”海洛因也在上海销得不错。
那天晚上在炕头，孙殿英说得高兴，又对我说起他盗墓的事情。他说：“满清杀了我孙家祖宗三代，我要报仇。怎么报仇？我枪杆子没有几枝，只能蹦皇帝陵，革命革命，我是革死人的命。吴稚晖在北京报纸上写了几篇文章，说我盗墓，把风潮闹得很大。不管盗墓不盗墓，我是对得起祖宗的。”
孙殿英说乾隆皇帝的墓和慈禧太后的墓是用炸药炸开的，他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经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很多，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１０８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与雨农见面时送给他作了见面礼。还有一把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了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雨农怎么处理的，我没有再问。慈禧太后的墓炸开后，墓堂不如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要多得多，老佛爷从头到脚一身穿挂的都是宝石，量一量大概有五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我托雨农赠给宋子文院长了。慈禧口中含的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之后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间可以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以使尸体不化，难怪老佛爷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在睡觉一样，见了风之后，脸上才有些发黑。我把这颗夜明珠托雨农赠给蒋夫人。宋院长和蒋夫人得到宝物后，孔祥熙夫妇眼红了，我接到雨农的电告后，就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那九龙剑，究竟是送给了委员长还是送给了何部长，我现在还不明白，高参老弟有顺便时代我打听，也不必当面问雨农，不然，显得我小气，拜托拜托。”
孙殿英又说：“老弟，你知道蒋委员长一生做的是哪两件大事呢？你们是委员长的贴心人物，应该比我知道得透。”他这样一说，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看着他。
孙殿英看我发愣，很得意地大喊：“老殿把你难住了吧。”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他得意地说：“老弟，在我看来，蒋委员长做的两件大事，一是怎样把钱挣来，二是怎样把钱撒出去。钱挣来不易，撒出去更不易。我平日向徒弟们说三句话：‘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钱要撒得呱呱叫。有钱不会撒，不行！冯焕章、张汉卿，广西的李、白，广东的陈济棠，先先后后垮了台，不都是因为委员长的钱撒得好嘛？人家说孔、宋是财神，我看他们不过只是管管账，撒钱是有本事的。老弟，我这都是一辈子闯江湖得来的窍门呀，我这一生，被人耍过，也耍过人。”
我未见孙殿英之前，戴笠就向我说起过孙殿英。戴笠在执行蒋介石“搞垮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的密令时，同刘健群一道去天津租界与孙殿英见面，发现孙殿英所关心的事，不是抗日不抗日，而是找靠山。回到北平后，戴笠撇开刘健群，另作去天津见孙的准备。戴笠说：他找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亲笔介绍信，又找到孙殿英的好朋友，北方著名的政客张璧（张玉衡）和洪帮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起到天津。戴笠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住下，摆出很大的派头，请孙殿英在饭店见面。孙殿英知道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一见面倒头便拜，连连说：“上次相见，有眼不识泰山，实在罪过，我们同在江湖上闯荡，只要蒋委员长用得着我，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割下耳朵，今日难得见面，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戴笠当时收下，回南京后交给了蒋介石。
有一次，孙殿英向戴笠派在平汉路活动的张振武、徐静远两人表示，要面见戴笠，有要事相商。戴笠得到报告后知道孙殿英有求于他，觉得正是可利用的机会，就打电报请孙殿英到武汉见面。孙殿英带了大批的礼物到汉口法租界戴笠的住处，吹嘘自己有万余条人枪，而且还可以召集旧部数万，或者抗日，或者打八路，凭他闯江湖的本领，总不会落到石友三（石汉章）的后面。谈话之后，戴笠和孙殿英还拈香拜了把兄弟，孙殿英年长为兄，戴笠年少为弟。戴笠聘孙殿英为“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是戴笠、杜月笙、杨虎等搞起来的统一的帮会组织，名义上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实际上归戴笠操纵）。更为重要的是，戴笠引见孙殿英见了蒋介石。
进入太行山，我第一次见孙殿英的那天上午，进了一个院子，只见孙殿英在院子里的影壁前，抬着头注视着影壁上悬挂的一把用红绸裹着的宝剑，左右两边站着几个穿长袍的彪形大汉，低着头听孙殿英讲话。孙殿英的副官对我说：“孙大爷正在传道，请稍等候。他已经知道高参要来，一大早就要我们准备好了茶点水果。”副官的话还没有说完，孙殿英一眼看见了我，几步过来好像老朋友似地搀着我的胳膊，大声说：“高参老弟，昨晚就知道你要来，我一早就等着欢迎你。雨农是我的把兄弟，你来了就和雨农弟来了一样。”
孙殿英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那次到武汉得雨农弟的保引，亲自见了委员长。委员长叫我坐，我不坐，一直叫了四五次，我才坐下半边屁股，表示这是见了皇帝，不敢正坐正视。委员长向我说：‘你的情形戴科长向我说明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何部长扩编你的部队为一个暂编军的番号。’当我听到扩编为一个军的番号，立即站起来谢恩，又经过几次叫坐，我才坐下去问了一句：‘今后还有啥要指点的？’委员长瞪着眼睛把我从头到尾瞧了一遍，然后慢吞吞地说：‘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大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这一下，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立即站起来倒身便拜，我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我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向雨农盟过誓……’，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委员长叫一个参谋把我扶起来，改变了刚才严肃的面容，笑着连声说了几声好好好。第二天见了何部长，果然让我当了陆军暂编第五军军长，若不是雨农老弟拉我一把，我怎么能有今天啊。文高参，以后仰仗的地方很多，请进请进。”
走进一间大厅堂，孙殿英请我在一张大红漆桌旁坐下。我看见一张长条案的正中，摆着镜框镶着的蒋介石的大照片，照片左边放着蒋介石亲笔信的影印件，这封信是孙殿英手下的一个副师长靖任秋从重庆受训回部队时，蒋介石亲笔写给孙殿英的。孙殿英指着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对我说：“一年前有人在洛阳告发我的副军长邢肇堂和副师长靖任秋是共产党，庞老总（当时庞炳勋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归庞炳勋指挥）乘机找我的麻烦，说我养共产党想造反，我是一个老粗，哪里分得清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只好把靖任秋先抓起来再说，邢肇堂得到风声，带着副官和勤务兵跑掉了。庞老总非说是我把邢肇堂放跑了，三尺头上有神明，欺骗长官要遭雷劈的，我孙殿英一生不做这样狗屁倒灶的事情。可恨的是靖任秋，我让他到重庆受训，谁想他是共产党。这次高参老弟到山上来，好啊，如果发现我这里有不顺眼的人，该杀该剐，你说一句话，我照办，还望高参老弟见着庞老总，或者给重庆、洛阳去电时，为我美言。”我呢，也就顺着说了几句如果山上有什么困难，愿意尽力等的恭维话。当晚，孙殿英摆开盛大宴席为我接风洗尘。
在孙殿英的房间里，挂着一把宝剑，用红绸子包着。我问：“这是个什么宝剑哪？”
“这是乾隆皇帝的宝剑。”
“噢？”我有些惊讶：“乾隆皇帝的宝剑？我看看可以吗？”
“哎呀，老弟，你不必看，我这个剑骗不了你，你们哪，又是孙中山先生，又是蒋介石先生，又是黄埔学生，又是军事委员会高参，来头大得很，骗不了的。我孙殿英是个老粗，我手下当兵的是老粗，当官的也是老粗，他们到我这里来，我让他，向宝剑磕头。”
我还追问：“这是乾隆皇帝的宝剑嘛？我看看，看看。”
“哎呀”，孙殿英说，“算了吧，乾隆的宝剑我能挂在这里吗？挂在这里还不让人家偷跑了？你不必看了，这是不值钱的一把剑。”
我问他：“我没有过黄河之前，中央汇来三笔款，是伪钞，都汇给你了，你收到没有？”
“收到了，收到了，我记的有账。”
我说：“我带来了一个会计科长，明天他来对账。今天就不多谈了。”
孙殿英找了一个地主的院子给我做办事处，第二天，他来看我，送了一瓶酒，一只羊，一些肉。我带的会计科长等着对账，我对孙殿英说：“把你的军需科长找来吧。”
他说：“我的事情不要他管，和我对账就行了。”
我问：“账本呢？”
孙殿英不在乎的样子：“有什么账本啊？我在墙上划些道道。”我一看，墙上很多道子，这是划的什么东西啊？
孙殿英说：“你们看不懂的，这是我做的记号。”会计科长和他对账，他对着墙上的记号说，一点都不错。我想这个人的脑子厉害啊。
不久，春节快到了。我建议孙殿英一起到庞炳勋总部，借拜年的机会联络一下，也许能消除隔阂。孙殿英表示同意：“庞老总一向对我有看法，这次我们一道去拜个吉利年，也许他的心眼能改变一些吧。”孙殿英的手下与庞炳勋处通了电话，讲了前去拜年的意思，庞炳勋的参谋处长兼机要秘书刘泽圃来电话，表示非常欢迎，约定大年初二前往。孙殿英有点意料之外地说：“难得难得，庞老总一毛不拔，最怕客人去吃掉他的办公费。”
大年初二我们出发时，只见孙殿英带了一个卫士排，二十多匹骡马和大包小包的驮袋，我觉很奇怪。上路后，我才发现驮袋中装的都是大饼，每张大饼里还夹着一张钞票，孙殿英一路上是逢人就撒，副官还一边喊着：“这是孙大爷孙老殿给你们的。”
我惊讶：“山上是不是有这样的风俗？”
孙殿英大笑：“我孙老殿要抗日救国，不能不要老百姓，连年大旱，老百姓哪里还有大饼吃，老弟，老殿是苦出身，不能忘本。”
“我懂我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驮袋中有几大包是送给庞炳勋的礼物，其中还有孙殿英亲手制的海洛因鸦片烟的混合膏子。
到了庞炳勋的彭城镇总部，我和孙殿英住在招待所里。趁孙殿英不在的时候庞炳勋对我说：“孙麻子多变，是山上之患，并非山上之福，我指挥不了他，也制服不了他。孙麻子有奶便是娘，一肚子鬼谁也猜不透，前途如何就看委员长的福泽了。”
庞炳勋向我讲了一些情况，我发现孙殿英和庞炳勋都很嫉妒驻在陵川的刘进二十七军，庞炳勋说二十七军是中央军有爹有娘，控制了晋东南自古就有粮仓的太岳地区，不给我们两个杂牌子军放粮。如果日本人一扫荡，我们就会不攻自溃。
我和孙殿英在庞炳勋的招待所同住一屋，没有事的时候就东拉西扯。一天，孙殿英的副官送来一叠公文，孙殿英自己不识字，当时秘书李国安（李国安是南京汪精卫的办事处处长，是前线大公报的一个记者。是个很坏的家伙）不在屋子里，孙殿英就让我给他念公文，他闭着眼睛听。我一份一份念给孙殿英听，其中有一份是唐佑樾（蒋介石派在孙殿英身边的政治部主任）从洛阳来的电报，说他携带的大批礼物和现金，在洛阳和重庆分送给一些军政大员，后面附有这些军政大员的名单，我记得有在重庆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次长林蔚等等，在洛阳的有第一战区参谋长董英斌等等，唐佑樾在电报中请求加发现款数十万，“以相机择要分赠，等到将来大事有成，不愁没人出来说话”。我感到这个被蒋介石派来的唐佑樾已经被孙殿英收买了，不知道“等到将来大事有成，不愁没人出来说话”是什么意思？我对孙殿英说电报上的字不太好认，要看一遍再念，我又将这封电报看了一遍，顺手翻到一叠公文的最下面，故意不念，在孙殿英要我喝口水吃点水果的时候，我趁机溜了出去。
初五，下起了大雪，山路很不好走，庞炳勋也再三挽留，于是我们又呆了下来。初七，孙殿英说：“明天就是下枪下炮，我也非回去不可。不瞒你说，初九是我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
“初九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日子啊？”
“老弟，我有一个‘庙会道’，几十年来闯江湖就靠它。每年初九这天，我要亲自传道，向徒弟们撒一手，要钱的有钱，要烟土的有烟土，要官的有官，要女人的有女人，有徒弟不远千里而来赶‘庙会道’，我不能叫他们失望。我孙老殿之所以垮不了，就是靠这些人捧台。”
我开玩笑：“老哥的‘庙道会’收不收我这个徒弟呀？今天晚上你就为我传道好不好？”
“老弟，甭胡扯了，我这一套只能骗骗老憨，还能骗上你嘛？骗不了读书人，得了吧，不要拿我开心。”
我们一直胡扯到深夜才睡。第二天一早，孙殿英先打道回府，我又在庞炳勋总部呆了四天才离开。
后来（１９４３年３月２日），我和孙殿英一起再到庞炳勋总部的时候，又是同住一炕。晚上孙殿英硬把我推醒，要聊天。我们两个人披衣坐在热炕上，孙殿英问：“老弟，你知道我一生最得意的是啥时候？”
我说：“听说你在西北军做过总指挥，还做过安徽省主席，在张汉卿指挥下当过长城抗战的英雄，现在你是新五军军长，是不是最得意的时候啦？”
孙殿英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你说的这些，算啥鸟？什么总指挥，什么省主席，几乎死在日本人手里，就说现在，不是雨农担着，还有什么鸟军长呢？告诉你，我孙老殿一生最得意的时候，是当年包运五省鸦片烟。那时打着我的旗号，华北五省无关不通，连外国人的洋码头，我都打通了。”
我有些好奇：“你是怎么打通五省关卡？”
“老弟，钱可通神哪。包运五省鸦片时，我撒人出去，摸清各个关卡的大小头目，先拣大头目送钱送土，再一层一层地，都送到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沿途送到了北京天津，一本万利，除了能把送出去的收回来，还能大捞上它一把。我们是不等人家开口，主动上门，烟土未到，钱先到，既打通了关卡，又交了朋友。他们都说孙老殿是江湖好汉，够朋友，其实没有钱，哪来的朋友！”
“你又是怎么打通洋码头的呢？”
“中国人要钱，外国人更要钱。中国人要小钱，外国人要大钱。有钱没有什么打不通的。”
我从孙殿英嘴里得知，上海租界的烟赌娼三大财源被青帮的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包干了，根本没有孙殿英插脚的地方。孙殿英终于通过天津租界一个帮会头目与黄金荣搭上了线，先是互赠名片，不久黄金荣汇来十万块钱，托孙殿英买烟土运往上海。孙殿英认为这是打通上海洋码头的机会，就把这十万块钱退还给黄金荣，自己掏钱给黄金荣买了十万元烟土，亲自押运到上海，亲自送上黄金荣的门。果然，孙殿英不但与黄金荣交上了朋友，他的烟土也在上海洋码头畅通无阻，就连他自制的“殿英牌”海洛因也在上海销得不错。
那天晚上在炕头，孙殿英说得高兴，又对我说起他盗墓的事情。他说：“满清杀了我孙家祖宗三代，我要报仇。怎么报仇？我枪杆子没有几枝，只能蹦皇帝陵，革命革命，我是革死人的命。吴稚晖在北京报纸上写了几篇文章，说我盗墓，把风潮闹得很大。不管盗墓不盗墓，我是对得起祖宗的。”
孙殿英说乾隆皇帝的墓和慈禧太后的墓是用炸药炸开的，他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经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很多，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１０８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与雨农见面时送给他作了见面礼。还有一把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了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雨农怎么处理的，我没有再问。慈禧太后的墓炸开后，墓堂不如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要多得多，老佛爷从头到脚一身穿挂的都是宝石，量一量大概有五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我托雨农赠给宋子文院长了。慈禧口中含的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之后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间可以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以使尸体不化，难怪老佛爷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在睡觉一样，见了风之后，脸上才有些发黑。我把这颗夜明珠托雨农赠给蒋夫人。宋院长和蒋夫人得到宝物后，孔祥熙夫妇眼红了，我接到雨农的电告后，就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那九龙剑，究竟是送给了委员长还是送给了何部长，我现在还不明白，高参老弟有顺便时代我打听，也不必当面问雨农，不然，显得我小气，拜托拜托。”
孙殿英又说：“老弟，你知道蒋委员长一生做的是哪两件大事呢？你们是委员长的贴心人物，应该比我知道得透。”他这样一说，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看着他。
孙殿英看我发愣，很得意地大喊：“老殿把你难住了吧。”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他得意地说：“老弟，在我看来，蒋委员长做的两件大事，一是怎样把钱挣来，二是怎样把钱撒出去。钱挣来不易，撒出去更不易。我平日向徒弟们说三句话：‘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钱要撒得呱呱叫。有钱不会撒，不行！冯焕章、张汉卿，广西的李、白，广东的陈济棠，先先后后垮了台，不都是因为委员长的钱撒得好嘛？人家说孔、宋是财神，我看他们不过只是管管账，撒钱是有本事的。老弟，我这都是一辈子闯江湖得来的窍门呀，我这一生，被人耍过，也耍过人。”
第二十七章 围困陈官庄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日那天晚上，我们撤到陈官庄，向邱清泉靠拢。我们的指挥部住在邱清泉第二兵团的防守地区。指挥部跟邱清泉住在一个大院，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两个防空掩体，杜聿明占一个，我和参谋长舒适存占一个，邱清泉也在院子里挖了两个防空掩体，他住一个，他的参谋长和副参谋长住一个。
我们四十多万人，被解放军二百多万兵力包围。
到陈官庄的第三天，下起了大雪。每天下大雪，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没有占一样。
一连半个月，天天下大雪。
我们在包围圈里，没有粮食，没有医药。
８日，赶修临时机场，请求南京空投粮食弹药，再作突围之计。
在雨雪交加中，南京派飞机来空援，空投飞机每天达到１２０架次，国民党的运输机和“中国”、“中央”两个公司的民航机，几乎全部出动了。
空投的事情是归我负责。我派人去收空投的粮食和弹药，可是，到空投场一看，很奇怪，都空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每天收到的粮食和弹药只是投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
我想，这个空投司令是不是有问题呀？我就问杜聿明，杜聿明说：“这个人应该没有问题呀。这个空投司令在滇缅路还跟我去打日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我经常跑去看天，认为是风向不好。后来才知道，那个空投司令真的是个共产党。我们被俘后，空投司令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来看我们，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他：“你怎么把共产党的衣服穿起来了？”他说：“我不瞒你们说，你们要我当空投司令的时候，我早就是共产党了。”
“噢，我知道了。”直到当了俘虏，我才知道为什么一空投就投到解放军阵地上的原因。
投下来的粮食弹药大部分都投到解放军那里去了，我们还有三十多万人要吃饭啊。就算是按空投一日最大量计算，也只够１０万人一天所需。仍有二十多万人没有吃的。平均分配给三十多万人吃呢？每天晚上分配下去，只能吃一次稀饭，一天吃不到一顿干饭，军队一天只吃一顿稀饭怎么打仗呢？
我为这个事情搞得一天到晚睡不着觉。
粮食不够分配，偏偏各部队要粮食时，把数字搞得很大。
粮食弹药一投下来，许多官兵一窝蜂上来抢，抢粮食的抢粮食，抢弹药的抢弹药。我就派部队守着，说：“如果再有人抢，我就枪毙他！”
解放军那边一些女政工队员整天喊：“你们饿饭了，我们这边有吃的，树上挂的有馒头啊！”我们这边的兵就爬过去，从树上取馒头。看见他们爬过去，解放军也不开枪，女政工队员唱起了歌。我们没有办法禁止，怎么办啊，没有办法，很伤脑筋。一些官兵甚至还到解放军那里作客两三天之后再返回来。后来才发现，在包围圈中布满了解放军的地下工作人员，１月９日夜间突围开始时，包围圈中到处是给解放军发联络信号的火光。
我们不断有伤亡，但是没有医药，我看见士兵的伤口都烂了，发臭生蛆，既得不到治疗，又没有地方送，很惨。我就伤兵问题请示杜聿明，杜聿明说：“不病不伤的都顾不了，还顾得上他们！让后勤医务自行解决吧。”
邱清泉和李弥为粮食的分配吵闹不休，各个军师团营也因为粮食闹得如同水火一样。李弥向我提出，说邱清泉第二兵团粮食分得多，要求在他一兵团控制的地区开辟空投场。李弥嚷嚷：“我们不相信分配，你们不公平。”李弥自己开辟空投场后，试投时，一投就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为了多分配一点粮食，李弥又放弃了另辟空投场。
有一天，我们看见地里小麦青青的，杜聿明说：“我们好久没有吃过青菜了。能不能到地里挖点麦子吃啊？”我们就冒着解放军的炮火到地里挖了些青麦子回来，做菜吃。一吃--吃不得！青麦子看起来跟韭菜一样，实际上那上面都是小毛毛，根本不能吃。杜聿明很丧气：“唉，不是我们理想的。”
南京空投下来一些罐头，我们当官的可以吃罐头，当兵的可就更苦了。接着，南京又空投下来一些大饼。可是几十万军队光靠空投怎么过呢？实在饿极了，把一些辎重骡马也都杀了吃，到后来，野草、树皮、青苗和骡马皮都吃光了。
１９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停止了。
２３、２４日，天气仍没有转晴的迹象。我们特地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学会使用，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哪知雷达发生故障，无法使用。
２９日，天居然晴了。空投又开始了。
我在空投场视察，解放军打了几炮过来，把我们一个伙夫和政工队的两个女孩子打死了。我一看这个情况，很危险哪，如果炮火密集打过来，不到掩蔽体的都会轻则受伤，重则被打死。
陈官庄整天下雪又下雨，烧柴也没有，老百姓的房屋被拆光了，连老百姓祖墓里的棺材都挖出来了，但是埋在土里的棺材挖出来是烧不着的。
我说：“这是天要亡我哪！”大家也在讲：“这回完了，这回完了！”杜聿明自我安慰说：“我们有现代化的空投补给还这么困难，共产党军队一定比我们困难得多。”
在包围圈中，除了编入建制的官兵，还有不少闲散的国民党人员、机关公务人员和海、连、徐州随军而逃的男女学生、市民、地主之类的“难民队伍”，他们不在编制之内，因此一点口粮也没有。邱清泉乘机将他们编入部队，建了一个暂编旅，并委任兵站司令耿文哲为暂编旅旅长。最可怜的是那些随军跑到这里的女学生和妇女们，被迫做了“临时太太”。在空投场的周围田地上挖了一个一个洞穴，上面盖着张开的降落伞，里面是军官和“临时太太”，还有准备化装逃跑的假夫妻。
包围圈中，竟然出现了“小集市”，几乎一切日用品，以及手表、戒指、手枪、银元、衣着和柴米等物，都可交换，俨然成了一个闹市。有权有势的军官们，利用贪污、巧取来的粮食、大饼、罐头之类的空投品，信口开河地去换取人家贵重之物。
总部办公厅主任郭一予和总部政务处处长左偕康，听说在包围圈东南角解放军控制的青龙集阵地上，准许难民来往，以为有空子可钻，密商借此脱围。他们将包围圈中国民党机关职员及由徐、海撤退的军官眷属等，组成一个名为“难民还乡团”的大队伍，用白布做了一面旗子，上书“难民还乡团”字样，以为这样就可以由解放军封锁线混过去。开始，杜聿明认为非战斗人员走一个少一个，听任郭一予和左偕康两人去办。后来为了通过防守线的放行问题，不得不正式批准，并通知李弥兵团的防守部队放行。这支“难民还乡团”刚刚通过李弥兵团防守线继续向前走的时候，解放军方面发现这大队人马中夹杂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便向队伍密集扫射，而国民党军这方面，又惟恐泄露包围圈中的军事秘密，于是也就一阵乱枪扫射，企图灭口。在双方的炮火下，“难民还乡团”伤亡不可计数，郭一予、左偕康两人以及最后一批还没有走出李弥兵团阵地的，见情况不对，马上折返，向杜聿明诉苦。邱清泉事后知道郭一予、左偕康企图脱逃，认为丢了“中央军”的脸，要将郭左两人枪毙。我出来为他们两人说了许多好话，才保住了两人的性命。
有时天晴了，但只晴了一下，马上又下雪。机械化部队动都动不了，一点用处也没有。蒋经国办了一个训练坦克兵的铁牛学校。打了败仗之后，铁牛学校的全部坦克车都跟着我们部队走，这时也被困在陈官庄，到处是雪，到处是烂泥，坦克一步走不动，陷下去就出不来了。没有一件顺利的事，所以我说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占一样。
一次，杜聿明正在院子理发，院子的四周是房屋，中间有一棵树。天忽然晴了。有个孙元良兵团的少将视察官，黄埔第六期的，叫尹晶天，他来了，对我说：“参座，我们坏就坏在我们院子里的这棵树上。”
“怎么坏在院子的树上呢？”我很奇怪。
他说：“你看，树被围墙围在里面，是个‘困’字嘛。”
正在理发的杜聿明听他这样一讲，抬头看看树，说：“把这棵树搞掉！”尹晶天自告奋勇地把树砍掉了，逢人便说：“杜老总要我砍的，从此我们就大吉大利啦。”
舒适存受杜聿明的指派飞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增加空投。舒适存动身之前，我对他说：“你到了南京，到我一个朋友那里去看看，让他给我买一套便衣，你替我带回来。”
舒适存面见蒋介石，报告了陈官庄的困境，蒋介石批准每天空投增加到３００架次。蒋介石还写了一封手谕交给舒适存，要他立即到联勤部去查询有多少库存的防毒面具，次日押运回部。舒适存回到陈官庄时，随运输机带回了８００具防毒面具，以备突围时用。就在舒适存回陈官庄的当天，蒋介石空投给杜聿明一封亲笔信，意思是积极作突围的部署。
同时，杜聿明收到了刘伯承的信，我收到了林彪的信，但是我们把信烧掉了。
一天到晚，都是着急，想不出办法，正在很困难的时候，又传来黄维兵团失败的消息。黄维距陈官庄还不到１００里路，在双堆集那边，差不多有１２万多人，一下子被解放军解决了。当时说黄维没有指挥好，后来一了解，也不能怪黄维。刘伯承部队尾随黄维，一直追到了双堆集，黄维部队就走不动了，停了下来。黄维有个计划，到了双堆集附近，向南过去６０华里到浍河边上，如果渡过浍河，部队就有可能得救。对于这个计划，他没有跟谁商量，自己放在心里。这时他手下的少将师长廖运周，是黄埔第五期的，他向黄维献策，说：“我家住在浍河边上，是安徽寿县人（廖运周是个共产党，他三个兄弟都是黄埔学生，都是共产党），你如果突围，我打头阵，６０华里顶多三个钟头就过去了。搭个浮桥，只要过了浍河就安全了。”黄维一看廖运周是黄埔学生，就说：“好好好，你带路。”结果廖运周率部起义。黄维的主力军是十八军，全套的美式装备，十八军并不知道黄维的计划，部队出发后，忽然之间开了几个口子，解放军进去了三四个纵队，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黄埔第七期）连声说糟了糟了，赶快把汽车集中起来，摆开一道防线。黄维也急了，坐上一辆坦克车想冲出去，被解放军堵住了。“下来！下来！”黄维被俘了。
我特赦出来后，廖运周也参加了我们的宴会。在宴会上，他讲当年怎样向黄维献策，讲得非常高兴，说黄维怎样糊涂，他自己怎样立功，后来民革让他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黄维一见他，鼓起两只眼睛，不跟他说话。黄维对我说：“这个廖运周，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杨伯涛也在座，也骂廖运周。我说：“那时我们对刘伯承、邓小平很轻视，认为他们不是军人出身，现在看起来，我们是错误的。你们不对，不要骂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各人命里一块天，不要到了这个时候还骂人家，还不理人家，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恩恩怨怨不要总记在心里，付之一笑就对了嘛。”
黄维说：“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
天下多少事，都是转眼间，跟做了一个大梦一样。黄维比我大三岁，他死了十几年了，我这个人还在。
包围圈里传开了１２月２７日黄维兵团被歼的消息，我们预料到解放军第二步进攻的行动就要到来，突围的部署也就更加迫切。
空军总部作战署副署长董明德飞陈官庄和杜聿明商订陆空联合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由空军大量投放瓦斯弹，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董明德在陈官庄停留了一周，作战计划不见之于书面。
杜聿明到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召开会议，他说：“有美国杜鲁门总统支持我们，我们什么也不怕！南京蒋总统已经准备好了６０个美械团的装备，谁先冲破包围圈到达南京，就先装备谁！”
刘峙从蚌埠坐着飞机在上空给我们打气，空军副司令也在飞机上喊：以后的空投由他负责，一定保证粮食、弹药投够，让大家吃饱饭。
舒适存从南京回来，说我那个朋友不在南京，只有他的夫人在家。舒适存没有讲没买衣服的事，他自己上街给我买了一身便衣。他说：“我给你带了一套便衣回来，不晓得合身不合身？”
我解释：“我这是备而不用。”
我打开箱子一看，一套崭新的西服！一件豪华的呢子大衣！“你看看，我们突围要化装出去，这个衣服穿得出去吗？要是当个外交使节还可以。”
舒适存说：“哎，很贵的呀。”
“贵？穿得出去吗？”
他也好笑：“我找人帮助去办的，人家也不知道是特为化装用的。”
突围时，我穿的是一套尉官的棉衣，一直到被俘虏。
杜聿明肾脏有病，身体不好，邱清泉有一天到杜聿明的掩体里，表面是恭维杜聿明，实际上是想把他挤走。邱清泉对杜聿明说：“我很感激你，我有今天都是你的提拔。我怎样报答你呢？你有病，还是离开这里到南京去吧。我们这里有空投场，有飞机，很方便。这里的事情呢，我们这些兵团司令推选一个人来指挥。”邱清泉的意思是由他自己来指挥。杜聿明坐在掩体里不吭气，气氛很尴尬。沉默了一会儿，邱清泉对我说：“哎，念观兄，你这个参座也来参加意见嘛。”我只好说：“玉安先生的动议很好，很爱护杜长官。但是这里维系军心的中心人物还是杜老爷，没有我们校长的批准，他不能走。”
杜聿明这个人很稳重，他不说话，既不说“由邱清泉负责”，也不说“向校长打电报请示”，无论如何不开口。
邱清泉一出掩蔽体，杜聿明就一拍桌子，显然是有话要对我讲。他气呼呼地说：“你听到没有，他是向我将军哪！”
我说：“我知道，我说了那些话，就是给你解围。我主张要突围就早一点突，没有粮弹，没有医药，为了空投问题，搞得我一个多月没有睡过觉。现在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对了，天不晴，人事上的纠纷也特别多，如果早一天突围，就好一天，再不突围，就来不及了。”
蒋介石批准的突围时间是１９４８年１月９日晚上。
解放军知道我们要突围了，在８日拂晓到９日下午４点左右，发动了全面总攻。李弥兵团一攻就垮了。邱清泉的第五军还能支持一下（第五军的军长叫熊笑三，是黄埔第四期的，邱清泉手下的一员战将），其他各军还能支持多久，谁也没有把握。邱清泉丢下杜聿明的指挥部不管，自己跑到第五军军部，杜聿明为了安全起见，也到了第五军军部。
杜聿明打电话给我，要我到第五军熊笑三那里去一趟，我就去了。杜聿明说：“参谋长到南京去了，回不来了，把你升起来，做我们总部的参谋长，一切都归你指挥，等时间一到，我就跟第五军突围了。”我是临危受命啊。
指挥部交给我负责。
我们准备晚上９点钟以后突围。解放军的炮火打得很密集，我们的炮火也打得很密集，杜聿明跟邱清泉在第五军的掩蔽体里，只等时间一到，他们就行动。
我们连房子都没有了，我选了一个空地上的冰窖作为“徐州剿总”的临时指挥部。
各方面都通过电话找我，都是紧急电话，说被解放军的炮火打得抬不起头，要我派队伍去增援，我就告诉他们：这里没得队伍增援，只有死守，哪里的部队都调不动，我还没讲杜聿明要离开这个话。
到了晚上９点多，杜聿明又来电话，要我去熊笑三那里。我又去跟杜聿明见了面，跟邱清泉也见了面，邱清泉讲：“你放心好了，我别的保不住，一定要保护我们的总座，我们的总座还是能保护得了的。”他又向我说大话。我说：“但愿如此吧！”
我又回到我那个冰窖指挥位置，哎呀，又是电话，要我救援，派部队增援，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只有死守，别无部队可调！
晚上１０点多钟，解放军的炮火从四面八方向陈官庄轰击，包围圈中到处都是枪炮声和火光。
到了午夜１２点整，杜聿明又来个电话，对我说，他已经决定执行“第三策”，要指挥部全体人员到第五军军部随他行动。
我们在密集的炮火中赶到第五军军部时，杜聿明也没有见到，邱清泉也没有见到，那个掩蔽体里连灯火都没有了，我喊杜老爷，喊邱清泉，没有回声。特务营营长杜宝惠在寨子外面喊了一阵，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原来，杜聿明挂上电话后，就和邱清泉一道自己突围了。
我说：“杜聿明，杜聿明，你就顾你自己了，连最后跟你说句话都不行！”
我只好又回到我的冰窖指挥部，一会儿调兵，一会儿增援，一会儿说“顶住”。其实还顶住什么呢？局面全乱了，到处是乱枪，有一个炮弹车也爆炸了，我从冰窖里钻出来，摸摸没有受伤，一看满地都是尸体。
１２点以后，我实在没有办法，应付不了了，就问身边的人：“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的？”杜聿明的主任秘书提了一句：“这里有一封很重要的信，是刘伯承写给杜聿明的，这封信怎么处理？”
我说：“这封信我看到过，是要杜聿明去投降，这封信你们处理掉。”他们就把这封信撕得粉粉碎，让风吹跑。主任秘书又问：“还有些文件呢？”文件中有杜聿明的“三策”原稿和蒋介石给杜聿明的亲笔信，我说都毁掉。
我的下面还有一个副参谋长，他说：“报告参座，现在参座也是你，总指挥也是你，这个地方呆不了了，你准备怎么办呢？”他又说：“他们突围了，我们也突围，要死就在战场上打死！”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一直跟着杜聿明的这伙人就散了，自己逃命去了。
一直打到快天亮了，各方面也没有电话来了，炮火还是打得很密，我就跑到战场上一看--满战场都是丢掉的行李，丢掉的包袱，打死的也就不知道有多少！
我一数我身边的人，还剩九个人了。我们逃出冰窖，到东南角约２０华里处的小河边停下来，找到一个洞，钻了进去，我说：“这样吧，你们靠近我，这条河岸还可以靠得住，解放军的炮火还打不到这里来。”大家倒在地上睡着了，这样，又挺过了一个多钟头。
醒来之后，天亮了。我说：“现在大势已去，我们蹲在这里也没有用，出去看看吧。”
看见来了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都是十五六岁，年纪很轻。他们发现我们了，拼命往我们这里跑，喊：“我们手下一个不留，都干掉！”我们赶紧往地上一倒，手握卡宾枪，身边的人说：“把他们干掉！”
我一想，大势已去，还是不要打了。把他们打死了，还不晓得解放军有多少人呢，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也不能挽回大局了。我喊：“不要打了。我们的武器摔在地下，让他们捡武器吧。”
这些小孩很勇敢，上来就抢武器，背枪回去报功了。我身上还有一支三号左轮手枪，把手枪握在手里，准备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这时，我的卫士（从徐州招募来的一个水泥匠）一看我摸手枪，就一把抢过手枪，丢到后面的地上去了。我要用枪自杀也不可能了，那些小兵把武器抢了，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收武器了，顾不上理睬我们。我一数，还是那九个人，我的参谋啊，副官啊，警卫人员啊，我就跟他们讲：“现在大势已去，怎么办呢？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们各自逃命吧！”我一说这个话，他们都不离开我，他们说：我们不忍心离开你，我们逃出去有什么意思呵？你放心好啦，看他们把我们怎么办吧。
不一会儿，来了几个解放军的兵，把我们俘虏了，送到离陈官庄大约二十多里路的解放军的俘虏营。
程颂公的话应验了，我当了俘虏。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日那天晚上，我们撤到陈官庄，向邱清泉靠拢。我们的指挥部住在邱清泉第二兵团的防守地区。指挥部跟邱清泉住在一个大院，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两个防空掩体，杜聿明占一个，我和参谋长舒适存占一个，邱清泉也在院子里挖了两个防空掩体，他住一个，他的参谋长和副参谋长住一个。
我们四十多万人，被解放军二百多万兵力包围。
到陈官庄的第三天，下起了大雪。每天下大雪，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没有占一样。
一连半个月，天天下大雪。
我们在包围圈里，没有粮食，没有医药。
８日，赶修临时机场，请求南京空投粮食弹药，再作突围之计。
在雨雪交加中，南京派飞机来空援，空投飞机每天达到１２０架次，国民党的运输机和“中国”、“中央”两个公司的民航机，几乎全部出动了。
空投的事情是归我负责。我派人去收空投的粮食和弹药，可是，到空投场一看，很奇怪，都空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每天收到的粮食和弹药只是投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
我想，这个空投司令是不是有问题呀？我就问杜聿明，杜聿明说：“这个人应该没有问题呀。这个空投司令在滇缅路还跟我去打日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我经常跑去看天，认为是风向不好。后来才知道，那个空投司令真的是个共产党。我们被俘后，空投司令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来看我们，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他：“你怎么把共产党的衣服穿起来了？”他说：“我不瞒你们说，你们要我当空投司令的时候，我早就是共产党了。”
“噢，我知道了。”直到当了俘虏，我才知道为什么一空投就投到解放军阵地上的原因。
投下来的粮食弹药大部分都投到解放军那里去了，我们还有三十多万人要吃饭啊。就算是按空投一日最大量计算，也只够１０万人一天所需。仍有二十多万人没有吃的。平均分配给三十多万人吃呢？每天晚上分配下去，只能吃一次稀饭，一天吃不到一顿干饭，军队一天只吃一顿稀饭怎么打仗呢？
我为这个事情搞得一天到晚睡不着觉。
粮食不够分配，偏偏各部队要粮食时，把数字搞得很大。
粮食弹药一投下来，许多官兵一窝蜂上来抢，抢粮食的抢粮食，抢弹药的抢弹药。我就派部队守着，说：“如果再有人抢，我就枪毙他！”
解放军那边一些女政工队员整天喊：“你们饿饭了，我们这边有吃的，树上挂的有馒头啊！”我们这边的兵就爬过去，从树上取馒头。看见他们爬过去，解放军也不开枪，女政工队员唱起了歌。我们没有办法禁止，怎么办啊，没有办法，很伤脑筋。一些官兵甚至还到解放军那里作客两三天之后再返回来。后来才发现，在包围圈中布满了解放军的地下工作人员，１月９日夜间突围开始时，包围圈中到处是给解放军发联络信号的火光。
我们不断有伤亡，但是没有医药，我看见士兵的伤口都烂了，发臭生蛆，既得不到治疗，又没有地方送，很惨。我就伤兵问题请示杜聿明，杜聿明说：“不病不伤的都顾不了，还顾得上他们！让后勤医务自行解决吧。”
邱清泉和李弥为粮食的分配吵闹不休，各个军师团营也因为粮食闹得如同水火一样。李弥向我提出，说邱清泉第二兵团粮食分得多，要求在他一兵团控制的地区开辟空投场。李弥嚷嚷：“我们不相信分配，你们不公平。”李弥自己开辟空投场后，试投时，一投就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为了多分配一点粮食，李弥又放弃了另辟空投场。
有一天，我们看见地里小麦青青的，杜聿明说：“我们好久没有吃过青菜了。能不能到地里挖点麦子吃啊？”我们就冒着解放军的炮火到地里挖了些青麦子回来，做菜吃。一吃--吃不得！青麦子看起来跟韭菜一样，实际上那上面都是小毛毛，根本不能吃。杜聿明很丧气：“唉，不是我们理想的。”
南京空投下来一些罐头，我们当官的可以吃罐头，当兵的可就更苦了。接着，南京又空投下来一些大饼。可是几十万军队光靠空投怎么过呢？实在饿极了，把一些辎重骡马也都杀了吃，到后来，野草、树皮、青苗和骡马皮都吃光了。
１９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停止了。
２３、２４日，天气仍没有转晴的迹象。我们特地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学会使用，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哪知雷达发生故障，无法使用。
２９日，天居然晴了。空投又开始了。
我在空投场视察，解放军打了几炮过来，把我们一个伙夫和政工队的两个女孩子打死了。我一看这个情况，很危险哪，如果炮火密集打过来，不到掩蔽体的都会轻则受伤，重则被打死。
陈官庄整天下雪又下雨，烧柴也没有，老百姓的房屋被拆光了，连老百姓祖墓里的棺材都挖出来了，但是埋在土里的棺材挖出来是烧不着的。
我说：“这是天要亡我哪！”大家也在讲：“这回完了，这回完了！”杜聿明自我安慰说：“我们有现代化的空投补给还这么困难，共产党军队一定比我们困难得多。”
在包围圈中，除了编入建制的官兵，还有不少闲散的国民党人员、机关公务人员和海、连、徐州随军而逃的男女学生、市民、地主之类的“难民队伍”，他们不在编制之内，因此一点口粮也没有。邱清泉乘机将他们编入部队，建了一个暂编旅，并委任兵站司令耿文哲为暂编旅旅长。最可怜的是那些随军跑到这里的女学生和妇女们，被迫做了“临时太太”。在空投场的周围田地上挖了一个一个洞穴，上面盖着张开的降落伞，里面是军官和“临时太太”，还有准备化装逃跑的假夫妻。
包围圈中，竟然出现了“小集市”，几乎一切日用品，以及手表、戒指、手枪、银元、衣着和柴米等物，都可交换，俨然成了一个闹市。有权有势的军官们，利用贪污、巧取来的粮食、大饼、罐头之类的空投品，信口开河地去换取人家贵重之物。
总部办公厅主任郭一予和总部政务处处长左偕康，听说在包围圈东南角解放军控制的青龙集阵地上，准许难民来往，以为有空子可钻，密商借此脱围。他们将包围圈中国民党机关职员及由徐、海撤退的军官眷属等，组成一个名为“难民还乡团”的大队伍，用白布做了一面旗子，上书“难民还乡团”字样，以为这样就可以由解放军封锁线混过去。开始，杜聿明认为非战斗人员走一个少一个，听任郭一予和左偕康两人去办。后来为了通过防守线的放行问题，不得不正式批准，并通知李弥兵团的防守部队放行。这支“难民还乡团”刚刚通过李弥兵团防守线继续向前走的时候，解放军方面发现这大队人马中夹杂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便向队伍密集扫射，而国民党军这方面，又惟恐泄露包围圈中的军事秘密，于是也就一阵乱枪扫射，企图灭口。在双方的炮火下，“难民还乡团”伤亡不可计数，郭一予、左偕康两人以及最后一批还没有走出李弥兵团阵地的，见情况不对，马上折返，向杜聿明诉苦。邱清泉事后知道郭一予、左偕康企图脱逃，认为丢了“中央军”的脸，要将郭左两人枪毙。我出来为他们两人说了许多好话，才保住了两人的性命。
有时天晴了，但只晴了一下，马上又下雪。机械化部队动都动不了，一点用处也没有。蒋经国办了一个训练坦克兵的铁牛学校。打了败仗之后，铁牛学校的全部坦克车都跟着我们部队走，这时也被困在陈官庄，到处是雪，到处是烂泥，坦克一步走不动，陷下去就出不来了。没有一件顺利的事，所以我说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占一样。
一次，杜聿明正在院子理发，院子的四周是房屋，中间有一棵树。天忽然晴了。有个孙元良兵团的少将视察官，黄埔第六期的，叫尹晶天，他来了，对我说：“参座，我们坏就坏在我们院子里的这棵树上。”
“怎么坏在院子的树上呢？”我很奇怪。
他说：“你看，树被围墙围在里面，是个‘困’字嘛。”
正在理发的杜聿明听他这样一讲，抬头看看树，说：“把这棵树搞掉！”尹晶天自告奋勇地把树砍掉了，逢人便说：“杜老总要我砍的，从此我们就大吉大利啦。”
舒适存受杜聿明的指派飞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增加空投。舒适存动身之前，我对他说：“你到了南京，到我一个朋友那里去看看，让他给我买一套便衣，你替我带回来。”
舒适存面见蒋介石，报告了陈官庄的困境，蒋介石批准每天空投增加到３００架次。蒋介石还写了一封手谕交给舒适存，要他立即到联勤部去查询有多少库存的防毒面具，次日押运回部。舒适存回到陈官庄时，随运输机带回了８００具防毒面具，以备突围时用。就在舒适存回陈官庄的当天，蒋介石空投给杜聿明一封亲笔信，意思是积极作突围的部署。
同时，杜聿明收到了刘伯承的信，我收到了林彪的信，但是我们把信烧掉了。
一天到晚，都是着急，想不出办法，正在很困难的时候，又传来黄维兵团失败的消息。黄维距陈官庄还不到１００里路，在双堆集那边，差不多有１２万多人，一下子被解放军解决了。当时说黄维没有指挥好，后来一了解，也不能怪黄维。刘伯承部队尾随黄维，一直追到了双堆集，黄维部队就走不动了，停了下来。黄维有个计划，到了双堆集附近，向南过去６０华里到浍河边上，如果渡过浍河，部队就有可能得救。对于这个计划，他没有跟谁商量，自己放在心里。这时他手下的少将师长廖运周，是黄埔第五期的，他向黄维献策，说：“我家住在浍河边上，是安徽寿县人（廖运周是个共产党，他三个兄弟都是黄埔学生，都是共产党），你如果突围，我打头阵，６０华里顶多三个钟头就过去了。搭个浮桥，只要过了浍河就安全了。”黄维一看廖运周是黄埔学生，就说：“好好好，你带路。”结果廖运周率部起义。黄维的主力军是十八军，全套的美式装备，十八军并不知道黄维的计划，部队出发后，忽然之间开了几个口子，解放军进去了三四个纵队，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黄埔第七期）连声说糟了糟了，赶快把汽车集中起来，摆开一道防线。黄维也急了，坐上一辆坦克车想冲出去，被解放军堵住了。“下来！下来！”黄维被俘了。
我特赦出来后，廖运周也参加了我们的宴会。在宴会上，他讲当年怎样向黄维献策，讲得非常高兴，说黄维怎样糊涂，他自己怎样立功，后来民革让他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黄维一见他，鼓起两只眼睛，不跟他说话。黄维对我说：“这个廖运周，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杨伯涛也在座，也骂廖运周。我说：“那时我们对刘伯承、邓小平很轻视，认为他们不是军人出身，现在看起来，我们是错误的。你们不对，不要骂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各人命里一块天，不要到了这个时候还骂人家，还不理人家，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恩恩怨怨不要总记在心里，付之一笑就对了嘛。”
黄维说：“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
天下多少事，都是转眼间，跟做了一个大梦一样。黄维比我大三岁，他死了十几年了，我这个人还在。
包围圈里传开了１２月２７日黄维兵团被歼的消息，我们预料到解放军第二步进攻的行动就要到来，突围的部署也就更加迫切。
空军总部作战署副署长董明德飞陈官庄和杜聿明商订陆空联合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由空军大量投放瓦斯弹，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董明德在陈官庄停留了一周，作战计划不见之于书面。
杜聿明到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召开会议，他说：“有美国杜鲁门总统支持我们，我们什么也不怕！南京蒋总统已经准备好了６０个美械团的装备，谁先冲破包围圈到达南京，就先装备谁！”
刘峙从蚌埠坐着飞机在上空给我们打气，空军副司令也在飞机上喊：以后的空投由他负责，一定保证粮食、弹药投够，让大家吃饱饭。
舒适存从南京回来，说我那个朋友不在南京，只有他的夫人在家。舒适存没有讲没买衣服的事，他自己上街给我买了一身便衣。他说：“我给你带了一套便衣回来，不晓得合身不合身？”
我解释：“我这是备而不用。”
我打开箱子一看，一套崭新的西服！一件豪华的呢子大衣！“你看看，我们突围要化装出去，这个衣服穿得出去吗？要是当个外交使节还可以。”
舒适存说：“哎，很贵的呀。”
“贵？穿得出去吗？”
他也好笑：“我找人帮助去办的，人家也不知道是特为化装用的。”
突围时，我穿的是一套尉官的棉衣，一直到被俘虏。
杜聿明肾脏有病，身体不好，邱清泉有一天到杜聿明的掩体里，表面是恭维杜聿明，实际上是想把他挤走。邱清泉对杜聿明说：“我很感激你，我有今天都是你的提拔。我怎样报答你呢？你有病，还是离开这里到南京去吧。我们这里有空投场，有飞机，很方便。这里的事情呢，我们这些兵团司令推选一个人来指挥。”邱清泉的意思是由他自己来指挥。杜聿明坐在掩体里不吭气，气氛很尴尬。沉默了一会儿，邱清泉对我说：“哎，念观兄，你这个参座也来参加意见嘛。”我只好说：“玉安先生的动议很好，很爱护杜长官。但是这里维系军心的中心人物还是杜老爷，没有我们校长的批准，他不能走。”
杜聿明这个人很稳重，他不说话，既不说“由邱清泉负责”，也不说“向校长打电报请示”，无论如何不开口。
邱清泉一出掩蔽体，杜聿明就一拍桌子，显然是有话要对我讲。他气呼呼地说：“你听到没有，他是向我将军哪！”
我说：“我知道，我说了那些话，就是给你解围。我主张要突围就早一点突，没有粮弹，没有医药，为了空投问题，搞得我一个多月没有睡过觉。现在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对了，天不晴，人事上的纠纷也特别多，如果早一天突围，就好一天，再不突围，就来不及了。”
蒋介石批准的突围时间是１９４８年１月９日晚上。
解放军知道我们要突围了，在８日拂晓到９日下午４点左右，发动了全面总攻。李弥兵团一攻就垮了。邱清泉的第五军还能支持一下（第五军的军长叫熊笑三，是黄埔第四期的，邱清泉手下的一员战将），其他各军还能支持多久，谁也没有把握。邱清泉丢下杜聿明的指挥部不管，自己跑到第五军军部，杜聿明为了安全起见，也到了第五军军部。
杜聿明打电话给我，要我到第五军熊笑三那里去一趟，我就去了。杜聿明说：“参谋长到南京去了，回不来了，把你升起来，做我们总部的参谋长，一切都归你指挥，等时间一到，我就跟第五军突围了。”我是临危受命啊。
指挥部交给我负责。
我们准备晚上９点钟以后突围。解放军的炮火打得很密集，我们的炮火也打得很密集，杜聿明跟邱清泉在第五军的掩蔽体里，只等时间一到，他们就行动。
我们连房子都没有了，我选了一个空地上的冰窖作为“徐州剿总”的临时指挥部。
各方面都通过电话找我，都是紧急电话，说被解放军的炮火打得抬不起头，要我派队伍去增援，我就告诉他们：这里没得队伍增援，只有死守，哪里的部队都调不动，我还没讲杜聿明要离开这个话。
到了晚上９点多，杜聿明又来电话，要我去熊笑三那里。我又去跟杜聿明见了面，跟邱清泉也见了面，邱清泉讲：“你放心好了，我别的保不住，一定要保护我们的总座，我们的总座还是能保护得了的。”他又向我说大话。我说：“但愿如此吧！”
我又回到我那个冰窖指挥位置，哎呀，又是电话，要我救援，派部队增援，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只有死守，别无部队可调！
晚上１０点多钟，解放军的炮火从四面八方向陈官庄轰击，包围圈中到处都是枪炮声和火光。
到了午夜１２点整，杜聿明又来个电话，对我说，他已经决定执行“第三策”，要指挥部全体人员到第五军军部随他行动。
我们在密集的炮火中赶到第五军军部时，杜聿明也没有见到，邱清泉也没有见到，那个掩蔽体里连灯火都没有了，我喊杜老爷，喊邱清泉，没有回声。特务营营长杜宝惠在寨子外面喊了一阵，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原来，杜聿明挂上电话后，就和邱清泉一道自己突围了。
我说：“杜聿明，杜聿明，你就顾你自己了，连最后跟你说句话都不行！”
我只好又回到我的冰窖指挥部，一会儿调兵，一会儿增援，一会儿说“顶住”。其实还顶住什么呢？局面全乱了，到处是乱枪，有一个炮弹车也爆炸了，我从冰窖里钻出来，摸摸没有受伤，一看满地都是尸体。
１２点以后，我实在没有办法，应付不了了，就问身边的人：“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的？”杜聿明的主任秘书提了一句：“这里有一封很重要的信，是刘伯承写给杜聿明的，这封信怎么处理？”
我说：“这封信我看到过，是要杜聿明去投降，这封信你们处理掉。”他们就把这封信撕得粉粉碎，让风吹跑。主任秘书又问：“还有些文件呢？”文件中有杜聿明的“三策”原稿和蒋介石给杜聿明的亲笔信，我说都毁掉。
我的下面还有一个副参谋长，他说：“报告参座，现在参座也是你，总指挥也是你，这个地方呆不了了，你准备怎么办呢？”他又说：“他们突围了，我们也突围，要死就在战场上打死！”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一直跟着杜聿明的这伙人就散了，自己逃命去了。
一直打到快天亮了，各方面也没有电话来了，炮火还是打得很密，我就跑到战场上一看--满战场都是丢掉的行李，丢掉的包袱，打死的也就不知道有多少！
我一数我身边的人，还剩九个人了。我们逃出冰窖，到东南角约２０华里处的小河边停下来，找到一个洞，钻了进去，我说：“这样吧，你们靠近我，这条河岸还可以靠得住，解放军的炮火还打不到这里来。”大家倒在地上睡着了，这样，又挺过了一个多钟头。
醒来之后，天亮了。我说：“现在大势已去，我们蹲在这里也没有用，出去看看吧。”
看见来了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都是十五六岁，年纪很轻。他们发现我们了，拼命往我们这里跑，喊：“我们手下一个不留，都干掉！”我们赶紧往地上一倒，手握卡宾枪，身边的人说：“把他们干掉！”
我一想，大势已去，还是不要打了。把他们打死了，还不晓得解放军有多少人呢，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也不能挽回大局了。我喊：“不要打了。我们的武器摔在地下，让他们捡武器吧。”
这些小孩很勇敢，上来就抢武器，背枪回去报功了。我身上还有一支三号左轮手枪，把手枪握在手里，准备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这时，我的卫士（从徐州招募来的一个水泥匠）一看我摸手枪，就一把抢过手枪，丢到后面的地上去了。我要用枪自杀也不可能了，那些小兵把武器抢了，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收武器了，顾不上理睬我们。我一数，还是那九个人，我的参谋啊，副官啊，警卫人员啊，我就跟他们讲：“现在大势已去，怎么办呢？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们各自逃命吧！”我一说这个话，他们都不离开我，他们说：我们不忍心离开你，我们逃出去有什么意思呵？你放心好啦，看他们把我们怎么办吧。
不一会儿，来了几个解放军的兵，把我们俘虏了，送到离陈官庄大约二十多里路的解放军的俘虏营。
程颂公的话应验了，我当了俘虏。
第二十八章 成了战犯
我到俘虏营的时候，正是开晚饭的时候，被俘虏的一共有好几百人。
站队的时候，那个水泥匠把我往后一拉，让我站在最后排，小声对我说：“前面站的参谋让我告诉你，你叫李明，是上尉书记官。”
那时正是三九天，很冷啊。看到我去了，一个炮兵指挥官，是个少将，他从自己脚上把呢子绑腿摘下来，缠在我的腿上，解放军就注意到我了。一个工兵团长，是少将，他送筷子给我。还有给我送缸子的，有给我送毛巾的，解放军一看，这个人不晓得是他们这里面的什么官，这个人的官职一定不小。
解放军清查到我这里，我说：“上尉书记官。”他们问：“上尉书记官？怎么有将官给你送东西？”我不说话。
吃完晚饭后，解放军的政委（也是个湖南人，他们喊肖政委）找我谈话。他们跟我讲：“等一下，肖政委准备了水果，准备了香烟，请你去谈谈话。”
我去了，屋里摆着个八仙桌，政委和其他工作人员对我很客气，政委说：“你是个什么官呀？你一来的时候，你们那些被俘的将官，有的送裹腿，有的送水缸，你是个什么官啊？”
我说：“我不是个什么官，我是前线指挥部的上尉书记官。”
“噢？上尉书记官？那些少将、中将都对你那么客气，你的地位可不像上尉书记官。”
我说：“我就是上尉书记官。”
他说：“你放下包袱，我们解放军对于你们，作战的时候是敌人，你们放下了武器呢，我们就是朋友，我们是一家人，你不要怕。”
他跟我讲了一番话，我也不说别的，就说：“上尉书记官。”
搞到很晚，解放军政委说：“明天上午，我们要召集一部分人学习，你是个上尉书记官，总是有知识的人吧，明天有篇社论，请你读一读。”我说：“可能我读报纸还行。”
第二天，从俘虏中挑了几十个高级军官学习，要我读报纸。这个报纸的文章我现在还记得起：“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拿着这个报纸读了。读了之后。解放军就鼓掌，说读得好，读得好，到底是有文化的人，不愧是个上尉书记官。
姓肖的政委又摆起水果香烟，把我请了去。他这次的问话就不对头了，他说：“你们那个前线指挥部原来有个中将副参谋长，打到最后又升起来当了代参谋长，高高的，瘦瘦的，你这个上尉书记官认不认识这个人啊？”
我说：“隔得太远，我只是上尉书记官，其他事情搞不清楚。”
他说：“这个人是湖南长沙人。”
我说不晓得。
“那个中将姓文，叫文强。”我看他们很了解情况，但我就是不承认。
他们不问我了，让我抽烟，我说我不抽烟，水果我也没有吃，这天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解放军说我应该吃细粮。什么是细粮？我不懂。他们给我端来了一碗面条，里面打了两个鸡蛋，说本来至少应该有两个菜，现在是作战时期，暂时委屈一点。过了一会儿，又给我送来了被子（我的吉普车不见了，上面放的旅行袋也不见了）。
政委来了，说：“你就是那个中将参谋长。你在东北的时候就是一个中将！”他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不正是我自己吗？他说：“你那个时候好威风啊。”
好了，把我戳穿了。解放军已经把我搞清楚了，就是要我自己承认，我心理很明白这一点，当时只想找机会逃出去。
他说：“我们就是要你自己承认，让你读报呢，就是让你亮亮相，让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你们里面已经有不少人检举你了。给你当卫士的那个水泥匠，我们已经给他安排工作了，水泥匠嘛，工人阶级。放下武器就是朋友，你自己承认比我们揭穿好。你一定很辛苦，晚上我看见你冷啊。胳膊缩在大衣里，两腿蜷着，现在三九天了，这样冷了，你呀，晚上不晓得你怎样过的，现在请你吃细粮，给你准备的帽子，准备的衣服，优待你。政委把自己戴的帽子取下来，戴在我的头上，政委说：“今天晚上哪，还要你做一件事情，请你给战俘讲讲话，你只要上去承认你是中将代参谋长。只说这一句就行了。”
当晚，在场子上摆了一个八仙桌，有三四百俘虏，围着八仙桌站着，我说：“这边的政委让我讲两句话，讲什么话呢？我是我们指挥部的代理参谋长，是个中将。”
我一讲完，解放军把我从八仙桌上接下来了，送我到屋里去，到了屋里，我听见外面讲话的声音，还很大，听他们说：“你们的最高指挥官都承认了他自己是中将代参谋长，你们里头还有打埋伏的没有？如果有，希望你自己暴露一下子，我们优待俘虏。”
散会了，我刚一出屋，好多人就包围我了，说：参座参座，你刚才一两句话立了很大的功劳，我说：“怎么？”
“李弥兵团的一个政工处长，是个少将，自己也承认了，他是打埋伏的。你说完，一下子站出来１１个。”
我一听，“哎呀，解放军真厉害啊。”
那天晚上，我单独住在一个房间，吃细粮，还有被子。
两三天后，把我送到徐州上火车，经过梁山，送到山东潍坊。到了一个小村庄，要我们就地休息，听诉苦。诉苦的那个人原来是黄百韬兵团的，他说：“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我被俘才一个多月，已经在解放军里立了功。”我心里想，共产党厉害啊，国民党训练好几年的部队，一个月就成了他们的人了。
在山东潍坊，我们住在一个大村庄的地主家里。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他原来是山东省主席，黄埔第三期的。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也来了。”后来又出来七八个人，都是中将以上的。其中有两个是孙元良兵团的军长，我问：“你们的兵团司令呢？”他们说：“现在恐怕在台湾吧。”
我们这十几个人被列为战犯，编了一个“高级组”，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不能出院子大门，大门外有警卫，在院子里，一切都优待，可以随便活动，自己办伙食，还自己拿钱做点好饭好菜吃，高度自治嘛，解放军不限制我们，我们的事情归我们自己做，王耀武对这里比较熟悉了，他说：“分工合作吧，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自己报名。”他先说：“我报名洗碗筷，全部的碗筷归我洗。厨房里的清洁卫生归我来办。”我们要跑十几里路去挑水来吃，有的就讲我年轻，体力还好，挑水送开水归我。还有山东省省党部的一个委员说：“我报名扫地，扫地归我，外面的地方太宽，大家帮我的忙。”
我一想，我争取个什么事呢？我就说：“我会做湖南菜。我报名做湖南菜！”听我这样一说，有个在四川部队当军长的，他报名做四川菜。后来实在没有事做了，有人就报名“我来烧火”。１５个人都争取到工作啦。半天学习，半天劳动。
王耀武说一口山东话，每天起床都说：“吃糖吃糖（起床起床）。”
说起来，我们这些人的确生活能力很差，经常闹出笑话。比如关在抚顺的溥仪什么都不懂，人家告诉他要懂礼貌，处事要让人，上车让人家先上，溥仪就让人家先上，下面还有个服务员，他还让人家先上，等服务员上去后把车门关上，车开了，把溥仪拉下了。
在这个地方住了将近三个月，搬到济南附近，住在城外的一个大地主家。有一天学习的时候，忽然让我转移，把我弄到济南城里的一个图书馆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英国的领事馆，后来是解放军山东军区政治部，里面有很多的房子，图书不少，都是俄国的，是苏联国家书店送给解放军军区政治部的，我的床铺设在这里头，我很高兴，我想这里有很好的图书呀，马列主义的书，都是我没读过的啊。我到图书馆不久，来了一个馆长，我叫他蒋大胡子，他说这些图书你什么时候要看都可以，你就在这里安心读书吧。有一天，门口的卫兵忽然送给我１０包美国的骆驼牌香烟，我觉得奇怪，问：“这个香烟是什么人送我的？”
卫兵说：“就是你那个头头。”
我想我哪个头头？
他说就是杜聿明，他就关在你的隔壁。他也知道你就关在他的隔壁。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周恩来致函济南，还有康生也到了济南，说对于你们要优待。所以让你们读书。
我就一天到晚看书，什么书都看。我在这里关了八个月，在这八个月里，我读了不少书。
蒋大胡子是管监狱的，一天，他拿着一本《马克思传》给我看，他说：“你看这个留胡子的老头是什么人哪？你认识不认识呀？”
我说：“这是马克思嘛。”
“哟，你怎么知道他是马克思呀？”蒋大胡子说，“我没有文化，也没有读过书，看见上面的人也不认识。那你是个有文化的人呢。这里这么多书，你读吧。”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拿了一本《列宁传》。他问：“这个小胡子的人，你认识吗？”
我说：“这是列宁嘛。”
“列宁你也知道啊？”蒋大胡子挺惊奇。
以后，他把《恩格斯传》、《斯大林传》都拿来了，要我给他讲，他说：“你这个人的学问还不小啊。我们都不知道的，你都知道。”蒋大胡子虽然没有文化，但对人很好，和我处得很有感情。
有一天我们开饭，卫兵把饭菜拿过来，一开门，我看见对面那个房间里也是个国民党的高级人员，我看到他，他也看到我了。我就告诉蒋大胡子，对面房间那个人我认识，叫做陶默庵，是国民党的一个厅长。他说：“你认识他啊？”
我没有回答蒋大胡子的问题，而是说：“你们没管好，我看见你们用一根绳子把人家捆在床铺上。搞得人家直喊冤，你们是个监狱，怎么一点监规都没有啊？”
蒋大胡子说：“我们过去没有搞过监狱，监狱应该有什么监规，我们也不知道。”
我说：“监狱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肃静，不要搞得犯人打犯人，犯人骂犯人，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
蒋大胡子问：“你怎么知道啊？”
“我在国民党里也坐过牢，我怎么不知道啊？”
“哎，那你写几条给我看看。”
我就给蒋大胡子写了十几条，意思是监狱里要肃静，不许打骂犯人，使犯人心安。蒋大胡子他们拿回去一研究，认为很有道理。蒋大胡子又来了，我问：“你拿绳子把那个人捆在床铺上，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们有三个人，跑到我们监狱附近，不知道是不是要搞破坏，那里是我们的汽油库，我们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我说：“你们问问嘛，是什么地方人，什么职业，跑到监狱汽油库来干什么？是来搞破坏还是来干什么，你们问嘛，调查嘛。”
过了三天，蒋大胡子又来了，说：“问清楚了，是傅作义的逃兵，不是来偷汽油的，也不是来搞破坏，他们还并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个汽油库，我们的人就把他们抓来了，他们又哭又骂，觉得屈啊。”
蒋大胡子他们把我写的一条一条监规贴在监狱里，在我的房间里也贴上一条。这些条子贴起来，监狱里再没有哭的了，再没有吵架的了，蒋大胡子说：“你的那些条子写得好。”
蒋大胡子下面还有一些年轻的管理员，有时我就跟他们讲：“一方面你们当看守员，另一方面你们可以好好学习嘛，买些小学课本读一读，文化就慢慢提高啦。你们可以吹笛子，可以拉胡琴，学点东西嘛。”
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后来，监狱长换了人，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我每天在监狱里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
周恩来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我，就派萧劲光专程来济南看我。解放军政委告诉我：“周总理来电报，欢迎你上北京。”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恩来，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编号７２号，７２号就是文强。
我想，俘虏也送到监狱？周恩来也没有见到，是怎么回事呢？
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我写个东西。我说：“写个什么东西呢？写封信吧。”监狱长说不是简单的信的问题，你们反共反人民，要写个悔过书。
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说：“我不写。”
我说：“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
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２３代孙，就是不写！这样，我２６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我曾经问过，这个监狱为什么叫做“功德林？”有人告诉我，这里清朝时是一个古庙，这个古庙就叫做“功德林”，古庙被拆后，修建了功德林监狱。为什么又叫模范监狱呢？戊戌变法后，学习外国实行新法，起了个名字“模范监狱”。监狱里还有块碑，碑文是梁启超写的“功修维新，改良司法”。
功德林是个旧式监狱，中间有一个高堡，站在上面，东西南北都看到了。我在里面思想波动很大，因为把我列为甲级战犯，杜聿明倒是乙级战犯，我想，甲级战犯，怎么把我搞得这样高呢？够得上杀头的了。后来，又给我加上一个“审”字，我不明白，这高高低低的是怎么回事？
后来才知道，“审”字就是这个人还在审查。我以为是要审判了，要定刑了，思想波动，其实是多余的。
在功德林关了十年左右后，１９５８年，我被送到了秦城监狱。
我到俘虏营的时候，正是开晚饭的时候，被俘虏的一共有好几百人。
站队的时候，那个水泥匠把我往后一拉，让我站在最后排，小声对我说：“前面站的参谋让我告诉你，你叫李明，是上尉书记官。”
那时正是三九天，很冷啊。看到我去了，一个炮兵指挥官，是个少将，他从自己脚上把呢子绑腿摘下来，缠在我的腿上，解放军就注意到我了。一个工兵团长，是少将，他送筷子给我。还有给我送缸子的，有给我送毛巾的，解放军一看，这个人不晓得是他们这里面的什么官，这个人的官职一定不小。
解放军清查到我这里，我说：“上尉书记官。”他们问：“上尉书记官？怎么有将官给你送东西？”我不说话。
吃完晚饭后，解放军的政委（也是个湖南人，他们喊肖政委）找我谈话。他们跟我讲：“等一下，肖政委准备了水果，准备了香烟，请你去谈谈话。”
我去了，屋里摆着个八仙桌，政委和其他工作人员对我很客气，政委说：“你是个什么官呀？你一来的时候，你们那些被俘的将官，有的送裹腿，有的送水缸，你是个什么官啊？”
我说：“我不是个什么官，我是前线指挥部的上尉书记官。”
“噢？上尉书记官？那些少将、中将都对你那么客气，你的地位可不像上尉书记官。”
我说：“我就是上尉书记官。”
他说：“你放下包袱，我们解放军对于你们，作战的时候是敌人，你们放下了武器呢，我们就是朋友，我们是一家人，你不要怕。”
他跟我讲了一番话，我也不说别的，就说：“上尉书记官。”
搞到很晚，解放军政委说：“明天上午，我们要召集一部分人学习，你是个上尉书记官，总是有知识的人吧，明天有篇社论，请你读一读。”我说：“可能我读报纸还行。”
第二天，从俘虏中挑了几十个高级军官学习，要我读报纸。这个报纸的文章我现在还记得起：“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拿着这个报纸读了。读了之后。解放军就鼓掌，说读得好，读得好，到底是有文化的人，不愧是个上尉书记官。
姓肖的政委又摆起水果香烟，把我请了去。他这次的问话就不对头了，他说：“你们那个前线指挥部原来有个中将副参谋长，打到最后又升起来当了代参谋长，高高的，瘦瘦的，你这个上尉书记官认不认识这个人啊？”
我说：“隔得太远，我只是上尉书记官，其他事情搞不清楚。”
他说：“这个人是湖南长沙人。”
我说不晓得。
“那个中将姓文，叫文强。”我看他们很了解情况，但我就是不承认。
他们不问我了，让我抽烟，我说我不抽烟，水果我也没有吃，这天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解放军说我应该吃细粮。什么是细粮？我不懂。他们给我端来了一碗面条，里面打了两个鸡蛋，说本来至少应该有两个菜，现在是作战时期，暂时委屈一点。过了一会儿，又给我送来了被子（我的吉普车不见了，上面放的旅行袋也不见了）。
政委来了，说：“你就是那个中将参谋长。你在东北的时候就是一个中将！”他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不正是我自己吗？他说：“你那个时候好威风啊。”
好了，把我戳穿了。解放军已经把我搞清楚了，就是要我自己承认，我心理很明白这一点，当时只想找机会逃出去。
他说：“我们就是要你自己承认，让你读报呢，就是让你亮亮相，让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你们里面已经有不少人检举你了。给你当卫士的那个水泥匠，我们已经给他安排工作了，水泥匠嘛，工人阶级。放下武器就是朋友，你自己承认比我们揭穿好。你一定很辛苦，晚上我看见你冷啊。胳膊缩在大衣里，两腿蜷着，现在三九天了，这样冷了，你呀，晚上不晓得你怎样过的，现在请你吃细粮，给你准备的帽子，准备的衣服，优待你。政委把自己戴的帽子取下来，戴在我的头上，政委说：“今天晚上哪，还要你做一件事情，请你给战俘讲讲话，你只要上去承认你是中将代参谋长。只说这一句就行了。”
当晚，在场子上摆了一个八仙桌，有三四百俘虏，围着八仙桌站着，我说：“这边的政委让我讲两句话，讲什么话呢？我是我们指挥部的代理参谋长，是个中将。”
我一讲完，解放军把我从八仙桌上接下来了，送我到屋里去，到了屋里，我听见外面讲话的声音，还很大，听他们说：“你们的最高指挥官都承认了他自己是中将代参谋长，你们里头还有打埋伏的没有？如果有，希望你自己暴露一下子，我们优待俘虏。”
散会了，我刚一出屋，好多人就包围我了，说：参座参座，你刚才一两句话立了很大的功劳，我说：“怎么？”
“李弥兵团的一个政工处长，是个少将，自己也承认了，他是打埋伏的。你说完，一下子站出来１１个。”
我一听，“哎呀，解放军真厉害啊。”
那天晚上，我单独住在一个房间，吃细粮，还有被子。
两三天后，把我送到徐州上火车，经过梁山，送到山东潍坊。到了一个小村庄，要我们就地休息，听诉苦。诉苦的那个人原来是黄百韬兵团的，他说：“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我被俘才一个多月，已经在解放军里立了功。”我心里想，共产党厉害啊，国民党训练好几年的部队，一个月就成了他们的人了。
在山东潍坊，我们住在一个大村庄的地主家里。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他原来是山东省主席，黄埔第三期的。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也来了。”后来又出来七八个人，都是中将以上的。其中有两个是孙元良兵团的军长，我问：“你们的兵团司令呢？”他们说：“现在恐怕在台湾吧。”
我们这十几个人被列为战犯，编了一个“高级组”，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不能出院子大门，大门外有警卫，在院子里，一切都优待，可以随便活动，自己办伙食，还自己拿钱做点好饭好菜吃，高度自治嘛，解放军不限制我们，我们的事情归我们自己做，王耀武对这里比较熟悉了，他说：“分工合作吧，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自己报名。”他先说：“我报名洗碗筷，全部的碗筷归我洗。厨房里的清洁卫生归我来办。”我们要跑十几里路去挑水来吃，有的就讲我年轻，体力还好，挑水送开水归我。还有山东省省党部的一个委员说：“我报名扫地，扫地归我，外面的地方太宽，大家帮我的忙。”
我一想，我争取个什么事呢？我就说：“我会做湖南菜。我报名做湖南菜！”听我这样一说，有个在四川部队当军长的，他报名做四川菜。后来实在没有事做了，有人就报名“我来烧火”。１５个人都争取到工作啦。半天学习，半天劳动。
王耀武说一口山东话，每天起床都说：“吃糖吃糖（起床起床）。”
说起来，我们这些人的确生活能力很差，经常闹出笑话。比如关在抚顺的溥仪什么都不懂，人家告诉他要懂礼貌，处事要让人，上车让人家先上，溥仪就让人家先上，下面还有个服务员，他还让人家先上，等服务员上去后把车门关上，车开了，把溥仪拉下了。
在这个地方住了将近三个月，搬到济南附近，住在城外的一个大地主家。有一天学习的时候，忽然让我转移，把我弄到济南城里的一个图书馆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英国的领事馆，后来是解放军山东军区政治部，里面有很多的房子，图书不少，都是俄国的，是苏联国家书店送给解放军军区政治部的，我的床铺设在这里头，我很高兴，我想这里有很好的图书呀，马列主义的书，都是我没读过的啊。我到图书馆不久，来了一个馆长，我叫他蒋大胡子，他说这些图书你什么时候要看都可以，你就在这里安心读书吧。有一天，门口的卫兵忽然送给我１０包美国的骆驼牌香烟，我觉得奇怪，问：“这个香烟是什么人送我的？”
卫兵说：“就是你那个头头。”
我想我哪个头头？
他说就是杜聿明，他就关在你的隔壁。他也知道你就关在他的隔壁。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周恩来致函济南，还有康生也到了济南，说对于你们要优待。所以让你们读书。
我就一天到晚看书，什么书都看。我在这里关了八个月，在这八个月里，我读了不少书。
蒋大胡子是管监狱的，一天，他拿着一本《马克思传》给我看，他说：“你看这个留胡子的老头是什么人哪？你认识不认识呀？”
我说：“这是马克思嘛。”
“哟，你怎么知道他是马克思呀？”蒋大胡子说，“我没有文化，也没有读过书，看见上面的人也不认识。那你是个有文化的人呢。这里这么多书，你读吧。”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拿了一本《列宁传》。他问：“这个小胡子的人，你认识吗？”
我说：“这是列宁嘛。”
“列宁你也知道啊？”蒋大胡子挺惊奇。
以后，他把《恩格斯传》、《斯大林传》都拿来了，要我给他讲，他说：“你这个人的学问还不小啊。我们都不知道的，你都知道。”蒋大胡子虽然没有文化，但对人很好，和我处得很有感情。
有一天我们开饭，卫兵把饭菜拿过来，一开门，我看见对面那个房间里也是个国民党的高级人员，我看到他，他也看到我了。我就告诉蒋大胡子，对面房间那个人我认识，叫做陶默庵，是国民党的一个厅长。他说：“你认识他啊？”
我没有回答蒋大胡子的问题，而是说：“你们没管好，我看见你们用一根绳子把人家捆在床铺上。搞得人家直喊冤，你们是个监狱，怎么一点监规都没有啊？”
蒋大胡子说：“我们过去没有搞过监狱，监狱应该有什么监规，我们也不知道。”
我说：“监狱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肃静，不要搞得犯人打犯人，犯人骂犯人，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
蒋大胡子问：“你怎么知道啊？”
“我在国民党里也坐过牢，我怎么不知道啊？”
“哎，那你写几条给我看看。”
我就给蒋大胡子写了十几条，意思是监狱里要肃静，不许打骂犯人，使犯人心安。蒋大胡子他们拿回去一研究，认为很有道理。蒋大胡子又来了，我问：“你拿绳子把那个人捆在床铺上，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们有三个人，跑到我们监狱附近，不知道是不是要搞破坏，那里是我们的汽油库，我们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我说：“你们问问嘛，是什么地方人，什么职业，跑到监狱汽油库来干什么？是来搞破坏还是来干什么，你们问嘛，调查嘛。”
过了三天，蒋大胡子又来了，说：“问清楚了，是傅作义的逃兵，不是来偷汽油的，也不是来搞破坏，他们还并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个汽油库，我们的人就把他们抓来了，他们又哭又骂，觉得屈啊。”
蒋大胡子他们把我写的一条一条监规贴在监狱里，在我的房间里也贴上一条。这些条子贴起来，监狱里再没有哭的了，再没有吵架的了，蒋大胡子说：“你的那些条子写得好。”
蒋大胡子下面还有一些年轻的管理员，有时我就跟他们讲：“一方面你们当看守员，另一方面你们可以好好学习嘛，买些小学课本读一读，文化就慢慢提高啦。你们可以吹笛子，可以拉胡琴，学点东西嘛。”
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后来，监狱长换了人，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我每天在监狱里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
周恩来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我，就派萧劲光专程来济南看我。解放军政委告诉我：“周总理来电报，欢迎你上北京。”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恩来，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编号７２号，７２号就是文强。
我想，俘虏也送到监狱？周恩来也没有见到，是怎么回事呢？
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我写个东西。我说：“写个什么东西呢？写封信吧。”监狱长说不是简单的信的问题，你们反共反人民，要写个悔过书。
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说：“我不写。”
我说：“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
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２３代孙，就是不写！这样，我２６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我曾经问过，这个监狱为什么叫做“功德林？”有人告诉我，这里清朝时是一个古庙，这个古庙就叫做“功德林”，古庙被拆后，修建了功德林监狱。为什么又叫模范监狱呢？戊戌变法后，学习外国实行新法，起了个名字“模范监狱”。监狱里还有块碑，碑文是梁启超写的“功修维新，改良司法”。
功德林是个旧式监狱，中间有一个高堡，站在上面，东西南北都看到了。我在里面思想波动很大，因为把我列为甲级战犯，杜聿明倒是乙级战犯，我想，甲级战犯，怎么把我搞得这样高呢？够得上杀头的了。后来，又给我加上一个“审”字，我不明白，这高高低低的是怎么回事？
后来才知道，“审”字就是这个人还在审查。我以为是要审判了，要定刑了，思想波动，其实是多余的。
在功德林关了十年左右后，１９５８年，我被送到了秦城监狱。
文强口述自传 第三十二章 探亲美国
文强出身于湘江岸边世代为官的豪门之家，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后裔，也是毛泽东的表弟。他曾入黄埔军校，由周恩来介加入共产党，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他作为共产的早期干部，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历任连营团旅师长，也曾任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他脱党后曾路遇程潜加入国民党军统，成为戴笠手下干将……淮海战役时，在州“剿总”参谋长任上被解放军俘虏。１９７５年作为战犯被特赦。
２００１文强病逝前一个月，９４岁的他在病榻上完成了口述自传。以下便是这部自传第三十二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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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访美是缘于一偶然的机会。１９８５年的一天，我到原国民党的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作客，他也是文史专员，跟杜聿明、宋希濂一道特赦出来的。他高高兴兴地从屋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我看，照片上大约是一两百人的合影，前排有一个女士，穿着红旗袍，其余的人都是一身西服。
我问：“老郑，你这个相片是哪里来的啊？”
他说：“美国一个朋友刚刚寄来的。你看看你认识几个人？”
“前面这个红旗袍的女士我就认识嘛。”
他问：“你怎么认识的呢？”
我说：“她是我的学生啊。”
“她现在在台湾的地位很高啊，是台湾的国大代表，蒋志云。”郑军长说。
我告诉郑军长：“我和她都在上海时，日本人抓我，她救了我的命，我把她送到了香港，我又救了她的命，她当台湾国大代表，我和湖南方面给她出了力。她的丈夫是黄埔第六期的，和我也认识。”
他又问：“你看看穿西服的里面你认识几个人哪？”
我仔细看着照片上穿西服的那些人：“我认识四十多个。”
“呀”，他有些吃惊：“你怎么认识这样多啊”
我说：“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再一看照片背面，写着：“为蒋志云祝寿”，原来这些人都是来给蒋志云祝寿。
他说：“哎呀，我只看出三四个人，你叫出名字的就有三四十个。我向你提个建议，你写个报告，到台湾去看看嘛，台湾去不成，就到美国去看看。”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到台湾去嘛，还不可能，到美国去还是可以的。那好吧，我给蒋志云写封，看她怎么表示，她如果表示欢迎，我再打报告给邓颖超如果表示不好，我就不报告了。”
我回家后，给蒋志云写了一封信，说好多不见，现在我看到你的照片，在照片上还看到三四十个认识的人，老朋友这样多，我就有一个想法，到台湾看你们不可能，我很想到美国去和你们见见面，如果你们认为可以的话，希望复一封信。
信发出去后，大约半个月，就到了复信，蒋志云热烈欢迎我到美国去，在旧金山见面，一切由她安排。她在信中说，她的女儿、儿子、儿媳都在美国。我把信给郑军长看了，他说：“你的部下对你都很好啊，很有感情啊。”
我写了一份报告给邓颖超，对政协杨副秘书长说：“请送邓大姐，我要到美国去。”
在这里，我要说说我与周恩来的关系。
我进入黄埔军校时到了周恩来，他是我加入ＣＰ的介绍人，我们一见面就感到很亲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我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周恩寿是周恩来最小的弟弟，比我大两岁，１９２５年，他到广州的时间比我早半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对我讲：“我的哥哥也在这里，他要我找你去一趟。”
我问：“你的哥哥是谁呀？他说：“我的哥哥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谁啊？我不知道。”
他告诉我：“他是黄埔的政治教官，是政治部主任，你还不知道啊？”
我说：“你不讲我就不知道。你有这样好的哥哥在这里，那好啊，可他找我干什么呢？”
周恩寿说：“我也不知道。”
我让周恩寿带着我去见他哥哥。到了政治部，周恩来情地让我坐下，说：“你认识了我的弟弟，现在又认识了我，好啊。”
我坐下后，周恩来对我说：“你有个姑母，还有个姑父，姑父姓李，你知道吗？”
我说：“我的姑姑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她是湖南省立师范毕业的，嫁到李家，我姑父是宁夏人，这两个人都到法国留学去了，这个我小时候就知道。”
周恩来高兴地说：“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学，后来他们到里昂大去了，你姑父学建筑工程，你姑母学美学。”
“不错，我的姑父已经当了湖南公路总工程师。”
“噢”，周恩来说：“那么高的地位了嘛。”
我说我的姑母在湖南大学教美学，周恩来说：“他们两个人都搞得很好啊。”
他又问：“你晓得徐特立吗？”
我说：“徐特立，我喊他老师嘛。他也是我姑母的老师，后来办了一个艺术专科学校，徐特立是校长，我是他的学生。另，我的父亲跟徐特立关系特别好，都是湖南长沙人嘛。”
周恩来说：“徐特立跟你父亲是同乡，我跟你姑母是同学，你到了这里，我们又是革命同志了。”
我当时想，哎呀，这么近的关了。
这时，周恩来又对我讲：“我要跟邓颖超结婚了，你算是我们的亲人吧，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说：“邓颖超我没有见过嘛。”
他笑着说：“趁这个机会见见面。”这时是１９２５年１０月。
我感到周恩来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去参加他的婚礼之前，我很坚决：“那不行，我们这样深的关系，礼都不送，太不像话了。”
“送什么？”周恩寿问。
我说：“我也不晓得送什么。”
我们两个人想一会儿，周恩寿说：“一定要送就这样好了，我去买一张红色的宣纸，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你写几个字就行了。”我同意，这样挺好，也省事。
周恩寿跑到外面买了一张宣纸回来了，我考虑了一下，写下了六个字“花花圆圆寿寿”，接着落款：周恩寿、文强。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上，把字带去，周恩来看了，邓颖超也看，都非常高兴。
周恩寿黄埔毕业后，在蒋介石部队里当过师里的政工人员，后来脱离了蒋介石，到天津王光英那里做生意。周恩寿一都在搞恋爱，周恩来看不起他，说他是花花公子。其实周恩寿才干很好，可惜很早就死了。
话再说回来。我给颖超写了个报告说要到美国去，邓颖超接到报告后，很快找我谈话，她说：“你有这样好的关系，蒋志云，了不起啊，这个关系好。听说你还认识三四十个，看来你过去的活动面很大嘛。”
我说：“我那时跑的都是高级司令部，从西北、华北到东北，接触的都是高级人员。我认识的这些人，相互都是很有感情的，如果没有感情，我们几十年没见，怎么还能在照片上一下子认出来呢？”
邓颖超说：“他们很热烈地欢迎你去呀。我让公安给你办出国手续，经费的问题你不用担心，国家会拿钱给你。”
我表示，我到美国只需要一些路费就行了，我们国家困难，不要拿钱给我。到了美国见到旧部应该是什么立场，应该怎么说话，我还要做充分的准备。我有几个到美国的黄埔同学，到了美国不敢见老朋友，那有什么意啊？我去美国后，要了解台湾的情况。
邓颖超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做工作啊。”
很快，邓颖超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几天就给我办好了出国手续，还请我吃饭，欢送我。
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０我启程赴美，开始了为时三个月的万里之行。
我刚一下飞机，海关的一个美籍华人迎上来，用英文招呼我：“文将军”，我想他怎知道我是文将军呢？
他说：“在美国认识你的人很多，现在机场外面有一个台湾来的贵妇带着儿孙在等着迎接你。我帮你拿行李，把你送出机场，你见到那位贵妇，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连连道谢。他拉着行李，把我送出机场，一看，蒋志云来了，她冲着我喊：“老师，我们三代人来欢迎你呀！”她的丈夫女儿、儿子、儿媳、外孙，都来了。
我们先到了蒋志云女儿家里，气氛很热烈。蒋志云说：“我们早准备好了，有给你开车的，有给你当翻译的，还有给你做湖南的。你这次来，一定要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我们安排你到１０个州，在旧金山住一个礼拜，然后到休斯顿住几天，再到华盛顿、纽约，就按照这个计划周游一下吧。一切费用你不要担心，我们给你准备好了。”
“我在旧金山有很多朋友，我跟他们见见面”，我对蒋志云说，“我把电话告诉你，你派人替我联系，约好时间，招待他们吃饭，我们是老朋友嘛。”
蒋志云说：“你开个单子，我派人去办。”
很快，老朋友都联系上了。其中一个是王昌杰，是我的一个部下，在我身边当过军法官，在美国，他成了大艺术家，在旧金山有他的画廊。王昌杰马上给我来电话，说明天一早来看我，请我吃饭，至少要请三桌都是些认识我的人。还有一个是林伯渠的女儿林慰君，是个医学家，也是明天来看我。
我给来见面的老朋友都题赠了诗。给王昌杰和林慰君的诗是这样写的：
题赠艺术家王昌杰老友
艺坛美髯晤仙翁，原是军书益友雄。
无愧风云挥画笔，山河日丽九州同。
题赠林慰君夫妇
英烈千秋俎豆歆，篇篇金玉锦文心。
一门孝友泰山重，潮发闽江入武林。
记得我特赦出来填表，表示去向的那一次，其中有十几个人申请去了台湾，后来他们有到了美国，有的到了香港。这次我在美国见到他们，彼此都很高兴，他们问：“你怎么到美国来了？”
我说：“我不但到美国，我还要跑１０个州，要到好多好多地方去，计划用１００天。我是自由自在地探亲访友。”
他们好多人表示：那时我们考虑不周，要是在中国生活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中国呢？他们很后悔。
我说：“你们既然走了，到美国也好，到任何地方也好，只要生得下，就行了。不过，要生活得有意义，如果生活得没有意义，在任何地方都不好。”
我在美国的公开场合，到处讲邓小平主义，我说：我在有生之年能够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我现在正在写，我要写一本《邓小平主义》。我认为俄国搞乌托邦把自己搞垮了，中国如果不受俄国的影响，可能共产党还搞得更好一些，后来中国共产党从俄国的乌托邦之下解放出来，有了自己的新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这些是我的想法，我要把这些想法写进《邓小平主义》。没有邓小平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一切，我希望邓小平的历史要长到百年以后，长到２００-３００年以后。只要我的生命不息，我的这个想法就不止，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我在旧金山住了一个礼拜，我还有个老弟文国仪也定居在旧金山，我想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不知道我到了美国，如果他知道我来了，他一家人会把我接到他家去住，我也不能不去啊，所以我到了华盛顿才通知他。文国仪生气了，说：“你到了美国怎么不来个电话，我好到机场去接你，你到了旧金山也不通知我，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向他解释：“人家一切都给我安排好了，我也不愿意麻烦你们，所以一直到了华盛顿才给
你打电话。我还要游几个州，恐怕要在美国住１００天，到我回国之前，我还要到芝加哥去看我的儿子，等我到了洛杉矶，再打电话给你，我要到临回去才有时间见你。”
文国仪说：“你这个人真是，要到回去才见我，你的朋友这样多啊？”
到了洛杉矶，我打电话给文国仪，告诉他：“我的儿子我也看到了，我现在就要回国了，准备在你家里停留几天，然后回国。”
就这样，我跟文国仪见了面，他一家人热情地招待我。这时，我在台湾的一个老弟文中侠也知道我在美国，打电话给文国仪，要来看我。
文中侠是黄埔第十四期的，原来在廖耀湘手下做少校，我又把他升为中校，又把他升为上校，以后他到了台湾，是反攻大陆的副总队长。
我问：“文中侠在台湾，多年不见了，他怎么知道我到了美国呢？是不是你们打电话告诉他了？”
“我们没有打电话。”
“那他怎么会知道我到了美国呀？”我觉得奇怪。
文国仪说：“你呀，在美国的台湾人多，你来美国的消息，蒋经国他们恐怕早就知道了。你保密保密，保得住啊？保不住的。”
文中侠从台湾专程到美国来看我，我跟文国仪到机场去接他。我们一道住在文国仪家里。我问文中侠：“我这次到美国来，连国仪我都没有通知，你是怎么知道的呀？”他说：“哎呀，你刚一到美国我们就知道了，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你的行踪哪，台湾都知道。”
一个台湾来的老弟，一个住在美国的老弟，一个大陆来的哥哥，三个人见了面。我最大，８０岁，文中侠那年七十多岁，文国仪最小。
１９９３年４月，文中侠老弟去世了，我给他写了吊文，写了挽联。我写的挽联是：
挽中侠老弟
祭黄陵申夙愿，孝子报三春，正亲临修墓守庐，未完统一大业，何身先死！
抗日寇建奇功，忠臣无二致，幸坚持归根落叶，预见乐叙天伦，其志乃安。
我在休斯顿的时候正好过中秋。中秋节的晚上，蒋志云邀我一道过中秋。
我们坐在屋外赏月后，回到屋里，她丈夫高高兴兴地从楼上端着一张照片下来，说：“今天晚上是你的８０大寿，正是中秋赏月，我们送给你一件礼物。你看，这张照片你有没有啊？”
我一看，这张照片２４寸，大大的，镶在镜框里，是我穿着中将军服，４０岁那一年升为中将时照的。
我说：“我没有了。”
他说：“台湾给你保留了。我家里也有你这张照片，我给你放大了，带回去作纪念吧。”
“啊薄”，我说：“这个礼物很好。”
蒋志云说：“我们想了一下，给你祝寿，光给你照片还不够啊，我们合计了，拿１０００美金给你作寿，表示点意思。”
我说：“照片我收了，钱我不要。现在身上还有一两千美金，回去的路费够了。”
她表示一定要给。
说着说着，蒋志云的丈夫说：“我的生日跟你只差一天。”我很高兴：“好啊，我们两个人又是祝寿，又是赏月，好好好。”
我们坐在屋里看电视，蒋志云提出一个问题，说欢迎我到台湾去，说我在台湾存有１００万美金，希望我去台湾领这笔钱。
我吓了一跳，说：“我在台湾一个钱也没有，我没有这笔钱，你们不要胡说！”
蒋志说：“你是国民党中将，每月固定工资４００美金，每月还有１２００美金特别费，一个月就是１６００美金，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积累下来，差不多有１００万美金了。你知道吗？台湾方面认为你是在职，在大陆坐牢，应该给你钱。”
我心想，台湾方面用心良苦啊，也不能不感激。但是这个钱不能拿，我果拿了这个钱，回去就对不住邓小平了，对不住邓颖超，他们要我做爱国人士一直到底，我要是拿了这笔钱，太不光明了。
我又想，我没有钱还好一点，如果拿了这笔钱，我在大陆上不好做人，以后到台湾看看，在台湾也不好做人，败军之将嘛。不拿这个钱，我比谁都高大，拿了这个钱，就一点人格都没有了。而且我拿了这笔钱，回到大陆上就不得了，我那个老婆还得要一半，儿子媳妇亲戚朋友，都要钱，我给不给啊？自己找麻烦嘛。人家会认为文强这个家伙不知道有多少钱，把我绑架去了呢。
我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坚决不能拿这个钱。我向蒋志表示：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也没这个钱。淮海战役我打了那么一个败仗，还跑到台湾拿１００万美金？再说拿这个钱也没法回大陆，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回国之前，我写了一首诗题赠蒋志云：
题赠志云贤妹
孟欧画荻贤声著，巾帼英雄玉女龙。
天马行空堪比拟，放翁豪唱吐长虹。
文强出身于湘江岸边世代为官的豪门之家，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后裔，也是毛泽东的表弟。他曾入黄埔军校，由周恩来介加入共产党，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他作为共产的早期干部，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历任连营团旅师长，也曾任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他脱党后曾路遇程潜加入国民党军统，成为戴笠手下干将……淮海战役时，在州“剿总”参谋长任上被解放军俘虏。１９７５年作为战犯被特赦。
２００１文强病逝前一个月，９４岁的他在病榻上完成了口述自传。以下便是这部自传第三十二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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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访美是缘于一偶然的机会。１９８５年的一天，我到原国民党的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作客，他也是文史专员，跟杜聿明、宋希濂一道特赦出来的。他高高兴兴地从屋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我看，照片上大约是一两百人的合影，前排有一个女士，穿着红旗袍，其余的人都是一身西服。
我问：“老郑，你这个相片是哪里来的啊？”
他说：“美国一个朋友刚刚寄来的。你看看你认识几个人？”
“前面这个红旗袍的女士我就认识嘛。”
他问：“你怎么认识的呢？”
我说：“她是我的学生啊。”
“她现在在台湾的地位很高啊，是台湾的国大代表，蒋志云。”郑军长说。
我告诉郑军长：“我和她都在上海时，日本人抓我，她救了我的命，我把她送到了香港，我又救了她的命，她当台湾国大代表，我和湖南方面给她出了力。她的丈夫是黄埔第六期的，和我也认识。”
他又问：“你看看穿西服的里面你认识几个人哪？”
我仔细看着照片上穿西服的那些人：“我认识四十多个。”
“呀”，他有些吃惊：“你怎么认识这样多啊”
我说：“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再一看照片背面，写着：“为蒋志云祝寿”，原来这些人都是来给蒋志云祝寿。
他说：“哎呀，我只看出三四个人，你叫出名字的就有三四十个。我向你提个建议，你写个报告，到台湾去看看嘛，台湾去不成，就到美国去看看。”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到台湾去嘛，还不可能，到美国去还是可以的。那好吧，我给蒋志云写封，看她怎么表示，她如果表示欢迎，我再打报告给邓颖超如果表示不好，我就不报告了。”
我回家后，给蒋志云写了一封信，说好多不见，现在我看到你的照片，在照片上还看到三四十个认识的人，老朋友这样多，我就有一个想法，到台湾看你们不可能，我很想到美国去和你们见见面，如果你们认为可以的话，希望复一封信。
信发出去后，大约半个月，就到了复信，蒋志云热烈欢迎我到美国去，在旧金山见面，一切由她安排。她在信中说，她的女儿、儿子、儿媳都在美国。我把信给郑军长看了，他说：“你的部下对你都很好啊，很有感情啊。”
我写了一份报告给邓颖超，对政协杨副秘书长说：“请送邓大姐，我要到美国去。”
在这里，我要说说我与周恩来的关系。
我进入黄埔军校时到了周恩来，他是我加入ＣＰ的介绍人，我们一见面就感到很亲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我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周恩寿是周恩来最小的弟弟，比我大两岁，１９２５年，他到广州的时间比我早半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对我讲：“我的哥哥也在这里，他要我找你去一趟。”
我问：“你的哥哥是谁呀？他说：“我的哥哥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谁啊？我不知道。”
他告诉我：“他是黄埔的政治教官，是政治部主任，你还不知道啊？”
我说：“你不讲我就不知道。你有这样好的哥哥在这里，那好啊，可他找我干什么呢？”
周恩寿说：“我也不知道。”
我让周恩寿带着我去见他哥哥。到了政治部，周恩来情地让我坐下，说：“你认识了我的弟弟，现在又认识了我，好啊。”
我坐下后，周恩来对我说：“你有个姑母，还有个姑父，姑父姓李，你知道吗？”
我说：“我的姑姑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她是湖南省立师范毕业的，嫁到李家，我姑父是宁夏人，这两个人都到法国留学去了，这个我小时候就知道。”
周恩来高兴地说：“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学，后来他们到里昂大去了，你姑父学建筑工程，你姑母学美学。”
“不错，我的姑父已经当了湖南公路总工程师。”
“噢”，周恩来说：“那么高的地位了嘛。”
我说我的姑母在湖南大学教美学，周恩来说：“他们两个人都搞得很好啊。”
他又问：“你晓得徐特立吗？”
我说：“徐特立，我喊他老师嘛。他也是我姑母的老师，后来办了一个艺术专科学校，徐特立是校长，我是他的学生。另，我的父亲跟徐特立关系特别好，都是湖南长沙人嘛。”
周恩来说：“徐特立跟你父亲是同乡，我跟你姑母是同学，你到了这里，我们又是革命同志了。”
我当时想，哎呀，这么近的关了。
这时，周恩来又对我讲：“我要跟邓颖超结婚了，你算是我们的亲人吧，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说：“邓颖超我没有见过嘛。”
他笑着说：“趁这个机会见见面。”这时是１９２５年１０月。
我感到周恩来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去参加他的婚礼之前，我很坚决：“那不行，我们这样深的关系，礼都不送，太不像话了。”
“送什么？”周恩寿问。
我说：“我也不晓得送什么。”
我们两个人想一会儿，周恩寿说：“一定要送就这样好了，我去买一张红色的宣纸，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你写几个字就行了。”我同意，这样挺好，也省事。
周恩寿跑到外面买了一张宣纸回来了，我考虑了一下，写下了六个字“花花圆圆寿寿”，接着落款：周恩寿、文强。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上，把字带去，周恩来看了，邓颖超也看，都非常高兴。
周恩寿黄埔毕业后，在蒋介石部队里当过师里的政工人员，后来脱离了蒋介石，到天津王光英那里做生意。周恩寿一都在搞恋爱，周恩来看不起他，说他是花花公子。其实周恩寿才干很好，可惜很早就死了。
话再说回来。我给颖超写了个报告说要到美国去，邓颖超接到报告后，很快找我谈话，她说：“你有这样好的关系，蒋志云，了不起啊，这个关系好。听说你还认识三四十个，看来你过去的活动面很大嘛。”
我说：“我那时跑的都是高级司令部，从西北、华北到东北，接触的都是高级人员。我认识的这些人，相互都是很有感情的，如果没有感情，我们几十年没见，怎么还能在照片上一下子认出来呢？”
邓颖超说：“他们很热烈地欢迎你去呀。我让公安给你办出国手续，经费的问题你不用担心，国家会拿钱给你。”
我表示，我到美国只需要一些路费就行了，我们国家困难，不要拿钱给我。到了美国见到旧部应该是什么立场，应该怎么说话，我还要做充分的准备。我有几个到美国的黄埔同学，到了美国不敢见老朋友，那有什么意啊？我去美国后，要了解台湾的情况。
邓颖超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做工作啊。”
很快，邓颖超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几天就给我办好了出国手续，还请我吃饭，欢送我。
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０我启程赴美，开始了为时三个月的万里之行。
我刚一下飞机，海关的一个美籍华人迎上来，用英文招呼我：“文将军”，我想他怎知道我是文将军呢？
他说：“在美国认识你的人很多，现在机场外面有一个台湾来的贵妇带着儿孙在等着迎接你。我帮你拿行李，把你送出机场，你见到那位贵妇，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连连道谢。他拉着行李，把我送出机场，一看，蒋志云来了，她冲着我喊：“老师，我们三代人来欢迎你呀！”她的丈夫女儿、儿子、儿媳、外孙，都来了。
我们先到了蒋志云女儿家里，气氛很热烈。蒋志云说：“我们早准备好了，有给你开车的，有给你当翻译的，还有给你做湖南的。你这次来，一定要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我们安排你到１０个州，在旧金山住一个礼拜，然后到休斯顿住几天，再到华盛顿、纽约，就按照这个计划周游一下吧。一切费用你不要担心，我们给你准备好了。”
“我在旧金山有很多朋友，我跟他们见见面”，我对蒋志云说，“我把电话告诉你，你派人替我联系，约好时间，招待他们吃饭，我们是老朋友嘛。”
蒋志云说：“你开个单子，我派人去办。”
很快，老朋友都联系上了。其中一个是王昌杰，是我的一个部下，在我身边当过军法官，在美国，他成了大艺术家，在旧金山有他的画廊。王昌杰马上给我来电话，说明天一早来看我，请我吃饭，至少要请三桌都是些认识我的人。还有一个是林伯渠的女儿林慰君，是个医学家，也是明天来看我。
我给来见面的老朋友都题赠了诗。给王昌杰和林慰君的诗是这样写的：
题赠艺术家王昌杰老友
艺坛美髯晤仙翁，原是军书益友雄。
无愧风云挥画笔，山河日丽九州同。
题赠林慰君夫妇
英烈千秋俎豆歆，篇篇金玉锦文心。
一门孝友泰山重，潮发闽江入武林。
记得我特赦出来填表，表示去向的那一次，其中有十几个人申请去了台湾，后来他们有到了美国，有的到了香港。这次我在美国见到他们，彼此都很高兴，他们问：“你怎么到美国来了？”
我说：“我不但到美国，我还要跑１０个州，要到好多好多地方去，计划用１００天。我是自由自在地探亲访友。”
他们好多人表示：那时我们考虑不周，要是在中国生活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中国呢？他们很后悔。
我说：“你们既然走了，到美国也好，到任何地方也好，只要生得下，就行了。不过，要生活得有意义，如果生活得没有意义，在任何地方都不好。”
我在美国的公开场合，到处讲邓小平主义，我说：我在有生之年能够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我现在正在写，我要写一本《邓小平主义》。我认为俄国搞乌托邦把自己搞垮了，中国如果不受俄国的影响，可能共产党还搞得更好一些，后来中国共产党从俄国的乌托邦之下解放出来，有了自己的新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这些是我的想法，我要把这些想法写进《邓小平主义》。没有邓小平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一切，我希望邓小平的历史要长到百年以后，长到２００-３００年以后。只要我的生命不息，我的这个想法就不止，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我在旧金山住了一个礼拜，我还有个老弟文国仪也定居在旧金山，我想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不知道我到了美国，如果他知道我来了，他一家人会把我接到他家去住，我也不能不去啊，所以我到了华盛顿才通知他。文国仪生气了，说：“你到了美国怎么不来个电话，我好到机场去接你，你到了旧金山也不通知我，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向他解释：“人家一切都给我安排好了，我也不愿意麻烦你们，所以一直到了华盛顿才给
你打电话。我还要游几个州，恐怕要在美国住１００天，到我回国之前，我还要到芝加哥去看我的儿子，等我到了洛杉矶，再打电话给你，我要到临回去才有时间见你。”
文国仪说：“你这个人真是，要到回去才见我，你的朋友这样多啊？”
到了洛杉矶，我打电话给文国仪，告诉他：“我的儿子我也看到了，我现在就要回国了，准备在你家里停留几天，然后回国。”
就这样，我跟文国仪见了面，他一家人热情地招待我。这时，我在台湾的一个老弟文中侠也知道我在美国，打电话给文国仪，要来看我。
文中侠是黄埔第十四期的，原来在廖耀湘手下做少校，我又把他升为中校，又把他升为上校，以后他到了台湾，是反攻大陆的副总队长。
我问：“文中侠在台湾，多年不见了，他怎么知道我到了美国呢？是不是你们打电话告诉他了？”
“我们没有打电话。”
“那他怎么会知道我到了美国呀？”我觉得奇怪。
文国仪说：“你呀，在美国的台湾人多，你来美国的消息，蒋经国他们恐怕早就知道了。你保密保密，保得住啊？保不住的。”
文中侠从台湾专程到美国来看我，我跟文国仪到机场去接他。我们一道住在文国仪家里。我问文中侠：“我这次到美国来，连国仪我都没有通知，你是怎么知道的呀？”他说：“哎呀，你刚一到美国我们就知道了，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你的行踪哪，台湾都知道。”
一个台湾来的老弟，一个住在美国的老弟，一个大陆来的哥哥，三个人见了面。我最大，８０岁，文中侠那年七十多岁，文国仪最小。
１９９３年４月，文中侠老弟去世了，我给他写了吊文，写了挽联。我写的挽联是：
挽中侠老弟
祭黄陵申夙愿，孝子报三春，正亲临修墓守庐，未完统一大业，何身先死！
抗日寇建奇功，忠臣无二致，幸坚持归根落叶，预见乐叙天伦，其志乃安。
我在休斯顿的时候正好过中秋。中秋节的晚上，蒋志云邀我一道过中秋。
我们坐在屋外赏月后，回到屋里，她丈夫高高兴兴地从楼上端着一张照片下来，说：“今天晚上是你的８０大寿，正是中秋赏月，我们送给你一件礼物。你看，这张照片你有没有啊？”
我一看，这张照片２４寸，大大的，镶在镜框里，是我穿着中将军服，４０岁那一年升为中将时照的。
我说：“我没有了。”
他说：“台湾给你保留了。我家里也有你这张照片，我给你放大了，带回去作纪念吧。”
“啊薄”，我说：“这个礼物很好。”
蒋志云说：“我们想了一下，给你祝寿，光给你照片还不够啊，我们合计了，拿１０００美金给你作寿，表示点意思。”
我说：“照片我收了，钱我不要。现在身上还有一两千美金，回去的路费够了。”
她表示一定要给。
说着说着，蒋志云的丈夫说：“我的生日跟你只差一天。”我很高兴：“好啊，我们两个人又是祝寿，又是赏月，好好好。”
我们坐在屋里看电视，蒋志云提出一个问题，说欢迎我到台湾去，说我在台湾存有１００万美金，希望我去台湾领这笔钱。
我吓了一跳，说：“我在台湾一个钱也没有，我没有这笔钱，你们不要胡说！”
蒋志说：“你是国民党中将，每月固定工资４００美金，每月还有１２００美金特别费，一个月就是１６００美金，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积累下来，差不多有１００万美金了。你知道吗？台湾方面认为你是在职，在大陆坐牢，应该给你钱。”
我心想，台湾方面用心良苦啊，也不能不感激。但是这个钱不能拿，我果拿了这个钱，回去就对不住邓小平了，对不住邓颖超，他们要我做爱国人士一直到底，我要是拿了这笔钱，太不光明了。
我又想，我没有钱还好一点，如果拿了这笔钱，我在大陆上不好做人，以后到台湾看看，在台湾也不好做人，败军之将嘛。不拿这个钱，我比谁都高大，拿了这个钱，就一点人格都没有了。而且我拿了这笔钱，回到大陆上就不得了，我那个老婆还得要一半，儿子媳妇亲戚朋友，都要钱，我给不给啊？自己找麻烦嘛。人家会认为文强这个家伙不知道有多少钱，把我绑架去了呢。
我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坚决不能拿这个钱。我向蒋志表示：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也没这个钱。淮海战役我打了那么一个败仗，还跑到台湾拿１００万美金？再说拿这个钱也没法回大陆，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回国之前，我写了一首诗题赠蒋志云：
题赠志云贤妹
孟欧画荻贤声著，巾帼英雄玉女龙。
天马行空堪比拟，放翁豪唱吐长虹。
我有《文强口述自传电子版》 完整的 需要者联系 QQ 39953520 给点小费为好。
初看题目吓一跳，看过之后才发现此文强非彼文强。
脚踏两船的革命者太多鸟，没必要去记！
杨尚昆也是２８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以前还真不知道:o
这位文强可比重庆的那位级别高多了，货真价实的外戚~~~
回复 1# 3d小菜鸟
好东西啊，先顶一下，再来仔细读。:D
好东西啊，先顶一下，再来仔细读。:D
。。。我以为是重庆哪位。。。
重庆的那个还有机会写回忆录？想他永远闭上嘴巴的人不知有多少呢。。
06年我在广州北站的候车室里见到一个很能吹牛的老头,其自称叫文强是国民党中将,还拿来一个红色的本本给我看!
super_hero 发表于 2009-11-18 15:21 
骗子那儿都有，前几年还有个日本的无业游民冒充是叶剑英，在日本诈骗了几千万。更早些时候，在北京还抓住了一个假冒张学良的。
骗子那儿都有，前几年还有个日本的无业游民冒充是叶剑英，在日本诈骗了几千万。更早些时候，在北京还抓住了一个假冒张学良的。
我也以为是重庆的
做个记号.............谢谢楼主 不过貌似不全啊
我还以为文强同志已经百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