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都动了手，沙祖康和美国部长差点大打起来

沙祖康个子不高，但是用“雄纠纠，气昂昂”来形容他恐怕是恰当的。老沙有着绝大多数外交部干部，确切的说，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没有的个性和作派。沙确实是一个人物。我有时候想，一个男人能够像老沙这样“放肆”地活着，也算是不枉此生。老沙的“蛮横”语录经常在网上出现，实际上，他的位子并不是一个有太多新闻的位子，否则，“沙语录”还会更多。一般人都会认为因为沙的强悍外国人不会喜欢他，而事实正好相反。许多和他打过交道的外国人都非常喜欢他。我想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沙的交流方式。他总是直话直说，坦率的惊人。在交流方式上，他其实更像欧美人。几乎所有的外交部干部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都很谨慎，习惯于讲官话、套话，背口径，特别是一般不直接回答别人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西方的外交官和学者、记者在接触了沙以后都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当然，言多必失。老沙的很多发言也确实有问题，他本人也有一点不可克制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不良倾向”。为此他也没少挨“敲打”。说老沙官运顺遂，老沙本人肯定不同意。老沙在外交部内部据说人缘一般，唐、李大概都不喜欢老沙。倒是因为军控谈判，一些军方的高层领导对老沙很是欣赏，说他是外交部的“硬骨头”。据说老沙也对江泽民的脾气，江叫他“沙将军”。老沙不吃亏，吃软不吃硬。据可靠消息，他曾经和美国卫生部长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会议室外差点打起来，两个人都动了手，互相推搡，因为旁边的人拉架，才没有大打出手。冲突的起因有不同版本，但大概是因为美国的部长说了一句脏话，老沙一点不吃亏，马上反唇相击。中美两个部长级干部发生如此的冲突，这大概也算两国关系中一件大事。
不过，老沙并不是外交部的另一个“红卫兵”。本质上，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哈佛大学的一个博士生对比研究中国和印度的核武器发展，他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几乎同时开始研发核武器，为什么中国成功地成为了核国家，而印度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成功。我告诉他，你的这个问题沙祖康一句话就回答了。98年印度核试验之后，沙曾经对印度裁军大使说(大意)：“中国和印度就一个区别，我们有毛泽东，你们没有。”的确如此，这不是经济的问题，也不是技术的问题，根本上是领导人的意志问题和贯彻意志的能力问题。老沙实际上粗中有细。我常想如果不是沙担任中国的裁军大使和军控司长，九十年代的三个军控谈判大概结果和过程都会很不一样。当时中国的底气远不如现在，整个西方围剿中国，国际舆论也对我不利，核武器的问题又攸关国家利益，谈判的难度可想而知。整个过程中，沙很注重研究，注重其它单位和研究机构的意见，对内对外的协调都展示了他粗中有细的一面。中国外交部的干部大多是翻译出身，因为我们对语言太过重视。当一个翻译成长为一个大使之后，一个常有的缺陷是，他们往往缺少一个大国大使应该有的气势，另外，也许是习惯了翻译别人的话，很多人自己不会讲话，没有思想，没有主意。相比这些人，沙确实是一个难的的人才。不过，从老沙的各种发言来看，他也存在着中国官员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台湾问题、日本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认识缺乏应有的深度，往往用简单的对错、黑白逻辑来看问题。而且，自己的民族主义很强，却不能够理解别人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自己的自我意识和民族主义在上升，却难以理解别的族群也在上升的自我意识和民族主义；自己的国力上升了，腰杆子硬了，却不能容忍别人因为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产生的戒备和敏感。沙祖康个子不高，但是用“雄纠纠，气昂昂”来形容他恐怕是恰当的。老沙有着绝大多数外交部干部，确切的说，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没有的个性和作派。沙确实是一个人物。我有时候想，一个男人能够像老沙这样“放肆”地活着，也算是不枉此生。老沙的“蛮横”语录经常在网上出现，实际上，他的位子并不是一个有太多新闻的位子，否则，“沙语录”还会更多。一般人都会认为因为沙的强悍外国人不会喜欢他，而事实正好相反。许多和他打过交道的外国人都非常喜欢他。我想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沙的交流方式。他总是直话直说，坦率的惊人。在交流方式上，他其实更像欧美人。几乎所有的外交部干部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都很谨慎，习惯于讲官话、套话，背口径，特别是一般不直接回答别人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西方的外交官和学者、记者在接触了沙以后都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当然，言多必失。老沙的很多发言也确实有问题，他本人也有一点不可克制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不良倾向”。为此他也没少挨“敲打”。说老沙官运顺遂，老沙本人肯定不同意。老沙在外交部内部据说人缘一般，唐、李大概都不喜欢老沙。倒是因为军控谈判，一些军方的高层领导对老沙很是欣赏，说他是外交部的“硬骨头”。据说老沙也对江泽民的脾气，江叫他“沙将军”。老沙不吃亏，吃软不吃硬。据可靠消息，他曾经和美国卫生部长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会议室外差点打起来，两个人都动了手，互相推搡，因为旁边的人拉架，才没有大打出手。冲突的起因有不同版本，但大概是因为美国的部长说了一句脏话，老沙一点不吃亏，马上反唇相击。中美两个部长级干部发生如此的冲突，这大概也算两国关系中一件大事。
不过，老沙并不是外交部的另一个“红卫兵”。本质上，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哈佛大学的一个博士生对比研究中国和印度的核武器发展，他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几乎同时开始研发核武器，为什么中国成功地成为了核国家，而印度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成功。我告诉他，你的这个问题沙祖康一句话就回答了。98年印度核试验之后，沙曾经对印度裁军大使说(大意)：“中国和印度就一个区别，我们有毛泽东，你们没有。”的确如此，这不是经济的问题，也不是技术的问题，根本上是领导人的意志问题和贯彻意志的能力问题。老沙实际上粗中有细。我常想如果不是沙担任中国的裁军大使和军控司长，九十年代的三个军控谈判大概结果和过程都会很不一样。当时中国的底气远不如现在，整个西方围剿中国，国际舆论也对我不利，核武器的问题又攸关国家利益，谈判的难度可想而知。整个过程中，沙很注重研究，注重其它单位和研究机构的意见，对内对外的协调都展示了他粗中有细的一面。中国外交部的干部大多是翻译出身，因为我们对语言太过重视。当一个翻译成长为一个大使之后，一个常有的缺陷是，他们往往缺少一个大国大使应该有的气势，另外，也许是习惯了翻译别人的话，很多人自己不会讲话，没有思想，没有主意。相比这些人，沙确实是一个难的的人才。不过，从老沙的各种发言来看，他也存在着中国官员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台湾问题、日本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认识缺乏应有的深度，往往用简单的对错、黑白逻辑来看问题。而且，自己的民族主义很强，却不能够理解别人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自己的自我意识和民族主义在上升，却难以理解别的族群也在上升的自我意识和民族主义；自己的国力上升了，腰杆子硬了，却不能容忍别人因为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产生的戒备和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