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仁将军儿媳写的文章-----陈明仁将军及其儿孙们

　我的家翁陈明仁将军与我的爱人陈扬钊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在湖南长沙起义的。

　　起义前，家翁曾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兼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湖南省绥靖总司令及湖南省主席等要职。他很会打仗，一九四七年夏，曾获得蒋介石亲授青天白日勋章，这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最高的奖励。因之曾名噪中外。毛主席为此曾对他评价说：“陈明仁是很会打仗的，可惜站错了位子……”(对湖南周士钊谈话)像他这样一个人，后来为什么会毅然起义呢?据我们所知，这里面有各种主、客观的因素。回顾家翁起义的经历，对我们和后一代都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家翁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他在黄埔毕业后即参加攻打惠州，讨伐陈炯明之战，在此次战役中第一个登上惠州城楼，插上国旗，因此受到连升三级的奖励，由见习排长升到营长。由于他英勇善战，短短几年中就晋升为师长，时年仅二十八岁。

　　他从不参加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派别活动，常以军人以保卫祖国为天职而自勉。抗日战争期间，他的部队驻防在云南边境保山县。他常亲率部队到滇缅之路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将日本侵略军抵御在国土之外，为保我国大后方安全而立下战功。我们在家里常看到他领导的部队缴获的日本太阳旗及日军的一些装备等。

　　一九四五年底，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所率的国民党七十一军奉命由云南东调到江苏镇江无锡一带驻防，任务是针对共产党的。不久，又奉命调到东北直接与解放军作战。由于阶级与历史的局限，他虽意识到这是在打内战，但在思想上，对蒋介石还是忠心的。因为蒋曾是他在黄埔时的校长，所以他在四平街作战时，完全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死守四平街，顽抗解放军。但对人民来说，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行为，家翁每思及此内心总是内疚不安，引以为一生最大的憾事。但也正因为四平街之战，促使他有所省悟，成为他后来湖南长沙起义的思想转折点。家翁在四平战役后，国民党内某些人对他妒忌，设计诬陷，不久便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由于当时他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大的影响，结果只撤职而未查办，安排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参军，他也乐得摆脱了与解放军继续敌对的处境，他常说这是因祸得福。他在南京赋闲期间，家里常住几位倾向进步的同乡、旧部如温汰沫、李召九等(他们二人在起义后任湖南省商业厅副厅长职)。他们经常与家翁谈论国家大事。也就在此时，曾任国民党陆军讲武学校教育长、黄埔军校武岗分校教育长等职(起义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李明灏老伯来到南京，住在我们家中，他是家翁的老师、同乡。他在南京的同学里除了与家翁经常谈论外，还与我们全家到南京中山陵、灵隐寺等地游览。事后，我们得知，李老伯此次是在去解放区前特来南京劝说家翁与湖南的程颂公(程潜)共商保卫湖南和平大事的。李老伯离开不久，家翁的胞弟、我们的叔公陈明信(他在四平街战役时是国民党七十一军辎重团团长，被解放军俘虏)从东北释放回南京。家翁从胞弟亲身经历了解了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解放区的一些情况，对共产党有初步的认识。同时，较长时间隐居似的赋闲生活，又使他多次回顾在四平战役中双方士兵及东北父老兄弟因内战而遭受的牺牲实在太大。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为什么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呢?他深感这与他原来投笔从戎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作为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军人，今后到底应怎么走?这个问题常在他头脑中盘旋。

　　一九四八年秋，国共战争的形势，愈来愈不利于国民党，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重新启用家翁。家翁由于思想上已有了新的认识，不忍让自己家乡——湖南的父老兄弟重遭四平之灾，于是，他就利用重掌军权的机会，暗中与程潜老伯联系起义事宜。在长沙起义前的几个月，他任第一兵团司令、湖南省长等职，那时他的处境极为艰难。一边是国民党频频来人来电，指示、监督；一边是白崇禧亲自坐镇发号施令。与此同时又要与程颂公暗商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联系，还要应付各种各样不同目的前来探访的人，在这四面八方纷繁的活动中绝不可有一丝痕迹透漏。我们看到他在这些日子，吃不下，睡不着，骨瘦如柴，心疼他老人家，为他焦急。一天，白崇禧逼迫他将兵团司令部的家属(包括我们一家)全部送到湘西，这是很毒辣的手段。他一方面是试探家翁是否真下决心在长沙与解放军决一死战；另一方面，又将我们一家大小作为变相人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取得白崇禧的信任，保证长沙起义成功，家翁不得不将我们弟媳及女儿、孙子送去湘西。经过他与程颂公、李明灏老伯等极为秘密的筹划，湖南长沙起义成功了!

　　由于长沙起义影响深远，家翁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家翁起义后不久，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期间，毛主席、陈毅等领导同志还陪同他与程颂公等畅游北京的名胜并照了许多照片。他还被邀到毛主席家里进餐，毛主席对他说：“四平之战你打得很好嘛。”家翁表示内疚，毛主席说：“两军相战，各为其主嘛!”一句话解除了家翁的顾虑。毛主席并说：“今后我们解放军有饭吃，有衣穿，你也有饭吃，有衣穿。”意即家翁将长期在人民解放军中工作，继续掌军权。解放后家翁历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第五十五军军长等要职，并任历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国防委员会委员等社会兼职。毛主席、周总理曾多次接见他。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他重病期间，周总理自身带病，还亲自过问家翁的治疗方案，无微不至地关怀他，这些都使我们作晚辈的深受感动和鼓舞。家翁不幸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病逝在北京，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的婆母谢芳如，虽然跟随家翁在旧社会的官场生活了相当长的岁月，但她与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军官家属很不相同。她的生活中还保留着相当浓厚的乡土味，如注意节约，亲手做家乡菜，为家翁缝制袜底(凡是买来的新袜，不经她加工缝上袜底，家翁就不穿，这个习惯一直到她去世以后才被迫改变)，不主张请保姆等。她深明大义，有一颗爱国爱民之心，无论对家翁起义还是我们子媳参加革命工作，她都积极支持。使我难忘的是一九五○年十月，我在华北革大报名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我向二老表示决心，家翁回信说他与婆婆都支持我的爱国行动，让我放心孩子，一心前去。后来我的报名未获批准，故来成都。一九五一年春节，我夫妇携带孩子从北京回湖南探望二老，当时婆母已重病在身，不仅不留下我们在她身边，反而催促我们按期回到工作岗位。就在我们离别她不久，她就与世长辞了。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我们将她安葬在湖南风景秀丽的岳麓山石坡。那儿可以俯览整个长沙城。

　　我的爱人陈扬钊，一九四五年在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十九期毕业后(中央军校前身是黄埔军校)，即在家翁部队工作，一九四六年随部队到东北，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他看到战场牺牲的都是无辜的同胞，因而不愿再继续参与内战，便离开东北回到南京，就读于金陵大学。一九四九年初他在金大毕业后，正是家翁在湖南秘密进行起义准备的时候。他即留在父亲身边，暗中协助父亲做一些起义的准备工作。当时他们的活动是很秘密的。我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只依稀感觉他们要有什么行动，而这种行动是正义的。这种信念支持着我，使我在他们起义前前后后的那些日子里，虽然经历了反对起义的国民党反动部队的查抄，捕搜，经历了许多辛苦与危险也无怨言，而且积极地遵从他们的意图行事。

　　一九五○年初，我与扬钊怀着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满腔热情和对首都北京的向往，征得家翁及婆母的同意，到了北京政务院(即现在的国务院)。政务院办公厅主任申伯纯同志接见了我们，并介绍扬钊到北京全国政协委员会工作；介绍我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干部班学习。从此我们成了新中国的国家干部。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又调到祖国的南方广州，卅年来我们夫妇都一直从事着统战部门的工作。

　　解放后的十年来，我们全家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每个人都生活的幸福愉快。我夫妇俩有一个女孩两个男孩。他们在新中国的红旗下长大的。我们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很关心孩子们成长。家翁和婆婆生前亦常常教导他们，长大了要做好孩子，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每当孩子们在学校被评为三好学生时，他们都给以适当的鼓励，并教育、提醒我们防微杜渐，要从小培养孩子们分清是非戒骄戒躁，自觉遵守学校的纪律。三个儿女都懂得严格要求自己，学习很刻苦，无论是数九寒天，还是酷热大暑，都能起学习。晚上，机关宿舍附近常放电影，他们不仅不看，并闭门关窗排除干扰，潜心学习。正是这样，他们在小学、中学期间都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化基础，一九六五年秋，大女孩见苏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南宁减速机厂工作。一九七八年国家第一批招收硕士研究生时，她考上了中国科学院七院七○四研究所，在上海攻读硕士研究生。一九八一年底毕业，她的毕业论文被国务院学术评定委员会评为优秀硕士论文，于一九八二年晋升为工程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见南是男孩，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不久到高要县一个公社插队。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夫妻也受到一些冲击。那时，家翁随驻军在汕头，他常常来信鼓励，安慰我们，认为这种反常情况不可能长期继续，要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他始终认为我们国家民族是有希望的，谆谆教诲我们办事都要实事求是，对党对人民负责。常常关心和鼓励孙子在乡下好好劳动锻炼，同时不荒废文化学习，见南没负爷爷厚望，一边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边坚持自学，一九七七年底他考上了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分配在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任药师。我们的小儿子见北是一九七二年“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在广州市第二运输公司一场当学徒工。当时他的爷爷还健在，得知他到运输部门工作后，特别叮嘱他两件事：一要认真补习文化课，二要学习工人阶级的好品质，做一个新中国有文化的新型工人。我常鼓励他走自学成才的道路。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并在政治上不断要求进步，于一九七九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前不久，他被提升为该场车间副主任。与此同时，他通过自学，考上了技术员职称。

　　现在他们三人都已结婚了。都各有一个男孩，现在我大的外孙已近十岁，我家翁对重孙出世甚感欣慰，同时告诫我的女儿要把孩子培养成德才兼备的建设者，切切不可溺爱。

　　家翁、家婆虽已去世，可他们生前对我们的关心、教诲，犹历历在目。现在我的爱人扬钊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他于一九七九年成为省第四届政协委员，今年被选为省第六届人大代表。我长期在广州九三学社从事联系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于今年被特邀为广州市第六届政协委员。我们和子孙们都表示要继承老人的遗愿，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出各自的力量。我的家翁陈明仁将军与我的爱人陈扬钊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在湖南长沙起义的。

　　起义前，家翁曾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兼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湖南省绥靖总司令及湖南省主席等要职。他很会打仗，一九四七年夏，曾获得蒋介石亲授青天白日勋章，这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最高的奖励。因之曾名噪中外。毛主席为此曾对他评价说：“陈明仁是很会打仗的，可惜站错了位子……”(对湖南周士钊谈话)像他这样一个人，后来为什么会毅然起义呢?据我们所知，这里面有各种主、客观的因素。回顾家翁起义的经历，对我们和后一代都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家翁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他在黄埔毕业后即参加攻打惠州，讨伐陈炯明之战，在此次战役中第一个登上惠州城楼，插上国旗，因此受到连升三级的奖励，由见习排长升到营长。由于他英勇善战，短短几年中就晋升为师长，时年仅二十八岁。

　　他从不参加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派别活动，常以军人以保卫祖国为天职而自勉。抗日战争期间，他的部队驻防在云南边境保山县。他常亲率部队到滇缅之路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将日本侵略军抵御在国土之外，为保我国大后方安全而立下战功。我们在家里常看到他领导的部队缴获的日本太阳旗及日军的一些装备等。

　　一九四五年底，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所率的国民党七十一军奉命由云南东调到江苏镇江无锡一带驻防，任务是针对共产党的。不久，又奉命调到东北直接与解放军作战。由于阶级与历史的局限，他虽意识到这是在打内战，但在思想上，对蒋介石还是忠心的。因为蒋曾是他在黄埔时的校长，所以他在四平街作战时，完全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死守四平街，顽抗解放军。但对人民来说，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行为，家翁每思及此内心总是内疚不安，引以为一生最大的憾事。但也正因为四平街之战，促使他有所省悟，成为他后来湖南长沙起义的思想转折点。家翁在四平战役后，国民党内某些人对他妒忌，设计诬陷，不久便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由于当时他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大的影响，结果只撤职而未查办，安排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参军，他也乐得摆脱了与解放军继续敌对的处境，他常说这是因祸得福。他在南京赋闲期间，家里常住几位倾向进步的同乡、旧部如温汰沫、李召九等(他们二人在起义后任湖南省商业厅副厅长职)。他们经常与家翁谈论国家大事。也就在此时，曾任国民党陆军讲武学校教育长、黄埔军校武岗分校教育长等职(起义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李明灏老伯来到南京，住在我们家中，他是家翁的老师、同乡。他在南京的同学里除了与家翁经常谈论外，还与我们全家到南京中山陵、灵隐寺等地游览。事后，我们得知，李老伯此次是在去解放区前特来南京劝说家翁与湖南的程颂公(程潜)共商保卫湖南和平大事的。李老伯离开不久，家翁的胞弟、我们的叔公陈明信(他在四平街战役时是国民党七十一军辎重团团长，被解放军俘虏)从东北释放回南京。家翁从胞弟亲身经历了解了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解放区的一些情况，对共产党有初步的认识。同时，较长时间隐居似的赋闲生活，又使他多次回顾在四平战役中双方士兵及东北父老兄弟因内战而遭受的牺牲实在太大。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为什么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呢?他深感这与他原来投笔从戎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作为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军人，今后到底应怎么走?这个问题常在他头脑中盘旋。

　　一九四八年秋，国共战争的形势，愈来愈不利于国民党，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重新启用家翁。家翁由于思想上已有了新的认识，不忍让自己家乡——湖南的父老兄弟重遭四平之灾，于是，他就利用重掌军权的机会，暗中与程潜老伯联系起义事宜。在长沙起义前的几个月，他任第一兵团司令、湖南省长等职，那时他的处境极为艰难。一边是国民党频频来人来电，指示、监督；一边是白崇禧亲自坐镇发号施令。与此同时又要与程颂公暗商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联系，还要应付各种各样不同目的前来探访的人，在这四面八方纷繁的活动中绝不可有一丝痕迹透漏。我们看到他在这些日子，吃不下，睡不着，骨瘦如柴，心疼他老人家，为他焦急。一天，白崇禧逼迫他将兵团司令部的家属(包括我们一家)全部送到湘西，这是很毒辣的手段。他一方面是试探家翁是否真下决心在长沙与解放军决一死战；另一方面，又将我们一家大小作为变相人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取得白崇禧的信任，保证长沙起义成功，家翁不得不将我们弟媳及女儿、孙子送去湘西。经过他与程颂公、李明灏老伯等极为秘密的筹划，湖南长沙起义成功了!

　　由于长沙起义影响深远，家翁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家翁起义后不久，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期间，毛主席、陈毅等领导同志还陪同他与程颂公等畅游北京的名胜并照了许多照片。他还被邀到毛主席家里进餐，毛主席对他说：“四平之战你打得很好嘛。”家翁表示内疚，毛主席说：“两军相战，各为其主嘛!”一句话解除了家翁的顾虑。毛主席并说：“今后我们解放军有饭吃，有衣穿，你也有饭吃，有衣穿。”意即家翁将长期在人民解放军中工作，继续掌军权。解放后家翁历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第五十五军军长等要职，并任历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国防委员会委员等社会兼职。毛主席、周总理曾多次接见他。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他重病期间，周总理自身带病，还亲自过问家翁的治疗方案，无微不至地关怀他，这些都使我们作晚辈的深受感动和鼓舞。家翁不幸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病逝在北京，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的婆母谢芳如，虽然跟随家翁在旧社会的官场生活了相当长的岁月，但她与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军官家属很不相同。她的生活中还保留着相当浓厚的乡土味，如注意节约，亲手做家乡菜，为家翁缝制袜底(凡是买来的新袜，不经她加工缝上袜底，家翁就不穿，这个习惯一直到她去世以后才被迫改变)，不主张请保姆等。她深明大义，有一颗爱国爱民之心，无论对家翁起义还是我们子媳参加革命工作，她都积极支持。使我难忘的是一九五○年十月，我在华北革大报名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我向二老表示决心，家翁回信说他与婆婆都支持我的爱国行动，让我放心孩子，一心前去。后来我的报名未获批准，故来成都。一九五一年春节，我夫妇携带孩子从北京回湖南探望二老，当时婆母已重病在身，不仅不留下我们在她身边，反而催促我们按期回到工作岗位。就在我们离别她不久，她就与世长辞了。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我们将她安葬在湖南风景秀丽的岳麓山石坡。那儿可以俯览整个长沙城。

　　我的爱人陈扬钊，一九四五年在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十九期毕业后(中央军校前身是黄埔军校)，即在家翁部队工作，一九四六年随部队到东北，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他看到战场牺牲的都是无辜的同胞，因而不愿再继续参与内战，便离开东北回到南京，就读于金陵大学。一九四九年初他在金大毕业后，正是家翁在湖南秘密进行起义准备的时候。他即留在父亲身边，暗中协助父亲做一些起义的准备工作。当时他们的活动是很秘密的。我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只依稀感觉他们要有什么行动，而这种行动是正义的。这种信念支持着我，使我在他们起义前前后后的那些日子里，虽然经历了反对起义的国民党反动部队的查抄，捕搜，经历了许多辛苦与危险也无怨言，而且积极地遵从他们的意图行事。

　　一九五○年初，我与扬钊怀着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满腔热情和对首都北京的向往，征得家翁及婆母的同意，到了北京政务院(即现在的国务院)。政务院办公厅主任申伯纯同志接见了我们，并介绍扬钊到北京全国政协委员会工作；介绍我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干部班学习。从此我们成了新中国的国家干部。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又调到祖国的南方广州，卅年来我们夫妇都一直从事着统战部门的工作。

　　解放后的十年来，我们全家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每个人都生活的幸福愉快。我夫妇俩有一个女孩两个男孩。他们在新中国的红旗下长大的。我们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很关心孩子们成长。家翁和婆婆生前亦常常教导他们，长大了要做好孩子，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每当孩子们在学校被评为三好学生时，他们都给以适当的鼓励，并教育、提醒我们防微杜渐，要从小培养孩子们分清是非戒骄戒躁，自觉遵守学校的纪律。三个儿女都懂得严格要求自己，学习很刻苦，无论是数九寒天，还是酷热大暑，都能起学习。晚上，机关宿舍附近常放电影，他们不仅不看，并闭门关窗排除干扰，潜心学习。正是这样，他们在小学、中学期间都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化基础，一九六五年秋，大女孩见苏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南宁减速机厂工作。一九七八年国家第一批招收硕士研究生时，她考上了中国科学院七院七○四研究所，在上海攻读硕士研究生。一九八一年底毕业，她的毕业论文被国务院学术评定委员会评为优秀硕士论文，于一九八二年晋升为工程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见南是男孩，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不久到高要县一个公社插队。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夫妻也受到一些冲击。那时，家翁随驻军在汕头，他常常来信鼓励，安慰我们，认为这种反常情况不可能长期继续，要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他始终认为我们国家民族是有希望的，谆谆教诲我们办事都要实事求是，对党对人民负责。常常关心和鼓励孙子在乡下好好劳动锻炼，同时不荒废文化学习，见南没负爷爷厚望，一边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边坚持自学，一九七七年底他考上了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分配在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任药师。我们的小儿子见北是一九七二年“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在广州市第二运输公司一场当学徒工。当时他的爷爷还健在，得知他到运输部门工作后，特别叮嘱他两件事：一要认真补习文化课，二要学习工人阶级的好品质，做一个新中国有文化的新型工人。我常鼓励他走自学成才的道路。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并在政治上不断要求进步，于一九七九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前不久，他被提升为该场车间副主任。与此同时，他通过自学，考上了技术员职称。

　　现在他们三人都已结婚了。都各有一个男孩，现在我大的外孙已近十岁，我家翁对重孙出世甚感欣慰，同时告诫我的女儿要把孩子培养成德才兼备的建设者，切切不可溺爱。

　　家翁、家婆虽已去世，可他们生前对我们的关心、教诲，犹历历在目。现在我的爱人扬钊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他于一九七九年成为省第四届政协委员，今年被选为省第六届人大代表。我长期在广州九三学社从事联系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于今年被特邀为广州市第六届政协委员。我们和子孙们都表示要继承老人的遗愿，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出各自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