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怀安部分村民卖血供子女上学调查

6月15日，一名驾着骡车的农民经过怀安县城的血站。该县许多村民到血站卖血浆供子女上学。现血站被关闭。本报记者 杨杰 摄

　　 新京报 该县隶属河北，为贫困县，当地学校推出微机、打印等多种名目费用，让农民不堪重负

　　■核心提示　河北怀安县的农民长期靠卖血浆供子女上学。经新华社报道，5月28日，该县血站被关闭。

　　虽然国家早已全面推行“普九”，并针对贫困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但是当地农民为子女求学的负担依旧没有减轻。当地学校推出各种名目费用，让农民不堪重负。

　　但为了让子女摆脱贫穷，跳出农门，农民让子女求学依旧是他们的希望。

　　本报记者 杨继斌 张家口报道

　　5月28日，怀安县血浆站关闭了。在王甫龙看来，这对上王庄的村民来说是个打击。他曾多年靠卖血供3个子女读书。他说，长久以来，卖血浆成了这个村供子女上学的重要经济来源。村里有村民平均3天卖血浆一次，有的则在学校临收费前，就去卖血浆。

　　卖血浆供学在当地变得日常。新华社在5月25日报道了“河北省贫困县怀安县部分农民靠卖血供子女上学”，报道中提到，记者随机走访怀安县的上王庄、刘家口村、马排子沟村和旧怀安村等约30户有孩子上学的农民，只有3户说自己没卖过血浆。村民说，没孩子上学的人家，除了急需要用钱的，一般很少出去卖血浆。如果家里再摊上个上高中或大学的，卖血浆会更加频繁。

　　当村民兢兢业业卖血浆、举债供子女上学时，王甫龙又遭遇到一个更大的悲剧。她的二女儿中专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本指望她挣钱，贴补姐弟上学。她失业意味着姐弟俩上学也就无望了。”

　　即便如此，对于自己曾经卖血供子女读书，王甫龙仍不后悔，“有人说，投资教育的这笔钱原可作为女儿的丰厚嫁妆。但我仍相信，读书对他们是有用的。”

　　三天卖一次血浆

　　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上王庄村民王美太为两个儿子读书，已经卖浆60多次，一次100元。

　　6月8日正午，王甫龙和几个村民蹲在村口树阴下乘凉。

　　半个多月前，该村村民曾等在这里，等着一辆白色面包车驶来，载他们去怀安县血浆站。

　　怀安县血浆站对上王庄村民来说，已成了支撑梦想的补给站。王甫龙说，村里人都渴望孩子能读上大学，不再事农。

　　怀安县去年开了一家血浆站，村里就有人为供子女读书频繁去卖血浆。“提取完血浆后，医生会把血输回来，身体恢复得快。”王甫龙说。

　　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村民王美太已经卖了60多次，一次100元。平均约3天一次。

　　他家有两个儿子，老大在张家口市上技校，一年需要8000元；老二在镇小学上4年级，一年也得2000元。打工挣的钱不够，他就频繁地卖血浆。

　　王美太卖血的频率已远远超过了卫生部《单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的规定：供血浆者两次供血浆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4天。

　　村民王官泰说，并不只是报名的时候家长们去卖血浆。

　　“有时候学校收费，家长不交钱，孩子就赖在家里不上学。家长就会去卖血浆。”

　　而一旦孩子考上大学，往往会出现夫妻同时去卖血浆的情形。

　　据王甫龙介绍，和他一个家族的兄弟王甫荣，为了供儿子在张家口上大学，夫妻俩曾多次一起去卖血浆：“上高中就已经把家里所有的积蓄花完了，大学的学费都是从亲戚那里借的。”

　　“一个月孩子生活费至少要400块钱。”王甫龙说，夫妻俩如果能坚持一个月卖两次的话，刚好能凑够这个数。

　　王甫龙说，就他所知，村里经常卖血浆的就有80多人。而周围的几个村子，都有这种情况。

　　农业收入不够学费

　　村民王甫龙三弟是村里惟一一个通过读书成为县委组织部的干部。村里人不自觉地将他的成功视为榜样。

　　在上王庄，人们渴望子女跳出农门的观念和王甫龙的三弟有着一些关系。王甫龙的三弟是村里惟一一个通过读书，成为当地县委干部的人。

　　1985年，王甫龙的三弟考上石家庄师范学院，毕业后，分到县委组织部工作。当时，举村庆祝，王甫龙家出了一个“国家干部”。村里人不自觉地将王甫龙三弟的成功视为榜样。

　　小学未毕业的王甫龙，至今仍记得弟弟曾对他说，儿女只有读书，跳出农门，才有可能不再跟着自己受苦。王甫龙说，弟弟让他明白土地不会带来幸福。他下定决心，要让子女学有所成。

　　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在全国推行“普九”，减除学费，并在2006年针对贫困生推出“两免一补”政策。

　　即便如此，王甫龙还是发现农村学校仍存在有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

　　王甫龙生有两女一子。两个女儿读初中时，儿子开始上小学。那时两个女儿一学期的学费是600多元，加上平时的资料费、书费、微机费、补课费、打印费、班费……一个学期，需要给学校近1000元。

　　新华社记者曾在上王庄采访时发现，即使是享受“两免一补”政策的学生，也仍然要交不少费用。上王庄村村民王永清的孩子在镇小学上5年级，是“两免一补”对象，但学校仅仅给免了书费44元。3月份开学后，学校又收了32元不知名目的费用，以及100元的住宿费和25元的暖瓶、脸盆等费用。

　　王甫龙家有10亩地，除了给村里交提留款、还有组里的义务工，每年能赚2000余元。王甫龙也曾尝试过多元化种植，他种植过玉米、葱。但是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他始终要为子女的教育费用发愁。

　　为了填补教育费用的缺口，王甫龙去卖血。

　　当时，怀安县里没有血站，卖血要到50多公里外的山西天镇县。王甫龙说，村里像他这样去卖血的很多，在四五年前，村里人就开始悄悄卖血了。

　　“当时，没有车接送，刨去来回的汽车票钱，卖一次血浆能得70多块钱。”王甫龙说。

　　王甫龙盘算落空

　　村民王甫龙的盘算是，让二女儿先跳出农门，再赚钱帮助姐姐弟弟完成学业，二女儿的失业让盘算落空。

　　当他的两个女儿相继初中毕业后，王甫龙感觉自己离梦想更近了一步，同时负担也重了。

　　2002年，大女儿王树云、二女儿王树芬同时初中毕业。

　　王树芬如父亲所愿，考进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王甫龙也曾就读这所学校。

　　大女儿王树云落榜。王甫龙犹豫半天，咬牙决定让王树云读3年高中，考大学。为此，他必须多付出1万5千元。

　　王甫龙当时盘算的是，二女儿已跳出农门，等毕业后就能像三叔一样光耀门楣，赚钱帮助姐姐弟弟完成学业。

　　二女儿上中专3年，还需2万元。王甫龙已无力支付，开始向亲戚借钱。那时，王甫龙心想着，等二女儿工作了，还这些钱还是不难的。

　　但是，信息闭塞的王甫龙并不知道，女儿面对的这个世界，早和自己三弟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国家已经不再承诺，以“分配”的方式给这些为读书而花尽家里全部积蓄的学生提供工作。

　　2005年，王甫龙的盘算彻底落空。首先有个好消息，大女儿考上一个三类本科。但紧接着的坏消息是，二女儿找不到工作。

　　二女儿王树芬的失业，则推倒了一个梦想的多米诺骨牌。王甫龙的儿子届时正读初三，只好选择辍学，大女儿尽管考上大学，也只能作罢。

　　记者在村里了解到的情况是，像王甫龙那样，凡是家里有孩子读中专或者大学的，基本上都背有债务。

　　所以当怀安县设立了血站后，大批村民选择去卖血浆。

　　5月26日，新华社报道了怀安县教育部门截留上级中小学“两免一补”的拨款，导致该县群众大面积卖血供子女上学的现象。两天后，该县血浆站被暂停收购血浆。

　　血浆站的关闭，对村民们，是一个十足的坏消息。“就在血浆站关闭后没几天，王甫荣夫妻便和村里的年轻人去打工了。”王甫龙说。

　　“比学历低的人挣得多”

　　王甫龙发现受过教育的女儿外出打工每月能得2500元，“如果没受过教育的人外出打工，工资连千元都不到。”

　　王甫龙的3个子女在同一年回到了村里，住回了修建于50年前的窑洞。

　　儿子辍学后，王甫龙托熟人带到了山西打工。王家庄距离山西只有50多公里，村里大部分劳力都在山西，挖黑色的煤，或者烧红色的砖。

　　“家里没有关系，没有学校愿意要我。”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的王树芬说。为了找工作，她甚至说服父亲花了1000多块钱给她买了一个手机。她希望手机能带给她好消息。

　　王甫龙在和二女儿聊天后发现，自己多年的教育投资在女儿身上已起到影响，“她如果外出打工就比文化层次低的同龄人挣得多。”

　　王树芬毕业后，到北京打过半年工，在昌平一家印刷厂，干了半年，包吃住，工资应发2500元，但是实际上只拿到1500元。王树芬气愤之余，才回到村里，待在父亲身边，帮助做饭。

　　王甫龙说，“如果没受过教育的人外出打工，工资连千元都不到。”

　　如今在农村，受过教育又找不到工作的乡村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作家韩少功对这些人也有一层忧虑，他曾在2003年8月的《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山里少年》，文章写道，村里那些“面色苍白、人瘦毛长、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头，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的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

　　让下一代跳出农门

　　虽然中专毕业的王树芬一时失业，但她觉得让子女读书是跳出农门的惟一渠道。

　　现在，王甫龙的女儿留在身边，想帮忙做些农活。

　　早上，两个女儿踩着露水第一次跟着父亲下地干活。给玉米追肥，老大在前面用锄头开一条缝，老二铲一勺子化肥塞到锄头下。然后再用锄头盖住化肥。

　　但一上午下来，王甫龙就不让姐妹俩个干了。

　　“她们不会干，要么是锄头离玉米苗太远，肥劲跟不上，要么是锄头离苗太近，伤了苗。”王甫龙说。

　　尽管在农村长大，但是两个女儿从来没有干过地里的庄稼活。以前，女儿们看到父亲辛苦，要求下地搭把手，但王甫龙总说：“做作业去。”

　　王甫龙现在更愿意把家里的所有账务交给女儿管理，“她们毕竟比我有文化，我连小学都没毕业。”

　　在供3个子女上学期间，王甫龙共借了三四万块钱。

　　“如果不读书的话，这些学费原本可以给女儿准备一笔丰厚的嫁妆。”村民王官泰这样评价自己的邻居。

　　王甫龙开始在张罗着给女儿找个人家。

　　现在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起来。去年5月份的时候，他甚至有能力花了300元购买了一台二手的摩托车。

　　“读书总是有用的。”王甫龙说，“现在没有负担了，以后家里的经济状况会好起来。”

　　在说话的时候，他回过头去看了两个女儿。女儿脸上有让人猜不透的微笑。

　　而谈到自己的将来时，王树芬说：“如果自己有了子女定会尽自己的全力，让他们读书，离开农村。只有读一个好大学，才能找一份好工作。”

http://news.sina.com.cn/c/2007-06-25/020812084005s.shtml
6月15日，一名驾着骡车的农民经过怀安县城的血站。该县许多村民到血站卖血浆供子女上学。现血站被关闭。本报记者 杨杰 摄

　　 新京报 该县隶属河北，为贫困县，当地学校推出微机、打印等多种名目费用，让农民不堪重负

　　■核心提示　河北怀安县的农民长期靠卖血浆供子女上学。经新华社报道，5月28日，该县血站被关闭。

　　虽然国家早已全面推行“普九”，并针对贫困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但是当地农民为子女求学的负担依旧没有减轻。当地学校推出各种名目费用，让农民不堪重负。

　　但为了让子女摆脱贫穷，跳出农门，农民让子女求学依旧是他们的希望。

　　本报记者 杨继斌 张家口报道

　　5月28日，怀安县血浆站关闭了。在王甫龙看来，这对上王庄的村民来说是个打击。他曾多年靠卖血供3个子女读书。他说，长久以来，卖血浆成了这个村供子女上学的重要经济来源。村里有村民平均3天卖血浆一次，有的则在学校临收费前，就去卖血浆。

　　卖血浆供学在当地变得日常。新华社在5月25日报道了“河北省贫困县怀安县部分农民靠卖血供子女上学”，报道中提到，记者随机走访怀安县的上王庄、刘家口村、马排子沟村和旧怀安村等约30户有孩子上学的农民，只有3户说自己没卖过血浆。村民说，没孩子上学的人家，除了急需要用钱的，一般很少出去卖血浆。如果家里再摊上个上高中或大学的，卖血浆会更加频繁。

　　当村民兢兢业业卖血浆、举债供子女上学时，王甫龙又遭遇到一个更大的悲剧。她的二女儿中专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本指望她挣钱，贴补姐弟上学。她失业意味着姐弟俩上学也就无望了。”

　　即便如此，对于自己曾经卖血供子女读书，王甫龙仍不后悔，“有人说，投资教育的这笔钱原可作为女儿的丰厚嫁妆。但我仍相信，读书对他们是有用的。”

　　三天卖一次血浆

　　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上王庄村民王美太为两个儿子读书，已经卖浆60多次，一次100元。

　　6月8日正午，王甫龙和几个村民蹲在村口树阴下乘凉。

　　半个多月前，该村村民曾等在这里，等着一辆白色面包车驶来，载他们去怀安县血浆站。

　　怀安县血浆站对上王庄村民来说，已成了支撑梦想的补给站。王甫龙说，村里人都渴望孩子能读上大学，不再事农。

　　怀安县去年开了一家血浆站，村里就有人为供子女读书频繁去卖血浆。“提取完血浆后，医生会把血输回来，身体恢复得快。”王甫龙说。

　　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村民王美太已经卖了60多次，一次100元。平均约3天一次。

　　他家有两个儿子，老大在张家口市上技校，一年需要8000元；老二在镇小学上4年级，一年也得2000元。打工挣的钱不够，他就频繁地卖血浆。

　　王美太卖血的频率已远远超过了卫生部《单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的规定：供血浆者两次供血浆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4天。

　　村民王官泰说，并不只是报名的时候家长们去卖血浆。

　　“有时候学校收费，家长不交钱，孩子就赖在家里不上学。家长就会去卖血浆。”

　　而一旦孩子考上大学，往往会出现夫妻同时去卖血浆的情形。

　　据王甫龙介绍，和他一个家族的兄弟王甫荣，为了供儿子在张家口上大学，夫妻俩曾多次一起去卖血浆：“上高中就已经把家里所有的积蓄花完了，大学的学费都是从亲戚那里借的。”

　　“一个月孩子生活费至少要400块钱。”王甫龙说，夫妻俩如果能坚持一个月卖两次的话，刚好能凑够这个数。

　　王甫龙说，就他所知，村里经常卖血浆的就有80多人。而周围的几个村子，都有这种情况。

　　农业收入不够学费

　　村民王甫龙三弟是村里惟一一个通过读书成为县委组织部的干部。村里人不自觉地将他的成功视为榜样。

　　在上王庄，人们渴望子女跳出农门的观念和王甫龙的三弟有着一些关系。王甫龙的三弟是村里惟一一个通过读书，成为当地县委干部的人。

　　1985年，王甫龙的三弟考上石家庄师范学院，毕业后，分到县委组织部工作。当时，举村庆祝，王甫龙家出了一个“国家干部”。村里人不自觉地将王甫龙三弟的成功视为榜样。

　　小学未毕业的王甫龙，至今仍记得弟弟曾对他说，儿女只有读书，跳出农门，才有可能不再跟着自己受苦。王甫龙说，弟弟让他明白土地不会带来幸福。他下定决心，要让子女学有所成。

　　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在全国推行“普九”，减除学费，并在2006年针对贫困生推出“两免一补”政策。

　　即便如此，王甫龙还是发现农村学校仍存在有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

　　王甫龙生有两女一子。两个女儿读初中时，儿子开始上小学。那时两个女儿一学期的学费是600多元，加上平时的资料费、书费、微机费、补课费、打印费、班费……一个学期，需要给学校近1000元。

　　新华社记者曾在上王庄采访时发现，即使是享受“两免一补”政策的学生，也仍然要交不少费用。上王庄村村民王永清的孩子在镇小学上5年级，是“两免一补”对象，但学校仅仅给免了书费44元。3月份开学后，学校又收了32元不知名目的费用，以及100元的住宿费和25元的暖瓶、脸盆等费用。

　　王甫龙家有10亩地，除了给村里交提留款、还有组里的义务工，每年能赚2000余元。王甫龙也曾尝试过多元化种植，他种植过玉米、葱。但是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他始终要为子女的教育费用发愁。

　　为了填补教育费用的缺口，王甫龙去卖血。

　　当时，怀安县里没有血站，卖血要到50多公里外的山西天镇县。王甫龙说，村里像他这样去卖血的很多，在四五年前，村里人就开始悄悄卖血了。

　　“当时，没有车接送，刨去来回的汽车票钱，卖一次血浆能得70多块钱。”王甫龙说。

　　王甫龙盘算落空

　　村民王甫龙的盘算是，让二女儿先跳出农门，再赚钱帮助姐姐弟弟完成学业，二女儿的失业让盘算落空。

　　当他的两个女儿相继初中毕业后，王甫龙感觉自己离梦想更近了一步，同时负担也重了。

　　2002年，大女儿王树云、二女儿王树芬同时初中毕业。

　　王树芬如父亲所愿，考进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王甫龙也曾就读这所学校。

　　大女儿王树云落榜。王甫龙犹豫半天，咬牙决定让王树云读3年高中，考大学。为此，他必须多付出1万5千元。

　　王甫龙当时盘算的是，二女儿已跳出农门，等毕业后就能像三叔一样光耀门楣，赚钱帮助姐姐弟弟完成学业。

　　二女儿上中专3年，还需2万元。王甫龙已无力支付，开始向亲戚借钱。那时，王甫龙心想着，等二女儿工作了，还这些钱还是不难的。

　　但是，信息闭塞的王甫龙并不知道，女儿面对的这个世界，早和自己三弟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国家已经不再承诺，以“分配”的方式给这些为读书而花尽家里全部积蓄的学生提供工作。

　　2005年，王甫龙的盘算彻底落空。首先有个好消息，大女儿考上一个三类本科。但紧接着的坏消息是，二女儿找不到工作。

　　二女儿王树芬的失业，则推倒了一个梦想的多米诺骨牌。王甫龙的儿子届时正读初三，只好选择辍学，大女儿尽管考上大学，也只能作罢。

　　记者在村里了解到的情况是，像王甫龙那样，凡是家里有孩子读中专或者大学的，基本上都背有债务。

　　所以当怀安县设立了血站后，大批村民选择去卖血浆。

　　5月26日，新华社报道了怀安县教育部门截留上级中小学“两免一补”的拨款，导致该县群众大面积卖血供子女上学的现象。两天后，该县血浆站被暂停收购血浆。

　　血浆站的关闭，对村民们，是一个十足的坏消息。“就在血浆站关闭后没几天，王甫荣夫妻便和村里的年轻人去打工了。”王甫龙说。

　　“比学历低的人挣得多”

　　王甫龙发现受过教育的女儿外出打工每月能得2500元，“如果没受过教育的人外出打工，工资连千元都不到。”

　　王甫龙的3个子女在同一年回到了村里，住回了修建于50年前的窑洞。

　　儿子辍学后，王甫龙托熟人带到了山西打工。王家庄距离山西只有50多公里，村里大部分劳力都在山西，挖黑色的煤，或者烧红色的砖。

　　“家里没有关系，没有学校愿意要我。”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的王树芬说。为了找工作，她甚至说服父亲花了1000多块钱给她买了一个手机。她希望手机能带给她好消息。

　　王甫龙在和二女儿聊天后发现，自己多年的教育投资在女儿身上已起到影响，“她如果外出打工就比文化层次低的同龄人挣得多。”

　　王树芬毕业后，到北京打过半年工，在昌平一家印刷厂，干了半年，包吃住，工资应发2500元，但是实际上只拿到1500元。王树芬气愤之余，才回到村里，待在父亲身边，帮助做饭。

　　王甫龙说，“如果没受过教育的人外出打工，工资连千元都不到。”

　　如今在农村，受过教育又找不到工作的乡村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作家韩少功对这些人也有一层忧虑，他曾在2003年8月的《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山里少年》，文章写道，村里那些“面色苍白、人瘦毛长、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头，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的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

　　让下一代跳出农门

　　虽然中专毕业的王树芬一时失业，但她觉得让子女读书是跳出农门的惟一渠道。

　　现在，王甫龙的女儿留在身边，想帮忙做些农活。

　　早上，两个女儿踩着露水第一次跟着父亲下地干活。给玉米追肥，老大在前面用锄头开一条缝，老二铲一勺子化肥塞到锄头下。然后再用锄头盖住化肥。

　　但一上午下来，王甫龙就不让姐妹俩个干了。

　　“她们不会干，要么是锄头离玉米苗太远，肥劲跟不上，要么是锄头离苗太近，伤了苗。”王甫龙说。

　　尽管在农村长大，但是两个女儿从来没有干过地里的庄稼活。以前，女儿们看到父亲辛苦，要求下地搭把手，但王甫龙总说：“做作业去。”

　　王甫龙现在更愿意把家里的所有账务交给女儿管理，“她们毕竟比我有文化，我连小学都没毕业。”

　　在供3个子女上学期间，王甫龙共借了三四万块钱。

　　“如果不读书的话，这些学费原本可以给女儿准备一笔丰厚的嫁妆。”村民王官泰这样评价自己的邻居。

　　王甫龙开始在张罗着给女儿找个人家。

　　现在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起来。去年5月份的时候，他甚至有能力花了300元购买了一台二手的摩托车。

　　“读书总是有用的。”王甫龙说，“现在没有负担了，以后家里的经济状况会好起来。”

　　在说话的时候，他回过头去看了两个女儿。女儿脸上有让人猜不透的微笑。

　　而谈到自己的将来时，王树芬说：“如果自己有了子女定会尽自己的全力，让他们读书，离开农村。只有读一个好大学，才能找一份好工作。”

http://news.sina.com.cn/c/2007-06-25/020812084005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