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不同历史时期的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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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16日 13:46人民网
周扬 生于1908年，湖南益阳人。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文学月报》主编。1936年发生“两个口号”的论争。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1946年─1949年，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文革”中受批判并被监禁。粉碎“四人帮”后复出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1989年去世。
主要著述
左联时代以及延安时代之初，着重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美学的论述，写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关于国防文学》、《文学与生活漫谈》等，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1979年更名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1959年与郭沫若共同主编出版大跃进民歌集《红旗歌谣》。《周扬文集》共5卷，自1984年历10年至1994年出齐。
周扬的一生，是一首变奏曲。其实一共有四个周扬，即：左联的周扬、延安的周扬、“十七年”的周扬以及“文革”后的周扬。每个时期的周扬，都不大一样，甚至很不相同。
很多人并不清楚存在这样的区分。他们脑海里的周扬形象，是相对固定的。实际与此相去甚远。“文革”后，很多人对于周扬似乎变了一个人惊讶不已，那是对他一生缺乏了解的缘故。
上海风华
把有关周扬的各种观感放在一起，分别排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时期与周扬认识或相熟络的人，对周的描述颇相径庭。“我有一个印象，他很客气，但有官气。极力想表现得轻松一些，开开玩笑，但总觉得不自然。”这是张光年嘴中1948年前后的周扬。于光远在《几番风雨忆周扬》里，谈到50年代中期在中宣部一些会议上所“亲见”的周扬———他连续使用如下数词来形容：“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至于王蒙、唐达成等文坛后辈，周扬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目光如电”、“严肃精明”，是恩威如山、气势凛然，直至“厉害”、“寒光闪闪”、“锋芒逼人”、“地动山摇”。
曾经还有一个周扬。1991年，前“剧联”负责人赵铭彝接受李辉采访，就30年代初的周扬做了一番描绘：“他那时候被称为ModernBoy。他在日本呆过，很开朗，不像我们那样拘谨。”摩登男孩？难道这跟后来让青年王蒙“汗流浃背，诚惶诚恐”，觉得“他的每一个字包括语气词和咳嗽都显得那样权威”的“周扬同志”是同一个人么？赵铭彝的讲述，为夏衍所证实：“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他把这样的意思强调了好几遍，甚至有点击节似地说：“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
随后留在当年同志的记忆里的，是上海党组织连遭重创、完全失去和党联系的情势之下，不屈不挠、出生入死、顽强支撑的周扬。1934、1935两年，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及其继任者盛忠亮先后被捕和叛变，导致巨大损失，包括阳翰笙、田汉在内多人被捕，左翼文化领导机构“文委”幸存者只剩下周扬、夏衍、钱亦石三人。不久，夏衍离沪避险，钱亦石也因故停止活动，唯有周扬自己独撑局面。不夸张地说，1934、1935年中国红色文艺未被白色恐怖摧毁，多赖周扬。1936年4月陕北终于来人（起初尚不知道来者即冯雪峰）时，他交出的是一份“文委”系统多达一百多人的更加壮大了的党员名单。实际上，周扬的重要贡献不仅仅是维系并扩大了左翼文化界党的队伍，还包括在失去和党的联系的情况下，重整旗鼓，使一度涣散的“文委”及所属各联得以恢复。1935年10月，周扬与结束避险、返回上海的夏衍等人会面讨论，“一致同意重建‘文委’”，“由于当时不能和中央取得联系，所以决定新的‘文委’是临时性的组织，等江苏省委重建或和中央取得联系后，请求追认或改组。”（夏衍：《懒寻旧梦录》）由于周扬一段时间以来的卓越工作，他在这次组织重建中被同志们一致推选为“文委”书记。彼时，他奋勇上前攥在手心的，不是“权力”，是危险的责任与使命。最终来看，他也称得上“不辱使命”。周扬为保存左翼文艺的重大贡献，直到现在，文学史教材和大学讲堂上，讲得都不多。
1937年9月，由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安排，周扬夫妇赴延安。也正从这一刻，周扬进入另一种角色。李辉所用“仕途上摇荡的秋千”的比喻，渐渐可以成立了。
在延安
初至延安，周扬并不引人注目，甚或有些寂寂然——他被安排的位置是边区教育厅长，跟文艺无关，而且这是一个闲职。“抗大、鲁艺、陕公、女大……这些干部学校大家都很重视，但这些学校都不归教育厅管。边区普通中学没有几个，小学也不发达，周扬这个教育厅长的本职工作不会多。”（于光远：《周扬和我》）
周扬在这位置上闲呆了两年多，工作内容近乎于扫盲。其间，延安文艺事业已如火如荼开展，但却难见作为30年代左翼文艺的主要领导人周扬的身影。“边区文协”1937年11月14日成立时，出任主任的是与他结伴同来延安的哲学家艾思奇，副主任柯仲平；然后，吴玉章任主任，副主任有艾思奇、柯仲平、丁玲，仍然没有周扬。直到第二年，“边区文协”分支机构“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成立时，我们才在执委会名单中看见周扬这个名字。我们虽不能据此说周扬受到冷落，但他在延安一度与文艺界相疏离却是事实。
他重新回来，是1940年出任鲁艺副院长（院长吴玉章。之前，1939年2月，《文艺战线》创刊，周扬任主编，是他重返文艺的一个迹象）。这是对他与文艺的关系的重新承认。
先前，鲁艺只是一个干部学校，经他之手，两年之内鲁艺脱离培训色彩，俨然是一所造就专门人材的艺术院校了。华君武说：“周扬同志来后，我的印象是在艺术教学和实践上明显加强。”（《回忆周扬几件事》），这种加强，就是正规化，是“大、洋、古”。文学系教学，突出俄苏经典文学，讲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戏剧系的教学实践一直以排演大戏、洋戏为主；音乐系推出大型、近代化、学院式创作《黄河大合唱》；美术系强调素描、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尽管是穿了衣服的）；鲁艺的图书馆，则是延安最齐全最专业的，中外名著藏书渐积至“四五万册”之多。
鲁艺学生程远回忆，鲁艺内的“学术空气”曾经是很浓的。“大家有不同意见，都是坦诚相见，过后仍友好相处”。他认为“这与周扬同志办学的民主作风有关系”（《我们的好院长》）。晚至1942年4月，距历史性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仅仅一个月，周扬于鲁艺四周年之际，仍然申明他的教育方针：鲁艺的使命，是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材——“有某种技术专长及具有历史知识与艺术理论修养的人材”；教育精神为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院内自由讲学，并进行各种实际艺术活动”。（《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
周扬没有觉出他的办学方向有“错误”。这就是毛泽东批评的“关门提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讲话》重点之一。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这句话主要就是针对鲁艺和周扬。
周扬正式踏上革命文艺道路以来，已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快要结束时，由于没有处理好同鲁迅的关系，使他的经历蒙上阴影。在延安，他起初沉寂，然后重振旗鼓，但正在有起色的时候，又被告知犯了错误——虽不是非常严重，可他显然没有机会再犯错误了。《讲话》后，每个延安文艺工作者都发生着转变，而周扬的转变，最彻底，也最成功。
2007年06月16日 13:46人民网
周扬 生于1908年，湖南益阳人。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文学月报》主编。1936年发生“两个口号”的论争。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1946年─1949年，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文革”中受批判并被监禁。粉碎“四人帮”后复出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1989年去世。
主要著述
左联时代以及延安时代之初，着重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美学的论述，写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关于国防文学》、《文学与生活漫谈》等，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1979年更名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1959年与郭沫若共同主编出版大跃进民歌集《红旗歌谣》。《周扬文集》共5卷，自1984年历10年至1994年出齐。
周扬的一生，是一首变奏曲。其实一共有四个周扬，即：左联的周扬、延安的周扬、“十七年”的周扬以及“文革”后的周扬。每个时期的周扬，都不大一样，甚至很不相同。
很多人并不清楚存在这样的区分。他们脑海里的周扬形象，是相对固定的。实际与此相去甚远。“文革”后，很多人对于周扬似乎变了一个人惊讶不已，那是对他一生缺乏了解的缘故。
上海风华
把有关周扬的各种观感放在一起，分别排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时期与周扬认识或相熟络的人，对周的描述颇相径庭。“我有一个印象，他很客气，但有官气。极力想表现得轻松一些，开开玩笑，但总觉得不自然。”这是张光年嘴中1948年前后的周扬。于光远在《几番风雨忆周扬》里，谈到50年代中期在中宣部一些会议上所“亲见”的周扬———他连续使用如下数词来形容：“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至于王蒙、唐达成等文坛后辈，周扬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目光如电”、“严肃精明”，是恩威如山、气势凛然，直至“厉害”、“寒光闪闪”、“锋芒逼人”、“地动山摇”。
曾经还有一个周扬。1991年，前“剧联”负责人赵铭彝接受李辉采访，就30年代初的周扬做了一番描绘：“他那时候被称为ModernBoy。他在日本呆过，很开朗，不像我们那样拘谨。”摩登男孩？难道这跟后来让青年王蒙“汗流浃背，诚惶诚恐”，觉得“他的每一个字包括语气词和咳嗽都显得那样权威”的“周扬同志”是同一个人么？赵铭彝的讲述，为夏衍所证实：“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他把这样的意思强调了好几遍，甚至有点击节似地说：“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
随后留在当年同志的记忆里的，是上海党组织连遭重创、完全失去和党联系的情势之下，不屈不挠、出生入死、顽强支撑的周扬。1934、1935两年，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及其继任者盛忠亮先后被捕和叛变，导致巨大损失，包括阳翰笙、田汉在内多人被捕，左翼文化领导机构“文委”幸存者只剩下周扬、夏衍、钱亦石三人。不久，夏衍离沪避险，钱亦石也因故停止活动，唯有周扬自己独撑局面。不夸张地说，1934、1935年中国红色文艺未被白色恐怖摧毁，多赖周扬。1936年4月陕北终于来人（起初尚不知道来者即冯雪峰）时，他交出的是一份“文委”系统多达一百多人的更加壮大了的党员名单。实际上，周扬的重要贡献不仅仅是维系并扩大了左翼文化界党的队伍，还包括在失去和党的联系的情况下，重整旗鼓，使一度涣散的“文委”及所属各联得以恢复。1935年10月，周扬与结束避险、返回上海的夏衍等人会面讨论，“一致同意重建‘文委’”，“由于当时不能和中央取得联系，所以决定新的‘文委’是临时性的组织，等江苏省委重建或和中央取得联系后，请求追认或改组。”（夏衍：《懒寻旧梦录》）由于周扬一段时间以来的卓越工作，他在这次组织重建中被同志们一致推选为“文委”书记。彼时，他奋勇上前攥在手心的，不是“权力”，是危险的责任与使命。最终来看，他也称得上“不辱使命”。周扬为保存左翼文艺的重大贡献，直到现在，文学史教材和大学讲堂上，讲得都不多。
1937年9月，由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安排，周扬夫妇赴延安。也正从这一刻，周扬进入另一种角色。李辉所用“仕途上摇荡的秋千”的比喻，渐渐可以成立了。
在延安
初至延安，周扬并不引人注目，甚或有些寂寂然——他被安排的位置是边区教育厅长，跟文艺无关，而且这是一个闲职。“抗大、鲁艺、陕公、女大……这些干部学校大家都很重视，但这些学校都不归教育厅管。边区普通中学没有几个，小学也不发达，周扬这个教育厅长的本职工作不会多。”（于光远：《周扬和我》）
周扬在这位置上闲呆了两年多，工作内容近乎于扫盲。其间，延安文艺事业已如火如荼开展，但却难见作为30年代左翼文艺的主要领导人周扬的身影。“边区文协”1937年11月14日成立时，出任主任的是与他结伴同来延安的哲学家艾思奇，副主任柯仲平；然后，吴玉章任主任，副主任有艾思奇、柯仲平、丁玲，仍然没有周扬。直到第二年，“边区文协”分支机构“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成立时，我们才在执委会名单中看见周扬这个名字。我们虽不能据此说周扬受到冷落，但他在延安一度与文艺界相疏离却是事实。
他重新回来，是1940年出任鲁艺副院长（院长吴玉章。之前，1939年2月，《文艺战线》创刊，周扬任主编，是他重返文艺的一个迹象）。这是对他与文艺的关系的重新承认。
先前，鲁艺只是一个干部学校，经他之手，两年之内鲁艺脱离培训色彩，俨然是一所造就专门人材的艺术院校了。华君武说：“周扬同志来后，我的印象是在艺术教学和实践上明显加强。”（《回忆周扬几件事》），这种加强，就是正规化，是“大、洋、古”。文学系教学，突出俄苏经典文学，讲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戏剧系的教学实践一直以排演大戏、洋戏为主；音乐系推出大型、近代化、学院式创作《黄河大合唱》；美术系强调素描、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尽管是穿了衣服的）；鲁艺的图书馆，则是延安最齐全最专业的，中外名著藏书渐积至“四五万册”之多。
鲁艺学生程远回忆，鲁艺内的“学术空气”曾经是很浓的。“大家有不同意见，都是坦诚相见，过后仍友好相处”。他认为“这与周扬同志办学的民主作风有关系”（《我们的好院长》）。晚至1942年4月，距历史性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仅仅一个月，周扬于鲁艺四周年之际，仍然申明他的教育方针：鲁艺的使命，是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材——“有某种技术专长及具有历史知识与艺术理论修养的人材”；教育精神为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院内自由讲学，并进行各种实际艺术活动”。（《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
周扬没有觉出他的办学方向有“错误”。这就是毛泽东批评的“关门提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讲话》重点之一。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这句话主要就是针对鲁艺和周扬。
周扬正式踏上革命文艺道路以来，已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快要结束时，由于没有处理好同鲁迅的关系，使他的经历蒙上阴影。在延安，他起初沉寂，然后重振旗鼓，但正在有起色的时候，又被告知犯了错误——虽不是非常严重，可他显然没有机会再犯错误了。《讲话》后，每个延安文艺工作者都发生着转变，而周扬的转变，最彻底，也最成功。
周扬 生于1908年，湖南益阳人。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文学月报》主编。1936年发生“两个口号”的论争。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1946年─1949年，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文革”中受批判并被监禁。粉碎“四人帮”后复出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1989年去世。
主要著述
左联时代以及延安时代之初，着重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美学的论述，写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关于国防文学》、《文学与生活漫谈》等，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1979年更名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1959年与郭沫若共同主编出版大跃进民歌集《红旗歌谣》。《周扬文集》共5卷，自1984年历10年至1994年出齐。
周扬的一生，是一首变奏曲。其实一共有四个周扬，即：左联的周扬、延安的周扬、“十七年”的周扬以及“文革”后的周扬。每个时期的周扬，都不大一样，甚至很不相同。
很多人并不清楚存在这样的区分。他们脑海里的周扬形象，是相对固定的。实际与此相去甚远。“文革”后，很多人对于周扬似乎变了一个人惊讶不已，那是对他一生缺乏了解的缘故。
上海风华
把有关周扬的各种观感放在一起，分别排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时期与周扬认识或相熟络的人，对周的描述颇相径庭。“我有一个印象，他很客气，但有官气。极力想表现得轻松一些，开开玩笑，但总觉得不自然。”这是张光年嘴中1948年前后的周扬。于光远在《几番风雨忆周扬》里，谈到50年代中期在中宣部一些会议上所“亲见”的周扬———他连续使用如下数词来形容：“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至于王蒙、唐达成等文坛后辈，周扬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目光如电”、“严肃精明”，是恩威如山、气势凛然，直至“厉害”、“寒光闪闪”、“锋芒逼人”、“地动山摇”。
曾经还有一个周扬。1991年，前“剧联”负责人赵铭彝接受李辉采访，就30年代初的周扬做了一番描绘：“他那时候被称为ModernBoy。他在日本呆过，很开朗，不像我们那样拘谨。”摩登男孩？难道这跟后来让青年王蒙“汗流浃背，诚惶诚恐”，觉得“他的每一个字包括语气词和咳嗽都显得那样权威”的“周扬同志”是同一个人么？赵铭彝的讲述，为夏衍所证实：“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他把这样的意思强调了好几遍，甚至有点击节似地说：“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
随后留在当年同志的记忆里的，是上海党组织连遭重创、完全失去和党联系的情势之下，不屈不挠、出生入死、顽强支撑的周扬。1934、1935两年，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及其继任者盛忠亮先后被捕和叛变，导致巨大损失，包括阳翰笙、田汉在内多人被捕，左翼文化领导机构“文委”幸存者只剩下周扬、夏衍、钱亦石三人。不久，夏衍离沪避险，钱亦石也因故停止活动，唯有周扬自己独撑局面。不夸张地说，1934、1935年中国红色文艺未被白色恐怖摧毁，多赖周扬。1936年4月陕北终于来人（起初尚不知道来者即冯雪峰）时，他交出的是一份“文委”系统多达一百多人的更加壮大了的党员名单。实际上，周扬的重要贡献不仅仅是维系并扩大了左翼文化界党的队伍，还包括在失去和党的联系的情况下，重整旗鼓，使一度涣散的“文委”及所属各联得以恢复。1935年10月，周扬与结束避险、返回上海的夏衍等人会面讨论，“一致同意重建‘文委’”，“由于当时不能和中央取得联系，所以决定新的‘文委’是临时性的组织，等江苏省委重建或和中央取得联系后，请求追认或改组。”（夏衍：《懒寻旧梦录》）由于周扬一段时间以来的卓越工作，他在这次组织重建中被同志们一致推选为“文委”书记。彼时，他奋勇上前攥在手心的，不是“权力”，是危险的责任与使命。最终来看，他也称得上“不辱使命”。周扬为保存左翼文艺的重大贡献，直到现在，文学史教材和大学讲堂上，讲得都不多。
1937年9月，由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安排，周扬夫妇赴延安。也正从这一刻，周扬进入另一种角色。李辉所用“仕途上摇荡的秋千”的比喻，渐渐可以成立了。
在延安
初至延安，周扬并不引人注目，甚或有些寂寂然——他被安排的位置是边区教育厅长，跟文艺无关，而且这是一个闲职。“抗大、鲁艺、陕公、女大……这些干部学校大家都很重视，但这些学校都不归教育厅管。边区普通中学没有几个，小学也不发达，周扬这个教育厅长的本职工作不会多。”（于光远：《周扬和我》）
周扬在这位置上闲呆了两年多，工作内容近乎于扫盲。其间，延安文艺事业已如火如荼开展，但却难见作为30年代左翼文艺的主要领导人周扬的身影。“边区文协”1937年11月14日成立时，出任主任的是与他结伴同来延安的哲学家艾思奇，副主任柯仲平；然后，吴玉章任主任，副主任有艾思奇、柯仲平、丁玲，仍然没有周扬。直到第二年，“边区文协”分支机构“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成立时，我们才在执委会名单中看见周扬这个名字。我们虽不能据此说周扬受到冷落，但他在延安一度与文艺界相疏离却是事实。
他重新回来，是1940年出任鲁艺副院长（院长吴玉章。之前，1939年2月，《文艺战线》创刊，周扬任主编，是他重返文艺的一个迹象）。这是对他与文艺的关系的重新承认。
先前，鲁艺只是一个干部学校，经他之手，两年之内鲁艺脱离培训色彩，俨然是一所造就专门人材的艺术院校了。华君武说：“周扬同志来后，我的印象是在艺术教学和实践上明显加强。”（《回忆周扬几件事》），这种加强，就是正规化，是“大、洋、古”。文学系教学，突出俄苏经典文学，讲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戏剧系的教学实践一直以排演大戏、洋戏为主；音乐系推出大型、近代化、学院式创作《黄河大合唱》；美术系强调素描、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尽管是穿了衣服的）；鲁艺的图书馆，则是延安最齐全最专业的，中外名著藏书渐积至“四五万册”之多。
鲁艺学生程远回忆，鲁艺内的“学术空气”曾经是很浓的。“大家有不同意见，都是坦诚相见，过后仍友好相处”。他认为“这与周扬同志办学的民主作风有关系”（《我们的好院长》）。晚至1942年4月，距历史性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仅仅一个月，周扬于鲁艺四周年之际，仍然申明他的教育方针：鲁艺的使命，是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材——“有某种技术专长及具有历史知识与艺术理论修养的人材”；教育精神为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院内自由讲学，并进行各种实际艺术活动”。（《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
周扬没有觉出他的办学方向有“错误”。这就是毛泽东批评的“关门提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讲话》重点之一。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这句话主要就是针对鲁艺和周扬。
周扬正式踏上革命文艺道路以来，已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快要结束时，由于没有处理好同鲁迅的关系，使他的经历蒙上阴影。在延安，他起初沉寂，然后重振旗鼓，但正在有起色的时候，又被告知犯了错误——虽不是非常严重，可他显然没有机会再犯错误了。《讲话》后，每个延安文艺工作者都发生着转变，而周扬的转变，最彻底，也最成功。
2007年06月16日 13:46人民网
周扬 生于1908年，湖南益阳人。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文学月报》主编。1936年发生“两个口号”的论争。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1946年─1949年，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文革”中受批判并被监禁。粉碎“四人帮”后复出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1989年去世。
主要著述
左联时代以及延安时代之初，着重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美学的论述，写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关于国防文学》、《文学与生活漫谈》等，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1979年更名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1959年与郭沫若共同主编出版大跃进民歌集《红旗歌谣》。《周扬文集》共5卷，自1984年历10年至1994年出齐。
周扬的一生，是一首变奏曲。其实一共有四个周扬，即：左联的周扬、延安的周扬、“十七年”的周扬以及“文革”后的周扬。每个时期的周扬，都不大一样，甚至很不相同。
很多人并不清楚存在这样的区分。他们脑海里的周扬形象，是相对固定的。实际与此相去甚远。“文革”后，很多人对于周扬似乎变了一个人惊讶不已，那是对他一生缺乏了解的缘故。
上海风华
把有关周扬的各种观感放在一起，分别排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时期与周扬认识或相熟络的人，对周的描述颇相径庭。“我有一个印象，他很客气，但有官气。极力想表现得轻松一些，开开玩笑，但总觉得不自然。”这是张光年嘴中1948年前后的周扬。于光远在《几番风雨忆周扬》里，谈到50年代中期在中宣部一些会议上所“亲见”的周扬———他连续使用如下数词来形容：“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至于王蒙、唐达成等文坛后辈，周扬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目光如电”、“严肃精明”，是恩威如山、气势凛然，直至“厉害”、“寒光闪闪”、“锋芒逼人”、“地动山摇”。
曾经还有一个周扬。1991年，前“剧联”负责人赵铭彝接受李辉采访，就30年代初的周扬做了一番描绘：“他那时候被称为ModernBoy。他在日本呆过，很开朗，不像我们那样拘谨。”摩登男孩？难道这跟后来让青年王蒙“汗流浃背，诚惶诚恐”，觉得“他的每一个字包括语气词和咳嗽都显得那样权威”的“周扬同志”是同一个人么？赵铭彝的讲述，为夏衍所证实：“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他把这样的意思强调了好几遍，甚至有点击节似地说：“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
随后留在当年同志的记忆里的，是上海党组织连遭重创、完全失去和党联系的情势之下，不屈不挠、出生入死、顽强支撑的周扬。1934、1935两年，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及其继任者盛忠亮先后被捕和叛变，导致巨大损失，包括阳翰笙、田汉在内多人被捕，左翼文化领导机构“文委”幸存者只剩下周扬、夏衍、钱亦石三人。不久，夏衍离沪避险，钱亦石也因故停止活动，唯有周扬自己独撑局面。不夸张地说，1934、1935年中国红色文艺未被白色恐怖摧毁，多赖周扬。1936年4月陕北终于来人（起初尚不知道来者即冯雪峰）时，他交出的是一份“文委”系统多达一百多人的更加壮大了的党员名单。实际上，周扬的重要贡献不仅仅是维系并扩大了左翼文化界党的队伍，还包括在失去和党的联系的情况下，重整旗鼓，使一度涣散的“文委”及所属各联得以恢复。1935年10月，周扬与结束避险、返回上海的夏衍等人会面讨论，“一致同意重建‘文委’”，“由于当时不能和中央取得联系，所以决定新的‘文委’是临时性的组织，等江苏省委重建或和中央取得联系后，请求追认或改组。”（夏衍：《懒寻旧梦录》）由于周扬一段时间以来的卓越工作，他在这次组织重建中被同志们一致推选为“文委”书记。彼时，他奋勇上前攥在手心的，不是“权力”，是危险的责任与使命。最终来看，他也称得上“不辱使命”。周扬为保存左翼文艺的重大贡献，直到现在，文学史教材和大学讲堂上，讲得都不多。
1937年9月，由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安排，周扬夫妇赴延安。也正从这一刻，周扬进入另一种角色。李辉所用“仕途上摇荡的秋千”的比喻，渐渐可以成立了。
在延安
初至延安，周扬并不引人注目，甚或有些寂寂然——他被安排的位置是边区教育厅长，跟文艺无关，而且这是一个闲职。“抗大、鲁艺、陕公、女大……这些干部学校大家都很重视，但这些学校都不归教育厅管。边区普通中学没有几个，小学也不发达，周扬这个教育厅长的本职工作不会多。”（于光远：《周扬和我》）
周扬在这位置上闲呆了两年多，工作内容近乎于扫盲。其间，延安文艺事业已如火如荼开展，但却难见作为30年代左翼文艺的主要领导人周扬的身影。“边区文协”1937年11月14日成立时，出任主任的是与他结伴同来延安的哲学家艾思奇，副主任柯仲平；然后，吴玉章任主任，副主任有艾思奇、柯仲平、丁玲，仍然没有周扬。直到第二年，“边区文协”分支机构“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成立时，我们才在执委会名单中看见周扬这个名字。我们虽不能据此说周扬受到冷落，但他在延安一度与文艺界相疏离却是事实。
他重新回来，是1940年出任鲁艺副院长（院长吴玉章。之前，1939年2月，《文艺战线》创刊，周扬任主编，是他重返文艺的一个迹象）。这是对他与文艺的关系的重新承认。
先前，鲁艺只是一个干部学校，经他之手，两年之内鲁艺脱离培训色彩，俨然是一所造就专门人材的艺术院校了。华君武说：“周扬同志来后，我的印象是在艺术教学和实践上明显加强。”（《回忆周扬几件事》），这种加强，就是正规化，是“大、洋、古”。文学系教学，突出俄苏经典文学，讲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戏剧系的教学实践一直以排演大戏、洋戏为主；音乐系推出大型、近代化、学院式创作《黄河大合唱》；美术系强调素描、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尽管是穿了衣服的）；鲁艺的图书馆，则是延安最齐全最专业的，中外名著藏书渐积至“四五万册”之多。
鲁艺学生程远回忆，鲁艺内的“学术空气”曾经是很浓的。“大家有不同意见，都是坦诚相见，过后仍友好相处”。他认为“这与周扬同志办学的民主作风有关系”（《我们的好院长》）。晚至1942年4月，距历史性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仅仅一个月，周扬于鲁艺四周年之际，仍然申明他的教育方针：鲁艺的使命，是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材——“有某种技术专长及具有历史知识与艺术理论修养的人材”；教育精神为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院内自由讲学，并进行各种实际艺术活动”。（《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
周扬没有觉出他的办学方向有“错误”。这就是毛泽东批评的“关门提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讲话》重点之一。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这句话主要就是针对鲁艺和周扬。
周扬正式踏上革命文艺道路以来，已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快要结束时，由于没有处理好同鲁迅的关系，使他的经历蒙上阴影。在延安，他起初沉寂，然后重振旗鼓，但正在有起色的时候，又被告知犯了错误——虽不是非常严重，可他显然没有机会再犯错误了。《讲话》后，每个延安文艺工作者都发生着转变，而周扬的转变，最彻底，也最成功。
中华读书报）作者： 李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