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唐英年：香港这10年是台湾可借鉴模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8:58:57
2007年06月14日08:18 来源：广州日报
在香港回归的10年，现任财政司司长唐英年画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3年刚经历连串打击的香港经济跌至谷底，时任工商科技局局长的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走上“财爷”位置。可就从那时起，一切都奇迹般地扭转过来。有人说他运气好，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笑着承认的确需要有点运气，但其实自己上任前私下已经做好评估，“香港的转机就在眼前”。
唐英年，这位终日有招牌笑容的财政司司长，如今任期已不足20天。但民间的种种呼声却显示，他将接受更重要更引人注目的任命。对于猜测，他依然一笑置之。回顾10年他的最大感触是：“事实证明，我们中国人做得比外国人好！”
关于回归：
香港这10年是台湾借鉴模型
接受记者专访之前，唐英年刚接受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他带着依然兴奋的语气，一坐下来就主动对记者说起自己对回归的评价。
记者：回归对于香港来说成功吗？
唐英年：我刚对国外的记者说，回归绝对是毫无保留的成功。不论是中央政府、中国13亿同胞和700万香港市民，都认为回归是完全成功的。回归不光是“一国两制”方针、“港人治港”原则在香港的成功实践，而且对于祖国和平统一也能起到正面作用，对于台湾人民来说，也可以有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型。
记者：回归十年来，您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唐英年：毫无疑问是SARS，我会想到连续5年的通货紧缩。读书时都读过如何处理高通胀，但没有人读过如何处理高通缩。我从来没试过在香港走进一家商场时只看到三四个顾客，开车到中环上班，居然畅通无阻，一点也不塞车。经历过经济不景气下的不塞车，还是如今的塞车令人开心。那真是记忆深刻啊。经济不好，别的什么都不要提。
记者：那跟我们分享一下这10年里，您最开心的瞬间吧。
唐英年：(笑)应该是上一次宣读今年的财政报告的时候。香港经历了艰难的时期，那时任务很艰巨。这次，我们不仅转亏为盈，经济全面复苏，增加了30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是5年中最低，而且还可以藏富于民，拿出200亿来对个人进行税务减免。
记者：最难熬的呢？
唐英年：SARS时期做第一份财政预算案。2003年8月，我刚当上财务司司长，人生第一次要做财政预算，以前根本没做过。那时香港经济还未复苏，我必须把情况跟市民沟通好，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不能派福利、为什么不能减税。但那个时候，我坚持教育开支不能减。对于香港来说，唯一的天然资源就是人才。
关于香港：
回归不仅仅是一天的回归
唐英年在很多公开场合都表达过自己对香港的深厚感情，无论是他当年从国外慨然回港为父效力，还是时常向自己的子女灌输爱港思想。在这位性格乐观的“财爷”眼里，那场让人心悸的亚洲金融危机，恰恰也是促使香港转型的时机。
记者：10年来，香港也在发生变化，对于香港经济的转型，你怎样评价？
唐英年：回归十年，感慨很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带来冲击，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活在当中是很辛苦的。但危机就是转机，可以说，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香港转型。
记者：与内地的合作，在近年香港的转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唐英年：其实，香港并不是从1997年开始转型，而始终都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中。当年在内地做生意，我投资内地，亲眼看见内地的发展。后来我进入政府，参与CEPA谈判。在过去十年中，香港人深深感受到中央和13亿同胞对香港的关怀。这种感受，你走在街上是体会不到的，要在香港住时间长了，就会加深对内地的感情。回归，不仅仅是一天的回归。
记者：展望下一个10年，您觉得香港会面临什么挑战？
唐英年：内地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是机遇，也是挑战。香港处在经济转型时期，但有一些人之前的知识储备可能不能帮助他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这些人是被知识经济遗留下来的，我们要更多地给予援助，不断地优化，能够让他们在富裕的社会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记者：您之前表示过，有一定的隐忧？
唐英年：香港人口不断老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一层隐忧。贫富差距问题确实存在，现在很多港人的生活未能回复至1997年前的水平，扶贫委员会将在本月内向政府提交报告，提出改善贫穷问题的建议。我相信扶贫工作不能停。
记者：我们看到您总是笑口常开，很多人都说您身上体现了香港的城市精神，您自己认为呢？
唐英年：(低头沉思)我认为香港精神，应该是迎难而上、永不言败。
关于粤港：
香港广州都是球队前锋
关于香港和其他城市的关系，唐英年曾经作过一个精妙的比喻，“9+2”11个省区就像一支足球队。
当记者追问他队长是谁的时候，他却说一个球队可以有5个前锋，不管是广州、上海还是香港，都可能是这支球队的前锋。
记者：现在，内地城市也发展得很快。香港会以什么态度来面对？
唐英年：(笑)香港和上海就像一个球队的前锋，广州也是前锋，一个球队可以有5个前锋嘛。大家能合作得好，可以达到多赢。没错，广州、上海都和香港在某些领域有竞争，如果这种竞争是良性的，以球队整体利益为目标，那么大家都可以找到互补的地方，互相合作。
其实泛珠三角“9＋2”区域中的十一个省区就好比一支足球队，每一个省区就好比是一名队员。我希望这十一个球队队员，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但是在这个竞争当中我希望每一个队员心里都认为自己是队长。
记者：广东和香港的关系会不会特殊一些？
唐英年：广东和香港在地缘上接近，语言相通，两个地方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现在，香港在内地最大的投资仍然在广东。一方面，双方可以互补发展，一方面，双方有竞争，是良性竞争。竞争对于我们都有好处，可以促进双方不断地精益求精。
记者：内地股市飞涨，许多内地企业都准备来香港上市，您有什么看法？
唐英年：其实我常问我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是什么角色？我的回答是，政府要提供一个开放、公平、稳定、与国际接轨的平台。比如，现在上海的资产价格涨得快，但是并没有说涨得很高，因为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还有上涨的空间。在股市里，有人觉得股价低了，可以买进，有的人可能觉得还会再低而抛售。所谓高低，或者买进、或者卖出，企业或者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判断，要认识到可能遭受的风险，要评估，然后才能做出决定。而政府，只要建立一个公平、透明、有序的市场环境就可以了。
关于人生：
回归10年是意义最大的10年
从1991年担任立法局议员开始，唐英年的人生角色就不断转变。从商人、议员再到官员，他一路走来得心应手一帆风顺。但他承认，回归这10年，是在他人生中意义最大的10年。
记者：2003年您临危任命，勇气来自哪里？
唐英年：其实2003年1月、2月时，香港经济已慢慢复苏。SARS其实本质是一场意外，虽然使香港经济跌到谷底，但对经济基本因素没有影响。我相信香港人不会这么没用，一定可以把机遇化成动力。(笑)其实我私下做了评估，所以我有勇气做上任的决定。
记者：有传闻说，您将担任一个更重要的职务，比如政务司司长。或者我们问您是否还愿意服务5年任期？
唐英年：(嘻嘻)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我只知道自己财政司司长余下的任期不足20天了，我会继续做好。我也不能评论将来要做什么工作，那要等到6月30日任命。在过去的时间里，我能够参与为人民服务是非常荣幸的，我也一定做到最好。
记者：回归十年，对你自己的人生来说，有什么意义？
唐英年：回归十年，对我个人来说有重大意义。有机会见证一国两制的落实，是我的荣幸，没有一个外国人敢来说，我们做得不好。这十年来的香港经济发展，我们有数字为证。事实证明，中国人做得比外国人好。
嗜红酒“财爷”是个住家好男人
作为香港的“财爷"，唐英年是一位在媒体中形象很特别的高官，与他在政坛上的能力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永远保养得当的儒雅亲和之气。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位叱咤政坛的“财爷”在生活中恰恰是一位狂嗜红酒的“住家好男人”。
在国外珍藏红酒数以万支计
唐英年祖籍江苏无锡，祖业纺织，祖父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24岁时，在密歇根大学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的他又获得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硕士学位。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之际受到父亲的传召，回到香港加入父亲创办的半岛针织，闻名商界。
1991年，唐英年被港英政府委任为香港立法局议员，步入政坛。1997年，他又担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在唐英年的从商、从政生涯中，最为人乐道的，莫过于2003年接替梁锦松出任财政司司长。
见过唐英年的人，都会说他脾气好，没架子，不官僚。媒体会叫他“唐唐”，说他总是笑容满面，西装革履，保养得当，透出儒雅、平和之气。他还会主动与其他人打招呼，并习惯“只唤名字不唤姓”。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曾经的企业家、现任的政治家来说，无疑很独特而重要。然而，唐英年也不总是开心的，他担心失业率、财政赤字、贫富差距、老龄化、香港定位等一系列关系港人民生的大问题。
回首十年，唐英年最开心的时候是在他宣读上一份财政预算时，当时财政赤字已消；最悲惨的记忆莫过于SARS期间，看到商店里人影稀疏；最浪漫的时候，是和妻子、4个孩子一起欢度家庭生活，他非常疼爱孩子，对太太也呵护备至，因此有“住家好男人”的美名；最享受的时候，则是品酌自己挚爱的红酒，将通缩、赤字、贫富差距暂时抛诸脑后——香港媒体报道说，他仅在外国珍藏的红酒就数以万支计，市值在100万港元以上。据说他每年都亲自飞到欧洲四处搜罗红酒，还持有私人贸易酒牌，可直接从法国进口红酒。
香港“富豪”第二代中的佼佼者
唐英年在香港被认为是“富豪”第二代中的佼佼者。因为他经商是个成功的企业家，而回归10年在香港的问责高官中，既做过立法会议员又是在任官员的惟有他一个。做商人成功，做“财爷”也成功，难怪有人说，他是“好运气赶上好时机”。
近年来，唐英年是民间公认的特首人选之一。他曾表示，一个行政长官要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第一是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第二是对香港要有承担与抱负；第三要得到多数人认同；第四，是要有办事能力；最后一点，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社会，作为特首要有一定的包容。
个人简历
唐英年，香港特区政府现任财政司司长。1952年9月在香港出生，197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学业，返回香港在父亲唐翔千开办的半岛针织厂工作，1991年任香港立法局委任议员，1995年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1997年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2003年7月16日接替梁锦松出任财政司司长至今。
唐英年印象
香港特区政府总部，记者坐在财政司司长的办公室外等待唐英年。他匆匆走过，送一拨访客出门，却迅速把眼神扭过来，向一旁等待的记者展露一个微笑；几秒钟后他走回来，又是一个微笑。
1个小时的专访，招牌“莲子蓉”笑容是这位“财爷”给我们留下最多的表情。因为时间紧迫，即使偶尔在叙述时被我们因急于发问而冒失打断，他都是先递过来一个笑容，然后侧头倾听，耐性和脾气好得实在罕见。
也难怪他笑口常开。商人、议员、官员，还有儿子、丈夫、父亲，这些年来他的人生际遇顺风顺水，每一个角色都游刃有余。有人直说是他的运气，跟他接触过后，我却觉得未必全是运气。
我们让他总结香港的城市精神，他沉吟半刻后说是“迎难而上，永不言败”——我想，这才是那个永恒微笑背后的动力支柱，只是他善于把内心压力化为平和笑容，善于把惊涛骇浪化作云淡风轻。
只有面对这个问题时，他脸上会现出些无奈来。我却可以确定，即使再追问上百次，他也会是那个滴水不漏的答案，一如他始终从容得体的整个人生。2007年06月14日08:18 来源：广州日报
在香港回归的10年，现任财政司司长唐英年画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3年刚经历连串打击的香港经济跌至谷底，时任工商科技局局长的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走上“财爷”位置。可就从那时起，一切都奇迹般地扭转过来。有人说他运气好，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笑着承认的确需要有点运气，但其实自己上任前私下已经做好评估，“香港的转机就在眼前”。
唐英年，这位终日有招牌笑容的财政司司长，如今任期已不足20天。但民间的种种呼声却显示，他将接受更重要更引人注目的任命。对于猜测，他依然一笑置之。回顾10年他的最大感触是：“事实证明，我们中国人做得比外国人好！”
关于回归：
香港这10年是台湾借鉴模型
接受记者专访之前，唐英年刚接受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他带着依然兴奋的语气，一坐下来就主动对记者说起自己对回归的评价。
记者：回归对于香港来说成功吗？
唐英年：我刚对国外的记者说，回归绝对是毫无保留的成功。不论是中央政府、中国13亿同胞和700万香港市民，都认为回归是完全成功的。回归不光是“一国两制”方针、“港人治港”原则在香港的成功实践，而且对于祖国和平统一也能起到正面作用，对于台湾人民来说，也可以有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型。
记者：回归十年来，您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唐英年：毫无疑问是SARS，我会想到连续5年的通货紧缩。读书时都读过如何处理高通胀，但没有人读过如何处理高通缩。我从来没试过在香港走进一家商场时只看到三四个顾客，开车到中环上班，居然畅通无阻，一点也不塞车。经历过经济不景气下的不塞车，还是如今的塞车令人开心。那真是记忆深刻啊。经济不好，别的什么都不要提。
记者：那跟我们分享一下这10年里，您最开心的瞬间吧。
唐英年：(笑)应该是上一次宣读今年的财政报告的时候。香港经历了艰难的时期，那时任务很艰巨。这次，我们不仅转亏为盈，经济全面复苏，增加了30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是5年中最低，而且还可以藏富于民，拿出200亿来对个人进行税务减免。
记者：最难熬的呢？
唐英年：SARS时期做第一份财政预算案。2003年8月，我刚当上财务司司长，人生第一次要做财政预算，以前根本没做过。那时香港经济还未复苏，我必须把情况跟市民沟通好，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不能派福利、为什么不能减税。但那个时候，我坚持教育开支不能减。对于香港来说，唯一的天然资源就是人才。
关于香港：
回归不仅仅是一天的回归
唐英年在很多公开场合都表达过自己对香港的深厚感情，无论是他当年从国外慨然回港为父效力，还是时常向自己的子女灌输爱港思想。在这位性格乐观的“财爷”眼里，那场让人心悸的亚洲金融危机，恰恰也是促使香港转型的时机。
记者：10年来，香港也在发生变化，对于香港经济的转型，你怎样评价？
唐英年：回归十年，感慨很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带来冲击，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活在当中是很辛苦的。但危机就是转机，可以说，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香港转型。
记者：与内地的合作，在近年香港的转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唐英年：其实，香港并不是从1997年开始转型，而始终都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中。当年在内地做生意，我投资内地，亲眼看见内地的发展。后来我进入政府，参与CEPA谈判。在过去十年中，香港人深深感受到中央和13亿同胞对香港的关怀。这种感受，你走在街上是体会不到的，要在香港住时间长了，就会加深对内地的感情。回归，不仅仅是一天的回归。
记者：展望下一个10年，您觉得香港会面临什么挑战？
唐英年：内地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是机遇，也是挑战。香港处在经济转型时期，但有一些人之前的知识储备可能不能帮助他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这些人是被知识经济遗留下来的，我们要更多地给予援助，不断地优化，能够让他们在富裕的社会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记者：您之前表示过，有一定的隐忧？
唐英年：香港人口不断老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一层隐忧。贫富差距问题确实存在，现在很多港人的生活未能回复至1997年前的水平，扶贫委员会将在本月内向政府提交报告，提出改善贫穷问题的建议。我相信扶贫工作不能停。
记者：我们看到您总是笑口常开，很多人都说您身上体现了香港的城市精神，您自己认为呢？
唐英年：(低头沉思)我认为香港精神，应该是迎难而上、永不言败。
关于粤港：
香港广州都是球队前锋
关于香港和其他城市的关系，唐英年曾经作过一个精妙的比喻，“9+2”11个省区就像一支足球队。
当记者追问他队长是谁的时候，他却说一个球队可以有5个前锋，不管是广州、上海还是香港，都可能是这支球队的前锋。
记者：现在，内地城市也发展得很快。香港会以什么态度来面对？
唐英年：(笑)香港和上海就像一个球队的前锋，广州也是前锋，一个球队可以有5个前锋嘛。大家能合作得好，可以达到多赢。没错，广州、上海都和香港在某些领域有竞争，如果这种竞争是良性的，以球队整体利益为目标，那么大家都可以找到互补的地方，互相合作。
其实泛珠三角“9＋2”区域中的十一个省区就好比一支足球队，每一个省区就好比是一名队员。我希望这十一个球队队员，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但是在这个竞争当中我希望每一个队员心里都认为自己是队长。
记者：广东和香港的关系会不会特殊一些？
唐英年：广东和香港在地缘上接近，语言相通，两个地方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现在，香港在内地最大的投资仍然在广东。一方面，双方可以互补发展，一方面，双方有竞争，是良性竞争。竞争对于我们都有好处，可以促进双方不断地精益求精。
记者：内地股市飞涨，许多内地企业都准备来香港上市，您有什么看法？
唐英年：其实我常问我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是什么角色？我的回答是，政府要提供一个开放、公平、稳定、与国际接轨的平台。比如，现在上海的资产价格涨得快，但是并没有说涨得很高，因为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还有上涨的空间。在股市里，有人觉得股价低了，可以买进，有的人可能觉得还会再低而抛售。所谓高低，或者买进、或者卖出，企业或者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判断，要认识到可能遭受的风险，要评估，然后才能做出决定。而政府，只要建立一个公平、透明、有序的市场环境就可以了。
关于人生：
回归10年是意义最大的10年
从1991年担任立法局议员开始，唐英年的人生角色就不断转变。从商人、议员再到官员，他一路走来得心应手一帆风顺。但他承认，回归这10年，是在他人生中意义最大的10年。
记者：2003年您临危任命，勇气来自哪里？
唐英年：其实2003年1月、2月时，香港经济已慢慢复苏。SARS其实本质是一场意外，虽然使香港经济跌到谷底，但对经济基本因素没有影响。我相信香港人不会这么没用，一定可以把机遇化成动力。(笑)其实我私下做了评估，所以我有勇气做上任的决定。
记者：有传闻说，您将担任一个更重要的职务，比如政务司司长。或者我们问您是否还愿意服务5年任期？
唐英年：(嘻嘻)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我只知道自己财政司司长余下的任期不足20天了，我会继续做好。我也不能评论将来要做什么工作，那要等到6月30日任命。在过去的时间里，我能够参与为人民服务是非常荣幸的，我也一定做到最好。
记者：回归十年，对你自己的人生来说，有什么意义？
唐英年：回归十年，对我个人来说有重大意义。有机会见证一国两制的落实，是我的荣幸，没有一个外国人敢来说，我们做得不好。这十年来的香港经济发展，我们有数字为证。事实证明，中国人做得比外国人好。
嗜红酒“财爷”是个住家好男人
作为香港的“财爷"，唐英年是一位在媒体中形象很特别的高官，与他在政坛上的能力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永远保养得当的儒雅亲和之气。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位叱咤政坛的“财爷”在生活中恰恰是一位狂嗜红酒的“住家好男人”。
在国外珍藏红酒数以万支计
唐英年祖籍江苏无锡，祖业纺织，祖父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24岁时，在密歇根大学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的他又获得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硕士学位。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之际受到父亲的传召，回到香港加入父亲创办的半岛针织，闻名商界。
1991年，唐英年被港英政府委任为香港立法局议员，步入政坛。1997年，他又担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在唐英年的从商、从政生涯中，最为人乐道的，莫过于2003年接替梁锦松出任财政司司长。
见过唐英年的人，都会说他脾气好，没架子，不官僚。媒体会叫他“唐唐”，说他总是笑容满面，西装革履，保养得当，透出儒雅、平和之气。他还会主动与其他人打招呼，并习惯“只唤名字不唤姓”。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曾经的企业家、现任的政治家来说，无疑很独特而重要。然而，唐英年也不总是开心的，他担心失业率、财政赤字、贫富差距、老龄化、香港定位等一系列关系港人民生的大问题。
回首十年，唐英年最开心的时候是在他宣读上一份财政预算时，当时财政赤字已消；最悲惨的记忆莫过于SARS期间，看到商店里人影稀疏；最浪漫的时候，是和妻子、4个孩子一起欢度家庭生活，他非常疼爱孩子，对太太也呵护备至，因此有“住家好男人”的美名；最享受的时候，则是品酌自己挚爱的红酒，将通缩、赤字、贫富差距暂时抛诸脑后——香港媒体报道说，他仅在外国珍藏的红酒就数以万支计，市值在100万港元以上。据说他每年都亲自飞到欧洲四处搜罗红酒，还持有私人贸易酒牌，可直接从法国进口红酒。
香港“富豪”第二代中的佼佼者
唐英年在香港被认为是“富豪”第二代中的佼佼者。因为他经商是个成功的企业家，而回归10年在香港的问责高官中，既做过立法会议员又是在任官员的惟有他一个。做商人成功，做“财爷”也成功，难怪有人说，他是“好运气赶上好时机”。
近年来，唐英年是民间公认的特首人选之一。他曾表示，一个行政长官要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第一是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第二是对香港要有承担与抱负；第三要得到多数人认同；第四，是要有办事能力；最后一点，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社会，作为特首要有一定的包容。
个人简历
唐英年，香港特区政府现任财政司司长。1952年9月在香港出生，197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学业，返回香港在父亲唐翔千开办的半岛针织厂工作，1991年任香港立法局委任议员，1995年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1997年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2003年7月16日接替梁锦松出任财政司司长至今。
唐英年印象
香港特区政府总部，记者坐在财政司司长的办公室外等待唐英年。他匆匆走过，送一拨访客出门，却迅速把眼神扭过来，向一旁等待的记者展露一个微笑；几秒钟后他走回来，又是一个微笑。
1个小时的专访，招牌“莲子蓉”笑容是这位“财爷”给我们留下最多的表情。因为时间紧迫，即使偶尔在叙述时被我们因急于发问而冒失打断，他都是先递过来一个笑容，然后侧头倾听，耐性和脾气好得实在罕见。
也难怪他笑口常开。商人、议员、官员，还有儿子、丈夫、父亲，这些年来他的人生际遇顺风顺水，每一个角色都游刃有余。有人直说是他的运气，跟他接触过后，我却觉得未必全是运气。
我们让他总结香港的城市精神，他沉吟半刻后说是“迎难而上，永不言败”——我想，这才是那个永恒微笑背后的动力支柱，只是他善于把内心压力化为平和笑容，善于把惊涛骇浪化作云淡风轻。
只有面对这个问题时，他脸上会现出些无奈来。我却可以确定，即使再追问上百次，他也会是那个滴水不漏的答案，一如他始终从容得体的整个人生。
在香港回归的10年，现任财政司司长唐英年画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3年刚经历连串打击的香港经济跌至谷底，时任工商科技局局长的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走上“财爷”位置。可就从那时起，一切都奇迹般地扭转过来。有人说他运气好，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笑着承认的确需要有点运气，但其实自己上任前私下已经做好评估，“香港的转机就在眼前”。
唐英年，这位终日有招牌笑容的财政司司长，如今任期已不足20天。但民间的种种呼声却显示，他将接受更重要更引人注目的任命。对于猜测，他依然一笑置之。回顾10年他的最大感触是：“事实证明，我们中国人做得比外国人好！”
关于回归：
香港这10年是台湾借鉴模型
接受记者专访之前，唐英年刚接受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他带着依然兴奋的语气，一坐下来就主动对记者说起自己对回归的评价。
记者：回归对于香港来说成功吗？
唐英年：我刚对国外的记者说，回归绝对是毫无保留的成功。不论是中央政府、中国13亿同胞和700万香港市民，都认为回归是完全成功的。回归不光是“一国两制”方针、“港人治港”原则在香港的成功实践，而且对于祖国和平统一也能起到正面作用，对于台湾人民来说，也可以有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型。
记者：回归十年来，您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唐英年：毫无疑问是SARS，我会想到连续5年的通货紧缩。读书时都读过如何处理高通胀，但没有人读过如何处理高通缩。我从来没试过在香港走进一家商场时只看到三四个顾客，开车到中环上班，居然畅通无阻，一点也不塞车。经历过经济不景气下的不塞车，还是如今的塞车令人开心。那真是记忆深刻啊。经济不好，别的什么都不要提。
记者：那跟我们分享一下这10年里，您最开心的瞬间吧。
唐英年：(笑)应该是上一次宣读今年的财政报告的时候。香港经历了艰难的时期，那时任务很艰巨。这次，我们不仅转亏为盈，经济全面复苏，增加了30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是5年中最低，而且还可以藏富于民，拿出200亿来对个人进行税务减免。
记者：最难熬的呢？
唐英年：SARS时期做第一份财政预算案。2003年8月，我刚当上财务司司长，人生第一次要做财政预算，以前根本没做过。那时香港经济还未复苏，我必须把情况跟市民沟通好，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不能派福利、为什么不能减税。但那个时候，我坚持教育开支不能减。对于香港来说，唯一的天然资源就是人才。
关于香港：
回归不仅仅是一天的回归
唐英年在很多公开场合都表达过自己对香港的深厚感情，无论是他当年从国外慨然回港为父效力，还是时常向自己的子女灌输爱港思想。在这位性格乐观的“财爷”眼里，那场让人心悸的亚洲金融危机，恰恰也是促使香港转型的时机。
记者：10年来，香港也在发生变化，对于香港经济的转型，你怎样评价？
唐英年：回归十年，感慨很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带来冲击，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活在当中是很辛苦的。但危机就是转机，可以说，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香港转型。
记者：与内地的合作，在近年香港的转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唐英年：其实，香港并不是从1997年开始转型，而始终都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中。当年在内地做生意，我投资内地，亲眼看见内地的发展。后来我进入政府，参与CEPA谈判。在过去十年中，香港人深深感受到中央和13亿同胞对香港的关怀。这种感受，你走在街上是体会不到的，要在香港住时间长了，就会加深对内地的感情。回归，不仅仅是一天的回归。
记者：展望下一个10年，您觉得香港会面临什么挑战？
唐英年：内地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是机遇，也是挑战。香港处在经济转型时期，但有一些人之前的知识储备可能不能帮助他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这些人是被知识经济遗留下来的，我们要更多地给予援助，不断地优化，能够让他们在富裕的社会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记者：您之前表示过，有一定的隐忧？
唐英年：香港人口不断老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一层隐忧。贫富差距问题确实存在，现在很多港人的生活未能回复至1997年前的水平，扶贫委员会将在本月内向政府提交报告，提出改善贫穷问题的建议。我相信扶贫工作不能停。
记者：我们看到您总是笑口常开，很多人都说您身上体现了香港的城市精神，您自己认为呢？
唐英年：(低头沉思)我认为香港精神，应该是迎难而上、永不言败。
关于粤港：
香港广州都是球队前锋
关于香港和其他城市的关系，唐英年曾经作过一个精妙的比喻，“9+2”11个省区就像一支足球队。
当记者追问他队长是谁的时候，他却说一个球队可以有5个前锋，不管是广州、上海还是香港，都可能是这支球队的前锋。
记者：现在，内地城市也发展得很快。香港会以什么态度来面对？
唐英年：(笑)香港和上海就像一个球队的前锋，广州也是前锋，一个球队可以有5个前锋嘛。大家能合作得好，可以达到多赢。没错，广州、上海都和香港在某些领域有竞争，如果这种竞争是良性的，以球队整体利益为目标，那么大家都可以找到互补的地方，互相合作。
其实泛珠三角“9＋2”区域中的十一个省区就好比一支足球队，每一个省区就好比是一名队员。我希望这十一个球队队员，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但是在这个竞争当中我希望每一个队员心里都认为自己是队长。
记者：广东和香港的关系会不会特殊一些？
唐英年：广东和香港在地缘上接近，语言相通，两个地方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现在，香港在内地最大的投资仍然在广东。一方面，双方可以互补发展，一方面，双方有竞争，是良性竞争。竞争对于我们都有好处，可以促进双方不断地精益求精。
记者：内地股市飞涨，许多内地企业都准备来香港上市，您有什么看法？
唐英年：其实我常问我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是什么角色？我的回答是，政府要提供一个开放、公平、稳定、与国际接轨的平台。比如，现在上海的资产价格涨得快，但是并没有说涨得很高，因为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还有上涨的空间。在股市里，有人觉得股价低了，可以买进，有的人可能觉得还会再低而抛售。所谓高低，或者买进、或者卖出，企业或者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判断，要认识到可能遭受的风险，要评估，然后才能做出决定。而政府，只要建立一个公平、透明、有序的市场环境就可以了。
关于人生：
回归10年是意义最大的10年
从1991年担任立法局议员开始，唐英年的人生角色就不断转变。从商人、议员再到官员，他一路走来得心应手一帆风顺。但他承认，回归这10年，是在他人生中意义最大的10年。
记者：2003年您临危任命，勇气来自哪里？
唐英年：其实2003年1月、2月时，香港经济已慢慢复苏。SARS其实本质是一场意外，虽然使香港经济跌到谷底，但对经济基本因素没有影响。我相信香港人不会这么没用，一定可以把机遇化成动力。(笑)其实我私下做了评估，所以我有勇气做上任的决定。
记者：有传闻说，您将担任一个更重要的职务，比如政务司司长。或者我们问您是否还愿意服务5年任期？
唐英年：(嘻嘻)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我只知道自己财政司司长余下的任期不足20天了，我会继续做好。我也不能评论将来要做什么工作，那要等到6月30日任命。在过去的时间里，我能够参与为人民服务是非常荣幸的，我也一定做到最好。
记者：回归十年，对你自己的人生来说，有什么意义？
唐英年：回归十年，对我个人来说有重大意义。有机会见证一国两制的落实，是我的荣幸，没有一个外国人敢来说，我们做得不好。这十年来的香港经济发展，我们有数字为证。事实证明，中国人做得比外国人好。
嗜红酒“财爷”是个住家好男人
作为香港的“财爷"，唐英年是一位在媒体中形象很特别的高官，与他在政坛上的能力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永远保养得当的儒雅亲和之气。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位叱咤政坛的“财爷”在生活中恰恰是一位狂嗜红酒的“住家好男人”。
在国外珍藏红酒数以万支计
唐英年祖籍江苏无锡，祖业纺织，祖父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24岁时，在密歇根大学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的他又获得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硕士学位。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之际受到父亲的传召，回到香港加入父亲创办的半岛针织，闻名商界。
1991年，唐英年被港英政府委任为香港立法局议员，步入政坛。1997年，他又担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在唐英年的从商、从政生涯中，最为人乐道的，莫过于2003年接替梁锦松出任财政司司长。
见过唐英年的人，都会说他脾气好，没架子，不官僚。媒体会叫他“唐唐”，说他总是笑容满面，西装革履，保养得当，透出儒雅、平和之气。他还会主动与其他人打招呼，并习惯“只唤名字不唤姓”。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曾经的企业家、现任的政治家来说，无疑很独特而重要。然而，唐英年也不总是开心的，他担心失业率、财政赤字、贫富差距、老龄化、香港定位等一系列关系港人民生的大问题。
回首十年，唐英年最开心的时候是在他宣读上一份财政预算时，当时财政赤字已消；最悲惨的记忆莫过于SARS期间，看到商店里人影稀疏；最浪漫的时候，是和妻子、4个孩子一起欢度家庭生活，他非常疼爱孩子，对太太也呵护备至，因此有“住家好男人”的美名；最享受的时候，则是品酌自己挚爱的红酒，将通缩、赤字、贫富差距暂时抛诸脑后——香港媒体报道说，他仅在外国珍藏的红酒就数以万支计，市值在100万港元以上。据说他每年都亲自飞到欧洲四处搜罗红酒，还持有私人贸易酒牌，可直接从法国进口红酒。
香港“富豪”第二代中的佼佼者
唐英年在香港被认为是“富豪”第二代中的佼佼者。因为他经商是个成功的企业家，而回归10年在香港的问责高官中，既做过立法会议员又是在任官员的惟有他一个。做商人成功，做“财爷”也成功，难怪有人说，他是“好运气赶上好时机”。
近年来，唐英年是民间公认的特首人选之一。他曾表示，一个行政长官要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第一是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第二是对香港要有承担与抱负；第三要得到多数人认同；第四，是要有办事能力；最后一点，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社会，作为特首要有一定的包容。
个人简历
唐英年，香港特区政府现任财政司司长。1952年9月在香港出生，197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学业，返回香港在父亲唐翔千开办的半岛针织厂工作，1991年任香港立法局委任议员，1995年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1997年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2003年7月16日接替梁锦松出任财政司司长至今。
唐英年印象
香港特区政府总部，记者坐在财政司司长的办公室外等待唐英年。他匆匆走过，送一拨访客出门，却迅速把眼神扭过来，向一旁等待的记者展露一个微笑；几秒钟后他走回来，又是一个微笑。
1个小时的专访，招牌“莲子蓉”笑容是这位“财爷”给我们留下最多的表情。因为时间紧迫，即使偶尔在叙述时被我们因急于发问而冒失打断，他都是先递过来一个笑容，然后侧头倾听，耐性和脾气好得实在罕见。
也难怪他笑口常开。商人、议员、官员，还有儿子、丈夫、父亲，这些年来他的人生际遇顺风顺水，每一个角色都游刃有余。有人直说是他的运气，跟他接触过后，我却觉得未必全是运气。
我们让他总结香港的城市精神，他沉吟半刻后说是“迎难而上，永不言败”——我想，这才是那个永恒微笑背后的动力支柱，只是他善于把内心压力化为平和笑容，善于把惊涛骇浪化作云淡风轻。
只有面对这个问题时，他脸上会现出些无奈来。我却可以确定，即使再追问上百次，他也会是那个滴水不漏的答案，一如他始终从容得体的整个人生。2007年06月14日08:18 来源：广州日报
在香港回归的10年，现任财政司司长唐英年画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3年刚经历连串打击的香港经济跌至谷底，时任工商科技局局长的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走上“财爷”位置。可就从那时起，一切都奇迹般地扭转过来。有人说他运气好，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笑着承认的确需要有点运气，但其实自己上任前私下已经做好评估，“香港的转机就在眼前”。
唐英年，这位终日有招牌笑容的财政司司长，如今任期已不足20天。但民间的种种呼声却显示，他将接受更重要更引人注目的任命。对于猜测，他依然一笑置之。回顾10年他的最大感触是：“事实证明，我们中国人做得比外国人好！”
关于回归：
香港这10年是台湾借鉴模型
接受记者专访之前，唐英年刚接受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他带着依然兴奋的语气，一坐下来就主动对记者说起自己对回归的评价。
记者：回归对于香港来说成功吗？
唐英年：我刚对国外的记者说，回归绝对是毫无保留的成功。不论是中央政府、中国13亿同胞和700万香港市民，都认为回归是完全成功的。回归不光是“一国两制”方针、“港人治港”原则在香港的成功实践，而且对于祖国和平统一也能起到正面作用，对于台湾人民来说，也可以有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型。
记者：回归十年来，您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唐英年：毫无疑问是SARS，我会想到连续5年的通货紧缩。读书时都读过如何处理高通胀，但没有人读过如何处理高通缩。我从来没试过在香港走进一家商场时只看到三四个顾客，开车到中环上班，居然畅通无阻，一点也不塞车。经历过经济不景气下的不塞车，还是如今的塞车令人开心。那真是记忆深刻啊。经济不好，别的什么都不要提。
记者：那跟我们分享一下这10年里，您最开心的瞬间吧。
唐英年：(笑)应该是上一次宣读今年的财政报告的时候。香港经历了艰难的时期，那时任务很艰巨。这次，我们不仅转亏为盈，经济全面复苏，增加了30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是5年中最低，而且还可以藏富于民，拿出200亿来对个人进行税务减免。
记者：最难熬的呢？
唐英年：SARS时期做第一份财政预算案。2003年8月，我刚当上财务司司长，人生第一次要做财政预算，以前根本没做过。那时香港经济还未复苏，我必须把情况跟市民沟通好，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不能派福利、为什么不能减税。但那个时候，我坚持教育开支不能减。对于香港来说，唯一的天然资源就是人才。
关于香港：
回归不仅仅是一天的回归
唐英年在很多公开场合都表达过自己对香港的深厚感情，无论是他当年从国外慨然回港为父效力，还是时常向自己的子女灌输爱港思想。在这位性格乐观的“财爷”眼里，那场让人心悸的亚洲金融危机，恰恰也是促使香港转型的时机。
记者：10年来，香港也在发生变化，对于香港经济的转型，你怎样评价？
唐英年：回归十年，感慨很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带来冲击，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活在当中是很辛苦的。但危机就是转机，可以说，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香港转型。
记者：与内地的合作，在近年香港的转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唐英年：其实，香港并不是从1997年开始转型，而始终都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中。当年在内地做生意，我投资内地，亲眼看见内地的发展。后来我进入政府，参与CEPA谈判。在过去十年中，香港人深深感受到中央和13亿同胞对香港的关怀。这种感受，你走在街上是体会不到的，要在香港住时间长了，就会加深对内地的感情。回归，不仅仅是一天的回归。
记者：展望下一个10年，您觉得香港会面临什么挑战？
唐英年：内地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是机遇，也是挑战。香港处在经济转型时期，但有一些人之前的知识储备可能不能帮助他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这些人是被知识经济遗留下来的，我们要更多地给予援助，不断地优化，能够让他们在富裕的社会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记者：您之前表示过，有一定的隐忧？
唐英年：香港人口不断老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一层隐忧。贫富差距问题确实存在，现在很多港人的生活未能回复至1997年前的水平，扶贫委员会将在本月内向政府提交报告，提出改善贫穷问题的建议。我相信扶贫工作不能停。
记者：我们看到您总是笑口常开，很多人都说您身上体现了香港的城市精神，您自己认为呢？
唐英年：(低头沉思)我认为香港精神，应该是迎难而上、永不言败。
关于粤港：
香港广州都是球队前锋
关于香港和其他城市的关系，唐英年曾经作过一个精妙的比喻，“9+2”11个省区就像一支足球队。
当记者追问他队长是谁的时候，他却说一个球队可以有5个前锋，不管是广州、上海还是香港，都可能是这支球队的前锋。
记者：现在，内地城市也发展得很快。香港会以什么态度来面对？
唐英年：(笑)香港和上海就像一个球队的前锋，广州也是前锋，一个球队可以有5个前锋嘛。大家能合作得好，可以达到多赢。没错，广州、上海都和香港在某些领域有竞争，如果这种竞争是良性的，以球队整体利益为目标，那么大家都可以找到互补的地方，互相合作。
其实泛珠三角“9＋2”区域中的十一个省区就好比一支足球队，每一个省区就好比是一名队员。我希望这十一个球队队员，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但是在这个竞争当中我希望每一个队员心里都认为自己是队长。
记者：广东和香港的关系会不会特殊一些？
唐英年：广东和香港在地缘上接近，语言相通，两个地方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现在，香港在内地最大的投资仍然在广东。一方面，双方可以互补发展，一方面，双方有竞争，是良性竞争。竞争对于我们都有好处，可以促进双方不断地精益求精。
记者：内地股市飞涨，许多内地企业都准备来香港上市，您有什么看法？
唐英年：其实我常问我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是什么角色？我的回答是，政府要提供一个开放、公平、稳定、与国际接轨的平台。比如，现在上海的资产价格涨得快，但是并没有说涨得很高，因为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还有上涨的空间。在股市里，有人觉得股价低了，可以买进，有的人可能觉得还会再低而抛售。所谓高低，或者买进、或者卖出，企业或者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判断，要认识到可能遭受的风险，要评估，然后才能做出决定。而政府，只要建立一个公平、透明、有序的市场环境就可以了。
关于人生：
回归10年是意义最大的10年
从1991年担任立法局议员开始，唐英年的人生角色就不断转变。从商人、议员再到官员，他一路走来得心应手一帆风顺。但他承认，回归这10年，是在他人生中意义最大的10年。
记者：2003年您临危任命，勇气来自哪里？
唐英年：其实2003年1月、2月时，香港经济已慢慢复苏。SARS其实本质是一场意外，虽然使香港经济跌到谷底，但对经济基本因素没有影响。我相信香港人不会这么没用，一定可以把机遇化成动力。(笑)其实我私下做了评估，所以我有勇气做上任的决定。
记者：有传闻说，您将担任一个更重要的职务，比如政务司司长。或者我们问您是否还愿意服务5年任期？
唐英年：(嘻嘻)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我只知道自己财政司司长余下的任期不足20天了，我会继续做好。我也不能评论将来要做什么工作，那要等到6月30日任命。在过去的时间里，我能够参与为人民服务是非常荣幸的，我也一定做到最好。
记者：回归十年，对你自己的人生来说，有什么意义？
唐英年：回归十年，对我个人来说有重大意义。有机会见证一国两制的落实，是我的荣幸，没有一个外国人敢来说，我们做得不好。这十年来的香港经济发展，我们有数字为证。事实证明，中国人做得比外国人好。
嗜红酒“财爷”是个住家好男人
作为香港的“财爷"，唐英年是一位在媒体中形象很特别的高官，与他在政坛上的能力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永远保养得当的儒雅亲和之气。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位叱咤政坛的“财爷”在生活中恰恰是一位狂嗜红酒的“住家好男人”。
在国外珍藏红酒数以万支计
唐英年祖籍江苏无锡，祖业纺织，祖父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24岁时，在密歇根大学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的他又获得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硕士学位。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之际受到父亲的传召，回到香港加入父亲创办的半岛针织，闻名商界。
1991年，唐英年被港英政府委任为香港立法局议员，步入政坛。1997年，他又担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在唐英年的从商、从政生涯中，最为人乐道的，莫过于2003年接替梁锦松出任财政司司长。
见过唐英年的人，都会说他脾气好，没架子，不官僚。媒体会叫他“唐唐”，说他总是笑容满面，西装革履，保养得当，透出儒雅、平和之气。他还会主动与其他人打招呼，并习惯“只唤名字不唤姓”。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曾经的企业家、现任的政治家来说，无疑很独特而重要。然而，唐英年也不总是开心的，他担心失业率、财政赤字、贫富差距、老龄化、香港定位等一系列关系港人民生的大问题。
回首十年，唐英年最开心的时候是在他宣读上一份财政预算时，当时财政赤字已消；最悲惨的记忆莫过于SARS期间，看到商店里人影稀疏；最浪漫的时候，是和妻子、4个孩子一起欢度家庭生活，他非常疼爱孩子，对太太也呵护备至，因此有“住家好男人”的美名；最享受的时候，则是品酌自己挚爱的红酒，将通缩、赤字、贫富差距暂时抛诸脑后——香港媒体报道说，他仅在外国珍藏的红酒就数以万支计，市值在100万港元以上。据说他每年都亲自飞到欧洲四处搜罗红酒，还持有私人贸易酒牌，可直接从法国进口红酒。
香港“富豪”第二代中的佼佼者
唐英年在香港被认为是“富豪”第二代中的佼佼者。因为他经商是个成功的企业家，而回归10年在香港的问责高官中，既做过立法会议员又是在任官员的惟有他一个。做商人成功，做“财爷”也成功，难怪有人说，他是“好运气赶上好时机”。
近年来，唐英年是民间公认的特首人选之一。他曾表示，一个行政长官要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第一是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第二是对香港要有承担与抱负；第三要得到多数人认同；第四，是要有办事能力；最后一点，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社会，作为特首要有一定的包容。
个人简历
唐英年，香港特区政府现任财政司司长。1952年9月在香港出生，197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学业，返回香港在父亲唐翔千开办的半岛针织厂工作，1991年任香港立法局委任议员，1995年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1997年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2003年7月16日接替梁锦松出任财政司司长至今。
唐英年印象
香港特区政府总部，记者坐在财政司司长的办公室外等待唐英年。他匆匆走过，送一拨访客出门，却迅速把眼神扭过来，向一旁等待的记者展露一个微笑；几秒钟后他走回来，又是一个微笑。
1个小时的专访，招牌“莲子蓉”笑容是这位“财爷”给我们留下最多的表情。因为时间紧迫，即使偶尔在叙述时被我们因急于发问而冒失打断，他都是先递过来一个笑容，然后侧头倾听，耐性和脾气好得实在罕见。
也难怪他笑口常开。商人、议员、官员，还有儿子、丈夫、父亲，这些年来他的人生际遇顺风顺水，每一个角色都游刃有余。有人直说是他的运气，跟他接触过后，我却觉得未必全是运气。
我们让他总结香港的城市精神，他沉吟半刻后说是“迎难而上，永不言败”——我想，这才是那个永恒微笑背后的动力支柱，只是他善于把内心压力化为平和笑容，善于把惊涛骇浪化作云淡风轻。
只有面对这个问题时，他脸上会现出些无奈来。我却可以确定，即使再追问上百次，他也会是那个滴水不漏的答案，一如他始终从容得体的整个人生。
回顾10年他的最大感触是：“事实证明，我们中国人做得比外国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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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这两年的经济复苏多亏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