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外电报道：革命国家的镜像认同

:D 近日报章上又在大量引用外电关于“中国热”的报道，以证实西方与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开调情逐步升温。从宣传的角度看，这对提升“民族自豪感”及国民的自我陶醉显然是有帮助的。


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西方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敌人。但两者毕竟都挤在这个星球上，不可避免有相互接触。如何应对西方报道，革命国家的态度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作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喉舌，西方媒体对“我们”的报道不可能是客观的，因此我们不必相信，而应予以驳斥和蔑视；另一方面，有些外电报道是敌人对我们成就的承认，因此格外使人兴奋。——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是：不利于我们的报道坚决不信，但有利于我们的报道则应断章取义大加宣扬：看！对手也不得不认可我们！

这一手法并非新发明。“苏联报纸经常引述《纽约时报》的消息来证明他们报道的可信，它是俄国人所熟知的。”（Hedrick Smith《俄国人》）在国际关系和苏联历史的著作中，苏联学者也喜欢征引各种西方报纸杂志上的句子，并常常以这样的字句开头：西方“不得不承认”或“哀叹”，或“连……也公开承认”。
另外一个故事模式是：西方人总是断言苏联的工业化短期内难以完成，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或“奇迹”；但“现实驳斥了西方的悲观预言”，苏联人民总是恰恰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末尾是惊讶的西方人和自豪的苏联人民。这一模式后来中国宣传部门也学到了，并将之回敬给苏联人：有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官方出版物中，作出这种愚蠢断言而后又不得不折服的角色，由苏联老大哥的专家们来扮演。


引用个别记者的新闻报道，从学术的角度看，其实是不严肃的。苏联、中国以往著作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之一是在中苏宣传体制下，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身在这一体制下的人，无法理解西方媒介不传达政府意见的现象。因此产生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对于这些报道，苏联/中国比西方人本身更认真看待。

有一个1970年代的笑话说，美国人夸耀：“我们有言论自由，可以在大街上随意批评尼克松。”苏联人答：“我们也有，我们也能在大街上随便批评尼克松。”——不但如此，我们常常还能引用外电报道以证实我们的随便批评是正确的。

从控制论的角度看，革命国家对西方报道的这种矛盾态度，等于承认自己是弱势的、受控制的一方。这犹如一个乡下姑娘，到了上海，被甲随便说了一句“穿得好土！”她就要激烈为自己辩护；而乙偶然说一句“很好看”，她又要开心半天，因为上海人也“不得不承认”其价值。因此，最根本的矛盾就在此：革命国家自信地认定自己就是最优越的、不假外求的，因而也是自恋的，那么本可不受任何外界影响以肯定自己，被批臭的西方无论褒贬又何损于此？然而吊诡的是，这种自信本身是脆弱的：不但需要他者的注视来支撑，也是攻击欲的本源。按拉康的镜像理论，就是既要靠他者来确立自己的存在，又唯恐他者威胁自我的生存。也就是说，在精神上仍不是自给自足的，他者的肯定是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对于一个强者来说，这种别人的褒贬根本无所谓；对于弱者则事关重大。我们中国人不但对批评很敏感，对表扬也是。

在这些叙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美国（对于苏联）、苏联/西方（对于中国）常常是一个憎恨的对象，却又是一个学习的标杆。后者常常将自己的建设成就与这一标杆作反复比较，羡憎交织。因此毫不奇怪，中苏在经历激烈反西方后又一度出现大批强烈羡慕西方生活的人群，这一过渡之所以如此自然和顺理成章，是因为在精神上，羡憎两种矛盾的感情实际上是共通和一体的：在对霸权价值体系的抗争和挑战中，又不得不依靠这一体系来确立自我。

作者：维舟:D 近日报章上又在大量引用外电关于“中国热”的报道，以证实西方与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开调情逐步升温。从宣传的角度看，这对提升“民族自豪感”及国民的自我陶醉显然是有帮助的。


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西方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敌人。但两者毕竟都挤在这个星球上，不可避免有相互接触。如何应对西方报道，革命国家的态度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作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喉舌，西方媒体对“我们”的报道不可能是客观的，因此我们不必相信，而应予以驳斥和蔑视；另一方面，有些外电报道是敌人对我们成就的承认，因此格外使人兴奋。——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是：不利于我们的报道坚决不信，但有利于我们的报道则应断章取义大加宣扬：看！对手也不得不认可我们！

这一手法并非新发明。“苏联报纸经常引述《纽约时报》的消息来证明他们报道的可信，它是俄国人所熟知的。”（Hedrick Smith《俄国人》）在国际关系和苏联历史的著作中，苏联学者也喜欢征引各种西方报纸杂志上的句子，并常常以这样的字句开头：西方“不得不承认”或“哀叹”，或“连……也公开承认”。
另外一个故事模式是：西方人总是断言苏联的工业化短期内难以完成，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或“奇迹”；但“现实驳斥了西方的悲观预言”，苏联人民总是恰恰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末尾是惊讶的西方人和自豪的苏联人民。这一模式后来中国宣传部门也学到了，并将之回敬给苏联人：有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官方出版物中，作出这种愚蠢断言而后又不得不折服的角色，由苏联老大哥的专家们来扮演。


引用个别记者的新闻报道，从学术的角度看，其实是不严肃的。苏联、中国以往著作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之一是在中苏宣传体制下，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身在这一体制下的人，无法理解西方媒介不传达政府意见的现象。因此产生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对于这些报道，苏联/中国比西方人本身更认真看待。

有一个1970年代的笑话说，美国人夸耀：“我们有言论自由，可以在大街上随意批评尼克松。”苏联人答：“我们也有，我们也能在大街上随便批评尼克松。”——不但如此，我们常常还能引用外电报道以证实我们的随便批评是正确的。

从控制论的角度看，革命国家对西方报道的这种矛盾态度，等于承认自己是弱势的、受控制的一方。这犹如一个乡下姑娘，到了上海，被甲随便说了一句“穿得好土！”她就要激烈为自己辩护；而乙偶然说一句“很好看”，她又要开心半天，因为上海人也“不得不承认”其价值。因此，最根本的矛盾就在此：革命国家自信地认定自己就是最优越的、不假外求的，因而也是自恋的，那么本可不受任何外界影响以肯定自己，被批臭的西方无论褒贬又何损于此？然而吊诡的是，这种自信本身是脆弱的：不但需要他者的注视来支撑，也是攻击欲的本源。按拉康的镜像理论，就是既要靠他者来确立自己的存在，又唯恐他者威胁自我的生存。也就是说，在精神上仍不是自给自足的，他者的肯定是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对于一个强者来说，这种别人的褒贬根本无所谓；对于弱者则事关重大。我们中国人不但对批评很敏感，对表扬也是。

在这些叙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美国（对于苏联）、苏联/西方（对于中国）常常是一个憎恨的对象，却又是一个学习的标杆。后者常常将自己的建设成就与这一标杆作反复比较，羡憎交织。因此毫不奇怪，中苏在经历激烈反西方后又一度出现大批强烈羡慕西方生活的人群，这一过渡之所以如此自然和顺理成章，是因为在精神上，羡憎两种矛盾的感情实际上是共通和一体的：在对霸权价值体系的抗争和挑战中，又不得不依靠这一体系来确立自我。

作者：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