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刘懋功：我当军区空军司令员的特殊经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8:42:11
３０年代初，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我的家乡陇东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他们的指引、培养下，我１７岁就投身革命洪流，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解放军的将军。又从一个陆军指挥员成长为空军指挥员。在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我感受过胜利的自豪，也多次经受过曲折的考验。我的经历虽然只能反映革命历史的一个很小的侧面，但作为一个老党员、老战士，我有义务将我经历过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既有助于丰富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也能启迪后人。
空军"点将"赴昆明
１９６０年６月，我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空军召开的一个会议。当时，听有的同志说："空军要点将了"。点什么将，去干什么，我没有很在意。过了几天，空军政委吴法宪、政治部主任黄玉昆找我谈话，说："空军党委决定调你去昆明，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负责组建昆明空军指挥所。"还告诉我，调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崔文斌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以下简称为"昆指"）政委。我说："不是说'点将＇吗？怎么让我去了？"吴法宪说："刘亚楼司令员点到你了。你不要开会了，大连也不要回去，马上到昆明去。"我当时提出："我到昆明立即面临防空作战任务，作战指挥人员分散调来不能很快默契配合，很难完成任务，请允许我从空三军带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去。"刘亚楼司令员得知我的意见后说："不能带，你走带一个班子，他走带一个班子，空三军就被带垮了。"司令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过了一夜，刘亚楼司令员又变主意了，告诉我同意带几个人组成的小作战班子和一名秘书去。那时真是"军情急如火"，我带着秘书和两个警卫员，没有回家，就乘专机直接去了昆明。新任命的"昆指"政委崔文斌是从福州赶来的，比我还早到两天。
到昆明后，我先去昆明军区见秦基伟司令员，向他报到并听取指示。当时云、贵两省几乎没有空军，加上他不熟悉空军业务，所以没有向我介绍多少情况。但他对我说："你就放开手干吧！要房子、要地皮、要人、要东西我都给你！"我向他汇报了开展工作的初步设想和步骤，他表示赞成。秦基伟把云南省军区的一个小院拨给我们作为"昆指"的临时营房。
当时，云南省只有昆明巫家坝机场可以起降喷气式作战飞机，由民航使用。空军将广州军区空军遂溪场站调入昆明，组建了空军巫家坝场站，准备迎接战斗部队进驻。昆明军区和空军共同组建了空军雷达兵二五团，由空军调入４个雷达连和昆明军区拨给的３个地监连组成（地监连是用人工监视天空，发现敌机时用电话和信号弹报警），各连全部配备了警戒雷达，担负对空警戒任务。与此同时，还组建了空军技术勤务六团。随后，空军又调空二十六师师部带七十六团和独立大队进驻昆明巫家坝机场，使"昆指"初步具备了昼夜对空作战能力。１９６０年８月１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３３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正式成立。
"昆指"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由昆明军区所属两个省军区和两个军调入的干部占６２％，由空军从内地调入的干部占３８％，业务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那时我国刚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物资和粮食短缺，工作和生活遇到很多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大抓思想工作，大力组织业务技术学习，提出了"向驻守边疆十年如一日的陆军老大哥学习，艰苦奋斗，一定把昆明空军建设好" 的口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在防空作战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从事后看，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能够顶住外来冲击，团结一致，保持稳定，这次思想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云南高原上的空战
空军部队进驻云贵地区是空军首次在高原空中作战，在此之前，缺乏高原空中作战的实际经验，不掌握其不同于内地的特点。由于高原空气稀薄，飞机气压高度表在地面不指零。飞机起飞、着陆时发动机工作条件和内地不同，较内地困难。空中拉烟层变低。到昆明后的第一个飞行日，出动２５架飞机，有１７架起动不起来。我们组织飞行员和航空工程技术人员，从点火压油门起动、滑行、起飞、着陆，到观察航空仪表，很快就摸索总结出了一套高原飞行办法，改进了一些设备。由于云南山高谷深，几乎没有平地，在空中很难观察到大山里的铁路、公路线，城镇村寨又少又小，夜间灯光点少，一片漆黑。这些特点使在空中对照地标飞行很困难。为了保证准确飞行，避免空中迷航，我们加大了仪表飞行训练和地面的指挥引导工作。通过这些工作为完成防空作战任务打下了基础。
云贵两省开始缺少机场，没有条件进驻多少部队，而空中作战的机会又多于内地，空军采用了航空兵部队入滇轮战的方法。我认为轮战是一个好方法，特别在和平时期，有利于少养兵，养好兵，提高部队的作战机动能力。即使现在，仍有继续存在、发展的价值。
入滇后的第一仗是１９６０年８月份打的，那时我们刚刚进驻。蒋介石集团的Ｂ－１７型飞机在夜间窜入云南进行侦察骚扰。我机起飞进行拦截虽没有打下来把敌人吓得够戗知道了云南驻有我航空兵部队Ｂ－１７飞机从此再没有来过而改用美制Ｕ－２高空侦察机白天入侵云南进行侦察活动。
这种飞机翼长体轻、航程远、滑翔性能好，装有先进的电子设备，可对我雷达进行干扰，飞行高度可达２万余米。我军的歼击机爬升不到这个高度。在其入侵时，我们曾两次使用歼－７飞机进行拦截。我机升空到９０００米时进入了拉烟层，空中出现了一条白线，敌飞行员从座舱后视镜中发现我机跟踪，采用大转弯进行回避。我机虽发射了机载导弹，仍被其溜掉。为了对付敌Ｕ－２型侦察机，空军命地空导弹部队进驻云南。后来，敌人知道了云南有地对空导弹以后，Ｕ－２再也不敢来了。
１９６４年８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后，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美国对我国广东和云南纵深地区的空中侦察活动频繁起来。为防止被我击落，改用了ＢＱＭ－１４７Ｇ和ＢＱＭ－１４７Ｈ型（即火蜂式）无人驾驶飞机。这种飞机原是空中靶机，加装上电子和照相设备后，用于空中侦察。在１．７万米高度上，其飞行经过的地方，可拍出正面宽度为８０公里到１００公里的照片，分辨率极高，地面各种目标显示得一清二楚。这种飞机的特点是体积小，在空中不易被发现，并可多次回收反复使用；弱点是速度低、没有回避和还击能力。为了反侦察，空军决定在广东遂溪、广西南宁、云南昆明和蒙自４个机场设立高空作战点，配备精干的作战分队，用国产歼－６和歼－７两种飞机打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经过一段时间的战前准备，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５日，广州军区空军率先打下了敌机。空军领导机关及时总结了他们的作战经验进行推广。
我所指挥的昆明和蒙自两个作战点的飞机，应用广州空军的经验升空作战，但无战果。昆明军区陈康副司令员很着急，对我说："老刘啊，你们打下个麻雀来看看也好呀！"我也很焦急，压力很大。南京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好心地对我说："没有条件打下来，你就不要起飞。起飞了打不下不好说话。我就是这么办的。"我经过认真考虑认为不能采取这种办法，只要有敌机还是起飞，打不下也好摸索出办法来。我冷静地分析了几次作战情况，认识到在云南高原作战，外界条件与内地有许多不同，照搬内地作战方法行不通，必须研究出具有云南特点的作战方法来。我下定了不打下敌机决不罢休的决心，带领一个作战班子住到蒙自机场，半年没有回过家，集中精力研究与指挥作战。每次作战后，我都召集指挥员、飞行员、雷达显示器上的领航员和作战、情报、通信参谋等人开会。空军称这种办法为"三头六对面"。从飞行员起飞后的每一个动作，到指挥引导口令等各个方面，一点一滴搞清楚，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方案。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终于研究出：我机在敌机尾后８０公里至６０公里处压准敌机航迹，达到１．４万米高度，追到距离１０公里处，增速到超音速，在敌机尾后２．８公里至３公里时，以２８度的仰角跃升，当达到与敌机同一水平时正好在敌尾后８００米到１０００米，立即瞄准开火，然后迅速脱离防止与敌机相撞。这个作战办法难度极大：首先是要判断准入侵敌机航线，在其平飞侦察地段上才可能将其击落，对指挥人员的判断力要求极高；其次，飞行员的每一个飞行动作都要求准确无误，歼－６飞机的升限只有１．５万米，要达到敌机１．７５万米到１．８万米的高度，只能采用爬动力升限的办法跃升，也就是俗话说的"把飞机甩上去"，这时飞机状态极不稳定，很难驾驶，距敌８００米至１０００米时只有８秒到１０秒时间可供瞄准和射击。跃升所需的２８度仰角，飞机上没有设备显示，我们研究计算出，在飞机前风挡玻璃上的一个位置划出一条红线，当仰起的机头与红线对正时，恰好就是２８度仰角，这就要求飞行员反复练目测，不能出现丝毫误差；再其次是要求引导雷达距离误差不能超过５０米，引导领航员和指挥员的口令要简短准确。全体战勤人员，从指挥员到战士上百人都要默契配合，像一个人一样整体动作，才能保证击落敌机。
我们采用上述作战办法，终于在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８日首次击落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空一师大队长张殿文和中队长张怀连驾歼－６飞机从蒙自机场起飞，张怀连跃升到１．８万多米，距敌８００米处瞄准开炮一直打到距敌１００多米时才翻滚脱离。敌机当即被打得粉身碎骨。接着空九师大队长朱以隆分别于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４日和１９６６年１月３日驾歼－６飞机发射火箭弹，两次击落敌机。空三师尖子飞行员王志跃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７日，３月２３日和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０日驾歼－７三次击落敌机。空三师中队长王志信于１９６８年３月７日驾歼－７击落一架敌机。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５日，空三师大队长（团长）冯全民驾歼－７飞机在云南沅江上空全力向敌机逼近，在距敌机３７０米处，抓住时机开炮，用２８发炮弹将敌机击落，坠毁于江东南３０公里处。敌机被打得七零八落，其碎片将我机的垂直尾翼划破一个大口子，打得英勇顽强，打得漂亮！冯全民此战在当时被誉为"空中拼刺刀"，他也因此成了全军、全国知名的战斗英雄。被毛泽东亲自誉为"英雄师"的空三师，创下了抗美援朝之后的又一次辉煌。仗是越打越精，越打越熟练。最后达到压敌机航迹必须在８０公里至６０公里以上，缩短到４０公里至２０公里，敌机用多转弯避免打击的办法也不灵了。实现了我的"来一架打下一架，叫敌机有来无回"的决心。
１９６７年六七月间的一天下午５时左右，突然，美机４架Ｆ－４Ｃ编队窜入云南境内。我们当即命空二十一师在蒙自机场作战值班的４架歼－５起飞迎敌。美机发现我机后，散开了队形。我方副中队长袁聘就捕捉到１架敌机，开炮将其击伤后，坠落于越南境内。越南老乡向我们报告了敌机坠毁的情况。不幸的是，我方因事先准备不够，互相配合不默契，袁聘就副中队长的飞机被美机咬住后击落，英勇牺牲。
第一次击落敌机时，朱德总司令正在昆明。他听到后非常高兴，亲自接见了参战的飞行员和战勤人员，对我空军用较落后的飞机打下技术先进的敌机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昆明军区九号招待所院内与全体人员合影留念。重病住院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接到我们击落敌机的报告时，非常高兴，要曹副司令代表他来云南对我们表示祝贺！到１９６８年４月我调离昆明为止，先后打下了８架敌无人驾驶侦察机，还有１架Ｆ－４Ｃ飞机。那一阶段，一心想的是打敌机。飞机不比步兵，几百上千公里，忽地来了，忽地又跑了，战机转瞬即失，真是来不得"丝毫"松懈呀。不仅是我，也不仅限于部队，连家属孩子都心系蓝天。每逢打下一架敌机，整个昆指机关和家属院都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中，连刚会说话的娃娃都跳着欢呼："打下飞机喽，打下飞机喽！"３０年代初，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我的家乡陇东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他们的指引、培养下，我１７岁就投身革命洪流，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解放军的将军。又从一个陆军指挥员成长为空军指挥员。在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我感受过胜利的自豪，也多次经受过曲折的考验。我的经历虽然只能反映革命历史的一个很小的侧面，但作为一个老党员、老战士，我有义务将我经历过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既有助于丰富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也能启迪后人。
空军"点将"赴昆明
１９６０年６月，我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空军召开的一个会议。当时，听有的同志说："空军要点将了"。点什么将，去干什么，我没有很在意。过了几天，空军政委吴法宪、政治部主任黄玉昆找我谈话，说："空军党委决定调你去昆明，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负责组建昆明空军指挥所。"还告诉我，调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崔文斌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以下简称为"昆指"）政委。我说："不是说'点将＇吗？怎么让我去了？"吴法宪说："刘亚楼司令员点到你了。你不要开会了，大连也不要回去，马上到昆明去。"我当时提出："我到昆明立即面临防空作战任务，作战指挥人员分散调来不能很快默契配合，很难完成任务，请允许我从空三军带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去。"刘亚楼司令员得知我的意见后说："不能带，你走带一个班子，他走带一个班子，空三军就被带垮了。"司令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过了一夜，刘亚楼司令员又变主意了，告诉我同意带几个人组成的小作战班子和一名秘书去。那时真是"军情急如火"，我带着秘书和两个警卫员，没有回家，就乘专机直接去了昆明。新任命的"昆指"政委崔文斌是从福州赶来的，比我还早到两天。
到昆明后，我先去昆明军区见秦基伟司令员，向他报到并听取指示。当时云、贵两省几乎没有空军，加上他不熟悉空军业务，所以没有向我介绍多少情况。但他对我说："你就放开手干吧！要房子、要地皮、要人、要东西我都给你！"我向他汇报了开展工作的初步设想和步骤，他表示赞成。秦基伟把云南省军区的一个小院拨给我们作为"昆指"的临时营房。
当时，云南省只有昆明巫家坝机场可以起降喷气式作战飞机，由民航使用。空军将广州军区空军遂溪场站调入昆明，组建了空军巫家坝场站，准备迎接战斗部队进驻。昆明军区和空军共同组建了空军雷达兵二五团，由空军调入４个雷达连和昆明军区拨给的３个地监连组成（地监连是用人工监视天空，发现敌机时用电话和信号弹报警），各连全部配备了警戒雷达，担负对空警戒任务。与此同时，还组建了空军技术勤务六团。随后，空军又调空二十六师师部带七十六团和独立大队进驻昆明巫家坝机场，使"昆指"初步具备了昼夜对空作战能力。１９６０年８月１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３３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正式成立。
"昆指"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由昆明军区所属两个省军区和两个军调入的干部占６２％，由空军从内地调入的干部占３８％，业务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那时我国刚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物资和粮食短缺，工作和生活遇到很多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大抓思想工作，大力组织业务技术学习，提出了"向驻守边疆十年如一日的陆军老大哥学习，艰苦奋斗，一定把昆明空军建设好" 的口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在防空作战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从事后看，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能够顶住外来冲击，团结一致，保持稳定，这次思想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云南高原上的空战
空军部队进驻云贵地区是空军首次在高原空中作战，在此之前，缺乏高原空中作战的实际经验，不掌握其不同于内地的特点。由于高原空气稀薄，飞机气压高度表在地面不指零。飞机起飞、着陆时发动机工作条件和内地不同，较内地困难。空中拉烟层变低。到昆明后的第一个飞行日，出动２５架飞机，有１７架起动不起来。我们组织飞行员和航空工程技术人员，从点火压油门起动、滑行、起飞、着陆，到观察航空仪表，很快就摸索总结出了一套高原飞行办法，改进了一些设备。由于云南山高谷深，几乎没有平地，在空中很难观察到大山里的铁路、公路线，城镇村寨又少又小，夜间灯光点少，一片漆黑。这些特点使在空中对照地标飞行很困难。为了保证准确飞行，避免空中迷航，我们加大了仪表飞行训练和地面的指挥引导工作。通过这些工作为完成防空作战任务打下了基础。
云贵两省开始缺少机场，没有条件进驻多少部队，而空中作战的机会又多于内地，空军采用了航空兵部队入滇轮战的方法。我认为轮战是一个好方法，特别在和平时期，有利于少养兵，养好兵，提高部队的作战机动能力。即使现在，仍有继续存在、发展的价值。
入滇后的第一仗是１９６０年８月份打的，那时我们刚刚进驻。蒋介石集团的Ｂ－１７型飞机在夜间窜入云南进行侦察骚扰。我机起飞进行拦截虽没有打下来把敌人吓得够戗知道了云南驻有我航空兵部队Ｂ－１７飞机从此再没有来过而改用美制Ｕ－２高空侦察机白天入侵云南进行侦察活动。
这种飞机翼长体轻、航程远、滑翔性能好，装有先进的电子设备，可对我雷达进行干扰，飞行高度可达２万余米。我军的歼击机爬升不到这个高度。在其入侵时，我们曾两次使用歼－７飞机进行拦截。我机升空到９０００米时进入了拉烟层，空中出现了一条白线，敌飞行员从座舱后视镜中发现我机跟踪，采用大转弯进行回避。我机虽发射了机载导弹，仍被其溜掉。为了对付敌Ｕ－２型侦察机，空军命地空导弹部队进驻云南。后来，敌人知道了云南有地对空导弹以后，Ｕ－２再也不敢来了。
１９６４年８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后，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美国对我国广东和云南纵深地区的空中侦察活动频繁起来。为防止被我击落，改用了ＢＱＭ－１４７Ｇ和ＢＱＭ－１４７Ｈ型（即火蜂式）无人驾驶飞机。这种飞机原是空中靶机，加装上电子和照相设备后，用于空中侦察。在１．７万米高度上，其飞行经过的地方，可拍出正面宽度为８０公里到１００公里的照片，分辨率极高，地面各种目标显示得一清二楚。这种飞机的特点是体积小，在空中不易被发现，并可多次回收反复使用；弱点是速度低、没有回避和还击能力。为了反侦察，空军决定在广东遂溪、广西南宁、云南昆明和蒙自４个机场设立高空作战点，配备精干的作战分队，用国产歼－６和歼－７两种飞机打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经过一段时间的战前准备，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５日，广州军区空军率先打下了敌机。空军领导机关及时总结了他们的作战经验进行推广。
我所指挥的昆明和蒙自两个作战点的飞机，应用广州空军的经验升空作战，但无战果。昆明军区陈康副司令员很着急，对我说："老刘啊，你们打下个麻雀来看看也好呀！"我也很焦急，压力很大。南京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好心地对我说："没有条件打下来，你就不要起飞。起飞了打不下不好说话。我就是这么办的。"我经过认真考虑认为不能采取这种办法，只要有敌机还是起飞，打不下也好摸索出办法来。我冷静地分析了几次作战情况，认识到在云南高原作战，外界条件与内地有许多不同，照搬内地作战方法行不通，必须研究出具有云南特点的作战方法来。我下定了不打下敌机决不罢休的决心，带领一个作战班子住到蒙自机场，半年没有回过家，集中精力研究与指挥作战。每次作战后，我都召集指挥员、飞行员、雷达显示器上的领航员和作战、情报、通信参谋等人开会。空军称这种办法为"三头六对面"。从飞行员起飞后的每一个动作，到指挥引导口令等各个方面，一点一滴搞清楚，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方案。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终于研究出：我机在敌机尾后８０公里至６０公里处压准敌机航迹，达到１．４万米高度，追到距离１０公里处，增速到超音速，在敌机尾后２．８公里至３公里时，以２８度的仰角跃升，当达到与敌机同一水平时正好在敌尾后８００米到１０００米，立即瞄准开火，然后迅速脱离防止与敌机相撞。这个作战办法难度极大：首先是要判断准入侵敌机航线，在其平飞侦察地段上才可能将其击落，对指挥人员的判断力要求极高；其次，飞行员的每一个飞行动作都要求准确无误，歼－６飞机的升限只有１．５万米，要达到敌机１．７５万米到１．８万米的高度，只能采用爬动力升限的办法跃升，也就是俗话说的"把飞机甩上去"，这时飞机状态极不稳定，很难驾驶，距敌８００米至１０００米时只有８秒到１０秒时间可供瞄准和射击。跃升所需的２８度仰角，飞机上没有设备显示，我们研究计算出，在飞机前风挡玻璃上的一个位置划出一条红线，当仰起的机头与红线对正时，恰好就是２８度仰角，这就要求飞行员反复练目测，不能出现丝毫误差；再其次是要求引导雷达距离误差不能超过５０米，引导领航员和指挥员的口令要简短准确。全体战勤人员，从指挥员到战士上百人都要默契配合，像一个人一样整体动作，才能保证击落敌机。
我们采用上述作战办法，终于在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８日首次击落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空一师大队长张殿文和中队长张怀连驾歼－６飞机从蒙自机场起飞，张怀连跃升到１．８万多米，距敌８００米处瞄准开炮一直打到距敌１００多米时才翻滚脱离。敌机当即被打得粉身碎骨。接着空九师大队长朱以隆分别于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４日和１９６６年１月３日驾歼－６飞机发射火箭弹，两次击落敌机。空三师尖子飞行员王志跃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７日，３月２３日和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０日驾歼－７三次击落敌机。空三师中队长王志信于１９６８年３月７日驾歼－７击落一架敌机。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５日，空三师大队长（团长）冯全民驾歼－７飞机在云南沅江上空全力向敌机逼近，在距敌机３７０米处，抓住时机开炮，用２８发炮弹将敌机击落，坠毁于江东南３０公里处。敌机被打得七零八落，其碎片将我机的垂直尾翼划破一个大口子，打得英勇顽强，打得漂亮！冯全民此战在当时被誉为"空中拼刺刀"，他也因此成了全军、全国知名的战斗英雄。被毛泽东亲自誉为"英雄师"的空三师，创下了抗美援朝之后的又一次辉煌。仗是越打越精，越打越熟练。最后达到压敌机航迹必须在８０公里至６０公里以上，缩短到４０公里至２０公里，敌机用多转弯避免打击的办法也不灵了。实现了我的"来一架打下一架，叫敌机有来无回"的决心。
１９６７年六七月间的一天下午５时左右，突然，美机４架Ｆ－４Ｃ编队窜入云南境内。我们当即命空二十一师在蒙自机场作战值班的４架歼－５起飞迎敌。美机发现我机后，散开了队形。我方副中队长袁聘就捕捉到１架敌机，开炮将其击伤后，坠落于越南境内。越南老乡向我们报告了敌机坠毁的情况。不幸的是，我方因事先准备不够，互相配合不默契，袁聘就副中队长的飞机被美机咬住后击落，英勇牺牲。
第一次击落敌机时，朱德总司令正在昆明。他听到后非常高兴，亲自接见了参战的飞行员和战勤人员，对我空军用较落后的飞机打下技术先进的敌机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昆明军区九号招待所院内与全体人员合影留念。重病住院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接到我们击落敌机的报告时，非常高兴，要曹副司令代表他来云南对我们表示祝贺！到１９６８年４月我调离昆明为止，先后打下了８架敌无人驾驶侦察机，还有１架Ｆ－４Ｃ飞机。那一阶段，一心想的是打敌机。飞机不比步兵，几百上千公里，忽地来了，忽地又跑了，战机转瞬即失，真是来不得"丝毫"松懈呀。不仅是我，也不仅限于部队，连家属孩子都心系蓝天。每逢打下一架敌机，整个昆指机关和家属院都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中，连刚会说话的娃娃都跳着欢呼："打下飞机喽，打下飞机喽！"
空军"点将"赴昆明
１９６０年６月，我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空军召开的一个会议。当时，听有的同志说："空军要点将了"。点什么将，去干什么，我没有很在意。过了几天，空军政委吴法宪、政治部主任黄玉昆找我谈话，说："空军党委决定调你去昆明，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负责组建昆明空军指挥所。"还告诉我，调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崔文斌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以下简称为"昆指"）政委。我说："不是说'点将＇吗？怎么让我去了？"吴法宪说："刘亚楼司令员点到你了。你不要开会了，大连也不要回去，马上到昆明去。"我当时提出："我到昆明立即面临防空作战任务，作战指挥人员分散调来不能很快默契配合，很难完成任务，请允许我从空三军带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去。"刘亚楼司令员得知我的意见后说："不能带，你走带一个班子，他走带一个班子，空三军就被带垮了。"司令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过了一夜，刘亚楼司令员又变主意了，告诉我同意带几个人组成的小作战班子和一名秘书去。那时真是"军情急如火"，我带着秘书和两个警卫员，没有回家，就乘专机直接去了昆明。新任命的"昆指"政委崔文斌是从福州赶来的，比我还早到两天。
到昆明后，我先去昆明军区见秦基伟司令员，向他报到并听取指示。当时云、贵两省几乎没有空军，加上他不熟悉空军业务，所以没有向我介绍多少情况。但他对我说："你就放开手干吧！要房子、要地皮、要人、要东西我都给你！"我向他汇报了开展工作的初步设想和步骤，他表示赞成。秦基伟把云南省军区的一个小院拨给我们作为"昆指"的临时营房。
当时，云南省只有昆明巫家坝机场可以起降喷气式作战飞机，由民航使用。空军将广州军区空军遂溪场站调入昆明，组建了空军巫家坝场站，准备迎接战斗部队进驻。昆明军区和空军共同组建了空军雷达兵二五团，由空军调入４个雷达连和昆明军区拨给的３个地监连组成（地监连是用人工监视天空，发现敌机时用电话和信号弹报警），各连全部配备了警戒雷达，担负对空警戒任务。与此同时，还组建了空军技术勤务六团。随后，空军又调空二十六师师部带七十六团和独立大队进驻昆明巫家坝机场，使"昆指"初步具备了昼夜对空作战能力。１９６０年８月１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３３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正式成立。
"昆指"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由昆明军区所属两个省军区和两个军调入的干部占６２％，由空军从内地调入的干部占３８％，业务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那时我国刚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物资和粮食短缺，工作和生活遇到很多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大抓思想工作，大力组织业务技术学习，提出了"向驻守边疆十年如一日的陆军老大哥学习，艰苦奋斗，一定把昆明空军建设好" 的口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在防空作战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从事后看，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能够顶住外来冲击，团结一致，保持稳定，这次思想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云南高原上的空战
空军部队进驻云贵地区是空军首次在高原空中作战，在此之前，缺乏高原空中作战的实际经验，不掌握其不同于内地的特点。由于高原空气稀薄，飞机气压高度表在地面不指零。飞机起飞、着陆时发动机工作条件和内地不同，较内地困难。空中拉烟层变低。到昆明后的第一个飞行日，出动２５架飞机，有１７架起动不起来。我们组织飞行员和航空工程技术人员，从点火压油门起动、滑行、起飞、着陆，到观察航空仪表，很快就摸索总结出了一套高原飞行办法，改进了一些设备。由于云南山高谷深，几乎没有平地，在空中很难观察到大山里的铁路、公路线，城镇村寨又少又小，夜间灯光点少，一片漆黑。这些特点使在空中对照地标飞行很困难。为了保证准确飞行，避免空中迷航，我们加大了仪表飞行训练和地面的指挥引导工作。通过这些工作为完成防空作战任务打下了基础。
云贵两省开始缺少机场，没有条件进驻多少部队，而空中作战的机会又多于内地，空军采用了航空兵部队入滇轮战的方法。我认为轮战是一个好方法，特别在和平时期，有利于少养兵，养好兵，提高部队的作战机动能力。即使现在，仍有继续存在、发展的价值。
入滇后的第一仗是１９６０年８月份打的，那时我们刚刚进驻。蒋介石集团的Ｂ－１７型飞机在夜间窜入云南进行侦察骚扰。我机起飞进行拦截虽没有打下来把敌人吓得够戗知道了云南驻有我航空兵部队Ｂ－１７飞机从此再没有来过而改用美制Ｕ－２高空侦察机白天入侵云南进行侦察活动。
这种飞机翼长体轻、航程远、滑翔性能好，装有先进的电子设备，可对我雷达进行干扰，飞行高度可达２万余米。我军的歼击机爬升不到这个高度。在其入侵时，我们曾两次使用歼－７飞机进行拦截。我机升空到９０００米时进入了拉烟层，空中出现了一条白线，敌飞行员从座舱后视镜中发现我机跟踪，采用大转弯进行回避。我机虽发射了机载导弹，仍被其溜掉。为了对付敌Ｕ－２型侦察机，空军命地空导弹部队进驻云南。后来，敌人知道了云南有地对空导弹以后，Ｕ－２再也不敢来了。
１９６４年８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后，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美国对我国广东和云南纵深地区的空中侦察活动频繁起来。为防止被我击落，改用了ＢＱＭ－１４７Ｇ和ＢＱＭ－１４７Ｈ型（即火蜂式）无人驾驶飞机。这种飞机原是空中靶机，加装上电子和照相设备后，用于空中侦察。在１．７万米高度上，其飞行经过的地方，可拍出正面宽度为８０公里到１００公里的照片，分辨率极高，地面各种目标显示得一清二楚。这种飞机的特点是体积小，在空中不易被发现，并可多次回收反复使用；弱点是速度低、没有回避和还击能力。为了反侦察，空军决定在广东遂溪、广西南宁、云南昆明和蒙自４个机场设立高空作战点，配备精干的作战分队，用国产歼－６和歼－７两种飞机打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经过一段时间的战前准备，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５日，广州军区空军率先打下了敌机。空军领导机关及时总结了他们的作战经验进行推广。
我所指挥的昆明和蒙自两个作战点的飞机，应用广州空军的经验升空作战，但无战果。昆明军区陈康副司令员很着急，对我说："老刘啊，你们打下个麻雀来看看也好呀！"我也很焦急，压力很大。南京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好心地对我说："没有条件打下来，你就不要起飞。起飞了打不下不好说话。我就是这么办的。"我经过认真考虑认为不能采取这种办法，只要有敌机还是起飞，打不下也好摸索出办法来。我冷静地分析了几次作战情况，认识到在云南高原作战，外界条件与内地有许多不同，照搬内地作战方法行不通，必须研究出具有云南特点的作战方法来。我下定了不打下敌机决不罢休的决心，带领一个作战班子住到蒙自机场，半年没有回过家，集中精力研究与指挥作战。每次作战后，我都召集指挥员、飞行员、雷达显示器上的领航员和作战、情报、通信参谋等人开会。空军称这种办法为"三头六对面"。从飞行员起飞后的每一个动作，到指挥引导口令等各个方面，一点一滴搞清楚，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方案。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终于研究出：我机在敌机尾后８０公里至６０公里处压准敌机航迹，达到１．４万米高度，追到距离１０公里处，增速到超音速，在敌机尾后２．８公里至３公里时，以２８度的仰角跃升，当达到与敌机同一水平时正好在敌尾后８００米到１０００米，立即瞄准开火，然后迅速脱离防止与敌机相撞。这个作战办法难度极大：首先是要判断准入侵敌机航线，在其平飞侦察地段上才可能将其击落，对指挥人员的判断力要求极高；其次，飞行员的每一个飞行动作都要求准确无误，歼－６飞机的升限只有１．５万米，要达到敌机１．７５万米到１．８万米的高度，只能采用爬动力升限的办法跃升，也就是俗话说的"把飞机甩上去"，这时飞机状态极不稳定，很难驾驶，距敌８００米至１０００米时只有８秒到１０秒时间可供瞄准和射击。跃升所需的２８度仰角，飞机上没有设备显示，我们研究计算出，在飞机前风挡玻璃上的一个位置划出一条红线，当仰起的机头与红线对正时，恰好就是２８度仰角，这就要求飞行员反复练目测，不能出现丝毫误差；再其次是要求引导雷达距离误差不能超过５０米，引导领航员和指挥员的口令要简短准确。全体战勤人员，从指挥员到战士上百人都要默契配合，像一个人一样整体动作，才能保证击落敌机。
我们采用上述作战办法，终于在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８日首次击落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空一师大队长张殿文和中队长张怀连驾歼－６飞机从蒙自机场起飞，张怀连跃升到１．８万多米，距敌８００米处瞄准开炮一直打到距敌１００多米时才翻滚脱离。敌机当即被打得粉身碎骨。接着空九师大队长朱以隆分别于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４日和１９６６年１月３日驾歼－６飞机发射火箭弹，两次击落敌机。空三师尖子飞行员王志跃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７日，３月２３日和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０日驾歼－７三次击落敌机。空三师中队长王志信于１９６８年３月７日驾歼－７击落一架敌机。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５日，空三师大队长（团长）冯全民驾歼－７飞机在云南沅江上空全力向敌机逼近，在距敌机３７０米处，抓住时机开炮，用２８发炮弹将敌机击落，坠毁于江东南３０公里处。敌机被打得七零八落，其碎片将我机的垂直尾翼划破一个大口子，打得英勇顽强，打得漂亮！冯全民此战在当时被誉为"空中拼刺刀"，他也因此成了全军、全国知名的战斗英雄。被毛泽东亲自誉为"英雄师"的空三师，创下了抗美援朝之后的又一次辉煌。仗是越打越精，越打越熟练。最后达到压敌机航迹必须在８０公里至６０公里以上，缩短到４０公里至２０公里，敌机用多转弯避免打击的办法也不灵了。实现了我的"来一架打下一架，叫敌机有来无回"的决心。
１９６７年六七月间的一天下午５时左右，突然，美机４架Ｆ－４Ｃ编队窜入云南境内。我们当即命空二十一师在蒙自机场作战值班的４架歼－５起飞迎敌。美机发现我机后，散开了队形。我方副中队长袁聘就捕捉到１架敌机，开炮将其击伤后，坠落于越南境内。越南老乡向我们报告了敌机坠毁的情况。不幸的是，我方因事先准备不够，互相配合不默契，袁聘就副中队长的飞机被美机咬住后击落，英勇牺牲。
第一次击落敌机时，朱德总司令正在昆明。他听到后非常高兴，亲自接见了参战的飞行员和战勤人员，对我空军用较落后的飞机打下技术先进的敌机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昆明军区九号招待所院内与全体人员合影留念。重病住院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接到我们击落敌机的报告时，非常高兴，要曹副司令代表他来云南对我们表示祝贺！到１９６８年４月我调离昆明为止，先后打下了８架敌无人驾驶侦察机，还有１架Ｆ－４Ｃ飞机。那一阶段，一心想的是打敌机。飞机不比步兵，几百上千公里，忽地来了，忽地又跑了，战机转瞬即失，真是来不得"丝毫"松懈呀。不仅是我，也不仅限于部队，连家属孩子都心系蓝天。每逢打下一架敌机，整个昆指机关和家属院都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中，连刚会说话的娃娃都跳着欢呼："打下飞机喽，打下飞机喽！"３０年代初，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我的家乡陇东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他们的指引、培养下，我１７岁就投身革命洪流，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解放军的将军。又从一个陆军指挥员成长为空军指挥员。在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我感受过胜利的自豪，也多次经受过曲折的考验。我的经历虽然只能反映革命历史的一个很小的侧面，但作为一个老党员、老战士，我有义务将我经历过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既有助于丰富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也能启迪后人。
空军"点将"赴昆明
１９６０年６月，我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空军召开的一个会议。当时，听有的同志说："空军要点将了"。点什么将，去干什么，我没有很在意。过了几天，空军政委吴法宪、政治部主任黄玉昆找我谈话，说："空军党委决定调你去昆明，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负责组建昆明空军指挥所。"还告诉我，调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崔文斌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以下简称为"昆指"）政委。我说："不是说'点将＇吗？怎么让我去了？"吴法宪说："刘亚楼司令员点到你了。你不要开会了，大连也不要回去，马上到昆明去。"我当时提出："我到昆明立即面临防空作战任务，作战指挥人员分散调来不能很快默契配合，很难完成任务，请允许我从空三军带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去。"刘亚楼司令员得知我的意见后说："不能带，你走带一个班子，他走带一个班子，空三军就被带垮了。"司令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过了一夜，刘亚楼司令员又变主意了，告诉我同意带几个人组成的小作战班子和一名秘书去。那时真是"军情急如火"，我带着秘书和两个警卫员，没有回家，就乘专机直接去了昆明。新任命的"昆指"政委崔文斌是从福州赶来的，比我还早到两天。
到昆明后，我先去昆明军区见秦基伟司令员，向他报到并听取指示。当时云、贵两省几乎没有空军，加上他不熟悉空军业务，所以没有向我介绍多少情况。但他对我说："你就放开手干吧！要房子、要地皮、要人、要东西我都给你！"我向他汇报了开展工作的初步设想和步骤，他表示赞成。秦基伟把云南省军区的一个小院拨给我们作为"昆指"的临时营房。
当时，云南省只有昆明巫家坝机场可以起降喷气式作战飞机，由民航使用。空军将广州军区空军遂溪场站调入昆明，组建了空军巫家坝场站，准备迎接战斗部队进驻。昆明军区和空军共同组建了空军雷达兵二五团，由空军调入４个雷达连和昆明军区拨给的３个地监连组成（地监连是用人工监视天空，发现敌机时用电话和信号弹报警），各连全部配备了警戒雷达，担负对空警戒任务。与此同时，还组建了空军技术勤务六团。随后，空军又调空二十六师师部带七十六团和独立大队进驻昆明巫家坝机场，使"昆指"初步具备了昼夜对空作战能力。１９６０年８月１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３３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正式成立。
"昆指"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由昆明军区所属两个省军区和两个军调入的干部占６２％，由空军从内地调入的干部占３８％，业务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那时我国刚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物资和粮食短缺，工作和生活遇到很多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大抓思想工作，大力组织业务技术学习，提出了"向驻守边疆十年如一日的陆军老大哥学习，艰苦奋斗，一定把昆明空军建设好" 的口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在防空作战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从事后看，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能够顶住外来冲击，团结一致，保持稳定，这次思想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云南高原上的空战
空军部队进驻云贵地区是空军首次在高原空中作战，在此之前，缺乏高原空中作战的实际经验，不掌握其不同于内地的特点。由于高原空气稀薄，飞机气压高度表在地面不指零。飞机起飞、着陆时发动机工作条件和内地不同，较内地困难。空中拉烟层变低。到昆明后的第一个飞行日，出动２５架飞机，有１７架起动不起来。我们组织飞行员和航空工程技术人员，从点火压油门起动、滑行、起飞、着陆，到观察航空仪表，很快就摸索总结出了一套高原飞行办法，改进了一些设备。由于云南山高谷深，几乎没有平地，在空中很难观察到大山里的铁路、公路线，城镇村寨又少又小，夜间灯光点少，一片漆黑。这些特点使在空中对照地标飞行很困难。为了保证准确飞行，避免空中迷航，我们加大了仪表飞行训练和地面的指挥引导工作。通过这些工作为完成防空作战任务打下了基础。
云贵两省开始缺少机场，没有条件进驻多少部队，而空中作战的机会又多于内地，空军采用了航空兵部队入滇轮战的方法。我认为轮战是一个好方法，特别在和平时期，有利于少养兵，养好兵，提高部队的作战机动能力。即使现在，仍有继续存在、发展的价值。
入滇后的第一仗是１９６０年８月份打的，那时我们刚刚进驻。蒋介石集团的Ｂ－１７型飞机在夜间窜入云南进行侦察骚扰。我机起飞进行拦截虽没有打下来把敌人吓得够戗知道了云南驻有我航空兵部队Ｂ－１７飞机从此再没有来过而改用美制Ｕ－２高空侦察机白天入侵云南进行侦察活动。
这种飞机翼长体轻、航程远、滑翔性能好，装有先进的电子设备，可对我雷达进行干扰，飞行高度可达２万余米。我军的歼击机爬升不到这个高度。在其入侵时，我们曾两次使用歼－７飞机进行拦截。我机升空到９０００米时进入了拉烟层，空中出现了一条白线，敌飞行员从座舱后视镜中发现我机跟踪，采用大转弯进行回避。我机虽发射了机载导弹，仍被其溜掉。为了对付敌Ｕ－２型侦察机，空军命地空导弹部队进驻云南。后来，敌人知道了云南有地对空导弹以后，Ｕ－２再也不敢来了。
１９６４年８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后，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美国对我国广东和云南纵深地区的空中侦察活动频繁起来。为防止被我击落，改用了ＢＱＭ－１４７Ｇ和ＢＱＭ－１４７Ｈ型（即火蜂式）无人驾驶飞机。这种飞机原是空中靶机，加装上电子和照相设备后，用于空中侦察。在１．７万米高度上，其飞行经过的地方，可拍出正面宽度为８０公里到１００公里的照片，分辨率极高，地面各种目标显示得一清二楚。这种飞机的特点是体积小，在空中不易被发现，并可多次回收反复使用；弱点是速度低、没有回避和还击能力。为了反侦察，空军决定在广东遂溪、广西南宁、云南昆明和蒙自４个机场设立高空作战点，配备精干的作战分队，用国产歼－６和歼－７两种飞机打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经过一段时间的战前准备，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５日，广州军区空军率先打下了敌机。空军领导机关及时总结了他们的作战经验进行推广。
我所指挥的昆明和蒙自两个作战点的飞机，应用广州空军的经验升空作战，但无战果。昆明军区陈康副司令员很着急，对我说："老刘啊，你们打下个麻雀来看看也好呀！"我也很焦急，压力很大。南京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好心地对我说："没有条件打下来，你就不要起飞。起飞了打不下不好说话。我就是这么办的。"我经过认真考虑认为不能采取这种办法，只要有敌机还是起飞，打不下也好摸索出办法来。我冷静地分析了几次作战情况，认识到在云南高原作战，外界条件与内地有许多不同，照搬内地作战方法行不通，必须研究出具有云南特点的作战方法来。我下定了不打下敌机决不罢休的决心，带领一个作战班子住到蒙自机场，半年没有回过家，集中精力研究与指挥作战。每次作战后，我都召集指挥员、飞行员、雷达显示器上的领航员和作战、情报、通信参谋等人开会。空军称这种办法为"三头六对面"。从飞行员起飞后的每一个动作，到指挥引导口令等各个方面，一点一滴搞清楚，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方案。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终于研究出：我机在敌机尾后８０公里至６０公里处压准敌机航迹，达到１．４万米高度，追到距离１０公里处，增速到超音速，在敌机尾后２．８公里至３公里时，以２８度的仰角跃升，当达到与敌机同一水平时正好在敌尾后８００米到１０００米，立即瞄准开火，然后迅速脱离防止与敌机相撞。这个作战办法难度极大：首先是要判断准入侵敌机航线，在其平飞侦察地段上才可能将其击落，对指挥人员的判断力要求极高；其次，飞行员的每一个飞行动作都要求准确无误，歼－６飞机的升限只有１．５万米，要达到敌机１．７５万米到１．８万米的高度，只能采用爬动力升限的办法跃升，也就是俗话说的"把飞机甩上去"，这时飞机状态极不稳定，很难驾驶，距敌８００米至１０００米时只有８秒到１０秒时间可供瞄准和射击。跃升所需的２８度仰角，飞机上没有设备显示，我们研究计算出，在飞机前风挡玻璃上的一个位置划出一条红线，当仰起的机头与红线对正时，恰好就是２８度仰角，这就要求飞行员反复练目测，不能出现丝毫误差；再其次是要求引导雷达距离误差不能超过５０米，引导领航员和指挥员的口令要简短准确。全体战勤人员，从指挥员到战士上百人都要默契配合，像一个人一样整体动作，才能保证击落敌机。
我们采用上述作战办法，终于在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８日首次击落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空一师大队长张殿文和中队长张怀连驾歼－６飞机从蒙自机场起飞，张怀连跃升到１．８万多米，距敌８００米处瞄准开炮一直打到距敌１００多米时才翻滚脱离。敌机当即被打得粉身碎骨。接着空九师大队长朱以隆分别于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４日和１９６６年１月３日驾歼－６飞机发射火箭弹，两次击落敌机。空三师尖子飞行员王志跃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７日，３月２３日和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０日驾歼－７三次击落敌机。空三师中队长王志信于１９６８年３月７日驾歼－７击落一架敌机。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５日，空三师大队长（团长）冯全民驾歼－７飞机在云南沅江上空全力向敌机逼近，在距敌机３７０米处，抓住时机开炮，用２８发炮弹将敌机击落，坠毁于江东南３０公里处。敌机被打得七零八落，其碎片将我机的垂直尾翼划破一个大口子，打得英勇顽强，打得漂亮！冯全民此战在当时被誉为"空中拼刺刀"，他也因此成了全军、全国知名的战斗英雄。被毛泽东亲自誉为"英雄师"的空三师，创下了抗美援朝之后的又一次辉煌。仗是越打越精，越打越熟练。最后达到压敌机航迹必须在８０公里至６０公里以上，缩短到４０公里至２０公里，敌机用多转弯避免打击的办法也不灵了。实现了我的"来一架打下一架，叫敌机有来无回"的决心。
１９６７年六七月间的一天下午５时左右，突然，美机４架Ｆ－４Ｃ编队窜入云南境内。我们当即命空二十一师在蒙自机场作战值班的４架歼－５起飞迎敌。美机发现我机后，散开了队形。我方副中队长袁聘就捕捉到１架敌机，开炮将其击伤后，坠落于越南境内。越南老乡向我们报告了敌机坠毁的情况。不幸的是，我方因事先准备不够，互相配合不默契，袁聘就副中队长的飞机被美机咬住后击落，英勇牺牲。
第一次击落敌机时，朱德总司令正在昆明。他听到后非常高兴，亲自接见了参战的飞行员和战勤人员，对我空军用较落后的飞机打下技术先进的敌机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昆明军区九号招待所院内与全体人员合影留念。重病住院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接到我们击落敌机的报告时，非常高兴，要曹副司令代表他来云南对我们表示祝贺！到１９６８年４月我调离昆明为止，先后打下了８架敌无人驾驶侦察机，还有１架Ｆ－４Ｃ飞机。那一阶段，一心想的是打敌机。飞机不比步兵，几百上千公里，忽地来了，忽地又跑了，战机转瞬即失，真是来不得"丝毫"松懈呀。不仅是我，也不仅限于部队，连家属孩子都心系蓝天。每逢打下一架敌机，整个昆指机关和家属院都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中，连刚会说话的娃娃都跳着欢呼："打下飞机喽，打下飞机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