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邦国与王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10:02:34
邦国与王国这两个概念,应该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此的认识似乎很模糊,也不太加以区别。例如,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过程中,有些学者以寻找和探讨王墓和王权的出现来判断文明与国家是否形成,似乎最早的国家形态就是王国;也有学者以“族邦”这一概念来概括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国家形态,将“邦”即邦国与王国视为同一。现在,我国学术界中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国家出现于二里头文化之前的龙山时代或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我们若进一步追问,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与夏代之前的国家,其在形态上是否可作区别?又应如何作区别?对此,笔者曾提出中国在进入初始国家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邦国-王国-帝国,即由最早的邦国发展为夏商周时期的王国,再发展为秦汉以后的帝国,其意图就是欲用邦国与王国这两个概念来处理夏商周三代国家形态和夏之前的国家形态的区别与联系。
     在古文字中,“邦”字的起源与“封域”之封有关。甲骨文中“邦”从(丰)从田,象植木于田界之形;而甲骨文的“封”字,表示的也是以林木为界之象形,所以,笔者赞成邦字最初的本意应从封字去寻找。在甲骨文中每每用方国之“方”来表达邦国之邦,称作“某某方”或“某方伯”等。到周代,金文中的“邦”字从邑,与“国”字义趋同,用法也通用,二字既用于表示国都(即都城)之意,也用于今之国家之意。“邦”表示今之国家之意,先秦文献,尤其是《尚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在用“邦”表示国都方面,《仪礼·既夕礼》曰“至于邦门”,郑玄注“邦门,城门也”。贾公彦疏:“此邦门者,国城北门也。”《尚书·盘庚篇》讲到殷商的先王经常迁都时说:“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还有,《史记·魏世家·集解》云:“《汲冢纪年》曰:梁惠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而《水经·渠水注》则作“徙邦于大梁”。先秦时期的“邦”字与“国”字,何以既用于表示国都之意,又用于表示国家之意,究其缘由,即在于当时的国都是其国家的核心,国家是由其国都来代表的,我们称之为“都邑国家”或“城邑国家”。
     在先秦文献中,除了“邦”、“国”词汇之外,还有“邦国”与“王国”这样的词汇。即使说《周礼》等书中的“邦国”之国指的是国都,而当它与“王国”相对应使用时,用“王国”来指王邦这样的国家实体,用“邦国”来指王邦之外的普通、一般的国家,应该是可行的,也是符合文献实际的。
     就横向平面关系而言,王国与邦国代表了当时国家形态的两种类型。无论是夏代商代还是周代,王国与邦国的地位和形态都是有差异的。王国与普通邦国的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从属或服属的关系,另一类为敌对关系。也有时服时叛的情形。在地理位置上,王国与“四方”、“四土”相对举,被视为天下之中,有着法理上的正统地位。在国土规模上,王直接治理的地区,称为“邦畿千里”,远比一般的邦国或周代的诸侯国大得多。在统治能力和范围上,除了王邦之外,王权的支配力还可以涵盖和辐射到一般邦国中的那些附属的国族。商周时期,作为从属或附属于王国的那些邦国,不但对王国之王有朝见、纳贡、承担军事行动的义务,更主要的是其国家的主权是不完整的,不是完全独立的。对于这些国家主权不完整、不完全独立的邦国即商周时期的诸侯国,笔者不赞成将它们与商周王国的关系说成是“城邦联盟关系”,同时也不能把它们视为在一个国家内即王国内的地方一级的权力机构。夏商周三代的王国,属于“国上之国”,王国与邦国代表了当时国家类型的两种形态,而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特殊性之一也就在于中央王国与诸地域的邦国所存在的这种特殊关系。认清商周时期王国与邦国的这种特殊关系,不但有助于对于当时国家概念的多层次的理解,也有助于加深对当时国家结构特殊性的认识。
     就纵向发展而论,王国与邦国又代表了国家形态发展的两个阶段,王国是在邦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王国的出现始于夏王朝的建立,其最典型的时期是商周时期。而邦国则起源于夏代之前,它与中国古代最初的国家起源是一致的。
     对于夏代之前的国家,《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在这里,万字只是言其极多,不必实指。按照先秦文献中邦字国字的含义,“万邦”、“万国”当然指的都是国家,但这也许是将尧和禹时期的氏族、部落、酋长制族落(即现一般所谓的“酋邦”)和早期国家即当时一切独立的政治实体都称之为“邦”或“国”了。我们不能因“万邦”一词的使用即认为当时所有的氏族部落都转化成了国家,但它也暗示出当时出现的国家绝非一个而为一批。至于究竟有哪些属于早期国家,哪些属于氏族部落,哪些属于由部落正走向国家的酋长制族落,则需要通过对具体的考古学聚落遗址的考察、分析和论证才能作出判断和确认。通过近年来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界许多学者对夏代之前的龙山文化时代的国家起源的研究,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每每是较为简单、较为原始的“都邑国家”式的邦国,而不是既能支配本邦亦能支配庶邦属邦的王国。邦国与王国这两个概念,应该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此的认识似乎很模糊,也不太加以区别。例如,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过程中,有些学者以寻找和探讨王墓和王权的出现来判断文明与国家是否形成,似乎最早的国家形态就是王国;也有学者以“族邦”这一概念来概括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国家形态,将“邦”即邦国与王国视为同一。现在,我国学术界中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国家出现于二里头文化之前的龙山时代或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我们若进一步追问,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与夏代之前的国家,其在形态上是否可作区别?又应如何作区别?对此,笔者曾提出中国在进入初始国家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邦国-王国-帝国,即由最早的邦国发展为夏商周时期的王国,再发展为秦汉以后的帝国,其意图就是欲用邦国与王国这两个概念来处理夏商周三代国家形态和夏之前的国家形态的区别与联系。
     在古文字中,“邦”字的起源与“封域”之封有关。甲骨文中“邦”从(丰)从田,象植木于田界之形;而甲骨文的“封”字,表示的也是以林木为界之象形,所以,笔者赞成邦字最初的本意应从封字去寻找。在甲骨文中每每用方国之“方”来表达邦国之邦,称作“某某方”或“某方伯”等。到周代,金文中的“邦”字从邑,与“国”字义趋同,用法也通用,二字既用于表示国都(即都城)之意,也用于今之国家之意。“邦”表示今之国家之意,先秦文献,尤其是《尚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在用“邦”表示国都方面,《仪礼·既夕礼》曰“至于邦门”,郑玄注“邦门,城门也”。贾公彦疏:“此邦门者,国城北门也。”《尚书·盘庚篇》讲到殷商的先王经常迁都时说:“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还有,《史记·魏世家·集解》云:“《汲冢纪年》曰:梁惠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而《水经·渠水注》则作“徙邦于大梁”。先秦时期的“邦”字与“国”字,何以既用于表示国都之意,又用于表示国家之意,究其缘由,即在于当时的国都是其国家的核心,国家是由其国都来代表的,我们称之为“都邑国家”或“城邑国家”。
     在先秦文献中,除了“邦”、“国”词汇之外,还有“邦国”与“王国”这样的词汇。即使说《周礼》等书中的“邦国”之国指的是国都,而当它与“王国”相对应使用时,用“王国”来指王邦这样的国家实体,用“邦国”来指王邦之外的普通、一般的国家,应该是可行的,也是符合文献实际的。
     就横向平面关系而言,王国与邦国代表了当时国家形态的两种类型。无论是夏代商代还是周代,王国与邦国的地位和形态都是有差异的。王国与普通邦国的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从属或服属的关系,另一类为敌对关系。也有时服时叛的情形。在地理位置上,王国与“四方”、“四土”相对举,被视为天下之中,有着法理上的正统地位。在国土规模上,王直接治理的地区,称为“邦畿千里”,远比一般的邦国或周代的诸侯国大得多。在统治能力和范围上,除了王邦之外,王权的支配力还可以涵盖和辐射到一般邦国中的那些附属的国族。商周时期,作为从属或附属于王国的那些邦国,不但对王国之王有朝见、纳贡、承担军事行动的义务,更主要的是其国家的主权是不完整的,不是完全独立的。对于这些国家主权不完整、不完全独立的邦国即商周时期的诸侯国,笔者不赞成将它们与商周王国的关系说成是“城邦联盟关系”,同时也不能把它们视为在一个国家内即王国内的地方一级的权力机构。夏商周三代的王国,属于“国上之国”,王国与邦国代表了当时国家类型的两种形态,而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特殊性之一也就在于中央王国与诸地域的邦国所存在的这种特殊关系。认清商周时期王国与邦国的这种特殊关系,不但有助于对于当时国家概念的多层次的理解,也有助于加深对当时国家结构特殊性的认识。
     就纵向发展而论,王国与邦国又代表了国家形态发展的两个阶段,王国是在邦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王国的出现始于夏王朝的建立,其最典型的时期是商周时期。而邦国则起源于夏代之前,它与中国古代最初的国家起源是一致的。
     对于夏代之前的国家,《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在这里,万字只是言其极多,不必实指。按照先秦文献中邦字国字的含义,“万邦”、“万国”当然指的都是国家,但这也许是将尧和禹时期的氏族、部落、酋长制族落(即现一般所谓的“酋邦”)和早期国家即当时一切独立的政治实体都称之为“邦”或“国”了。我们不能因“万邦”一词的使用即认为当时所有的氏族部落都转化成了国家,但它也暗示出当时出现的国家绝非一个而为一批。至于究竟有哪些属于早期国家,哪些属于氏族部落,哪些属于由部落正走向国家的酋长制族落,则需要通过对具体的考古学聚落遗址的考察、分析和论证才能作出判断和确认。通过近年来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界许多学者对夏代之前的龙山文化时代的国家起源的研究,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每每是较为简单、较为原始的“都邑国家”式的邦国,而不是既能支配本邦亦能支配庶邦属邦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