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征服大理——元跨革囊

元跨革囊


    蒙古灭亡大理国，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世界古代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战例。昆明大观楼长联以“元跨革囊”四个字，概括了这一千里奔袭、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
    我们曾经说过，大理国300年的历史，从未对外用兵。当时面对宋、辽、金、西夏与蒙古之间的争斗，大理国一直置身事外，不予理会。然而，蒙古的战略——“斡腹之举”，却将大理国牵人了战争之中。
    所谓“斡腹之举”，就是先出奇兵灭大理，然后再由大理派一支军队，对南宋腹地发动攻击，南北夹击，一举而灭南宋。这个策略看起来简单，其实，蒙古对大理用兵，也是颇费周折。据考证，蒙古对大理国用兵，前后三次，方才取得胜利。最早是在蒙古成吉思汗时。一次成吉思汗向大臣郭宝玉询问取中原之策，宝玉回答说：应该先攻取巴蜀、大理，然后藉其兵力，顺势灭掉金国，再合围南宋。据有的文献资料记载，成吉思汗确曾派遣过一支部队进攻大理，军队到达金沙江边的铁桥城而还。
    1244年，窝阔台继承蒙古汗位，命征蜀蒙古军抽调精兵，攻取大理。据说当时调集的军队达20万之众。大军由川西过大渡河，越金沙江，直奔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命军将高禾率部迎敌，在今丽江九禾一带，与蒙古军展开激战。
    迎战蒙古军队的大理国将军高禾，又名高和、高泰和、高踰城和，是当时大理国相国高祥之弟，为大理国重臣。这场战争的战况，没有资料记载，不过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此次战事的激烈与重要：其一是战役结束后，大理国派专使段连柘赴南宋通报战况，南宋朝廷派使团专程来大理，到九禾吊唁阵亡将士；其二是大理国在九禾建佛塔，为战死沙场的将士超度。九禾塔现虽然已毁，但当年建塔用的砖，却仍有保留，砖上模印有“追为高踰城和及殉国……”等文字，说明此塔是专门为“九禾之战”的阵亡将士修筑的“超生塔”。
    九禾战役中大理国与蒙古军都损失惨重，但蒙古军北还，不完全是军事因素，主要原因是窝阔台汗突然逝世，大军只好撤回。
    而大理国方面，与高禾同时战死的高氏家族成员，还有高福善、高明胜、高明祥、高政运、高政志等，所以此次战役，对大理国震动很大。段氏意识到，要抗击蒙古军队，必须与南宋联合起来，便遣使四川，想与南宋共议御敌之策，却遭到拒绝。其结果是大理国在大渡河一带没有形成有效的防区，而只好把防线收缩到金沙江一带。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九禾战役引起了南宋的高度重视，然而，大理国方面并未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产生警惕，军事上没有进行积极的布防，外交上也没有与周边，特别是没有与大渡河以南的各部族进行联络，更没有与南宋方面联合抗击蒙古军队的意图与行动。但据《元史类编·兀良合台传》说，“宪宗初立，大理方结好于宋，帝锐意图宋，乃遣皇帝忽必烈先进兵讨西南夷。”这就是说，大理国确曾有主动与南宋联合的举动，连蒙古宪宗皇帝都觉察到了。
    宋淳祜七年(公元1247年)，蒙古军队再度南下，意在偷袭大理国，但受到四川宋军的阻击，未能到达大理国境。如果南宋能联合大理国，实现“联滇保蜀”的战略，则蒙古军队要灭大理，继而攻南宋，是非常困难的。不幸的是，南诏与唐王朝之间的战略结盟，并没有在大理国与南宋之间再度出现。
    蒙古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九月，忽必烈奉命率军10万，由蒙古高原起程远征大理国。当年十二月，大军乘冬季封冻之机，越过黄河，进入河湟之地。第二年春天，大军经过盐夏，四月出萧关，六月进驻六盘山，八月抵达甘肃南部的临洮。
    大军到达临洮后，忽必烈做了两件事，一是遣使赴凉州(今甘肃武威)召吐蕃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大军过藏区作准备；二是派遣玉律术、王君侯、王鉴三人先行，招谕大理。前者应召而至，后者却因道路阻塞，无功而返。这说明蒙古军用兵，还是以谋略为上。在八思巴的协助下，蒙古大军顺利进入川西地区，九月，抵达忒剌，即今天四川西部松藩一带。
大理国在金沙江以北设有建昌、会川二府，这里是南诏时期东蛮所居之地，这里的部族，虽在大理国建昌、会川二府管理之下，但同时常常依附于宋王朝的黎州，一如南诏时期的东蛮，既归南诏，又倾向唐王朝的剑南西川节度。蒙古军队进至大渡河边后，忽必烈将大军分为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忽必烈亲率中路，分别进攻大珲国。
    兀良合台所率西路军，由晏当路(今四川理塘、稻城一带)南下，经川西藏区，进至今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一带，在巨甸渡过金沙江。西路军在今丽江石鼓一带，被“空和寨”所阻。空和寨是大理国在金沙江边设置的军事要隘，沿江依山而筑，牢不可破。兀良合台亲自率军出战，经过七天的激战，才攻破寨门。
    抄合、也只烈所率的东路军，沿川西平原南下，进入大理国建昌、会川二府辖地。此路大军的战略意图，是占领建昌、会川二府，过金沙江，进逼姚州，转而西进，与中路军、西路军会师，合围大理国都城羊苴咩城。姚州即今云南姚安，这是由四川进入云南的传统通道之一。南诏大理国时期，姚州为仅次于“首邑之地”洱海周边地区的重要辖区。但东路军进入大理国建昌、会川二府后，遭遇顽强抵抗，后来虽兵临姚州城下，亦不能攻克城池，只好停下等待忽必烈中路大军的支援。
    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先到达满陀城(今四川泸定)，由于行军不便，蒙古军丢下粮草辎重，轻装渡过大渡河，在高山峡谷无人区之中，急行军二千余里，到达金沙江畔。据考证，忽必烈中路军的行军路线，是由大渡河而南，沿河谷南下，到达今丽江宁蒗县永宁镇金沙江北侧。么些族(纳西族)首领和字出降，为蒙古军引路。
    蒙古军队虽来自大漠，不习水性，但出师之前，他们对大理国的山川地势有详细的了解，知道这里有大渡河、金沙江、洱海等河流湖泊，为渡河作好了准备。来到金沙江边，面对汹涌的江水，蒙古军士不用船只，使用北方人渡河惯用的“革囊”渡过了金沙江天险。
    “革”者，“皮”也，“革囊”，顾名思义就是皮子做的气囊。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两岸，普通百姓过河，都是乘革囊而过。革囊一般用羊皮做成，制作的方法，大概是将羊宰杀之后，用细管向羊皮中吹气，使皮肉之间产生气流，再用力捶打羊皮，羊皮就会与羊肉分离。这时，割下羊头与四肢，然后将羊皮从头部向下撕拉，羊皮就会完整地剥落下来，然后只要将头部、四肢及尾部的孔洞扎紧，就天衣无缝了。船工向皮囊中吹气，羊皮就膨胀为鼓鼓囊囊的革囊。这种革囊，人们可以藉之只身渡河，也可以用它承载木筏，同时让许多人飘浮过河。大致说来，大凡水流湍急，不易舟楫的河流，都采用这种“革囊渡江”的方式。
    渡过金沙江之后，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由永宁南行，从今天的宁蒗县境内直驱丽江，到达大匮(今丽江大巨)，进而攻击三赕(今丽江)，么些族首领麦良出降。蒙古军由三赕至谋统(今鹤庆)，高氏出降，邻近的善巨(今永胜)高氏也投降了蒙古军队。至此，忽必烈所率的中路军沿途招降纳叛，把大渡河以南直到云南西北部的大理国辖地，都收归到自己的帐下。大理国西北的军事防御体系，大渡河、金沙江两道天险，以及无数的“蛮夷”部族所形成的缓冲区域，霎时间被“天兵”所破。段氏、高氏万万没有想到，蒙古军有如天降，一下子就出现在苍山洱海之间。
    紧接着，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首先攻下邓川。这时，兀良合台所率的西路军，也抵达龙首关外，两路大军合兵一处，乘势攻破龙首关，大理国“首邑之地”的北大门洞开。蒙古大军占领大嫠后，沿苍山山麓小道，很快直抵羊苴咩城下。
    经南诏大理国近500年经营的羊苴咩城，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从战略上说，蒙古军并无十分把握攻占此城。回想唐朝天宝年间，唐军就曾攻至城下，最后却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所以，蒙古军虽有兵临城下之优势，但忽必烈并不急于攻城，他认为如果能兵不血刃，订立城下之盟，那才是上善之策。于是忽必烈再次派遣玉律术、王君侯、王鉴三位特使入城，招谕大理国段氏出降。但大理国段氏、高氏君臣却颇为自信，他们杀了蒙古使臣，丝毫不理会忽必烈的招降。国王段兴智、相国高泰祥引兵出战，与蒙古军大战于羊苴咩城下。
    面对坚固的城池和高昂的士气，蒙古军一时攻城难克，
忽必烈决定再遣使臣招谕大理国君臣，劝其出降。“三返弗听”，大理国断然拒绝投降。
    忽必烈不愧为成吉思汗的子孙，他命令蒙古勇士组成一支特别队伍，绕道苍山西坡，由西向东翻越苍山。这支登山部队，十之八九死在苍山之上，但最终完成使命，存活下来的军士，在苍山上组成一支奇兵，军旗招展，鼓号齐鸣，由山顶直冲而下，突入城中。大理国君臣被这种“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气势所逼，弃城而逃，退守姚州、善阐。此次军事行动，是自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以来，外部军事力量第一次攻入羊苴咩城，南诏大理国城防体系被蒙古铁骑踏破。
    此后，蒙古军队乘胜追至姚州，与在那里久战不胜的东路军会合，攻克姚州城，俘获大理国相国高泰祥。再后蒙古军在兀良合台率领下，进军滇中，围攻善阐，攻城虽费时日，终究攻破城垣。大理国末代国王段兴智出奔至昆泽(阳宗海)被擒，后降蒙古，被封为世袭大理总管，段氏大理国至此灭亡。
    蒙古军队虽获得大胜，但损失也是空前的：当年出师奔袭大理国的10万铁骑，仅存2万，损失了五分之四。至今，云南许多地方都还保留有为数众多的“鞑子坟”，据说就是当年蒙古阵亡将士的墓冢。
    元朝灭大理国后，“斡腹之举”的战略意图实现，对南宋形成了夹击之势。公元1258年，当蒙古军三路进攻南宋时，大理国王段兴智的叔父段福，率领“爨白军”，随蒙古军征战至鄂口(汉口)。后来，爨白军中的大部分军士，落籍于湖南西部长江流域一带，成为现今这些地方白族的先祖。
    蒙古灭大理国之后，对云南实行了20年的军事管制。行省建立之前，蒙古先在大理立“元帅府”，总制大理国旧地，后改为“大理善阐都元帅府”，再后改为“云南诸路宣慰司”，下辖万户、千户、百户府。1274年，忽必烈在云南设立行省，任命赛典赤为平章政事，改万户、千户、百户府为路、府、州、县，云南从军事管制时期进入正常的行政管理阶段。云南行省建立时，将首府由大理迁至中庆(今昆明)，结束了大理作为云南首府536年的历史。
    元王朝虽然在云南建立行省，但为了限制行省的权力，又分封蒙古亲王镇守云南，划给他们管辖范围和领地，不受行省约束。大理国段氏则“世袭大理总管”，管辖大理、善阐、威楚、统矢、会川、建昌、腾越等城，并划定滇西为其辖地。云南形成了蒙古亲王、行省及段氏总管三家统治的格局。段氏总管时期，洱海地区仍较多地保留着大理国时期的传统。元跨革囊


    蒙古灭亡大理国，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世界古代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战例。昆明大观楼长联以“元跨革囊”四个字，概括了这一千里奔袭、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
    我们曾经说过，大理国300年的历史，从未对外用兵。当时面对宋、辽、金、西夏与蒙古之间的争斗，大理国一直置身事外，不予理会。然而，蒙古的战略——“斡腹之举”，却将大理国牵人了战争之中。
    所谓“斡腹之举”，就是先出奇兵灭大理，然后再由大理派一支军队，对南宋腹地发动攻击，南北夹击，一举而灭南宋。这个策略看起来简单，其实，蒙古对大理用兵，也是颇费周折。据考证，蒙古对大理国用兵，前后三次，方才取得胜利。最早是在蒙古成吉思汗时。一次成吉思汗向大臣郭宝玉询问取中原之策，宝玉回答说：应该先攻取巴蜀、大理，然后藉其兵力，顺势灭掉金国，再合围南宋。据有的文献资料记载，成吉思汗确曾派遣过一支部队进攻大理，军队到达金沙江边的铁桥城而还。
    1244年，窝阔台继承蒙古汗位，命征蜀蒙古军抽调精兵，攻取大理。据说当时调集的军队达20万之众。大军由川西过大渡河，越金沙江，直奔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命军将高禾率部迎敌，在今丽江九禾一带，与蒙古军展开激战。
    迎战蒙古军队的大理国将军高禾，又名高和、高泰和、高踰城和，是当时大理国相国高祥之弟，为大理国重臣。这场战争的战况，没有资料记载，不过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此次战事的激烈与重要：其一是战役结束后，大理国派专使段连柘赴南宋通报战况，南宋朝廷派使团专程来大理，到九禾吊唁阵亡将士；其二是大理国在九禾建佛塔，为战死沙场的将士超度。九禾塔现虽然已毁，但当年建塔用的砖，却仍有保留，砖上模印有“追为高踰城和及殉国……”等文字，说明此塔是专门为“九禾之战”的阵亡将士修筑的“超生塔”。
    九禾战役中大理国与蒙古军都损失惨重，但蒙古军北还，不完全是军事因素，主要原因是窝阔台汗突然逝世，大军只好撤回。
    而大理国方面，与高禾同时战死的高氏家族成员，还有高福善、高明胜、高明祥、高政运、高政志等，所以此次战役，对大理国震动很大。段氏意识到，要抗击蒙古军队，必须与南宋联合起来，便遣使四川，想与南宋共议御敌之策，却遭到拒绝。其结果是大理国在大渡河一带没有形成有效的防区，而只好把防线收缩到金沙江一带。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九禾战役引起了南宋的高度重视，然而，大理国方面并未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产生警惕，军事上没有进行积极的布防，外交上也没有与周边，特别是没有与大渡河以南的各部族进行联络，更没有与南宋方面联合抗击蒙古军队的意图与行动。但据《元史类编·兀良合台传》说，“宪宗初立，大理方结好于宋，帝锐意图宋，乃遣皇帝忽必烈先进兵讨西南夷。”这就是说，大理国确曾有主动与南宋联合的举动，连蒙古宪宗皇帝都觉察到了。
    宋淳祜七年(公元1247年)，蒙古军队再度南下，意在偷袭大理国，但受到四川宋军的阻击，未能到达大理国境。如果南宋能联合大理国，实现“联滇保蜀”的战略，则蒙古军队要灭大理，继而攻南宋，是非常困难的。不幸的是，南诏与唐王朝之间的战略结盟，并没有在大理国与南宋之间再度出现。
    蒙古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九月，忽必烈奉命率军10万，由蒙古高原起程远征大理国。当年十二月，大军乘冬季封冻之机，越过黄河，进入河湟之地。第二年春天，大军经过盐夏，四月出萧关，六月进驻六盘山，八月抵达甘肃南部的临洮。
    大军到达临洮后，忽必烈做了两件事，一是遣使赴凉州(今甘肃武威)召吐蕃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大军过藏区作准备；二是派遣玉律术、王君侯、王鉴三人先行，招谕大理。前者应召而至，后者却因道路阻塞，无功而返。这说明蒙古军用兵，还是以谋略为上。在八思巴的协助下，蒙古大军顺利进入川西地区，九月，抵达忒剌，即今天四川西部松藩一带。
大理国在金沙江以北设有建昌、会川二府，这里是南诏时期东蛮所居之地，这里的部族，虽在大理国建昌、会川二府管理之下，但同时常常依附于宋王朝的黎州，一如南诏时期的东蛮，既归南诏，又倾向唐王朝的剑南西川节度。蒙古军队进至大渡河边后，忽必烈将大军分为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忽必烈亲率中路，分别进攻大珲国。
    兀良合台所率西路军，由晏当路(今四川理塘、稻城一带)南下，经川西藏区，进至今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一带，在巨甸渡过金沙江。西路军在今丽江石鼓一带，被“空和寨”所阻。空和寨是大理国在金沙江边设置的军事要隘，沿江依山而筑，牢不可破。兀良合台亲自率军出战，经过七天的激战，才攻破寨门。
    抄合、也只烈所率的东路军，沿川西平原南下，进入大理国建昌、会川二府辖地。此路大军的战略意图，是占领建昌、会川二府，过金沙江，进逼姚州，转而西进，与中路军、西路军会师，合围大理国都城羊苴咩城。姚州即今云南姚安，这是由四川进入云南的传统通道之一。南诏大理国时期，姚州为仅次于“首邑之地”洱海周边地区的重要辖区。但东路军进入大理国建昌、会川二府后，遭遇顽强抵抗，后来虽兵临姚州城下，亦不能攻克城池，只好停下等待忽必烈中路大军的支援。
    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先到达满陀城(今四川泸定)，由于行军不便，蒙古军丢下粮草辎重，轻装渡过大渡河，在高山峡谷无人区之中，急行军二千余里，到达金沙江畔。据考证，忽必烈中路军的行军路线，是由大渡河而南，沿河谷南下，到达今丽江宁蒗县永宁镇金沙江北侧。么些族(纳西族)首领和字出降，为蒙古军引路。
    蒙古军队虽来自大漠，不习水性，但出师之前，他们对大理国的山川地势有详细的了解，知道这里有大渡河、金沙江、洱海等河流湖泊，为渡河作好了准备。来到金沙江边，面对汹涌的江水，蒙古军士不用船只，使用北方人渡河惯用的“革囊”渡过了金沙江天险。
    “革”者，“皮”也，“革囊”，顾名思义就是皮子做的气囊。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两岸，普通百姓过河，都是乘革囊而过。革囊一般用羊皮做成，制作的方法，大概是将羊宰杀之后，用细管向羊皮中吹气，使皮肉之间产生气流，再用力捶打羊皮，羊皮就会与羊肉分离。这时，割下羊头与四肢，然后将羊皮从头部向下撕拉，羊皮就会完整地剥落下来，然后只要将头部、四肢及尾部的孔洞扎紧，就天衣无缝了。船工向皮囊中吹气，羊皮就膨胀为鼓鼓囊囊的革囊。这种革囊，人们可以藉之只身渡河，也可以用它承载木筏，同时让许多人飘浮过河。大致说来，大凡水流湍急，不易舟楫的河流，都采用这种“革囊渡江”的方式。
    渡过金沙江之后，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由永宁南行，从今天的宁蒗县境内直驱丽江，到达大匮(今丽江大巨)，进而攻击三赕(今丽江)，么些族首领麦良出降。蒙古军由三赕至谋统(今鹤庆)，高氏出降，邻近的善巨(今永胜)高氏也投降了蒙古军队。至此，忽必烈所率的中路军沿途招降纳叛，把大渡河以南直到云南西北部的大理国辖地，都收归到自己的帐下。大理国西北的军事防御体系，大渡河、金沙江两道天险，以及无数的“蛮夷”部族所形成的缓冲区域，霎时间被“天兵”所破。段氏、高氏万万没有想到，蒙古军有如天降，一下子就出现在苍山洱海之间。
    紧接着，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首先攻下邓川。这时，兀良合台所率的西路军，也抵达龙首关外，两路大军合兵一处，乘势攻破龙首关，大理国“首邑之地”的北大门洞开。蒙古大军占领大嫠后，沿苍山山麓小道，很快直抵羊苴咩城下。
    经南诏大理国近500年经营的羊苴咩城，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从战略上说，蒙古军并无十分把握攻占此城。回想唐朝天宝年间，唐军就曾攻至城下，最后却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所以，蒙古军虽有兵临城下之优势，但忽必烈并不急于攻城，他认为如果能兵不血刃，订立城下之盟，那才是上善之策。于是忽必烈再次派遣玉律术、王君侯、王鉴三位特使入城，招谕大理国段氏出降。但大理国段氏、高氏君臣却颇为自信，他们杀了蒙古使臣，丝毫不理会忽必烈的招降。国王段兴智、相国高泰祥引兵出战，与蒙古军大战于羊苴咩城下。
    面对坚固的城池和高昂的士气，蒙古军一时攻城难克，
忽必烈决定再遣使臣招谕大理国君臣，劝其出降。“三返弗听”，大理国断然拒绝投降。
    忽必烈不愧为成吉思汗的子孙，他命令蒙古勇士组成一支特别队伍，绕道苍山西坡，由西向东翻越苍山。这支登山部队，十之八九死在苍山之上，但最终完成使命，存活下来的军士，在苍山上组成一支奇兵，军旗招展，鼓号齐鸣，由山顶直冲而下，突入城中。大理国君臣被这种“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气势所逼，弃城而逃，退守姚州、善阐。此次军事行动，是自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以来，外部军事力量第一次攻入羊苴咩城，南诏大理国城防体系被蒙古铁骑踏破。
    此后，蒙古军队乘胜追至姚州，与在那里久战不胜的东路军会合，攻克姚州城，俘获大理国相国高泰祥。再后蒙古军在兀良合台率领下，进军滇中，围攻善阐，攻城虽费时日，终究攻破城垣。大理国末代国王段兴智出奔至昆泽(阳宗海)被擒，后降蒙古，被封为世袭大理总管，段氏大理国至此灭亡。
    蒙古军队虽获得大胜，但损失也是空前的：当年出师奔袭大理国的10万铁骑，仅存2万，损失了五分之四。至今，云南许多地方都还保留有为数众多的“鞑子坟”，据说就是当年蒙古阵亡将士的墓冢。
    元朝灭大理国后，“斡腹之举”的战略意图实现，对南宋形成了夹击之势。公元1258年，当蒙古军三路进攻南宋时，大理国王段兴智的叔父段福，率领“爨白军”，随蒙古军征战至鄂口(汉口)。后来，爨白军中的大部分军士，落籍于湖南西部长江流域一带，成为现今这些地方白族的先祖。
    蒙古灭大理国之后，对云南实行了20年的军事管制。行省建立之前，蒙古先在大理立“元帅府”，总制大理国旧地，后改为“大理善阐都元帅府”，再后改为“云南诸路宣慰司”，下辖万户、千户、百户府。1274年，忽必烈在云南设立行省，任命赛典赤为平章政事，改万户、千户、百户府为路、府、州、县，云南从军事管制时期进入正常的行政管理阶段。云南行省建立时，将首府由大理迁至中庆(今昆明)，结束了大理作为云南首府536年的历史。
    元王朝虽然在云南建立行省，但为了限制行省的权力，又分封蒙古亲王镇守云南，划给他们管辖范围和领地，不受行省约束。大理国段氏则“世袭大理总管”，管辖大理、善阐、威楚、统矢、会川、建昌、腾越等城，并划定滇西为其辖地。云南形成了蒙古亲王、行省及段氏总管三家统治的格局。段氏总管时期，洱海地区仍较多地保留着大理国时期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