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潘汉年与博古“私交”？党史著作要符合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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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5月11日 14:37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 萧扬 尹骐
《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质疑
这些年来，人物传记、回忆录，以及面对不同读者的史学著作和通俗历史读物，出版空前繁荣。这是好事。但是，也出现了历史著作同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界限不清的现象。一些书刊貌似真实历史，实际却是抓住某些影子编造的故事，弄得虚实难分，真假莫辨。我们在这里特别对秦福荃先生的《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一文提出质疑，是因为觉得它牵涉的党史问题太大，性质太重要了。文中对博古、潘汉年这两位受到人们尊敬的同志的不实描写，实在太不公平、太出格了，令人读后感到无法理解，所以提出来就教于党史界的专家，也希望取得作者秦福荃先生的批评和谅解。
秦福荃先生的《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一文(刊《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对一些重大党史事件和重要党史人物提出了新的“材料”和论断，不但提出了博古、潘汉年的“宗派”关系问题，改写了他们的一大段历史，而且使1931年四中全会后一个长时期本来就很复杂的党史变得更加复杂，连某些已经基本澄清的问题又给搅乱了。提出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理应有扎实可靠的根据，但是文章却并没有说明材料来源，这就使人很难判断真假或可靠程度。
一个关键问题是，潘汉年与博古之间是否存在党内不能容许的极其诡秘的那种所谓“私交”关系？
秦先生在文中说了三件事。第一，王明1931年离开上海时曾“给博古单独交代了三条‘切记’”。其中第三条涉及潘汉年，就是确定潘为王明、博古之间的“秘密联络员”。万一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只有他(潘)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第二，长征途中的1935年2月上旬，博古同潘汉年“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说明自己决定交权，派潘去莫斯科，让王明相信交权是博古的意愿，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接班。第三，1936年9月23日博古同潘汉年“语重心长”地谈话，透露毛泽东对王明在国外指手画脚最反感，“看来王明在苏联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了”，告诫潘在外谨慎，否则“祸从天降”。并称有人说潘是博古的人，要潘以后少来往，写文章讲话也不要提他。文中对这三件事的描述很具体，大段引用了王明、博古的原话(带引号的引文)。
如果这三件事属实，博古与潘汉年之间的关系不但不符合组织原则，而且属于明显的宗派集团。但是，这些事情从来不见于各种史料和研究著作，由于资料来源不明，其真实性不能不令人怀疑。博古和王明、博古和潘汉年那些带引号的原话，在没有录音或速记的情况下，即使他们本人大概也记不住那么多，更难想象能够一字不差地流传下来。文中并没有说他们谈话时有第三者在场，大概也没有人能够当场看见博古和潘汉年“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他们这些带有严重派性的私房话属于“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性质，究竟是如何透露给外人的呢？这个外人还只能是他们完全信得过的帮派核心成员。否则他们不会讲，讲了也不会保密到现在。他们中又是谁会透露呢？王明未必会自曝这种材料，即使自曝了，在整风和以后的批判斗争中难免不被当作罪证引用，党史界至少《王明传》(《王明评传》)的作者不会毫无所知。会不会是博古透露呢？如果是他在党内讲话或所写材料透露，那么党内总会有人听到，或档案材料中总会留下痕迹。如果是他私下透露，那么他有可能在何时何地向何人透露呢？至于潘汉年，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组织纪律性特别强，出事前不能想象会随便对人谈地下工作和党内问题。他1955年入狱。尹骐研究过他狱中全部材料，知道经过多年的审查和审讯，他所写材料都未提这三件事。
应该说，文中关于博古和潘汉年关系的描述，同他们两人的政治品格和做人道德并不相符。博古虽然犯过错误，也有缺点，但是为人正直，对于革命斗争怀有坚强信念，在党内生活中按照原则办事。伍修权在回忆遵义会议时就说，博古“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他“为人是正直的，对革命的忠诚和个人品质是应该肯定的”。博古在已经离开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之后，还像文中所说在中央之外由秘密联络员同王明联系，或同潘汉年讲那些派性极强的话，都是难以想象的。潘汉年也是“对党忠诚”、“严守纪律”的优秀共产党员(夏衍语)，在多年的秘密工作中，出生入死，为党做出过不朽贡献，后来遭受冤狱，但始终不曾对党抱怨。像他这样极孚众望的革命者同博古之间会存在文中那种所谓“私交”，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文中关于博古、潘汉年关系三件大事的具体叙述，也有不少与实际情况不符。
1.文中说，博古1935年2月同潘汉年那次近四个钟头“推心置腹”的谈话，是红军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时进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同博古谈了一下午话。其实，博古只是2月5日在水田寨(在该寨的高坎，而非通讯部门住的花房子)住了一晚，第二天即随中央离开高坎到大河滩的庄子。他怎么可能有两天时间在花房子各用一个下午和近四个钟头分别同周恩来和潘汉年谈话呢？
2.文中说，潘汉年在长征途中离队去白区转莫斯科，是博古2月上旬同他密谈中交代的，目的是要他作为秘密联络员见王明，陈云也是博古同周恩来商量后派出的，“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以你(潘)为主，陈去补充”；在博古向潘汉年交代以后，张闻天才于2月7日同时和潘汉年、陈云谈话，作了布置。其实，派潘汉年出去，是因为3月5日(即文中所谓2月上旬博古潘汉年密谈的一个月后)中央接到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获悉上海中央局1934年10月遭破坏，所以派潘出去恢复白区工作，打通上海同国际的联系，如联系不上，再到莫斯科去。当时中央领导机构已经改组，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毛泽东进入领导核心，派人去白区这样的事不可能由博古决定，派政治局常委陈云出去也不可能由博古和周恩来两人决定。更不能由博古一人规定，不管谁先到，汇报都是以潘汉年为主，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只能“去补充”。事实上，潘汉年的派出是张闻天3月5日接到任弼时来电后代表中央同他谈话(陈云并未参加，谈话时间也非2月7日)交代的。
3.文中说，潘汉年1936年8月7日回到保安，因为比张浩晚到九个月，又不了解中央实际掌权人是毛泽东，因而引起毛泽东不满，毛泽东、周恩来都没有接见他。实际上，据《周恩来传》和《张闻天年谱》记载，潘汉年1936年8月8日(而非7日)到达保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听取潘汉年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潘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联络国共合作抗日谈判情况的汇报。10日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共关系与统一战线问题，张、毛、周和潘汉年都参加。所谓毛、周没有接见潘汉年，不知何所指。
4.文中说，1936年8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研究派何人出去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起初对周恩来说，“王明、博古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不可信用”，到第三天(应是8月12日)的会上才同意派潘汉年。可是，据《毛泽东年谱》说，8月11日毛泽东即曾致电当时在张学良部中的中共代表刘鼎，要他设法派飞机到肤施接潘汉年，以便快晤张学良。难道真是毛泽东还未同意而且中央也尚未决定潘汉年这个人选之际，竟先要他“快晤”张学良了吗？再说那次政治局会议只开了一天，并没有开三天。另外，王明问题被提出顶多是1937年12月会议以后的事，揭发批判王明、博古的“教条宗派”，更是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中的事。1935年前后，正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一再支持和宣传毛泽东，而且王明并不同意博古排斥毛泽东，所以1936年毛泽东不可能有此看法，即使有，也不可能对周恩来讲。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是王明的合作者(周自己也一直检讨他犯了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不可信用”之说，原是1955年4月潘汉年被捕前一天的批示中提出的，看来是被移植于十九年之前了。
5.文中说，1936年9月23日博古同潘汉年谈话，说潘脑子里带密电码，晚九个月回来，害得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系不上”，毛能不生气吗。其实，潘汉年以革命工作为第一生命，决不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任务放在一边，而游荡九个月。他本来动身就比张浩晚几个月，后来又同国民党谈判。至于密电码，则张浩1935年11月已经带回，专门送密电码回国的阎红彦也已于1935年冬到达陕北，还有罗英(刘长胜)也已回来。中央最晚在1936年6月16日已经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建立了电讯联系，毛泽东还生潘汉年什么气？
6.文中说，博古那次谈话还说，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是中共中央首先提出的，不是王明。其实，共产国际1933年开始调整政策，王明得风气之先，1933年1月就起草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期间王明又起草《八一宣言》，到1935年底和1936年初更公开撰文，呼吁国共合作抗日，并提出“逼蒋抗日”方针，而中共中央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才提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至于“逼蒋抗日”方针则到1936年9月1日才在党内通知中宣布。博古当然完全清楚这些，他怎么会歪曲事实呢？文中又说，博古还讲临时中央认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副书记，所以一直把他看成上级。这更是离事实十万八千里。王明1932年9月才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此时临时中央已快结束，至于王明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并非副书记)，则更是临时中央结束两年多以后的事。博古会不清楚这些明显的事实吗？
除了上述同博古、潘汉年关系直接有关的问题，文中还有不少与事实不符之处。
1.文中说，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以前安排组成“他完全信得过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其六名成员“全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其实不然，所列六人中康生、陈云并非莫斯科回来，卢福坦也不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其实有九人(据张闻天《反省笔记》和《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另三人中的王云程也不是莫斯科回来的。另外，临时中央如何成立，特别是九名成员是如何产生的，至今并未完全弄清，党史界还有不同说法。有说“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周恩来传》)，有说“周、王、博、洛四人9月在博古家中开会，向共产国际提出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单”(《张闻天传》)。秦先生文中肯定临时中央是王明组成的，并没有提出具体根据。至于说王明临走前的安排，是要“控制国内的中央最高领导层，以保证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永远给他留着”。单这“永远”二字就违背了常识，何况他最信任的博古“一到中央苏区就弄起总书记来了”(张闻天语)，距所谓他行前的安排还不到两年。
2.文中说，王明安排组成的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排除了‘三朝元老’、‘不倒翁’周恩来”。事实上，周恩来在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已难在上海立足。他早在1930年10月已由政治局确定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未到任时由项英代理)，此后一直分工主管苏区工作，所以此时离开上海进入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他之没有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怎么能说是被“排除”呢？如果要“排除”周恩来，就应该将他也“排除”在中央苏区以外，因为照文中所说，王明不是要博古“切记”“牢牢掌握住中央苏区”吗？
3.文中说，王明1935年10月3日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两人分别回国。其实，据《张浩纪念集·张浩年谱》说，张浩在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的共产国际七大还没有开完即被派回国，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回到陕北。而王明向潘汉年布置回国任务，则是1936年1月的事。文中所谓10月3日决定派两人之说不知何所据。
4.文中说，“(1935年)11月9日，周恩来派人把他(张浩)接到瓦窑堡，一见面才知道原来是林育英”。这令人更感离奇。11月9日周恩来根本不在瓦窑堡。他此时正和毛泽东、彭德怀一起率领部队在前线准备直罗镇之战，直到12月8日才进瓦窑堡。此时率领中央机关在瓦窑堡的是张闻天。张浩于11月18或19日(并非11月9日)到达瓦窑堡的当晚，就住在张闻天的窑洞。此时尚在前线的周恩来，是怎样派人把张浩接到瓦窑堡，并且一见面才知道是林育英的呢？文中还说，张浩向周恩来将自己的经历细说一遍，并问潘汉年是否已到，周说还没有。这又是怪事一桩。且不说张浩、周恩来二人无从在瓦窑堡见面谈话，就是所谓谈话的内容也令人难以置信。张浩在共产国际七大没有开完被派回国时，潘汉年尚未到达莫斯科。张浩也许连潘将去苏联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潘后来被派回国，还问潘是否已到呢？
5.文中说，1935年10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10月3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张浩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11月9日张浩向周恩来“宣布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任命”，1936年8月7日潘汉年又一次向张闻天宣布。这里又有张浩回国时间的矛盾。张浩在共产国际七大于1935年8月25日结束以前即已动身回国，他怎么会知道文中所谓10月2日对张闻天的任命，又怎么能向周恩来宣布呢？其实所谓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任命，或对张闻天职务的批准，无论在共产国际同中共关系的档案中，或在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谈话、回忆录中，都从未见记载。这则不说明来源的独家史料，实在难以置信。
6.文中说，潘汉年参加特科工作，是1931年7月上旬博古同他谈话动员他做此工作以后。这一说法也不对。潘汉年在那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以前即已参加特科，向一被捕，他就利用此前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收买的关系做刺探审讯情况等工作。特科一直由周恩来领导，潘汉年参加特科工作也是周的调配，并不是博古把潘汉年推荐给王明的。文中的说法，可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特科的沿革史。
此外，文中还有不少史料不准确之处。如潘梓年和潘汉年是堂兄弟，文中把他们说成“同乡”，只是他们“常有接触”而已。
2007年05月11日 14:37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 萧扬 尹骐
《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质疑
这些年来，人物传记、回忆录，以及面对不同读者的史学著作和通俗历史读物，出版空前繁荣。这是好事。但是，也出现了历史著作同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界限不清的现象。一些书刊貌似真实历史，实际却是抓住某些影子编造的故事，弄得虚实难分，真假莫辨。我们在这里特别对秦福荃先生的《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一文提出质疑，是因为觉得它牵涉的党史问题太大，性质太重要了。文中对博古、潘汉年这两位受到人们尊敬的同志的不实描写，实在太不公平、太出格了，令人读后感到无法理解，所以提出来就教于党史界的专家，也希望取得作者秦福荃先生的批评和谅解。
秦福荃先生的《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一文(刊《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对一些重大党史事件和重要党史人物提出了新的“材料”和论断，不但提出了博古、潘汉年的“宗派”关系问题，改写了他们的一大段历史，而且使1931年四中全会后一个长时期本来就很复杂的党史变得更加复杂，连某些已经基本澄清的问题又给搅乱了。提出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理应有扎实可靠的根据，但是文章却并没有说明材料来源，这就使人很难判断真假或可靠程度。
一个关键问题是，潘汉年与博古之间是否存在党内不能容许的极其诡秘的那种所谓“私交”关系？
秦先生在文中说了三件事。第一，王明1931年离开上海时曾“给博古单独交代了三条‘切记’”。其中第三条涉及潘汉年，就是确定潘为王明、博古之间的“秘密联络员”。万一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只有他(潘)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第二，长征途中的1935年2月上旬，博古同潘汉年“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说明自己决定交权，派潘去莫斯科，让王明相信交权是博古的意愿，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接班。第三，1936年9月23日博古同潘汉年“语重心长”地谈话，透露毛泽东对王明在国外指手画脚最反感，“看来王明在苏联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了”，告诫潘在外谨慎，否则“祸从天降”。并称有人说潘是博古的人，要潘以后少来往，写文章讲话也不要提他。文中对这三件事的描述很具体，大段引用了王明、博古的原话(带引号的引文)。
如果这三件事属实，博古与潘汉年之间的关系不但不符合组织原则，而且属于明显的宗派集团。但是，这些事情从来不见于各种史料和研究著作，由于资料来源不明，其真实性不能不令人怀疑。博古和王明、博古和潘汉年那些带引号的原话，在没有录音或速记的情况下，即使他们本人大概也记不住那么多，更难想象能够一字不差地流传下来。文中并没有说他们谈话时有第三者在场，大概也没有人能够当场看见博古和潘汉年“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他们这些带有严重派性的私房话属于“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性质，究竟是如何透露给外人的呢？这个外人还只能是他们完全信得过的帮派核心成员。否则他们不会讲，讲了也不会保密到现在。他们中又是谁会透露呢？王明未必会自曝这种材料，即使自曝了，在整风和以后的批判斗争中难免不被当作罪证引用，党史界至少《王明传》(《王明评传》)的作者不会毫无所知。会不会是博古透露呢？如果是他在党内讲话或所写材料透露，那么党内总会有人听到，或档案材料中总会留下痕迹。如果是他私下透露，那么他有可能在何时何地向何人透露呢？至于潘汉年，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组织纪律性特别强，出事前不能想象会随便对人谈地下工作和党内问题。他1955年入狱。尹骐研究过他狱中全部材料，知道经过多年的审查和审讯，他所写材料都未提这三件事。
应该说，文中关于博古和潘汉年关系的描述，同他们两人的政治品格和做人道德并不相符。博古虽然犯过错误，也有缺点，但是为人正直，对于革命斗争怀有坚强信念，在党内生活中按照原则办事。伍修权在回忆遵义会议时就说，博古“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他“为人是正直的，对革命的忠诚和个人品质是应该肯定的”。博古在已经离开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之后，还像文中所说在中央之外由秘密联络员同王明联系，或同潘汉年讲那些派性极强的话，都是难以想象的。潘汉年也是“对党忠诚”、“严守纪律”的优秀共产党员(夏衍语)，在多年的秘密工作中，出生入死，为党做出过不朽贡献，后来遭受冤狱，但始终不曾对党抱怨。像他这样极孚众望的革命者同博古之间会存在文中那种所谓“私交”，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文中关于博古、潘汉年关系三件大事的具体叙述，也有不少与实际情况不符。
1.文中说，博古1935年2月同潘汉年那次近四个钟头“推心置腹”的谈话，是红军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时进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同博古谈了一下午话。其实，博古只是2月5日在水田寨(在该寨的高坎，而非通讯部门住的花房子)住了一晚，第二天即随中央离开高坎到大河滩的庄子。他怎么可能有两天时间在花房子各用一个下午和近四个钟头分别同周恩来和潘汉年谈话呢？
2.文中说，潘汉年在长征途中离队去白区转莫斯科，是博古2月上旬同他密谈中交代的，目的是要他作为秘密联络员见王明，陈云也是博古同周恩来商量后派出的，“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以你(潘)为主，陈去补充”；在博古向潘汉年交代以后，张闻天才于2月7日同时和潘汉年、陈云谈话，作了布置。其实，派潘汉年出去，是因为3月5日(即文中所谓2月上旬博古潘汉年密谈的一个月后)中央接到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获悉上海中央局1934年10月遭破坏，所以派潘出去恢复白区工作，打通上海同国际的联系，如联系不上，再到莫斯科去。当时中央领导机构已经改组，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毛泽东进入领导核心，派人去白区这样的事不可能由博古决定，派政治局常委陈云出去也不可能由博古和周恩来两人决定。更不能由博古一人规定，不管谁先到，汇报都是以潘汉年为主，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只能“去补充”。事实上，潘汉年的派出是张闻天3月5日接到任弼时来电后代表中央同他谈话(陈云并未参加，谈话时间也非2月7日)交代的。
3.文中说，潘汉年1936年8月7日回到保安，因为比张浩晚到九个月，又不了解中央实际掌权人是毛泽东，因而引起毛泽东不满，毛泽东、周恩来都没有接见他。实际上，据《周恩来传》和《张闻天年谱》记载，潘汉年1936年8月8日(而非7日)到达保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听取潘汉年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潘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联络国共合作抗日谈判情况的汇报。10日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共关系与统一战线问题，张、毛、周和潘汉年都参加。所谓毛、周没有接见潘汉年，不知何所指。
4.文中说，1936年8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研究派何人出去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起初对周恩来说，“王明、博古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不可信用”，到第三天(应是8月12日)的会上才同意派潘汉年。可是，据《毛泽东年谱》说，8月11日毛泽东即曾致电当时在张学良部中的中共代表刘鼎，要他设法派飞机到肤施接潘汉年，以便快晤张学良。难道真是毛泽东还未同意而且中央也尚未决定潘汉年这个人选之际，竟先要他“快晤”张学良了吗？再说那次政治局会议只开了一天，并没有开三天。另外，王明问题被提出顶多是1937年12月会议以后的事，揭发批判王明、博古的“教条宗派”，更是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中的事。1935年前后，正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一再支持和宣传毛泽东，而且王明并不同意博古排斥毛泽东，所以1936年毛泽东不可能有此看法，即使有，也不可能对周恩来讲。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是王明的合作者(周自己也一直检讨他犯了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不可信用”之说，原是1955年4月潘汉年被捕前一天的批示中提出的，看来是被移植于十九年之前了。
5.文中说，1936年9月23日博古同潘汉年谈话，说潘脑子里带密电码，晚九个月回来，害得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系不上”，毛能不生气吗。其实，潘汉年以革命工作为第一生命，决不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任务放在一边，而游荡九个月。他本来动身就比张浩晚几个月，后来又同国民党谈判。至于密电码，则张浩1935年11月已经带回，专门送密电码回国的阎红彦也已于1935年冬到达陕北，还有罗英(刘长胜)也已回来。中央最晚在1936年6月16日已经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建立了电讯联系，毛泽东还生潘汉年什么气？
6.文中说，博古那次谈话还说，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是中共中央首先提出的，不是王明。其实，共产国际1933年开始调整政策，王明得风气之先，1933年1月就起草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期间王明又起草《八一宣言》，到1935年底和1936年初更公开撰文，呼吁国共合作抗日，并提出“逼蒋抗日”方针，而中共中央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才提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至于“逼蒋抗日”方针则到1936年9月1日才在党内通知中宣布。博古当然完全清楚这些，他怎么会歪曲事实呢？文中又说，博古还讲临时中央认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副书记，所以一直把他看成上级。这更是离事实十万八千里。王明1932年9月才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此时临时中央已快结束，至于王明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并非副书记)，则更是临时中央结束两年多以后的事。博古会不清楚这些明显的事实吗？
除了上述同博古、潘汉年关系直接有关的问题，文中还有不少与事实不符之处。
1.文中说，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以前安排组成“他完全信得过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其六名成员“全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其实不然，所列六人中康生、陈云并非莫斯科回来，卢福坦也不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其实有九人(据张闻天《反省笔记》和《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另三人中的王云程也不是莫斯科回来的。另外，临时中央如何成立，特别是九名成员是如何产生的，至今并未完全弄清，党史界还有不同说法。有说“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周恩来传》)，有说“周、王、博、洛四人9月在博古家中开会，向共产国际提出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单”(《张闻天传》)。秦先生文中肯定临时中央是王明组成的，并没有提出具体根据。至于说王明临走前的安排，是要“控制国内的中央最高领导层，以保证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永远给他留着”。单这“永远”二字就违背了常识，何况他最信任的博古“一到中央苏区就弄起总书记来了”(张闻天语)，距所谓他行前的安排还不到两年。
2.文中说，王明安排组成的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排除了‘三朝元老’、‘不倒翁’周恩来”。事实上，周恩来在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已难在上海立足。他早在1930年10月已由政治局确定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未到任时由项英代理)，此后一直分工主管苏区工作，所以此时离开上海进入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他之没有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怎么能说是被“排除”呢？如果要“排除”周恩来，就应该将他也“排除”在中央苏区以外，因为照文中所说，王明不是要博古“切记”“牢牢掌握住中央苏区”吗？
3.文中说，王明1935年10月3日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两人分别回国。其实，据《张浩纪念集·张浩年谱》说，张浩在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的共产国际七大还没有开完即被派回国，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回到陕北。而王明向潘汉年布置回国任务，则是1936年1月的事。文中所谓10月3日决定派两人之说不知何所据。
4.文中说，“(1935年)11月9日，周恩来派人把他(张浩)接到瓦窑堡，一见面才知道原来是林育英”。这令人更感离奇。11月9日周恩来根本不在瓦窑堡。他此时正和毛泽东、彭德怀一起率领部队在前线准备直罗镇之战，直到12月8日才进瓦窑堡。此时率领中央机关在瓦窑堡的是张闻天。张浩于11月18或19日(并非11月9日)到达瓦窑堡的当晚，就住在张闻天的窑洞。此时尚在前线的周恩来，是怎样派人把张浩接到瓦窑堡，并且一见面才知道是林育英的呢？文中还说，张浩向周恩来将自己的经历细说一遍，并问潘汉年是否已到，周说还没有。这又是怪事一桩。且不说张浩、周恩来二人无从在瓦窑堡见面谈话，就是所谓谈话的内容也令人难以置信。张浩在共产国际七大没有开完被派回国时，潘汉年尚未到达莫斯科。张浩也许连潘将去苏联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潘后来被派回国，还问潘是否已到呢？
5.文中说，1935年10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10月3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张浩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11月9日张浩向周恩来“宣布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任命”，1936年8月7日潘汉年又一次向张闻天宣布。这里又有张浩回国时间的矛盾。张浩在共产国际七大于1935年8月25日结束以前即已动身回国，他怎么会知道文中所谓10月2日对张闻天的任命，又怎么能向周恩来宣布呢？其实所谓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任命，或对张闻天职务的批准，无论在共产国际同中共关系的档案中，或在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谈话、回忆录中，都从未见记载。这则不说明来源的独家史料，实在难以置信。
6.文中说，潘汉年参加特科工作，是1931年7月上旬博古同他谈话动员他做此工作以后。这一说法也不对。潘汉年在那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以前即已参加特科，向一被捕，他就利用此前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收买的关系做刺探审讯情况等工作。特科一直由周恩来领导，潘汉年参加特科工作也是周的调配，并不是博古把潘汉年推荐给王明的。文中的说法，可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特科的沿革史。
此外，文中还有不少史料不准确之处。如潘梓年和潘汉年是堂兄弟，文中把他们说成“同乡”，只是他们“常有接触”而已。
《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质疑
这些年来，人物传记、回忆录，以及面对不同读者的史学著作和通俗历史读物，出版空前繁荣。这是好事。但是，也出现了历史著作同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界限不清的现象。一些书刊貌似真实历史，实际却是抓住某些影子编造的故事，弄得虚实难分，真假莫辨。我们在这里特别对秦福荃先生的《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一文提出质疑，是因为觉得它牵涉的党史问题太大，性质太重要了。文中对博古、潘汉年这两位受到人们尊敬的同志的不实描写，实在太不公平、太出格了，令人读后感到无法理解，所以提出来就教于党史界的专家，也希望取得作者秦福荃先生的批评和谅解。
秦福荃先生的《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一文(刊《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对一些重大党史事件和重要党史人物提出了新的“材料”和论断，不但提出了博古、潘汉年的“宗派”关系问题，改写了他们的一大段历史，而且使1931年四中全会后一个长时期本来就很复杂的党史变得更加复杂，连某些已经基本澄清的问题又给搅乱了。提出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理应有扎实可靠的根据，但是文章却并没有说明材料来源，这就使人很难判断真假或可靠程度。
一个关键问题是，潘汉年与博古之间是否存在党内不能容许的极其诡秘的那种所谓“私交”关系？
秦先生在文中说了三件事。第一，王明1931年离开上海时曾“给博古单独交代了三条‘切记’”。其中第三条涉及潘汉年，就是确定潘为王明、博古之间的“秘密联络员”。万一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只有他(潘)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第二，长征途中的1935年2月上旬，博古同潘汉年“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说明自己决定交权，派潘去莫斯科，让王明相信交权是博古的意愿，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接班。第三，1936年9月23日博古同潘汉年“语重心长”地谈话，透露毛泽东对王明在国外指手画脚最反感，“看来王明在苏联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了”，告诫潘在外谨慎，否则“祸从天降”。并称有人说潘是博古的人，要潘以后少来往，写文章讲话也不要提他。文中对这三件事的描述很具体，大段引用了王明、博古的原话(带引号的引文)。
如果这三件事属实，博古与潘汉年之间的关系不但不符合组织原则，而且属于明显的宗派集团。但是，这些事情从来不见于各种史料和研究著作，由于资料来源不明，其真实性不能不令人怀疑。博古和王明、博古和潘汉年那些带引号的原话，在没有录音或速记的情况下，即使他们本人大概也记不住那么多，更难想象能够一字不差地流传下来。文中并没有说他们谈话时有第三者在场，大概也没有人能够当场看见博古和潘汉年“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他们这些带有严重派性的私房话属于“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性质，究竟是如何透露给外人的呢？这个外人还只能是他们完全信得过的帮派核心成员。否则他们不会讲，讲了也不会保密到现在。他们中又是谁会透露呢？王明未必会自曝这种材料，即使自曝了，在整风和以后的批判斗争中难免不被当作罪证引用，党史界至少《王明传》(《王明评传》)的作者不会毫无所知。会不会是博古透露呢？如果是他在党内讲话或所写材料透露，那么党内总会有人听到，或档案材料中总会留下痕迹。如果是他私下透露，那么他有可能在何时何地向何人透露呢？至于潘汉年，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组织纪律性特别强，出事前不能想象会随便对人谈地下工作和党内问题。他1955年入狱。尹骐研究过他狱中全部材料，知道经过多年的审查和审讯，他所写材料都未提这三件事。
应该说，文中关于博古和潘汉年关系的描述，同他们两人的政治品格和做人道德并不相符。博古虽然犯过错误，也有缺点，但是为人正直，对于革命斗争怀有坚强信念，在党内生活中按照原则办事。伍修权在回忆遵义会议时就说，博古“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他“为人是正直的，对革命的忠诚和个人品质是应该肯定的”。博古在已经离开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之后，还像文中所说在中央之外由秘密联络员同王明联系，或同潘汉年讲那些派性极强的话，都是难以想象的。潘汉年也是“对党忠诚”、“严守纪律”的优秀共产党员(夏衍语)，在多年的秘密工作中，出生入死，为党做出过不朽贡献，后来遭受冤狱，但始终不曾对党抱怨。像他这样极孚众望的革命者同博古之间会存在文中那种所谓“私交”，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文中关于博古、潘汉年关系三件大事的具体叙述，也有不少与实际情况不符。
1.文中说，博古1935年2月同潘汉年那次近四个钟头“推心置腹”的谈话，是红军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时进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同博古谈了一下午话。其实，博古只是2月5日在水田寨(在该寨的高坎，而非通讯部门住的花房子)住了一晚，第二天即随中央离开高坎到大河滩的庄子。他怎么可能有两天时间在花房子各用一个下午和近四个钟头分别同周恩来和潘汉年谈话呢？
2.文中说，潘汉年在长征途中离队去白区转莫斯科，是博古2月上旬同他密谈中交代的，目的是要他作为秘密联络员见王明，陈云也是博古同周恩来商量后派出的，“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以你(潘)为主，陈去补充”；在博古向潘汉年交代以后，张闻天才于2月7日同时和潘汉年、陈云谈话，作了布置。其实，派潘汉年出去，是因为3月5日(即文中所谓2月上旬博古潘汉年密谈的一个月后)中央接到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获悉上海中央局1934年10月遭破坏，所以派潘出去恢复白区工作，打通上海同国际的联系，如联系不上，再到莫斯科去。当时中央领导机构已经改组，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毛泽东进入领导核心，派人去白区这样的事不可能由博古决定，派政治局常委陈云出去也不可能由博古和周恩来两人决定。更不能由博古一人规定，不管谁先到，汇报都是以潘汉年为主，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只能“去补充”。事实上，潘汉年的派出是张闻天3月5日接到任弼时来电后代表中央同他谈话(陈云并未参加，谈话时间也非2月7日)交代的。
3.文中说，潘汉年1936年8月7日回到保安，因为比张浩晚到九个月，又不了解中央实际掌权人是毛泽东，因而引起毛泽东不满，毛泽东、周恩来都没有接见他。实际上，据《周恩来传》和《张闻天年谱》记载，潘汉年1936年8月8日(而非7日)到达保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听取潘汉年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潘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联络国共合作抗日谈判情况的汇报。10日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共关系与统一战线问题，张、毛、周和潘汉年都参加。所谓毛、周没有接见潘汉年，不知何所指。
4.文中说，1936年8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研究派何人出去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起初对周恩来说，“王明、博古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不可信用”，到第三天(应是8月12日)的会上才同意派潘汉年。可是，据《毛泽东年谱》说，8月11日毛泽东即曾致电当时在张学良部中的中共代表刘鼎，要他设法派飞机到肤施接潘汉年，以便快晤张学良。难道真是毛泽东还未同意而且中央也尚未决定潘汉年这个人选之际，竟先要他“快晤”张学良了吗？再说那次政治局会议只开了一天，并没有开三天。另外，王明问题被提出顶多是1937年12月会议以后的事，揭发批判王明、博古的“教条宗派”，更是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中的事。1935年前后，正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一再支持和宣传毛泽东，而且王明并不同意博古排斥毛泽东，所以1936年毛泽东不可能有此看法，即使有，也不可能对周恩来讲。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是王明的合作者(周自己也一直检讨他犯了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不可信用”之说，原是1955年4月潘汉年被捕前一天的批示中提出的，看来是被移植于十九年之前了。
5.文中说，1936年9月23日博古同潘汉年谈话，说潘脑子里带密电码，晚九个月回来，害得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系不上”，毛能不生气吗。其实，潘汉年以革命工作为第一生命，决不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任务放在一边，而游荡九个月。他本来动身就比张浩晚几个月，后来又同国民党谈判。至于密电码，则张浩1935年11月已经带回，专门送密电码回国的阎红彦也已于1935年冬到达陕北，还有罗英(刘长胜)也已回来。中央最晚在1936年6月16日已经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建立了电讯联系，毛泽东还生潘汉年什么气？
6.文中说，博古那次谈话还说，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是中共中央首先提出的，不是王明。其实，共产国际1933年开始调整政策，王明得风气之先，1933年1月就起草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期间王明又起草《八一宣言》，到1935年底和1936年初更公开撰文，呼吁国共合作抗日，并提出“逼蒋抗日”方针，而中共中央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才提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至于“逼蒋抗日”方针则到1936年9月1日才在党内通知中宣布。博古当然完全清楚这些，他怎么会歪曲事实呢？文中又说，博古还讲临时中央认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副书记，所以一直把他看成上级。这更是离事实十万八千里。王明1932年9月才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此时临时中央已快结束，至于王明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并非副书记)，则更是临时中央结束两年多以后的事。博古会不清楚这些明显的事实吗？
除了上述同博古、潘汉年关系直接有关的问题，文中还有不少与事实不符之处。
1.文中说，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以前安排组成“他完全信得过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其六名成员“全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其实不然，所列六人中康生、陈云并非莫斯科回来，卢福坦也不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其实有九人(据张闻天《反省笔记》和《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另三人中的王云程也不是莫斯科回来的。另外，临时中央如何成立，特别是九名成员是如何产生的，至今并未完全弄清，党史界还有不同说法。有说“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周恩来传》)，有说“周、王、博、洛四人9月在博古家中开会，向共产国际提出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单”(《张闻天传》)。秦先生文中肯定临时中央是王明组成的，并没有提出具体根据。至于说王明临走前的安排，是要“控制国内的中央最高领导层，以保证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永远给他留着”。单这“永远”二字就违背了常识，何况他最信任的博古“一到中央苏区就弄起总书记来了”(张闻天语)，距所谓他行前的安排还不到两年。
2.文中说，王明安排组成的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排除了‘三朝元老’、‘不倒翁’周恩来”。事实上，周恩来在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已难在上海立足。他早在1930年10月已由政治局确定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未到任时由项英代理)，此后一直分工主管苏区工作，所以此时离开上海进入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他之没有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怎么能说是被“排除”呢？如果要“排除”周恩来，就应该将他也“排除”在中央苏区以外，因为照文中所说，王明不是要博古“切记”“牢牢掌握住中央苏区”吗？
3.文中说，王明1935年10月3日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两人分别回国。其实，据《张浩纪念集·张浩年谱》说，张浩在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的共产国际七大还没有开完即被派回国，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回到陕北。而王明向潘汉年布置回国任务，则是1936年1月的事。文中所谓10月3日决定派两人之说不知何所据。
4.文中说，“(1935年)11月9日，周恩来派人把他(张浩)接到瓦窑堡，一见面才知道原来是林育英”。这令人更感离奇。11月9日周恩来根本不在瓦窑堡。他此时正和毛泽东、彭德怀一起率领部队在前线准备直罗镇之战，直到12月8日才进瓦窑堡。此时率领中央机关在瓦窑堡的是张闻天。张浩于11月18或19日(并非11月9日)到达瓦窑堡的当晚，就住在张闻天的窑洞。此时尚在前线的周恩来，是怎样派人把张浩接到瓦窑堡，并且一见面才知道是林育英的呢？文中还说，张浩向周恩来将自己的经历细说一遍，并问潘汉年是否已到，周说还没有。这又是怪事一桩。且不说张浩、周恩来二人无从在瓦窑堡见面谈话，就是所谓谈话的内容也令人难以置信。张浩在共产国际七大没有开完被派回国时，潘汉年尚未到达莫斯科。张浩也许连潘将去苏联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潘后来被派回国，还问潘是否已到呢？
5.文中说，1935年10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10月3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张浩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11月9日张浩向周恩来“宣布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任命”，1936年8月7日潘汉年又一次向张闻天宣布。这里又有张浩回国时间的矛盾。张浩在共产国际七大于1935年8月25日结束以前即已动身回国，他怎么会知道文中所谓10月2日对张闻天的任命，又怎么能向周恩来宣布呢？其实所谓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任命，或对张闻天职务的批准，无论在共产国际同中共关系的档案中，或在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谈话、回忆录中，都从未见记载。这则不说明来源的独家史料，实在难以置信。
6.文中说，潘汉年参加特科工作，是1931年7月上旬博古同他谈话动员他做此工作以后。这一说法也不对。潘汉年在那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以前即已参加特科，向一被捕，他就利用此前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收买的关系做刺探审讯情况等工作。特科一直由周恩来领导，潘汉年参加特科工作也是周的调配，并不是博古把潘汉年推荐给王明的。文中的说法，可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特科的沿革史。
此外，文中还有不少史料不准确之处。如潘梓年和潘汉年是堂兄弟，文中把他们说成“同乡”，只是他们“常有接触”而已。
2007年05月11日 14:37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 萧扬 尹骐
《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质疑
这些年来，人物传记、回忆录，以及面对不同读者的史学著作和通俗历史读物，出版空前繁荣。这是好事。但是，也出现了历史著作同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界限不清的现象。一些书刊貌似真实历史，实际却是抓住某些影子编造的故事，弄得虚实难分，真假莫辨。我们在这里特别对秦福荃先生的《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一文提出质疑，是因为觉得它牵涉的党史问题太大，性质太重要了。文中对博古、潘汉年这两位受到人们尊敬的同志的不实描写，实在太不公平、太出格了，令人读后感到无法理解，所以提出来就教于党史界的专家，也希望取得作者秦福荃先生的批评和谅解。
秦福荃先生的《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一文(刊《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对一些重大党史事件和重要党史人物提出了新的“材料”和论断，不但提出了博古、潘汉年的“宗派”关系问题，改写了他们的一大段历史，而且使1931年四中全会后一个长时期本来就很复杂的党史变得更加复杂，连某些已经基本澄清的问题又给搅乱了。提出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理应有扎实可靠的根据，但是文章却并没有说明材料来源，这就使人很难判断真假或可靠程度。
一个关键问题是，潘汉年与博古之间是否存在党内不能容许的极其诡秘的那种所谓“私交”关系？
秦先生在文中说了三件事。第一，王明1931年离开上海时曾“给博古单独交代了三条‘切记’”。其中第三条涉及潘汉年，就是确定潘为王明、博古之间的“秘密联络员”。万一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只有他(潘)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第二，长征途中的1935年2月上旬，博古同潘汉年“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说明自己决定交权，派潘去莫斯科，让王明相信交权是博古的意愿，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接班。第三，1936年9月23日博古同潘汉年“语重心长”地谈话，透露毛泽东对王明在国外指手画脚最反感，“看来王明在苏联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了”，告诫潘在外谨慎，否则“祸从天降”。并称有人说潘是博古的人，要潘以后少来往，写文章讲话也不要提他。文中对这三件事的描述很具体，大段引用了王明、博古的原话(带引号的引文)。
如果这三件事属实，博古与潘汉年之间的关系不但不符合组织原则，而且属于明显的宗派集团。但是，这些事情从来不见于各种史料和研究著作，由于资料来源不明，其真实性不能不令人怀疑。博古和王明、博古和潘汉年那些带引号的原话，在没有录音或速记的情况下，即使他们本人大概也记不住那么多，更难想象能够一字不差地流传下来。文中并没有说他们谈话时有第三者在场，大概也没有人能够当场看见博古和潘汉年“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他们这些带有严重派性的私房话属于“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性质，究竟是如何透露给外人的呢？这个外人还只能是他们完全信得过的帮派核心成员。否则他们不会讲，讲了也不会保密到现在。他们中又是谁会透露呢？王明未必会自曝这种材料，即使自曝了，在整风和以后的批判斗争中难免不被当作罪证引用，党史界至少《王明传》(《王明评传》)的作者不会毫无所知。会不会是博古透露呢？如果是他在党内讲话或所写材料透露，那么党内总会有人听到，或档案材料中总会留下痕迹。如果是他私下透露，那么他有可能在何时何地向何人透露呢？至于潘汉年，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组织纪律性特别强，出事前不能想象会随便对人谈地下工作和党内问题。他1955年入狱。尹骐研究过他狱中全部材料，知道经过多年的审查和审讯，他所写材料都未提这三件事。
应该说，文中关于博古和潘汉年关系的描述，同他们两人的政治品格和做人道德并不相符。博古虽然犯过错误，也有缺点，但是为人正直，对于革命斗争怀有坚强信念，在党内生活中按照原则办事。伍修权在回忆遵义会议时就说，博古“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他“为人是正直的，对革命的忠诚和个人品质是应该肯定的”。博古在已经离开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之后，还像文中所说在中央之外由秘密联络员同王明联系，或同潘汉年讲那些派性极强的话，都是难以想象的。潘汉年也是“对党忠诚”、“严守纪律”的优秀共产党员(夏衍语)，在多年的秘密工作中，出生入死，为党做出过不朽贡献，后来遭受冤狱，但始终不曾对党抱怨。像他这样极孚众望的革命者同博古之间会存在文中那种所谓“私交”，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文中关于博古、潘汉年关系三件大事的具体叙述，也有不少与实际情况不符。
1.文中说，博古1935年2月同潘汉年那次近四个钟头“推心置腹”的谈话，是红军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时进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同博古谈了一下午话。其实，博古只是2月5日在水田寨(在该寨的高坎，而非通讯部门住的花房子)住了一晚，第二天即随中央离开高坎到大河滩的庄子。他怎么可能有两天时间在花房子各用一个下午和近四个钟头分别同周恩来和潘汉年谈话呢？
2.文中说，潘汉年在长征途中离队去白区转莫斯科，是博古2月上旬同他密谈中交代的，目的是要他作为秘密联络员见王明，陈云也是博古同周恩来商量后派出的，“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以你(潘)为主，陈去补充”；在博古向潘汉年交代以后，张闻天才于2月7日同时和潘汉年、陈云谈话，作了布置。其实，派潘汉年出去，是因为3月5日(即文中所谓2月上旬博古潘汉年密谈的一个月后)中央接到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获悉上海中央局1934年10月遭破坏，所以派潘出去恢复白区工作，打通上海同国际的联系，如联系不上，再到莫斯科去。当时中央领导机构已经改组，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毛泽东进入领导核心，派人去白区这样的事不可能由博古决定，派政治局常委陈云出去也不可能由博古和周恩来两人决定。更不能由博古一人规定，不管谁先到，汇报都是以潘汉年为主，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只能“去补充”。事实上，潘汉年的派出是张闻天3月5日接到任弼时来电后代表中央同他谈话(陈云并未参加，谈话时间也非2月7日)交代的。
3.文中说，潘汉年1936年8月7日回到保安，因为比张浩晚到九个月，又不了解中央实际掌权人是毛泽东，因而引起毛泽东不满，毛泽东、周恩来都没有接见他。实际上，据《周恩来传》和《张闻天年谱》记载，潘汉年1936年8月8日(而非7日)到达保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听取潘汉年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潘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联络国共合作抗日谈判情况的汇报。10日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共关系与统一战线问题，张、毛、周和潘汉年都参加。所谓毛、周没有接见潘汉年，不知何所指。
4.文中说，1936年8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研究派何人出去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起初对周恩来说，“王明、博古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不可信用”，到第三天(应是8月12日)的会上才同意派潘汉年。可是，据《毛泽东年谱》说，8月11日毛泽东即曾致电当时在张学良部中的中共代表刘鼎，要他设法派飞机到肤施接潘汉年，以便快晤张学良。难道真是毛泽东还未同意而且中央也尚未决定潘汉年这个人选之际，竟先要他“快晤”张学良了吗？再说那次政治局会议只开了一天，并没有开三天。另外，王明问题被提出顶多是1937年12月会议以后的事，揭发批判王明、博古的“教条宗派”，更是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中的事。1935年前后，正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一再支持和宣传毛泽东，而且王明并不同意博古排斥毛泽东，所以1936年毛泽东不可能有此看法，即使有，也不可能对周恩来讲。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是王明的合作者(周自己也一直检讨他犯了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不可信用”之说，原是1955年4月潘汉年被捕前一天的批示中提出的，看来是被移植于十九年之前了。
5.文中说，1936年9月23日博古同潘汉年谈话，说潘脑子里带密电码，晚九个月回来，害得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系不上”，毛能不生气吗。其实，潘汉年以革命工作为第一生命，决不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任务放在一边，而游荡九个月。他本来动身就比张浩晚几个月，后来又同国民党谈判。至于密电码，则张浩1935年11月已经带回，专门送密电码回国的阎红彦也已于1935年冬到达陕北，还有罗英(刘长胜)也已回来。中央最晚在1936年6月16日已经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建立了电讯联系，毛泽东还生潘汉年什么气？
6.文中说，博古那次谈话还说，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是中共中央首先提出的，不是王明。其实，共产国际1933年开始调整政策，王明得风气之先，1933年1月就起草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期间王明又起草《八一宣言》，到1935年底和1936年初更公开撰文，呼吁国共合作抗日，并提出“逼蒋抗日”方针，而中共中央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才提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至于“逼蒋抗日”方针则到1936年9月1日才在党内通知中宣布。博古当然完全清楚这些，他怎么会歪曲事实呢？文中又说，博古还讲临时中央认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副书记，所以一直把他看成上级。这更是离事实十万八千里。王明1932年9月才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此时临时中央已快结束，至于王明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并非副书记)，则更是临时中央结束两年多以后的事。博古会不清楚这些明显的事实吗？
除了上述同博古、潘汉年关系直接有关的问题，文中还有不少与事实不符之处。
1.文中说，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以前安排组成“他完全信得过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其六名成员“全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其实不然，所列六人中康生、陈云并非莫斯科回来，卢福坦也不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其实有九人(据张闻天《反省笔记》和《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另三人中的王云程也不是莫斯科回来的。另外，临时中央如何成立，特别是九名成员是如何产生的，至今并未完全弄清，党史界还有不同说法。有说“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周恩来传》)，有说“周、王、博、洛四人9月在博古家中开会，向共产国际提出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单”(《张闻天传》)。秦先生文中肯定临时中央是王明组成的，并没有提出具体根据。至于说王明临走前的安排，是要“控制国内的中央最高领导层，以保证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永远给他留着”。单这“永远”二字就违背了常识，何况他最信任的博古“一到中央苏区就弄起总书记来了”(张闻天语)，距所谓他行前的安排还不到两年。
2.文中说，王明安排组成的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排除了‘三朝元老’、‘不倒翁’周恩来”。事实上，周恩来在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已难在上海立足。他早在1930年10月已由政治局确定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未到任时由项英代理)，此后一直分工主管苏区工作，所以此时离开上海进入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他之没有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怎么能说是被“排除”呢？如果要“排除”周恩来，就应该将他也“排除”在中央苏区以外，因为照文中所说，王明不是要博古“切记”“牢牢掌握住中央苏区”吗？
3.文中说，王明1935年10月3日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两人分别回国。其实，据《张浩纪念集·张浩年谱》说，张浩在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的共产国际七大还没有开完即被派回国，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回到陕北。而王明向潘汉年布置回国任务，则是1936年1月的事。文中所谓10月3日决定派两人之说不知何所据。
4.文中说，“(1935年)11月9日，周恩来派人把他(张浩)接到瓦窑堡，一见面才知道原来是林育英”。这令人更感离奇。11月9日周恩来根本不在瓦窑堡。他此时正和毛泽东、彭德怀一起率领部队在前线准备直罗镇之战，直到12月8日才进瓦窑堡。此时率领中央机关在瓦窑堡的是张闻天。张浩于11月18或19日(并非11月9日)到达瓦窑堡的当晚，就住在张闻天的窑洞。此时尚在前线的周恩来，是怎样派人把张浩接到瓦窑堡，并且一见面才知道是林育英的呢？文中还说，张浩向周恩来将自己的经历细说一遍，并问潘汉年是否已到，周说还没有。这又是怪事一桩。且不说张浩、周恩来二人无从在瓦窑堡见面谈话，就是所谓谈话的内容也令人难以置信。张浩在共产国际七大没有开完被派回国时，潘汉年尚未到达莫斯科。张浩也许连潘将去苏联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潘后来被派回国，还问潘是否已到呢？
5.文中说，1935年10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10月3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张浩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11月9日张浩向周恩来“宣布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任命”，1936年8月7日潘汉年又一次向张闻天宣布。这里又有张浩回国时间的矛盾。张浩在共产国际七大于1935年8月25日结束以前即已动身回国，他怎么会知道文中所谓10月2日对张闻天的任命，又怎么能向周恩来宣布呢？其实所谓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任命，或对张闻天职务的批准，无论在共产国际同中共关系的档案中，或在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谈话、回忆录中，都从未见记载。这则不说明来源的独家史料，实在难以置信。
6.文中说，潘汉年参加特科工作，是1931年7月上旬博古同他谈话动员他做此工作以后。这一说法也不对。潘汉年在那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以前即已参加特科，向一被捕，他就利用此前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收买的关系做刺探审讯情况等工作。特科一直由周恩来领导，潘汉年参加特科工作也是周的调配，并不是博古把潘汉年推荐给王明的。文中的说法，可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特科的沿革史。
此外，文中还有不少史料不准确之处。如潘梓年和潘汉年是堂兄弟，文中把他们说成“同乡”，只是他们“常有接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