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最后一次出访东欧实情

1956年3月我从印度奉调回国，任国防部外事处长。从那时起到庐山会议，我和彭德怀将军有许多次接触。那时外事处属国防部办公厅管，但外事工作上一些重大事情彭总都亲自过问。周总理也交代过我：“你的任务就是给彭总在外事方面当参谋，凡事请示他。”
      
　庐山会议前夕，彭总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八国，我是团员，其实是给彭总当个联络员，跑了两个多月，和他接触就更多了，对彭总在国外、在外国人面前的表现至今印象很深。
　　中国军事代表团是1959年4月初出发，6月返回北京的。彭总是团长，团员有王树声、杨得志等20余人。
　　
　　那时，匈牙利、波兰事件过去不久，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依然有些紧张，这些国家内部也有些动荡不稳，它们的领导人也欢迎我们去，在政治上支持一下，起一种稳定民心的作用。
　　当时，由于我们付出巨大代价换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在东欧国家有很高的声望，说话很灵。彭总每到一地，人民都倾城迎接，人们流着泪齐声呼喊：“彭德怀，彭德怀！英雄、英雄……”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我到现在脑子里还记得，可嘴上怎么也形容不出来。
　　但是，当一些国家领导人谈到苏联对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采取的所谓“合作、互助”都是有一些极不公平的条件时，彭总满脸秋风黑云，头一两回曾使对方产生过误解，无心再讲下去了。后来，代表团一位同志提醒他：“老总，你虚心点呀！别一听到对老大哥的意见就变脸呀！”彭总自己才恍然大悟人家只把话说一半的原由。
　　后来，彭总向对方毫无保留地表示：不平等就不可能有什么合作，把手先伸到人家兜里的人，谈何互助！当翻译把这话传过去时，对方的误解消除了，但大吃了一惊！
　我们出访前，脑子里都有个框框，东欧一些国家物资供应很紧张，这是引起人民不满、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到那里一看，才知道人民生活很不错，至少在我们眼里是够优裕的了，比我们中国老百姓强多了。
　　但那里有些地方又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情绪，学生工人上街闹事常有发生。除了其它原因外，人民对生活不满意也确实是个重要由头。中国虽然“大跃进”闹得很凶，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破坏，一些地方已经露出了大灾大难的先兆，但人民依然“安居乐业”，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战天斗地。除了西藏因特殊原因发生了动乱，没有任何地方出现闹事的苗头。
　　我们参观过东欧各国的许多农村。好些农民的房子像阔人的别墅，里外都干净、舒适，有洗澡间。大部分农家有汽车或摩托，平时开着车下地，节假日带上一家去风景区游览。整个村庄看上去像个大花园，绿荫掩映，草地葱绿，到处百花盛开。彭总好几次指着这样的村庄说：“共产主义在哪呢？在这里！”
　　怕人家作假，彭总常叫汽车拐道去参观人家不曾事先约定的地方和住家。他对农民生活格外感兴趣，了解得很仔细：人口、耕地、种籽、肥料、收入……问了还要看：床上、柜子、厨房、仓库……像个查债的。他和农民有一种天然感情，每到一家像走亲戚，和每个人都有说有笑。听说客人来自中国，主人已经高兴得合不拢嘴，当知道来者是中国的彭德怀元帅时，整个村庄都立刻沸腾，顷刻间摆出盛大的酒宴，人民穿上节日盛装欢歌狂舞。对这类不是事先准备排练过的欢迎场面，彭总很激动，每次都发表很热情的讲话。在别的场合人家送给他再珍贵的礼物他很少过问，接过来就完了。但农民送给他的东西他都郑重地交给我：“你好好保管，给我带回去！”都是些茶壶、纽扣、小帽什么的，但数量很大，能拉一大卡车，我哪带得了那么多？回来的飞机上，他问我：“叫你带的东西呢？”我说，光茶壶就几大筐，怎么带呀？他很不高兴。不是庐山会议他出了事，他很可能还得叫我把那些东西弄回来。
　　彭总对东欧人民的生活常常发出感叹：“可以了，很可以了！”他对这些国家领导人也说：我们来，看到你们取得的成就、革命和建设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的幸福，比我们原来想像的大，大得多，你们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这是真情实话，也是我们代表团同志的共同感受。
　　为什么这些国家人民并不感到满足呢？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条无疑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西欧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更快，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更大些，对比之下，东欧国家就显得落后了。好几个东西欧国家是毗邻，一步就迈过去了，除了政治原因，仅仅是为了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与舒适生活逃亡的东欧人为数不少。
　　每个国家无论领导和群众对我们代表团的欢迎都是热情的，发自内心的。这不仅是由于我们带去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真诚的情谊，也由于这些领导人和人民对我们抱着很高的期望——其实是很大的误解！
　　那时，正当“大跃进”狂热的高潮，这样那样“卫星”上天的报导正吹得天花乱坠的。东欧人相信了，以为我们的粮食肉类等真的堆不下了，他们正需要我们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援，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食物供应紧张的困难。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同志陪同我们察看东西柏林界线时谈到，对面的西德在拼命搞福利社会，想以此炫耀他们制度优越。最近他们把每人肉食年消耗量提高到了80公斤。乌布利希感到这对他们东德确有压力。希望彭总替他转达并争取一下，中国向他们大幅度增加肉食出口，让东德人均肉食量能在年内接近70公斤。彭总听后沉默许久，说：转达是可以办到的，但能否争取到满足你们的需要，我看是很困难的，你也不要抱过大的希望。据我前不久在一些地方调查，报上的宣传有许多假话，有的地方老百姓不要说吃肉，吃粮也是半饱而已！
　　这又成了彭总后来的一个罪名：在国外攻击诬蔑国内大好形势。
　　过后彭总问过我：“朱开印，你一年吃多少肉？”我说，没算过。他又问：“有80公斤吗？”我想了想，80公斤就是160市斤，平均每天快半斤了。我说，哪吃得到那么多？彭总说：我们的老百姓呢？吃多少？他们要听说人家希望我们帮助每人每年吃到七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啊！
　　我们一位同志感慨道：“我们中国老百姓好啊！从来没听说哪里因生活问题闹过事！”彭总问：“你想想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位同志随口答道：“我们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好，人民在旧社会苦惯了，心里有个对比……”
　　彭总当着许多同志，突然提高了声音：不要自我安慰了！应当想想我们哪些地方没做好，对不起中国的老百姓！又说，是的，我们的人民好，苦惯了，但这不能作为一个理由——中国人吃十斤八斤肉就够了，人家吃70、80公斤是应当的！还说：竞争不是东西德，不是东西欧，而是东西方！你落后十年八年可以，久了，人家就要比垮你，老百姓也不会答应你的……
　　这次访问，我明显觉察，彭总的心情越往后越沉重。后来看到他的“万言书”，我有个想法，这些意见和他在国外获得的印象和观感有一定联系。这决不是说，我也同意那些“他的问题有国外背景”“有国外人背后怂恿支持”的无稽之谈。“万言书”上的事实是当时全国人民目有所睹，心有所感的，也源于他亲身在大江南北广泛深入的调查，只是由于他在国外更深刻地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和反映解决它的迫切性，所以才抱定了“宁可毁灭自己”也要秉笔直言，就像他自己后来说的：老百姓不光看你打的旗子，还要问他自己的“肚子”！肚子不饱，他终究要打扁担的。
　　
　　              摘自《百年潮》作者：朱开印1956年3月我从印度奉调回国，任国防部外事处长。从那时起到庐山会议，我和彭德怀将军有许多次接触。那时外事处属国防部办公厅管，但外事工作上一些重大事情彭总都亲自过问。周总理也交代过我：“你的任务就是给彭总在外事方面当参谋，凡事请示他。”
      
　庐山会议前夕，彭总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八国，我是团员，其实是给彭总当个联络员，跑了两个多月，和他接触就更多了，对彭总在国外、在外国人面前的表现至今印象很深。
　　中国军事代表团是1959年4月初出发，6月返回北京的。彭总是团长，团员有王树声、杨得志等20余人。
　　
　　那时，匈牙利、波兰事件过去不久，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依然有些紧张，这些国家内部也有些动荡不稳，它们的领导人也欢迎我们去，在政治上支持一下，起一种稳定民心的作用。
　　当时，由于我们付出巨大代价换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在东欧国家有很高的声望，说话很灵。彭总每到一地，人民都倾城迎接，人们流着泪齐声呼喊：“彭德怀，彭德怀！英雄、英雄……”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我到现在脑子里还记得，可嘴上怎么也形容不出来。
　　但是，当一些国家领导人谈到苏联对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采取的所谓“合作、互助”都是有一些极不公平的条件时，彭总满脸秋风黑云，头一两回曾使对方产生过误解，无心再讲下去了。后来，代表团一位同志提醒他：“老总，你虚心点呀！别一听到对老大哥的意见就变脸呀！”彭总自己才恍然大悟人家只把话说一半的原由。
　　后来，彭总向对方毫无保留地表示：不平等就不可能有什么合作，把手先伸到人家兜里的人，谈何互助！当翻译把这话传过去时，对方的误解消除了，但大吃了一惊！
　我们出访前，脑子里都有个框框，东欧一些国家物资供应很紧张，这是引起人民不满、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到那里一看，才知道人民生活很不错，至少在我们眼里是够优裕的了，比我们中国老百姓强多了。
　　但那里有些地方又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情绪，学生工人上街闹事常有发生。除了其它原因外，人民对生活不满意也确实是个重要由头。中国虽然“大跃进”闹得很凶，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破坏，一些地方已经露出了大灾大难的先兆，但人民依然“安居乐业”，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战天斗地。除了西藏因特殊原因发生了动乱，没有任何地方出现闹事的苗头。
　　我们参观过东欧各国的许多农村。好些农民的房子像阔人的别墅，里外都干净、舒适，有洗澡间。大部分农家有汽车或摩托，平时开着车下地，节假日带上一家去风景区游览。整个村庄看上去像个大花园，绿荫掩映，草地葱绿，到处百花盛开。彭总好几次指着这样的村庄说：“共产主义在哪呢？在这里！”
　　怕人家作假，彭总常叫汽车拐道去参观人家不曾事先约定的地方和住家。他对农民生活格外感兴趣，了解得很仔细：人口、耕地、种籽、肥料、收入……问了还要看：床上、柜子、厨房、仓库……像个查债的。他和农民有一种天然感情，每到一家像走亲戚，和每个人都有说有笑。听说客人来自中国，主人已经高兴得合不拢嘴，当知道来者是中国的彭德怀元帅时，整个村庄都立刻沸腾，顷刻间摆出盛大的酒宴，人民穿上节日盛装欢歌狂舞。对这类不是事先准备排练过的欢迎场面，彭总很激动，每次都发表很热情的讲话。在别的场合人家送给他再珍贵的礼物他很少过问，接过来就完了。但农民送给他的东西他都郑重地交给我：“你好好保管，给我带回去！”都是些茶壶、纽扣、小帽什么的，但数量很大，能拉一大卡车，我哪带得了那么多？回来的飞机上，他问我：“叫你带的东西呢？”我说，光茶壶就几大筐，怎么带呀？他很不高兴。不是庐山会议他出了事，他很可能还得叫我把那些东西弄回来。
　　彭总对东欧人民的生活常常发出感叹：“可以了，很可以了！”他对这些国家领导人也说：我们来，看到你们取得的成就、革命和建设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的幸福，比我们原来想像的大，大得多，你们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这是真情实话，也是我们代表团同志的共同感受。
　　为什么这些国家人民并不感到满足呢？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条无疑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西欧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更快，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更大些，对比之下，东欧国家就显得落后了。好几个东西欧国家是毗邻，一步就迈过去了，除了政治原因，仅仅是为了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与舒适生活逃亡的东欧人为数不少。
　　每个国家无论领导和群众对我们代表团的欢迎都是热情的，发自内心的。这不仅是由于我们带去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真诚的情谊，也由于这些领导人和人民对我们抱着很高的期望——其实是很大的误解！
　　那时，正当“大跃进”狂热的高潮，这样那样“卫星”上天的报导正吹得天花乱坠的。东欧人相信了，以为我们的粮食肉类等真的堆不下了，他们正需要我们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援，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食物供应紧张的困难。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同志陪同我们察看东西柏林界线时谈到，对面的西德在拼命搞福利社会，想以此炫耀他们制度优越。最近他们把每人肉食年消耗量提高到了80公斤。乌布利希感到这对他们东德确有压力。希望彭总替他转达并争取一下，中国向他们大幅度增加肉食出口，让东德人均肉食量能在年内接近70公斤。彭总听后沉默许久，说：转达是可以办到的，但能否争取到满足你们的需要，我看是很困难的，你也不要抱过大的希望。据我前不久在一些地方调查，报上的宣传有许多假话，有的地方老百姓不要说吃肉，吃粮也是半饱而已！
　　这又成了彭总后来的一个罪名：在国外攻击诬蔑国内大好形势。
　　过后彭总问过我：“朱开印，你一年吃多少肉？”我说，没算过。他又问：“有80公斤吗？”我想了想，80公斤就是160市斤，平均每天快半斤了。我说，哪吃得到那么多？彭总说：我们的老百姓呢？吃多少？他们要听说人家希望我们帮助每人每年吃到七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啊！
　　我们一位同志感慨道：“我们中国老百姓好啊！从来没听说哪里因生活问题闹过事！”彭总问：“你想想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位同志随口答道：“我们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好，人民在旧社会苦惯了，心里有个对比……”
　　彭总当着许多同志，突然提高了声音：不要自我安慰了！应当想想我们哪些地方没做好，对不起中国的老百姓！又说，是的，我们的人民好，苦惯了，但这不能作为一个理由——中国人吃十斤八斤肉就够了，人家吃70、80公斤是应当的！还说：竞争不是东西德，不是东西欧，而是东西方！你落后十年八年可以，久了，人家就要比垮你，老百姓也不会答应你的……
　　这次访问，我明显觉察，彭总的心情越往后越沉重。后来看到他的“万言书”，我有个想法，这些意见和他在国外获得的印象和观感有一定联系。这决不是说，我也同意那些“他的问题有国外背景”“有国外人背后怂恿支持”的无稽之谈。“万言书”上的事实是当时全国人民目有所睹，心有所感的，也源于他亲身在大江南北广泛深入的调查，只是由于他在国外更深刻地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和反映解决它的迫切性，所以才抱定了“宁可毁灭自己”也要秉笔直言，就像他自己后来说的：老百姓不光看你打的旗子，还要问他自己的“肚子”！肚子不饱，他终究要打扁担的。
　　
　　              摘自《百年潮》作者：朱开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