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刘淑媛的背景(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03:48:25
温相
我们这里要提及的这位女文工团员是来自空政文工团的刘淑媛。肖思科在《超级审判》一书中曾经说过，那个著名指示江腾蛟“此人不可重用”的话就是毛泽东在跳舞时同刘淑媛说的，而且通过刘淑媛传达给吴法宪的。那么，这个刘淑媛到底是何等的角色，居然能够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空军司令员之间传递信息。
对于刘淑媛的背景，叶群曾经透露了一点，叶群说：“空军几个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入中南海。”作为林办秘书的张云生对于叶群专门抽出时间来接待几个来自空军的女文工团员倍感纳罕，而且还要张云生去做记录，叶群大抵是看出了张云生的疑惑，她告诉张云生：“不要小看他们，那是能通天的。”就在叶群和这位姓刘的女文工团员谈话时，内中有这么一段比较有意思。
叶群说：“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是什么态度吗？”
刘回答：“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
由刘淑媛演出引发了文革中的重大政治事件“5.13”事件的发生。关于这位刘淑媛，我们在编辑《康生年谱》时听到这样一个描述，有关知情者对我们说：“陈伯达的妻子刘淑晏曾经异想天开的要和刘淑媛结成干姐妹，刘淑晏是‘3.8’式干部，而刘淑媛就是一个普通的文工团员，有些人不那么理解，陈伯达自己也不明白，刘淑晏有一次自己说，她（指刘淑媛）不是一般的人，和她认识见主席就容易，他（陈伯达）糊里糊涂，没有主席，他什么也不是。”
我们不妨把刘淑媛一类的人物扩散开来，在沈容的《红色记忆》中记载了这么一段故事：“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这位红旗学生的做派一度连毛泽东也受不了，可有意思的是，直到这位女人嫁了一位将军的儿子后，将军作为老公公还要亲自给儿媳妇背行李，沈容作为目击者感受也颇为复杂，她说：“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
作为梁效班子的重要成员之一的范达人回忆说：“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三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三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三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范达人本人就是北大历史系出身，所以，他对这件事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更为主要的是这三位女学员其中的一位和范达人的亲属是杭州机床厂的同事，范的亲属还曾经告诉这位学员到了北大如果有困难可以找她的亲戚范达人联系，只是她们到了以后并没有和范达人联系。而是后来范达人接到亲戚的来信以后主动找她们联系的。她们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中央领导人在杭州修养期间认识她们的，后来毛泽东要她们去工厂做工人，做了五年工人之后，她们提出了上大学的要求，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
范达人还介绍这几位女学员在放假或者节日期间有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她们进城，毛泽东逝世后，她们还参加了毛泽东的遗体告别仪式。而在北大历史系1972级还有一个女学员也是来自毛泽东的推荐，她原来是庐山宾馆的服务员。同时，哲学系还有一位。
看来，这种当时极为神秘的“红旗学生”还远不止沈容回忆的那么一位，而且各自的原因也很为不同。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自己说：“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你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这几个人走后门？为什么一度对自己子女都严格要求的毛泽东偏偏对她们几个格外开恩呢？难道是她们对党和国家做过什么卓越的贡献吗？毛泽东为什么说“我也没有办法”呢？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当局被文革不断神化的“伟大统帅兼导师”为什么会面对她们的去留而没有办法呢？她们又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些个疑问恐怕要到一定时候才会有人出来讲话，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也仅仅是“这些人不是坏人”。温相
我们这里要提及的这位女文工团员是来自空政文工团的刘淑媛。肖思科在《超级审判》一书中曾经说过，那个著名指示江腾蛟“此人不可重用”的话就是毛泽东在跳舞时同刘淑媛说的，而且通过刘淑媛传达给吴法宪的。那么，这个刘淑媛到底是何等的角色，居然能够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空军司令员之间传递信息。
对于刘淑媛的背景，叶群曾经透露了一点，叶群说：“空军几个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入中南海。”作为林办秘书的张云生对于叶群专门抽出时间来接待几个来自空军的女文工团员倍感纳罕，而且还要张云生去做记录，叶群大抵是看出了张云生的疑惑，她告诉张云生：“不要小看他们，那是能通天的。”就在叶群和这位姓刘的女文工团员谈话时，内中有这么一段比较有意思。
叶群说：“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是什么态度吗？”
刘回答：“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
由刘淑媛演出引发了文革中的重大政治事件“5.13”事件的发生。关于这位刘淑媛，我们在编辑《康生年谱》时听到这样一个描述，有关知情者对我们说：“陈伯达的妻子刘淑晏曾经异想天开的要和刘淑媛结成干姐妹，刘淑晏是‘3.8’式干部，而刘淑媛就是一个普通的文工团员，有些人不那么理解，陈伯达自己也不明白，刘淑晏有一次自己说，她（指刘淑媛）不是一般的人，和她认识见主席就容易，他（陈伯达）糊里糊涂，没有主席，他什么也不是。”
我们不妨把刘淑媛一类的人物扩散开来，在沈容的《红色记忆》中记载了这么一段故事：“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这位红旗学生的做派一度连毛泽东也受不了，可有意思的是，直到这位女人嫁了一位将军的儿子后，将军作为老公公还要亲自给儿媳妇背行李，沈容作为目击者感受也颇为复杂，她说：“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
作为梁效班子的重要成员之一的范达人回忆说：“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三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三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三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范达人本人就是北大历史系出身，所以，他对这件事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更为主要的是这三位女学员其中的一位和范达人的亲属是杭州机床厂的同事，范的亲属还曾经告诉这位学员到了北大如果有困难可以找她的亲戚范达人联系，只是她们到了以后并没有和范达人联系。而是后来范达人接到亲戚的来信以后主动找她们联系的。她们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中央领导人在杭州修养期间认识她们的，后来毛泽东要她们去工厂做工人，做了五年工人之后，她们提出了上大学的要求，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
范达人还介绍这几位女学员在放假或者节日期间有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她们进城，毛泽东逝世后，她们还参加了毛泽东的遗体告别仪式。而在北大历史系1972级还有一个女学员也是来自毛泽东的推荐，她原来是庐山宾馆的服务员。同时，哲学系还有一位。
看来，这种当时极为神秘的“红旗学生”还远不止沈容回忆的那么一位，而且各自的原因也很为不同。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自己说：“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你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这几个人走后门？为什么一度对自己子女都严格要求的毛泽东偏偏对她们几个格外开恩呢？难道是她们对党和国家做过什么卓越的贡献吗？毛泽东为什么说“我也没有办法”呢？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当局被文革不断神化的“伟大统帅兼导师”为什么会面对她们的去留而没有办法呢？她们又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些个疑问恐怕要到一定时候才会有人出来讲话，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也仅仅是“这些人不是坏人”。
我们这里要提及的这位女文工团员是来自空政文工团的刘淑媛。肖思科在《超级审判》一书中曾经说过，那个著名指示江腾蛟“此人不可重用”的话就是毛泽东在跳舞时同刘淑媛说的，而且通过刘淑媛传达给吴法宪的。那么，这个刘淑媛到底是何等的角色，居然能够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空军司令员之间传递信息。
对于刘淑媛的背景，叶群曾经透露了一点，叶群说：“空军几个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入中南海。”作为林办秘书的张云生对于叶群专门抽出时间来接待几个来自空军的女文工团员倍感纳罕，而且还要张云生去做记录，叶群大抵是看出了张云生的疑惑，她告诉张云生：“不要小看他们，那是能通天的。”就在叶群和这位姓刘的女文工团员谈话时，内中有这么一段比较有意思。
叶群说：“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是什么态度吗？”
刘回答：“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
由刘淑媛演出引发了文革中的重大政治事件“5.13”事件的发生。关于这位刘淑媛，我们在编辑《康生年谱》时听到这样一个描述，有关知情者对我们说：“陈伯达的妻子刘淑晏曾经异想天开的要和刘淑媛结成干姐妹，刘淑晏是‘3.8’式干部，而刘淑媛就是一个普通的文工团员，有些人不那么理解，陈伯达自己也不明白，刘淑晏有一次自己说，她（指刘淑媛）不是一般的人，和她认识见主席就容易，他（陈伯达）糊里糊涂，没有主席，他什么也不是。”
我们不妨把刘淑媛一类的人物扩散开来，在沈容的《红色记忆》中记载了这么一段故事：“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这位红旗学生的做派一度连毛泽东也受不了，可有意思的是，直到这位女人嫁了一位将军的儿子后，将军作为老公公还要亲自给儿媳妇背行李，沈容作为目击者感受也颇为复杂，她说：“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
作为梁效班子的重要成员之一的范达人回忆说：“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三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三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三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范达人本人就是北大历史系出身，所以，他对这件事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更为主要的是这三位女学员其中的一位和范达人的亲属是杭州机床厂的同事，范的亲属还曾经告诉这位学员到了北大如果有困难可以找她的亲戚范达人联系，只是她们到了以后并没有和范达人联系。而是后来范达人接到亲戚的来信以后主动找她们联系的。她们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中央领导人在杭州修养期间认识她们的，后来毛泽东要她们去工厂做工人，做了五年工人之后，她们提出了上大学的要求，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
范达人还介绍这几位女学员在放假或者节日期间有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她们进城，毛泽东逝世后，她们还参加了毛泽东的遗体告别仪式。而在北大历史系1972级还有一个女学员也是来自毛泽东的推荐，她原来是庐山宾馆的服务员。同时，哲学系还有一位。
看来，这种当时极为神秘的“红旗学生”还远不止沈容回忆的那么一位，而且各自的原因也很为不同。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自己说：“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你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这几个人走后门？为什么一度对自己子女都严格要求的毛泽东偏偏对她们几个格外开恩呢？难道是她们对党和国家做过什么卓越的贡献吗？毛泽东为什么说“我也没有办法”呢？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当局被文革不断神化的“伟大统帅兼导师”为什么会面对她们的去留而没有办法呢？她们又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些个疑问恐怕要到一定时候才会有人出来讲话，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也仅仅是“这些人不是坏人”。温相
我们这里要提及的这位女文工团员是来自空政文工团的刘淑媛。肖思科在《超级审判》一书中曾经说过，那个著名指示江腾蛟“此人不可重用”的话就是毛泽东在跳舞时同刘淑媛说的，而且通过刘淑媛传达给吴法宪的。那么，这个刘淑媛到底是何等的角色，居然能够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空军司令员之间传递信息。
对于刘淑媛的背景，叶群曾经透露了一点，叶群说：“空军几个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入中南海。”作为林办秘书的张云生对于叶群专门抽出时间来接待几个来自空军的女文工团员倍感纳罕，而且还要张云生去做记录，叶群大抵是看出了张云生的疑惑，她告诉张云生：“不要小看他们，那是能通天的。”就在叶群和这位姓刘的女文工团员谈话时，内中有这么一段比较有意思。
叶群说：“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是什么态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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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刘淑媛演出引发了文革中的重大政治事件“5.13”事件的发生。关于这位刘淑媛，我们在编辑《康生年谱》时听到这样一个描述，有关知情者对我们说：“陈伯达的妻子刘淑晏曾经异想天开的要和刘淑媛结成干姐妹，刘淑晏是‘3.8’式干部，而刘淑媛就是一个普通的文工团员，有些人不那么理解，陈伯达自己也不明白，刘淑晏有一次自己说，她（指刘淑媛）不是一般的人，和她认识见主席就容易，他（陈伯达）糊里糊涂，没有主席，他什么也不是。”
我们不妨把刘淑媛一类的人物扩散开来，在沈容的《红色记忆》中记载了这么一段故事：“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这位红旗学生的做派一度连毛泽东也受不了，可有意思的是，直到这位女人嫁了一位将军的儿子后，将军作为老公公还要亲自给儿媳妇背行李，沈容作为目击者感受也颇为复杂，她说：“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
作为梁效班子的重要成员之一的范达人回忆说：“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三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三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三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范达人本人就是北大历史系出身，所以，他对这件事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更为主要的是这三位女学员其中的一位和范达人的亲属是杭州机床厂的同事，范的亲属还曾经告诉这位学员到了北大如果有困难可以找她的亲戚范达人联系，只是她们到了以后并没有和范达人联系。而是后来范达人接到亲戚的来信以后主动找她们联系的。她们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中央领导人在杭州修养期间认识她们的，后来毛泽东要她们去工厂做工人，做了五年工人之后，她们提出了上大学的要求，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
范达人还介绍这几位女学员在放假或者节日期间有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她们进城，毛泽东逝世后，她们还参加了毛泽东的遗体告别仪式。而在北大历史系1972级还有一个女学员也是来自毛泽东的推荐，她原来是庐山宾馆的服务员。同时，哲学系还有一位。
看来，这种当时极为神秘的“红旗学生”还远不止沈容回忆的那么一位，而且各自的原因也很为不同。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自己说：“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你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这几个人走后门？为什么一度对自己子女都严格要求的毛泽东偏偏对她们几个格外开恩呢？难道是她们对党和国家做过什么卓越的贡献吗？毛泽东为什么说“我也没有办法”呢？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当局被文革不断神化的“伟大统帅兼导师”为什么会面对她们的去留而没有办法呢？她们又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些个疑问恐怕要到一定时候才会有人出来讲话，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也仅仅是“这些人不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