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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4 08:48:51
“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吴兴唐/文
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可以有多个“切入点”。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中，有两个“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新自由主义”思潮风行于世界已经20多年，成为世界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美国因素”则在世界上无所不在。从苏东剧变到伊拉克战争，从北约东扩到中亚“颜色革命”，我们都能看到“美国因素”。我们在谈论“美国因素”时，还包含这样一个思路，即美国要把“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我们在分析现代国际重大事变和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时，如果从这两个“点”切入，那就可以把问题看得透彻些。
“新自由主义”的三面旗帜：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
战后，西方大国为了恢复经济，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目的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放弃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凯恩斯主义”要求由政府进行“需求管理”，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用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消费从而带动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在战后30年取得了显著成就。欧洲、美国和日本实现了新的经济飞跃。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战后德国实行了“社会市场经济”，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这种市场经济除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外，还强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公平公正”为发展目标，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缓和社会矛盾;在所有制问题上主张股份公司相互控股;在企业管理上实行“共同决定权”，出资者同职工代表进行共同管理。“社会市场经济”虽在阿登纳任联邦德国总理时推行，但也深深地打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烙印，因而为西欧国家所普遍采用，称为有别于美英式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由石油危机引发经济危机，人们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代之以“新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把“新自由主义”引为国策。
“新自由主义”有各种派别，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其基本特征和理论。
自由化：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反对“福利国家”政策。控制货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经济自由同政治自由有必然的联系，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计划是同民主对立的，政府作用要尽可能地缩小。工会影响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
私有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使经济活动得到充分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前提的。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并逐步形成市场规模和市场调节机制。私有制还能保证政治自由的实现，因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制度。
市场化：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经济人”就是指“以牟取利润为惟一目的”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人们利己本能和天性。“经济人”在利己本性的指导下，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会“自然均衡”地形成“市场机制”。市场本身具有足够的竞争性，来有效地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而不需要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只有市场的自愿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才具有促进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力。市场的作用除在经济领域外，还应将其作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社会领域。
“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主要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生变化和进行调整。它在实践中并不完全同“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相反吸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做法，如在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方面。
“新自由主义”就其本义而言是要回到古典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因而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也有人把经济与政治分开来分析，即经济上是“新自由主义”，政治上是“新保守主义”。这特别是指美国。
美国要把“新自由主义”
推广到全世界
冷战之后，美国霸权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种新发展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要在全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美国的国际战略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美国的国际活动也是围绕着这个主旋律进行的。美国使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思想渗透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使我们看到“美国因素”在全球各地普遍存在。美国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就是进行全球的“民主化”、“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自由主义”、“美国因素”、“华盛顿共识”是可以划等号的。
“新自由主义”首先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推行。苏联解体、东欧改制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发生的。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作为外因，就是从美国吹过来的这股“新自由主义”之风。戈尔巴乔夫主政苏联时期，邀请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计“改革方案”，于是搞了一个“休克疗法”，即全面私有化。发起“全球民主化第一战役”的，正是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齐名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和实施者美国总统里根。美国“不战而胜”，里根立第一大功。因而，美国“全球民主化第二战役”的发起者布什要盛赞里根。作为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家赖斯也有功劳，于是当上了国务卿。
这股风也吹向西欧。西欧是“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发源地。在当时，西欧国家的重要经济领域都有国有企业或者政府控股企业，“新自由主义”之风一吹来就全部私有化了。1998年2月，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推动下，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张。德国（社民党）总理施罗德是积极支持者，发表了“施罗德——布莱尔文件”，把“第三条道路”推向西欧和拉美。“第三条道路”是想在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搞折衷，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因而也可以说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冲击莱茵模式，“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但是“第三条道路”并未成功。随着克林顿下台，英德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发生深刻分歧，布莱尔首相地位动摇，德国社民党在大选中失利和施罗德下台，“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已破产。
布什以“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的国际战略，发起“全球民主化的第二战役”。发动伊拉克战争，除石油利益外，主要是要把伊拉克作为“推翻独裁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的样板，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化”计划，向伊斯兰地区推行美国式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与此同时，美国向中亚地区发起“颜色革命”。扶植反对政府的“民主派”，用美元收买方式进行舆论宣传和“街头革命”，以推翻现政权和建立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政权”。
美国要把经济全球化变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美国当然也不会忘记，向俄罗斯、向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
“中国威胁论”是棍子，
“中国责任论”是套子
中美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合作与竞争共存和交织，在合作中竞争和在竞争中合作。同任何事物发展一样，也同任何大国关系一样，中美关系是曲折地向前发展的，有起有伏，而不会有“良性互动”。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把中国视为“潜在对手”。无论美国对华政策的说词有多少改变与翻新，美国这种对华战略思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因而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也不会改变。
10多年来，“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根棍子。近年来美国又抛出“中国责任论”，这是一个套子。现在美国对中国是“两论并举”，“双管齐下”。
“中国威胁论”细分起来名目繁多，主要是“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军事威胁论”。
美国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有两个直接目的。其一是要中国全面开放市场，特别是全面开放金融保险业市场。而一个国家全面开放市场是做不到的，美国自己也做不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实行“双重标准”，对人“开放市场”，对己“保护主义”。其二是要使人民币马上自由浮动。这也是做不到的，因为这涉及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问题。去年以来，美国特别起劲地宣传“中国军事威胁论”，其直接目的有三:一是卖先进武器给台湾，向“台独”发出错误信号，而2007年和2008年是“台独”猖狂活动期。二是为美国军事战略东移找一个借口。三是以此加强美、日军事联盟。
“中国责任论”最早提出者是鲍威尔。几年前，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说过一句话，美国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此话怎讲?难道中国过去和现在还不是负责任的大国吗？难道中国是不是负责任的大国还要美国来“钦定”吗？难道美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吗？鲍威尔只是含糊一说，并未提出负责任大国的标准和内容。一年多之前，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提出，美国愿把中国视作“利益相关者”（或称“共同经营者”）。“利益相关者”是“中国责任论”的变相说法。你想成为“利益相关者”吗?那你必须是“负责任大国”。“责任”是前提，“利益相关”是结果。佐利克没有像鲍威尔那样笼统，而是开列出中国必须做到的“条件”：
1、中国在全世界“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利益;
2、同美国一起共同构建美国—超独霸的“全球秩序”;
3、中国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观实行“自由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这难道不是一个套子吗?“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吴兴唐/文
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可以有多个“切入点”。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中，有两个“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新自由主义”思潮风行于世界已经20多年，成为世界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美国因素”则在世界上无所不在。从苏东剧变到伊拉克战争，从北约东扩到中亚“颜色革命”，我们都能看到“美国因素”。我们在谈论“美国因素”时，还包含这样一个思路，即美国要把“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我们在分析现代国际重大事变和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时，如果从这两个“点”切入，那就可以把问题看得透彻些。
“新自由主义”的三面旗帜：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
战后，西方大国为了恢复经济，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目的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放弃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凯恩斯主义”要求由政府进行“需求管理”，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用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消费从而带动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在战后30年取得了显著成就。欧洲、美国和日本实现了新的经济飞跃。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战后德国实行了“社会市场经济”，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这种市场经济除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外，还强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公平公正”为发展目标，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缓和社会矛盾;在所有制问题上主张股份公司相互控股;在企业管理上实行“共同决定权”，出资者同职工代表进行共同管理。“社会市场经济”虽在阿登纳任联邦德国总理时推行，但也深深地打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烙印，因而为西欧国家所普遍采用，称为有别于美英式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由石油危机引发经济危机，人们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代之以“新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把“新自由主义”引为国策。
“新自由主义”有各种派别，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其基本特征和理论。
自由化：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反对“福利国家”政策。控制货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经济自由同政治自由有必然的联系，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计划是同民主对立的，政府作用要尽可能地缩小。工会影响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
私有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使经济活动得到充分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前提的。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并逐步形成市场规模和市场调节机制。私有制还能保证政治自由的实现，因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制度。
市场化：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经济人”就是指“以牟取利润为惟一目的”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人们利己本能和天性。“经济人”在利己本性的指导下，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会“自然均衡”地形成“市场机制”。市场本身具有足够的竞争性，来有效地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而不需要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只有市场的自愿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才具有促进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力。市场的作用除在经济领域外，还应将其作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社会领域。
“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主要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生变化和进行调整。它在实践中并不完全同“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相反吸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做法，如在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方面。
“新自由主义”就其本义而言是要回到古典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因而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也有人把经济与政治分开来分析，即经济上是“新自由主义”，政治上是“新保守主义”。这特别是指美国。
美国要把“新自由主义”
推广到全世界
冷战之后，美国霸权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种新发展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要在全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美国的国际战略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美国的国际活动也是围绕着这个主旋律进行的。美国使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思想渗透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使我们看到“美国因素”在全球各地普遍存在。美国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就是进行全球的“民主化”、“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自由主义”、“美国因素”、“华盛顿共识”是可以划等号的。
“新自由主义”首先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推行。苏联解体、东欧改制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发生的。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作为外因，就是从美国吹过来的这股“新自由主义”之风。戈尔巴乔夫主政苏联时期，邀请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计“改革方案”，于是搞了一个“休克疗法”，即全面私有化。发起“全球民主化第一战役”的，正是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齐名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和实施者美国总统里根。美国“不战而胜”，里根立第一大功。因而，美国“全球民主化第二战役”的发起者布什要盛赞里根。作为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家赖斯也有功劳，于是当上了国务卿。
这股风也吹向西欧。西欧是“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发源地。在当时，西欧国家的重要经济领域都有国有企业或者政府控股企业，“新自由主义”之风一吹来就全部私有化了。1998年2月，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推动下，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张。德国（社民党）总理施罗德是积极支持者，发表了“施罗德——布莱尔文件”，把“第三条道路”推向西欧和拉美。“第三条道路”是想在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搞折衷，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因而也可以说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冲击莱茵模式，“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但是“第三条道路”并未成功。随着克林顿下台，英德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发生深刻分歧，布莱尔首相地位动摇，德国社民党在大选中失利和施罗德下台，“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已破产。
布什以“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的国际战略，发起“全球民主化的第二战役”。发动伊拉克战争，除石油利益外，主要是要把伊拉克作为“推翻独裁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的样板，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化”计划，向伊斯兰地区推行美国式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与此同时，美国向中亚地区发起“颜色革命”。扶植反对政府的“民主派”，用美元收买方式进行舆论宣传和“街头革命”，以推翻现政权和建立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政权”。
美国要把经济全球化变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美国当然也不会忘记，向俄罗斯、向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
“中国威胁论”是棍子，
“中国责任论”是套子
中美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合作与竞争共存和交织，在合作中竞争和在竞争中合作。同任何事物发展一样，也同任何大国关系一样，中美关系是曲折地向前发展的，有起有伏，而不会有“良性互动”。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把中国视为“潜在对手”。无论美国对华政策的说词有多少改变与翻新，美国这种对华战略思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因而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也不会改变。
10多年来，“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根棍子。近年来美国又抛出“中国责任论”，这是一个套子。现在美国对中国是“两论并举”，“双管齐下”。
“中国威胁论”细分起来名目繁多，主要是“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军事威胁论”。
美国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有两个直接目的。其一是要中国全面开放市场，特别是全面开放金融保险业市场。而一个国家全面开放市场是做不到的，美国自己也做不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实行“双重标准”，对人“开放市场”，对己“保护主义”。其二是要使人民币马上自由浮动。这也是做不到的，因为这涉及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问题。去年以来，美国特别起劲地宣传“中国军事威胁论”，其直接目的有三:一是卖先进武器给台湾，向“台独”发出错误信号，而2007年和2008年是“台独”猖狂活动期。二是为美国军事战略东移找一个借口。三是以此加强美、日军事联盟。
“中国责任论”最早提出者是鲍威尔。几年前，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说过一句话，美国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此话怎讲?难道中国过去和现在还不是负责任的大国吗？难道中国是不是负责任的大国还要美国来“钦定”吗？难道美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吗？鲍威尔只是含糊一说，并未提出负责任大国的标准和内容。一年多之前，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提出，美国愿把中国视作“利益相关者”（或称“共同经营者”）。“利益相关者”是“中国责任论”的变相说法。你想成为“利益相关者”吗?那你必须是“负责任大国”。“责任”是前提，“利益相关”是结果。佐利克没有像鲍威尔那样笼统，而是开列出中国必须做到的“条件”：
1、中国在全世界“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利益;
2、同美国一起共同构建美国—超独霸的“全球秩序”;
3、中国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观实行“自由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这难道不是一个套子吗?
吴兴唐/文
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可以有多个“切入点”。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中，有两个“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新自由主义”思潮风行于世界已经20多年，成为世界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美国因素”则在世界上无所不在。从苏东剧变到伊拉克战争，从北约东扩到中亚“颜色革命”，我们都能看到“美国因素”。我们在谈论“美国因素”时，还包含这样一个思路，即美国要把“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我们在分析现代国际重大事变和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时，如果从这两个“点”切入，那就可以把问题看得透彻些。
“新自由主义”的三面旗帜：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
战后，西方大国为了恢复经济，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目的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放弃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凯恩斯主义”要求由政府进行“需求管理”，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用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消费从而带动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在战后30年取得了显著成就。欧洲、美国和日本实现了新的经济飞跃。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战后德国实行了“社会市场经济”，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这种市场经济除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外，还强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公平公正”为发展目标，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缓和社会矛盾;在所有制问题上主张股份公司相互控股;在企业管理上实行“共同决定权”，出资者同职工代表进行共同管理。“社会市场经济”虽在阿登纳任联邦德国总理时推行，但也深深地打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烙印，因而为西欧国家所普遍采用，称为有别于美英式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由石油危机引发经济危机，人们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代之以“新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把“新自由主义”引为国策。
“新自由主义”有各种派别，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其基本特征和理论。
自由化：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反对“福利国家”政策。控制货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经济自由同政治自由有必然的联系，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计划是同民主对立的，政府作用要尽可能地缩小。工会影响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
私有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使经济活动得到充分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前提的。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并逐步形成市场规模和市场调节机制。私有制还能保证政治自由的实现，因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制度。
市场化：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经济人”就是指“以牟取利润为惟一目的”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人们利己本能和天性。“经济人”在利己本性的指导下，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会“自然均衡”地形成“市场机制”。市场本身具有足够的竞争性，来有效地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而不需要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只有市场的自愿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才具有促进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力。市场的作用除在经济领域外，还应将其作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社会领域。
“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主要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生变化和进行调整。它在实践中并不完全同“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相反吸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做法，如在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方面。
“新自由主义”就其本义而言是要回到古典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因而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也有人把经济与政治分开来分析，即经济上是“新自由主义”，政治上是“新保守主义”。这特别是指美国。
美国要把“新自由主义”
推广到全世界
冷战之后，美国霸权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种新发展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要在全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美国的国际战略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美国的国际活动也是围绕着这个主旋律进行的。美国使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思想渗透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使我们看到“美国因素”在全球各地普遍存在。美国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就是进行全球的“民主化”、“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自由主义”、“美国因素”、“华盛顿共识”是可以划等号的。
“新自由主义”首先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推行。苏联解体、东欧改制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发生的。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作为外因，就是从美国吹过来的这股“新自由主义”之风。戈尔巴乔夫主政苏联时期，邀请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计“改革方案”，于是搞了一个“休克疗法”，即全面私有化。发起“全球民主化第一战役”的，正是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齐名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和实施者美国总统里根。美国“不战而胜”，里根立第一大功。因而，美国“全球民主化第二战役”的发起者布什要盛赞里根。作为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家赖斯也有功劳，于是当上了国务卿。
这股风也吹向西欧。西欧是“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发源地。在当时，西欧国家的重要经济领域都有国有企业或者政府控股企业，“新自由主义”之风一吹来就全部私有化了。1998年2月，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推动下，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张。德国（社民党）总理施罗德是积极支持者，发表了“施罗德——布莱尔文件”，把“第三条道路”推向西欧和拉美。“第三条道路”是想在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搞折衷，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因而也可以说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冲击莱茵模式，“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但是“第三条道路”并未成功。随着克林顿下台，英德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发生深刻分歧，布莱尔首相地位动摇，德国社民党在大选中失利和施罗德下台，“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已破产。
布什以“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的国际战略，发起“全球民主化的第二战役”。发动伊拉克战争，除石油利益外，主要是要把伊拉克作为“推翻独裁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的样板，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化”计划，向伊斯兰地区推行美国式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与此同时，美国向中亚地区发起“颜色革命”。扶植反对政府的“民主派”，用美元收买方式进行舆论宣传和“街头革命”，以推翻现政权和建立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政权”。
美国要把经济全球化变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美国当然也不会忘记，向俄罗斯、向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
“中国威胁论”是棍子，
“中国责任论”是套子
中美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合作与竞争共存和交织，在合作中竞争和在竞争中合作。同任何事物发展一样，也同任何大国关系一样，中美关系是曲折地向前发展的，有起有伏，而不会有“良性互动”。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把中国视为“潜在对手”。无论美国对华政策的说词有多少改变与翻新，美国这种对华战略思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因而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也不会改变。
10多年来，“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根棍子。近年来美国又抛出“中国责任论”，这是一个套子。现在美国对中国是“两论并举”，“双管齐下”。
“中国威胁论”细分起来名目繁多，主要是“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军事威胁论”。
美国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有两个直接目的。其一是要中国全面开放市场，特别是全面开放金融保险业市场。而一个国家全面开放市场是做不到的，美国自己也做不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实行“双重标准”，对人“开放市场”，对己“保护主义”。其二是要使人民币马上自由浮动。这也是做不到的，因为这涉及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问题。去年以来，美国特别起劲地宣传“中国军事威胁论”，其直接目的有三:一是卖先进武器给台湾，向“台独”发出错误信号，而2007年和2008年是“台独”猖狂活动期。二是为美国军事战略东移找一个借口。三是以此加强美、日军事联盟。
“中国责任论”最早提出者是鲍威尔。几年前，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说过一句话，美国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此话怎讲?难道中国过去和现在还不是负责任的大国吗？难道中国是不是负责任的大国还要美国来“钦定”吗？难道美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吗？鲍威尔只是含糊一说，并未提出负责任大国的标准和内容。一年多之前，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提出，美国愿把中国视作“利益相关者”（或称“共同经营者”）。“利益相关者”是“中国责任论”的变相说法。你想成为“利益相关者”吗?那你必须是“负责任大国”。“责任”是前提，“利益相关”是结果。佐利克没有像鲍威尔那样笼统，而是开列出中国必须做到的“条件”：
1、中国在全世界“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利益;
2、同美国一起共同构建美国—超独霸的“全球秩序”;
3、中国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观实行“自由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这难道不是一个套子吗?“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吴兴唐/文
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可以有多个“切入点”。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中，有两个“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新自由主义”思潮风行于世界已经20多年，成为世界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美国因素”则在世界上无所不在。从苏东剧变到伊拉克战争，从北约东扩到中亚“颜色革命”，我们都能看到“美国因素”。我们在谈论“美国因素”时，还包含这样一个思路，即美国要把“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我们在分析现代国际重大事变和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时，如果从这两个“点”切入，那就可以把问题看得透彻些。
“新自由主义”的三面旗帜：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
战后，西方大国为了恢复经济，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目的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放弃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凯恩斯主义”要求由政府进行“需求管理”，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用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消费从而带动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在战后30年取得了显著成就。欧洲、美国和日本实现了新的经济飞跃。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战后德国实行了“社会市场经济”，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这种市场经济除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外，还强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公平公正”为发展目标，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缓和社会矛盾;在所有制问题上主张股份公司相互控股;在企业管理上实行“共同决定权”，出资者同职工代表进行共同管理。“社会市场经济”虽在阿登纳任联邦德国总理时推行，但也深深地打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烙印，因而为西欧国家所普遍采用，称为有别于美英式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由石油危机引发经济危机，人们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代之以“新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把“新自由主义”引为国策。
“新自由主义”有各种派别，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其基本特征和理论。
自由化：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反对“福利国家”政策。控制货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经济自由同政治自由有必然的联系，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计划是同民主对立的，政府作用要尽可能地缩小。工会影响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
私有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使经济活动得到充分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前提的。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并逐步形成市场规模和市场调节机制。私有制还能保证政治自由的实现，因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制度。
市场化：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经济人”就是指“以牟取利润为惟一目的”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人们利己本能和天性。“经济人”在利己本性的指导下，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会“自然均衡”地形成“市场机制”。市场本身具有足够的竞争性，来有效地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而不需要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只有市场的自愿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才具有促进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力。市场的作用除在经济领域外，还应将其作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社会领域。
“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主要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生变化和进行调整。它在实践中并不完全同“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相反吸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做法，如在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方面。
“新自由主义”就其本义而言是要回到古典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因而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也有人把经济与政治分开来分析，即经济上是“新自由主义”，政治上是“新保守主义”。这特别是指美国。
美国要把“新自由主义”
推广到全世界
冷战之后，美国霸权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种新发展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要在全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美国的国际战略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美国的国际活动也是围绕着这个主旋律进行的。美国使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思想渗透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使我们看到“美国因素”在全球各地普遍存在。美国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就是进行全球的“民主化”、“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自由主义”、“美国因素”、“华盛顿共识”是可以划等号的。
“新自由主义”首先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推行。苏联解体、东欧改制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发生的。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作为外因，就是从美国吹过来的这股“新自由主义”之风。戈尔巴乔夫主政苏联时期，邀请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计“改革方案”，于是搞了一个“休克疗法”，即全面私有化。发起“全球民主化第一战役”的，正是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齐名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和实施者美国总统里根。美国“不战而胜”，里根立第一大功。因而，美国“全球民主化第二战役”的发起者布什要盛赞里根。作为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家赖斯也有功劳，于是当上了国务卿。
这股风也吹向西欧。西欧是“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发源地。在当时，西欧国家的重要经济领域都有国有企业或者政府控股企业，“新自由主义”之风一吹来就全部私有化了。1998年2月，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推动下，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张。德国（社民党）总理施罗德是积极支持者，发表了“施罗德——布莱尔文件”，把“第三条道路”推向西欧和拉美。“第三条道路”是想在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搞折衷，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因而也可以说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冲击莱茵模式，“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但是“第三条道路”并未成功。随着克林顿下台，英德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发生深刻分歧，布莱尔首相地位动摇，德国社民党在大选中失利和施罗德下台，“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已破产。
布什以“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的国际战略，发起“全球民主化的第二战役”。发动伊拉克战争，除石油利益外，主要是要把伊拉克作为“推翻独裁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的样板，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化”计划，向伊斯兰地区推行美国式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与此同时，美国向中亚地区发起“颜色革命”。扶植反对政府的“民主派”，用美元收买方式进行舆论宣传和“街头革命”，以推翻现政权和建立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政权”。
美国要把经济全球化变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美国当然也不会忘记，向俄罗斯、向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
“中国威胁论”是棍子，
“中国责任论”是套子
中美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合作与竞争共存和交织，在合作中竞争和在竞争中合作。同任何事物发展一样，也同任何大国关系一样，中美关系是曲折地向前发展的，有起有伏，而不会有“良性互动”。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把中国视为“潜在对手”。无论美国对华政策的说词有多少改变与翻新，美国这种对华战略思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因而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也不会改变。
10多年来，“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根棍子。近年来美国又抛出“中国责任论”，这是一个套子。现在美国对中国是“两论并举”，“双管齐下”。
“中国威胁论”细分起来名目繁多，主要是“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军事威胁论”。
美国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有两个直接目的。其一是要中国全面开放市场，特别是全面开放金融保险业市场。而一个国家全面开放市场是做不到的，美国自己也做不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实行“双重标准”，对人“开放市场”，对己“保护主义”。其二是要使人民币马上自由浮动。这也是做不到的，因为这涉及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问题。去年以来，美国特别起劲地宣传“中国军事威胁论”，其直接目的有三:一是卖先进武器给台湾，向“台独”发出错误信号，而2007年和2008年是“台独”猖狂活动期。二是为美国军事战略东移找一个借口。三是以此加强美、日军事联盟。
“中国责任论”最早提出者是鲍威尔。几年前，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说过一句话，美国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此话怎讲?难道中国过去和现在还不是负责任的大国吗？难道中国是不是负责任的大国还要美国来“钦定”吗？难道美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吗？鲍威尔只是含糊一说，并未提出负责任大国的标准和内容。一年多之前，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提出，美国愿把中国视作“利益相关者”（或称“共同经营者”）。“利益相关者”是“中国责任论”的变相说法。你想成为“利益相关者”吗?那你必须是“负责任大国”。“责任”是前提，“利益相关”是结果。佐利克没有像鲍威尔那样笼统，而是开列出中国必须做到的“条件”：
1、中国在全世界“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利益;
2、同美国一起共同构建美国—超独霸的“全球秩序”;
3、中国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观实行“自由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这难道不是一个套子吗?
我认为吴敬莲一帮人，他们相信的就是市场万能论，也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分子
人民日报：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2006年12月22日
所谓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一种非常专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理解新自由主义，首先要认识古典自由主义，它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在１８世纪创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古典自由主义最大的学术主张就是经济自由，强调市场机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看不见的手”，反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政策。新自由主义是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古典自由主义加以改造而来，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主张，要“使经济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尽可能最快地私有化”，要求在财政和金融方面采取强硬措施保证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实施。新自由主义包括众多学派，但影响较大的是以英国的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以美国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新自由主义真正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其直接原因有两条：
一是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无法解决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状态的难题，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二是随着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里根出任美国总统，新自由主义成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并在国内外得到大力推行。当然，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还是它迎合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解除外汇管制，消除贸易壁垒，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实现经济自由发展，实现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
事实上，面对经济实力强大的国际垄断集团，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怎么可能和它们“平等”竞争呢？这种“平等竞争”无异于小鸡与老虎的竞争。但作为“老虎”的国际垄断集团非常欢迎这种理论，大肆吹捧它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并鼓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新自由主义在兴起的同时，也由学术理论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成为资本主义向外输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价值，其显著标志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放大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公有制会使经济变得更糟，社会主义必然导致集权，国家干预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主张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实践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这些国家为此而出现多次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轨，也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引发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目前，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并努力寻找新的替代理论。
我国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和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主要限于学术界。从总体上看，专家们普遍认为：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鉴吸收；但作为国际垄断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已经意识形态化的“华盛顿共识”，则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
2006年12月22日
所谓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一种非常专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理解新自由主义，首先要认识古典自由主义，它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在１８世纪创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古典自由主义最大的学术主张就是经济自由，强调市场机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看不见的手”，反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政策。新自由主义是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古典自由主义加以改造而来，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主张，要“使经济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尽可能最快地私有化”，要求在财政和金融方面采取强硬措施保证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实施。新自由主义包括众多学派，但影响较大的是以英国的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以美国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新自由主义真正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其直接原因有两条：
一是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无法解决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状态的难题，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二是随着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里根出任美国总统，新自由主义成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并在国内外得到大力推行。当然，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还是它迎合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解除外汇管制，消除贸易壁垒，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实现经济自由发展，实现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
事实上，面对经济实力强大的国际垄断集团，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怎么可能和它们“平等”竞争呢？这种“平等竞争”无异于小鸡与老虎的竞争。但作为“老虎”的国际垄断集团非常欢迎这种理论，大肆吹捧它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并鼓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新自由主义在兴起的同时，也由学术理论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成为资本主义向外输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价值，其显著标志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放大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公有制会使经济变得更糟，社会主义必然导致集权，国家干预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主张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实践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这些国家为此而出现多次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轨，也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引发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目前，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并努力寻找新的替代理论。
我国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和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主要限于学术界。从总体上看，专家们普遍认为：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鉴吸收；但作为国际垄断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已经意识形态化的“华盛顿共识”，则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
:D 转贴骆耕野的一首诗——致楼主:D
象鲜花憧憬着鲜美的果实，
象煤核怀抱着燃烧的意愿；
我心中孕育着一个可怕的思想，
对现状我要大声地喊叫出：
——我不满
谁说不满就是异端？
谁说不满就是背叛？
是涌浪，怎能容忍山涧的狭窄，
是雏鹰，岂能安于卵壁的黑暗。
不满激扬着对海洋的神经哟！
不满苏生着对蓝天的渴望！
生命的创造多么痛楚而伟大哟，
请赐给母亲以满足的甘甜：
“不，还是祝福孩子尽快成长吧，”
婴儿问世已叩象了母亲不满的心弦。
呵，谁能说不满就是不爱？
呵，谁敢说不满就是抱怨？
哥伦布不满铅印的的海图，
才发现了大洋的彼岸；
哥白尼不满神圣的《圣经》，
才揭开了宇宙的奇观；
亚里士多德不满柏拉图才能“青出于蓝”。
呵，谁说不满是背弃出类拔萃的先人，
呵，谁说不满是亵渎德高望重的圣贤？
呵，不满正是对变革的希冀，
呵，不满乃是那创造的发端。
不满，茹毛饮血的人猿才能寻觅火种
不满，胼手胝足的祖先才去摸索种田
不满，雄伟的赵州桥才取代了简陋的木桥
不满，“精巧”的石斧才让位于青铜的冶炼……
不满：才产生了妙手回春的华佗；
不满：才造就了巧夺天工的鲁班。
……
我不满官僚主义，
轻浮地荡尽了先烈的遗产；
我不满文化水平，
至今还托不起四化的航船；
我不满抱怨和牢骚，
躲在时代堤岸上指责涌进的波澜… …
原帖由 萨达姆·侯赛因 于 2007-4-11 19:28 发表
:D 转贴骆耕野的一首诗——致楼主:D
不满、牢骚、愤懑，谁都会有，但仅仅有这些够吗？把当前的一切全都砸烂，就解决全部问题了？！嫌自己的房子太破太小，难道将它拆了就舒服了？！与其抱怨房子太破，不如学学如何加固、修补、扩建，您说是吗？
所以要的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真正建设性的探索！
原帖由 w518815w 于 2007-4-11 19:34 发表
不满、牢骚、愤懑，谁都会有，但仅仅有这些够吗？把当前的一切全都砸烂，就解决全部问题了？！嫌自己的房子太破太小，难道将它拆了就舒服了？！与其抱怨房子太破，不如学学如何加固、修补、扩建，您说是吗？
...
建设性探索不是做强者的卫道士
哥伦布不满铅印的的海图，
才发现了大洋的彼岸；
哥白尼不满神圣的《圣经》，
才揭开了宇宙的奇观；
亚里士多德不满柏拉图才能“青出于蓝”。
这些难道不是建设性探索吗？:D
原帖由 萨达姆·侯赛因 于 2007-4-11 19:36 发表
建设性探索不是做强者的卫道士
哥伦布不满铅印的的海图，
才发现了大洋的彼岸；
哥白尼不满神圣的《圣经》，
才揭开了宇宙的奇观；
亚里士多德不满柏拉图才能“青出于蓝”。
这些难道不是建设性 ...
建设性探索=强者的卫道士？恕我愚笨，这个等号是如何画上的？还老兄你寓意太隐讳？！
原帖由 w518815w 于 2007-4-11 19:40 发表
建设性探索=强者的卫道士？恕我愚笨，这个等号是如何画上的？还老兄你寓意太隐讳？！
你那文章档次太差点了:D
你难道不知道东欧剧变是东欧人民的自然选择吗？你难道不知道苏联人在二战后在东欧作了些什么吗？ :D
回去看看历时书，不要一脑袋大愤 :D 把吴于廑的世界史第六本看看，或者把方连庆的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 看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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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不等于不爱！一个公民爱自己的祖国应该具有批判精神！而不是整天手淫YY，就像中华网的愤愤
为什么一个自称为“民主、自由”的美国居然会出现麦卡锡主义
为什么一个自称平等的国家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存在大规模的种族歧视
为什么一个成天把人权挂在嘴边的国家却出现大量的虐俘现象
这是民主吗，这是自由吗，这是人权吗？
为什么一个自称平等的国家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存在大规模的种族歧视
为什么一个成天把人权挂在嘴边的国家却出现大量的虐俘现象
这是民主吗，这是自由吗，这是人权吗？
原帖由 萨达姆·侯赛因 于 2007-4-11 20:11 发表
你看过阿马迪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吗？
为什么印度在独立后从没有发生过全国范围的大饥荒，而中国有？苏联30年代有？
为什么30年代苏联会出现大清洗，中国会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人类历史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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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人云亦云，楼上的了解印度的历史与现状？了解文化大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事件？看来仁兄十分羡慕印度人的生活水平啊！
说到印度，到正是一个可以相比较的对象，但比较的结果，象仁兄这样似乎很以印度为傲的人恐怕不在多数！
其次，卖弄一些人名和他们的学说，唬不了谁。因为这些年，涌进国内的各种思潮、学说、理论太多了。精华有，糟粕更多。何况不知道是真的有研究还是只是看见些华丽名词呀。老百姓也不象当初那样，一见到这些泡泡就热烈拥抱啦！
不满不等于不爱。很好的话，也很真心的话。但不要轻易就被别人宣传给我们的理论给折服了，自己的问题，只有自己认真去研究。不要让不满的情绪、爱国的热情反而成了办坏事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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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好文，学习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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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幽冥孔雀 于 2007-4-11 20:18 发表麦卡锡主义放在本国那是小菜一碟.
为什么一个自称为“民主、自由”的美国居然会出现麦卡锡主义
为什么一个自称平等的国家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存在大规模的种族歧视
为什么一个成天把人权挂在嘴边的国家却出现大量的虐俘现象
这是民主吗 ...
直至今日,华人对黑人也有种族歧视,为什么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会对黑人有看法呢?
虐俘...还是虐嘛,咱们在三十多年还有把整村"黑五类"杀光的呢.
呵呵，楼上的，不要因为自己民族历史的一些错误就自贱自虐。欧美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种族屠杀的事情做得多的多，也没见老弟你如此慷慨激昂啊！也没见别人说自己的文明史是“号称”的呀！
从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转向解决了资本积累委顿的问题呢？它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的成绩根本就不怎么样。196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在3.5%左右，既使在困难的1970年代也只下降到2.4%。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1.4%和1.1%（而到2000年几乎接近了1%），这些结果说明新自由主义在刺激全球发展方面大为失败。1那么，人们为什么相信新自由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并已经取得了成功呢？原因有二：第一，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动荡性日益增强，使得某些特定地区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而投机性地发展。比如，如果说1980年代主要属于日本，亚洲“小龙们”和西德，1990年代属于美国和英国，那么事实上这正说明，正是新自由主义以它在某些地方的“成功”使得它的普遍的失败不为人所见。第二，从上层阶级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要么为统治精英们重建了阶级力量（比如在美国和英国，见第二节，）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比如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等国家）。上述两种情况都以加大不平等为代价。2但通过上等阶级集团掌握的媒体，他们可以宣传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并宣传说某些地区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它们竞争力不够（因而需要“更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他们还宣称一定区域内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对鼓励创业和创新是必要的，因为后者可以带来竞争力并刺激发展，如果底层的生活状况恶化，也只是因为他们由于个人和文化的局限而没能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而要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就要努力学习呀，获得“新教的”工作伦理呀，接受工作训练呀等等）。一句话，出了什么问题都是要么因为缺少竞争力，要么怪你个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不成功。此外，他们接着声称在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也确实只有适者才生存下来。就这样，体制性的问题被掩盖在狂轰烂炸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同时也掩盖在大量的地方化的危机中。
如果新自由主义是通过再分配而不是生产取得了那些主要成就，那么，就必须找出财富和收入再分配以及财产转移的机制，不管是从大众手里转到上等阶层手里还是从落后的国家转入更富裕的国家。我曾以“剥夺性积累”为题在其它地方分析过那些机制。3我用“剥夺性积累”来表示资本积累行为的延续和扩张，而马克思曾将这些看作是资本主义发轫期的“最初”或“原始”时期的行为。那些机制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对农业人口的强行驱逐（像近期在印度和墨西哥发生的那样）；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公共的，集体的，国有的等等）转变为排他性的私人财产权；对公共权力的压制；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对其他生产和消费形式（比如本土的）的压制；对财产（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式的、新殖民式的或帝国主义式的占有；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交易和和税收货币化；奴隶贸易（尤其是在色情行业）；高利贷和国债；还有更具破坏性是利用信贷系统作为原始积累的基本手段；此外，国家利用法律手段和垄断的暴力，在支持和促进上述一切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在这一系列机制中，我们或许还可以加上许多另外的“技术”，比如从专利权和知识产权中提取租金，同时却减少或者抹杀各种形式的、通过一代甚至几代社会民主的阶级斗争才获得的公共财产权（如国家养老金，带薪假期，教育和医疗等）。比如建议私有化全部的国家养老金股份（最先在智利由独裁统治推行），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所怀抱的主要目标之一。
就中国和俄罗斯的例子来说，在论及“最初”和“原始”时或许更应该把它们与近期的一些事件联系起来。同时，也最好把美国或其它地方为那些资本主义精英们重建阶级力量的举措，看作是正在发生的剥夺性积累。这种积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下面我们只单个地谈谈其中的四个方面：
如果新自由主义是通过再分配而不是生产取得了那些主要成就，那么，就必须找出财富和收入再分配以及财产转移的机制，不管是从大众手里转到上等阶层手里还是从落后的国家转入更富裕的国家。我曾以“剥夺性积累”为题在其它地方分析过那些机制。3我用“剥夺性积累”来表示资本积累行为的延续和扩张，而马克思曾将这些看作是资本主义发轫期的“最初”或“原始”时期的行为。那些机制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对农业人口的强行驱逐（像近期在印度和墨西哥发生的那样）；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公共的，集体的，国有的等等）转变为排他性的私人财产权；对公共权力的压制；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对其他生产和消费形式（比如本土的）的压制；对财产（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式的、新殖民式的或帝国主义式的占有；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交易和和税收货币化；奴隶贸易（尤其是在色情行业）；高利贷和国债；还有更具破坏性是利用信贷系统作为原始积累的基本手段；此外，国家利用法律手段和垄断的暴力，在支持和促进上述一切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在这一系列机制中，我们或许还可以加上许多另外的“技术”，比如从专利权和知识产权中提取租金，同时却减少或者抹杀各种形式的、通过一代甚至几代社会民主的阶级斗争才获得的公共财产权（如国家养老金，带薪假期，教育和医疗等）。比如建议私有化全部的国家养老金股份（最先在智利由独裁统治推行），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所怀抱的主要目标之一。
就中国和俄罗斯的例子来说，在论及“最初”和“原始”时或许更应该把它们与近期的一些事件联系起来。同时，也最好把美国或其它地方为那些资本主义精英们重建阶级力量的举措，看作是正在发生的剥夺性积累。这种积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下面我们只单个地谈谈其中的四个方面：
1：私有化
对现有公共财产的公司化、商品化和私有化一直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特征。其主要目的是为资本积累打开迄今为止还不准盈利行为进入的新的领地。各种各样的公共财产和设施（水、电信、交通）、社会福利（公房、教育、卫生医疗、养老金）、公共机构（大学、研究室、监狱）甚至战争（正如在伊拉克武装部队身旁活跃着的那些“武器”私人承包商所显示的），都已经在资本主义世界被不同程度地私有化了。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内部所谓的知识产权协议，知识产权将遗传物质、物种血浆（seed plasmas）以及各种其它物种或器官的组织方式都作为私人财产，因而可以向大众收取使用租金，而大众的活动本来在这些遗传物质的发展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物盗窃以及对世界遗传资源储备的掠夺正为少数大制药公司创造利益。全球环境资源（如土地、空气、水）的损耗正在升级，单一的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使土地的退化也越来越严重，这一切都是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源大规模地被商品化的结果。文化、历史和智力、创造性的商品化（通过旅游业）也需要进行大规模地剥夺（在利用和剥夺草根性文化和创造性方面，音乐工业已是臭名昭著）。就像过去一样，国家力量经常被用来强行推进这一切，而不惜对抗大众的意愿。降低旨在保护劳工和环境不受损害的管制的力度和范围，必然使得人们丧失许多权利。在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所进行的最惊人的剥夺政策之一，就是把通过多年艰苦的阶级斗争而赢得的公共财产权利（享受国家养老金，社会福利和国家卫生医疗）转回到私人领域。所有这些过程都等于将财富从公共领域和大众手里转移到私人和特权阶级手里。阿兰达蒂·洛伊(Arandhuti Roy)在谈到印度的例子时说，“‘私有化’需要将生产性的公共财产从国家那里易手到私人公司。而那些生产财产是由代表人民的国家为人民掌管着……窃取它们，并将它们当股票一样卖给私人公司是以空前的规模进行野蛮剥夺的行径。”4
2：金融化
1980年以后开始的强大的金融化浪潮，是投机性和掠夺性的。国际市场上金融交易的日流通总量从1983年的2300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130000亿美元。2001年4千亿亿美元的年流通量与支持国际贸易和生产所需要的大约800万亿投资流量形成了一个对比。5去管制化使得金融体系变成一个通过投机、掠夺、欺骗和盗窃来进行再分配活动的主要中心。股票促销（stock promotions），庞氏骗局（Ponzi schemes）、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的整体财产（structured asset）的破坏、因合并买进而造成的财产的流失、债务责任（debt incumbency）程度的提高（这使得大众，甚至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都陷入以劳役来偿债的境地）、公司诈骗、通过操纵信贷和股市而对财产的剥夺（对养老基金的抢劫，以及因股市和公司破产而使它彻底毁灭）——这一切都成了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主要特点。对股票价值的强调，是为了通过股票卖买特权（stock options）的方式给资本管理者以报酬，从而使资本所有者的利润与资本管理者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正如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导致对股票市场的操纵，在给少数人带来大量财富的同时却损害了绝大多数人。安然公司引人注目的崩溃，象征了剥夺多数人的生计和养老权的一般过程。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由对冲基金（hedge funds）和为它们而设的其它主要金融资本机构一起制造投机性股票猛跌，是全球范围的剥夺性积累的真正最前锋的潮流，尽管这些行为被设想为会给资本家阶级“分散风险”(spreading risks)带来正面利益。6
3：危机管理与操纵
除了作为新自由主义金融操纵主要特征的投机性和欺骗性泡沫之外，还有一个更内在的过程需要将触发“债务循环”（the debt trap）作为剥夺性积累的主要手段。7在全球制造、管理和操纵危机，已经发展为一门人为地将财富从贫穷国家再分配给富裕国家的“精巧艺术”。1979年，沃克尔（Volcker）通过突然提升利率加大了海外收入份额。而借款国家不得不支付债务利息（put to debt-interest payments）。由于被迫破产，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只好同意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美国宣称自己在组织“释保”（bail-outs）以维持全球资本积累的稳定和方向正确方面是卓著的领导；另一方面，美国却又在地方危机状况下部署自己的强大金融力量，为掠夺墨西哥经济大开方便之门。这些就是美国财政局/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各地做起来最在行的事情。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在1990年代将沃尔克的策略运用多次。那些单个国家的债务危机在1960年代并不普遍，而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却频频发生。几乎没有那个发展中国家幸免于此，而在有些地方，如拉丁美洲，这样的危机多到可以称之为“地方病”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样一些债务危机被某些人制造、管理和控制着，用于将整个体系合理化并重新分配财富。怀德和凡得罗索（世界银行顾问——译注）在谈到1997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初由以美国资金为主体的对冲基金的操作而引发）时抓住了这一切要害所在：
“金融危机总是造成权力和所有权的转移，但只转到那些保护自己财产不受损和有权制造信贷的人手中，亚洲的危机也不例外……毫无疑问，西方以及日本的公司是大赢家……大规模的货币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进的金融自由化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助下的治疗等因素的结合，甚或造成了世界各地在过去50年以来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国内财富向海外所有者的转移，相比之下，1980年代在拉丁美洲以及1994年在墨西哥发生的国内财富向美国资本家的转移规模要小得多。这让人想起安德鲁·梅隆（一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译注）的一句话：‘在经济萧条期，财富回到它们合法的主人手中’”。8
可以将此进行类推，存在着人为制造的失业，目的是为了制造大量的低薪的剩余劳动力，为进一步积累提供方便。就这样，有价值的“财产”不能发挥作用因而丧失了自己的价值。他们只能像“休耕”的土地一样潜在地存在，等着资本家所具有的流动性“注入”他们，给他们以“新的生命”。然而危险的是，危机可能会脱离控制，变成全面的危机；另外，制造危机的体系可能会激起对它的反抗。国家干预和国际机构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危机和货币贬值，这种方式既允许剥夺性的积累，同时又保证不造成全面的崩溃，不激起民众的反抗。也就是说，由华尔街\财政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执行的结构调整工程目的在于保障前者（剥夺性积累）顺利进行；同时，买办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机器（有来自帝国武力的军事援助做靠山）在被人抢劫的国内的工作就是确保后者（民众的反抗或全面的危机）不发生。但是，大众反抗的信号不久就开始出现，先是萨帕塔1994年在墨西哥的起义，不久普遍的不满随着反全球化运动开始涌现，并在西雅图的抗议中获取了经验。
对现有公共财产的公司化、商品化和私有化一直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特征。其主要目的是为资本积累打开迄今为止还不准盈利行为进入的新的领地。各种各样的公共财产和设施（水、电信、交通）、社会福利（公房、教育、卫生医疗、养老金）、公共机构（大学、研究室、监狱）甚至战争（正如在伊拉克武装部队身旁活跃着的那些“武器”私人承包商所显示的），都已经在资本主义世界被不同程度地私有化了。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内部所谓的知识产权协议，知识产权将遗传物质、物种血浆（seed plasmas）以及各种其它物种或器官的组织方式都作为私人财产，因而可以向大众收取使用租金，而大众的活动本来在这些遗传物质的发展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物盗窃以及对世界遗传资源储备的掠夺正为少数大制药公司创造利益。全球环境资源（如土地、空气、水）的损耗正在升级，单一的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使土地的退化也越来越严重，这一切都是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源大规模地被商品化的结果。文化、历史和智力、创造性的商品化（通过旅游业）也需要进行大规模地剥夺（在利用和剥夺草根性文化和创造性方面，音乐工业已是臭名昭著）。就像过去一样，国家力量经常被用来强行推进这一切，而不惜对抗大众的意愿。降低旨在保护劳工和环境不受损害的管制的力度和范围，必然使得人们丧失许多权利。在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所进行的最惊人的剥夺政策之一，就是把通过多年艰苦的阶级斗争而赢得的公共财产权利（享受国家养老金，社会福利和国家卫生医疗）转回到私人领域。所有这些过程都等于将财富从公共领域和大众手里转移到私人和特权阶级手里。阿兰达蒂·洛伊(Arandhuti Roy)在谈到印度的例子时说，“‘私有化’需要将生产性的公共财产从国家那里易手到私人公司。而那些生产财产是由代表人民的国家为人民掌管着……窃取它们，并将它们当股票一样卖给私人公司是以空前的规模进行野蛮剥夺的行径。”4
2：金融化
1980年以后开始的强大的金融化浪潮，是投机性和掠夺性的。国际市场上金融交易的日流通总量从1983年的2300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130000亿美元。2001年4千亿亿美元的年流通量与支持国际贸易和生产所需要的大约800万亿投资流量形成了一个对比。5去管制化使得金融体系变成一个通过投机、掠夺、欺骗和盗窃来进行再分配活动的主要中心。股票促销（stock promotions），庞氏骗局（Ponzi schemes）、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的整体财产（structured asset）的破坏、因合并买进而造成的财产的流失、债务责任（debt incumbency）程度的提高（这使得大众，甚至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都陷入以劳役来偿债的境地）、公司诈骗、通过操纵信贷和股市而对财产的剥夺（对养老基金的抢劫，以及因股市和公司破产而使它彻底毁灭）——这一切都成了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主要特点。对股票价值的强调，是为了通过股票卖买特权（stock options）的方式给资本管理者以报酬，从而使资本所有者的利润与资本管理者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正如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导致对股票市场的操纵，在给少数人带来大量财富的同时却损害了绝大多数人。安然公司引人注目的崩溃，象征了剥夺多数人的生计和养老权的一般过程。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由对冲基金（hedge funds）和为它们而设的其它主要金融资本机构一起制造投机性股票猛跌，是全球范围的剥夺性积累的真正最前锋的潮流，尽管这些行为被设想为会给资本家阶级“分散风险”(spreading risks)带来正面利益。6
3：危机管理与操纵
除了作为新自由主义金融操纵主要特征的投机性和欺骗性泡沫之外，还有一个更内在的过程需要将触发“债务循环”（the debt trap）作为剥夺性积累的主要手段。7在全球制造、管理和操纵危机，已经发展为一门人为地将财富从贫穷国家再分配给富裕国家的“精巧艺术”。1979年，沃克尔（Volcker）通过突然提升利率加大了海外收入份额。而借款国家不得不支付债务利息（put to debt-interest payments）。由于被迫破产，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只好同意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美国宣称自己在组织“释保”（bail-outs）以维持全球资本积累的稳定和方向正确方面是卓著的领导；另一方面，美国却又在地方危机状况下部署自己的强大金融力量，为掠夺墨西哥经济大开方便之门。这些就是美国财政局/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各地做起来最在行的事情。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在1990年代将沃尔克的策略运用多次。那些单个国家的债务危机在1960年代并不普遍，而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却频频发生。几乎没有那个发展中国家幸免于此，而在有些地方，如拉丁美洲，这样的危机多到可以称之为“地方病”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样一些债务危机被某些人制造、管理和控制着，用于将整个体系合理化并重新分配财富。怀德和凡得罗索（世界银行顾问——译注）在谈到1997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初由以美国资金为主体的对冲基金的操作而引发）时抓住了这一切要害所在：
“金融危机总是造成权力和所有权的转移，但只转到那些保护自己财产不受损和有权制造信贷的人手中，亚洲的危机也不例外……毫无疑问，西方以及日本的公司是大赢家……大规模的货币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进的金融自由化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助下的治疗等因素的结合，甚或造成了世界各地在过去50年以来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国内财富向海外所有者的转移，相比之下，1980年代在拉丁美洲以及1994年在墨西哥发生的国内财富向美国资本家的转移规模要小得多。这让人想起安德鲁·梅隆（一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译注）的一句话：‘在经济萧条期，财富回到它们合法的主人手中’”。8
可以将此进行类推，存在着人为制造的失业，目的是为了制造大量的低薪的剩余劳动力，为进一步积累提供方便。就这样，有价值的“财产”不能发挥作用因而丧失了自己的价值。他们只能像“休耕”的土地一样潜在地存在，等着资本家所具有的流动性“注入”他们，给他们以“新的生命”。然而危险的是，危机可能会脱离控制，变成全面的危机；另外，制造危机的体系可能会激起对它的反抗。国家干预和国际机构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危机和货币贬值，这种方式既允许剥夺性的积累，同时又保证不造成全面的崩溃，不激起民众的反抗。也就是说，由华尔街\财政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执行的结构调整工程目的在于保障前者（剥夺性积累）顺利进行；同时，买办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机器（有来自帝国武力的军事援助做靠山）在被人抢劫的国内的工作就是确保后者（民众的反抗或全面的危机）不发生。但是，大众反抗的信号不久就开始出现，先是萨帕塔1994年在墨西哥的起义，不久普遍的不满随着反全球化运动开始涌现，并在西雅图的抗议中获取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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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f22 于 2007-4-11 23:03 发表
麦卡锡主义放在本国那是小菜一碟.
直至今日,华人对黑人也有种族歧视,为什么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会对黑人有看法呢?
虐俘...还是虐嘛,咱们在三十多年还有把整村"黑五类"杀光的呢.
比起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放过一个来，麦卡锡主义的确是太文明了。
至于虐俘，说明美国人也进步了许多，没进步以前是什么样呢？可以看看亨利莫尔的《越战前后目击记》内容血腥少儿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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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就很符合新自由主义的思路，成效很明显。
至于说多数成果被少数人占有……还是比过去多数人占有多数成果要好多了，所以新自由主义还是比过去的体制强多了。特别是住房、教育、就业方面，在新自由主义下的成果比过去强多了。
至于说多数成果被少数人占有……还是比过去多数人占有多数成果要好多了，所以新自由主义还是比过去的体制强多了。特别是住房、教育、就业方面，在新自由主义下的成果比过去强多了。
用群众运动方式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本来就是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的必然代价，企图在一个缺乏公民社会和法治环境的社会靠群众运动反官僚主义，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扯淡罢了。
原帖由 大秦猛士 于 2007-4-12 11:17 发表
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就很符合新自由主义的思路，成效很明显。
至于说多数成果被少数人占有……还是比过去多数人占有多数成果要好多了，所以新自由主义还是比过去的体制强多了。特别是住房、教育、就业方面，在新 ...
真的很难明白斑竹你的看法啊，人民群众抱怨最大的，你却认为是比过去强最多的？！实在是屁股决定脑袋，坐在什么阵营就说什么话呀！
看到中国环境污染至今继续恶化至今没有获得有效的遏制的大量事实，我不得不提出下边的看法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讨论∶
1) 我认为，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利，它对全球人类具有更广泛的更普遍的意义。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采取何种具体形式，这种“市场经济”的核心与目的应当保证社会所有居民持续健康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的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为是全球人类将要走的道路，它与以资本家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根本性的区别。
3)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人类历史上有过的不同经济体制尽管出现和试验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走过充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任何国家都没有可供借鉴的充分或成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经验。与此不同，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唯一能够充分借鉴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经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实也有相差很大的不同社会实践∶美国较为极端的“自由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北欧瑞典、芬兰包含着较多“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就有很大区别。以色列发展多年的“基布兹”，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诸多“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试验，尽管在消亡。
4)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或西方经济学者，在理论上从来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
5) 主要由于上述原因，中国改革开发后发展实施的“市场经济”，尽管从一开始强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有很大盲目性实施的中国“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理论上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一套，无论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中包含多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因素。
6) 面对中国经济、社会、教育、卫生等方面目前面临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至今继续恶化至今没有获得有效遏制的问题，中国经济学界许多学者感到迷茫，不明白他们努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会导致这样多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7) 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中国经济学界至今在理论上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错将“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的这些问题，误认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因而感到迷茫和难于解释。
8) 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为了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不得不解决的一系列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人类社会与人类持续健康生存所必须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迟早必将寻求更合理的经济发展道路，寻找自己逐步建立“和谐社会”之路。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全球人类期盼的“和谐世界”才有可能。
9) 世界各国有远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科技界、新闻界与公众人士，正在观察和期盼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创造提供新的经验，看中国今后十五年〔2006-202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能否合理处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和谐发展与“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更好地处理中国目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人类社会与人类持续健康生存所必须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逐步建立世界各国人民都想往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10) 中国必须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是建立“和谐社会”之路，是世界任何国家到目前为止没有走过的新型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对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也包括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将有重要示范性榜样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许多重要原则当然与“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有矛盾有冲突。
1) 我认为，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利，它对全球人类具有更广泛的更普遍的意义。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采取何种具体形式，这种“市场经济”的核心与目的应当保证社会所有居民持续健康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的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为是全球人类将要走的道路，它与以资本家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根本性的区别。
3)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人类历史上有过的不同经济体制尽管出现和试验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走过充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任何国家都没有可供借鉴的充分或成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经验。与此不同，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唯一能够充分借鉴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经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实也有相差很大的不同社会实践∶美国较为极端的“自由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北欧瑞典、芬兰包含着较多“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就有很大区别。以色列发展多年的“基布兹”，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诸多“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试验，尽管在消亡。
4)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或西方经济学者，在理论上从来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
5) 主要由于上述原因，中国改革开发后发展实施的“市场经济”，尽管从一开始强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有很大盲目性实施的中国“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理论上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一套，无论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中包含多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因素。
6) 面对中国经济、社会、教育、卫生等方面目前面临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至今继续恶化至今没有获得有效遏制的问题，中国经济学界许多学者感到迷茫，不明白他们努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会导致这样多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7) 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中国经济学界至今在理论上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错将“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的这些问题，误认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因而感到迷茫和难于解释。
8) 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为了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不得不解决的一系列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人类社会与人类持续健康生存所必须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迟早必将寻求更合理的经济发展道路，寻找自己逐步建立“和谐社会”之路。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全球人类期盼的“和谐世界”才有可能。
9) 世界各国有远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科技界、新闻界与公众人士，正在观察和期盼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创造提供新的经验，看中国今后十五年〔2006-202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能否合理处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和谐发展与“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更好地处理中国目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人类社会与人类持续健康生存所必须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逐步建立世界各国人民都想往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10) 中国必须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是建立“和谐社会”之路，是世界任何国家到目前为止没有走过的新型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对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也包括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将有重要示范性榜样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许多重要原则当然与“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有矛盾有冲突。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给予资本以近乎绝对的追求利润的自由，从而使资本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不再受社会和国家的控制，这将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当前的要务是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重建对资本的民主控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允许市场机制主宰人类的命运。经济将用它的原则主宰社会，而不是正相反，正如博兰尼的预见，这一学说正在引导着我们走向社会的毁灭。
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世纪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新自由主义是如何从极少数人相信的理论演变为今天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学说的？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够随心所欲地干涉和强迫各国以基本上不利的条款参与世界经济？为什么福利国家制度在所有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受到威胁？为什么环境到了崩溃的边缘？当今天世界上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时，为什么在穷国和富国都有这么多穷人？这是一些需要从历史的视角来回答的问题。
我对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和与之相伴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生态的灾难的解释是：新自由主义者已经掏钱买下了他们罪恶的和反动的“大转变”。以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他的学生如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核心的弱小胚芽为开端，新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基金资助者创立了由规模巨大的基金会、学会、研究中心、出版社以及学者和作家组成的国际网络，不遗余力地来发展、包装和推出他们的学说。他们已经使新自由主义看起来好象是人类自然的和正常的状况。不论新自由主义体系创造了多少显而易见的灾难，不论它引发了什么样的金融危机，不论它造成了多少失败者和被遗弃者，他们仍然使它看起来是必然的、无法抗拒的、对我们而言是唯一可行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我们被迫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巨大的新自由主义试验是被一些人有意创造出来的，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一旦你领会这一点，一旦你明白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象地心引力一样不可抗拒，而是完全人为的构造物，你就同样能够明白，一些人所构造的东西也同样能够改变。
新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竞争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国有工商业部门必须被无情地缩小，因为它不遵从市场追求利润和市场份额的竞争法则。私有化是20年来主要的经济变化，这一趋势开始于英国，现在已经遍及世界。
私有化的全部要点既不是提高经济效率也不是提高对消费者的服务，而仅仅是把财富从公众的钱包转移到私人手里。这些钱本来能够保证重新分配减缓社会的不平等。在英国和其它地方，私有化公司的绝大多数股份掌握在金融机构和真正的大投资者手中。英国电信的职工只购买了股份的1%，宇航业的职工只购买了1.3%。在撒切尔夫人改革的冲击之前，许多英国的公共部门是盈利的，1984年，国有公司给国库贡献了70多亿英镑。现在，所有这些钱流入私人股东的腰包。
我建议，我们应该停止谈论私有化，告诉大家真相，那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数十年的劳动成果被剥夺转让给极少数大投资者。这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人身上的最大的强盗行为之一。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结构性痼疾是损害劳工，优待资本，将财富从社会底层转移到社会上层。粗略地说，从收入的尺度来看，如果你属于社会上层20%的人，你可能从新自由主义得到一些东西，你沿着这个阶梯爬得越高，你得到的就越多，相反，社会底层80%的人将受到损失，他们的社会地位越低，就会相应地失去越多。
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把他们的全部努力集中在三个基本要点上：商品和服务化的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投资的自由化。20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被极大地加强了。通过利用债务危机和限制性机制，它已经从维持支付平衡转变成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准全球独裁者。这当然是那些新自由职业者的意图。经过长期艰苦磋商，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终于成立，它经常迫使各国议会接受其主张。而议会对自己所批准的决议往往一无所知。
这些机构的共同特征是缺乏透明度和民主。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经济应该运用它的规律指导社会，而不是正相反。民主是绊脚石，新自由主义是为胜利者而不是为同时包括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投票人设计的。任何人都会随时被逐出这个体系，因为疾病、年龄、失败或仅仅是因为经济环境和无情的社会财富从下向上的转移需要这样。股东的价值观就是一切。近来，外国投资者正在争相购买泰国韩国的公司和银行，可以预料这些购买行为会导致严重的失业期。
我们应该设计一个包括托宾税体制再内的可行的和公正的国际税收体系，对所有的货币和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跨国公司的销售额按照一定的比例收税。这一国际税收体制的收益可以用来弥合南北的隔阂，对那些过去20年来饱受掠夺的人们通过重新分配进行补偿。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状态，它是能够被挑战和被替代的，因为它自己的失败将要求这一点。我们必须准备的替代政策是将权力重归于社区和民主的国家，在国际水平进行公平分配。商业和市场有它们自己的位置，但是它不能占据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
世界大量的闲置资金的极小部分就足以让地球上每个人过上体面的生活，足以给全世界提供卫生和教育，足以治理环境并防治对这个星球的进一步破坏，足以弥合南北差距。根据联合国开发激化署的呼吁，做到这些的底线是每年需要400亿美元。
有很多站在我们一边，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游戏中，与胜利者相比，这里有更多的失败者。威胁是超越国界的，所以，其回应也必须是超国界的。我们人数的力量和观念的力量将是不可抵挡的。
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世纪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新自由主义是如何从极少数人相信的理论演变为今天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学说的？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够随心所欲地干涉和强迫各国以基本上不利的条款参与世界经济？为什么福利国家制度在所有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受到威胁？为什么环境到了崩溃的边缘？当今天世界上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时，为什么在穷国和富国都有这么多穷人？这是一些需要从历史的视角来回答的问题。
我对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和与之相伴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生态的灾难的解释是：新自由主义者已经掏钱买下了他们罪恶的和反动的“大转变”。以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他的学生如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核心的弱小胚芽为开端，新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基金资助者创立了由规模巨大的基金会、学会、研究中心、出版社以及学者和作家组成的国际网络，不遗余力地来发展、包装和推出他们的学说。他们已经使新自由主义看起来好象是人类自然的和正常的状况。不论新自由主义体系创造了多少显而易见的灾难，不论它引发了什么样的金融危机，不论它造成了多少失败者和被遗弃者，他们仍然使它看起来是必然的、无法抗拒的、对我们而言是唯一可行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我们被迫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巨大的新自由主义试验是被一些人有意创造出来的，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一旦你领会这一点，一旦你明白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象地心引力一样不可抗拒，而是完全人为的构造物，你就同样能够明白，一些人所构造的东西也同样能够改变。
新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竞争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国有工商业部门必须被无情地缩小，因为它不遵从市场追求利润和市场份额的竞争法则。私有化是20年来主要的经济变化，这一趋势开始于英国，现在已经遍及世界。
私有化的全部要点既不是提高经济效率也不是提高对消费者的服务，而仅仅是把财富从公众的钱包转移到私人手里。这些钱本来能够保证重新分配减缓社会的不平等。在英国和其它地方，私有化公司的绝大多数股份掌握在金融机构和真正的大投资者手中。英国电信的职工只购买了股份的1%，宇航业的职工只购买了1.3%。在撒切尔夫人改革的冲击之前，许多英国的公共部门是盈利的，1984年，国有公司给国库贡献了70多亿英镑。现在，所有这些钱流入私人股东的腰包。
我建议，我们应该停止谈论私有化，告诉大家真相，那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数十年的劳动成果被剥夺转让给极少数大投资者。这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人身上的最大的强盗行为之一。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结构性痼疾是损害劳工，优待资本，将财富从社会底层转移到社会上层。粗略地说，从收入的尺度来看，如果你属于社会上层20%的人，你可能从新自由主义得到一些东西，你沿着这个阶梯爬得越高，你得到的就越多，相反，社会底层80%的人将受到损失，他们的社会地位越低，就会相应地失去越多。
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把他们的全部努力集中在三个基本要点上：商品和服务化的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投资的自由化。20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被极大地加强了。通过利用债务危机和限制性机制，它已经从维持支付平衡转变成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准全球独裁者。这当然是那些新自由职业者的意图。经过长期艰苦磋商，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终于成立，它经常迫使各国议会接受其主张。而议会对自己所批准的决议往往一无所知。
这些机构的共同特征是缺乏透明度和民主。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经济应该运用它的规律指导社会，而不是正相反。民主是绊脚石，新自由主义是为胜利者而不是为同时包括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投票人设计的。任何人都会随时被逐出这个体系，因为疾病、年龄、失败或仅仅是因为经济环境和无情的社会财富从下向上的转移需要这样。股东的价值观就是一切。近来，外国投资者正在争相购买泰国韩国的公司和银行，可以预料这些购买行为会导致严重的失业期。
我们应该设计一个包括托宾税体制再内的可行的和公正的国际税收体系，对所有的货币和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跨国公司的销售额按照一定的比例收税。这一国际税收体制的收益可以用来弥合南北的隔阂，对那些过去20年来饱受掠夺的人们通过重新分配进行补偿。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状态，它是能够被挑战和被替代的，因为它自己的失败将要求这一点。我们必须准备的替代政策是将权力重归于社区和民主的国家，在国际水平进行公平分配。商业和市场有它们自己的位置，但是它不能占据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
世界大量的闲置资金的极小部分就足以让地球上每个人过上体面的生活，足以给全世界提供卫生和教育，足以治理环境并防治对这个星球的进一步破坏，足以弥合南北差距。根据联合国开发激化署的呼吁，做到这些的底线是每年需要400亿美元。
有很多站在我们一边，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游戏中，与胜利者相比，这里有更多的失败者。威胁是超越国界的，所以，其回应也必须是超国界的。我们人数的力量和观念的力量将是不可抵挡的。
原帖由 w518815w 于 2007-4-12 00:03 发表抱歉,做为新自由主义者,本帮主自大学时代就反对医疗和教育改革办法,但支持私有化.
呵呵，看看我们的利益是如何流失的吧。先是股票市场，再来就是房地产。然后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剥夺百姓非常基本的保障与福利，然后是把国企私有化。哈哈，这就是右派精英们依据新自由主义给我们开出的药方。国家经 ...
论题扯大了要有能力把握的住.否则就别扯.扯空了那就只是码字而已.
________ 以上内容的观感.
________ 以上内容的观感.
原帖由 w518815w 于 2007-4-11 23:10 发表俺22年前慷慨激昂带头反日时阁下何在?
呵呵，楼上的，不要因为自己民族历史的一些错误就自贱自虐。欧美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种族屠杀的事情做得多的多，也没见老弟你如此慷慨激昂啊！也没见别人说自己的文明史是“号称”的呀！
原帖由 f22 于 2007-4-12 12:48 发表
抱歉,做为新自由主义者,本帮主自大学时代就反对医疗和教育改革办法,但支持私有化.
反对私有化的也大有人在！
“新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竞争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国有工商业部门必须被无情地缩小，因为它不遵从市场追求利润和市场份额的竞争法则。私有化是20年来主要的经济变化，这一趋势开始于英国，现在已经遍及世界。
私有化的全部要点既不是提高经济效率也不是提高对消费者的服务，而仅仅是把财富从公众的钱包转移到私人手里。这些钱本来能够保证重新分配减缓社会的不平等。在英国和其它地方，私有化公司的绝大多数股份掌握在金融机构和真正的大投资者手中。英国电信的职工只购买了股份的1%，宇航业的职工只购买了1.3%。在撒切尔夫人改革的冲击之前，许多英国的公共部门是盈利的，1984年，国有公司给国库贡献了70多亿英镑。现在，所有这些钱流入私人股东的腰包。
我建议，我们应该停止谈论私有化，告诉大家真相，那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数十年的劳动成果被剥夺转让给极少数大投资者。这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人身上的最大的强盗行为之一。” ————见上贴，作者是法国全球化观察组织的主席！
原帖由 f22 于 2007-4-12 12:51 发表
俺22年前慷慨激昂带头反日时阁下何在?
呵呵，如果你还有过这样的当年勇，那就更难以理解如今为何揪住民族历史上的些许曲折不放，冷嘲热讽呢。
原帖由 w518815w 于 2007-4-12 12:53 发表怪了,您着左派怎么又拉了个法国人来做大旗呢?法国校园里还有说文革好得很的呢,您不妨也拉来一用,看来洋人说一句顶一完万句啊!
反对私有化的也大有人在！
“新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竞争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国有工商业部门必须被无情地缩小，因为它不遵从市场追求利润和市场份额的竞争法则。私有化是20年来主要的经济变化，这一趋势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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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搞错啊22 反日那次是20年前吧,87年直接导致胡休息的那次.85年没啥动静啊!
看来我和你同龄,握手先.85年我没反.87年那次我校在美国之音上排名全国第二紧次于科大,我系是全校第一.
看来我和你同龄,握手先.85年我没反.87年那次我校在美国之音上排名全国第二紧次于科大,我系是全校第一.
原帖由 w518815w 于 2007-4-12 12:56 发表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列宁.
呵呵，如果你还有过这样的当年勇，那就更难以理解如今为何揪住民族历史上的些许曲折不放，冷嘲热讽呢。
左的悲剧在本国有着天然的土壤,是我们时刻要警惕的.
原帖由 f22 于 2007-4-12 12:58 发表
怪了,您着左派怎么又拉了个法国人来做大旗呢?法国校园里还有说文革好得很的呢,您不妨也拉来一用,看来洋人说一句顶一完万句啊!
呵呵，本人有何能耐拉谁呀？只是觉得这样的文字可以给国人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啊。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可以指出，但不要好似别人的天然就错一样居高临下哟
这个视角也没啥稀罕的,20多年前里根推行新自经济政策时就多的是人说了,结果怎么样?美国经济还不是繁荣下来,走出滞胀,当年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家批死人家走不出滞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