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汪道涵病榻荐文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1:33:26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一年多前，病榻上的汪道涵在英刊《中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上读到一篇文章《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并向国内其他人推荐。该文的作者是长期研究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出路问题的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该文经中央编译局编译后，刊发在《国外理论动态》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中国经济和政治稳定面临的挑战(略)
文章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内容上包括政治、经济各方面。文章认为中国面临着深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大面积的贫困和快速增长的不平等；中国企业面临着来自全球商业革命的挑战；极度恶化的自然环境；政府能力的下降；国际关系中的综合挑战；普遍的腐败；中国与全球金融体系进行贴身对抗时面临的极端危险等。文章尖锐地指出：“这些挑战威胁着（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由于中国面对的挑战的数量和强度很大，因此在某个时候，‘大火’极有可能会爆发”。“中国政治经济已经抵达一个十字路口。它将会走向何方？”
文章在分析诸多走不通的如“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退回到毛主义”等“路径选择”后指出：中国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即“第三条道路”。
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因为中国存在的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他认为，“政府的改进，而不是政府的逃亡，是中国体制改革唯一明智的目标”，这是中国体制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
文章说，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同时解决全球化、转型和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面临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挑战。没有哪本教科书可以指导中国如何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领导人的责任是巨大的，因为失败的代价将如此巨大。社会和政治瓦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有的政策努力都必须旨在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在寻找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既注意自己国家过去的教训，也注意其他国家的教训，以便找到建设一个公正、稳定、繁荣和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的道路。这种努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
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
许多人相信，除了遵循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逻辑，中国别无选择。他们认为，中国将会变成一种“规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由于国有部门的产出已经只占国家产出的一半以下，中国已经在这条路上遥遥领先。他们认为，积累过程的残酷本性要求一个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
一些拥护中国“原始资本主义积累”路径的人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上的教训中寻找到了慰藉。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只有在早期资本主义积累的残酷阶段完成之后，才建立民主制度。明治时代的日本以及最新的中国台湾和韩国，这些例子都被用来支持中国经历长期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的必然性。在所有例子中，一开始都存在过严厉的政治统治阶段，同时快速地以不变的实际工资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到城市的工厂中。一旦农村剩余劳动的供应枯竭，不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开始增加。正是在此时，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开始形成。
假如世界其他国家有充分的需求和就业弹性，能吸收消化巨大的中国农村工人所必需的制造业出口，那么，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能需要数十年才会枯竭。如果政治权威主义的主要原理是“刘易斯式”资本积累过程的存在，那么中国所面临的前景将是长期处于这样一种体制之下。问题是，就中国在与全球经济加速一体化中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前景来说，这种体制在这么长的时期内是否会维持稳定。要是这种体制确实会幸存下来，那么它就可能构成一种长期和压迫性的晚近工业化模式。
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
许多人相信，中国持续和成功发展的根本条件是政府地位的急剧下降。他们之所以支持中国加入WTO，主要原因是要实现这个目的。许多有影响的国际学者和决策者相信，中国共产党应该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最近几年，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顾问已经开始推动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
直接的现实是颠覆中国共产党将会使这个国家陷入社会和政治混乱。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各个计划的核心是这样一种信念：需要阻止中国政治经济的瓦解和国家陷入“大动乱”，因为这会“剥夺中国人的所有希望”。尽管外国直接投资价值5000亿美元，但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瓦解也是有可能的。
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对中国来说，“负发展”将导致巨大的苦难。不管是苏联、南斯拉夫和阿根廷，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制度的垮台，都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任务是从那些经验中学习并避免这样的结果。
在那些希望中国“政权更迭”的人中，广泛存在的观点认为中国可以“走上美国之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前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应该而且会走上这条“自然”的发展之路。通过无数的渠道，强烈的外部压力已经施加到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上，以促进这种看法：美国是中国值得追求的未来政治经济体制。随着美国控制的全球性大众媒体按照WTO的协议而被允许渗透到中国大陆上，这样一些观点将会更有影响。
退回到毛主义？
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试图快速消除社会不平等。这完全是想通过把人的生产力量从物质奖励中解救出来，从而改变人们的工作动机，克服经典的“雇主—代理人”问题。
“为人民服务”是毛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毛主席想建立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人道的社会，这个社会为所有人提供实现自己人性潜力的机会。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正常的年代，人民群众享有高度的生活保障，人均寿命从1949年前的36岁增加到1981年的71岁。西方学者称赞这些成就，认为它们证明了在人均收入达到高水平之前，再分配政策能够使低收入国家满足高水平的“基本需要”。
然而，中国试图完全压制市场力量，把国家与世界经济和社会相隔离，彻底地限制不平等的方面，消除物质刺激和激进地限制文化自由，中国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且也为狂热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毛主义的发展道路是许多中国人不希望返回的道路。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它需要在追求极端的个人“消极”自由和极端的集体“积极”自由之间找到一条路线。
利用过去服务现在？
在寻求前进的道路上，中国领导人首先可以转向中国的历史来寻找灵感的源泉。这种丰富的历史能够为“探索前进的道路”、“从实践中获得真理”的道路提供思想营养，从而以务实的、探索性的和非意识形态性的方式制定政策来解决具体问题。
传统的中国政府坚定地鼓励市场，但不允许商业、金融利益集团和投机业控制政治和社会。不仅在直接的增长问题上，而且在广泛的社会稳定和凝聚力问题上，传统的中国政府都介入到市场失败的地方中来。在专制帝国统治的大厦背后是普遍的道德规范，而这种道德规范的基础是所有社会阶层为了维持社会团结、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而恪尽职守的必要性。
当这些功能有效运转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和谐”、繁荣的经济和稳定的社会。当它们运转不佳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动乱”、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混乱。
结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将使中国产生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并最终导致社会解体，中国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当这个道德体系运转良好的时候，政府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的非意识形态行为就完善了这一哲学基础。
在最近数十年里，欧洲一直在探索它自己走向“第三条道路”的方法，然而，欧洲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并有着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今天的中国正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它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美国，大部分的人口都是贫穷的农民或不熟练的农民工，而且中国正处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发展阶段。“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由于国际资本在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生产系统，并且占国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现代部门日益被国际资本控制，从而经济日益具有依附性。作为参与国际经济的代价，中国面临着把金融体制全面自由化的强大压力。中国的领导人正在这个独特的富有挑战的环境中努力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
中国不可能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主要趋势之外，它不可能掉过头来回到毛主义时代。体制的生存必然要求中国把市场当做发展进程的仆人，而不是当做它的主人。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能够阻止“中国的金融危机”吗？它能够解决中国快速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吗？它能解决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吗？它能使中国的大公司在“全球运动场”上进行竞争吗？它能使中国解决巨大的国际关系挑战吗？它能解决中国的环境危机吗？它能为中国建设一个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提供道德基础吗？不管是在生态、社会还是在国际关系上，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都没有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提供任何希望。
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
如果中国能够使全球市场经济之“蛇”和中国古代以及近代历史的“刺猬”联姻，那么它就会提供一条走向稳定、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的前进道路。如果它的这种努力失败了，那么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就可能坍塌。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全球政治经济而言都将是灾难性的。至少，中国可能会被指责进行长期、严厉的社会控制，来抑制高速发展的汹涌张力。如果中国希望今天的制度生存下去，那么它也就必须自信地利用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其他国家的最优秀传统，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来重建社会凝聚力的伦理基础。
要是中国选择“政府逃亡”的道路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它就可能产生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和社会解体。
国际金融公司竞争在中国的全面自由化和国际金融流动的全面自由化是最危险的领域，这种社会解体可能就发生在那里。金融系统的长须伸进到其他社会的部门。
在这些社会部门中，金融系统的危机可能会点燃“可燃物”中的火苗。只有当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政府今天能够像在过去最繁荣的时期那样，根本上改进它的效率水平并消除蔓延的腐败的时候，增强政府的作用并使政府更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正在加大的社会经济挑战，这一“选择”才能取得成功。
政府的改进，而不是政府的逃亡，是中国体制改革唯一明智的目标。这是中国体制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
由于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摘自《国外理论动态》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一年多前，病榻上的汪道涵在英刊《中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上读到一篇文章《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并向国内其他人推荐。该文的作者是长期研究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出路问题的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该文经中央编译局编译后，刊发在《国外理论动态》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中国经济和政治稳定面临的挑战(略)
文章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内容上包括政治、经济各方面。文章认为中国面临着深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大面积的贫困和快速增长的不平等；中国企业面临着来自全球商业革命的挑战；极度恶化的自然环境；政府能力的下降；国际关系中的综合挑战；普遍的腐败；中国与全球金融体系进行贴身对抗时面临的极端危险等。文章尖锐地指出：“这些挑战威胁着（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由于中国面对的挑战的数量和强度很大，因此在某个时候，‘大火’极有可能会爆发”。“中国政治经济已经抵达一个十字路口。它将会走向何方？”
文章在分析诸多走不通的如“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退回到毛主义”等“路径选择”后指出：中国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即“第三条道路”。
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因为中国存在的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他认为，“政府的改进，而不是政府的逃亡，是中国体制改革唯一明智的目标”，这是中国体制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
文章说，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同时解决全球化、转型和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面临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挑战。没有哪本教科书可以指导中国如何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领导人的责任是巨大的，因为失败的代价将如此巨大。社会和政治瓦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有的政策努力都必须旨在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在寻找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既注意自己国家过去的教训，也注意其他国家的教训，以便找到建设一个公正、稳定、繁荣和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的道路。这种努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
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
许多人相信，除了遵循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逻辑，中国别无选择。他们认为，中国将会变成一种“规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由于国有部门的产出已经只占国家产出的一半以下，中国已经在这条路上遥遥领先。他们认为，积累过程的残酷本性要求一个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
一些拥护中国“原始资本主义积累”路径的人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上的教训中寻找到了慰藉。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只有在早期资本主义积累的残酷阶段完成之后，才建立民主制度。明治时代的日本以及最新的中国台湾和韩国，这些例子都被用来支持中国经历长期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的必然性。在所有例子中，一开始都存在过严厉的政治统治阶段，同时快速地以不变的实际工资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到城市的工厂中。一旦农村剩余劳动的供应枯竭，不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开始增加。正是在此时，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开始形成。
假如世界其他国家有充分的需求和就业弹性，能吸收消化巨大的中国农村工人所必需的制造业出口，那么，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能需要数十年才会枯竭。如果政治权威主义的主要原理是“刘易斯式”资本积累过程的存在，那么中国所面临的前景将是长期处于这样一种体制之下。问题是，就中国在与全球经济加速一体化中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前景来说，这种体制在这么长的时期内是否会维持稳定。要是这种体制确实会幸存下来，那么它就可能构成一种长期和压迫性的晚近工业化模式。
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
许多人相信，中国持续和成功发展的根本条件是政府地位的急剧下降。他们之所以支持中国加入WTO，主要原因是要实现这个目的。许多有影响的国际学者和决策者相信，中国共产党应该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最近几年，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顾问已经开始推动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
直接的现实是颠覆中国共产党将会使这个国家陷入社会和政治混乱。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各个计划的核心是这样一种信念：需要阻止中国政治经济的瓦解和国家陷入“大动乱”，因为这会“剥夺中国人的所有希望”。尽管外国直接投资价值5000亿美元，但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瓦解也是有可能的。
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对中国来说，“负发展”将导致巨大的苦难。不管是苏联、南斯拉夫和阿根廷，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制度的垮台，都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任务是从那些经验中学习并避免这样的结果。
在那些希望中国“政权更迭”的人中，广泛存在的观点认为中国可以“走上美国之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前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应该而且会走上这条“自然”的发展之路。通过无数的渠道，强烈的外部压力已经施加到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上，以促进这种看法：美国是中国值得追求的未来政治经济体制。随着美国控制的全球性大众媒体按照WTO的协议而被允许渗透到中国大陆上，这样一些观点将会更有影响。
退回到毛主义？
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试图快速消除社会不平等。这完全是想通过把人的生产力量从物质奖励中解救出来，从而改变人们的工作动机，克服经典的“雇主—代理人”问题。
“为人民服务”是毛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毛主席想建立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人道的社会，这个社会为所有人提供实现自己人性潜力的机会。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正常的年代，人民群众享有高度的生活保障，人均寿命从1949年前的36岁增加到1981年的71岁。西方学者称赞这些成就，认为它们证明了在人均收入达到高水平之前，再分配政策能够使低收入国家满足高水平的“基本需要”。
然而，中国试图完全压制市场力量，把国家与世界经济和社会相隔离，彻底地限制不平等的方面，消除物质刺激和激进地限制文化自由，中国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且也为狂热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毛主义的发展道路是许多中国人不希望返回的道路。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它需要在追求极端的个人“消极”自由和极端的集体“积极”自由之间找到一条路线。
利用过去服务现在？
在寻求前进的道路上，中国领导人首先可以转向中国的历史来寻找灵感的源泉。这种丰富的历史能够为“探索前进的道路”、“从实践中获得真理”的道路提供思想营养，从而以务实的、探索性的和非意识形态性的方式制定政策来解决具体问题。
传统的中国政府坚定地鼓励市场，但不允许商业、金融利益集团和投机业控制政治和社会。不仅在直接的增长问题上，而且在广泛的社会稳定和凝聚力问题上，传统的中国政府都介入到市场失败的地方中来。在专制帝国统治的大厦背后是普遍的道德规范，而这种道德规范的基础是所有社会阶层为了维持社会团结、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而恪尽职守的必要性。
当这些功能有效运转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和谐”、繁荣的经济和稳定的社会。当它们运转不佳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动乱”、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混乱。
结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将使中国产生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并最终导致社会解体，中国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当这个道德体系运转良好的时候，政府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的非意识形态行为就完善了这一哲学基础。
在最近数十年里，欧洲一直在探索它自己走向“第三条道路”的方法，然而，欧洲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并有着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今天的中国正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它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美国，大部分的人口都是贫穷的农民或不熟练的农民工，而且中国正处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发展阶段。“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由于国际资本在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生产系统，并且占国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现代部门日益被国际资本控制，从而经济日益具有依附性。作为参与国际经济的代价，中国面临着把金融体制全面自由化的强大压力。中国的领导人正在这个独特的富有挑战的环境中努力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
中国不可能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主要趋势之外，它不可能掉过头来回到毛主义时代。体制的生存必然要求中国把市场当做发展进程的仆人，而不是当做它的主人。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能够阻止“中国的金融危机”吗？它能够解决中国快速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吗？它能解决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吗？它能使中国的大公司在“全球运动场”上进行竞争吗？它能使中国解决巨大的国际关系挑战吗？它能解决中国的环境危机吗？它能为中国建设一个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提供道德基础吗？不管是在生态、社会还是在国际关系上，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都没有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提供任何希望。
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
如果中国能够使全球市场经济之“蛇”和中国古代以及近代历史的“刺猬”联姻，那么它就会提供一条走向稳定、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的前进道路。如果它的这种努力失败了，那么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就可能坍塌。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全球政治经济而言都将是灾难性的。至少，中国可能会被指责进行长期、严厉的社会控制，来抑制高速发展的汹涌张力。如果中国希望今天的制度生存下去，那么它也就必须自信地利用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其他国家的最优秀传统，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来重建社会凝聚力的伦理基础。
要是中国选择“政府逃亡”的道路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它就可能产生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和社会解体。
国际金融公司竞争在中国的全面自由化和国际金融流动的全面自由化是最危险的领域，这种社会解体可能就发生在那里。金融系统的长须伸进到其他社会的部门。
在这些社会部门中，金融系统的危机可能会点燃“可燃物”中的火苗。只有当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政府今天能够像在过去最繁荣的时期那样，根本上改进它的效率水平并消除蔓延的腐败的时候，增强政府的作用并使政府更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正在加大的社会经济挑战，这一“选择”才能取得成功。
政府的改进，而不是政府的逃亡，是中国体制改革唯一明智的目标。这是中国体制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
由于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摘自《国外理论动态》
一年多前，病榻上的汪道涵在英刊《中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上读到一篇文章《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并向国内其他人推荐。该文的作者是长期研究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出路问题的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该文经中央编译局编译后，刊发在《国外理论动态》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中国经济和政治稳定面临的挑战(略)
文章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内容上包括政治、经济各方面。文章认为中国面临着深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大面积的贫困和快速增长的不平等；中国企业面临着来自全球商业革命的挑战；极度恶化的自然环境；政府能力的下降；国际关系中的综合挑战；普遍的腐败；中国与全球金融体系进行贴身对抗时面临的极端危险等。文章尖锐地指出：“这些挑战威胁着（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由于中国面对的挑战的数量和强度很大，因此在某个时候，‘大火’极有可能会爆发”。“中国政治经济已经抵达一个十字路口。它将会走向何方？”
文章在分析诸多走不通的如“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退回到毛主义”等“路径选择”后指出：中国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即“第三条道路”。
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因为中国存在的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他认为，“政府的改进，而不是政府的逃亡，是中国体制改革唯一明智的目标”，这是中国体制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
文章说，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同时解决全球化、转型和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面临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挑战。没有哪本教科书可以指导中国如何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领导人的责任是巨大的，因为失败的代价将如此巨大。社会和政治瓦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有的政策努力都必须旨在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在寻找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既注意自己国家过去的教训，也注意其他国家的教训，以便找到建设一个公正、稳定、繁荣和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的道路。这种努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
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
许多人相信，除了遵循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逻辑，中国别无选择。他们认为，中国将会变成一种“规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由于国有部门的产出已经只占国家产出的一半以下，中国已经在这条路上遥遥领先。他们认为，积累过程的残酷本性要求一个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
一些拥护中国“原始资本主义积累”路径的人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上的教训中寻找到了慰藉。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只有在早期资本主义积累的残酷阶段完成之后，才建立民主制度。明治时代的日本以及最新的中国台湾和韩国，这些例子都被用来支持中国经历长期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的必然性。在所有例子中，一开始都存在过严厉的政治统治阶段，同时快速地以不变的实际工资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到城市的工厂中。一旦农村剩余劳动的供应枯竭，不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开始增加。正是在此时，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开始形成。
假如世界其他国家有充分的需求和就业弹性，能吸收消化巨大的中国农村工人所必需的制造业出口，那么，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能需要数十年才会枯竭。如果政治权威主义的主要原理是“刘易斯式”资本积累过程的存在，那么中国所面临的前景将是长期处于这样一种体制之下。问题是，就中国在与全球经济加速一体化中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前景来说，这种体制在这么长的时期内是否会维持稳定。要是这种体制确实会幸存下来，那么它就可能构成一种长期和压迫性的晚近工业化模式。
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
许多人相信，中国持续和成功发展的根本条件是政府地位的急剧下降。他们之所以支持中国加入WTO，主要原因是要实现这个目的。许多有影响的国际学者和决策者相信，中国共产党应该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最近几年，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顾问已经开始推动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
直接的现实是颠覆中国共产党将会使这个国家陷入社会和政治混乱。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各个计划的核心是这样一种信念：需要阻止中国政治经济的瓦解和国家陷入“大动乱”，因为这会“剥夺中国人的所有希望”。尽管外国直接投资价值5000亿美元，但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瓦解也是有可能的。
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对中国来说，“负发展”将导致巨大的苦难。不管是苏联、南斯拉夫和阿根廷，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制度的垮台，都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任务是从那些经验中学习并避免这样的结果。
在那些希望中国“政权更迭”的人中，广泛存在的观点认为中国可以“走上美国之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前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应该而且会走上这条“自然”的发展之路。通过无数的渠道，强烈的外部压力已经施加到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上，以促进这种看法：美国是中国值得追求的未来政治经济体制。随着美国控制的全球性大众媒体按照WTO的协议而被允许渗透到中国大陆上，这样一些观点将会更有影响。
退回到毛主义？
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试图快速消除社会不平等。这完全是想通过把人的生产力量从物质奖励中解救出来，从而改变人们的工作动机，克服经典的“雇主—代理人”问题。
“为人民服务”是毛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毛主席想建立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人道的社会，这个社会为所有人提供实现自己人性潜力的机会。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正常的年代，人民群众享有高度的生活保障，人均寿命从1949年前的36岁增加到1981年的71岁。西方学者称赞这些成就，认为它们证明了在人均收入达到高水平之前，再分配政策能够使低收入国家满足高水平的“基本需要”。
然而，中国试图完全压制市场力量，把国家与世界经济和社会相隔离，彻底地限制不平等的方面，消除物质刺激和激进地限制文化自由，中国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且也为狂热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毛主义的发展道路是许多中国人不希望返回的道路。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它需要在追求极端的个人“消极”自由和极端的集体“积极”自由之间找到一条路线。
利用过去服务现在？
在寻求前进的道路上，中国领导人首先可以转向中国的历史来寻找灵感的源泉。这种丰富的历史能够为“探索前进的道路”、“从实践中获得真理”的道路提供思想营养，从而以务实的、探索性的和非意识形态性的方式制定政策来解决具体问题。
传统的中国政府坚定地鼓励市场，但不允许商业、金融利益集团和投机业控制政治和社会。不仅在直接的增长问题上，而且在广泛的社会稳定和凝聚力问题上，传统的中国政府都介入到市场失败的地方中来。在专制帝国统治的大厦背后是普遍的道德规范，而这种道德规范的基础是所有社会阶层为了维持社会团结、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而恪尽职守的必要性。
当这些功能有效运转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和谐”、繁荣的经济和稳定的社会。当它们运转不佳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动乱”、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混乱。
结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将使中国产生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并最终导致社会解体，中国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当这个道德体系运转良好的时候，政府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的非意识形态行为就完善了这一哲学基础。
在最近数十年里，欧洲一直在探索它自己走向“第三条道路”的方法，然而，欧洲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并有着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今天的中国正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它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美国，大部分的人口都是贫穷的农民或不熟练的农民工，而且中国正处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发展阶段。“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由于国际资本在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生产系统，并且占国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现代部门日益被国际资本控制，从而经济日益具有依附性。作为参与国际经济的代价，中国面临着把金融体制全面自由化的强大压力。中国的领导人正在这个独特的富有挑战的环境中努力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
中国不可能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主要趋势之外，它不可能掉过头来回到毛主义时代。体制的生存必然要求中国把市场当做发展进程的仆人，而不是当做它的主人。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能够阻止“中国的金融危机”吗？它能够解决中国快速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吗？它能解决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吗？它能使中国的大公司在“全球运动场”上进行竞争吗？它能使中国解决巨大的国际关系挑战吗？它能解决中国的环境危机吗？它能为中国建设一个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提供道德基础吗？不管是在生态、社会还是在国际关系上，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都没有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提供任何希望。
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
如果中国能够使全球市场经济之“蛇”和中国古代以及近代历史的“刺猬”联姻，那么它就会提供一条走向稳定、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的前进道路。如果它的这种努力失败了，那么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就可能坍塌。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全球政治经济而言都将是灾难性的。至少，中国可能会被指责进行长期、严厉的社会控制，来抑制高速发展的汹涌张力。如果中国希望今天的制度生存下去，那么它也就必须自信地利用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其他国家的最优秀传统，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来重建社会凝聚力的伦理基础。
要是中国选择“政府逃亡”的道路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它就可能产生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和社会解体。
国际金融公司竞争在中国的全面自由化和国际金融流动的全面自由化是最危险的领域，这种社会解体可能就发生在那里。金融系统的长须伸进到其他社会的部门。
在这些社会部门中，金融系统的危机可能会点燃“可燃物”中的火苗。只有当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政府今天能够像在过去最繁荣的时期那样，根本上改进它的效率水平并消除蔓延的腐败的时候，增强政府的作用并使政府更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正在加大的社会经济挑战，这一“选择”才能取得成功。
政府的改进，而不是政府的逃亡，是中国体制改革唯一明智的目标。这是中国体制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
由于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摘自《国外理论动态》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一年多前，病榻上的汪道涵在英刊《中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上读到一篇文章《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并向国内其他人推荐。该文的作者是长期研究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出路问题的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该文经中央编译局编译后，刊发在《国外理论动态》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中国经济和政治稳定面临的挑战(略)
文章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内容上包括政治、经济各方面。文章认为中国面临着深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大面积的贫困和快速增长的不平等；中国企业面临着来自全球商业革命的挑战；极度恶化的自然环境；政府能力的下降；国际关系中的综合挑战；普遍的腐败；中国与全球金融体系进行贴身对抗时面临的极端危险等。文章尖锐地指出：“这些挑战威胁着（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由于中国面对的挑战的数量和强度很大，因此在某个时候，‘大火’极有可能会爆发”。“中国政治经济已经抵达一个十字路口。它将会走向何方？”
文章在分析诸多走不通的如“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退回到毛主义”等“路径选择”后指出：中国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即“第三条道路”。
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因为中国存在的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他认为，“政府的改进，而不是政府的逃亡，是中国体制改革唯一明智的目标”，这是中国体制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
文章说，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同时解决全球化、转型和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面临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挑战。没有哪本教科书可以指导中国如何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领导人的责任是巨大的，因为失败的代价将如此巨大。社会和政治瓦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有的政策努力都必须旨在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在寻找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既注意自己国家过去的教训，也注意其他国家的教训，以便找到建设一个公正、稳定、繁荣和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的道路。这种努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
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
许多人相信，除了遵循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逻辑，中国别无选择。他们认为，中国将会变成一种“规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由于国有部门的产出已经只占国家产出的一半以下，中国已经在这条路上遥遥领先。他们认为，积累过程的残酷本性要求一个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
一些拥护中国“原始资本主义积累”路径的人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上的教训中寻找到了慰藉。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只有在早期资本主义积累的残酷阶段完成之后，才建立民主制度。明治时代的日本以及最新的中国台湾和韩国，这些例子都被用来支持中国经历长期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的必然性。在所有例子中，一开始都存在过严厉的政治统治阶段，同时快速地以不变的实际工资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到城市的工厂中。一旦农村剩余劳动的供应枯竭，不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开始增加。正是在此时，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开始形成。
假如世界其他国家有充分的需求和就业弹性，能吸收消化巨大的中国农村工人所必需的制造业出口，那么，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能需要数十年才会枯竭。如果政治权威主义的主要原理是“刘易斯式”资本积累过程的存在，那么中国所面临的前景将是长期处于这样一种体制之下。问题是，就中国在与全球经济加速一体化中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前景来说，这种体制在这么长的时期内是否会维持稳定。要是这种体制确实会幸存下来，那么它就可能构成一种长期和压迫性的晚近工业化模式。
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
许多人相信，中国持续和成功发展的根本条件是政府地位的急剧下降。他们之所以支持中国加入WTO，主要原因是要实现这个目的。许多有影响的国际学者和决策者相信，中国共产党应该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最近几年，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顾问已经开始推动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
直接的现实是颠覆中国共产党将会使这个国家陷入社会和政治混乱。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各个计划的核心是这样一种信念：需要阻止中国政治经济的瓦解和国家陷入“大动乱”，因为这会“剥夺中国人的所有希望”。尽管外国直接投资价值5000亿美元，但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瓦解也是有可能的。
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对中国来说，“负发展”将导致巨大的苦难。不管是苏联、南斯拉夫和阿根廷，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制度的垮台，都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任务是从那些经验中学习并避免这样的结果。
在那些希望中国“政权更迭”的人中，广泛存在的观点认为中国可以“走上美国之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前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应该而且会走上这条“自然”的发展之路。通过无数的渠道，强烈的外部压力已经施加到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上，以促进这种看法：美国是中国值得追求的未来政治经济体制。随着美国控制的全球性大众媒体按照WTO的协议而被允许渗透到中国大陆上，这样一些观点将会更有影响。
退回到毛主义？
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试图快速消除社会不平等。这完全是想通过把人的生产力量从物质奖励中解救出来，从而改变人们的工作动机，克服经典的“雇主—代理人”问题。
“为人民服务”是毛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毛主席想建立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人道的社会，这个社会为所有人提供实现自己人性潜力的机会。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正常的年代，人民群众享有高度的生活保障，人均寿命从1949年前的36岁增加到1981年的71岁。西方学者称赞这些成就，认为它们证明了在人均收入达到高水平之前，再分配政策能够使低收入国家满足高水平的“基本需要”。
然而，中国试图完全压制市场力量，把国家与世界经济和社会相隔离，彻底地限制不平等的方面，消除物质刺激和激进地限制文化自由，中国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且也为狂热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毛主义的发展道路是许多中国人不希望返回的道路。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它需要在追求极端的个人“消极”自由和极端的集体“积极”自由之间找到一条路线。
利用过去服务现在？
在寻求前进的道路上，中国领导人首先可以转向中国的历史来寻找灵感的源泉。这种丰富的历史能够为“探索前进的道路”、“从实践中获得真理”的道路提供思想营养，从而以务实的、探索性的和非意识形态性的方式制定政策来解决具体问题。
传统的中国政府坚定地鼓励市场，但不允许商业、金融利益集团和投机业控制政治和社会。不仅在直接的增长问题上，而且在广泛的社会稳定和凝聚力问题上，传统的中国政府都介入到市场失败的地方中来。在专制帝国统治的大厦背后是普遍的道德规范，而这种道德规范的基础是所有社会阶层为了维持社会团结、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而恪尽职守的必要性。
当这些功能有效运转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和谐”、繁荣的经济和稳定的社会。当它们运转不佳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动乱”、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混乱。
结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将使中国产生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并最终导致社会解体，中国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当这个道德体系运转良好的时候，政府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的非意识形态行为就完善了这一哲学基础。
在最近数十年里，欧洲一直在探索它自己走向“第三条道路”的方法，然而，欧洲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并有着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今天的中国正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它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美国，大部分的人口都是贫穷的农民或不熟练的农民工，而且中国正处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发展阶段。“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由于国际资本在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生产系统，并且占国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现代部门日益被国际资本控制，从而经济日益具有依附性。作为参与国际经济的代价，中国面临着把金融体制全面自由化的强大压力。中国的领导人正在这个独特的富有挑战的环境中努力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
中国不可能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主要趋势之外，它不可能掉过头来回到毛主义时代。体制的生存必然要求中国把市场当做发展进程的仆人，而不是当做它的主人。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能够阻止“中国的金融危机”吗？它能够解决中国快速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吗？它能解决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吗？它能使中国的大公司在“全球运动场”上进行竞争吗？它能使中国解决巨大的国际关系挑战吗？它能解决中国的环境危机吗？它能为中国建设一个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提供道德基础吗？不管是在生态、社会还是在国际关系上，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都没有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提供任何希望。
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
如果中国能够使全球市场经济之“蛇”和中国古代以及近代历史的“刺猬”联姻，那么它就会提供一条走向稳定、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的前进道路。如果它的这种努力失败了，那么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就可能坍塌。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全球政治经济而言都将是灾难性的。至少，中国可能会被指责进行长期、严厉的社会控制，来抑制高速发展的汹涌张力。如果中国希望今天的制度生存下去，那么它也就必须自信地利用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其他国家的最优秀传统，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来重建社会凝聚力的伦理基础。
要是中国选择“政府逃亡”的道路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它就可能产生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和社会解体。
国际金融公司竞争在中国的全面自由化和国际金融流动的全面自由化是最危险的领域，这种社会解体可能就发生在那里。金融系统的长须伸进到其他社会的部门。
在这些社会部门中，金融系统的危机可能会点燃“可燃物”中的火苗。只有当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政府今天能够像在过去最繁荣的时期那样，根本上改进它的效率水平并消除蔓延的腐败的时候，增强政府的作用并使政府更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正在加大的社会经济挑战，这一“选择”才能取得成功。
政府的改进，而不是政府的逃亡，是中国体制改革唯一明智的目标。这是中国体制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
由于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摘自《国外理论动态》
王先生是位智者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