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打假第一人王海谈维权:欺诈在中国已经产业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23:06:43
来源:齐鲁晚报
王海在咖啡厅里向记者讲述自己如今的生活。3月15日下午2时，王海将作客本报“3·15维权大讲堂”，来济南与广大消费者交流反欺诈反垄断的酸甜苦辣。13日晚，正在北京采访全国两会的记者和他进行了对话。
销声匿迹的背后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几年在媒体上很少看到你的消息，在忙些什么？王海(以下简称海)：工作分为两部分
：一是营利性的，我在北京和深圳都有公司，像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主要是帮助企业做品牌保护、打击不正当竞争、调查同业竞争情况、受理案件等等；另一部分是非营利性的，比如以前与别人合作的“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主要帮助协调业主和物业之间的关系、选举业主委员会等，此外就是2006年6月成立的“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非营利项目课题组”，主要做课题研究、法律援助、公益诉讼、咨询维权、辅导培训等事情。记：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边，你的精力更多放在哪一边？海：最近主要放在非营利性工作上，尤其是到“3·15”的时候。记：既然这几年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反而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海：首先是工作上的要求，公司接待的客户多是一些大公司，他们不需要宣传，很低调，帮他们调查一些事情也没有新闻价值。再一个，我觉得打假需要理性、建设性地发展，今后我们会更多地突出组织，淡化个人色彩，再成立的组织也不需要用我的名字，而是一个开放的非营利性组织。其实很多案件背后都有我们在策划和提供线索，但不一定要露出水面。记：非营利性的那部分现在有多大规模，如何运营？海：固定人员有两个，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和志愿者，趋势是越做越大，非营利部分每年有外面提供的四五十万元资助，还有十几万元由营利性公司这边负担。
两毛钱也要维权
记：你说在美国麦当劳的餐巾纸可以随意拿，但在中国服务员只给几张，这涉及“跨国公司歧视”，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早已司空见惯的小事，还真没想到和歧视有关。海：这种小事非常多，像我们一向反对的超市强制存包问题，这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人格尊严，而且有潜在的风险。强制存包的前提就是把每一个消费者都假想为小偷，而且不核对物品，这就使消费者丢了包也无法获得赔偿，在国外，消费者是可以随时把包提进超市的。前一阵我们就碰到了南宁一位消费者的投诉，他的包在超市丢了，说里面有钱包及雷达表，但超市一分钱都没有赔偿。记：但现在即使把超市强制存包取消，也没有相应的替代办法呀？海：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现在超市一再扩大场地，减少服务人员，这已经降低成本了，他们不能什么好事都占着，可以增加营业人员而不强制存包。记：还有呢？海：还有购买毓婷避孕药，需要发短信确定真伪，为了不买到假药，很多消费者都发过，虽然只有两毛钱，但厂家事先并没有说明短信价格和这是收费的，这也是一种欺诈行为。记：不过两毛钱的欺诈很少有人注意到，而且大多数人也不会为了两毛钱去维权。海：两毛钱是不多，但不能欺骗，一个人两个人忽视了，但人多了，这就是一件挺大的事。我们不能只抓大的放了小的，小的不抓，大的也就丧失了。
欺诈已成为“产业”
记：听说你的课题还研究“民营医院欺诈行为”？海：是，现在拼命打广告的民营医院都是骗人的，我们经过调查得知，正常经营的民营医院的利润是打不起广告的，病人到不正常经营的民营医院去治病就存在巨大风险。我认为，欺诈在中国已形成产业化，像游医、保健品、美容院、婚介、职介等等，都形成一种产业并且茁壮成长。记：你这种说法是不是有些以偏概全？在这些行业里还是有很多守法企业的。海：绝大多数应该存在欺诈，这是我们从消费者反馈回来的信息中得出的结论，现在有适合欺诈成长的土壤。记：什么土壤？海：比如说虚假广告，媒体在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相关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中没有受到外部监督，消费者得不到有效赔偿。再比如说，现在我们从规则的制定上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民主，在制定规则、标准时，应该是各个利益团体代言人都能够参加，可现在在制定一些规则时消费者组织严重缺位，反而是由企业来制定相应的规则。比如现行的物业管理条例，要求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才能更换物业，上哪儿去集合这么多人？
修改消法才能治本
记：你认为怎样才能除掉这些“土壤”？海：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部法从1994年之后就没改过，消费者需要的是具体的保护，而不是很多原则。记：你说的具体保护指什么？海：比如设定最低赔偿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很高，时间、精力都是钱，单纯的两倍赔偿不足以弥补消费者的损失。不设定一个最低赔偿制度，就会让小额欺诈得逞，通过对大多数消费者的小额欺诈也会形成暴利。记：你认为最低赔偿应该是多少？海：一千元，即使消费者买的是一块钱的东西。记：如果消费者买的只是一粒纽扣，而他也能很顺利地获得一千元的赔偿，会不会鼓励大家都去拿着一粒纽扣要赔偿？海：是，但消费者不会很顺利地获得赔偿，真正的维权道路是很难的，有了制度保障才能顺利维权。记：你还希望消法做哪些修改？海：我建议实行行政罚款分利制度，罚款的本质是政府得到了利润，而且他们会返还给执法部门一部分。我认为应该设立制度，从罚款中拿出一部分返还给举报者或消费者，让从事公益服务的人能得到合理的回报，这才会鼓励他们积极做好事。此外，我还建议执法部门要有行政回执，要让消费者知道这件事办没办，办得怎么样？而且要保证消费者、举报者对案件的知情权，查多少？罚多少？不能不了了之。总之，就是相关部门不能光靠自己监督自己。记：你当初参加竞选北京朝阳区人大代表，就是为了有一天自己也能参与立法？海：不是失败了嘛，但我认为，只有修改消法才是解决一些问题的根源。
只能改一个算一个
记：回想1995年你最早开始个人打假，到现在成立了公司，有组织地维权，你感觉自己变化大吗？海：有一些成长，感觉自己理性了很多，当初个人打假的时候，在韧性和可持续性上没有保障，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个人打假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吧。”记：现在感觉不那么孤单了吧？海：以前是个人对组织，现在是组织对组织，这样才能充分地协商，充分地博弈，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记：那你感觉这几年消费者有什么变化吗？海：消法没变，但消费者的选择意识有了很大变化，消费者团体开始萌芽，比如前一阵消费者组织的汽车联合诉讼，股民联合状告上市公司，都是以组织对组织的形式出现，这个萌芽是个很好的趋势。记：你感觉自己还是一个职业打假者吗？或者变成了一个商人？海：我没有转型，我还是在按照原来的想法去做，应该算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记：如果按照你的打法，也许中国市场只会成为一块理想中的“净土”？海：这是理想中的吗？这只是一个消费者很低、很基本的要求，但这是我的理想。记：你觉得市场会有一天变成“净土”吗？海：改一个算一个吧，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个改变都很难，不可能一蹴而就。
王海简介
1973年生于山东青岛；1995年第一次个人打假，成为第一位中国保护消费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的获得者。2000年，王海领导的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入选《新周刊》新锐企业排行榜，同年，王海宣布退出个人打假。2003年，王海参加北京朝阳区人大代表竞选，以失败告终。现任职务有三：一、“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非营利项目”发起人；二、“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三、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来源:齐鲁晚报
王海在咖啡厅里向记者讲述自己如今的生活。3月15日下午2时，王海将作客本报“3·15维权大讲堂”，来济南与广大消费者交流反欺诈反垄断的酸甜苦辣。13日晚，正在北京采访全国两会的记者和他进行了对话。
销声匿迹的背后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几年在媒体上很少看到你的消息，在忙些什么？王海(以下简称海)：工作分为两部分
：一是营利性的，我在北京和深圳都有公司，像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主要是帮助企业做品牌保护、打击不正当竞争、调查同业竞争情况、受理案件等等；另一部分是非营利性的，比如以前与别人合作的“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主要帮助协调业主和物业之间的关系、选举业主委员会等，此外就是2006年6月成立的“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非营利项目课题组”，主要做课题研究、法律援助、公益诉讼、咨询维权、辅导培训等事情。记：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边，你的精力更多放在哪一边？海：最近主要放在非营利性工作上，尤其是到“3·15”的时候。记：既然这几年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反而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海：首先是工作上的要求，公司接待的客户多是一些大公司，他们不需要宣传，很低调，帮他们调查一些事情也没有新闻价值。再一个，我觉得打假需要理性、建设性地发展，今后我们会更多地突出组织，淡化个人色彩，再成立的组织也不需要用我的名字，而是一个开放的非营利性组织。其实很多案件背后都有我们在策划和提供线索，但不一定要露出水面。记：非营利性的那部分现在有多大规模，如何运营？海：固定人员有两个，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和志愿者，趋势是越做越大，非营利部分每年有外面提供的四五十万元资助，还有十几万元由营利性公司这边负担。
两毛钱也要维权
记：你说在美国麦当劳的餐巾纸可以随意拿，但在中国服务员只给几张，这涉及“跨国公司歧视”，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早已司空见惯的小事，还真没想到和歧视有关。海：这种小事非常多，像我们一向反对的超市强制存包问题，这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人格尊严，而且有潜在的风险。强制存包的前提就是把每一个消费者都假想为小偷，而且不核对物品，这就使消费者丢了包也无法获得赔偿，在国外，消费者是可以随时把包提进超市的。前一阵我们就碰到了南宁一位消费者的投诉，他的包在超市丢了，说里面有钱包及雷达表，但超市一分钱都没有赔偿。记：但现在即使把超市强制存包取消，也没有相应的替代办法呀？海：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现在超市一再扩大场地，减少服务人员，这已经降低成本了，他们不能什么好事都占着，可以增加营业人员而不强制存包。记：还有呢？海：还有购买毓婷避孕药，需要发短信确定真伪，为了不买到假药，很多消费者都发过，虽然只有两毛钱，但厂家事先并没有说明短信价格和这是收费的，这也是一种欺诈行为。记：不过两毛钱的欺诈很少有人注意到，而且大多数人也不会为了两毛钱去维权。海：两毛钱是不多，但不能欺骗，一个人两个人忽视了，但人多了，这就是一件挺大的事。我们不能只抓大的放了小的，小的不抓，大的也就丧失了。
欺诈已成为“产业”
记：听说你的课题还研究“民营医院欺诈行为”？海：是，现在拼命打广告的民营医院都是骗人的，我们经过调查得知，正常经营的民营医院的利润是打不起广告的，病人到不正常经营的民营医院去治病就存在巨大风险。我认为，欺诈在中国已形成产业化，像游医、保健品、美容院、婚介、职介等等，都形成一种产业并且茁壮成长。记：你这种说法是不是有些以偏概全？在这些行业里还是有很多守法企业的。海：绝大多数应该存在欺诈，这是我们从消费者反馈回来的信息中得出的结论，现在有适合欺诈成长的土壤。记：什么土壤？海：比如说虚假广告，媒体在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相关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中没有受到外部监督，消费者得不到有效赔偿。再比如说，现在我们从规则的制定上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民主，在制定规则、标准时，应该是各个利益团体代言人都能够参加，可现在在制定一些规则时消费者组织严重缺位，反而是由企业来制定相应的规则。比如现行的物业管理条例，要求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才能更换物业，上哪儿去集合这么多人？
修改消法才能治本
记：你认为怎样才能除掉这些“土壤”？海：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部法从1994年之后就没改过，消费者需要的是具体的保护，而不是很多原则。记：你说的具体保护指什么？海：比如设定最低赔偿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很高，时间、精力都是钱，单纯的两倍赔偿不足以弥补消费者的损失。不设定一个最低赔偿制度，就会让小额欺诈得逞，通过对大多数消费者的小额欺诈也会形成暴利。记：你认为最低赔偿应该是多少？海：一千元，即使消费者买的是一块钱的东西。记：如果消费者买的只是一粒纽扣，而他也能很顺利地获得一千元的赔偿，会不会鼓励大家都去拿着一粒纽扣要赔偿？海：是，但消费者不会很顺利地获得赔偿，真正的维权道路是很难的，有了制度保障才能顺利维权。记：你还希望消法做哪些修改？海：我建议实行行政罚款分利制度，罚款的本质是政府得到了利润，而且他们会返还给执法部门一部分。我认为应该设立制度，从罚款中拿出一部分返还给举报者或消费者，让从事公益服务的人能得到合理的回报，这才会鼓励他们积极做好事。此外，我还建议执法部门要有行政回执，要让消费者知道这件事办没办，办得怎么样？而且要保证消费者、举报者对案件的知情权，查多少？罚多少？不能不了了之。总之，就是相关部门不能光靠自己监督自己。记：你当初参加竞选北京朝阳区人大代表，就是为了有一天自己也能参与立法？海：不是失败了嘛，但我认为，只有修改消法才是解决一些问题的根源。
只能改一个算一个
记：回想1995年你最早开始个人打假，到现在成立了公司，有组织地维权，你感觉自己变化大吗？海：有一些成长，感觉自己理性了很多，当初个人打假的时候，在韧性和可持续性上没有保障，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个人打假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吧。”记：现在感觉不那么孤单了吧？海：以前是个人对组织，现在是组织对组织，这样才能充分地协商，充分地博弈，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记：那你感觉这几年消费者有什么变化吗？海：消法没变，但消费者的选择意识有了很大变化，消费者团体开始萌芽，比如前一阵消费者组织的汽车联合诉讼，股民联合状告上市公司，都是以组织对组织的形式出现，这个萌芽是个很好的趋势。记：你感觉自己还是一个职业打假者吗？或者变成了一个商人？海：我没有转型，我还是在按照原来的想法去做，应该算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记：如果按照你的打法，也许中国市场只会成为一块理想中的“净土”？海：这是理想中的吗？这只是一个消费者很低、很基本的要求，但这是我的理想。记：你觉得市场会有一天变成“净土”吗？海：改一个算一个吧，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个改变都很难，不可能一蹴而就。
王海简介
1973年生于山东青岛；1995年第一次个人打假，成为第一位中国保护消费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的获得者。2000年，王海领导的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入选《新周刊》新锐企业排行榜，同年，王海宣布退出个人打假。2003年，王海参加北京朝阳区人大代表竞选，以失败告终。现任职务有三：一、“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非营利项目”发起人；二、“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三、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王海在咖啡厅里向记者讲述自己如今的生活。3月15日下午2时，王海将作客本报“3·15维权大讲堂”，来济南与广大消费者交流反欺诈反垄断的酸甜苦辣。13日晚，正在北京采访全国两会的记者和他进行了对话。
销声匿迹的背后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几年在媒体上很少看到你的消息，在忙些什么？王海(以下简称海)：工作分为两部分
：一是营利性的，我在北京和深圳都有公司，像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主要是帮助企业做品牌保护、打击不正当竞争、调查同业竞争情况、受理案件等等；另一部分是非营利性的，比如以前与别人合作的“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主要帮助协调业主和物业之间的关系、选举业主委员会等，此外就是2006年6月成立的“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非营利项目课题组”，主要做课题研究、法律援助、公益诉讼、咨询维权、辅导培训等事情。记：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边，你的精力更多放在哪一边？海：最近主要放在非营利性工作上，尤其是到“3·15”的时候。记：既然这几年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反而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海：首先是工作上的要求，公司接待的客户多是一些大公司，他们不需要宣传，很低调，帮他们调查一些事情也没有新闻价值。再一个，我觉得打假需要理性、建设性地发展，今后我们会更多地突出组织，淡化个人色彩，再成立的组织也不需要用我的名字，而是一个开放的非营利性组织。其实很多案件背后都有我们在策划和提供线索，但不一定要露出水面。记：非营利性的那部分现在有多大规模，如何运营？海：固定人员有两个，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和志愿者，趋势是越做越大，非营利部分每年有外面提供的四五十万元资助，还有十几万元由营利性公司这边负担。
两毛钱也要维权
记：你说在美国麦当劳的餐巾纸可以随意拿，但在中国服务员只给几张，这涉及“跨国公司歧视”，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早已司空见惯的小事，还真没想到和歧视有关。海：这种小事非常多，像我们一向反对的超市强制存包问题，这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人格尊严，而且有潜在的风险。强制存包的前提就是把每一个消费者都假想为小偷，而且不核对物品，这就使消费者丢了包也无法获得赔偿，在国外，消费者是可以随时把包提进超市的。前一阵我们就碰到了南宁一位消费者的投诉，他的包在超市丢了，说里面有钱包及雷达表，但超市一分钱都没有赔偿。记：但现在即使把超市强制存包取消，也没有相应的替代办法呀？海：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现在超市一再扩大场地，减少服务人员，这已经降低成本了，他们不能什么好事都占着，可以增加营业人员而不强制存包。记：还有呢？海：还有购买毓婷避孕药，需要发短信确定真伪，为了不买到假药，很多消费者都发过，虽然只有两毛钱，但厂家事先并没有说明短信价格和这是收费的，这也是一种欺诈行为。记：不过两毛钱的欺诈很少有人注意到，而且大多数人也不会为了两毛钱去维权。海：两毛钱是不多，但不能欺骗，一个人两个人忽视了，但人多了，这就是一件挺大的事。我们不能只抓大的放了小的，小的不抓，大的也就丧失了。
欺诈已成为“产业”
记：听说你的课题还研究“民营医院欺诈行为”？海：是，现在拼命打广告的民营医院都是骗人的，我们经过调查得知，正常经营的民营医院的利润是打不起广告的，病人到不正常经营的民营医院去治病就存在巨大风险。我认为，欺诈在中国已形成产业化，像游医、保健品、美容院、婚介、职介等等，都形成一种产业并且茁壮成长。记：你这种说法是不是有些以偏概全？在这些行业里还是有很多守法企业的。海：绝大多数应该存在欺诈，这是我们从消费者反馈回来的信息中得出的结论，现在有适合欺诈成长的土壤。记：什么土壤？海：比如说虚假广告，媒体在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相关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中没有受到外部监督，消费者得不到有效赔偿。再比如说，现在我们从规则的制定上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民主，在制定规则、标准时，应该是各个利益团体代言人都能够参加，可现在在制定一些规则时消费者组织严重缺位，反而是由企业来制定相应的规则。比如现行的物业管理条例，要求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才能更换物业，上哪儿去集合这么多人？
修改消法才能治本
记：你认为怎样才能除掉这些“土壤”？海：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部法从1994年之后就没改过，消费者需要的是具体的保护，而不是很多原则。记：你说的具体保护指什么？海：比如设定最低赔偿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很高，时间、精力都是钱，单纯的两倍赔偿不足以弥补消费者的损失。不设定一个最低赔偿制度，就会让小额欺诈得逞，通过对大多数消费者的小额欺诈也会形成暴利。记：你认为最低赔偿应该是多少？海：一千元，即使消费者买的是一块钱的东西。记：如果消费者买的只是一粒纽扣，而他也能很顺利地获得一千元的赔偿，会不会鼓励大家都去拿着一粒纽扣要赔偿？海：是，但消费者不会很顺利地获得赔偿，真正的维权道路是很难的，有了制度保障才能顺利维权。记：你还希望消法做哪些修改？海：我建议实行行政罚款分利制度，罚款的本质是政府得到了利润，而且他们会返还给执法部门一部分。我认为应该设立制度，从罚款中拿出一部分返还给举报者或消费者，让从事公益服务的人能得到合理的回报，这才会鼓励他们积极做好事。此外，我还建议执法部门要有行政回执，要让消费者知道这件事办没办，办得怎么样？而且要保证消费者、举报者对案件的知情权，查多少？罚多少？不能不了了之。总之，就是相关部门不能光靠自己监督自己。记：你当初参加竞选北京朝阳区人大代表，就是为了有一天自己也能参与立法？海：不是失败了嘛，但我认为，只有修改消法才是解决一些问题的根源。
只能改一个算一个
记：回想1995年你最早开始个人打假，到现在成立了公司，有组织地维权，你感觉自己变化大吗？海：有一些成长，感觉自己理性了很多，当初个人打假的时候，在韧性和可持续性上没有保障，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个人打假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吧。”记：现在感觉不那么孤单了吧？海：以前是个人对组织，现在是组织对组织，这样才能充分地协商，充分地博弈，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记：那你感觉这几年消费者有什么变化吗？海：消法没变，但消费者的选择意识有了很大变化，消费者团体开始萌芽，比如前一阵消费者组织的汽车联合诉讼，股民联合状告上市公司，都是以组织对组织的形式出现，这个萌芽是个很好的趋势。记：你感觉自己还是一个职业打假者吗？或者变成了一个商人？海：我没有转型，我还是在按照原来的想法去做，应该算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记：如果按照你的打法，也许中国市场只会成为一块理想中的“净土”？海：这是理想中的吗？这只是一个消费者很低、很基本的要求，但这是我的理想。记：你觉得市场会有一天变成“净土”吗？海：改一个算一个吧，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个改变都很难，不可能一蹴而就。
王海简介
1973年生于山东青岛；1995年第一次个人打假，成为第一位中国保护消费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的获得者。2000年，王海领导的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入选《新周刊》新锐企业排行榜，同年，王海宣布退出个人打假。2003年，王海参加北京朝阳区人大代表竞选，以失败告终。现任职务有三：一、“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非营利项目”发起人；二、“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三、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来源:齐鲁晚报
王海在咖啡厅里向记者讲述自己如今的生活。3月15日下午2时，王海将作客本报“3·15维权大讲堂”，来济南与广大消费者交流反欺诈反垄断的酸甜苦辣。13日晚，正在北京采访全国两会的记者和他进行了对话。
销声匿迹的背后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几年在媒体上很少看到你的消息，在忙些什么？王海(以下简称海)：工作分为两部分
：一是营利性的，我在北京和深圳都有公司，像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主要是帮助企业做品牌保护、打击不正当竞争、调查同业竞争情况、受理案件等等；另一部分是非营利性的，比如以前与别人合作的“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主要帮助协调业主和物业之间的关系、选举业主委员会等，此外就是2006年6月成立的“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非营利项目课题组”，主要做课题研究、法律援助、公益诉讼、咨询维权、辅导培训等事情。记：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边，你的精力更多放在哪一边？海：最近主要放在非营利性工作上，尤其是到“3·15”的时候。记：既然这几年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反而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海：首先是工作上的要求，公司接待的客户多是一些大公司，他们不需要宣传，很低调，帮他们调查一些事情也没有新闻价值。再一个，我觉得打假需要理性、建设性地发展，今后我们会更多地突出组织，淡化个人色彩，再成立的组织也不需要用我的名字，而是一个开放的非营利性组织。其实很多案件背后都有我们在策划和提供线索，但不一定要露出水面。记：非营利性的那部分现在有多大规模，如何运营？海：固定人员有两个，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和志愿者，趋势是越做越大，非营利部分每年有外面提供的四五十万元资助，还有十几万元由营利性公司这边负担。
两毛钱也要维权
记：你说在美国麦当劳的餐巾纸可以随意拿，但在中国服务员只给几张，这涉及“跨国公司歧视”，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早已司空见惯的小事，还真没想到和歧视有关。海：这种小事非常多，像我们一向反对的超市强制存包问题，这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人格尊严，而且有潜在的风险。强制存包的前提就是把每一个消费者都假想为小偷，而且不核对物品，这就使消费者丢了包也无法获得赔偿，在国外，消费者是可以随时把包提进超市的。前一阵我们就碰到了南宁一位消费者的投诉，他的包在超市丢了，说里面有钱包及雷达表，但超市一分钱都没有赔偿。记：但现在即使把超市强制存包取消，也没有相应的替代办法呀？海：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现在超市一再扩大场地，减少服务人员，这已经降低成本了，他们不能什么好事都占着，可以增加营业人员而不强制存包。记：还有呢？海：还有购买毓婷避孕药，需要发短信确定真伪，为了不买到假药，很多消费者都发过，虽然只有两毛钱，但厂家事先并没有说明短信价格和这是收费的，这也是一种欺诈行为。记：不过两毛钱的欺诈很少有人注意到，而且大多数人也不会为了两毛钱去维权。海：两毛钱是不多，但不能欺骗，一个人两个人忽视了，但人多了，这就是一件挺大的事。我们不能只抓大的放了小的，小的不抓，大的也就丧失了。
欺诈已成为“产业”
记：听说你的课题还研究“民营医院欺诈行为”？海：是，现在拼命打广告的民营医院都是骗人的，我们经过调查得知，正常经营的民营医院的利润是打不起广告的，病人到不正常经营的民营医院去治病就存在巨大风险。我认为，欺诈在中国已形成产业化，像游医、保健品、美容院、婚介、职介等等，都形成一种产业并且茁壮成长。记：你这种说法是不是有些以偏概全？在这些行业里还是有很多守法企业的。海：绝大多数应该存在欺诈，这是我们从消费者反馈回来的信息中得出的结论，现在有适合欺诈成长的土壤。记：什么土壤？海：比如说虚假广告，媒体在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相关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中没有受到外部监督，消费者得不到有效赔偿。再比如说，现在我们从规则的制定上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民主，在制定规则、标准时，应该是各个利益团体代言人都能够参加，可现在在制定一些规则时消费者组织严重缺位，反而是由企业来制定相应的规则。比如现行的物业管理条例，要求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才能更换物业，上哪儿去集合这么多人？
修改消法才能治本
记：你认为怎样才能除掉这些“土壤”？海：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部法从1994年之后就没改过，消费者需要的是具体的保护，而不是很多原则。记：你说的具体保护指什么？海：比如设定最低赔偿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很高，时间、精力都是钱，单纯的两倍赔偿不足以弥补消费者的损失。不设定一个最低赔偿制度，就会让小额欺诈得逞，通过对大多数消费者的小额欺诈也会形成暴利。记：你认为最低赔偿应该是多少？海：一千元，即使消费者买的是一块钱的东西。记：如果消费者买的只是一粒纽扣，而他也能很顺利地获得一千元的赔偿，会不会鼓励大家都去拿着一粒纽扣要赔偿？海：是，但消费者不会很顺利地获得赔偿，真正的维权道路是很难的，有了制度保障才能顺利维权。记：你还希望消法做哪些修改？海：我建议实行行政罚款分利制度，罚款的本质是政府得到了利润，而且他们会返还给执法部门一部分。我认为应该设立制度，从罚款中拿出一部分返还给举报者或消费者，让从事公益服务的人能得到合理的回报，这才会鼓励他们积极做好事。此外，我还建议执法部门要有行政回执，要让消费者知道这件事办没办，办得怎么样？而且要保证消费者、举报者对案件的知情权，查多少？罚多少？不能不了了之。总之，就是相关部门不能光靠自己监督自己。记：你当初参加竞选北京朝阳区人大代表，就是为了有一天自己也能参与立法？海：不是失败了嘛，但我认为，只有修改消法才是解决一些问题的根源。
只能改一个算一个
记：回想1995年你最早开始个人打假，到现在成立了公司，有组织地维权，你感觉自己变化大吗？海：有一些成长，感觉自己理性了很多，当初个人打假的时候，在韧性和可持续性上没有保障，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个人打假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吧。”记：现在感觉不那么孤单了吧？海：以前是个人对组织，现在是组织对组织，这样才能充分地协商，充分地博弈，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记：那你感觉这几年消费者有什么变化吗？海：消法没变，但消费者的选择意识有了很大变化，消费者团体开始萌芽，比如前一阵消费者组织的汽车联合诉讼，股民联合状告上市公司，都是以组织对组织的形式出现，这个萌芽是个很好的趋势。记：你感觉自己还是一个职业打假者吗？或者变成了一个商人？海：我没有转型，我还是在按照原来的想法去做，应该算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记：如果按照你的打法，也许中国市场只会成为一块理想中的“净土”？海：这是理想中的吗？这只是一个消费者很低、很基本的要求，但这是我的理想。记：你觉得市场会有一天变成“净土”吗？海：改一个算一个吧，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个改变都很难，不可能一蹴而就。
王海简介
1973年生于山东青岛；1995年第一次个人打假，成为第一位中国保护消费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的获得者。2000年，王海领导的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入选《新周刊》新锐企业排行榜，同年，王海宣布退出个人打假。2003年，王海参加北京朝阳区人大代表竞选，以失败告终。现任职务有三：一、“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非营利项目”发起人；二、“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三、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