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求证】南昌起义“谜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6: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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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证】南昌起义“谜团”
相关话题首先是由JJZY网站的党史和民国史高手zxcbn兄提出来的，原用标题里是点名要我作答的。我将大家的讨论意见收集整理成此帖，内容照录不改，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踊跃参与。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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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
聂荣臻回忆录说是7月中旬，但其他资料显示7月中旬的会议并没有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7月20日第一次九江会议上李立三提出，后报经中常委，其实就是张国焘和周恩来同意的。
如果此说成立，聂就不是以前敌军委书记身份赴九江的，聂的回忆就有重大误差。
赤子之心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会议是7月24日至25日开的。但据时任国民党中执委的吴玉章老日记记载，他出席第一次九江碰头会是7月19日。碰头会由谭平山主持，会上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聂帅回忆的时间上并没有重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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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回忆说，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周恩来会后的当晚向聂等作了传达，并说会上作出决定，组织前委，周任书记。传达后，周指定贺颜聂组成前敌军委，聂任书记，立刻到九江。
聂参加了7月20日的第一次九江谈话会。
即使按照吴玉章的日记所说时间，聂的前敌军委书记职务也是莫名其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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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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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聂帅回忆的时间上并没有重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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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参加了7月20日的第一次九江谈话会。
即使按照吴玉章的日记所说时间，聂的前敌军委书记职务也是莫名其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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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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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聂帅回忆的时间上并没有重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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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参加了7月20日的第一次九江谈话会。
即使按照吴玉章的日记所说时间，聂的前敌军委书记职务也是莫名其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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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
聂荣臻回忆录说是7月中旬，但其他资料显示7月中旬的会议并没有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7月20日第一次九江会议上李立三提出，后报经中常委，其实就是张国焘和周恩来同意的。
如果此说成立，聂就不是以前敌军委书记身份赴九江的，聂的回忆就有重大误差。
赤子之心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会议是7月24日至25日开的。但据时任国民党中执委的吴玉章老日记记载，他出席第一次九江碰头会是7月19日。碰头会由谭平山主持，会上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聂帅回忆的时间上并没有重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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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回忆说，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周恩来会后的当晚向聂等作了传达，并说会上作出决定，组织前委，周任书记。传达后，周指定贺颜聂组成前敌军委，聂任书记，立刻到九江。
聂参加了7月20日的第一次九江谈话会。
即使按照吴玉章的日记所说时间，聂的前敌军委书记职务也是莫名其妙的。
林苑竹
聂帅对自己的回忆录审查算是比较严格和严谨的。他在初稿审查时发现，执笔者根据有关材料，写他曾于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委的参谋长，曾经更正说：“早期中央军委的人数很少，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其他同志协助恩来同志工作，只有分工没有明确职务。说我是军委参谋长，这种讲法不对。”
但这个说法还解释不了聂是否曾任前敌军委书记的有关疑问。
南昌起义相关情况，中共党史官方的资料是一方面，大致可以参考的还有张国焘回忆录，以及近年出版的一些海外严肃学者的专著。
聂帅对自己的回忆录审查算是比较严格和严谨的。他在初稿审查时发现，执笔者根据有关材料，写他曾于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委的参谋长，曾经更正说：“早期中央军委的人数很少，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其他同志协助恩来同志工作，只有分工没有明确职务。说我是军委参谋长，这种讲法不对。”
但这个说法还解释不了聂是否曾任前敌军委书记的有关疑问。
南昌起义相关情况，中共党史官方的资料是一方面，大致可以参考的还有张国焘回忆录，以及近年出版的一些海外严肃学者的专著。
[南昌起义的筹备问题]
1927年7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把党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决定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把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第24师所在的第11军和贺龙第20军，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图再举。为此，党中央特派中央常委李立三与秘书长邓中夏去国民革命军第4军（中共在此军的力量较强）、第11军驻地九江，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工作。
由此可见，李立三、邓中夏去九江之前，南昌起义的构思还没有形成，计划和决定就更谈不上了。
7月19日，李立三和邓中夏奉中央命令抵达九江，谭平山同日抵达。当晚，李立三主持召开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出：“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邓、谭表示同意，谭平山提出：“现在的部队应集中南昌，在此联合贺龙的20军举行暴动。”三人商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3、6、9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于是，武装暴动的建议就在这一天晚上确定下来，并报告中央。
20日（一说21日），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和（瞿）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此时，谭平山在九江得知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人要“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
22日，鲍罗廷、瞿秋白从庐山秘密赶往武汉。同日，李立三在庐山的英资饭店仙岩客寓厨房召集会议，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林伯渠等10余人参加，均表示赞同起义。
23日，鲍罗廷、瞿秋白到达武汉，当晚与罗明纳兹及其助手纽曼会见，交接工作；同时瞿秋白即进入临时中央常委会并主持常委工作。同日，恽代英、贺龙到达九江，谭平山将南昌暴动计划试探贺龙，“贺表示甚为热烈”。由于形势危急，谭平山、恽代英发电报通知李立三从庐山赶回九江开会。
23日晚和24日，李、谭、邓、恽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具体研究了南昌暴动的计划、政纲、宣言，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宁、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等问题。
25日，召开临时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同意了瞿秋白带回的九江、庐山会议关于在南昌举事的提案，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即赴南昌负责组织起义工作。
27日，周恩来、李立三、刘伯承、彭湃、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等“齐赴南昌，（在江西大旅社）正式照中央命令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周恩来任前委书记。
1927年7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把党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决定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把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第24师所在的第11军和贺龙第20军，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图再举。为此，党中央特派中央常委李立三与秘书长邓中夏去国民革命军第4军（中共在此军的力量较强）、第11军驻地九江，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工作。
由此可见，李立三、邓中夏去九江之前，南昌起义的构思还没有形成，计划和决定就更谈不上了。
7月19日，李立三和邓中夏奉中央命令抵达九江，谭平山同日抵达。当晚，李立三主持召开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出：“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邓、谭表示同意，谭平山提出：“现在的部队应集中南昌，在此联合贺龙的20军举行暴动。”三人商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3、6、9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于是，武装暴动的建议就在这一天晚上确定下来，并报告中央。
20日（一说21日），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和（瞿）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此时，谭平山在九江得知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人要“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
22日，鲍罗廷、瞿秋白从庐山秘密赶往武汉。同日，李立三在庐山的英资饭店仙岩客寓厨房召集会议，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林伯渠等10余人参加，均表示赞同起义。
23日，鲍罗廷、瞿秋白到达武汉，当晚与罗明纳兹及其助手纽曼会见，交接工作；同时瞿秋白即进入临时中央常委会并主持常委工作。同日，恽代英、贺龙到达九江，谭平山将南昌暴动计划试探贺龙，“贺表示甚为热烈”。由于形势危急，谭平山、恽代英发电报通知李立三从庐山赶回九江开会。
23日晚和24日，李、谭、邓、恽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具体研究了南昌暴动的计划、政纲、宣言，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宁、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等问题。
25日，召开临时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同意了瞿秋白带回的九江、庐山会议关于在南昌举事的提案，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即赴南昌负责组织起义工作。
27日，周恩来、李立三、刘伯承、彭湃、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等“齐赴南昌，（在江西大旅社）正式照中央命令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周恩来任前委书记。
上述内容是我根据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等人的传记整理出来的，并不是完全根据他们本人的回忆录。这些传记的作者身份不同、风格各异，关键的是所依据和参考的文献资料不同。比如李立三传记作者说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是7月20日，而瞿秋白传记反映是21日。但两种说法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时间不一。笔者认为可信度相对较高。
以上内容跟《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相关内容作个对比，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异同。
以上内容跟《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相关内容作个对比，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异同。
下面继续转录帖子对话的内容。
林苑竹
[据查阅]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二版）第3页，“中共中央（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前敌军事委员会（1927年7月组成）书记聂荣臻，委员贺昌、颜昌颐。”
《贺昌年谱（1906——1935）》（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87页
“（7月18日）同日晚 参加了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开完中央会后，回到中央军委驻地武汉中和里办公机关召开的军委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后，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3人组成中共前敌军事委员会，聂荣臻任书记。同时指示前敌军委的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党内的同志，让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暴动的准备……”
“7月19日 按照前敌委书记周恩来的安排，同聂荣臻、颜昌颐一起从武汉乘轮船前往九江，住在共产党员叶挺…的司令部里。这一天，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中共中央领导也抵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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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过一次会议，也可能不是正式会议，只是几个新常委碰碰头，认为应该搞武装暴动，但提出的是在湘鄂粤赣一带搞秋收暴动，农民起义，并未提及兵变的事，尤其没有提出南昌暴动。因此不可能有聂荣臻的回忆中所说的事。聂肯定把时间记混了。
贺昌年谱基本上是抄自聂荣臻回忆录，自然也错了。
5楼的内容我也看到过，我认为是可信的。聂回忆录中说恽代英参加了第一次九江碰头会，显然也是记忆有误，恽代英23日才和贺龙一起到九江。
前敌军委究竟有没有？除了聂回忆录外，其他处没有看到，（贺昌年谱是抄自聂回忆录的，连字句都相同）。我分析可能是周恩来到南昌后随口给聂那么一说，并非正式决定。另一个可能，这个前敌军委不是南昌起义的，而是秋收暴动的，即第一段所说的那个计划。
顺便说一句，我不认同林兄4楼的说法，我觉得聂的回忆录不够严谨，我发现不少地方写的比较随手。
林苑竹
[据查阅]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二版）第3页，“中共中央（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前敌军事委员会（1927年7月组成）书记聂荣臻，委员贺昌、颜昌颐。”
《贺昌年谱（1906——1935）》（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87页
“（7月18日）同日晚 参加了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开完中央会后，回到中央军委驻地武汉中和里办公机关召开的军委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后，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3人组成中共前敌军事委员会，聂荣臻任书记。同时指示前敌军委的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党内的同志，让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暴动的准备……”
“7月19日 按照前敌委书记周恩来的安排，同聂荣臻、颜昌颐一起从武汉乘轮船前往九江，住在共产党员叶挺…的司令部里。这一天，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中共中央领导也抵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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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过一次会议，也可能不是正式会议，只是几个新常委碰碰头，认为应该搞武装暴动，但提出的是在湘鄂粤赣一带搞秋收暴动，农民起义，并未提及兵变的事，尤其没有提出南昌暴动。因此不可能有聂荣臻的回忆中所说的事。聂肯定把时间记混了。
贺昌年谱基本上是抄自聂荣臻回忆录，自然也错了。
5楼的内容我也看到过，我认为是可信的。聂回忆录中说恽代英参加了第一次九江碰头会，显然也是记忆有误，恽代英23日才和贺龙一起到九江。
前敌军委究竟有没有？除了聂回忆录外，其他处没有看到，（贺昌年谱是抄自聂回忆录的，连字句都相同）。我分析可能是周恩来到南昌后随口给聂那么一说，并非正式决定。另一个可能，这个前敌军委不是南昌起义的，而是秋收暴动的，即第一段所说的那个计划。
顺便说一句，我不认同林兄4楼的说法，我觉得聂的回忆录不够严谨，我发现不少地方写的比较随手。
军师
引用第4楼林苑竹于2006-08-31 16:22发表的“”:
聂帅对自己的回忆录审查是比较严格和严谨的。他在初稿审查时发现，执笔者根据有关材料，写他曾于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委的参谋长，曾经更正说：“早期中央军委的人数很少，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其他同志协助恩来同志工作，只有分工没有明确职务。说我是军委参谋长，这种讲法不对。”
但这个说法还解释不了聂是否曾任前敌军委书记的有关疑问。
南昌起义相关情况，中共党史方面的资料是一方面，大致可以参考的还有张国焘回忆录，以及近年出版的一些海外严肃学者的专著。
因为手头上资料不便，需要再核实下，有关看法稍后帖出。
张国焘回忆说：南昌起义前委书记是周恩来。当时在武汉只有张和周两人。决定周去组织起义，张留在武汉主持中央工作。
引用第4楼林苑竹于2006-08-31 16:22发表的“”:
聂帅对自己的回忆录审查是比较严格和严谨的。他在初稿审查时发现，执笔者根据有关材料，写他曾于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委的参谋长，曾经更正说：“早期中央军委的人数很少，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其他同志协助恩来同志工作，只有分工没有明确职务。说我是军委参谋长，这种讲法不对。”
但这个说法还解释不了聂是否曾任前敌军委书记的有关疑问。
南昌起义相关情况，中共党史方面的资料是一方面，大致可以参考的还有张国焘回忆录，以及近年出版的一些海外严肃学者的专著。
因为手头上资料不便，需要再核实下，有关看法稍后帖出。
张国焘回忆说：南昌起义前委书记是周恩来。当时在武汉只有张和周两人。决定周去组织起义，张留在武汉主持中央工作。
[前委书记的问题]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确认：“并派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委员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于八月一日胜利地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
张国焘《我的回忆》：“他（周恩来）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暴动。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时机紧迫，不能多作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速赶往九江、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5楼的内容是我根据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等人的传记整理出来的，并不是完全根据他们本人的回忆录。这些传记的作者身份不同、风格各异，关键的是所依据和参考的文献资料不同。比如李立三传记作者说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是7月20日，而瞿秋白传记反映是21日。但两种说法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时间不一。笔者认为可信度相对较高。
《贺昌年谱》的相关内容是抄聂帅回忆录的，这点无疑。我照抄出来的目的，zxcbn兄已经点破，不赘。
聂任前敌军委书记的说法，在其他书藉里也还有反映。如《南昌起义》和《红军统帅部考实》等，这类作品的撰写，不太可能对聂帅的说法提出质疑，参考价值有多大是个疑问。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确认：“并派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委员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于八月一日胜利地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
张国焘《我的回忆》：“他（周恩来）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暴动。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时机紧迫，不能多作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速赶往九江、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5楼的内容是我根据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等人的传记整理出来的，并不是完全根据他们本人的回忆录。这些传记的作者身份不同、风格各异，关键的是所依据和参考的文献资料不同。比如李立三传记作者说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是7月20日，而瞿秋白传记反映是21日。但两种说法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时间不一。笔者认为可信度相对较高。
《贺昌年谱》的相关内容是抄聂帅回忆录的，这点无疑。我照抄出来的目的，zxcbn兄已经点破，不赘。
聂任前敌军委书记的说法，在其他书藉里也还有反映。如《南昌起义》和《红军统帅部考实》等，这类作品的撰写，不太可能对聂帅的说法提出质疑，参考价值有多大是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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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资料第10集有一篇文章《关于作出南昌起义决定的情况》，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撰写，我根据此文对聂回忆录产生怀疑。
林苑竹
纪念馆的资料水平参差，也不甚理想。比如遵义会议的就是。
我一般作为基本资料浏览下，不敢当信史。除非他们能够出示原始的资料或文献原件。
中共党史资料第10集有一篇文章《关于作出南昌起义决定的情况》，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撰写，我根据此文对聂回忆录产生怀疑。
林苑竹
纪念馆的资料水平参差，也不甚理想。比如遵义会议的就是。
我一般作为基本资料浏览下，不敢当信史。除非他们能够出示原始的资料或文献原件。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问题。
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称，“综上历史文献可以确定，7月12日成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是：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即罗迈）、张太雷。主持人是张国焘。”这点确切无疑。
由此引出并印证的是：23日，鲍罗廷、瞿秋白到达武汉，当晚与罗明纳兹及其助手纽曼会见，交接工作；同时瞿秋白即进入临时中央常委会并主持常委工作。这个交接是一个必须的过渡，否则，7月26日就不可能让7月12日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临时”主持人张国焘去九江。
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称，“综上历史文献可以确定，7月12日成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是：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即罗迈）、张太雷。主持人是张国焘。”这点确切无疑。
由此引出并印证的是：23日，鲍罗廷、瞿秋白到达武汉，当晚与罗明纳兹及其助手纽曼会见，交接工作；同时瞿秋白即进入临时中央常委会并主持常委工作。这个交接是一个必须的过渡，否则，7月26日就不可能让7月12日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临时”主持人张国焘去九江。
前引《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称：
“7月中旬，中央常委会议经几次讨论决定了发动南昌起义和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与如今中央紧急会议。”这里依据的史料没有列出目录，内容也似有疑问。
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写过《“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称当时临时中央的意向是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并没有考虑在湘、鄂、赣举事的问题。
从著名的斯大林2007年6月1日来信，以及罗明纳兹传达共产国际的命令阻止南昌起义的情况来看，莫斯科方面的意见仍然是“防止过分行动”。这点并不影响斯大林在1927年7月后预测的“新的上升”。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此前此后坚持的是“掌握可靠的工人阶级基础”，“关于工人暴动与农民暴动的联络关系，是党的最重要的责任，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与赞助，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可能获得最终胜利的。”
要求各地举行武装起义的是“八七”会议。但我们也需要留意“八七”会议纲领的政治表述“工农民主专政”，有这样一个解释：“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勇敢的坚决的去变国民党为真正包含城市与农民劳动民众的群众组织。”
与此相关联，“八一”南昌起义是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的，它的“革命委员会”中包括邓演达、张发奎。直至8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才最终收起了国民党的旗帜。
“7月中旬，中央常委会议经几次讨论决定了发动南昌起义和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与如今中央紧急会议。”这里依据的史料没有列出目录，内容也似有疑问。
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写过《“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称当时临时中央的意向是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并没有考虑在湘、鄂、赣举事的问题。
从著名的斯大林2007年6月1日来信，以及罗明纳兹传达共产国际的命令阻止南昌起义的情况来看，莫斯科方面的意见仍然是“防止过分行动”。这点并不影响斯大林在1927年7月后预测的“新的上升”。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此前此后坚持的是“掌握可靠的工人阶级基础”，“关于工人暴动与农民暴动的联络关系，是党的最重要的责任，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与赞助，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可能获得最终胜利的。”
要求各地举行武装起义的是“八七”会议。但我们也需要留意“八七”会议纲领的政治表述“工农民主专政”，有这样一个解释：“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勇敢的坚决的去变国民党为真正包含城市与农民劳动民众的群众组织。”
与此相关联，“八一”南昌起义是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的，它的“革命委员会”中包括邓演达、张发奎。直至8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才最终收起了国民党的旗帜。
以上内容，是围绕对“聂荣臻回忆录”相关内容进行考证的过程。
由于目前资料所限，暂时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希望超大的朋友们能够提供更加详实的资料。
由于目前资料所限，暂时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希望超大的朋友们能够提供更加详实的资料。
我有几个疑问：
1，是否在7月中旬的武汉会议有了武装起义的构想，但是时机地点未定，而在小范围内决定预先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的预备班子？周恩来以这个预备班子的名义让聂荣臻等人预先筹备前敌军委？由于具体的起义时间地点对象未定，（但是大体的地域已经定了）出于保密和安全，筹备前敌军委的事是周恩来等人秘密筹划，没有告知其他中央成员？在确定了南昌起义之后，正式的前委和前军委就以这个班子做些微的调整而组建？
2，是不是在7月中旬的武汉会议之后中共就成立了筹划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而此前敌委员会和南昌起义时的前敌委员会不是一回事情？此前敌委员会及前敌军委会是一个比较虚一点的机构。在南昌起义确定之后，该委员会要么被重新任命一次，要么解散了再组织一遍。
我的看法大致如下：宁汉合流后中共中央在7月中旬开会，决定在九江南昌一带起义，但是起义的方式时间和具体地点都未定。为了行事便利，成立了一个计划和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估计由周恩来负责。周恩来让聂荣臻等人组建一个前敌军委会，为起义做具体的研究、计划以及筹备。这两个机构在确定了最终的起义地点时间之后再转为正式的前委和前军委。
在九江会议确定在南昌发动起义之后，就组建了针对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而周恩来继续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至于澎湃等人是否是之前的那个“中央前敌委员会”的成员，尚未可知。
1，是否在7月中旬的武汉会议有了武装起义的构想，但是时机地点未定，而在小范围内决定预先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的预备班子？周恩来以这个预备班子的名义让聂荣臻等人预先筹备前敌军委？由于具体的起义时间地点对象未定，（但是大体的地域已经定了）出于保密和安全，筹备前敌军委的事是周恩来等人秘密筹划，没有告知其他中央成员？在确定了南昌起义之后，正式的前委和前军委就以这个班子做些微的调整而组建？
2，是不是在7月中旬的武汉会议之后中共就成立了筹划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而此前敌委员会和南昌起义时的前敌委员会不是一回事情？此前敌委员会及前敌军委会是一个比较虚一点的机构。在南昌起义确定之后，该委员会要么被重新任命一次，要么解散了再组织一遍。
我的看法大致如下：宁汉合流后中共中央在7月中旬开会，决定在九江南昌一带起义，但是起义的方式时间和具体地点都未定。为了行事便利，成立了一个计划和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估计由周恩来负责。周恩来让聂荣臻等人组建一个前敌军委会，为起义做具体的研究、计划以及筹备。这两个机构在确定了最终的起义地点时间之后再转为正式的前委和前军委。
在九江会议确定在南昌发动起义之后，就组建了针对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而周恩来继续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至于澎湃等人是否是之前的那个“中央前敌委员会”的成员，尚未可知。
原帖由 林苑竹 于 2007-3-15 03:01 发表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问题。
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称，“综上历史文献可以确定，7月12日成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是：张国焘、周恩来、 ...
当时在汉的临时中央常委没几个吧？
原帖由 林苑竹 于 2007-3-15 03:02 发表
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写过《“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称当时临时中央的意向是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并没有考虑在湘、鄂、赣举事的问题。
这份资料距离起义时间最短，最可信。
原帖由 yaoyuan7310 于 2007-3-15 10:59 发表
我有几个疑问：
1，是否在7月中旬的武汉会议有了武装起义的构想，但是时机地点未定，而在小范围内决定预先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的预备班子？周恩来以这个预备班子的名义让聂荣臻等人预先筹备前敌军委？由于具体的 ...
当时共产党掌握没多少部队吧。没有部队，谈什么筹备起义？
提醒各位注意，南昌起义当时不叫“起义”，叫“暴动”。
“起义”也没有总指挥部，都是后来叫的。
“起义”也没有总指挥部，都是后来叫的。
原帖由 狼筅 于 2007-3-15 13:15 发表
当时共产党掌握没多少部队吧。没有部队，谈什么筹备起义？
没有部队，也需要人员去联络筹划和协调事情。
那为什么要用张发奎的名义搞暴动？
7月中旬开会，讨论的根本就是秋收起义的事情，没有南昌的份。
7月中旬开会，讨论的根本就是秋收起义的事情，没有南昌的份。
原帖由 狼筅 于 2007-3-15 18:48 发表
那为什么要用张发奎的名义搞暴动？
7月中旬开会，讨论的根本就是秋收起义的事情，没有南昌的份。
请注意，我并没有说那次会议商讨南昌起义的事情。
原帖由 yaoyuan7310 于 2007-3-15 10:59 发表
我有几个疑问：
1，是否在7月中旬的武汉会议有了武装起义的构想，但是时机地点未定，而在小范围内决定预先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的预备班子？周恩来以这个预备班子的名义让聂荣臻等人预先筹备前敌军委？由于具体的 ...
共产党人被杀得急了眼，武装暴动反抗是唯一的选择，这个是肯定的。
至于筹备起义的组织和人员究竟是怎样的具体情况，我觉得还是以史料来证实为好。
目前的情况，聂任前敌军委书记的说法是孤证，而且是依据口述或者回忆作出的，并非书证、物证等原始史料，以此确定他的前敌军委书记，我认为是不合适的。
原帖由 狼筅 于 2007-3-15 18:48 发表
那为什么要用张发奎的名义搞暴动？
7月中旬开会，讨论的根本就是秋收起义的事情，没有南昌的份。
看到竹兄旧帖,补上两句.
当时张算是左派,是中共一度极力借重的对象.
就是因为得知张倒向,才不得不尽快举事.
前面帖子里已讲过,当时打的旗号还是民革,是对着蒋汪等右派的.
原帖由 林苑竹 于 2007-3-19 02:27 发表
共产党人被杀得急了眼，武装暴动反抗是唯一的选择，这个是肯定的。
至于筹备起义的组织和人员究竟是怎样的具体情况，我觉得还是以史料来证实为好。
目前的情况，聂任前敌军委书记的说法是孤证，而且是依据口述或 ...
从那一边的说法看，当时南京方面对共产党下手比较狠，抓、杀；武汉方面相对比较温和，好像说汪当时就不主张用暴力手段对待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就行了，有人说类似于冯某的“礼送出境”。当然这不排除武汉阵营中的一些军官在他们的地盘上动刀。
直到81之后，武汉才与南京完全一致。
原帖由 dxbdl 于 2007-10-29 08:24 发表
从那一边的说法看，当时南京方面对共产党下手比较狠，抓、杀；武汉方面相对比较温和，好像说汪当时就不主张用暴力手段对待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就行了，有人说类似于冯某的“礼送出境”。当然这不排除 ...
唐生智态度的转变对汪态度转向关系甚大，或者可以说有决定性的影响。
你是说何健他们在长沙干的么？我觉得那是国民党左派内部因素，还有来自于共产党的因素：
1、罗易交给汪看的共产国际的指示，那个东西对汪改变政策我觉得是关键性的；
2、共产党首先宣布推出武汉政府，这给了人家直接的理由。
1、罗易交给汪看的共产国际的指示，那个东西对汪改变政策我觉得是关键性的；
2、共产党首先宣布推出武汉政府，这给了人家直接的理由。
原帖由 dxbdl 于 2007-10-31 07:49 发表
你是说何健他们在长沙干的么？我觉得那是国民党左派内部因素，还有来自于共产党的因素：
1、罗易交给汪看的共产国际的指示，那个东西对汪改变政策我觉得是关键性的；
2、共产党首先宣布推出武汉政府，这给了人家直 ...
我反倒觉得你讲的这两个原因，算起来应属诱因而非决定因素或者叫关键因素。
国民党左派所依靠的军事力量，骨干军官主要来自于湖南。过火的农运已经直接威胁到这些湘藉军官们的切身利益，比如家人被杀、土地财产被夺，转向已经成为迟早必然发生的事。没有了军队的支持，汪何以与蒋抗衡？汪是不会走邓演达等人的路子的。
罗易对汪的“坦诚”，只是促使汪下最后决心的一颗砝码。天平原本已经倾斜，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是让它倒的更快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