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老山主攻营营长臧雷重返战区悼战友

当年的臧营长。臧雷1979年1月28日在执行侦察任务时第一次负伤，那时他还是个排长，25岁。半身瘫痪，昏迷６天６夜，丧失记忆３个月，３０１医院的专家声称："这小伙能否康复，完全靠他自己的毅力。" 臧雷重新有记忆后，身体丧失了行动功能。他硬是重新学坐、学站、学走，一小时走８米咬着牙坚持下来。会走后，臧雷又去学游泳，学骑马。1982年，他主动请缨，率在84年主攻老山时，臧雷所带的营隶属师的主攻营，但有几人知道，该营的营长曾经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一级伤残兵呢。战斗下来，臧雷所带的营牺牲人数很少，全营几十名军官干部冲在最前，但没有一个干部牺牲。同时，缴获最多，全团还只有该营抓了俘虏。领侦察兵深入热带丛林，破袭抓俘1985年5月，笔者（郭梅尼）在首都北京的一个招待所里，见到了这位主攻营的营长臧雷，那年他31岁。

笔者从臧雷营长那里看到了一张“革命伤残军人抚恤证”，上面写着：“ 臧雷 排长 于1979年1月28日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负伤 一等伤残 颅脑挫伤，现肢体偏瘫，难以进一步恢复。”

“难以进一步恢复……”可是，他却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他不仅能生活自理，而且又重返前线，在收复老山的战斗中指挥主攻营，和战友们从越南侵略者手里夺回了老山主峰。他是怎样创造这样的奇迹？臧雷没有正面回答笔者的问题，而是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以下为臧雷营长口述，整理时真实依照原文，无改动）


1979年1月28日晚，我带着几个战士去执行任务。黑暗中，我从悬崖上摔了下去，当战友们把我救上来时，我已经快不行了。我在后方医院里昏迷了三天三夜。颅骨骨折，运动中枢受损，我大小便失禁，头疼得厉害，恶心呕吐，双眼看不清东西，嘴巴也说不出话来，只能痴痴呆呆地躺着。那些日子是医生们的精心治疗，护士们的细心照料，使我才挺了过来，保住了这条命。

记得病情稍稳定后，一天连长刘永新来看我，鼓励我要好好养伤，配合大夫治疗。连长说，只要我把伤养好，仗还是有得打的。排里的战士也给我写了不少信，说：“排长，我们等着你回来，走着回来，和我们一起战斗
正是战友们的关心与鼓励坚定了我要“站起来，走回去，重返前线”的念头。我从练坐开始，练蹲，练站，练走。我记不清自己摔过多少跤，流过多少血，昏迷过多少次。医院后山的烈士墓，是我常去的地方。捧一捧新土，加在烈士坟头上，再把兜里的三颗石头当手榴弹，一颗颗地扔出去……

1979年9月，我出院了，同时也领到了一张“一等伤残军人抚恤证”。

1980年的春天，我瘸着腿回到了连队，担任副连长。我知道别人付出一分，我就要付出十分努力才能做得更好。只有越锻炼才能越强健，事实上，我恢复的很快。

1982年的春天，已是团参谋长的刘永新悄悄的告诉我：“又要组织侦察队了！你的身体到底行不行？”我写了一份决心书，端着饭碗守在部队首长的门口，等着消息。终于，我被批准参加了侦察队。

在八个月的侦察作战中，我和战友们一起渗透敌后，摸雷场，打伏击，抓舌头，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我的一位牺牲了的战友张晓峰曾对我说：“臧雷，你把你的一等伤残军人抚恤证看成是一张‘无期徒刑的判决书’，我希望这张‘判决书’在你的身上失效。”烈士们给了我起死回生的勇气，给了我继续拼搏的力量。今天，这张‘判决书’真的失效了，我又一次争得了报效祖国的权利.

1984年4月,我们营领受了收复老山主攻营的任务.我们从海拔几百米的地方,一直打到海拔一千四百多米的老山主峰,一路冲杀,战友们的鲜血染红了冲击道路我是5号才从阵地上下来的.回到和平环境,对一切的一切,都感到那么珍贵,可爱.我来到烈士陵园,看望那些曾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此刻,他们无声无息,静静地躺在那里.在阵地上,那么残酷的战斗,我一滴眼泪没掉过.可在这里,我哭了.
在陵园里,我看到了梅大娘,她围着战斗英雄张大权烈士的坟转呀转呀.大权生前就住在她们村,常帮梅大娘干活.梅大娘把一瓶瓶好酒洒在大权的坟上,一边洒,一边哭,酒和泪一起滴落在烈士墓上.我走过去扶着梅大娘.她浑身颤抖着.我心里实在憋得难过,可又不知该怎么劝她才好.

梅大娘曾送过我一只小狗,我把它带到了阵地上.战友们很喜欢它,给它起了两个名字,中国名叫"美丽",外国名字叫做"贝利".小狗很可爱,两只耳朵竖着,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儿.可是,仗打得很苦,炮火震荡,干渴,它受不了啦.炮连连长抱过去喂,说喂活了就给狗改名叫"死不了".

我沉痛地对梅大娘说:"狗……死掉了……".梅大娘看了我半天,什么也没说…….
我来到我的好友丛明烈士的墓前.他生前,我们常在一起学英语.他是军校出来的,很有才干.小伙子没别的嗜好,就是好个抽烟.我默默地坐在他的墓前,为他点上一支烟,自己也抽上一支
机枪手戴友红，战友们叫他“小胖子”。他长得很乖，红红的脸蛋，一见了我就调皮的伸舌头。他在写给父母的遗书中是这样说的：“咱们家穷，你们花几千块钱供我上高中，正当我能为你们尽点孝心的时候，我上了前线。我不想死，因为家里需要我。可是，爸爸妈妈，祖国更需要我，我是军人，是军人就要把老山从越南人手里夺回来。我不想死，我会用手中的机枪和敌人斗的。如果，我不幸在战斗中牺牲，爸爸妈妈不要难过，因为小时侯，你们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张向华烈士，刚入伍时，一定要和老乡分到一个班里。班长管他，他和班长吵架。战斗，使我们的新兵很快成熟起来。在攻打主峰的战斗中，他一个人端着机枪去追击敌人，打死打伤多名越军，最后，壮烈牺牲……。

还有九连八班的黄秀峰班长，他很会唱歌。那次我到他们连去，正赶上他教战友们唱《战士的第二故乡》。这首歌，我就是在他们那里学会的。战前，他身体不好，走点路就喘。在攻打老山的战斗中，他的左肩被子弹击穿，自己用急救包裹上后，继续冲锋。一只脚踩上了地雷，当时就被炸飞了。他脱下军衣，把炸断的腿裹上，又艰难地向前爬了二十几米，最后牺牲在冲击的道路上。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高中生，如果还活着，当个副指导员该多好啊！

这些烈士有老黄牛，也有万元户。万元户抛下了他的万贯家私，要到这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是我们的共和国军人。

老三排排长吉兴村，牺牲六天后，他的儿子就出世了。那次他爱人来部队探亲，还是我替他们小两口安排的房子。他爱人回家不久，就来信说怀孕了。当时吉排长高兴坏了……。可是……现在孩子连爸爸的面也没见到……。有一位烈士的家属对我说：“我也说不清，是梁三喜象我爱人，还是我爱人象梁三喜……。

我们从一线下来后，有一位烈士的母亲，到部队来找她的儿子。她说：“我什么也不要，只求你们告诉我真话，他还活着吗？”当她知道儿子牺牲的消息后，沉痛而又抱歉地说：“我来部队，是违背儿子心愿的。他生前曾在信里叮嘱我，说如果他牺牲了，让我千万不要到部队去找，不要给部队添麻烦。”这位烈士的母亲在部队呆了两天就悄悄地走了。

1985年5月9日，我在北京大学的礼堂里给大学生们做报告，面对同学们的热情.理解与支持，我感动了。从同学们那里，我明白了：我们的战士，在前线舍生忘死的是为了什么？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就拿我来说，无论是在山东老家劳动，还是在西双版纳接受锻炼，都遇到这样的好人。边境上的群众对我们更是亲，他们知道我们要去打仗，都哭了。几个姑娘拿出仅有的一点钱来，全部买了黄瓜，塞给战士们。她们知道干渴是最难受的。在猫耳洞里，一想起这些祖国人民，战士们总是说：“我们的群众太好了。为了这样的人民，我就是死两次也甘心
在昆明，我和部队的一位首长在楼顶上研究工作。晚上，楼下的操场上，战士们正在操练。放眼望去，是昆明市的万家灯火，此时，应该每个小屋里都是热乎乎的……。我向首长说起了在前线战友们都喜欢的一首小诗：


我自豪地当上了一名士兵，

每个月只有七块钱的津贴。

不够买一瓶茅台酒一条大中华，

但我富裕的心头缀满珍珠。



在为祖国而战的道路上前进，

不为当一名将军而改换门庭，

不为得一枚勋章而炫耀终生。

……

为了婴儿的酣睡更甜，

为了母亲的笑脸更美……

为了这一切的一切，

我宽阔的肩膀，

愿挑起所有的不幸。当年的臧营长。臧雷1979年1月28日在执行侦察任务时第一次负伤，那时他还是个排长，25岁。半身瘫痪，昏迷６天６夜，丧失记忆３个月，３０１医院的专家声称："这小伙能否康复，完全靠他自己的毅力。" 臧雷重新有记忆后，身体丧失了行动功能。他硬是重新学坐、学站、学走，一小时走８米咬着牙坚持下来。会走后，臧雷又去学游泳，学骑马。1982年，他主动请缨，率在84年主攻老山时，臧雷所带的营隶属师的主攻营，但有几人知道，该营的营长曾经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一级伤残兵呢。战斗下来，臧雷所带的营牺牲人数很少，全营几十名军官干部冲在最前，但没有一个干部牺牲。同时，缴获最多，全团还只有该营抓了俘虏。领侦察兵深入热带丛林，破袭抓俘1985年5月，笔者（郭梅尼）在首都北京的一个招待所里，见到了这位主攻营的营长臧雷，那年他31岁。

笔者从臧雷营长那里看到了一张“革命伤残军人抚恤证”，上面写着：“ 臧雷 排长 于1979年1月28日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负伤 一等伤残 颅脑挫伤，现肢体偏瘫，难以进一步恢复。”

“难以进一步恢复……”可是，他却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他不仅能生活自理，而且又重返前线，在收复老山的战斗中指挥主攻营，和战友们从越南侵略者手里夺回了老山主峰。他是怎样创造这样的奇迹？臧雷没有正面回答笔者的问题，而是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以下为臧雷营长口述，整理时真实依照原文，无改动）


1979年1月28日晚，我带着几个战士去执行任务。黑暗中，我从悬崖上摔了下去，当战友们把我救上来时，我已经快不行了。我在后方医院里昏迷了三天三夜。颅骨骨折，运动中枢受损，我大小便失禁，头疼得厉害，恶心呕吐，双眼看不清东西，嘴巴也说不出话来，只能痴痴呆呆地躺着。那些日子是医生们的精心治疗，护士们的细心照料，使我才挺了过来，保住了这条命。

记得病情稍稳定后，一天连长刘永新来看我，鼓励我要好好养伤，配合大夫治疗。连长说，只要我把伤养好，仗还是有得打的。排里的战士也给我写了不少信，说：“排长，我们等着你回来，走着回来，和我们一起战斗
正是战友们的关心与鼓励坚定了我要“站起来，走回去，重返前线”的念头。我从练坐开始，练蹲，练站，练走。我记不清自己摔过多少跤，流过多少血，昏迷过多少次。医院后山的烈士墓，是我常去的地方。捧一捧新土，加在烈士坟头上，再把兜里的三颗石头当手榴弹，一颗颗地扔出去……

1979年9月，我出院了，同时也领到了一张“一等伤残军人抚恤证”。

1980年的春天，我瘸着腿回到了连队，担任副连长。我知道别人付出一分，我就要付出十分努力才能做得更好。只有越锻炼才能越强健，事实上，我恢复的很快。

1982年的春天，已是团参谋长的刘永新悄悄的告诉我：“又要组织侦察队了！你的身体到底行不行？”我写了一份决心书，端着饭碗守在部队首长的门口，等着消息。终于，我被批准参加了侦察队。

在八个月的侦察作战中，我和战友们一起渗透敌后，摸雷场，打伏击，抓舌头，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我的一位牺牲了的战友张晓峰曾对我说：“臧雷，你把你的一等伤残军人抚恤证看成是一张‘无期徒刑的判决书’，我希望这张‘判决书’在你的身上失效。”烈士们给了我起死回生的勇气，给了我继续拼搏的力量。今天，这张‘判决书’真的失效了，我又一次争得了报效祖国的权利.

1984年4月,我们营领受了收复老山主攻营的任务.我们从海拔几百米的地方,一直打到海拔一千四百多米的老山主峰,一路冲杀,战友们的鲜血染红了冲击道路我是5号才从阵地上下来的.回到和平环境,对一切的一切,都感到那么珍贵,可爱.我来到烈士陵园,看望那些曾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此刻,他们无声无息,静静地躺在那里.在阵地上,那么残酷的战斗,我一滴眼泪没掉过.可在这里,我哭了.
在陵园里,我看到了梅大娘,她围着战斗英雄张大权烈士的坟转呀转呀.大权生前就住在她们村,常帮梅大娘干活.梅大娘把一瓶瓶好酒洒在大权的坟上,一边洒,一边哭,酒和泪一起滴落在烈士墓上.我走过去扶着梅大娘.她浑身颤抖着.我心里实在憋得难过,可又不知该怎么劝她才好.

梅大娘曾送过我一只小狗,我把它带到了阵地上.战友们很喜欢它,给它起了两个名字,中国名叫"美丽",外国名字叫做"贝利".小狗很可爱,两只耳朵竖着,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儿.可是,仗打得很苦,炮火震荡,干渴,它受不了啦.炮连连长抱过去喂,说喂活了就给狗改名叫"死不了".

我沉痛地对梅大娘说:"狗……死掉了……".梅大娘看了我半天,什么也没说…….
我来到我的好友丛明烈士的墓前.他生前,我们常在一起学英语.他是军校出来的,很有才干.小伙子没别的嗜好,就是好个抽烟.我默默地坐在他的墓前,为他点上一支烟,自己也抽上一支
机枪手戴友红，战友们叫他“小胖子”。他长得很乖，红红的脸蛋，一见了我就调皮的伸舌头。他在写给父母的遗书中是这样说的：“咱们家穷，你们花几千块钱供我上高中，正当我能为你们尽点孝心的时候，我上了前线。我不想死，因为家里需要我。可是，爸爸妈妈，祖国更需要我，我是军人，是军人就要把老山从越南人手里夺回来。我不想死，我会用手中的机枪和敌人斗的。如果，我不幸在战斗中牺牲，爸爸妈妈不要难过，因为小时侯，你们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张向华烈士，刚入伍时，一定要和老乡分到一个班里。班长管他，他和班长吵架。战斗，使我们的新兵很快成熟起来。在攻打主峰的战斗中，他一个人端着机枪去追击敌人，打死打伤多名越军，最后，壮烈牺牲……。

还有九连八班的黄秀峰班长，他很会唱歌。那次我到他们连去，正赶上他教战友们唱《战士的第二故乡》。这首歌，我就是在他们那里学会的。战前，他身体不好，走点路就喘。在攻打老山的战斗中，他的左肩被子弹击穿，自己用急救包裹上后，继续冲锋。一只脚踩上了地雷，当时就被炸飞了。他脱下军衣，把炸断的腿裹上，又艰难地向前爬了二十几米，最后牺牲在冲击的道路上。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高中生，如果还活着，当个副指导员该多好啊！

这些烈士有老黄牛，也有万元户。万元户抛下了他的万贯家私，要到这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是我们的共和国军人。

老三排排长吉兴村，牺牲六天后，他的儿子就出世了。那次他爱人来部队探亲，还是我替他们小两口安排的房子。他爱人回家不久，就来信说怀孕了。当时吉排长高兴坏了……。可是……现在孩子连爸爸的面也没见到……。有一位烈士的家属对我说：“我也说不清，是梁三喜象我爱人，还是我爱人象梁三喜……。

我们从一线下来后，有一位烈士的母亲，到部队来找她的儿子。她说：“我什么也不要，只求你们告诉我真话，他还活着吗？”当她知道儿子牺牲的消息后，沉痛而又抱歉地说：“我来部队，是违背儿子心愿的。他生前曾在信里叮嘱我，说如果他牺牲了，让我千万不要到部队去找，不要给部队添麻烦。”这位烈士的母亲在部队呆了两天就悄悄地走了。

1985年5月9日，我在北京大学的礼堂里给大学生们做报告，面对同学们的热情.理解与支持，我感动了。从同学们那里，我明白了：我们的战士，在前线舍生忘死的是为了什么？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就拿我来说，无论是在山东老家劳动，还是在西双版纳接受锻炼，都遇到这样的好人。边境上的群众对我们更是亲，他们知道我们要去打仗，都哭了。几个姑娘拿出仅有的一点钱来，全部买了黄瓜，塞给战士们。她们知道干渴是最难受的。在猫耳洞里，一想起这些祖国人民，战士们总是说：“我们的群众太好了。为了这样的人民，我就是死两次也甘心
在昆明，我和部队的一位首长在楼顶上研究工作。晚上，楼下的操场上，战士们正在操练。放眼望去，是昆明市的万家灯火，此时，应该每个小屋里都是热乎乎的……。我向首长说起了在前线战友们都喜欢的一首小诗：


我自豪地当上了一名士兵，

每个月只有七块钱的津贴。

不够买一瓶茅台酒一条大中华，

但我富裕的心头缀满珍珠。



在为祖国而战的道路上前进，

不为当一名将军而改换门庭，

不为得一枚勋章而炫耀终生。

……

为了婴儿的酣睡更甜，

为了母亲的笑脸更美……

为了这一切的一切，

我宽阔的肩膀，

愿挑起所有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