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探讨】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时期是拥护还是反对中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4: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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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央，毛泽东是依靠中下级军官的支持作为自己的资本，毕竟他经营根据地还是很成功的，在中下级军官中有威信；对军队，他努力营造中央代表的身份，因为他对“党指挥枪”有深刻的理解，力主在连队建立党组织，坚持自己的党代表身份，其目的就是在中国传统军队中确立一种新的效忠模式。加强对部队的思想和精神的控制是保证部队战斗力的关键，这一点毛泽东看的很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部队的精神领袖不可能是遥不可及的党中央，而是同吃同住的党代表。
党中央靠什么控制部队？还不是靠人。那个时候双方是相互忌惮相互利用实现共同的利益。为了不让军队有大乱子，中央还要委派毛泽东做事情，但是中央一直对毛泽东有戒心，怕他成为一个依靠部队要挟中央的新军阀。
党中央靠什么控制部队？还不是靠人。那个时候双方是相互忌惮相互利用实现共同的利益。为了不让军队有大乱子，中央还要委派毛泽东做事情，但是中央一直对毛泽东有戒心，怕他成为一个依靠部队要挟中央的新军阀。
原帖由 yaoyuan7310 于 2007-3-8 09:40 发表
对中央，毛泽东是依靠中下级军官的支持作为自己的资本，毕竟他经营根据地还是很成功的，在中下级军官中有威信；对军队，他努力营造中央代表的身份，因为他对“党指挥枪”有深刻的理解，力主在连队建立党组织，坚 ...
说得好。毛泽东最拿手的就是做大买卖，算计之精，恐怕无出其右。
说起效忠新模式，记得袁世凯训练新军，也创新了效忠模式，也创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
两者相比，如何？
先说说江西苏区时期以前的，看看毛泽东与中央的关系，先后之间有个连续性。
1927年秋收起义前，毛泽东能够集合部队置于他的统一领导之下，起义失败后能够收拢部队带上井冈山，主要依靠的是他在党中央的老资格。
朱德带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部队比毛泽东多得多。之所以主动前来，有说法是奉了中央的明确指示。彭德怀同样如此，并不是对毛泽东的心悦诚服。
1927年秋收起义前，毛泽东能够集合部队置于他的统一领导之下，起义失败后能够收拢部队带上井冈山，主要依靠的是他在党中央的老资格。
朱德带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部队比毛泽东多得多。之所以主动前来，有说法是奉了中央的明确指示。彭德怀同样如此，并不是对毛泽东的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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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和朱毛会合的情况另外再谈过，不再展开。这里说说红四军和红五军的情况。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虽然有许多错误，但事实上却使凡是执行李立三路线的红军部队都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反之亦然。在江西苏区，彭德怀比毛泽东更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红五军从1926年6月的1000人扩大到同年11月的3000人，又从1930年4月的5000人扩大到6月份的8000人，到1930年8月时发展到15000人。而红四军虽然也有所增长，但比不上红五军的快速，虽然也从1926年6月的3000人发展到1930年8月的15000人，但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在1930年6月吸收了黄公略的红三军（原属红五军）。
1930年2月红军进行改组和集中时，毛泽东被任命为红军总前委书记，全面负责中央苏区的事务。这不能不说是直接得益于中央政策的结果。毛泽东打着反右倾的旗号，敦促地方干部和下级部队交出手中的权力。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结果并不一定就是这样。
毛泽东虽然一方面得到中央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央的批评。红四军的发展速度比不上红五军，也不如其他一些红军部队扩展得快。因而在1930年4月受到中央的警告，进而在同年6月15日受到中央更加严厉的批评，内容都是说毛泽东过于保守。
在战争年代，军队的发展壮大和战役战斗的成败可以决定领导人的政治命运。在扩充速度落后、屡受中央批评的这种不利形势下，毛泽东又是如何在红一、三军团合并时取得红一方面军领导权的呢？他的领袖天赋似乎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
秋收起义和朱毛会合的情况另外再谈过，不再展开。这里说说红四军和红五军的情况。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虽然有许多错误，但事实上却使凡是执行李立三路线的红军部队都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反之亦然。在江西苏区，彭德怀比毛泽东更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红五军从1926年6月的1000人扩大到同年11月的3000人，又从1930年4月的5000人扩大到6月份的8000人，到1930年8月时发展到15000人。而红四军虽然也有所增长，但比不上红五军的快速，虽然也从1926年6月的3000人发展到1930年8月的15000人，但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在1930年6月吸收了黄公略的红三军（原属红五军）。
1930年2月红军进行改组和集中时，毛泽东被任命为红军总前委书记，全面负责中央苏区的事务。这不能不说是直接得益于中央政策的结果。毛泽东打着反右倾的旗号，敦促地方干部和下级部队交出手中的权力。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结果并不一定就是这样。
毛泽东虽然一方面得到中央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央的批评。红四军的发展速度比不上红五军，也不如其他一些红军部队扩展得快。因而在1930年4月受到中央的警告，进而在同年6月15日受到中央更加严厉的批评，内容都是说毛泽东过于保守。
在战争年代，军队的发展壮大和战役战斗的成败可以决定领导人的政治命运。在扩充速度落后、屡受中央批评的这种不利形势下，毛泽东又是如何在红一、三军团合并时取得红一方面军领导权的呢？他的领袖天赋似乎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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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25日，在召集红一军团36名高级指挥员开会后，毛泽东签发了两份正式公开通电，宣布立即挥师北上夺取武汉。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署名时使用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头衔。他率领部队离开福建汀州，首先攻打南昌。在南昌郊外停留了几个星期，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7月底，在获悉彭德怀夺取长沙后不久，毛泽东立即将其部队调离南昌开向湖南，并致函党中央：
“我们估计目前的形势是一个急转直下的形势。何键在被红三军团攻击大败之后，一定更加动摇。我第一军团却决心消灭敌人，占领长沙岳州，夺取武汉，促进全国总暴动。……希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及红军总司令部。”
信中的大胆口吻和冒险精神，似乎完全不象毛泽东的过去习惯，令人吃惊，耐人寻味。
当红一军团到达永河城的时候，遇到了从长沙撤回的红三军团。按照中央指示，这两个主力红军合并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其后，红一方面军两次围攻长沙，把长沙围困了两周，在长沙郊外打了几场小仗后撤退了。毛泽东继续保留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所拥有的总兵团达到3万余人。
1930年6月25日，在召集红一军团36名高级指挥员开会后，毛泽东签发了两份正式公开通电，宣布立即挥师北上夺取武汉。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署名时使用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头衔。他率领部队离开福建汀州，首先攻打南昌。在南昌郊外停留了几个星期，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7月底，在获悉彭德怀夺取长沙后不久，毛泽东立即将其部队调离南昌开向湖南，并致函党中央：
“我们估计目前的形势是一个急转直下的形势。何键在被红三军团攻击大败之后，一定更加动摇。我第一军团却决心消灭敌人，占领长沙岳州，夺取武汉，促进全国总暴动。……希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及红军总司令部。”
信中的大胆口吻和冒险精神，似乎完全不象毛泽东的过去习惯，令人吃惊，耐人寻味。
当红一军团到达永河城的时候，遇到了从长沙撤回的红三军团。按照中央指示，这两个主力红军合并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其后，红一方面军两次围攻长沙，把长沙围困了两周，在长沙郊外打了几场小仗后撤退了。毛泽东继续保留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所拥有的总兵团达到3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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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的情况来看，江西初期他在中央的党内地位可以说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下降时期。在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中央局秘书；秋收起义前夕进入政治局，于1927年8月至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之后，他的领导地位开始下降为地方一级：1927年8月“八七会议”后作为中央在湖南省的特派员，然后又依次担任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苏区的党代表、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等职。
虽然级别下降了，但这一级别下降过程却同时也是由担任虚职到掌握实权的地位上升过程。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苏区和红军中的实权地位的提高，除了靠自己的能力和实干之外，还直接得益于党中央的支持和影响。
从毛泽东的情况来看，江西初期他在中央的党内地位可以说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下降时期。在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中央局秘书；秋收起义前夕进入政治局，于1927年8月至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之后，他的领导地位开始下降为地方一级：1927年8月“八七会议”后作为中央在湖南省的特派员，然后又依次担任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苏区的党代表、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等职。
虽然级别下降了，但这一级别下降过程却同时也是由担任虚职到掌握实权的地位上升过程。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苏区和红军中的实权地位的提高，除了靠自己的能力和实干之外，还直接得益于党中央的支持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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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央还在上海的时候，除了对中央苏区，对其他各根据地的干预是很少的，主要是各地党委的密切监督和指导，苏区虽然发展缓慢，但一直在稳步扩大。对根据地领导人而言，同中央的隔离似乎是党内地位上升缓慢的原因之一。
对红军部队的领导人来说，自己的部队越强大，就越不受地方约束。但无论走到哪里，红军都必须服从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却是一项原则和纪律。毛泽东虽然在1930年2月被任命为红军总前委书记，全面负责中央苏区的事务，但同样要服从赣西南特委的管辖。从1929年到1930年底，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由此引发了“富田事变”。周以栗作为中央长江局的代表被派到红一方面军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也不尽如人意。至少在毛泽东个人看来是这样。
一方面，有了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似乎可以不再受所在地区党组织乃至省委的管辖；另一方面，1931年初苏区中央局的成立，又使毛泽东的权威首次受到威胁。
当中央还在上海的时候，除了对中央苏区，对其他各根据地的干预是很少的，主要是各地党委的密切监督和指导，苏区虽然发展缓慢，但一直在稳步扩大。对根据地领导人而言，同中央的隔离似乎是党内地位上升缓慢的原因之一。
对红军部队的领导人来说，自己的部队越强大，就越不受地方约束。但无论走到哪里，红军都必须服从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却是一项原则和纪律。毛泽东虽然在1930年2月被任命为红军总前委书记，全面负责中央苏区的事务，但同样要服从赣西南特委的管辖。从1929年到1930年底，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由此引发了“富田事变”。周以栗作为中央长江局的代表被派到红一方面军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也不尽如人意。至少在毛泽东个人看来是这样。
一方面，有了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似乎可以不再受所在地区党组织乃至省委的管辖；另一方面，1931年初苏区中央局的成立，又使毛泽东的权威首次受到威胁。
原帖由 yaoyuan7310 于 2007-3-8 09:40 发表
对中央，毛泽东是依靠中下级军官的支持作为自己的资本，毕竟他经营根据地还是很成功的，在中下级军官中有威信；对军队，他努力营造中央代表的身份，因为他对“党指挥枪”有深刻的理解，力主在连队建立党组织，坚 ...
毛泽东曾经讲过：“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他对武装是最为着重的。
说到思想和精神控制，yaoyuan兄讲得有道理。自列宁以来，党的领袖几乎就应该是优秀的理论家、带路人。不单共产党人讲精神，国民党也讲精神，就看谁更能够拢得住军心。
这样啊.楼主讲的一些故事很有意思.支持!
本文对一些史实的考证工作做得比较差，比如红军的发展情况、朱毛与彭会合情况等几个问题出了差错，因此受到一些行家的批评，也是本人写作方面的一个教训。现在正在重新修订，请各位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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