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中川言论颇能代表日精英主流

中川昭一“日本成中国一省”论激起千重浪。资料

中日急需防止安全猜忌、战略误判和政治不信任成为支配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2月26日，日本自民党政策调查会长中川昭一在名古屋市内演讲时指出，中国军费迅速增加，将来日本恐会被中国的强大势力所控制。中川说：“如果今后15年台湾出现异动，那20年内日本可能就会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份了。”中川还在国会内宣扬其所谓的“中国军力威胁”，他强调说：“中国现在宣扬和平崛起，显得很低调，但等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束后，就可能变成‘非和平崛起’。等到台湾完全被中国控制后，下一个就轮到日本了。”

　　中川昭一次又一次鼓吹“中国威胁论”，内容十分偏激，但其中表露出的对中国军力持续增长的强烈戒心，颇能代表日本国内精英层的主流声音，而且会进一步煽动日本部分民众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甚至害怕心理。

　　中国发展，日本不舒服

　　记得已故东京经济大学名誉教授刘进庆曾说：“日本人在内心里是很苦的。过去他们轻视中国，看不起中国，100多年以来他们是亚洲的‘老大’，20世纪前半段他们做错了，后半段他们利用冷战又发展起来，走在了中国前面。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日益强大起来，在某些方面比他们更强，于是他们感到心理不平衡，很痛苦。”旅日学者朱建荣认为，这种主要流行于日本精英层的“心理不平衡和痛苦”，成为“目前在日本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的社会基础。”

　　由此可见，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心理反应既有类似西方现实主义学派的思想因素，又有日本独有的心理因素：

　　其一是日本人的危机感特别强，对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过度的担心。

　　其二是日本社会固有的森严的等级观念，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人在看待国际关系问题时也如同在审视国内的问题，也是从等级制的视角出发的。”日本缺乏平等地与他国相处的心理准备，当中国经济远远落在日本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可以向一个在其眼里是“等而下之”的中国提供经济援助（ODA），但是，当中国发展起来了，日本就感到不适应了。

其三是日本的“周边心态”，因为在历史上中国曾是东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担心由于人口超过日本10倍、国土超过日本25倍的偌大的中国的崛起，日本将在东亚地区再次被“边缘化”。比如，担心“日本将来会成为中国的一个省”的说法，笔者已经多次从普通日本人口里听说过。

　　日本外交支柱严重歪斜

　　正是上述的危机意识、等级观念及周边心态，促使日本一部分政治家不愿正视中国发展不可阻挡的现实，认为只有通过加强与“等而上”的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才能使中国继续停留在“等而下”的地位，防止日本在东亚地区被边缘化。日本评论家增田俊男对日本作出上述战略选择作了这样的描述：“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军力方面与美国匹敌。谁同拥有世界最大军力的美国对抗或对着干，必须花费惊人的代价和精力，牺牲自己的国民，到头来只能落得毁灭的下场”。因此，对日本来说“没有比与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军力的美国合伙更有效的战略了”。  

　　但是日本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如果认为美国加强驻日美军基地的功能会使日本的防卫得到加强，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军不是为了守护日本免遭军事危机而驻留日本的。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认为有必要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和支配而驻军日本的”。日本精英界普遍认为，尽管日美安全条约体制对日本至关重要，但如果不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平共存，日本自己在21世纪就不可能发展。

　　从政治、价值观、传统的经济联系等角度看，日本属于“西方国家”，而从地理、文化、人种、经济联系新变化等角度看，日本不能不是一个亚洲国家。日本外交本来需要两大支柱，一是对美外交，二是对华外交。然而，在小泉执政时期，这两大支柱出现了极大的不平衡，日本的外交结构出现了严重的歪斜，已经给日本自身的利益造成了很大损害。曾经努力加强日美同盟的前首相中曾根，也没有像小泉这样鼠目寸光和失去平衡感。中曾根说：“不去美国或不去中国都不能搞好外交，我和里根关系很好，和胡耀邦也是特别好的朋友。”


　　猜忌误解会成破坏力量

　　从中国方面来说，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目标，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无意与美国分庭抗礼，无意与美日同盟形成战略对抗，无意与美国及任何国家搞什么军备竞赛，无意将美国“赶出亚洲”，更不可能“侵略和吞并日本”。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文化渊源很深，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很强。中日两国和人民的利益本来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上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是主要的，例如经贸、环境等领域的合作，已经给两国及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从安全的角度看，当今人类生活在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时代。在中日之间，虽然在传统安全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完全可能通过相互对话和协商，使之控制在不损害对方核心利益的底线的良性竞争的范围之内。当前两国在传统安全方面的矛盾升温甚至被“无限上纲”，固然有地缘政治因素和实际利益矛盾在起作用，但从深层上讲，主要起源于猜疑和不信任的心理因素。

　　另一方面，在包括环境恶化、能源问题、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恶性传染病、毒品走私、武器扩散、金融危机、资讯安全等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中日面临共同的挑战。与现实主义战略家们所担忧的各种传统安全问题相比，以环境问题为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中日两国、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所面临的最直接、最紧迫的现实威胁。作为两个利害相关的大国和邻国，共同应对此类威胁，既是两国安全的现实需要，也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为此，日中关系已经没有功夫扯皮了。

　　事实证明，中日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的精神力量可能转化为巨大的建设性的物质力量；反之，相互猜疑和误解的思想隔膜则可能转化为巨大的破坏性的物质力量。

　　当前，中日急需防止安全猜忌、战略误判和政治不信任成为支配两国关系的“主旋律”，防止政治交恶影响两国的经济交流，努力缓解两国部分民众之间的情绪化倾向，确立和加强中国的“和谐世界”外交战略与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相互呼应的战略对话机制。（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中川昭一“日本成中国一省”论激起千重浪。资料

中日急需防止安全猜忌、战略误判和政治不信任成为支配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2月26日，日本自民党政策调查会长中川昭一在名古屋市内演讲时指出，中国军费迅速增加，将来日本恐会被中国的强大势力所控制。中川说：“如果今后15年台湾出现异动，那20年内日本可能就会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份了。”中川还在国会内宣扬其所谓的“中国军力威胁”，他强调说：“中国现在宣扬和平崛起，显得很低调，但等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束后，就可能变成‘非和平崛起’。等到台湾完全被中国控制后，下一个就轮到日本了。”

　　中川昭一次又一次鼓吹“中国威胁论”，内容十分偏激，但其中表露出的对中国军力持续增长的强烈戒心，颇能代表日本国内精英层的主流声音，而且会进一步煽动日本部分民众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甚至害怕心理。

　　中国发展，日本不舒服

　　记得已故东京经济大学名誉教授刘进庆曾说：“日本人在内心里是很苦的。过去他们轻视中国，看不起中国，100多年以来他们是亚洲的‘老大’，20世纪前半段他们做错了，后半段他们利用冷战又发展起来，走在了中国前面。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日益强大起来，在某些方面比他们更强，于是他们感到心理不平衡，很痛苦。”旅日学者朱建荣认为，这种主要流行于日本精英层的“心理不平衡和痛苦”，成为“目前在日本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的社会基础。”

　　由此可见，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心理反应既有类似西方现实主义学派的思想因素，又有日本独有的心理因素：

　　其一是日本人的危机感特别强，对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过度的担心。

　　其二是日本社会固有的森严的等级观念，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人在看待国际关系问题时也如同在审视国内的问题，也是从等级制的视角出发的。”日本缺乏平等地与他国相处的心理准备，当中国经济远远落在日本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可以向一个在其眼里是“等而下之”的中国提供经济援助（ODA），但是，当中国发展起来了，日本就感到不适应了。

其三是日本的“周边心态”，因为在历史上中国曾是东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担心由于人口超过日本10倍、国土超过日本25倍的偌大的中国的崛起，日本将在东亚地区再次被“边缘化”。比如，担心“日本将来会成为中国的一个省”的说法，笔者已经多次从普通日本人口里听说过。

　　日本外交支柱严重歪斜

　　正是上述的危机意识、等级观念及周边心态，促使日本一部分政治家不愿正视中国发展不可阻挡的现实，认为只有通过加强与“等而上”的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才能使中国继续停留在“等而下”的地位，防止日本在东亚地区被边缘化。日本评论家增田俊男对日本作出上述战略选择作了这样的描述：“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军力方面与美国匹敌。谁同拥有世界最大军力的美国对抗或对着干，必须花费惊人的代价和精力，牺牲自己的国民，到头来只能落得毁灭的下场”。因此，对日本来说“没有比与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军力的美国合伙更有效的战略了”。  

　　但是日本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如果认为美国加强驻日美军基地的功能会使日本的防卫得到加强，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军不是为了守护日本免遭军事危机而驻留日本的。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认为有必要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和支配而驻军日本的”。日本精英界普遍认为，尽管日美安全条约体制对日本至关重要，但如果不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平共存，日本自己在21世纪就不可能发展。

　　从政治、价值观、传统的经济联系等角度看，日本属于“西方国家”，而从地理、文化、人种、经济联系新变化等角度看，日本不能不是一个亚洲国家。日本外交本来需要两大支柱，一是对美外交，二是对华外交。然而，在小泉执政时期，这两大支柱出现了极大的不平衡，日本的外交结构出现了严重的歪斜，已经给日本自身的利益造成了很大损害。曾经努力加强日美同盟的前首相中曾根，也没有像小泉这样鼠目寸光和失去平衡感。中曾根说：“不去美国或不去中国都不能搞好外交，我和里根关系很好，和胡耀邦也是特别好的朋友。”


　　猜忌误解会成破坏力量

　　从中国方面来说，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目标，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无意与美国分庭抗礼，无意与美日同盟形成战略对抗，无意与美国及任何国家搞什么军备竞赛，无意将美国“赶出亚洲”，更不可能“侵略和吞并日本”。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文化渊源很深，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很强。中日两国和人民的利益本来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上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是主要的，例如经贸、环境等领域的合作，已经给两国及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从安全的角度看，当今人类生活在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时代。在中日之间，虽然在传统安全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完全可能通过相互对话和协商，使之控制在不损害对方核心利益的底线的良性竞争的范围之内。当前两国在传统安全方面的矛盾升温甚至被“无限上纲”，固然有地缘政治因素和实际利益矛盾在起作用，但从深层上讲，主要起源于猜疑和不信任的心理因素。

　　另一方面，在包括环境恶化、能源问题、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恶性传染病、毒品走私、武器扩散、金融危机、资讯安全等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中日面临共同的挑战。与现实主义战略家们所担忧的各种传统安全问题相比，以环境问题为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中日两国、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所面临的最直接、最紧迫的现实威胁。作为两个利害相关的大国和邻国，共同应对此类威胁，既是两国安全的现实需要，也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为此，日中关系已经没有功夫扯皮了。

　　事实证明，中日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的精神力量可能转化为巨大的建设性的物质力量；反之，相互猜疑和误解的思想隔膜则可能转化为巨大的破坏性的物质力量。

　　当前，中日急需防止安全猜忌、战略误判和政治不信任成为支配两国关系的“主旋律”，防止政治交恶影响两国的经济交流，努力缓解两国部分民众之间的情绪化倾向，确立和加强中国的“和谐世界”外交战略与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相互呼应的战略对话机制。（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