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现代汉语为何不可能是胡化或蛮化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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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曾从语言学角度指出过现代汉语标准语不是胡化汉语，可仍有一些网友在说什麽现代汉语标准语胡化了，南方的“粤语”（在广西，称之为“白话”），客家话，闽南话，才是“纯正汉语”甚至越南语，朝鲜语都比现代汉语有更多“中古汉语语音”，有的网友想当然地说什麽“汉语融入多元的元素确实是事实”“都相处几百年了，无论是北方话，还是南方话肯定溶进了异族语言”，云云。


说实话，要不是这些网友声称自己是汉族，就很可能让我以为是满蒙极端分子又冒出来胡说八道了，因为几年前，就有以“朱茵”“勇猛[女票]汉女人”“脱脱”“镇南将军”“纳兰性德”等各种笔名发表辱汉言论的蒙人为首的满蒙极端分子得意洋洋地发表过这样的言论。这些满蒙极端分子鼓吹满蒙民族优秀、汉人劣等论，叫嚣什麽他们的祖先不但在武力上强过我们汉人的祖先（事实上，与汉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相比，满蒙等游  牧民族占据中原的时间很短，次数也就那麽几次，而且还是托汉族内部分裂、内讧以及汉 奸之福），在文化上也强过我们汉人祖先，甚至在血统上也对我们的祖先进行了“***输血”，不但他们祖先、就是南方异族也是我们汉人的祖先，因此“现代汉人指责满蒙政权，歧视南方少  数  民族，就是指责、歧视汉人自己的祖先”，等等。这些异族极端分子兜售这些谬论的重要根据，就是所谓的北方汉语胡化，而南方汉语蛮化、越化。


现再粗略地说说现代汉语为何不可能是胡化汉语，也不可能是蛮化、越化汉语的问题。


我们现在处在历史上最低的阶段。不用说美欧异族，就是周边的日本、韩国，甚至东南亚诸国，都比我们繁荣，都比我们过的好。我们受一些异族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若以我们的现状去推测我们的祖先，则必然会导出荒谬可笑的结论。我们的祖先，与我们相反，他们拥有远远高于周边异族的文明，过的是远比异族好得多的生活，哪怕就是被蒙古人、满　人统治的时期，我们祖先的文明程度仍远远高于他们，异族仍是仰慕我们祖先的文明，羡慕我们祖先的生活。正是这种自负心，这种自豪感，使我们祖先始终保持了民族的纯洁性，使我们这个民族得以度过那些屈辱艰难的岁月而延续至今，使我们的祖先反败为胜、推翻了异族统治，消灭了入侵我们家园的异族，甚至还让残余异族永远失去了他们的语言、传统乃至文化。


所以，身处在历史上最低点的我们，以我们的处境去妄猜我们的祖先，那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也是对我们祖先的极大不敬。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举个不太妥当例子。建国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大都来自农村，他们虽然进了城，掌握了从中　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可他们的方言口音不但没有影响到城镇居民的方言口音，他们子女反而操一口流利的所居城镇的方言口音而不是他们的方言口音（邓小平那浓厚的四川口音与其女儿一口标准北京话，就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要知道，这些领导人大都是汉人，其家乡话也同属汉语，照理应该比语法、语音结构大不相同的异族语言更容易为城镇汉族居民所接受，所理解，所掌握，可都是这样的结果，那麽，异族的语言就更不可能影响汉人了。


就是近代社会，若殖民主义者人数不多，而被殖民者人数众多的话，那麽，即使他们拥有比被殖民者更高的经济文化，即使他们拼命推广他们的语言，拼命歧视被殖民者的语言，对被殖民者语言的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香港受英国殖民统治长达一百五十年，而英国不但拥有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和先进的政治体制，还在香港实行英语至上的语言政策，若不会英语，就很难找个好工作，可香港人的口音并没有因此改变丝毫，香港话当然也没有变成“英式香港话”。


再比方说台  湾。台  湾当局曾长期强行推广国语，限制甚至歧视台  湾话（闽南话），甚至在电影电视里也把操闽南话的人群描写成文化程度很低、素养很低的愚民。可几十年下来，不但没有把台  湾话变成“京腔”，反而使国语成了带有浓厚台  湾口音的“台式国语”，大陆人的子孙，即使从小生活在军营里，极少和当地人接触，可也大都带有这种口音了。而国语和闽南话还是同一民族语言的不同方言而已，其间的差别远小于连语系都不同的汉胡语之间的差别，应该更容易为台  湾民众所掌握，而且1945年之後迁台的大陆人数占台  湾总人口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左右，远大于入侵的胡人（如蒙人、满　人）所占人口比例，可都是这样的结果，由此可知所谓的汉语胡化论是多麽的荒唐滑稽了。


若还有网友不理解，那就再举个例子。大家知道，日本、韩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大都来自中国，甚至还主动臣服中国，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则几乎没有日本、韩国的东西，其原因无非是我们的祖先远远强过他们，让他们敬仰不已。可进入近代後直到今日，日本、韩国就很少再从中国输入文化和思想，转而学习西方文化和思想。他们关心、学习的对象不再是中国而是欧美了。中日一些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日本的关心，远远超过日本人对中国的关心。日本文化、甚至韩国文化产品都涌入中国，却鲜见中国文化也大量涌入日本、韩国。其原因无外乎是中国落後于日本，落後于韩国。


蒙古人也好，满　人也好，虽然统治过中国，由于他们人数极少，文明程度、经济实力、文化水平等等又远比我们祖先低，因此只有我们祖先的语言影响他们，而不可能被他们影响。其次，现代民族主义是近代西方的产物，满蒙统治者的文明水平更不可能发达到了已经有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程度以至于会有意识地去推广他们的语言，去消灭汉人的语言。满蒙统治者想的就是如何维持自己的统治，为此，还不惜表示出“尊重、弘扬汉文化”的姿态，利用汉民族的文化去统治汉人。当然，他们也没有那麽多语文教师去教汉人“胡化汉语”。


同样，南方的汉语也不可能受南方异族语言的多少影响。还是那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我们祖先文明程度，生活方式，经济水平也远远超过南方的各类异族。


有些网友以自己家乡方言保留了更多古汉语因素而自豪，这无可非议，但若过了头，若因此去指责现代汉语是胡化汉语，甚至说是胡语，那就不对了。一些地方保留更多古音，古语法，并非是这些地方的人们民族意识强烈，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地方比较偏僻封闭，一贯是一国之边缘地区。也正因为如此，闽南话中保留的古音比广州白话多，广西白话保留的古音也比广州白话多。

我在《从比较语音学角度谈谈“汉语语音满化论”》一文中（


http://www.hanminzu.com/bbs/disp ... replyID=&skin=1）


曾说过：语言学告诉我们，历史上越是远离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地方，越是偏僻的地方，当地方言就越保守，也就是说这些方言保存的古代语言、特别是语音的因素就越多。又因为语言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即使是偏僻地方的语言，也还是有变化的，只是速度慢一些而已。偏僻的程度不同以及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交流的程度不同，语言的演化速度就会不同，各地方言所保留的上古、中古汉语的程度也就不同。福建和广西一些地方方言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比较多，其因无非是境内大都是高山峻岭，道路崎岖，地理条件相对封闭，古代交通工具贫乏落後，人们之间的来往极为不便。例如广西白话与历史上一直是南方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的广州的白话虽同属粤方言，但广西白话中保留的古音古词就比广州话多得多。广西桂北平话所保留的上古汉语（秦汉时期）的语音词汇也比较多。但各地方言也不是自古不变，也同样在演化，只是不同地区的不同方言，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方向不一样而已。比方说，上古汉语语音只有舌头音而无舌上音，所以，知组字“知彻澄”组字的声母归入舌头音“端透定”三母t,t’,d’(t,t’相当于相当于汉语拼音的d,t)。在现代闽方言和广西桂北平话中，只有“知彻”声母仍保留着上古读音t,t’，而“澄”声母就不再是d’，而是分化成了t,t’。


所以，各地方言并不等于就是上古或中古时期的汉语共同语，它们反映的是汉语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地方的演化历史。这对语言发展史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一些地方的人们以母语中保留了较古老的汉语成分而自豪，也是很正常的。但语言并不是越古越好，语言越古，也不一定就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否则不但大多数中国人，世界各国人都要复古，都要使用几百年前、乃至几千年的语言了。况且，如上所述，各地方言保留的上古、中古汉语痕迹的程度是不同的，要确定哪里的方言才是最古老的“标准汉语”，恐怕是一件很难实现的事情。


也正因为各地交通情况不同，各个历史时期各地都有汉人迁入，而人们迁入各地後彼此再难相互交流，只能各自发展，于是便形成了各地方言不同，相互难以沟通的语言现象，因此就需要有一种适合社会变动（或者说发展）需要，又易懂易学，因而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民族共同语。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地带的语言正好符合这些条件，因为它有政治文化经济的撑腰，当然就比其他地方的语言更容易为全民族所接受，也更容易推广。而且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地带，容易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人的来往、物的交流也比较频繁，社会环境、政治文化经济的变动也较快，语言自然就变动得较快一些，或者说演化的较快些，这也是民族共同语较少保留古代语言因素的重要原因。



再从语言学上谈谈为何包括各地方言在内的现代汉语较少受异族语言影响。构成语言的三大要素为词汇，语法和语音。词汇变化最快，几乎是在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而词汇中的基础词汇，则比较稳固，较少变化。有的基础词汇，从甲骨文时代起，三千年间都在使用。语法结构是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在语言中根深蒂固，其变化比基础词汇就更慢一些，大概需要百年、乃至千年的时间单位才能衡量其变化。语音的变化也很慢，甚至比语法结构的变化还要慢一些。因此，要改变一种语言的语音，就必须先要改变这种语言的词汇，也就是说，必须先要渗入大量词汇到这种语言中。若无此步骤，就无法进到改变该语言的语法的下一步，当然更无法再进一步去改变该语言的语音。众所周知，现代汉语中来自蒙语、满语、突厥语等北方异族语言的词汇是非常非常少的，在浩瀚的汉语词汇中可说是微不足道，因此，所谓的汉语胡音化，并以此说现代汉语为胡化汉语，是毫无道理的。就拿日语来说，由于日本在各方面都比较发达，现代汉语中有大量日语词汇并不奇怪，但汉语的语法和语音都没有被日语所影响，那麽，在连外族词汇都没有吸收几个的情况下，当然就不可能去“大量吸收”外族语言的语音，以至于自己语言的语音都胡化了。况且，历史上的那些外族在文化经济上都远远不如汉人，语言也尚未发达成熟，人口又远较汉人少，汉人是不可能去大量吸收他们的语言成分以至于自己的语言都变成了胡化汉语。


另外，鄙人也曾反复指出过：一个国家是否有统一的标准语，是这个国家是否为现代国家的最重要的标志。所以，近代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不遗余力地进行过标准语推广普及运动，尽管这些国家内部有很多方言。例如，日本从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的十九世纪中後期起，就定东京话为日语标准语，并大力开展过“扑灭方言运动”，尽管包括东京在内的东日本，历史上长期都是有不少“夷人”居住的，被“和人”不断征讨的日本边远地区，而以京都、大阪为首的西日本历史上一贯就是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当时的日本领导人，其家乡及其支撑地盘却不是东日本，更不是东京，而大都是西日本的长州（今山口县一带，从地图上看，或按我们中国人的感觉，应该是南日本了）以及西南边陲之地的萨摩（今鹿儿岛县），这些地方均远离作日语标准语的东京，他们家乡的方言与东京标准语相差较远，像鹿儿岛方言，外地人很难听懂。但他们却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发展的角度出发做出了这样的决断。日本人的团结、和谐与默契，是世界有名，之所以能这样，是否与当时的日本政府制定标准日语，大力推行标准语有很大关系呢？

孙中山先生虽是广东人，名望很高，但他却从未主张过要以他的家乡话为国家标准语，而是支持国语。曾是中国政治军事领袖的蒋介石是浙江人，但他也不主张以他的家乡话为国家标准语，而是动用整个国家机器不遗余力地推广国语。这两位领袖能这样做，是否是因为意识到了语言的统一对民族的统一，对国家的统一，因而对民族，对国家的发展的重要性呢？是否是因为意识到了语言不统一，民族就不会有真正的统一，国家也不会有真正的统一，即使用武力实现了国家统一，也始终存在着再分裂的危机，当然就谈不上持续发展这样严峻的问题呢？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人对统一语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在据称有汉民族意识的人们中，居然也有不少人敌视标准语，这种现象只能说明我们的民智还很低。这对民族事业的复兴，对民族内部的和谐相处，对国家的统一和持续性发展都是很不利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赞成把现在的北京话当成全中国的标准语。毕竟北京话只是北京，而且还只是北京城内的方言，想让十三亿中国人都接受这种方言，都能操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不但需要很长时间，还需要花费大量财力物力人力，还不一定有多少实际效果，因此是不现实的（看看现在中　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中，能操一口流利的“标准语”的人都很少，就知道目前的“标准语”与中国人的实际语言情况是多麽脱节了）。我认为，既然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标准语，就应该加入一些其他地方方言的因素，特别是要加入那些拥有上千万人口的方言因素，这样，才更符合中国的语言环境，才能更容易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才能更容易普及开来。


因时间关系，就粗略地谈了这些，若有不妥之处，还请多多包涵。一道闪电 全部见：    http://xiaomietaidu.blog.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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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曾从语言学角度指出过现代汉语标准语不是胡化汉语，可仍有一些网友在说什麽现代汉语标准语胡化了，南方的“粤语”（在广西，称之为“白话”），客家话，闽南话，才是“纯正汉语”甚至越南语，朝鲜语都比现代汉语有更多“中古汉语语音”，有的网友想当然地说什麽“汉语融入多元的元素确实是事实”“都相处几百年了，无论是北方话，还是南方话肯定溶进了异族语言”，云云。


说实话，要不是这些网友声称自己是汉族，就很可能让我以为是满蒙极端分子又冒出来胡说八道了，因为几年前，就有以“朱茵”“勇猛[女票]汉女人”“脱脱”“镇南将军”“纳兰性德”等各种笔名发表辱汉言论的蒙人为首的满蒙极端分子得意洋洋地发表过这样的言论。这些满蒙极端分子鼓吹满蒙民族优秀、汉人劣等论，叫嚣什麽他们的祖先不但在武力上强过我们汉人的祖先（事实上，与汉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相比，满蒙等游  牧民族占据中原的时间很短，次数也就那麽几次，而且还是托汉族内部分裂、内讧以及汉 奸之福），在文化上也强过我们汉人祖先，甚至在血统上也对我们的祖先进行了“***输血”，不但他们祖先、就是南方异族也是我们汉人的祖先，因此“现代汉人指责满蒙政权，歧视南方少  数  民族，就是指责、歧视汉人自己的祖先”，等等。这些异族极端分子兜售这些谬论的重要根据，就是所谓的北方汉语胡化，而南方汉语蛮化、越化。


现再粗略地说说现代汉语为何不可能是胡化汉语，也不可能是蛮化、越化汉语的问题。


我们现在处在历史上最低的阶段。不用说美欧异族，就是周边的日本、韩国，甚至东南亚诸国，都比我们繁荣，都比我们过的好。我们受一些异族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若以我们的现状去推测我们的祖先，则必然会导出荒谬可笑的结论。我们的祖先，与我们相反，他们拥有远远高于周边异族的文明，过的是远比异族好得多的生活，哪怕就是被蒙古人、满　人统治的时期，我们祖先的文明程度仍远远高于他们，异族仍是仰慕我们祖先的文明，羡慕我们祖先的生活。正是这种自负心，这种自豪感，使我们祖先始终保持了民族的纯洁性，使我们这个民族得以度过那些屈辱艰难的岁月而延续至今，使我们的祖先反败为胜、推翻了异族统治，消灭了入侵我们家园的异族，甚至还让残余异族永远失去了他们的语言、传统乃至文化。


所以，身处在历史上最低点的我们，以我们的处境去妄猜我们的祖先，那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也是对我们祖先的极大不敬。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举个不太妥当例子。建国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大都来自农村，他们虽然进了城，掌握了从中　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可他们的方言口音不但没有影响到城镇居民的方言口音，他们子女反而操一口流利的所居城镇的方言口音而不是他们的方言口音（邓小平那浓厚的四川口音与其女儿一口标准北京话，就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要知道，这些领导人大都是汉人，其家乡话也同属汉语，照理应该比语法、语音结构大不相同的异族语言更容易为城镇汉族居民所接受，所理解，所掌握，可都是这样的结果，那麽，异族的语言就更不可能影响汉人了。


就是近代社会，若殖民主义者人数不多，而被殖民者人数众多的话，那麽，即使他们拥有比被殖民者更高的经济文化，即使他们拼命推广他们的语言，拼命歧视被殖民者的语言，对被殖民者语言的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香港受英国殖民统治长达一百五十年，而英国不但拥有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和先进的政治体制，还在香港实行英语至上的语言政策，若不会英语，就很难找个好工作，可香港人的口音并没有因此改变丝毫，香港话当然也没有变成“英式香港话”。


再比方说台  湾。台  湾当局曾长期强行推广国语，限制甚至歧视台  湾话（闽南话），甚至在电影电视里也把操闽南话的人群描写成文化程度很低、素养很低的愚民。可几十年下来，不但没有把台  湾话变成“京腔”，反而使国语成了带有浓厚台  湾口音的“台式国语”，大陆人的子孙，即使从小生活在军营里，极少和当地人接触，可也大都带有这种口音了。而国语和闽南话还是同一民族语言的不同方言而已，其间的差别远小于连语系都不同的汉胡语之间的差别，应该更容易为台  湾民众所掌握，而且1945年之後迁台的大陆人数占台  湾总人口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左右，远大于入侵的胡人（如蒙人、满　人）所占人口比例，可都是这样的结果，由此可知所谓的汉语胡化论是多麽的荒唐滑稽了。


若还有网友不理解，那就再举个例子。大家知道，日本、韩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大都来自中国，甚至还主动臣服中国，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则几乎没有日本、韩国的东西，其原因无非是我们的祖先远远强过他们，让他们敬仰不已。可进入近代後直到今日，日本、韩国就很少再从中国输入文化和思想，转而学习西方文化和思想。他们关心、学习的对象不再是中国而是欧美了。中日一些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日本的关心，远远超过日本人对中国的关心。日本文化、甚至韩国文化产品都涌入中国，却鲜见中国文化也大量涌入日本、韩国。其原因无外乎是中国落後于日本，落後于韩国。


蒙古人也好，满　人也好，虽然统治过中国，由于他们人数极少，文明程度、经济实力、文化水平等等又远比我们祖先低，因此只有我们祖先的语言影响他们，而不可能被他们影响。其次，现代民族主义是近代西方的产物，满蒙统治者的文明水平更不可能发达到了已经有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程度以至于会有意识地去推广他们的语言，去消灭汉人的语言。满蒙统治者想的就是如何维持自己的统治，为此，还不惜表示出“尊重、弘扬汉文化”的姿态，利用汉民族的文化去统治汉人。当然，他们也没有那麽多语文教师去教汉人“胡化汉语”。


同样，南方的汉语也不可能受南方异族语言的多少影响。还是那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我们祖先文明程度，生活方式，经济水平也远远超过南方的各类异族。


有些网友以自己家乡方言保留了更多古汉语因素而自豪，这无可非议，但若过了头，若因此去指责现代汉语是胡化汉语，甚至说是胡语，那就不对了。一些地方保留更多古音，古语法，并非是这些地方的人们民族意识强烈，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地方比较偏僻封闭，一贯是一国之边缘地区。也正因为如此，闽南话中保留的古音比广州白话多，广西白话保留的古音也比广州白话多。

我在《从比较语音学角度谈谈“汉语语音满化论”》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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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过：语言学告诉我们，历史上越是远离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地方，越是偏僻的地方，当地方言就越保守，也就是说这些方言保存的古代语言、特别是语音的因素就越多。又因为语言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即使是偏僻地方的语言，也还是有变化的，只是速度慢一些而已。偏僻的程度不同以及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交流的程度不同，语言的演化速度就会不同，各地方言所保留的上古、中古汉语的程度也就不同。福建和广西一些地方方言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比较多，其因无非是境内大都是高山峻岭，道路崎岖，地理条件相对封闭，古代交通工具贫乏落後，人们之间的来往极为不便。例如广西白话与历史上一直是南方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的广州的白话虽同属粤方言，但广西白话中保留的古音古词就比广州话多得多。广西桂北平话所保留的上古汉语（秦汉时期）的语音词汇也比较多。但各地方言也不是自古不变，也同样在演化，只是不同地区的不同方言，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方向不一样而已。比方说，上古汉语语音只有舌头音而无舌上音，所以，知组字“知彻澄”组字的声母归入舌头音“端透定”三母t,t’,d’(t,t’相当于相当于汉语拼音的d,t)。在现代闽方言和广西桂北平话中，只有“知彻”声母仍保留着上古读音t,t’，而“澄”声母就不再是d’，而是分化成了t,t’。


所以，各地方言并不等于就是上古或中古时期的汉语共同语，它们反映的是汉语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地方的演化历史。这对语言发展史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一些地方的人们以母语中保留了较古老的汉语成分而自豪，也是很正常的。但语言并不是越古越好，语言越古，也不一定就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否则不但大多数中国人，世界各国人都要复古，都要使用几百年前、乃至几千年的语言了。况且，如上所述，各地方言保留的上古、中古汉语痕迹的程度是不同的，要确定哪里的方言才是最古老的“标准汉语”，恐怕是一件很难实现的事情。


也正因为各地交通情况不同，各个历史时期各地都有汉人迁入，而人们迁入各地後彼此再难相互交流，只能各自发展，于是便形成了各地方言不同，相互难以沟通的语言现象，因此就需要有一种适合社会变动（或者说发展）需要，又易懂易学，因而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民族共同语。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地带的语言正好符合这些条件，因为它有政治文化经济的撑腰，当然就比其他地方的语言更容易为全民族所接受，也更容易推广。而且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地带，容易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人的来往、物的交流也比较频繁，社会环境、政治文化经济的变动也较快，语言自然就变动得较快一些，或者说演化的较快些，这也是民族共同语较少保留古代语言因素的重要原因。



再从语言学上谈谈为何包括各地方言在内的现代汉语较少受异族语言影响。构成语言的三大要素为词汇，语法和语音。词汇变化最快，几乎是在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而词汇中的基础词汇，则比较稳固，较少变化。有的基础词汇，从甲骨文时代起，三千年间都在使用。语法结构是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在语言中根深蒂固，其变化比基础词汇就更慢一些，大概需要百年、乃至千年的时间单位才能衡量其变化。语音的变化也很慢，甚至比语法结构的变化还要慢一些。因此，要改变一种语言的语音，就必须先要改变这种语言的词汇，也就是说，必须先要渗入大量词汇到这种语言中。若无此步骤，就无法进到改变该语言的语法的下一步，当然更无法再进一步去改变该语言的语音。众所周知，现代汉语中来自蒙语、满语、突厥语等北方异族语言的词汇是非常非常少的，在浩瀚的汉语词汇中可说是微不足道，因此，所谓的汉语胡音化，并以此说现代汉语为胡化汉语，是毫无道理的。就拿日语来说，由于日本在各方面都比较发达，现代汉语中有大量日语词汇并不奇怪，但汉语的语法和语音都没有被日语所影响，那麽，在连外族词汇都没有吸收几个的情况下，当然就不可能去“大量吸收”外族语言的语音，以至于自己语言的语音都胡化了。况且，历史上的那些外族在文化经济上都远远不如汉人，语言也尚未发达成熟，人口又远较汉人少，汉人是不可能去大量吸收他们的语言成分以至于自己的语言都变成了胡化汉语。


另外，鄙人也曾反复指出过：一个国家是否有统一的标准语，是这个国家是否为现代国家的最重要的标志。所以，近代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不遗余力地进行过标准语推广普及运动，尽管这些国家内部有很多方言。例如，日本从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的十九世纪中後期起，就定东京话为日语标准语，并大力开展过“扑灭方言运动”，尽管包括东京在内的东日本，历史上长期都是有不少“夷人”居住的，被“和人”不断征讨的日本边远地区，而以京都、大阪为首的西日本历史上一贯就是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当时的日本领导人，其家乡及其支撑地盘却不是东日本，更不是东京，而大都是西日本的长州（今山口县一带，从地图上看，或按我们中国人的感觉，应该是南日本了）以及西南边陲之地的萨摩（今鹿儿岛县），这些地方均远离作日语标准语的东京，他们家乡的方言与东京标准语相差较远，像鹿儿岛方言，外地人很难听懂。但他们却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发展的角度出发做出了这样的决断。日本人的团结、和谐与默契，是世界有名，之所以能这样，是否与当时的日本政府制定标准日语，大力推行标准语有很大关系呢？

孙中山先生虽是广东人，名望很高，但他却从未主张过要以他的家乡话为国家标准语，而是支持国语。曾是中国政治军事领袖的蒋介石是浙江人，但他也不主张以他的家乡话为国家标准语，而是动用整个国家机器不遗余力地推广国语。这两位领袖能这样做，是否是因为意识到了语言的统一对民族的统一，对国家的统一，因而对民族，对国家的发展的重要性呢？是否是因为意识到了语言不统一，民族就不会有真正的统一，国家也不会有真正的统一，即使用武力实现了国家统一，也始终存在着再分裂的危机，当然就谈不上持续发展这样严峻的问题呢？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人对统一语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在据称有汉民族意识的人们中，居然也有不少人敌视标准语，这种现象只能说明我们的民智还很低。这对民族事业的复兴，对民族内部的和谐相处，对国家的统一和持续性发展都是很不利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赞成把现在的北京话当成全中国的标准语。毕竟北京话只是北京，而且还只是北京城内的方言，想让十三亿中国人都接受这种方言，都能操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不但需要很长时间，还需要花费大量财力物力人力，还不一定有多少实际效果，因此是不现实的（看看现在中　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中，能操一口流利的“标准语”的人都很少，就知道目前的“标准语”与中国人的实际语言情况是多麽脱节了）。我认为，既然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标准语，就应该加入一些其他地方方言的因素，特别是要加入那些拥有上千万人口的方言因素，这样，才更符合中国的语言环境，才能更容易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才能更容易普及开来。


因时间关系，就粗略地谈了这些，若有不妥之处，还请多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