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圣诞节与吹嘘春节同属文化自卑

长平

　　一边是文化学者在忧心忡忡地呼吁“抵制圣诞节”、“拯救春节”，一边是媒体在喜不自禁地报道春节已经成为多国时尚，两种言论相映成趣。这几年来，每到春节，媒体都在奔走相告:世界各国政要要么发表致辞，要么给中国国家主席打电话，向中国人祝贺新春；联合国秘书处以及一些国家政府部门都要主办中国新年招待会或文艺演出；美国纽约已将春节纳入法定假日，节日气氛浓厚自不待言；澳大利亚、美国等都在春节发行纪念邮票，多少收藏家在等着发财；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穿戴过中国红，纽约的帝国大厦也打扮得五彩缤纷，伦敦的牛津街上大红灯笼高高挂；多国的繁华街市都举行盛大的节日游行……总而言之，值此良日，普天同庆，从欧洲到美洲，从非洲到亚洲，到处都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近日，《中国春节走向世界具备四个条件》(2007年2月19日新华报业网)、《当春节开始走红世界》(2月17日人民网人民时评)、《中国春节成多国时尚》(2007年2月17日《新闻晨报》)、《当春节开始走出国门》、(2007年2月18日新华网)等报道陆续开始见诸报端以及主流网媒，有人提出“让春节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节日”，甚至称之为“中华文化复兴的标志”。

　　我不知道联名倡导抵制圣诞节的那十个名校博士生看了这些报道有什么感想，当春节成为世界各国都“无法躲避的文化景观”时，会不会觉得对他国形成了文化侵略，反映了他国“文化主体性的缺失和主体性的沉沦”？是不是应该呼吁一下他国人民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一下本国文化的主体性？

　　有些人面对他国文化进入忧心忡忡，而对本国文化输出则夸夸其谈，这两种反应其实是一回事，都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自卑感。那些把中国年轻人对圣诞节的兴趣解读为西方文化侵略，以及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各国政要的祝贺中臆想出四方来仪的旧梦的心态。都是相同的心理投射。

　　在美国访学期间，我也见到过当地媒体对于中国流行圣诞节的报道，但是那多半是从严肃的社会观察的角度去谈论，而不是洋溢着肤浅的民族自豪感。同样地，他们站在自己的价值立场上展望未来时，往往会从其核心价值出发对别国文化进行理性解读；而我们则往往简单地从民族和国家的立场出发，并不说21世纪是“天人合一的世纪”，并不注重阐述中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传统，而仅仅强调什么“中华文明的世纪”，“儒家文化的世纪”，相应地，我们也不大去认真理会人家的启蒙主义思想和现代理念，而直接替换成“西方人的价值观”，这种以地域划分的的狭隘主义倾向，对真正的文化价值的交流和碰撞，其实毫无增进作用。

　　靠这种小聪明似的歪曲和夸张能否治愈文化自卑心理？这么多年的事实证明，非但不能，反而会使自卑感越来越深，因为这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的疗法。从古代自以为天圆地方我居中央，到大清朝乃天朝上国，四方皆为蛮夷，再到“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极端的自欺欺人的方法都已经试过了，没有疗效，只有副作用。

　　夸大古代典籍对于现实困境的救赎功能也属于这一类方法，它其实是对现实担当的逃避。历朝历代莫不如是。应该有一个常识，那就是文化自信主要不是从历史中去寻找，而是在现实中去建立。过去，传统儒家文化对于现实政治的软弱无力，就在于它以一个假想的“三代之治”为基础。如果正视现实，解决了真正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现实去解释历史，而不是老用历史来训导现实，老觉得“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

　　如果现实不能强大，或者只有经济的强大而文化依然萎缩，那么就算春节真的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节日，那么我们的文化自卑心理同样得不到救治，甚至会愈加严重。

　　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南方都市报）长平

　　一边是文化学者在忧心忡忡地呼吁“抵制圣诞节”、“拯救春节”，一边是媒体在喜不自禁地报道春节已经成为多国时尚，两种言论相映成趣。这几年来，每到春节，媒体都在奔走相告:世界各国政要要么发表致辞，要么给中国国家主席打电话，向中国人祝贺新春；联合国秘书处以及一些国家政府部门都要主办中国新年招待会或文艺演出；美国纽约已将春节纳入法定假日，节日气氛浓厚自不待言；澳大利亚、美国等都在春节发行纪念邮票，多少收藏家在等着发财；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穿戴过中国红，纽约的帝国大厦也打扮得五彩缤纷，伦敦的牛津街上大红灯笼高高挂；多国的繁华街市都举行盛大的节日游行……总而言之，值此良日，普天同庆，从欧洲到美洲，从非洲到亚洲，到处都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近日，《中国春节走向世界具备四个条件》(2007年2月19日新华报业网)、《当春节开始走红世界》(2月17日人民网人民时评)、《中国春节成多国时尚》(2007年2月17日《新闻晨报》)、《当春节开始走出国门》、(2007年2月18日新华网)等报道陆续开始见诸报端以及主流网媒，有人提出“让春节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节日”，甚至称之为“中华文化复兴的标志”。

　　我不知道联名倡导抵制圣诞节的那十个名校博士生看了这些报道有什么感想，当春节成为世界各国都“无法躲避的文化景观”时，会不会觉得对他国形成了文化侵略，反映了他国“文化主体性的缺失和主体性的沉沦”？是不是应该呼吁一下他国人民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一下本国文化的主体性？

　　有些人面对他国文化进入忧心忡忡，而对本国文化输出则夸夸其谈，这两种反应其实是一回事，都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自卑感。那些把中国年轻人对圣诞节的兴趣解读为西方文化侵略，以及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各国政要的祝贺中臆想出四方来仪的旧梦的心态。都是相同的心理投射。

　　在美国访学期间，我也见到过当地媒体对于中国流行圣诞节的报道，但是那多半是从严肃的社会观察的角度去谈论，而不是洋溢着肤浅的民族自豪感。同样地，他们站在自己的价值立场上展望未来时，往往会从其核心价值出发对别国文化进行理性解读；而我们则往往简单地从民族和国家的立场出发，并不说21世纪是“天人合一的世纪”，并不注重阐述中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传统，而仅仅强调什么“中华文明的世纪”，“儒家文化的世纪”，相应地，我们也不大去认真理会人家的启蒙主义思想和现代理念，而直接替换成“西方人的价值观”，这种以地域划分的的狭隘主义倾向，对真正的文化价值的交流和碰撞，其实毫无增进作用。

　　靠这种小聪明似的歪曲和夸张能否治愈文化自卑心理？这么多年的事实证明，非但不能，反而会使自卑感越来越深，因为这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的疗法。从古代自以为天圆地方我居中央，到大清朝乃天朝上国，四方皆为蛮夷，再到“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极端的自欺欺人的方法都已经试过了，没有疗效，只有副作用。

　　夸大古代典籍对于现实困境的救赎功能也属于这一类方法，它其实是对现实担当的逃避。历朝历代莫不如是。应该有一个常识，那就是文化自信主要不是从历史中去寻找，而是在现实中去建立。过去，传统儒家文化对于现实政治的软弱无力，就在于它以一个假想的“三代之治”为基础。如果正视现实，解决了真正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现实去解释历史，而不是老用历史来训导现实，老觉得“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

　　如果现实不能强大，或者只有经济的强大而文化依然萎缩，那么就算春节真的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节日，那么我们的文化自卑心理同样得不到救治，甚至会愈加严重。

　　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