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外报：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论断为世界风云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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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报：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论断为世界风云所证实
2007年02月16日 来源：综编
中新网2月16日电 在世纪伟人邓小平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俞邃的署名文章，回顾了邓小平在面对世界风云变换时，所表现出的才能、智慧与韬略，指出他是一个不但能够改变伟大民族历史进程，而且能够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文章指出，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他的才能、智慧和韬略，理论、业绩和风范，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他关于国际形势的一系列论断，堪称远见卓识，为近十年来的世界风云所证实。
文章称，十年来，尽管干扰因素层出不穷，但是并没有动摇和平与发展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同时又恰恰说明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是揭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先驱。上世纪80年代，他反复强调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他的这一经典性论断，并没有给人造成天下太平的幻觉。1992年初，他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是告诫人们，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要居安思危。国际形势证明了邓小平论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文章中提到，十年来，尽管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连绵不断，但是世界大战的悲剧终究没有重演；世界大战虽未发生，冷战思维却依然存在。邓小平1984年10月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时称：“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因素在增长。”1985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类似言论还有很多，但邓小平从未忽视国际形势的多变性与严峻性。1989年11月他在与外宾谈话时严肃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这番话，完全符合冷战后的国际形势状况。
文章指出，十年来，尽管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进程是曲折的，但是仍然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化。邓小平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酝酿成熟的。从那时起，他多次谈到未来的世界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第三世界的力量日益壮大，等等。1990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更明确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个。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此后，无论人们对于世界格局的认识存在怎样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或相似的，即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不等同于单极世界；多极化是一种客观趋势，但发展是曲折的。
文章称，十年来，尽管通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使命十分艰巨，但是毕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支持。冷战结束前夕，邓小平一再论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说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应当用作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他还说：“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的有关主张，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传播。如今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与促进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升华。
文章中说，十年来，尽管霸权主义者不择手段乃至凭借武力推销自己的“民主价值观”，但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历史潮流不可抗阻。邓小平肯定世界多样化，有一句名言叫“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他强调说，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他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汲取教训，坚决走自己的道路，树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范例。邓小平之后，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各种文明之间的共存与互补，是对发展模式多样化论的继承和发展。
文章指出，十年来，尽管人权问题经常被强权政治用作干涉别国内政的口实，但是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构想却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邓小平积数十年国际活动的经验，提出了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思想。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他认为，对待意识形态差异和分歧，解决办法是求同存异，尊重各自的选择，谋求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不断发扬光大，还为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各类政党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广阔天地。
文章中提到，十年来，尽管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常发生波动，但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与尊重别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仍然在促进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邓小平是双赢、共赢原则的奠基者。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逊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关于如何具体解决国家关系中遇到的难题，邓小平早在1982年会见印度客人时就说过：“(边界问题)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
1984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把中日关系“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1989年12月他又对美国总统特使说：“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邓小平的这些理论和主张，在当今大国关系可能出现的良性互动中得到了验证。
文章强调，十年来，尽管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处理领土争议特别是海洋开发争端尚未完全普及，但显然没有比这更受欢迎和尊重、更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明智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有识之士的认同。诚如一位外国领导人所说：“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人。”外报：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论断为世界风云所证实
2007年02月16日 来源：综编
中新网2月16日电 在世纪伟人邓小平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俞邃的署名文章，回顾了邓小平在面对世界风云变换时，所表现出的才能、智慧与韬略，指出他是一个不但能够改变伟大民族历史进程，而且能够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文章指出，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他的才能、智慧和韬略，理论、业绩和风范，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他关于国际形势的一系列论断，堪称远见卓识，为近十年来的世界风云所证实。
文章称，十年来，尽管干扰因素层出不穷，但是并没有动摇和平与发展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同时又恰恰说明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是揭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先驱。上世纪80年代，他反复强调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他的这一经典性论断，并没有给人造成天下太平的幻觉。1992年初，他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是告诫人们，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要居安思危。国际形势证明了邓小平论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文章中提到，十年来，尽管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连绵不断，但是世界大战的悲剧终究没有重演；世界大战虽未发生，冷战思维却依然存在。邓小平1984年10月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时称：“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因素在增长。”1985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类似言论还有很多，但邓小平从未忽视国际形势的多变性与严峻性。1989年11月他在与外宾谈话时严肃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这番话，完全符合冷战后的国际形势状况。
文章指出，十年来，尽管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进程是曲折的，但是仍然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化。邓小平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酝酿成熟的。从那时起，他多次谈到未来的世界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第三世界的力量日益壮大，等等。1990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更明确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个。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此后，无论人们对于世界格局的认识存在怎样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或相似的，即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不等同于单极世界；多极化是一种客观趋势，但发展是曲折的。
文章称，十年来，尽管通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使命十分艰巨，但是毕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支持。冷战结束前夕，邓小平一再论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说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应当用作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他还说：“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的有关主张，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传播。如今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与促进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升华。
文章中说，十年来，尽管霸权主义者不择手段乃至凭借武力推销自己的“民主价值观”，但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历史潮流不可抗阻。邓小平肯定世界多样化，有一句名言叫“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他强调说，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他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汲取教训，坚决走自己的道路，树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范例。邓小平之后，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各种文明之间的共存与互补，是对发展模式多样化论的继承和发展。
文章指出，十年来，尽管人权问题经常被强权政治用作干涉别国内政的口实，但是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构想却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邓小平积数十年国际活动的经验，提出了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思想。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他认为，对待意识形态差异和分歧，解决办法是求同存异，尊重各自的选择，谋求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不断发扬光大，还为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各类政党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广阔天地。
文章中提到，十年来，尽管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常发生波动，但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与尊重别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仍然在促进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邓小平是双赢、共赢原则的奠基者。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逊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关于如何具体解决国家关系中遇到的难题，邓小平早在1982年会见印度客人时就说过：“(边界问题)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
1984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把中日关系“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1989年12月他又对美国总统特使说：“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邓小平的这些理论和主张，在当今大国关系可能出现的良性互动中得到了验证。
文章强调，十年来，尽管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处理领土争议特别是海洋开发争端尚未完全普及，但显然没有比这更受欢迎和尊重、更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明智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有识之士的认同。诚如一位外国领导人所说：“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人。”
2007年02月16日 来源：综编
中新网2月16日电 在世纪伟人邓小平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俞邃的署名文章，回顾了邓小平在面对世界风云变换时，所表现出的才能、智慧与韬略，指出他是一个不但能够改变伟大民族历史进程，而且能够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文章指出，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他的才能、智慧和韬略，理论、业绩和风范，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他关于国际形势的一系列论断，堪称远见卓识，为近十年来的世界风云所证实。
文章称，十年来，尽管干扰因素层出不穷，但是并没有动摇和平与发展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同时又恰恰说明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是揭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先驱。上世纪80年代，他反复强调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他的这一经典性论断，并没有给人造成天下太平的幻觉。1992年初，他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是告诫人们，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要居安思危。国际形势证明了邓小平论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文章中提到，十年来，尽管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连绵不断，但是世界大战的悲剧终究没有重演；世界大战虽未发生，冷战思维却依然存在。邓小平1984年10月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时称：“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因素在增长。”1985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类似言论还有很多，但邓小平从未忽视国际形势的多变性与严峻性。1989年11月他在与外宾谈话时严肃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这番话，完全符合冷战后的国际形势状况。
文章指出，十年来，尽管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进程是曲折的，但是仍然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化。邓小平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酝酿成熟的。从那时起，他多次谈到未来的世界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第三世界的力量日益壮大，等等。1990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更明确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个。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此后，无论人们对于世界格局的认识存在怎样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或相似的，即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不等同于单极世界；多极化是一种客观趋势，但发展是曲折的。
文章称，十年来，尽管通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使命十分艰巨，但是毕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支持。冷战结束前夕，邓小平一再论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说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应当用作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他还说：“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的有关主张，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传播。如今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与促进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升华。
文章中说，十年来，尽管霸权主义者不择手段乃至凭借武力推销自己的“民主价值观”，但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历史潮流不可抗阻。邓小平肯定世界多样化，有一句名言叫“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他强调说，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他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汲取教训，坚决走自己的道路，树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范例。邓小平之后，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各种文明之间的共存与互补，是对发展模式多样化论的继承和发展。
文章指出，十年来，尽管人权问题经常被强权政治用作干涉别国内政的口实，但是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构想却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邓小平积数十年国际活动的经验，提出了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思想。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他认为，对待意识形态差异和分歧，解决办法是求同存异，尊重各自的选择，谋求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不断发扬光大，还为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各类政党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广阔天地。
文章中提到，十年来，尽管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常发生波动，但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与尊重别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仍然在促进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邓小平是双赢、共赢原则的奠基者。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逊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关于如何具体解决国家关系中遇到的难题，邓小平早在1982年会见印度客人时就说过：“(边界问题)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
1984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把中日关系“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1989年12月他又对美国总统特使说：“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邓小平的这些理论和主张，在当今大国关系可能出现的良性互动中得到了验证。
文章强调，十年来，尽管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处理领土争议特别是海洋开发争端尚未完全普及，但显然没有比这更受欢迎和尊重、更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明智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有识之士的认同。诚如一位外国领导人所说：“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人。”外报：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论断为世界风云所证实
2007年02月16日 来源：综编
中新网2月16日电 在世纪伟人邓小平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俞邃的署名文章，回顾了邓小平在面对世界风云变换时，所表现出的才能、智慧与韬略，指出他是一个不但能够改变伟大民族历史进程，而且能够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文章指出，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他的才能、智慧和韬略，理论、业绩和风范，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他关于国际形势的一系列论断，堪称远见卓识，为近十年来的世界风云所证实。
文章称，十年来，尽管干扰因素层出不穷，但是并没有动摇和平与发展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同时又恰恰说明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是揭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先驱。上世纪80年代，他反复强调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他的这一经典性论断，并没有给人造成天下太平的幻觉。1992年初，他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是告诫人们，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要居安思危。国际形势证明了邓小平论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文章中提到，十年来，尽管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连绵不断，但是世界大战的悲剧终究没有重演；世界大战虽未发生，冷战思维却依然存在。邓小平1984年10月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时称：“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因素在增长。”1985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类似言论还有很多，但邓小平从未忽视国际形势的多变性与严峻性。1989年11月他在与外宾谈话时严肃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这番话，完全符合冷战后的国际形势状况。
文章指出，十年来，尽管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进程是曲折的，但是仍然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化。邓小平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酝酿成熟的。从那时起，他多次谈到未来的世界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第三世界的力量日益壮大，等等。1990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更明确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个。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此后，无论人们对于世界格局的认识存在怎样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或相似的，即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不等同于单极世界；多极化是一种客观趋势，但发展是曲折的。
文章称，十年来，尽管通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使命十分艰巨，但是毕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支持。冷战结束前夕，邓小平一再论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说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应当用作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他还说：“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的有关主张，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传播。如今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与促进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升华。
文章中说，十年来，尽管霸权主义者不择手段乃至凭借武力推销自己的“民主价值观”，但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历史潮流不可抗阻。邓小平肯定世界多样化，有一句名言叫“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他强调说，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他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汲取教训，坚决走自己的道路，树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范例。邓小平之后，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各种文明之间的共存与互补，是对发展模式多样化论的继承和发展。
文章指出，十年来，尽管人权问题经常被强权政治用作干涉别国内政的口实，但是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构想却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邓小平积数十年国际活动的经验，提出了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思想。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他认为，对待意识形态差异和分歧，解决办法是求同存异，尊重各自的选择，谋求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不断发扬光大，还为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各类政党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广阔天地。
文章中提到，十年来，尽管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常发生波动，但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与尊重别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仍然在促进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邓小平是双赢、共赢原则的奠基者。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逊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关于如何具体解决国家关系中遇到的难题，邓小平早在1982年会见印度客人时就说过：“(边界问题)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
1984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把中日关系“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1989年12月他又对美国总统特使说：“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邓小平的这些理论和主张，在当今大国关系可能出现的良性互动中得到了验证。
文章强调，十年来，尽管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处理领土争议特别是海洋开发争端尚未完全普及，但显然没有比这更受欢迎和尊重、更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明智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有识之士的认同。诚如一位外国领导人所说：“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人。”
再往后看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