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悄然退位

中新网12月10日电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因为它作为审案政策已实行了几十年。不过最近，继武汉市公安局、辽宁省抚顺市检察院之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也悄悄将这八字布告从看押室墙上撤下，代之以《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承认被讯问人有沉默权。

　　香港《大公报》报道说，撤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仅仅是简单地放弃一句口号
，而是内地人权保障事业的又一个进步，也标志着司法理念的重要转变。

　　报道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当然起到过威慑罪犯心理、加快破案进度等作用。但由于这个政策重口供而轻证据，很容易引来刑讯逼供的后果，是许多冤假错案之所以产生的根源之一。这些年来，内地司法制度改革加快，越来越重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但在一些地方，屈打成招的情况依然屡见不鲜，陕西麻旦旦“处女卖淫案”等引起公愤的案件，仍时有所闻。

　　这是因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背后，其实就是“有罪推定”原则：被抓了一定是有罪的，有罪的就必须老实招供，否则便是抗拒，就得从严惩处。这与现在司法文明所倡导的“无罪推定”是南辕北辙的。“无罪推定”是保障被讯问人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前提，只有在“无罪推定”的原则下，被讯问人才有权保持沉默，而由检控机关负责举证。所以，放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标志着“无罪推定”已正式取代“有罪推定”，成为内地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对你不利的呈堂供证。”这著名的“米兰达忠告”，时刻提醒被警方限制自由者用法律保护自己，表达了法律在有其尊严一面的同时，还有着对人性的关爱。五年前，国家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中有一条：“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这一点，在美国、法国、加拿大以及日本等许多西方国家的法典中，是一条比较普遍的条款。但内地的《刑事诉讼法》对此还没有明文规定。所以，要真正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承认被讯问者的沉默权落到实处，内地还要根据国际公约的精神和国际司法惯例，修订有关法律，使之与现代文明司法制度相衔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确实曾对促使真正的罪犯放下思想包袱、协助警方或检方破案起到过积极作用。那么，摒弃这八字政策，会不会使一些愿意坦白自己的罪行以图减轻处罚的人，因失去“从宽”的希望而顽抗到底呢？其实现代文明的司法体制，已经就此有相应的安排。如在许多国家，被告人若同意作有罪答辩，就有可能换取检察官在指控上的让步，或者在量刑阶段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建议。这一规定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虽有所类似，但根本不同点在于被告人的坦白与合作，是完全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的，而不是被“抗拒从严”的政策所吓出来或逼出来的。这样的制度被许多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值得纳入内地的法律规定之中。中新网12月10日电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因为它作为审案政策已实行了几十年。不过最近，继武汉市公安局、辽宁省抚顺市检察院之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也悄悄将这八字布告从看押室墙上撤下，代之以《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承认被讯问人有沉默权。

　　香港《大公报》报道说，撤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仅仅是简单地放弃一句口号
，而是内地人权保障事业的又一个进步，也标志着司法理念的重要转变。

　　报道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当然起到过威慑罪犯心理、加快破案进度等作用。但由于这个政策重口供而轻证据，很容易引来刑讯逼供的后果，是许多冤假错案之所以产生的根源之一。这些年来，内地司法制度改革加快，越来越重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但在一些地方，屈打成招的情况依然屡见不鲜，陕西麻旦旦“处女卖淫案”等引起公愤的案件，仍时有所闻。

　　这是因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背后，其实就是“有罪推定”原则：被抓了一定是有罪的，有罪的就必须老实招供，否则便是抗拒，就得从严惩处。这与现在司法文明所倡导的“无罪推定”是南辕北辙的。“无罪推定”是保障被讯问人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前提，只有在“无罪推定”的原则下，被讯问人才有权保持沉默，而由检控机关负责举证。所以，放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标志着“无罪推定”已正式取代“有罪推定”，成为内地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对你不利的呈堂供证。”这著名的“米兰达忠告”，时刻提醒被警方限制自由者用法律保护自己，表达了法律在有其尊严一面的同时，还有着对人性的关爱。五年前，国家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中有一条：“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这一点，在美国、法国、加拿大以及日本等许多西方国家的法典中，是一条比较普遍的条款。但内地的《刑事诉讼法》对此还没有明文规定。所以，要真正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承认被讯问者的沉默权落到实处，内地还要根据国际公约的精神和国际司法惯例，修订有关法律，使之与现代文明司法制度相衔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确实曾对促使真正的罪犯放下思想包袱、协助警方或检方破案起到过积极作用。那么，摒弃这八字政策，会不会使一些愿意坦白自己的罪行以图减轻处罚的人，因失去“从宽”的希望而顽抗到底呢？其实现代文明的司法体制，已经就此有相应的安排。如在许多国家，被告人若同意作有罪答辩，就有可能换取检察官在指控上的让步，或者在量刑阶段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建议。这一规定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虽有所类似，但根本不同点在于被告人的坦白与合作，是完全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的，而不是被“抗拒从严”的政策所吓出来或逼出来的。这样的制度被许多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值得纳入内地的法律规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