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宋朝的美丽与忧伤

天若有情天亦老·天子篇·太祖
　　之一：黄袍加身得天下
　　
　　
　　太祖开国，北宋历九帝，南宋亦历九帝，时间上北、南两宋相继各历一百六十年左右，堪称“平分秋色”。
　　三百二十多年的宋朝可以浓缩为一艘船的历史。
　　开国之初时是一艘战船。战船之主是宋太祖赵匡胤。
　　两宋之交时是一艘游船。游船的主人唱罢退场、乐完归阴。
　　恭帝之时是一艘孤舟。七岁的皇帝独演“楼船载国”的悲剧。
　　太祖当年万万不会作如是想，我们只能对他多些宽容与原谅。
　　绿水因风皱面，青山为雪白头。天若有情，天将因宋而衰老；天若有恨，天将为宋而悲愤。天有情天不只爱赵氏天子，上天之子民是芸芸众生；天有恨天不只恨宋家寡人，青天让世间风雨交加、泥沙俱下。
　　天子最可能有在天之灵，否则皇帝老儿们就空有上天之子的虚名。
　　不管他们是否乐意，我们首先访问的是宋朝的皇帝们。如你所想，首当其冲的就是宋太祖。
　　北宋之初的船主赵匡胤孔武有力、威震四方。
　　这首先是因为他本人拥有足够的力量，并将这种上天所赋和后天锤炼的力量集中用在了战场上，这样才能有希望获得天大的收成。
　　赵匡胤在22岁时投后汉枢密史郭威帐下从军，在高平之战中奋勇杀敌，大败北汉军，其军事才能受到后周世宗的赏识，升为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后统辖作为皇帝亲卫军的禁军，成为世宗的亲信将领。接着随世宗征南唐，数战皆胜，屡立战功。时年30岁的赵匡胤只经过八年的时间，就由初入行伍时的无名小卒成长为高级将领，头戴武官最高的节度使衔，掌握了队伍精壮、战斗力强的禁军的实权。在再征淮南的战役中，战功卓著，逼和南唐，又随世宗伐辽。
　　出身可能决定不了经历和收获。赵匡胤得天独厚的平台使得他能够迅速脱颖而出，成为他效劳的朝廷的关键人物。他可以决定和影响包括皇帝在内的很多人的生命和命运，而对自己命运的把握和运作更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这比刘邦强了百倍。刘邦起事时人微言轻，实力薄弱，要不是几个老乡认定了他，民主选举多少次都轮不到他人五人六、堂而皇之地坐成庄家。要不是吕老爷子有先见之明，将女儿作赌注押在他身上，他打一辈子光棍也未可知。要不是项羽有勇无谋，大男人多有小妇人之仁，一万零一个刘邦也早已被他粉碎一万零一次了。
　　这比朱元璋好了千倍。这位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出身布衣，穷困潦倒，生活窘迫，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他的几位亲人是饿死的，他出家当和尚是为了混口饭吃，在僧多粥少的寺庙里他是干得最多、吃得最少的，是那饥肠漉漉熬日月的惨兮兮的小沙弥。还是为了填饱肚子，他加入了草头王的造反队伍，从大头兵干起，历尽艰难险阻。本意是当个土匪作为生计，没成想走上了争霸皇位的难归之路。这不就是歪打正着么！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赵匡胤虽然在军中飞黄腾达，他还没有资格和能力让他的亲兄弟成为左膀右臂，他的父亲也没有在军中给他留下可以坐享其成的根基。但赵匡胤没有错过在当时可以发展“义社兄弟”组织的大好机会，并且他的这个圈子在军中的影响是无可替代的。这就是所谓的“十兄弟”，除他本人外，还有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斌和王政忠。这是真正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等到这些人以自己的行为决定历史的走向时，历史就很自然地将他们尊称为“勋臣”了。
　　当其时也，主少国疑，命悬一线；后周君臣，提心吊胆。东北面是耶律阿保机建立的强大的草原汗国契丹，时常兴兵南下骚扰，是混乱不堪的中原的巨大威胁。北汉是后汉的残余势力，从属于契丹，也屡屡出兵攻周。后周世宗柴荣是五代时期颇有作为的皇帝，在位七年。期间继承并发展了后周太祖郭威推行的政策，致力于经济和政治改革，使北方的政治局面趋于稳定，为再一次的民族大统一创造了条件。实力雄厚的周世宗向南扩张控制了富饶的淮南地区，挥师伐辽收复了大片失地。在幽云十六州有望重回怀抱之时，他突然病重并死于大业未竟之际，年仅三十九岁。
　　承接周世宗的是他的七岁的四子柴宗训，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被尊为周恭帝。在如此震荡的潮流中，周恭帝被抛在了一叶扁舟之中，如何经风过雨、过礁击流，没有几个人心中有底。
　　当利益无限大而风险无限小时，没有人会省却吹灰之力。皇帝的宝座四围皆空，信手得之如探囊取物。有能力得者心向往之却虚与推脱，无能力者心生异念而推波助澜。
　　野心成长为阴谋，历史就会因之而变；器重积累成专权，座次就会随之而改。先后受到后周太祖和世宗赏识并委以重权的赵匡胤在令人艳羡的位置上仅仅向前迈了一小步。
　　实施这个惊天动地的阴谋，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圈套就改天换地、顺理成章了。
　　箭在弦上，引而不发，就是懦夫；铤而走险，盲人瞎马，就是蛮人。
　　有时候干大事也只需要小把戏，这就需要看是否具备人们常常不能忘记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当皇帝就是天大的事，放在谁面前都将会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
　　赵匡胤就是以小把戏干成大事业的千古一人。
　　我们一起试着去条分缕析：
　　时间上的巧妙选择：公元960年春节。在这样一个中国人十分重视的节日，后周君臣同样有充足的理由快乐一番。周恭帝还是盼过年的小孩子，心急如焚的皇后也可以将烦恼暂时忘却，难耐煎熬的文臣武将自然可以放松几天，赵匡胤自己也是神清气定地融入到节日的气氛中。无论边关如何紧张，权且以为天下太平，等到节日之后去面对也是常理。
　　事件上的瞒天过海：祥和的节日里，突然从镇州和定州传来惊人的消息，奏报说契丹兴兵南下并与北汉之兵联合入侵。幼小的皇帝自是惊惧无比，年轻的皇后更是束手无策，在不辨军情警报是真是假的情况下，惊惶失措的柴宗训派赵匡胤率领禁军出征抵抗。率军出征者非赵匡胤莫属，因为这时他已执掌军政六年时间，手中握有重权，屡建奇功异绩，有众人所望，得士卒之心，有着时下五星级的人气指数。
　　宋史是赵家天子的家史，历代赵氏皇帝都煞费苦心地为家天下涂脂抹粉。这次警报和所谓的契丹用兵在史书均无记载，从当时及过后的情况分析，契丹刚刚战败，断无可能在战败后的一个多月再次兴兵，也绝无可能在天寒地冻、草枯马瘦之时用兵南侵。率军离京北上的赵匡胤并没有遇到交战对手，他心目中只是有一个假想敌而已。
　　地点上的游刃有余：赵匡胤率精锐之军离开京师，既可以摆脱朝廷的控制，又可以集结兵力号令诸军。这样，进可以挥师入京，以武力夺取皇位；退能够以逸待劳，用软功逼其禅位。就在这里号令天下，等待皇帝的玉玺撞进怀里来。
　　条件上的万事俱备：最让人感到此中游戏与滑稽的是，这些好似忽然计上心来的人竟然准备了一件必不可少的黄袍。为新天子的金玉之身遮挡子虚乌有的风霜雪寒的御衣已经准备好了，别的事情更是不在话下。大年初二，赵匡胤的副手殿前副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率前军出发，当时京师传言说“策点检为天子”。等到初三赵匡胤率大军出发时，军中擅长占星术的苗训诡称看到太阳下面另有一个太阳，改朝换代已成天命。各色人等提前给相关人员打了适当的预防针，期望到头来不要因为改天换地而大惊失色。这正是无以复加的万事俱备，只欠心平气和、志满意得地轻轻地说一句：“从现在开始天下归于赵家门下！”这才是干大事的人，想得多么周到与细致啊！
　　操作上的水到渠成：部队开到京师东北的陈桥驿，在赵匡胤的指使下，他的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谋士赵普在军中鼓动说：“现在皇帝幼弱，不能亲理政事。我辈出生入死，有谁知道？不如先立检点为天子，然后再北征。”又派人回京告诉他的心腹兄弟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等人，作为回师夺权的内应。是夜军中将士无人入睡，赵匡胤假装大醉不醒。初四凌晨，赵匡义、赵普与诸将一起携带兵器闯进赵匡胤的军帐内，齐声高呼：“诸将无主，我们愿立太尉为天子！”在半推半就之间就将黄袍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等到众人参拜、山呼万岁之后，赵匡胤开始提条件：“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你们能听从吗？”众人皆说惟命是从。你看这事办得！我是为了你们才当皇帝的，让我当了皇帝你们就得听我的话！言外之意是你们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不按你们的意愿和想法去当这个皇帝！
　　毕竟赵匡胤非同常人，他以众人捧起的皇帝身份下的第一道所谓的圣旨是不许手下诸将惊犯宫阙、侵凌朝贵。
　　黄袍加身的赵匡胤率军回京，闻此兵变的后周大臣在仓促之间图谋抵抗。石守信打开了宫门，宰相范质、王溥被挟。泪流满面的赵匡胤对他们说：“我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到了这种地步，真是有负于天地。事已至此，可又怎么办呢？”在范质等人无言以对之时，手执佩剑的军校罗彦槐厉声喝道：“我辈无主，今日必须有个天子！”范质、王溥等见大势已去、回天无力，赶紧躬身下拜。朝中大臣见大事已定，急忙拱手祝贺。
　　中国自有始皇帝嬴政以来，皇帝成了至上无上的职位，这就诱惑得无以计数的人铤而走险地做着皇帝梦。直到民国时期窃国大盗袁世凯意欲复辟称帝之时，孙中山先生曾无可奈何地说：“四万万人都想当皇帝。中国向来没有为平等自由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位。”
　　没有多少人不了解皇帝的职位及其职权，有两点应该是共识：一是皇帝权法无边。只要有此想法并为之付出，就可以一步登天，惟我独尊，尽享人生极欲，尽如人世梦想。二是换手率和成功率高。从秦始皇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两千年间，大约经历了二十六次改朝换代，每个朝代平均统治不足百年，期间鱼龙混杂，各色人等把得天命当皇帝看作走台唱戏，你方唱罢我登场，你若耍赖我动武，每位皇帝平均在位不足十年。“皇帝轮流做，今朝到我家。”即使是手无寸权、脑无尺慧、眼无丈望的人也可以说说这句话过一下瘾，等到有些人说了就当事做或者不说暗地里去做的时候，那就是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另外一点就不是多数人所能了解和认可的，那就是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具危险性的职业和岗位。谁也无法准确统计因想当皇帝而梦想成空屈死了多少人，因谋皇帝位而驱使毫不相干的人送了多少命，因在皇帝位上被人妒嫉愤恨而丢了多少命，也没有人能说得清到底有多少姓氏人家将自己家族的血用来浸润那让人魂牵梦绕、日思夜想的传国玉玺。
　　当皇帝的快乐是虚华的怪胎，当皇帝押上的是身家性命。一个王朝的前奏是腥风血雨的紫红，也是前一个王朝血雨腥风的黑红，开始的辉煌与结束的凄惨都是腥风血雨与血雨腥风的凝结。鱼死网不破，网破鱼不死；成功不成仁，成仁不成功。这些前仆后继的人一再悲叹：“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
　　这就像打擂，颇有些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意味。心狠手辣的秦二世胡亥为夺帝位杀死了哥哥扶苏，让皇位之争初次沾染了血腥之味；李世民亲自炮制了玄武门之变，清除了妨碍他君临天下的亲兄弟；五代十一国时期国兴国亡如走马换灯，旧皇多数不能善终，新皇大多丧权丢命。
　　这些都应了这么一个怪圈：自己一门心思、孤注一掷地想当皇帝，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鏊子上烤；一帮人赤胆忠心、出生入死地扶助这个人当皇帝，就是这帮人将这个人架在火鏊子上烤。有烤糊的，有烤病的，更有烤死的，鲜有因烤得舒服而志满意得的。
　　如此看来，赵匡胤是最聪明的。他得天下如探囊取物，兵不血刃，箭无一发，行禅代礼，既保全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又实现了自己的最高梦想。
　　军人治国，岂能不悬？！
　　赵匡胤眼中看的、脑中有的、心里想的，肯定纷繁杂乱，忧心忡忡。假装酒醉可以轻松蒙混过关，装作熟睡难免彻夜辗转反侧。
　　新官上任三把火。何况是皇帝，你不烧火没有人替你烧。
　　你猜赵匡胤烧了几把火，烧出来什么样的局面？
　　你应该有兴趣继续了解。
　　稍事休息，我们还将继续踏上宋朝之旅，去看看赵匡胤如何烧火吧！

之二：盈手杯酒释兵权
　　
　　
　　所有国家任何时候的政治都值得把玩。政治是需要精心打理的第一事务，这就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人。所有的政治人都会对自己的团体有着明确的高下、尊卑、优劣的划分，大体可以归于政治家、政客、政治流氓与政治败类。成功的被尊称为政治家，这自然无可厚非；吃政治饭并混得人五人六、左右逢源的被公认为政客，他们可以肠肥脑满，怡然自乐；有奶便是娘、翻脸不认人、为主子当奴才的被誉为政治流氓，这些人招惹不得；曾经成功地登顶却又被人一脚踹下跌入深渊永世不得翻身的被授予政治败类的名号，没有人企图为这些人翻案。
　　所以玩政治就是玩火，玩火容易自焚。但玩火者不一定必然自焚，这主要看对风向的把握。
　　成功的玩火者只烧他人，不烧自己。
　　赵匡胤已经把自己推向玩火的地步，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玩火者。
　　我们看他如何玩火。
　　我们先看这位新皇烧的第一把火。
　　即便没有无可比拟的超人之处，聪明如赵匡胤者也会将第一把火烧向他所起家的军队。因为枪杆子决定印把子，枪杆子决定脑门子，枪杆子决定嘴巴子，枪杆子决定心窝子。一句话，枪杆子决定命根子。
　　赵匡胤煞费苦心导演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使他在五天之内就由手握重权的军政大臣升格为面南而坐、君临天下的皇帝。皇帝更是苦差事，所有的一切都要从苦中来，并不是建了国号为宋，让历史称其为宋朝，让后人称其为赵氏王朝就万事大吉了。
　　他轻松地趟过了挡在登上皇帝宝座路途上的河，尽管这条河没有前朝与后代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与汹涌波涛。他收获了梦想中的猎物，自然可以大快朵颐，独享美妙。他给赵氏家族备足了能够使千秋万代的子子孙孙填饱肚皮的各种精美的食粮，当然有理由喜不自禁。
　　过河了桥还有何用，鸟已尽弓当闲置，兔死了狗就多余，磨已卸留驴干啥？同样的问题无数次地摆在过无数人的面前，皇帝也不例外。无数的人走了相同的路，他们用相同的经验创造了过河拆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卸磨杀驴等经典传说。汉高祖刘邦就赤裸裸地对立国功臣大开杀戒，自以为刘家天下可以千秋万代。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将恶事做绝，一把火烧了庆功楼。
　　赵匡胤也有心理压力和障碍，他深知得江山社稷易如翻掌，失江山社稷也会在悠忽之间，他不能不对此做出必要的应对和有效的措施。军人出身的他更有理由挥舞手中的刀乱砍一通，将明患和隐患一起消除。圆活灵通、精于计谋的他在分析形势并寻找对策和借口。
　　有人看明了这一点，并且比他想得更深更远。这就是赵普。
　　赵普在后周时期就是赵匡胤的幕僚，他深谋远虑，达权智变，周密持重，忠智两全，深得主子信任。赵匡胤视赵普为手足，但凡大事一应托付给他就放心无虞。陈桥兵变的主谋是赵匡胤，但积极策划并付诸实施的却是赵普。擅长审时度势的赵普是北宋的开国元勋，更是封建社会的守成良辅，也是地地道道、高瞻远瞩的谋略家。
　　我们在拜访宋朝文臣时会首先与他见面并领略他的风采。
　　赵匡胤单独对赵普说出了心中的疑惑：“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的帝王换了八个姓氏，有十二个皇帝争得皇位，以致连年征战，兵戈不息，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今，我想使天下长治久安，永消兵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精于治道的赵普对此早有思考和结论，略作沉吟便回答：“陛下能考虑到这些问题，实在是黎民苍生的福气。天下之所以皇位频移、战乱不断，主要是因为藩镇权力太重，国君弱而臣子强。治理的办法也无须奇技巧术，只要稍夺其权，限制他们的钱粮，天下自然就会安定。在此之前，臣已有过上奏。”
　　响鼓何须重锤敲！天赋异秉的赵匡胤心领神会，更加坚定了自己反复思考、成熟在胸的削夺藩镇节度使兵权的决心。
　　南宋初年，范浚在《五代论》中说：“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这是为太祖找到的理论依据。军队是至要，军强则国兴，军弱则国衰。兵权是首要，有权则可一呼百应，失权就会一命乌呼。要隘是兵家必争之地，兵权是皇家延续之柄。当其时也，如果一个节度使心生异念，酿起兵患，就会搅得天下不安，就能扰得朝廷不宁。唐末五代以来，政权随着兵权的变更而更迭，无论是否是合格的军事家，只要有着充裕的兵力，就可以问鼎中原，荣登宝座。赵匡胤正是从下级军官到殿前都点检再到皇帝宝座的，没有人像他心知肚明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他深知自己所以能够黄袍加身，掌握禁军兵权不可或缺，否则，他将永远是听命皇权的走卒。
　　聪明人善于从自己的成功中总结经验，更擅长从别人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赵匡胤的成功经验就是后周的惨痛教训，而深知后周软肋的他自然不会对禁军及其兵权听之任之。
　　赵匡胤初当皇帝时，掌握禁军权力的是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这些都是他的心腹兄弟，是陈桥兵变的有功人员，是他走上皇帝宝座的铺路基石。赵匡胤不能难为他们，论功行赏在情理之中；赵匡胤无法难为他们，他们曾经亲如手足，当初的盟誓与后来的合作仍历历在目，不能忘怀。善待兄弟的赵匡胤让拜把子兄弟石守信担任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
　　宰相赵普多次劝谏不能让石守信等长期掌握禁军，赵匡胤置之不理并深感费解：“这些人绝对不会背叛我，你怎么如此放心不下？”赵普应对：“我并不担心他们自己会背叛陛下，但是我已经观察很久了，这些人并没有驾驭部下的才干。他们的部下如果有贪图富贵的人，再有作孽之人唆使他们去干蠢事，他们能自主做出决断么？”
　　这不就是以其人之道还劝其人之身么！赵匡胤就是挑起军士哗变而黄袍加身的，后唐明宗李嗣源被部下拥戴为帝，后唐末帝李从珂打着清君侧的幌子率兵进京，在一片劝进声里当了皇帝。这在五代时期多见不怪。
　　赵普寥寥数语的肺腑之言吹散了赵匡胤心中弥漫的沉雾，消除了他拘泥于世俗情理的迂腐认识。
　　思想上的死结解开了，操作上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晚朝宜于夜宴，赵匡胤特意留下石守信等人推杯问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赵匡胤对天长叹，郁郁寡欢，惊得众人惶恐不安，他这样回答众人的疑问：“我要不是你们帮助，肯定做不成皇帝。你们对我的好处，我是毕生难忘的。可是你们哪里知道啊，做皇帝也有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说句实在话，当皇帝以来，我就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连忙惊讶地追问：“如今天下太平，虽有汉、唐等国还在负隅顽抗，拿下他们不过是早晚的事。究竟还有什么让陛下如此忧心呢？”
　　赵匡胤逐渐亮牌：“汉、唐是垂尽之国，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倒也不用多虑。我所担忧的其实也不难理解，你们想，皇帝这个位子有多少人日夜惦记啊！丢了皇位倒也罢了，只怕身家性命都保不住，叫我如何不忧，怎能不战战兢兢，想快乐还能快乐得起来吗？”
　　这一席甜中带苦、软中带硬、柔中带刚、绵里藏针的话，怎不叫人慌难择路，他们纷纷急急地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赵匡胤话中夹带着匕首又掷了回来：“对你们几位我是信得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之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么？”
　　我就拿你们已经做过的事来挤兑你们，看你们向哪里闪转腾挪？
　　焦急万分的开国元勋们请求皇帝赵匡胤指引出路，这正中设局者的下怀：“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只是短暂的瞬间。忙忙碌碌为的是多积攒出金帛财物，终生享乐不尽，使子孙免遭贫困而已。这样说来，你们不如解除兵权，选一个繁华富庶的地方，多置办良田美宅，为子孙留下丰厚的产业。自己也可以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享天年。我跟前的几个儿女，如果你们不嫌弃，咱们可以结为儿女亲家，共保富贵。这样，君臣之间两无猜疑，相安无事，不是更好吗？”
　　手中的权说到底是为了换钱财和荣华富贵的，有人出钱，还搭配着皇家姻缘，又能免除功高震主的灾祸，这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了。
　　他们都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和手续，要求走者得到百般挽留，算得上情真真意切切；放人走者难耐乱箭穿心，几近于悲戚戚惨兮兮。辞去禁军职务的到地方任节度使，从此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官职，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也永不授人。
　　我可以从这些职位上走上皇帝宝座，以后谁再想照些办理，没门啦！
　　兵权总须有所归属，到哪里去了呢？都到皇帝手里去了！
　　赵匡胤将禁军一分为二，设立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三个指挥使互不统率，都直接听命于皇帝。在朝廷设枢密院，专门负责掌管调兵，也直接听命于皇帝。统兵权与调兵权截然分开，全部集中于皇帝，斩断了唐末以来的“亲党胶固”的官兵关系，从体制上杜绝了兵变的发生。
　　这就不是“小儿科”式的小把戏了，这是真正的“心内科”的大手术！
　　这个大手术的效果一直影响至今。
　　操手术刀的赵匡胤及其后世的赵家天子没有能够成功地弥补手术后的负作用。这或许就是宋朝有权调兵者而手中无兵、手中有兵者却无权调兵的节制之法，也是右文抑武的必然结果，兵不壮而文鼎盛，国不强而艺繁荣，从太祖开始就已埋下了这种先天不足的基因，才有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兵分离、内外相约的局面，军官大多数在上任路上奔波。赵匡胤在军中起家，崇武抑文，戎马生涯，颇有公望与私信，以军事政变夺权称帝，自然会深知军权过重的利害，有此一举也不为怪。同时，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既是帝王之为，也是统治的需要。
　　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以其和风细雨式又兼皆大欢喜、各得其所的安内方略奠定了宋太祖由军事家向政治家转变的基础。
　　这一高招的硕果是封建社会国家军权的中央初步形成，端坐中央军权之中央的是皇帝。
　　那些年代，真正的中央是朝廷，代表中央的是皇帝。皇帝到哪里，中央随之移动。中央不只是军权的中央，还有别的。其它的也很重要，赵匡胤不会坐视不管的！
　　我们还要继续与他谈谈相关问题，好在太祖有足够的耐心。

之三：中原山水归一统
　　
　　
　　政治家的前身是阴谋家，否则就无法担当得起政治家的美名。当阴谋变成阳谋，当暗夺变成明抢，当一切可以大白于天下时，这肯定离掌控天下已为时不远。
　　赵匡胤也不例外。他烧的第一把火没有耗费多少柴薪，点火之后无非是浇上了几杯美酒，就炉火熊熊，大功告成了。等到灰飞烟灭之时，锻造出来的就是纯金度极高的军权集于皇帝一人的军权中央。
　　头三脚难踢，第一把火难旺。集权治军上已高枕无忧，其它的问题就更易于迎刃而解。
　　疆土很显局促，周边需要扩张。横扫乌合之众，致力扩疆拓土更是他的强项。先前是给人家打工，现在自己做了老板，更要精心并用力。
　　这就要烧第二把火，将军队投入熔炉，让国土无限膨胀。派将扫平荆、湘、后蜀、南汉、南唐，一路势如破竹，尽入囊中。亲率军队出征北汉，力争消除心头之患。
　　地盘大了，人口多了，条件好了，头绪多了，治国安邦需要人才，经世济民需要财富。因此，政务成了不可忽视的大事。赵匡胤又将手中最后的柴火集中起来，烘烤朝廷与地方的政务。
　　这是第三把火。这把火烧起来也很顺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主要得益于他的远见卓识与未雨绸缪。心计颇深的赵匡胤厚待前朝帝王，留用前朝旧臣，以安民心，以稳政局。万事不用推倒重来，新事可以缘例旧制。发一道诏书，或者口头表扬几句，再不行赏点田宅美女作小恩小惠，主动去握对手的手，去暖敌对者的心。跟着谁都是混饭吃，没有多少人特别较真，况且更能性命无忧，衣食丰足。地方节度使权大无边，时常失控，就来个斩草除根，判其死刑。从中央派人到地方任行政长官，财权上收。自八世纪中叶以来一直炙手可热的节度使官制从此退出政权的舞台，曾经的辉煌化作飘浮的尘埃。
　　将相难和，文武相争，历来是皇帝最头痛的事情。文皇帝难以驾驭手握重兵的武将，武皇帝不易安抚心比天高的文人。太祖与宰相赵普同过朱雀门，赵普应天子之问解释了“朱雀之门”中“之”字的用法。太祖笑答：“之乎者也，助得甚事！”之后不久就有了明显的改变，因为他知道在天下承平的岁月中，统治集团中的文人儒士的作用不可或缺。他经常深有感慨地说：“宰相要保读书人。”同时，要求手下的武将读书研经，掌握为政之道。
　　然而，太祖崇文尚文却不废武弃武，职业军人的英武之气在关键时候峥嵘尽露，气吞万里如虎。南唐主派闻名于世的江南名臣说客徐铉请求太祖缓兵。使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了半天，太祖只是静听，到最后才说：“你说我与煜形同父子，那么父子不同堂，各为一家，那可以吗？”徐铉张口结舌。再使时，徐铉声高言厉，太祖按剑而起，直说：“江南君臣与民并无罪过。但天下一家，作为天子，我的卧榻旁边难道能够容忍他人鼾睡吗？”一榻之处都是别家地盘一直是太祖的心腹之患，寝食不安，处心积虑。
　　内外相制，上下相维，最终集权于中央，集权于君主一人。赵匡胤迅速完成了从强硬的职业军人到铁腕政治家的转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帝王政治家之一。
　　我们这样知晓宋太祖赵匡胤，肯定也会挂一漏万、以偏概全。我们不问的，他不说；我们不问时，他颔首微笑，默而不语。
　　我们还应知道，太祖是厚道的。他没有杀前朝的皇帝，尽管后周世宗已经无可奈何地引颈向刀，尽管有皇之争以来一直奉行的斩草除根、斩尽杀绝，尽管他的皇子皇孙最终难逃国破身亡的境遇；他没有杀有功的拜把兄弟，这些异性兄弟在有宋一代都有着王位相袭、俸禄从厚、反罪从轻的待遇；他没有杀害自己的亲兄弟，这更容易理解，没有珍贵的手足情就不可能善待前朝皇帝、旧臣和相依为命的异姓兄弟。
　　我们还该知道，太祖是孝顺的。孝顺的太祖十分听母亲的话，没有做丝毫的违背。太宗是太祖的弟弟，这种传位法，肯定不是太祖的本意，而是出于杜太后的考虑和安排。杜太后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女人，经常参决国家大事。太祖本性孝顺，非常敬重太后。太后临死之前，把太祖和宰相赵普召进宫中，安排后事。太后对哭哭啼啼的太祖说，你能够得天下，只是由于周世宗把皇位传给了一个小孩子闹得人心不归附。假设周氏立一个年长的皇帝，天下岂能到你手中？你和弟弟光义，都是我生的，你百岁之后，应当传位给弟弟。四海之内，百姓至众，能立年长的君主，才是社稷的福气。杜太后又对赵普说，你也要记住我的话，千万不能违背。又让赵普将自己的遗嘱写成文字。赵普将遗嘱收藏在国家存放机密文书的地方，由谨慎可靠的宫人掌管。谨遵母命的太祖没有在母亲百年之后将皇位传给儿子，而是按照母亲的嘱咐传给了胞弟赵光义，并且没有对皇位的后续传继说过只言片语。他只管住了自己，他知道不可能管住别人和自己死后的事情。
　　我们还要知道，太祖是短寿的。在力将消灭北汉，踌躇满志地部署统一战略之时，太祖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身亡，时年仅50岁。这个“斧声烛影”的千古疑案成为历史的一大谜团，知情人都已经化为尘土。千年已过，时光荏苒，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一切的疑问和疑问的一切。即使神灵大发慈悲，揭露真相，揭开谜底，因早已物是人非，也失去了其实质意义。
　　无法想象太祖再多活十年或更长时间的话，历史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我们为太祖抱屈，也为历史忧愤。可我们无能为力，回天乏术。就如现在，太祖就端坐在我们面前，有着疆场上的威武和政事上的温和，依然英姿飒爽，依旧神清气定，虽然心中藏有无限的冤屈和积淀了千年的怅望，他却没有说出一句表白自己的话。
　　我们对他只能心存敬仰。
　　即便是太祖赵匡胤亲把船舵，这艘从中原地区初航的战船也无法在漠漠西北和茫茫草原靠岸，这隐患一直笼罩着两宋全朝。
　　由此可见，上天是公平的，从不垂青一个强大的民邦，也不薄待一个弱小的民族。斗争是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热闹、高潮和低回，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归于沉寂。
　　
　　随着存留时间最长的建国三十三年的后汉的消亡，持续了七十三年的五代十一国时代终于结束。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到公元979年北宋完成统一大业，历时二百二十五年。这个噩梦实在是太漫长了，漫长得十几代人没有等到宋朝的丽日蓝天。
　　
　　宋朝应运而生，世界同此凉热。公元十世纪初年，高句丽王国建立。八十年代，法兰西公爵卡佩特继西法兰克国王位，改国号为法兰西王国。

]]

自由如风君~戒念滴《宋风》勉强还行哟~
(最主要的原因是《新宋》我早就看完了.唉~想当初在幻剑.不提了~不提了~)
推荐燕垒生《天行健》以及他的短篇小说~
;P ;P :P :victory: :handshake

原帖由 湘中王平 于 2007-1-31 13:03 发表
自由如风君~戒念滴《宋风》勉强还行哟~
(最主要的原因是《新宋》我早就看完了.唉~想当初在幻剑.不提了~不提了~)
推荐燕垒生《天行健》以及他的短篇小说~
;P ;P :P :victory: :handshake

呵呵，《新宋》还没有写完呢，燕垒生的《天行健》很久以前的玄幻了，好像也没有最后写完，这两部都是在下欣赏的好书:handshake

明清的政治制度可以说都是继承宋朝的

积贫积弱四个字怎么写？

原帖由 行尸走肉 于 2007-1-31 19:25 发表
积贫积弱四个字怎么写？

宋朝很贫吗??

太祖等帝王就先告一段落了。有机会再补上。
　　下面发点有关宋文人的。
　　先看“千种风情 千古风流”的柳三变－－柳永
　　
　　
　　柳永：千种风情 千古风流
　　
　　
　　（一）武夷山水的温润之子
　　年年春风剪杨柳，岁岁日月映古今。
　　在历史的瀚海中徜徉，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总会有明丽的浪花闪亮我们的眼睛，总会有光彩的人物激荡我们的心灵，总会有新鲜的收获充实我们的珍爱。
　　目光在宋朝岁月中流连，灵魂在两宋风情中荡涤，精神在宋时战火中厉练，就无法躲开柳永和柳永的身前事与身后名。
　　千种风情扑面而来，千古风流荡气回肠。
　　柳永是永远属于武夷山的。
　　武夷山与柳永珠联璧和，相得益彰。
　　暮春三月，我初访武夷山，为的是赏名山秀水，润祥云柔雾，拜理学名家，观柳永风采。在云雾缭绕中登天游峰，在丽日灵光下漂九曲溪，在酥雨浸润里探武夷精舍。置身人间仙境，仿佛时空交错，眼前的绿水青山和历史的浓云沉雾时远时近，忽清忽浊，让游者的脚步并不轻松。
　　丹山碧水的武夷山以明丽的自然风光、美妙的神话传说、浑厚的历史文化、耀眼的名人大家而誉满九洲，驰名中外。武夷人柳永独具一格，位列其中，名副其实。
　　仿佛不经意间，我一下就撞进了柳永的世界，约略是因为脑海中对柳永的记忆和思索明显多于属于武夷山的其它。
　　我曾经想探寻柳永的故居，当得知时过千年之后，柳氏老宅已荡然无存时，心情自然沉重。山还在，水还流，人早去，楼已毁，青烟化作浮云，世情凝成惆怅。好在有了一个纪念馆，这倒成了唯一可至的寻觅之处。
　　柳永纪念馆遥对着丹霞峻拔、苍松环簇、气势磅礴的幔亭峰，座落在高可触云、四壁陡峭、屹然耸立的大王峰脚下。这里位处武夷山的第一峰，九曲溪的第一溪，让人频发居高思危之心、逝者如斯之情。
　　　　走进纪念馆，游人竟是极少，多的是微风摇树、细雨滴叶的声音，这正宜于孤身探幽，独步静寂。庭院精巧,错落有致，长廊悠悠，芳草凄凄，丹峰拥翠,修竹扶疏。馆前耸立的柳永全身塑像神采飞扬,眉宇间才情俱显，面对双峰,持卷凝思,为仙而吟。馆内门厅照壁正面高悬毛泽东手书的巨幅柳永佳词《望海潮》,背面为柳永名词《雨霖铃》的词意石雕画。馆内东、西、后厢房内,有柳永生平馆、柳词书画馆和当代名家所赋的文词。
　　柳永是现今武夷山市上梅乡白水村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又字耆卿。因排行第七,故又名为柳七。柳永少有俊才,为人风雅,巧工词章，年轻时曾有“金鹅峰下一枝笔”之称。
　　除了散见于他人著作中的词作外，可以据史可查或是口口相传的，大约只有这些。历史是客观的、公正的，只是由人写成，堆积成浑厚的典籍，难免不失偏颇。正史中找不到柳永，野史的记载也是支离破碎，挂一漏万，我们甚至无从得知柳永的相对确切的生辰年月。这就不单单是柳永的悲哀了，更是历史的悲哀，也是史观的缺憾。
　　武夷山人名家辈出、名人备至。南宋著名学者胡安国、抗金名将刘子羽也出生在这里。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在这里生活、著书、讲学长达五十年，也算得上是武夷山人了。李商隐、杨时、范仲淹、陆游、辛弃疾、徐霞客、戚继光等历代名人在这里留下了百家千篇赞美武夷山的词文歌赋。柳永与武夷山更是不可或缺，人因山而灵性迸发，山因人而名声再扬。
　　历史的遗忘和遗忘历史绝不能相提并论。为数众多的人的大脑、眼睛、嘴巴和双手是勤劳而又公正的。无论是与柳永同时代的人，还是时越千年的世世代代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将他看得出、记得下、说出来、写进去，这才有了不只留下精美词章的柳永，也才有了有血有肉、有爱有怨的柳永。
　　忘不了柳永的首先是当今的武夷山人。故居灰飞烟灭，故土依然沉厚。风是和风，树是绿树，山是青山，水是碧水，人是亲人。游子走千里，根在故土中；风筝入云端，线在情怀里。故人将念想记在心里，又将敬仰和柔情凝成可供来客叩访的纪念馆，这就是柳永的福气了，也是游客的造化。
　　
　　（二）武夷之子的少年情怀
　　人都有七情六欲，柳永自是概莫能外。人都是慢慢长大的，柳永也是一岁一年。人都是三十而立，柳永也不是空待三十。
　　柳永也一定是童年无邪，少年天真，青年率直。
　　柳永少年时对词的青睐和爱好伴其一生，使其盛享文名。
　　南唐灭于北宋后，柳永降生在南唐降臣柳宜之家。柳宜身为降臣，对旧主李煜念念不忘，默诵其词，对新皇赵匡胤胆战心惊，惧怕万分，自此便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受父影响，柳永的性格多显其柔软的一面；得父所惠，柳永对词的兴趣和贡献也源于其博学精思与经世致用。
　　有一次柳永见父亲心无旁逸，凝神默诵，泪流满面，就轻声细语地问父亲，这句有长短、似诗非诗、平仄无律、比诗顺口的究竟是什么。
　　难得笑上眉梢的父亲给懂事而又细心的儿子讲了词。第一次接触词的柳永因为父亲的眼泪、真情与忧郁，将词记在心里，这一记就是一生的付出。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泪是心血的凝结。波澜壮阔的词的激流，发源于一双无助的眼睛，启航在一颗稚嫩的心灵，最初的浅溪却都是哀怨的眼泪，千回百转，晶莹剔透。
　　父亲柳宜被皇帝派去治理水灾后，柳永一直跟随母亲读诗诵词，得到启蒙，后来又和两个哥哥师从尹先生。在尹先生的点拨下，他在词曲上的兴趣和天赋展露无遗，在填词度曲上不久就小有名气。才子风度，少年情怀，入得红楼，佳人青睐，收入虽然微薄，心理定然宽慰。
　　此时的柳永春风得意，无忧无虑。然而，命运之神没有将他遗忘，无尽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神的化身就是范仲淹。父亲柳宜和范仲淹是挚友。范仲淹慧眼识才，十分欣赏柳永金玉般的禀赋。然而，一个自在少年的词作，有的只是至美至柔，沾的是青楼习气，浸的是胭脂粉水，眼界是三尺楼阁，命题是寸步生活。范仲淹没有对柳永失望，更没能放弃改造的尝试，已是军政要人的他将柳永带出了他少年时代一直厮守的小圈子和眷恋的小氛围。
　　这正是大家的风范。指点一个人，沿着一条路走下去，踏出辉煌的征程，到达闪亮的顶点。没有范仲淹，柳永可能只是一个宫廷词人或者是一个青楼词者。
　　范仲淹没有把柳永送到京城，而是让他随军西出边塞。从风光旖丽、柔情似水、佳人如云的江南，向着风雨如晦、霜冷剑寒、战事不断的西北挺进，正如冷水淬刀，恰似点石成金，这样大的人生跨度，如此硬的哲人手笔，必然会有旷世的风采和惊人的收获。
　　这是柳永人生真正的第一课。从金马玉堂、风花雪月、美景华庭的享乐中，径直来到边塞经历荒无人烟、风霜寒暑、千里赤地的洗礼，使他真切感受到了战火纷纷、民不聊生、水深火热，也使他深切地感悟到了国家的意义、百姓的疾苦和生命的真谛。
　　边塞成了柳永人生第一课的课堂，导师是范仲淹，授课的还有边民与边防军，内容涉及国家、百姓与边事，入眼的是民怨沸腾、战火遍野，入耳的是杀声阵阵、战鼓咚咚，这都让柳永灵魂震动，热血激荡。
　　真金火中得，美玉啄中来。柳永的第一课不久就有了合格的答卷。在边塞将军狄青的营帐里，他写下了此生第一首壮怀激烈的词作《踏莎行》，倾情赞颂志在戍边、浴血奋战的无畏将士：
　　谋臣样樽俎，飞云骤雨，三军共戮力番儿未去！天时地利与人和，西酋谁敢轻相觑。鼐鼐楼台，草迷烟渚。飞鸿惊对擎天柱！雄风高唱大风歌，升平歌舞添情趣。
　　这阕词成为边塞军歌，唱遍军中，士气大增。
　　这恐怕是柳永始料不及的。已经填词度曲无数的他，梦寄青楼，情依烟花，从来都是软声细语，轻歌曼舞，数人纤纤碎步，长袖摇摇微飘，唤醒的是有情男女，惊起的是水中鸳鸯。现在却是万人同口唱一曲，千里边塞起风云，这不能不让他惊喜不已。
　　境界飞升、眼界高阔的柳永已经找到了人生第一个支点。
　　（三）科举之途的悲惨境遇
　　人的痛苦大多在于无法改变所谓的命运，人的快乐大多来自适应既定命运的安排。熟读经史子集的柳永才华横溢，厉练情场疆场的柳永胸襟高远。奔波仕途之路成了他唯一的选择，拚搏科举考试只能是唯一的途径。
　　心比天高的柳永在宋真宗天禧元年时赴京城赶考，自以为金榜题名似探囊取物，将有作为如水到渠成。然而，这次却名落孙山，他不在乎，淡然一笑，只在词中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人生不短，有时可待。谁知等了五年，再开科又是榜上无名。肠断压不住牢骚，他写了这首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样的牢骚不会害人，只会害己，又让被辱骂的人有了口实和把柄。柳永说我有才即使不做官也无所谓，照样可以潇洒。如此牢骚闷在肚里烂掉也就罢了，偏偏他要说出来，又恰恰是用他最拿手的词来表达，绚丽多彩的词句和柔美动人的音律早已征服了所有歌者的心。好歌者倾情演绎，好事者挖空心思，这就由不得他了。柳永的这首牢骚词最后传到了宫中，惹得宋仁宗大光其火。
　　在京城逗留三年的柳永第三次应试，只等皇帝圈点放榜，对老帐记忆犹新的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最终又是功亏一篑。
　　宋仁宗容不得柳永的牢骚和张狂，加上游走在皇帝身边的御用文人的挟嫌报复，直向庙堂之高的柳永，掉头转向民间，径直扎到底层。皇帝少了一个艳词作者，宫女少了一个丽曲谱手，百姓多了一个自己的词人，妓女有了一个体己的情人。
　　是好是坏，历史没有评说，都在世世代代的人的心里。
　　用泪水擦拭灵魂，以思想荡涤世俗。来自民间，生活在底层，又成了柳永唯一的选择。
　　风华正茂的柳永以风流倜傥的形象站立在百姓生活的第一线。与京城的高贵潇洒揖别，潜身聚心融入市井繁华，才子风度重新找回，少年情怀依旧浪漫。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皇帝不养爷，自有养爷人。出入花街柳巷，沉缅秦楼楚馆，落泊文人成了知己，烟花女子成了体己，民间创作成了主流，卖词为生成了主业。
　　被宋朝统治阶级所重视和提倡的仍然是骈体文赋与五言七言诗，文人多将精力投入诗与文的写作，将词看作“诗余”，拒其入大雅之堂。有文载苏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辛弃疾也会作诗，诗不及词，有文评其“稼轩胸中古今，止用资为词，非不能诗，不事此耳”。词供歌妓演唱，类似酒宴上的行令，被称作小令。道德是一家之言，喜好却因人而异。士大夫官显名贵，却可以畜养家妓，也可以在朋僚欢宴上让歌妓舞女伴酒助兴，酒酣心动，信手涂鸦，从樱桃小口中似珠玉般吐出，字正腔圆；自长袖善舞里如天仙般回转，仪态万方。欧阳修家有美妙歌妓八九姝，苏东坡有歌女舞妓数人，韩琦家有乐女二十余人，只有柳永被推到了道德的审判台上。柳永慕名诚拜执政大臣晏殊，晏殊不愧是慧眼识才之人。柳永说自己与晏相公一样作曲，晏殊极不宽容，多有鄙视，直言自己不曾写过柳永所表达的艳情，也没有柳词的众口传遍之恶。误功名成就了填词，填词更误了功名，只留下词名。
　　词与歌妓相伴而生，依赖生存。没有词，歌妓将口不能张，失声于色；没有歌妓，词也无法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弹泪唱曲的歌妓是成就词走向辉煌的另一支力量。古代将歌妓、乐妓和舞妓并称女乐，游走在宫廷与官宦之家，成为豪华的装饰品和腐化的玩乐术。时至唐宋，歌妓多数都有超群的修养、超常的技艺和超凡的美貌，长于吟诗作词，自由表情达意，不少文人雅士都与她们有凄婉缠绵的爱情故事，流传出感人至深的青楼佳话。但早已铭刻在各色人等内心深处和骨子里头的伦理与道德，永远将歌妓钉在了万劫不复的耻辱柱上。
　　柳永却是离经叛道、敢作敢为的，他与歌妓们有着水乳交融般的依恋与交往。在精神世界里，柳永同情她们的遭遇，习趣融洽；在艺术世界里，精通音律的他为她们创作了不计其数的绝妙之词；在物质世界里，他与她们相依为命，聊以度日。在柳永的眼中，歌妓并不是轻浮浅薄的女子，为这些学识与主见俱备、品格与志趣高雅、向往与憧憬美好的女子寄情与疾呼，正是良心发现与为善之举，多的是情与爱，少的是肉与欲。
　　这一下就是十七年的时间。在歌舞淫糜中消魂烁骨，没能让他筋柔骨酥；在青楼梦好里依红偎翠，没能使他留恋忘返。这也就是柳永，成为不可多得的例外。多少人一夜销魂而烂掉一生，身陷情场而终生不拔。许多妓女因唱柳永的词而红透京城，又是妓女最终成全了柳永，使他活下来，没有浪迹江湖、归隐山水，让一个断然无法立足的人成长为一个让人无法忘却并使历史闪烁光辉的词人。
　　众妓女对柳永的喜爱实在是无以复加。在风月场上游荡，没有一个是用情专一者，柳永也免不了朝秦暮楚。但他内心深处把她们看作是人，被崇拜者没有将崇拜者视作低人一等者。见上一面，叫声名字，写首唱词，都会让她们喜不自禁，幸福无比。肯定有不少人或长或短地赢得过柳永的心，从中得到了名分和利益，其中的感激之情不言自明。作为吃青春饭的弱势群体，妓女们“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确乎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世态炎凉，人情淡薄，怀才不遇，命运多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自然乐相识。柳永面对市井杂巷、勾栏瓦舍，识其疾苦，哀其不幸，慰其欢情，多了一份同情、尊重与欣赏。柳永穷困潦倒，断难千金买笑，只有快意的人生和满腹的才华可供挥洒。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是柳永供养着妓女，不如说是妓女奉养着柳永。与大庭广众之下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石榴裙下衣冠禽兽、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相比，柳永当然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喜爱。野史和后人如此宽容柳永，众多烟花女子功不可没。
　　 痴情人有《迎春乐》：“近来憔悴人惊怪/为别后、相思煞/我前生、负你愁烦债/便苦恁难开解／良夜永、牵情无计奈/锦被里、余香犹在/怎得依前灯下/恣意怜娇态。”一首《西江月》，三个知己女：“调笑师师最惯/香香暗地情多/冬冬与我煞脾和/独自窝盘二个/“管”字下边无分/“闭”字加点如何?/权将“好”字自停那/“奸”字中间着我。”这自然被视为无聊之作，是为了博取妓女们的欢心，迎合小市民的俗趣。这自然也被昨夜尽情销魂、今晨刚出青楼的王侯将相、名人雅士所不屑一顾，做起来可以堂而皇之地斯文扫地，说起来必须冠冕堂皇地附庸风雅，当然与柳永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这方面，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过多地责备柳永。作为封建文人，从政不通而寄情山水的只有李白与陶渊明，为政不顺而专司文心的只有苏轼与白居易，柳永是得意尽欢、失意欢尽的人，况且后人也无法改造前人。诚然，历史的足迹延伸到北宋开国后的数代，堆积其中的是太多的风情、太重的浓艳、太厚的淫猥。五代十国乱中求生、以乐为本；隋朝登峰造极、短命如催；唐朝空繁虚华、推波助澜。历史的悲剧没有惊醒宋朝的梦中人，历史的香风却熏染了赵氏天子，历史的淫雨浸润了大宋王朝的文官武将。写点艳词，喝点花酒，心陷情场，身依风月，早已不是三教九流的专利，登堂入室的王侯将相更是乐此不疲。晏殊父子一唱一和，后世的周邦彦与宋徽宗因李师师而明铺暗盖、争风吃醋，五花八门之事数不胜数。就连极受后人崇敬的欧阳修、苏轼等宗师显官，五彩缤纷之事与含情脉脉之句也是不枚胜举。
　　柳永一生以生命求风情，用灵魂谱华章，作为封建社会的文人词者，这已属难能可贵。想时下文人，多有以灵魂生活、用身体写作者。读《红楼梦》只记住了怡红院，看《金瓶梅》只记得西门庆，上过黄色网站，看过几张烂牒，尽搜离奇情节，猎奇阴暗角落，面对洁白的稿纸和柔和的荧屏，沉缅于痴攀巫山、姿行云雨，误将支流作主流，吸毒、嫖娼、一夜情纷至沓来，颓废、郁闷、多角恋杂然相陈。将所写人物少时对性的无知当作看点，将个人臆想与体验作为卖点，肆意放大涉性的第一次，随意涂抹初潮与初夜，将苍蝇、臭虫等堆砌在作品中，以经血与精液为粘合剂，将文学殿堂妆扮得乌烟瘴气，把诗词歌赋演绎成乱七八糟。用身体写作就是透支卑劣生命，以肮脏作墨就是出卖卑贱的灵魂。更有不少的影视之作，用高倍放大镜张扬黑暗，用视觉冲击波宣泄滥情，以灰暗的心理选美，以取乐的方式速配，对空长着一双眼睛从来不读好书的“影视爱好者”更是大饱眼福、消磨时光。这些人都是一件好事也做不成的人，不做坏事，他们就无法活着。与风流却不下流的柳永相比，全是些下流却不风流的货色。

（四）有爱之人的无可奈何
　　与同代同朝的文人名士相比，柳永自是独具风流的，这与时势不同、环境迥异息息相关。柳永所处的时代正当北宋开国三代，国家统一，盛世太平，经济复兴，文化繁荣。汴京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新兴市民阶层迅速形成，都市通俗文艺快速发展。市井沃土姹紫嫣红，都市文化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文化呼唤自己的领头人，柳永众望所归担当此任。土壤是肥沃的，优良的种籽不会随风而至。愈挫愈刚的柳永没有象许多人那样归隐，既没有像大隐者那样隐于朝堂，又没有像中隐者那样隐于闹市，也没有像小隐者那样隐于山野。以新我的形象游走在市井之间的柳永，成长为一棵绿意昂然的茁壮之树。
　　柳永只快意于直抒胸臆，不违心做应景文章，这就比不得周邦彦。柳永离世后四年，周邦彦出生。年方二十八岁的他写了一篇《汴都赋》，先得宋神宗欣赏，开始了仕宦生涯；后得宋哲宗召对，使诵前赋；又得宋徽宗喜欢，览表称善，真可谓一赋得三朝之眷，一文得数进之阶。周邦彦生活在北宋的鼎盛时期，适值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故而他的词中没有丝毫的金戈铁马之声，有的只是苍白无力的长吁短叹。周邦彦与名妓李师师多有往来，又传说其与宋徽宗争风吃醋。有《少年游》可以佐证：“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雪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柳永只快意于浪迹风月，不甘愿历经磨难，这又比不得姜夔。一生未仕，以布衣终老的姜夔，啸傲于江南湖山之间，寂寞于江湖游士生活，死在西湖时，同样贫不能殡，靠友人资助落葬于钱塘门外。作为南宋的婉约派词宗，姜词讲究格律，音节谐美，炼字琢句，用典咏物，将江西诗风的清劲瘦硬揉进婉约缠绵的词风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一个贫困疲惫的流浪者，一份凄婉低沉的悠情；一个襟怀洒落的名士，一份洒然忘我的超脱。难以排遣的爱情之忆，动人心弦的挚友之情，终难释怀的国事之忧，无限怅惘的世情之伤……都将“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清空风格挥洒到淋漓尽致。
　　站在明处的名人永远是躲在暗处的小人死盯的对象，紧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者的，也不乏招摇撞骗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所谓德高望重的正人君子。
　　柳永几次多灾多难，几近死里逃生。
　　这首先来自于独掌芸芸众生、万千子民生杀大权的皇帝。备受皇权压制，难得施展才华的柳永，因为皇帝对柳妻的垂青，竟然沦落到家庭和婚姻蒙羞加耻的进步。这恐怕是柳永最难以承受的巨大灾难。
　　金国使者请求宋朝皇帝赠送巨幅的西湖山水图，柳永的词和米芾的画当之无愧地入选。一首《望海潮》，西湖美景尽收眼底，词人征服了高高在上的皇帝，也征服了远在北国的金主。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扬鞭渡江之志。”另有传说他派遣画工混入使者队伍中，偷偷摸摸地临摹了杭州的湖山胜景带回金朝。有挥鞭渡江之志的金主完颜亮在画幅上题诗：“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就是柳永不可推卸的“罪过”了。
　　一曲《望海潮》，夫妻同唱人间天堂，妻子征服了神魂颠倒的皇帝。对于柳永，这简直就是没有任何答案的难题！
　　 家道中落，结发妻子倩娘因小产离他而去。在她的遗物中有一本《乐章集》，收集了柳永历年所写的词。题序是：“外子耆卿，工于词，常有佳句，振荡人心，余女红之余则悉觅之，而志鸿爪，亦敝帚自珍耳！夫耆卿之作，散失者多，韩之词，传之则少，且温韩之词，香艳见长，忧时伤世则无，而余夫所作虽多绮语，却含义深沉，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句，不知者谓其冶艳，知之者则知为渠于词坛之心力……”柳永如此幸运，能与知己朝夕相处！柳永何其凄惨，竟与倩娘生死两界。悲发心底、哀不自胜的柳永，拔出了狄青赠给他的佩剑，朝着胸口刺去，欲随芳魂一同归去……
　　倩娘的死是柳永生命中的最痛，也是他后来“游戏青楼，直把群妓当倩娘”的浪子生活的直接原因。直到他又遇到了谢玉英，那个令他重新专一如初的女人，他才又找回自己。
　　一言九鼎的皇帝执意横刀夺柳永之爱，柳永断然拒绝这无耻之行。爱女人更爱妻子的柳永，又一次被成全为顶天立地的伟丈夫。
　　 皇帝碰上了软钉子，天子丢不下硬面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打杀柳永，易如反掌。让皇帝心满意足地获得喜爱的美人，让天子心平气和地下得稳当的台阶，自有人争先恐后，不遗余力。当着太平宰相、写着柔美艳词的晏殊与一帮心怀鬼胎、心狠手辣的人陷害柳永的时候，宋仁宗乐得顺水推舟，将柳永下狱治罪。晏殊作词颇得人望，罗织罪名却是手段欠佳。竟然说什么柳永的《望海潮》故意渲染江南风物，诱使金兵南侵，中间必有好处，罪魁祸首非他莫属，罪恶滔天不死不行。
　　但求一死的柳永最终活了下来，知情达礼的太后救了他。悲剧的舞台已搭成空中楼阁，沉重的帷幕早已分列两边，狰狞的刽子手已举起了鬼头刀，柳永从鬼门关侥幸逃脱。
　　（五）有心之人以命填词
　　有一种执著叫期待，有一种快乐叫苦难。柳永的一生就是在期待中坚守执著，在苦难中寻找快乐。
　　4 7岁时，柳永才考得一个小官。真宗、仁宗两朝四次大考，共取士9 1 6 人，绝大多数人都顺利为官，青云直上，但历史早已将他们忘得干干净净，只有柳永至今还闪现在历史的天空。
　　或许后人不免责怪柳永胸无大志，不象欧阳修、苏东坡那样志在治国，不象李清照、辛弃疾那样悲情忧国，也不象陆游、刘克庄那样诗心寄国，但珍藏于灵魂深处的向善的人性与悲悯的情怀，同样使柳永的形象有血有肉、情感备至。柳永在范仲淹等人的影响下，眼睛一直在社会的最底层流连。军人的奉献曾经使他热血沸腾，盐工的悲惨又使他万分同情。一度潇洒的柳永给我们展示出了悲天悯 人的心境和怅惘凝重的词赋，沉重得令后人和历史无法自持，难以承受。
　　苦难总是如影随形，永无休止地缠着柳永。仁宗派人毒杀，玉英成了替死的羔羊。艰难活着的柳永，只能使身心的痛苦变得无以复加，除了酒中求趣和词中求慰，柳永一无所有。
　　心下有愧的仁宗良心发现，赐了五十一岁的柳永一个禄微位卑的小官。柳永无法拒绝，时而弃官远游，时而复职度日。朋友遍天下，名声震九州，柳永没有停下他的脚步。身临采石矶，凭吊李白墓，眼前事恰如前朝非；登临岳阳楼，怀念范仲淹，恍若隔世泪如雨；泛舟洞庭湖，祭奠汩罗江，屈原之涕如在眼前。
　　哀怨寓悲情，愤怒出华章。苦难磨砺出灵魂，眼泪凝结成珍珠。歌妓生活苦中作乐，城市风光心旷神怡，羁旅愁苦凄凉婉转。柳永是词的世界的中流砥柱。在词的形式上，他把过去只有几十字的短令发展到百多字的长调。在词的内容上，他把词从官词解放出来，大胆引进了市民生活、市民情感、市民语言，歌唱市民和让市民歌唱自己。在词的艺术上，他发展了铺叙手法，基本上不用比兴，硬是靠叙述的白描的功夫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意境。比如传世名作《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隅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柳永最大的贡献是将只供贵族士大夫歌筵舞席消遣的词平民化，使其深入下层文人和市井之间，并在全国广为流行。没有柳永，宋词文化根本不可能与唐诗相媲美，秀峰虽多，难成巨擎。后来在操词度曲上盛名如欧阳修、苏东坡、周美成、李幼安、辛稼轩、陆放翁、姜白石、刘克庄等人，无不是站在柳永的肩头，只是使词更具豪放、更兼格律、更加通俗化而已。苏东坡的豪放、周邦彦的格律、李清照的通俗，都可以在柳永的词中找到出处。退一步讲，后世人可以另当别论，但作为同代人的苏轼，既是诗词大家，又是文坛领袖。苏轼的前期作品自不必说，直到完成《江城子•密州出猎》之后，他才谨慎地说了一句：“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自是一家”从来都是为文者追求的目标，作为开拓者的柳永对词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无法撼动的。打着“奉旨填词状元──柳三变”皇牌的柳永，并没有做皇帝给定和喜欢的题目，否则，就不会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文化奇景。
　　生前的凄凉必然会导致离世时的悲惨。只因为道貌岸然者所不容，不名一文的柳永的丧事幸得由众妓女操办，才算入土为安。阳春白雪担心污其贞节，正统史籍将其拒之门外，只有下里巴人深情默念并代代相传，野史杂记视其贡献而摘简录要。
　　柳永“葬资竞无所出”，是妓女们集资安葬了他。此后，每逢清明，都有歌妓舞妓载酒爻饮于柳永墓前，祭奠这位词人，时人谓之“吊柳会”，也叫“上风流冢”。不是参加“吊柳会”、“上风流冢”者，不敢到乐游原上踏青，并约定成俗。直到宋高宗南渡之后，这种风俗才中断。后人有诗题柳永墓云：
　　　　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
　　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六）空前绝后的青史之名
　　充盈着悲欢离合的舞台终于拉上帷幕，所有的煎熬与磨难终于偃旗息鼓。对于柳永来说，生前事就无法自主，身后名更由别人主宰。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历史不会忘记。
　　　 一曲《雨霖铃》，晓风残月，深寓千种风情；一曲《凤栖梧》，旧曲新声,情寄心上之人。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将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千古名句作为古今成大事和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境界之二,有烘云托月之效。偏爱豪放又不废婉约的伟人毛泽东, 阅读并批画柳永的《乐章集》就有《卜算子》、《八声甘州》、《少年游》等49首，手书的《望海潮》，刚柔相济，云卷云舒,成为传世书法名作。
　　柳永是北宋盛世的弃儿，这几近残无人道。柳永又是历代历世的宠儿，这却是万幸之幸。
　　好古而慕词者，自会对柳永之作爱不释手。即使在互联网发达至今、无孔不入的时下，以一种非常的生存状态挂在网上的人，也对柳永给予了无尽的关注，其中定然大多是年轻人。少男少女初解风情，史籍浩繁不忘柳永；红男绿女词海拾贝，句美曲高和者甚众。有关柳永的文章汗牛充栋，异彩纷呈；涉及柳永的话题热闹非凡，趣味横生。这确乎是始料不及的。
　　历史的缺撼就是这样被一点点地弥补起来的。虽然长路漫漫，但始终没有停下这温情的脚步……
　　再吟《雨霖铃》，怅然生悠情。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蔼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三变,石九变.:D :D

石九变现在赋闲了，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哩:D

原帖由 行尸走肉 于 2007-1-31 19:25 发表
积贫积弱四个字怎么写？

客观地讲，宋朝是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朝代，只不过最后失败了，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宋朝基本被大多数人否定了。

宋朝有发达的工商业，对外贸易，注重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具有封建王朝少有的人文精神。但是宋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不可挽救的。
1.首先，由于五代后晋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导致中原王朝失去天然防卫屏障，处于极其不利的战略位置。在骑兵占优势的年代，宋朝连防守都十分困难，更别说收复失地了。

2.宋朝虽然有发达的工商业，却不知道如何将财富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仅仅希望靠钱赎买失地，或靠钱募勇士斩敌首，太过浪漫主义。

3.帝国专制的通病就是严重依赖皇帝个人的意志，经常采用错误的战略方针，宋朝要改变不利处境，必须经过长期的准备才行，如果像汉朝那样，先忍辱负重，苦心经营，待实力强大后再算账，那么估计北宋的前100年就可以搞定辽国了。赵匡胤对自己的家底还是有数的，所以积攒了一定的实力，结果被他弟弟一下就给败光了。之后不断地打打停停，国力始终没有能积聚起来。

原帖由 花飞雪 于 2007-2-2 11:15 发表


客观地讲，宋朝是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朝代，只不过最后失败了，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宋朝基本被大多数人否定了。

宋朝有发达的工商业，对外贸易，注重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具有封建王朝少有的人文精神。但 ...

个人看法：宋朝是当时世界各国中最有可能跨入近现代国家门槛的，可惜这一跨越始终未能实现...........

就是好东西

　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
　　
　　——写在前面的话
　　崇拜苏东坡不宜于张扬，崇敬苏东坡也难以藏在心底。喜欢会以出汗的形式展露在别人面前，如果再言必称苏轼，笔欲仿苏文，高山仰止，溢于言表，喜欢苏东坡的人就会像苏东坡本人一样晶莹剔透而清澈见底。
　　千秋苏东坡，万代苏子瞻。
　　浅薄如我者自不会多，渊博如林语堂者，敬慕之情，毫不隐晦：“像苏东坡这样富于创造力，这样守止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这样说好似乎还没有表情达意，又进一步阐述：“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作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酝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
　　这恰如其分的高谈阔论，好似唤引着苏东坡峨冠缚带、笑容可掬地重回到我们身边。
　　与苏东坡同代并相交甚厚的李龙眠为他画过一幅肖像。苏东坡坐在岩石上，一条藤杖斜横在膝上。黄庭坚说这张画像正好把握住他微醉之时的神情。苏东坡轻松地坐着，似乎正在思索宇宙万物的盛衰之理，或者正享受着目之所及的大自然的森罗万象。仿佛他马上就会站起来，提笔蘸墨，直抒胸中所感，用清韵美妙的诗词，用气韵生动的图画，或者用流韵酣畅的书法。
　　这也是苏东坡。
　　以虔诚的心和真挚的情，与无所畏惧、清风一生的苏东坡面对面，定胜于一切灵魂的砥砺、精神的升华和凡身的沐浴。
　　就这种喜欢，或许有接近的相似。林语堂说：“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哪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
　　喜爱苏东坡也可以同时喜爱其他人，喜爱其他人也未必非得喜爱苏东坡。
　　
　　——众星捧月
　　有如星的双子就是天大的造化，这种幸运降到谁头上都是莫大的福份。
　　四川眉州城的眉山小镇因苏东坡而名垂青史，远扬世界。父亲苏洵、长子苏轼、次子苏辙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位三席。
　　苏东坡生于一0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依生辰降生在天蝎宫下。他自己也以为这是他一生饱经忧患的原因所在，谣言总是无中生有、有中生无，将他射成一座惨不忍睹的箭垛。向好的谣传，令他当之有愧；极坏的谣言，使他无端受辱。这种境况，几乎就是唐朝韩愈的翻板。
　　苏洵有子，苏洵的父母同时也就有了孙子。苏东坡曾在祖父的寿诞之日向来客诉说老汉的趣事。目不识丁、人品不凡的老人广有田地，却以米换谷，在谷仓中存了三四万石之多。荒年歉收时，老人开仓散粮，先给同族近支，再给老伴的娘家人，后给佃农和同村的贫民。稻米不易存放，稻谷可藏数年。衣食无忧的祖父习惯于携酒找友，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杯尽兴高，打发时光，令规矩拘谨的农人大为吃惊。
　　令人更为吃惊的是正在喝酒取乐的老汉得到消息，他的二儿子也就是苏东坡的叔父赶考高中。喜报来了，官衣官帽和上朝用的笏板也来了，奉给老汉的一张太师椅和一把精美的茶壶也来了。老汉人醉心未醉，行李袋露出的官帽上的红扣子，让人心知肚明。借助酒意，老人拿起喜报，高声宣读，后将牛肉和喜报装在一起，骑上毛驴，高高兴兴地往城里奔。苏东坡的外祖母程家也有一子高中，深以为苏老汉之举令人难堪。苏东坡自己则说只有高雅不俗之士才会欣赏老人朴素自然之美。这位老人还有些惊人之举，大醉之后将庙里的神像摔得粉碎，只因自己对神像怀有恶感，全村也有所惧怕，如果庙中人再贪恋钱财，勒索信徒，老人自然忍不住手痒。
　　苏东坡对祖父的隔代遗传肯定涉及酒，更多的应该是酒趣。这位并不识字的老汉的心智、慧根和胸怀以一种非常的形式深藏不露或绽露头角，但却在苏东坡身上灿然绽开，光彩夺目。身心精力过人，胸襟气度开阔，存心纯厚正直，苏东坡与祖父一脉相承，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东坡一生为文，文佳名著，似乎难从祖父身上寻源。但祖父名“序”，作为文显名贵的苏东坡自然要写很多序，又要避讳祖父的名字，只好将“序”改为“引”。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天性沉默，秉赋颖异，气质谨严，思想独立，性格古怪，难于处人。他引人注目，也为苏家引以为豪的是他直到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终成功名，文声大噪，不为才华横溢的大苏小苏所掩，也真不简单。苏家有田有地，程家有财有势，如若苏洵别无良优，程家也万难将女儿许嫁于他。因此，二十七岁前的苏洵虽未苦读，但是会有相当的过人之处。当他看到自己的兄弟、内兄和两个姐夫都已科考成功，触动是无以言表的。知子莫如父，苏东坡的祖父以“我不发愁”而平静地对待自己的儿子游手好闲、不肯正用。儿子，还有孙子们真没让老人发愁，等他们踏上时常落难的征程时，老人已到了另一个世界。
　　兄弟两人与兄弟姐妹辛苦读经研史，习文练字，自然也少不了童真的玩趣。虽然父亲赶考名落孙山，但可以倚床而听儿子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诵读声。超常的智力和非凡的创造，对科举考试并不见得是好事。科考是中规中矩的，学习也不敢稍有差池，通过深研诗书，熟知为政之法，细察兴衰之道，既利于跳龙门，又能够升高官。
　　东坡兄弟最为直接地受到父亲影响的是，苏洵一向坚持文章要具备淳朴风格，力戒空美靡糜，卖弄词藻。适值主考官欧阳修筹谋古文改革运动，苏家两兄弟在父亲的指点和导引下，轻松地撞入了欧阳修的怀抱。
　　苏东坡与苏子由一起读书长大，一生相依相靠。少时见秉性，长大人已老。苏东坡与生俱来的倔强任性，才气焕发，引人注目且遭人嫉妒。苏子由的天生气质是恬静冷淡，稳健实际，进退知道让人，宦海浮多沉少。在家读书时，兄弟两人一师所出，同时哥哥又是弟弟的良师。苏东坡曾写道“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子由也在兄长的墓志铭上写：“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兄弟谊、手足情真纯感人，溢于言表。
　　万里迢迢、长途跋涉赴京城赶考的两兄弟，初识了京城的繁华和官威的豪奢，通过了礼部的初试，参加威严的殿试。考了历史政论，再考经典古籍，又在皇帝的亲自督导下考诗赋，最后考策论。学识的较量、灵魂的拷打、身心的拚搏，都在这真正的皇家考场上展开。兄弟二人都以优等高中。主考官欧阳修将苏东坡论为政的宽与简的文章传与众官，激赏数日。他认定这篇内容与风格新美异常的文章必定出于朋友曾巩之手，为避其嫌，忍痛将数一的文章列为第二。二十岁的苏东坡成为进士，在参加殿试的三百八十八人之中脱颖而出。
　　大多数星星要比月亮大而明，其光辉难以直接比较。在凡人眼里，星星闪烁着的点点明光比月亮的清辉明朗要逊色许多，看似微小的星星演化成月亮必定要经过耐心的等待，似乎月亮就是由星星长大变成的。
　　双星同座，明光微闪。
　　　　
　　　　月亮是借助太阳的光辉的，无数的星星比月亮更明亮。但在凡人的眼中，最明亮的星星终究会变成月亮，这是不容置疑的。
　　父亲苏老泉科考失利后一直苦读不懈，深研为人之道，明晰战争与和平之理，很有真知卓见，令人刮目相看。名公巨卿的推介，可以通开走向功成名就的坦途。苏洵将著作献给成都的张方平，对其留用意犹未足。古道热肠的张方平和另一位雷先生分别给欧阳修和梅尧臣推荐。梦想是高远而又具体的，时年四十七岁的苏老泉带着双子穿剑阁，越秦岭，历时两月有余赶赴京城。
　　一举成功的两兄弟，由巴蜀闪烁的小星星一跃而成为且近且亲的明月。
　　主考官欧阳修也免不了像所有的钦定考官一样手中握着求取功名之人的生杀大权，时人曾说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就怕欧阳修。欣逢欧阳修当主考官，也正是饱学之士的天大福气。虽然一字之褒可以使一人至荣，一字之贬可以使一人全败，但德高望重、求才育才的欧阳修是公正至极的。苏东坡修函以恩谢师，文坛宗主欧阳修胸襟齐天：“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此话风传全城，“出人头地”一词也因之诞生。欧阳修又高兴地对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此话大体应验。人死十年谁人说，阴间老鬼慕东坡。
　　更有意思的是，胆大的苏东坡竟敢在殿试文章中杜撰帝尧之史，来证实明主贤君的用人之道。判官梅圣俞以不知者属孤陋寡闻为虞而让苏东坡蒙混过关。事后苏东坡承认是信笔随心所欲，惊得这位前辈鸿儒大跌眼镜，也算领教了才华横溢、年少气盛的苏东坡。
　　父子三人回川复京，恭候朝廷任命。兄弟二人又考京都部务和“制策”，必须批评朝政。仁宗求贤若渴，激励公众舆论。两兄弟经欧阳修推荐而顺利通过，朝廷赐予苏东坡的等级，在全宋只有两人有此殊荣。皇后传出话来，说仁宗曾讲：“今天我已经给我的后代选了两个宰相。”因为有这句话，后来还救过苏东坡的命。
　　父亲恃才而不愿通过考试，几经周折后被授官为本朝皇帝作传。是忠实、写实，还是非实，使耿直而拘谨的他颇费思量，争议不少。
　　众星捧月，冉冉东升；高空流明，气贯长虹。巴蜀奇才耀京华，中原名士惊西北。
　　苏东坡是其中的当之无愧之月。正如林语堂所言：“苏氏父子的文名日盛。他们与当代名家相交往，诗文为人所爱慕，一家皆以文坛奇才而知名于时。兄弟刚二十有余。年少有时也会成为天才的障碍。苏东坡这时轻松愉快，壮志凌云，才气纵横而不可抑制，一时骅骝长嘶，奋蹄蹴地，有随风飞驰，征服四野八荒之势。但是弟弟则沉默寡言，父亲则深沉莫测，对事对人，一概不通融假借，因此处世则落落寡和，将身旁这两匹千里之驹，随时勒抑，不得奋鬣奔驰。”
　　如此说来，其好与坏，实难统而言之。
　　月亮自然存在，如果没有烘云托月，如果没有太阳的光辉，寂寞的月亮会更冷清，桂树凋零，玉兔寡欢；孤独的月亮将更孤单，嫦娥不奔，银河难渡。
　　盛名之下的苏东坡是不愁当官的，自然有人垂青和关注。做官满三年，朝廷要考察，苏东坡回到京城。新主英宗慕苏东坡的名气，要破格拔擢，任翰林之职，为皇帝草拟诏书。宰相韩琦反对，建议皇上让苏东坡多经磨砺功练，不宜于飞升高位。英宗又想授宫中公务记载之职，又遭反对。韩琦推荐苏东坡到史馆任职，坚持让其必经考试。经常光临宫中的图书馆，苏东坡有了饱读尽览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的良机，使精文善诗的苏东坡涉猎更广、兴趣更繁、收获更多。

接着看：
　　
　　苏东坡——秉性难移（之一）
　　
　　
　　 巴蜀大川以母亲般的胸怀哺育了苏东坡。
　　有机警善变、自恃自治传统的四川人，文化底蕴丰厚。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好学之风的兴起，为学之人和入朝为官者众多。钟灵神秀的潜质使他们在科举考试中的古体诗写作方面独有天赋，是黄河流域的考生所不能比拟的。文化中心成都以精美的信笺、彩云般的织锦、幽深浑厚的寺院以及名声远播的艺妓才女闻名于世，产生出不可忽视的影响。相比而言，川蜀之文少了些令人厌烦的浮华虚饰，多了些朴质遒健的汉传遗风。
　　雄辩与论争是川人的长处，并且乐此不疲。著文必引经据典，畅谈要妙趣横生。“三苏”在争辩中从未甘拜下风，政论文章掷地有声，恐怕与此多有渊源。苏东坡似战国诡辩游说之士，有孟轲文章的雄辩之风，巧于引喻取譬，精于预事料人，不愧为四川人的后代。
　　文明的及早浸润，使川人知法而守法，护己而要求官吏不可违法。这难治之州竟令许多人头疼，本来是好事，却叫庸者无所适从。苏东坡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
　　作为川人的苏东坡自然不会有受川风的影响。难移的秉性造就了苏东坡，我们也只喜欢这一个苏东坡。如果按自己的心思改造苏东坡，哪里会有这一个令人仰慕的苏东坡！
　　不足十岁的苏东坡由母亲教习后汉书。后汉时期朝政不修，奸人乱党横行，为正义而献身者前仆后继。其中有一个无所畏惧、舍生取义的青年范滂，是个正直言吏，三十三岁时遭到惨杀。少不更事的苏东坡天真地问母亲：“我长大以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后汉的范滂成为幼小的苏东坡的偶像。“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在早期的《沁园春》中高歌其怀：“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至君尧舜，此事何难。”这才有了直比范滂的苏东坡。
　　这时相对稳固的朝政和升平的盛世，使欧阳修、范仲淹得以传入苏东坡的耳中，参天大树陪伴着纯洁的心灵成长，长成独一无二的苏东坡。如果能深悟欧阳修、范仲淹的高风亮节与内心世界，就更能明晰苏东坡的遗世独立是多么地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这些分析都是后来者的自作聪明，如果能够先知先觉，苏东坡一定比现在还要神气十分。
　　家传的影响肯定比不上家教的威力，言教也断难比得上身教的直接。在苏东坡品格初成、秉性定型的十六岁时，父亲以非常手段处理非常之事，对苏东坡自然也有非常的影响。苏东坡的姐姐许嫁给外婆家后逃回不久就离开人世，苏洵怒发冲冠，忍无可忍，先写诗怒骂并自责，又召集族人怒斥大舅哥，言辞之烈如同檄文。程苏两家四十多年断无来往，受伤害的首先是苏东坡的姐姐，最难受的也只有苏东坡的母亲，最解气的是父亲苏洵，最受震动的是苏东坡。晚年时的苏东坡，不像祖父那样张扬自至，更像父亲一般疾恶如仇，宁死不折。
　　父子三人，两个儿媳，一个刚能盈怀的小子沿长江顺流而下，举家东进。这与上次离别蜀地已是天壤之别，心情是无限地放松。仙都的白鹿传说，激发了少年苏东坡久蕴心底的诗兴。险象环生的三峡之程，磨砺着少年英才。在高空飘逸翱翔的苍鹰，让已然思索人生劳苦的苏东坡寻求解脱。神女奇峰、巫山云雨，使苏东坡时隐时现的理性猛然苏醒。奇山异水、钟灵毓秀的秭归，在更高的层次和更深的内涵上再度开启他的心智。“新滩”的由安及危，黄牛山的柔情留客，崎岖变坦途，恰似人生事。在襄阳追忆刘表，怅思孟滔因属将不才失去家园沃土，史事入心能思，政事入脑可议。
　　
　　苏东坡——秉性难移（之二）
　　
　　
　　苏东坡初任凤翔判官，没有什么繁重公务，有闲暇遨游名山，登太白山，游黑水谷寺院，访周文王故里。初涉官场的苏东坡已觉厌烦无味，难免寂寞无聊，只有月下独酌时，心情舒畅。年富力强的苏东坡无法安静下来，他的妻子在力务实际、明晓利害方面比他更胜一筹。丈夫易于冲动，不轻易向别人低头，谈古论今，滔滔不绝。大事聪明，小事糊涂，满眼是好人的苏东坡真让妻子担心。
　　让人担心的苏东坡果然让人将担着的心托在了手上。王安石二次拜相后，苏东坡怒不可遏，满腔的话要说并且非说不可，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三十二岁的史馆小职的他，只有手中的一支笔罢了。心可撼天的他两上奏折，洋洋大观，包罗无限，滔滔雄辩，直言无隐，矛头指向青苗法，子弹直冲君权与民利。个人的政治立场、哲学观点、气质与风格、机智与无罪，都跃然纸上，展露无遗。愤怒的争论、缜密的推理、尖锐的讽刺、苛刻的批评杂然相陈，旁征博引，引经据典，饱含深情，显见隐忧。反对派均已离朝赴野，苏东坡虽自觉官微言轻，但也做好了洒然而去的心理准备。两书呈上，杳无音信；另书再奏，微效初显。与强硬的对手相比处于明显劣势的苏东坡，只会单枪匹马地强打硬拚，最后以一道乡试题而败下阵来。这道《论独断》的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重锤击向王安石的软肋，死人也会被激怒。皇帝毕竟还听了司马光对苏东坡的偏爱之词，任命他为杭州太守。刚直的苏东坡懒得自辩，置弹劾于不理，举家离京南行。
　　这不是偶尔露峥嵘，这是一种不变的风格与秉性。苏东坡有句名言：“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言行一致的苏东坡说到做到，绝不含糊。
　　苏东坡心不设防，口无遮拦，致命的短处就是爱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在诗词文章中发挥自己的见解。苏东坡监禁解除之后，弟弟子由用手捂住他的嘴，叮嘱他要三缄其口。苏东坡自己也说：“我知道我自己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苏东坡不久就因此买到了切实的教训。神宗调他任湖州太守，在谢恩表上，对“新进”稍有不逊之词。“新进”特指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新进之徒原本以为年纪不轻的苏东坡不可能再惹事生非，早已将他划归省心省事之列。谢恩表刊行后，苏东坡的文字惹人注意，“新进”成了口传的笑柄。
　　苏东坡惹火烧身，被诬以蔑视朝廷而重磅弹劾。理由不找自足，加罪何患无词。从来无意杀害苏东坡的神宗，押解苏东坡要入狱过夜。好友将信送给了苏子由，子由立即派人传与苏东坡，朝廷的使者与弟弟的信使在道路上竞赛，子由的使者先到半天。
　　这时的苏东坡已深爱湖州，与家人亲戚在山林中漫游，飞英寺里写诗，为画竹名家文与可的去世哭了三天，差官到时他正在晾晒名画，文与可所赠的绝妙的竹子让他再次流下泪来。
　　官差耀武扬威，凶相毕现。苏东坡不知就里，吓得不敢见面。后来穿官衣官靴执笏板立在中庭，接到的只是一份免职公文。苏东坡向家人辞行，全家正在大哭。皇上有旨，吉凶难卜，临头必然是大祸，性命定然难自保。
　　这时的苏东坡还能笑着给家人讲故事，讲的是本朝前代旧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也只得在护卫之下赴京晋见皇帝。杨朴掩藏自己的才学回答皇帝说自己不会做诗，皇帝又问朋友送你时赠诗没有，杨朴又答说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杨朴就把临行时太太作的诗念了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苏太太破涕为笑。
　　朝野之势危在旦夕，前途莫测的苏东坡弱身担危，一人撑难。官差士兵蛮横无理，官衙之人躲躲藏藏，湖州百姓泪下如雨。令人稍感欣慰的是，离开太守官衙时，尚有薄酒饯别。即便如此，在此后苏东坡向哲宗皇帝上书时，奏明官差逮捕太守如同捕盗，心中十分不满。
　　途经太湖时，苏东坡曾想跳水自杀。因为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又怕牵连众多朋友，并且必会给弟弟和家人带来无尽的麻烦。活着还能一人承担，死去只能全家受难，这就是苏东坡的真实想法。
　　在皇家监狱里呆了四十多天，狱卒对他关照备至，十分恭敬，让他这个四川人每晚都能洗上热水澡。苏东坡与儿子约好，每餐只送蔬菜与肉食，如若情况有变，就送鱼为号。苏迈离京借钱救父，忘了向朋友交待暗号，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送上了熏鱼。坐自家的监狱，苏东坡定难视死如归。于是，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托付全家十口，诚愿世世为手足，又不忘蒙受浩荡皇恩，事已至此全是咎由自取。子由接到诗作，感动万分，伏案痛泣，让狱卒将诗带回。聪明的子由将诗作奉还，就一定会转到狱官的手里，也会呈到皇帝的手中。事情果如所料，神宗看了以后，同样感动。此案虽有御史的强大压力，但张方平与范镇营救得法，在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之间力求其别。
　　苏东坡在诗中精用的典故太过巧妙，留给小人的缺口太多也太大。把当政者比作鸣蛙，比作鸣蝉，比作夜枭，比作吃腐鼠的乌鸦，比作禽场中的鸡鸭，骂他们是不是人而装人的“沐猴而冠”，也只有苏东坡能提着脑袋、拿着性命才说得出、做得来。曲高和寡，不和者众时难求曲高。心中有就要说出，并请圣人出面，让高手出击。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这样的事苏东坡做不出来。故事众所周知，苏东坡偏要再讲一下：楚王以高位请庄子，庄子谢绝，并给楚王的使者说故事。有一个专吃腐肉的乌鸦，找到了一只腐烂的老鼠，大享其美。一只仙鹤从旁边飞过，乌鸦以为美味将被抢，就发出尖叫的声音吓唬仙鹤。仙鹤早已高飞入云了。苏东坡可以对小人的争权夺利不屑一顾，但重提这样的故事，得势的小人们肯定会无限失意，灾难就会不期而至。
　　神宗爱读书，更喜欢苏东坡的文章。他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要呈上备审备查。如果别无他意，这种搜求之法也是亘古未见。
　　还是皇后说给神宗的话最管用。“我记得苏东坡兄弟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正在受审。这都是小人跟他作对。他们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现在想以他的诗告他有罪。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所谓了吗？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别冤枉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
　　在狱中的等待度日如年。一天晚上，暮鼓敲过后，苏东坡正想睡觉，忽然一个人走了进来，一句话也不说，在地上扔了一个小箱子，躺下就睡。苏东坡以为是犯案之人，自己也睡了。大概四更时分，苏东坡听到有人在摇他的头，对他说：“恭喜！恭喜！”睡梦中的苏东坡问喜从何来。那人说：“安心睡，别发愁。”这是皇帝被劝须杀苏东坡，暗中派宫中的太监到狱中去观察。苏东坡安然入睡，鼻息似雷。他回奏皇帝说苏东坡睡得很沉很安静。皇帝对侍臣说，我知道苏东坡于心无愧。
　　皇权至高无上，紧握天子手中，最后苏东坡才得以轻松过关，宽恕贬谪。要按任何一个小人的奏请，不但苏东坡性命不保，就连司马光、范镇、张方平和另外的朋友们也将赔上性命。
　　刚获自由，积习难改的他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贾昌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喜爱，这首诗直指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不是诽谤，而是批评。
　　写完这首诗，苏东坡掷笔大笑说：“我真是不可救药！”
　　就是这个自我调侃不可救药的苏东坡，在朝廷将他从黄州调往别处时，照例上谢表，皇帝看后环顾群臣说：“苏轼真是天才！”他的政敌也照例从他的谢表中找毛病，皇帝泰然对道：“我很了解他，他心里是好意。”只有皇帝之口才可以为苏东坡堵住小人之口。
　　　　
　　 苏东坡总是谣言的中心。这些谣言是因为受人关注、奇文共赏和行为怪绝而生。
　　在黄州，苏东坡像农人一样经常喝醉。酒后夜游，谣言日生，口口相传，直到宫廷。在江上乘舟饮酒，夜空极美，一时兴起，唱词一首：“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第二天，就有谣传说苏东坡来到江边，写了告别词，顺流而逃。太守大惊，朝廷要求苏东坡不得出本辖区，急忙到他的住处察看，苏东坡坦然酣睡，鼾声如雷。
　　苏东坡辗转流徙时曾住在张方平家，他认出了张方平的儿子的名叫胜之妾。她原是黄州太守的妾，深得其爱的太守去世后，她改嫁另从。苏东坡见胜之在张家宴席上轻松愉快，旁若无人，又想起老朋友来，两眼泪痕，喉咙哽咽，胜之因此而笑。苏东坡因此感慨并且心中十分难过，告诉朋友说千万不要纳妾，胜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做得高官可得物质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愉悦。苏东坡的朋友蒲宗孟就爱奢侈享乐，儿媳妇只管丫环们昼夜做补充正餐的面点“酥花”，以保证客人吃不到重样的。蒲宗孟自己则有洗浴的癖好，洗脸、洗脚、洗身一日三番五次，规矩奇异，用品稀奇。他写信告诉苏东坡说，这种洗法大有益处。苏东坡回信说：“闻所得甚高，固以为慰，然复有二，尚欲奉劝，一曰俭，二曰慈。”
　　苏东坡的身子不会娇贵到如此精心之洗。他回朝后的政论文里，时常论及“慎思”与“公正”为贤臣之所必备，但这却为党人所憎恶。在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苏东坡欣然扪腹而动，他问家中女人便便腹中何所之有。对苏东坡来讲，常理下就该是“一肚子学问”，在苏东坡身边时间长了，必然会不同反响。一个女人说是“一肚子墨水”，一个女人说是“一肚子漂亮诗文”，苏东坡却摇头不止。聪明的侍妾朝云说：“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大笑称是。
　　就是这个朝云，使苏东坡在惠州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岁月。是时，苏东坡已五十七岁，朝云才三十一岁，秦观赠她的诗夸她美如春园，目似晨曦。朝云因爱慕和向往苏东坡的精神境界，成为苏东坡的知己之爱。苏东坡为她写了两首词，情爱之中揉进了宗教情感。他在这里为她建了房子，原来叫“白鹤居”，现在叫“朝云堂”。只是在未竣工之时，朝云染疾而去，洁身向佛去西天。
　　玉骨哪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控花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常嫌粉污，洗妆不退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这首词像写花，更像写给心爱的女人，因为月下梅花一向被认为是白衣仙女，隐约朦胧，自绝凡尘，自远世俗。词中朝云的影子显而易见。

——东坡西湖
　　城市的发展总会有不可多得的机遇和幸运，而著名人物的影响往往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直面一个城市，将操行与思索如新鲜的血液注入城市的肌体，人与城市两相知、长相忆，显得弥足珍贵。
　　名胜古迹与历史故事代代相传，写在大地与典籍中，说在语言与心灵里。这样相得益彰的城与人不枚胜举，杭州与苏东坡的神交可算是最佳组合。拥西湖之秀、有天堂之誉的杭州与从政从文令人高山仰止的苏东坡联系在一起，真是上天对杭州的格外青睐。
　　春雪与春雨结伴而来，竟也如此慷慨。马年除夕与羊年春节，两天的瑞雪飞舞与细雨缠绵都化作琼浆滋润着西湖，妆扮着杭州。大年初二的好天气为游客凭添了几分愉悦的心情。阳光暖，风儿轻，空气新，小草已绿，蓓蕾初绽，春水微波。苏堤上游人如织，川流不息，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与满脸的惬意。
　　作为匆匆过客，在这样的时令亲近西湖却是头一回。极目远眺，孤山静穆，断桥依然，雷峰塔俏立在如黛的近山远景中，湖心岛像满盈着绿色的船儿荡漾在水中。凝眉敛神，不经意间就把思索的触角伸到历史的长河画卷中。杭州是南宋王朝的都城，自可以一掠而过；白娘子与许仙的传说虽然凄婉动人，毕竟又多了些虚幻缥缈；白堤虽曾存在，但作为太平盛世的杰作，又似少了些迂回曲折。走在苏堤上，当忆苏东坡。苏堤另一头的苏东坡纪念馆吸引着我，脚步一下子就轻松起来。
　　西湖自然首先属于杭州城。杭州在唐朝时发展成为一个城市，一位大臣凿引西湖供城市用水。在大诗人白居易任上，湖水可以灌溉大部分的稻田，水落一寸可浇田二十五亩，一天可供八百亩地用水，足见西湖之水的金贵。西湖因位于杭州市之西而得名，旧称武林水、钱塘湖、西子湖，三面环山，一面临城。这个古代的浅海湾曾与钱塘江相通，后因泥沙淤塞而游离于大海之外，在河嘴口内侧的海水形成泻湖。经历代人工疏浚治理，演变成名声渐显渐远的西湖。湖上有孤山、小瀛洲、湖山亭、阮公墩四岛，白堤、苏堤将湖面划分成外湖、里湖、岳湖、西里湖、小南湖五部分。环湖山峦迭翠，花木繁茂。峰岩洞壑之间，点缀着泉池溪涧；青碧黛绿丛中，镶嵌着楼榭塔窟。湖光沁人心脾，山色美不胜收。
　　全长一公里的白堤似碧玉带搭在西湖的北面，两侧植有垂柳碧桃。每逢初春，柳丝泛绿，桃花似火，远望如湖中锦带。诗人白居易对此钟爱有加，“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的诗句就是明显的例证。全长二点八公里的苏堤位于西湖的西侧。堤上植有垂柳、三角枫、七叶树、樱花、玉兰、紫薇、桂花、芙蓉等，六座石拱桥小巧玲珑，使苏堤展现出雅致的曲线美。四时佳兴，风光各异。特别在春日之晨，六桥烟柳笼纱，莺啼婉转，报道春之消息，美其名曰“苏堤春晓”而位列“西湖十景”之首。
　　出乎意料，苏东坡纪念馆的规模竟如此之小。柴扉门、篱笆院，院内堆着高不过常人的假山，两层半的小楼似是木制结构，楼后无院，大门口的配房更是别致得可以，盖房用的松木好似要流下油脂来。或是因为西湖景区寸土寸金，即使盛名如苏东坡者也难以占到足够的地盘。只是院内圆石天然，浑厚纯朴，院墙边上修竹亭亭，碧草新绿，生机勃勃。一楼的旧图片诉说着千年的历史，虽然朦胧，却是鲜活的。墙上书画，愠嬉闹骂，皆成佳构，描绘着苏东坡的多重人格。楼上的字画有一小部分展示了苏东坡的画技书艺，更多的是后来的文人墨客的重褒之词，虽多溢美，实不为过。历史既可以感悟，又能够触摸。足味的诗词，静谧的字画，寂寞的小院，等人推开的木窗，待人观望的湖面，我仿佛看见戴着高高的“子瞻帽”的东坡先生忽而居庙堂之高，忽又处江湖之远，胸襟如海，眉宇齐天，上事天子可经世，下达苦众能济民。苏东坡是北宋西湖改选工程的首倡者、坚持者。太守造福于民，实不为过，但时处政治漩涡中心的苏东坡，要想干成一件事，却难于登天。
　　苏东坡的雄才大略、满腹经纶集中表现在了对西湖的治理上。中国造福后人的千年工程屈指可数，都江郾、大运河的生命力是旺盛的，福荫百代。西湖的治理之法以及苏堤的建造，为后人遗爱良多。西湖是人工点缀后的自然，是真正意义上的锦上添花，历经千年而令人夸口，足见东坡先生的智慧、操行与美德。1090年，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并任太守。眼见西湖日渐缩小，蔓草丛生，十八年前野草仅遮掩湖面十之二三，现已过半。悯心萌动，诗情勃涌，苏东坡上书执政的皇太后疏浚西湖的计划，列了五条刻不容缓的理由，要求朝廷拨给一半的经费。第一条理由竟然是从佛理说起，怕西湖淤塞，鱼儿遭殃。因太后是水做的女人，深信佛理，以慈悲为怀，视生杀为忌。第二条理由是西湖为造酒的水源，水若枯竭，酒难酿造，酒税就无从得来，财政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有城市供水、农田灌溉和运河水流等。太后马上就同意了，并给了一万七千贯钱。苏东坡卖了一百道僧人“度牒”，又得到了相同数目的钱。
　　数千人四个月的辛苦，清理出堆积如山的水草和淤泥。苏东坡化腐朽为神奇的大手笔解除了杭州人的心头之虑，苏堤应运而生，似一桥飞架，如彩虹永驻，为世人留下了千年的堤路和寓爱融情的艺术之作。如若不然，“苏堤春晓”“三潭印月”“花港观鱼”“柳浪闻莺”这些只有天堂才有的仙境何以能落在西湖，杭州人何以当得神仙。
　　西湖是杭州的明眸，苏堤是西湖的彩带。苏东坡之于杭州，如鱼得水；西湖之于苏东坡，似遇知音。苏东坡一生多才多艺、多灾多难，两次久居杭州，成为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杭州的丽日灵光赋予苏东坡以无尽的灵感，浸润着他的心田。杭州人的虚怀若谷、温情至深与苏东坡的潇洒神韵、空阔胸襟一起勾勒出人间动人心弦的故事，是灵魂和灵魂深处的洁净使他们互相赢取了彼此的心。在初到杭州任有职无权的通判时，苏东坡有心建树却无力施展，但杭州人仅仅因为喜爱这位闻名全国的诗人而别无苛求，在他入狱之后，沿街设案焚香，祷告上苍。西湖的诗情画意，只有苏东坡的诗思词艺才能穷尽其美妙；苏东坡的才华横溢，也只有在西湖胜景中才能挥洒得淋漓尽致。何处雨亦奇，哪里的湖泊似美人？天下湖滨楼似星，只从西湖望水天。苏轼一生船过三峡，出入京师，西出凤翔，命寄密州，放歌徐州，倾情湖州，谪居黄州，神往登州，复京入相，贬居惠州，再贬天涯，魂归常州，为政倾心，穿行于惊涛骇浪，以经世济民为己任，虽九死犹未悔；为文专心，游走在艺海文苑，开时代之先河，鲜有望其项背者。一生屐痕处处，只把杭州作第二故乡，只把西湖作梦里水乡，在此为政为文，均有登峰造极之势。如果游人说及苏东坡不是杭州人，大多数杭州人都会跟你急：“苏东坡从杭州到京师，哪里去过别处。”只怕即使是四川眉山真正的老乡，也无法辩解清楚了。
　　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容重复。设若苏东坡无缘于杭州，杭州将因之而缺色。如果苏东坡放弃治理西湖，恐怕也会有后来者挺身而出，写下异曲同工的篇章。但作为谪居杭州的尚书，苏东坡之作为实在影响至极，人因景而流连忘返，景因人而名声远扬，这却是无人能替代的。苏东坡在杭州人的心目中如高山般峻伟，肯定超乎平常人的想象。西湖的水千年来清新如许，至善至柔，这笔好帐记不到别人头上，舍君其谁？苏东坡在外地时，朝中的政敌挖空心思，在他的诗词中捕风捉影，极尽牵强附会之能势，生拉硬扯地找其泄愤报怨和有碍朝廷的只言片语，但对西湖治理工程，连那些奸佞小人也知趣地绕开了，不敢说半个不字。杭州城运甚！苏东坡幸甚！
　　我本一观客，意在山水间，倒成了历史的追寻者。这样的城市与湖水，这样奇巧瑰丽的传说，叫人怎么不忆起如山般伟岸、如水般温馨的苏东坡。苏东坡是宽容的，把杭州和西湖像家一样捧在手上、融在心中。风花雪月、山水草木是有情的，水一般的记忆不间断地流淌。置身于这小小的纪念馆庭院中，虽小犹幽，聊以回味，或许是朴素情感的自然流露吧。有这一小馆守望着苏堤，已经足够了，我心下释然。想那苏堤建成之初，堤上建有九个亭子，杭州人念其德政，选一亭在其中供有苏东坡的画像，作为他的生祠。他的政敌、不忠不孝的吕惠卿得势之后，想方设法弄到一纸朝廷命令，将纪念亭毁掉。拆毁的亭子肯定不大，却无法拆去人们心中的纪念亭。花开花落，涛走云飞；宠辱不惊，闲看得失。高山会铭刻，流水会荡涤，人心会记取，传说与回味都是公正的。

——悲天悯人（之一）
　　满眼好人的苏东坡心不设防，无所畏惧，度漫漫岁月似清风微拂，怀赤子之心而辉昭日月。
　　他曾对弟弟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苏东坡可居庙堂之高，仁宗信而不疑，神宗是踏实的读者，皇后一直护着他，就连昏君徽宗也惧怕他的在世之名；在公卿中诗词酬和，美文来往，同班列朝，互有牵念。苏东坡也可处江湖之远，知名的隐士、技高的药师、微醉的酒馆主人、粗俗的农妇，还有能文的僧人、无名的道士和比他更贫穷的人。当他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无人能认出他时，他会偷着乐。
　　陕西大旱，农民求雨，身为父母官的苏东坡以文才著奇表呈递神明，祈求普降甘霖。在太白山上展读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祈雨文后，几天后下了小雨。苏东坡惊诧不已，有人告诉他宋朝的一个皇帝将太白山之神封为侯爵之后，求雨已不灵验。苏东坡查籍翻典，知道太白山神在唐朝已是公爵，官位低了，神自然不高兴。这下苏东坡有事做了，代县官向皇上草一折奏本以恢复山神的爵位；与太守斋戒沐浴，派使敬告神灵已求新的封号；率众出城迎“龙水”，几千人的场面热闹而隆重；天阴如墨涂，雨却下不来，与太守到寺里去祷告；用手抓几把在地面飘浮的乌云，装在蓝子里。感天动地，暴雨降落。两天之后，又下大雨，接连三月。
　　欢声遍野，政声显赫，苏东坡却独有其乐。把自己小小的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写了《喜雨亭记》刻在亭子上。他祷告乌云的诗文让人感激涕零：“府主舍人，存心为国，俯念舆民，燃香霭以祷祈，对龙湫而恳望，优厚明灵敷感。”
　　苏东坡善于祷告，如果是神，自然是要比人明理的。他像一把给人温暖的火燃烧着自己，将痛苦留给自己。他深信义正神灵才能信服，词严鬼怪方可顺服。经过白华山时，一个侍从中邪，苏东坡与山神理论之后继续前行，飞沙走石又来，狂风大作不止。有人劝他向山神求饶，他回答说：“吾命由天地掌握，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我要照旧往前走，山神能奈我何？”
　　精于祷告的苏东坡却是个不信邪、不怕鬼的人，如果鬼曾经存在的话，他坚信自己的智慧斗得过愚蠢的鬼机灵。他的二儿媳也就是欧阳修的孙女产后中邪，苏东坡连打加吓、连哄带骗，送鬼回家，还煞有介事地给佛爷写了一篇祈祷文。他的小孙子的奶妈身上也附鬼，先要求苏东坡请仙婆，后要求他写篇祷告文，又要求吃点肉喝点酒，再要求能烧点纸钱，条件越来越低，口气越来越温和，苏东坡越发坚强，一概拒绝。最后，鬼只要求喝碗水，苏东坡应允。鬼也怕不怕鬼的人，这个鬼真是个地道的倒霉鬼。只是奶妈恢复知觉，却从此断奶，该是鬼惩罚人的最后一招吧。
　　苏东坡在凤翔期间认识了富有才华、豪爽大方的章子厚。在芦关旅行途中快到黑水谷时，他们进入深山，来到一个深涧边，两侧巨石陡峭，上面架一块窄木板，下面深百余尺，激流翻滚倾泻。极有勇气的章子厚以超常的定力从木板上走过深涧，然后将长袍塞在腰间，抓住一根悬挂的绳索，坠下悬崖，到对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题了“苏章到此一游”六个大字。随后轻松自如、若无其事地从独木桥上走回来，神清气定，面不改色。苏东坡自然不敢，用手拍了拍章子厚的肩膀说：“终有一天你会杀人的。”章子厚问为什么。苏东坡回答说：“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这话果然应验。
　　宋人大多以为自己有前生。苏东坡半疑半信他的前生曾住在杭州，寿星院里的大多景物他虽未先看却都先知。张方平的前生是住持，未抄完的经书还敞开着，提笔续抄，字体相同。黄庭坚的前身是一个女子，入他梦中要求料理她的墓棺。由此，苏东坡对杭州情有独钟，爱这个城市，通过爱这个城市的人来体现；爱自己的国家，通过爱这个城市和城市里的人来展示。
　　对违反王安石新法和私盐贩者，苏东坡心下不忍处罚；老百姓在保甲制度下受鞭笞而哭叫，壮丁的妻子儿女入狱受刑。凡是这些难以入书入文入折的，他都写入诗中，又都成了他图谋破坏新法的罪证。
　　身在是非地，心向大自然。杭州、西湖之幽之美自不必说，其四周不远处的灵隐寺、葛岭、虎跑泉、天竺顶，近四百个的寺院，众多可以闲话碎语的僧人，写给青山绿水、野鹤闲云的诗句，让有心之士和无聊之人传开去，而作者却怡然自得。苏东坡不是神，却可以让神敬畏；他也不是仙，却可以仙身服人。寿星院的老和尚曾看到赤身睡在躺椅上的苏东坡背上有七颗黑痣，如北斗七星一样排列。老和尚深以为苏东坡是天上星象下界，聊作人间过客。星象也好，凡人也罢，悲天悯人的苏东坡是凡身神仙、肉胎金刚、菩萨心肠。
　　
　　苏东坡到杭州后有一年半时间没有打开过书本，太后的恩宠一直激励着他。他实施了全城的公共卫生方案，清洁供水，建设医院，疏浚盐道，修建西湖，稳定物价，只身救济饥馑。举重若轻的他在谈笑风生之间就把许多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身常在湖山中，影入得百姓眼。
　　一个商人因雨多而扇子难卖形成债务受审，苏东坡慈心萌动，慧心激发，将二十把扇子或书或画，化普通为神奇。一个穷老书生为防途中受盘剥，冒苏氏兄弟之名，携带两百匹绸子作盘缠进京赶考。苏东坡将假字换成真字，对书生说：“老前辈，这次你放心吧。即使差人把你抓到皇上跟前，担保你平安无事。”这位老书生榜上有名，苏东坡也奇遇共赏，请他在家中住了几天。
　　苏东坡未雨绸缪、储粮赈灾、改造西湖、救济灾民的行为竟然也成了反对派攻击他的理由和借口。外放到颖州时，他看到成群的难民从东南逃向淮河边，用榆树皮、马齿苋和麦皮煮成的粥成了他们维持生命的食粮，他冒着政治和生命的危险给灾民发放米和柴。在扬州，麦浪滚滚，麦田青青，不见农人，农家荒废，这时的丰收却是农家人的灾难的开始。这就是新政的恶果，农民遇歉年忍饥挨饿，遇丰年又要因还不上贷款而锒铛入狱。在苏东坡再三再四的奏请下，朝廷终于下令全部宽免所谓的公债。
　　　　
　　
　　——悲天悯人（之二）
　　　　以心敬天、以爱达人的苏东坡很能借助酒的力量，在微醺的天地中任意自我，天性纵横。
　　苏东坡一直相信自己会遇到神仙，相信自己也会成仙。
　　中了进士，尚未做官，再出巴蜀，船经三峡时，苏东坡到过神女祠。附近有一种长势特别的竹子，竹枝柔软低垂，直触地面，俨然向神俯首膜拜。有风吹拂，竹枝轻摇细摆，使神坛洁净无比，犹如神女的仆人一般。心到神知的苏东坡想：“人也许可以成仙，困难就在于难忘人欲。”
　　曾经举荐过苏洵的元老张方平是酒中豪侠，酒量可达百杯。欧阳修也是海量，张方平技高一筹，他从不说喝多少杯，只会说喝多少天。苏东坡虽酒不如人，但他不会因酒量小而戒酒，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一杯酒浇晕头的人成了酒中之仙，恐怕只有苏东坡一人可以当此盛名吧！
　　苏东坡在惠州时，十分推崇不亚于仙露的桂酒。他给陆维谦写信说桂酒一端足可以抵他迢迢千里跋涉之劳，陆维谦果然不辞两千里之遥飘然而至。这是有酒作媒，实是为情所牵。
　　惠州的酒由各家自酝，没有官方专卖。苏东坡以为在新的地方遇到了故知，给朋友写信赞美桂酒的异香，略带甜味，益气补神，容颜焕发，开怀畅饮就会轻灵飘逸，飞行空中而不沉，步行水面而不溺。
　　苏东坡写了五六篇酒赋，还写过一篇《酒颂》。“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凝神……湛若秋露，穆如春风。疑宿云之解驳，漏朝日之暾红。初体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扫空……座中客满，惟忧百盍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乐；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苏东坡在鉴赏酒的同时，还试验造酒。在黄州做过蜜酒，在定州曾试做橘子酒和松酒，还写了《松醪赋》；在惠州品尝了中国南方的特产“酒子”，类似稍带酸味的啤酒；给朋友详述了“真一酒”的做法。想象苏东坡边滤酒边喝个不停，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就不只是一个快乐的人，就是酒中的神仙。儿子们经常被问到父亲做酒的方法，尤其是桂酒的制作，他们只是笑答每一种酒只是试验一两次罢了。尝过黄州蜜酒的人，少有不腹泻的。
　　　　
　　　　即使在手握重权、操笔书旨的时候，苏东坡的情怀也没有因权位的高升而有丝毫的改变。
　　苏东坡极受贤德的皇后的赏识和恩宠，是仁宗皇后在他受审时救了他的命，英宗皇后让他得到一生中最大的官职，神宗皇后使他免于客死蛮荒。
　　四十九岁的苏东坡再回京都后的八个月内，朝廷将他连升三级，为皇帝草拟诏书。
　　三品官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职位永远是由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的，这是升任二品首相的前一步，而一品官却从来没有人荣得。苏东坡这时候可以直接接触儿童皇帝和太后，单日夜值宫院，拟文成旨，双日发布圣旨。宫中的夜，或热或冷，或短或长，苏东坡和这时候的宋朝的心脏一起跳动。
　　苏东坡对政客的嫉妒已经万分厌恶，提出请辞该职。皇后让他拟写任命吕大防为宰相的圣旨后，突然问他几年前官居何职，现在身居何职，为何升迁如此之快，苏东坡一一作答。皇后告诉他升迁之快不是太后与皇上的恩典，也不是老臣的推荐。呆立着的苏东坡沉思片刻说：“臣虽不肖，但从不运用关系求取官职。”太后最后说：“这是我老早就想对你说的。这是神宗皇帝的遗诏。先王在世之时，每当用膳时举箸不下，臣仆便知道他是在看你写的文字。他常说起你的天才，常想用你，但不幸未及如愿便遽尔崩逝。”
　　苏东坡拟了约有八百道圣旨，都收在他的全集中。这些精品佳构，无不铿锵有力，妥贴工巧，简洁明快。圣旨惯于引经据史，富有例证譬喻，苏东坡对此举重若轻，挥洒自如。在他去世后，有一个洪姓人接替他的职位。这个人对自己的文才颇为自许，问当年侍候过苏东坡的老仆人，他与苏东坡相比当是怎样。老仆人恭敬地回答说，苏东坡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写得美，不过他永远不用查书。
　　这肯定是在称赞他的才华和学识，其实支撑起这座大厦的基石还是他那颗牵挂朝野的赤诚之心。
　　
　　苏东坡不会因为朝政时局混乱和个人境况的悲惨而改变自己的政见和作为。
　　北宋王朝因朋党之争而衰微，国力耗竭，小人当政。苏东坡青年时期，朝廷上贤相良臣当政。到哲宗、徽宗之际，贤臣少了，或贬或去。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极力排贬二十多位忠贞之士。党争再度祸起，又失中流砥柱。任何一项超现实而不能终其善局的新法，只有独断专行的狭路一条，危害之烈可想而知。富哲思之辩的苏东坡，与新法主将王安石对抗，源于苏东坡洞察世事的慧眼，一生处世轻松、议事诙谐的苏东坡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朝议纷争之中，并非不能自拔，而是不愿抽身弃世。与王安石狭路相逢，影响苏东坡一生的宦海浮游，也暗含了北宋王朝的命运。
　　孤高洁明、坚持己见的苏东坡身经风雨却明晓谦退之术，但从没有醉心政治的他，却始终被政治所追。王安石得势之时，他从政坎坷，仕途灰暗；所谓的同党执政之时，他依然如故，身陷漩涡。他绝无进取宰相之位之心，否则，他也就不会是苏东坡，也不会是世代敬仰的苏东坡。
　　司马光去世后，苏东坡身居高位，卓然临世，自然惹人嫉妒。风暴不期而至，他是最危险的中心。以理学家为首的朔党、洛党与貌似以苏东坡为魁的蜀党，无缘而争，无由而斗。弹劾苏东坡的奏章接踵而来，太后敕令停止，也有人抗旨再奏。苏东坡放弃外放之求，昂首挺胸承箭，给皇后上了两千字的表章，终得留任原职。在两年之中，苏东坡以其鲜明的志士本色和无畏直爽的言论，得罪了许多应该得罪的人，成了小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在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他出任杭州太守。
　　在他启程时，已经八十三岁高龄但仍然活跃如常的文彦博为他送行并劝他不要再写诗。已经上马的苏东坡大笑着说：“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做注疏呢。”
　　苏东坡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更是信仰的悲剧。他是胸怀坦荡、耿介独立的性情中人，又是温和的革新派，他坚决反对王安石的激进不弯和任用非人的变革主张，也与悉数废除新法的保守派格格不入。
　　他是一个真正识时务的人。

　——文如其人（之一）
　　
　　一个从未因自身利益停止战斗的人，他的文章必然能堪称战国之文。
　　苏东坡的论事之文，上承贾谊、陆贽，论证古今，滔滔不绝，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无所不及，无所不论。
　　首推策论之文，在两次大的朝政改革时，针贬时弊，言辞犀利，特色鲜明。在《御试制科策》中直面朝廷用人问题，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的主要问题。“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
　　在苏东坡应制之时，还撰写了《策略》、《策别》和《策断》等，虽然是为应考而备，但却都是有为之言。他主张行赏要自下而上，用罚要自上而下，特别是要先罚贵戚大臣，而后再逐级下罚。这些直接叫板儒家传统的观点，是十分大胆的。
　　他揭露买官卖官者说：“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没有钱办不成事，没有大钱更是买不到大官。
　　苏东坡评论时势的名文当推《教战守》，此文的论点、论据与论证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充分体现了他的论事之文的特点。特别是战争不可避免之论，更是十分精彩，并且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是非常准确的。“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须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论兵法与战事不是苏东坡的强项，但他看到上至最高统治者，下到某些士大夫，苟且偷安，不讲武备，危势日甚。天下危亡，系于赤心；有识之士，多好言兵。当时，尹师鲁、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和苏洵等，都重视军事并多有论述。
　　熙宁四年，苏东坡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针对新法，著文论事，给宋神宗写了行文姿肆、言辞激切的《上皇帝书》。开篇直言此书欲说三事，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人心向背，系乎存亡，古今一理。在苏东坡看来，熙宁变法，最终不免刚愎自用，因为先期没有深结人心。“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本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
　　这样的话语对皇帝应该有所震动。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厚风俗”虽是老生常谈，但苏东坡之论切中新法之弊，在众多的论政之文中算作旧论新谈。直言神宗皇帝不要急于求成，这也不是任何一个人敢说的。
　　变法日甚一日，朝纲杂乱无章，谏官形同虚设。苏东坡定然要问：“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东坡之文似战国。”唐朝得贾谊之论而盛，宋朝有苏轼之论却衰，个中缘由，在势在主。这不单是苏东坡的悲哀，更是宋朝的无可弥补的惨痛。
　　
　　苏东坡用胸中的情、心中的爱和手中的笔诠释了行云流水的最高境界。
　　苏东坡的杂文较之其它诗文词赋，更是漫随自由。宝石不怕试验，真金不怕火炼。大至以山填海、汪洋姿肆，小到和风细雨、碎景微物，苏东坡都信手拈来，纵横捭阖，挥洒自如。他称颂谢民师的诗赋杂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谢民师是否当此褒奖姑且不论，倒是道出了他自己所追求的诗文境界。行云流水与文无定法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用妙构佳思真实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深感厚想，迷人之处便会应运而生，独特之美便会自然显露，心有精妙才能得心应手，思存高远才会心无旁逸。
　　世间多有读书但不写文章的人，肯定没有不曾读书或不再读书而写文章的人。将新书读旧、旧书读新的苏东坡，一生在读，终生为文，却对读书与为文别有洞见。不赞成“作文”、不欣赏“写匠”的苏东坡，读书为文、为文读书让人感觉“似不读书”，这正是他的精到之处、功夫所在。文无定法而自有其法，刻意模仿难以推陈出新。欧阳修仿李白技法作了一首《太白戏圣俞》，虽然也不乏奇想佳句，但隐隐约约的李白的翻板总让人不舒服，好在这位文坛宗主也仅仅是以此聊作凑趣。师从欧阳修的苏东坡由此说过老师“诗赋似李白”。
　　苏东坡的杂文在其全部作品中并不占多数，最著名的要算给文同的偃竹作记的那篇。
　　文同文与可是宋代的名画家，兼长诗文，与苏东坡有亲友关系。
　　起笔自由的苏东坡在这篇画记中却是先介绍文同的画论，这就是著名的“成竹在胸”。寥寥数笔，写出了文同的最精彩的艺术见解和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先得成竹于胸”，“振笔直遂”，“画竹数尺”，“如兔起鹘落”，“有万尺之势”。
　　这是文同的画论，特意写在篇首，说明苏东坡是艺术家和鉴赏家，是认可文同的艺术理论与实践的。平常之日，时诵于心；临文之际，笔到章成。
　　认同并不见得不能发挥。苏东坡的发挥是深有体会的：“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之，岂独竹乎？”这就由画竹推及到画竹之外的事了。在苏东坡看来，文同的理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文同曾送给苏东坡一幅画竹，并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苏东坡应文同之请作《洋州三十咏》，中有一诗：“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文同收到这首诗的时候，正与妻子在山谷中游玩，将竹笋烧后作晚餐，展读诗作，竟然失笑喷饭。苏东坡幽默并料事如神，文与可淡泊能醉心竹林。
　　结篇的两行用笔简略，情深意切。只言文与可半年前逝于陈州，半年后苏东坡在湖州翻捡书画，见画竹而失声痛哭。
　　文与可读苏东坡的诗曾“失笑喷饮满案”，苏东坡见文与可画又“废卷而哭失声”，一喜一悲，交谊乃现。
　　作悼念文章而不流习俗，为名画作记又情满其中。似随意写来，无拘无束，又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如果再细读慢品《记承天寺夜游》，就更能略晓杂文的独辟蹊径之法。
　　　　
　　苏东坡写散文，笔毫力透纸背，题材至为广阔。古文风格庄严纯正，大家风范；小品短章轻松曼妙，扣人心弦。
　　人生失意须尽乐，莫使明月空对杯。天纵之才的苏东坡，于世界无所取，予世界为至多。不管身在何处，心境如何，他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情画意，创造性地运用不朽的文学形式，使其长留人间。
　　精品巨制、佳作纷呈的苏东坡，给当代和后世写下了最精的四篇：《赤壁赋》、《后赤壁赋》、《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
　　只有宁静欣悦之心，才能写出如此宁静欣悦之作。我们甚至没有胆量和底气去评说这些峰巅之作，自己去读去体会吧，收获会因人而异、因情而别、因境而差。
　　
　　苏东坡最精的书画作品，是在他酒酣至醉或是兴致昂扬之时，洒脱明快之意跃然纸上。苏东坡任主考官时，枯燥得难以打发时间。平时难应求书之人的他，只要案头有纸则不论精细，不写完不罢休。烂醉之时酣睡又醒，提笔如疾风，落笔似泼雨。
　　苏东坡在自评自己的书画时说：“吾书虽不甚佳，然出自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苏氏兄弟出版了九本精摹字帖后，就连他的朋友们都热心地搜集他的书法。一个朋友在旧箱子里找到他被贬黄州期间醉中所写的《黄泥坂词》，已然污损却依稀可读。张耒另抄一份交给苏东坡，自己珍存那份真迹。刚过几天，苏东坡收到驸马王诜的信中说：“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得两纸字。有近画当稍以遗我，勿多费我绢也。”甚至连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亲密信，也被刻在碑上，拓片来卖，成为著名的“西楼帖”。当年为感谢朋友送给妻子一把梳子，通知朋友将送一锅咸猪肉，写一封感谢信或开一番小玩笑，这亲笔书法不知又养活了多少人。
　　苏东坡曾说起，他的友人文与可练习书法时间很长却不见长进，十分苦恼。有一天，他独自走在山中的小路上，见两蛇相斗，他从争斗中的蛇身的律动上获得灵感，将斗蛇的矫健纳入笔划之中。还有的书法家从狭路相逢的樵夫与村姑的紧张不安、惊慌失措和躲躲闪闪中悟出了书法节奏与艺术的秘诀。这样的书法必然惊人！
　　　　
　　苏东坡独创墨竹，开创中国的文人画。他和米芾一起共同创造了至今在我国最富有特质与风格的中国画。
　　自幼就痴迷吴道子的苏东坡，在黄州时全身心地致力于绘画。到京城后，朋友们都文名齐天、画艺惊世，聚在一起，举杯相庆，泼墨手谈，纸上天地，乐趣无尽。多数时候，是苏东坡画石头，李公麟画柏树，苏子由和黄庭坚题字。

　——文如其人（之二）
　　
　　
　　字如其人，无甚道理；画如其人，大概如此；文如其人，大致无妨。
　　苏东坡在凤翔时，陈太守接替了宋太守。这位宋太守武人出身，严厉刻板，面黑体壮，双目有神。作为同乡的他，却武断地把少年得意的苏东坡看作暴发户。陈太守身载美誉，曾在长沙捕获一个与当权要人相交甚密的恶僧交法严办，令人惊叹；强遣七十多名男巫返乡务农，拆除几座无德之庙；他的兵卒奉命站定，胸承敌人飞箭却毫不动摇。
　　两个不妥协、难通融的汉子正可以硬碰硬，少不了恶语相加，唇枪舌剑。作为天生的文人，苏东坡最反感的是陈太守改他拟妥的上奏文稿，又有造访时久候不见的气恼。武人的耿直与文人的执拗不可调和，京师也没有瞒住。陈太守在公馆内修了一座“凌虚台”，要苏东坡著文纪念。多才年轻、多心单纯的苏东坡断不至于直接攻击太守，但放支写满玩笑的柔箭，似乎无伤于人，无害于己。新台刚起，志文中却在隐隐地沉思将来坍塌毁坏之状；太守不知城外有山，几近讽刺山上人不知山下有城。陈太守胆大心大肚量大，一字不改，照本刻碑。苏东坡却感到怅然若失。
　　苏东坡也以为陈太守为人不坏，分手之后，才有了主动修好的想法。几年之后，他为陈太守写了一篇墓志铭。苏东坡是名冠朝野的大文人，曾声称并坚持做到不写言不由衷、陈词滥调的谄媚死者的吹捧文章。他一生中只写了七篇，都有特别的理由。就篇幅来讲，为司马光写的数第一，为陈太守写的排第二。
　　因文成友，因友而文。苏东坡与陈太守的儿子结成终生之交。陈子嗜好饮酒骑马，擅长击剑打猎，喜欢一掷千金，不可明言的特别之处吸引着苏东坡。陈太守因在别处为官时纳贿被判处死刑。苏东坡遭贬之时，仇敌知道他当年与陈太守不睦，就把他贬到陈子隐居的黄州。如果陈子为父报仇，正好可以借刀杀人。苏东坡与陈太守之死毫无关系，陈子成了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最好的朋友。
　　欧阳修去世以后，文坛盟主之名历史性地降到苏东坡的头上，文人儒生都以“夫子”之称尊呼。“苏门四学士”中已有两人相熟，一是淮扬的张耒，一是杭州的晁补之。后来又有秦观和黄庭坚。秦观见苏东坡时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他把苏东坡比作“天上麒麟”，又说“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
　　成为江西诗派鼻祖的黄庭坚，写了两首诗，万分谦逊地向苏东坡毛遂自荐，将苏子比作高崖上的青松，将自己比为深谷里的小草。苏东坡回信：“今者辱书，执礼甚恭，如见所畏者，何哉？轼方以此求教于足下，而惧其不可得。”师徒以苏黄并称，苏子去世后，黄山谷跃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但黄庭坚终生以苏门弟子自居。
　　
　　苏东坡的革新意识与开创精神在诗词的王国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熠熠生辉。在他之前，词以柔为美以媚为宗，天地狭窄多咏男女之情，风格单一柔婉一统天下，正是他以纵横捭阖的健笔开疆拓土，以豪放刚劲的雄风与花娇柳媚的雌风一争高下，为豪放词的伟业奠基。在他高扬的旗帜下，后世的李纲、岳飞、陆游、辛弃疾、张孝祥、刘过、陈亮等人如怒风呼啸，似骏马驰骋，共同堆起巍峨的山峰，与婉约词凌空对峙。
　　苏东坡在翰林院时，曾问一位幕士他的词与柳永的有什么不同，这位幕士回答说柳词只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儿手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学士之词则必须由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在当时就文有豪柔、词分泾渭了。
　　才华横溢的苏东坡足以涉猎文学创作的所有领域，以展示其无所不为的才能和无所不及的智慧。他创作的许多回文诗词，灿若星辉，光彩夺目。
　　“柳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庭柳。香汗薄衫凉，凉衫薄汗香。　　手红冰腕藕，藕腕冰红手。郎笑藕丝长，长丝藕笑郎。”这是苏东坡在黄州的艰难时日中偷得闲情逸致所作的十首回文词之一，真是词人高手，在局天蹙地里闪转腾挪，展现纵横自如的盖世功夫。
　　“世间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满千家墀。”集诗句为词章的苏东坡有三首《南乡子》都是佳篇妙构：
　　寒玉细凝肤。清歌一曲倒金壶。冶条倡叶偏相识。净如。豆蔻花梢二月初。　　年少即须臾。芳时偷得醉工夫。罗帐细垂银烛背。欢娱。豁得平生俊气无。
　　怅望送春怀。渐老逢春能几回。花满楚城成远别。伤怀。何况青丝急管催。　　吟断望乡台。万里归心独上来。景物登临闲始见。徘徊。一寸相思一寸灰。
　　何处倚阑干。弦管高楼月正圆。胡蝶梦中家万里。依然。老去愁来强自宽。　　明镜借红颜。须著人间比梦间。蜡烛半笼金翡翠。更阑。绣被焚香独自眠。
　　一颗慧心能使他与隔代高手对话交流，一双巧手能使他从史海宝库中得心应手般地探囊取物。
　　宋代是唐代的延续，宋词是唐诗的升华。苏东坡肯定对前贤敬佩有加并倾慕不已，他自创的“隐括”词体竟然可以将陶渊明的名文与韩愈的名诗改为词作。
　　苏东坡自有其道理：“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
　　改成的《哨遍》更适合歌之传之：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相交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希，征夫指余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改韩愈的文章也是水到渠成：“欧阳文忠公尝问余：‘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听颖师弹琴诗最善。公曰：‘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
　　这次改的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先生的《听颖师弹琴》，词寄《水调歌头》：
　　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怨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 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
　　唐朝诗人杜牧任黄州太守时作《九日齐安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叹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泪沾衣。”身在黄州的苏东坡近水楼台、揽星摘月，改诗为词《定风波•重阳括杜牧之诗》：“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　　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泪沾衣。”
　　自苏东坡开始，秦观、周邦彦、黄山谷、赵令畴、辛弃疾、朱熹等人也都纷至沓来，一显身手。

——文如其人（之三）
　　
　　
　　月亮在苏东坡的心中，苏东坡心中的月亮辉映在他的诗词中。月亮在苏东坡雄健豪迈的《水调歌头》中飘逸空灵。
　　历尽劫难后，黄州中秋的幽思镌刻在《西江月》中：“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这时候他的心情只会是如此心境：“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穷困潦倒的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境况在《寒食雨》中可窥见一斑：“小屋如渔舟，蒙蒙云水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即便如此，豪情迸发、乐观自强的苏东坡从来没有放弃理想与信念：“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耕种东坡、盖屋雪堂实属不易：“去掉东坡抱瓦砾，自种桑麻三百尺。今年割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在湖北黄冈，苏东坡追忆往事，说自己七岁时在家乡遇到一位九十岁高龄的朱姓老尼，这位老尼年轻时曾随师父出入五代蜀主孟昶的后宫，亲眼看到孟昶与花蕊夫人在摩诃池上纳凉，并能记起和背诵花蕊夫人所作的《玉楼春》。这阙词深深地镌刻进苏东坡的脑海中：“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庭户悄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回，不道流年暗中换。”
　　四十年后，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年近五十的苏东坡往事重到心头，诗兴激荡胸怀，将《玉楼春》改成一阙《洞仙歌》，将脑海深处的前两句悉数拿来。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花蕊夫人的《玉楼春》像她自己一样幽居深宫，一朝出宫时又迅速香消玉损。苏东坡将夜明之珠打磨成星星镶嵌在时空中，名传遐迩，吟诵古今。
　　　　
　　　　截取云彩凝笔端，浓妆淡抹总相宜。
　　诗词文赋不以数多量丰为胜，只取质与美、艺与思。前朝的张若虚以一首《春江花月夜》独领唐诗王国的一派风骚，后来者无人能够企及。风流倜傥的乾隆皇帝一生吟诗万余首，写在皇籍中，刻遍全中国，也难得一句能流传。在诗词的世界里，更难于成家树派，即使绽露头角也并非易事。就是在文学的历史和现实中混个脸熟的不少人，也大多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苏东坡写诗，却能常写常异，永远清新。生活小节可以入诗，俚语俗句信手拈来，闺怨相思情深似海，谈禅论道鞭辟入里，人生哲理入乎其内，独到别人之未到，独工别人之未工，天广地阔，目之所及，情之所到，闪转腾挪，挥洒自如，无所不能。在黄州的送行宴会上，素昧平生的歌妓李琪求他在披肩上题诗。谈笑风生的苏东坡起笔两句平淡无味：“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谈兴正浓、笑语不断的苏东坡在李琪的再三请求下，一挥而就：“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先平后突，音韵谐和，恰似一块圆润的宝石，洋溢着轻盈自然之美。对李琪恰到好处的恭维，使其芳名永驻，声名远播。
　　从嘉州到江陵，随船移步的苏家兄弟作诗百首，印行时叫《南行集》。小官初任，东坡离家，子由雪天牵瘦马，相送在古道。第一首写给弟弟的离情别绪诗，就有了唐人寄弟诗中的“风雨对床”之思。离别的泪水还没有抹去，心已憧憬着相逢的喜悦。刚踏宦海的边缘，就梦想辞官退隐的理想生活。
　　已经写了许多诗、上过三次奏折的苏东坡早已以诗文闻名天下，光是与弟弟子由的和诗，就足以塞满知者与读者的脑海和胸腔。苏东坡来到第二故乡杭州，人与城和谐相处，城与人浑然天成。最初的诗句应该是：“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西湖是杭州明亮的眼睛，无数文人墨客对美目格外青睐，纷繁杂乱的诗歌词赋不计其数。而公认最好的却是苏东坡将西湖比作美女西施的这首：“水光潋滟睛偏好，山色空明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东坡随物自适，出中成吟，友人规劝“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但苏东坡还是要写，写就写出了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对于苏东坡来讲，即使是天堂般的杭州，虽有诗情画意，也不全是歌舞升平。囚犯在牢，蝗灾待灭，盐渠需浚，饥馑要查，官职在身，民命难违。提笔能写启人心思的山水诗、荡气回肠的爱情诗、戏虐调侃的讽刺诗，轻松者惹人大笑，辛酸者令人落泪。心灵的创伤，隐忧的侵扰，无尽的牵念，不能入梦的，都来入诗；不能直言的，都来入梦。
　　苏东坡人无定性，诗无定规。起笔轻松自然，用典信手拈来，是否寓有深意，谁也无法预料。他的风格就是那种全任自然一发而不能自己。就一个题目可以易如反掌地接连写出数首，而且用同样的韵。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我们无法全部引出他珠玑满卷，奇文充栋的诗。有一首将当权派暗比作夜枭的诗，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苏东坡。这也怨不得岭南的一个太守，是他告诉苏东坡的。这是一个很通俗的寓言。一只燕子和一只蝙蝠争吵起来。燕子认为日出是一天之始，而蝙蝠却认为日落是一天之始。两鸟相持不下，就去请教凤凰。它们在路上遇见的一只鸟说：“近来我们没有看见凤凰。有的鸟说它请假不在，有的说它正在睡大觉。现在夜枭正在代替它的职位。你们去问它吧。”苏东坡的诗太有名，众人争相阅读，这就为小人的作为和自己的磨难进行了最好的铺垫。
　　苏东坡的咏物诗《塔前古松》：“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宰相向神宗借题发挥：“陛下飞龙在天，苏轼埋怨不被陛下知遇，所以求地下的蜇龙，这是大逆不道。”亏得皇帝说，苏爱卿写诗，于我何干？！又逃脱了一次杀头的厄运。
　　苏东坡最好的诗是写给子由和与子由唱和的，而最好的中秋词也是为子由而写。把酒问天，乘风欲归，悲欢离合，阴睛圆缺，人愿长久，千里婵娟。自此之后，在任何一年的中秋节，如果默念或高诵此词，那么，眼中与心中的明月就会有更多不为他人所体味的深意。
　　苏东坡的诗名之盛，竟也能拆散夫妻。崇拜苏东坡的章元弼长相普通，却娶了个美貌妻子。婚后，妻子发现丈夫整夜读苏东坡的诗，对自己不理不睬。后来，终于无法忍受，对丈夫说，你爱苏东坡胜过爱我，就把我休了吧。丈夫果然如此，并对友人说，妻子遗弃他，全然是因为苏东坡。

好文章，好文章
大宋，简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前夜，一千年前人类文明最灿烂的花朵。可惜遇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野蛮、最凶残、组织能力最强、对文明破坏力最大的蛮族，灿烂的文明之花被野蛮和黑暗吞噬。
-------------------------------------------------
楼主的文章哪里有看的，直接发个链接就行了，何苦要这样一章一节的转发呢？
:D :D

——幽默敦厚（之一）
　　
　　
　　苏东坡的诙谐几乎无人可及，他的幽默闪烁着智慧之光，机敏而劲锐。
　　很有些佛心慧根的苏东坡操办了一位道行高洁的老僧与一位才艺双佳的名妓见面的难为之事。谁要想见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必先依法斋戒，女人万不能进他的禅堂。苏东坡与一群人进庙拜访，天性淘气的他灵机一动，想带进去同行者中的一个妓女，来叫板老和尚的清规戒律。对如此荒唐的苏东坡，老方丈心下十分不悦。苏东坡敢作敢为，说倘若老方丈肯把打木鱼的木槌借给此女一用，就写一首诗谢罪。一首小调信手拈来：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这哪里是什么诗，正是戏台上小丑的独白，就连大通禅师也大笑不已。两人出得禅堂，入了凡间，对众人夸口学得了密宗佛课。一场佛家与香客难解之堪就被这首风花雪月的小调化为青云而去，留给后人品味。
　　不甘寂寞的人也有和尚。苏东坡作杭州通判时，灵隐寺的和尚了然迷上了妓女秀奴，千金散尽，衣衫褴褛，人财两空。酒醉的了然去见秀奴被拒绝，在一场毒打后杀死了秀奴。受审的了然一支胳膊上刺有一幅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苏东坡将判词也写成了一首小调：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有才华的人做什么都会锦上添花，流光溢彩。
　　朋友的幽默也使苏东坡深得其味。四十岁的苏东坡开始精研佛学，高行深智的和尚朋友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欢乐。风流潇洒的佛印广为人知。相传佛印意不在佛，是苏东坡的举荐和皇帝的恩准，才勉为其难，出家入佛，却不苦修，乐享富有。佛印是机智捷才，对苏东坡说拳头大的佛更重要，说观音菩萨也为自己祷告，因为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苏东坡欲占先机：“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如‘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这一玩笑的卖点是其中骂僧的成分。佛印也不甘示弱：“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和尚大多是哲人兼俗人，妓女也不乏才女与奇女，有着聪慧的灵气和机敏的悟性。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苏东坡乐于与他们交往，将灵性生活与感观生活自由地统一，将诗情与哲理自如地升华。
　　在泛舟西湖时，苏东坡自扮佛门长老，妓女琴操装成参禅弟子，徒弟挖空心思地问，师父闪转腾挪地答，景是眼前景，事是心中事，佛门洞开，互斗禅机。
　　琴操问：“何谓湖中景？”
　　苏东坡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琴操接着问：“何谓景中人？”
　　苏东坡接着答：“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云。”
　　琴操再问：“何谓心中意？”
　　苏东坡再答：“随他杨学士，憋杀鲍参军。”
　　琴操听出了苏东坡的弦外之音，径直又问：“长老所言，究竟意当如何？”
　　苏东坡又赠一句：“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琴操恍然大悟，知道太守是委婉地规劝自己尽早脱离风尘。时下生活自是辛酸、日后晚景必然凄凉的琴操万念俱灰，当天就削发为尼。
　　琴操由青楼遁入佛门，解脱的是风尘，解脱不了的是红尘。她以备受蹂躏之身，心依青灯黄卷，菩提树下无根，佛门堂里难静。真诚的怜悯和无限的忧伤，又一次漫过苏东坡无法平静的心。
　　
——幽默敦厚（之二）
　　
　　
　　宰相之孙王巩在“乌台诗案”中深受牵连。王巩出游之时，自带家酝美酒，不饮酒肆所沽。来到徐州时，随身的三个爱妾是英英、盼盼和卿卿。苏东坡与他的爱妾开玩笑，在序言中描写王巩率领梨涡美女下险滩，自己则身披羽氅站在黄楼高处，俯瞰她们漂浮水面，望之若神仙，或若李太白再临人世。王巩并没有从苏东坡手中得到什么毁谤诗，明显是无辜受累。如此奢侈的生活习惯，被发配到遥远而荒凉的西北，肯定够王巩受用一番，记取终生。几年之后，苏东坡对此事此人还念念不忘，后悔不已。
　　失去不以为失反以为得，一般人做不到，苏东坡却能做得来。曾经尽享世间之贵、人间之美、民间之爱的苏东坡，被贬到海角天涯后，当地无医无药，他写信给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为庆幸。”
　　苏东坡张口就成刑罚，提笔就能判人。在泗州等候圣旨期间渡河游南山之后，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句：“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为人正直的山东人刘太守见诗后大惊失色，其因是河上的长桥是军事要隘，天黑以后不准通行，违者重罚。太守上船见东坡说：“我看了你的诗，这很严重，太严重了！你的诗全国皆知，一定会传到京都。普通人夜里过桥是罚两年劳役，太守犯法，情形更糟。求你把这诗自己收起来，不要给别人看。”
　　苏东坡后悔莫及，却灿然笑道：“天哪！我一开口就是两年的劳役呀！”
　　
　　苏东坡的名气之大，竟到了让人刻意模仿的地步。他戴一个特别高的帽子，顶上窄而稍微向前倾，被称为“子瞻帽”。宫中的人为皇帝演戏，丑角戴这样的帽子在台上自夸说我的文章诸位比不了。别人问何以见得，丑角说难道你们看不见我戴的帽子。皇帝看苏东坡一眼并微微一笑。
　　苏东坡拜访宰相吕大防，这位以胖出名的宰相正在午睡，久等使得苏东坡非常烦恼。吕大防出来后，苏东坡指着一只乌龟说，难得的是一种三对眼睛的乌龟。六眼乌龟午睡时，要睡三个普通乌龟的觉。有心设防的吕大防还是让苏东坡捉弄了。
　　有一个极为崇拜苏东坡的，勤于搜求苏东坡的字，即使小如便条的，只要是交给他，苏东坡的“秘书”就会得到十斤羊肉。苏东坡对此事已早有耳闻。一天，苏东坡口复友人的口信，“秘书”又来请求笔复，说那人一定要一个书面的答复。苏东坡意味深长地说：“告诉你那位朋友，今天禁屠。”
　　苏东坡贬居海南，当权派穷追猛打，派董必视察，准备再起风波。董必如瘟神，副手彭子明倒说：“别忘了你也有子孙。”董必就派属下过海察看，发现苏东坡住在官舍里，很受太守张中的优待，张中后来被革职。
　　很少恨别人的苏东坡，肯定不喜欢董必。这个官员让他无屋浸风雨，就写了个寓言开他的玩笑。说苏东坡有一次喝醉后，鱼头水怪奉龙王之命来请。苏东坡身穿道袍，头戴黄帽，足登道履，来到水下。在海水腾腾、雷声隆隆之中，站在了水晶宫。龙王盛装而出，宫女随侍。龙后拿出一块十尺长的绢，求他在上面题诗。这有何难！苏东坡在绢上画了水国风光和霞光瑞气。水中精灵都来围观，虾兵蟹将莫不赞美。鳖相公却向龙王指出苏东坡诗中有一个字，是龙王的名字，应当避圣讳。龙王一听，对苏东坡大怒。苏东坡退而叹曰：“到处被鳖相公厮坏！”
　　“必”字读来音同“鳖”，这时的苏东坡墙倒众人推，无有他法，只得以寓言戏弄一下董必这个为虎作伥的家伙。
　　
　　　　苏东坡诙谐幽默的根在其温柔敦厚的品性里。
　　天性与生俱来，后天的教育也可以锦上添花。
　　在苏东坡童年时期，母亲严厉训诫苏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数年之后，鸟雀放心大胆地在庭院的高高低低的树上做巢。美丽的小鸟，喧闹的鸟巢，浓浓的亲情，都在幼小的苏东坡心中埋下了善良可亲的种籽。一个人对小如鸟雀的弱者的关爱与体味，自然会影响他的所作所为。
　　名人都有传说，为人越好，传说越多越佳。如果口碑不好，断不会有人口舌生花。大家都以为苏东坡就该有个永远年轻、天真爽趣、才貌双全的妹妹，来与苏东坡逗趣，与秦观相好，以表现苏东坡的有福和秦观的有情，也附带着愉悦一下自己时有躁动的心。苏东坡笑苏小妹的额头大，信口闪出两句趣话：“未出庭门三两步，额头先到画堂前。”苏小妹也是快人快言，拿着哥哥的长脸作文章：“去年一滴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口边。”兄妹有才有义，令多少人羡慕。 苏小妹将新婚的秦观关在洞房门外，出一上联：“闭门推开窗前月”为题考婿，同样才情不凡的秦观许是喜酒喝高了，或是心思不专，仓促间佳对难觅。月移西宫，水华银练，就连苏东坡也急得不行，只得向池水中扔了一粒石子而叹惜。秦观恍然大悟，速出“投石击破水中天”的绝对。还有许多有趣的事，后世人如此慷慨，足见苏东坡的人品和让人喜爱的程度。
　　是否真有性格活泼、才情洋溢的苏小妹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姑且不去深究。苏东坡真有的是一个慈孝温文的堂妹，是他毕生的牵挂。或许是心刚生情、意有初缘，两人相处而两情相悦，生发了超乎血缘的恋情。这是一段永无结果、永不结束的爱恋之旅。堂妹出嫁后，苏东坡曾在她家中住了三个月，有两首诗写给她。非常空明新奇的意境，按常理却无法理解，恐怕只有写诗人和受诗者自己能够深解其奥、深得其妙。两个人的世界里流行的语言，肯定不会通用，加上无法写明，无法写透，响铃已系，无人可解。
　　听到堂妹去世的消息，苏东坡正奔波在流放的路上，伊人不再，心如刀割。归途过靖江时，身染重病的苏东坡挣扎着到堂妹的坟上祭奠。第二天，朋友们发现，躲在床上朝里面壁的苏东坡不停地抽搐着、哭泣着。肯定有一段文字或一首或几句诗词写下了这一痛切的感觉，只是后人无法洞解罢了。如果只是镌刻在他的心里，后人更是无从探究了。“厌从年少追新赏，闲对宫花识旧香。”苏东坡年少时不可能见到皇宫中的任何一株花，花是女人的象征，旧香肯定暗指一段往情。
　　还有一首八句四联的诗，中有“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误花期子女成行，有情人孤独寂寞。堂妹家在常州，苏东坡在此买房置地，去世时也身在常州。
　　十七岁的苏东坡与家住青神的十五岁的王弗小姐结婚成家。赴京科考得中进士后，因为母居丧守礼，度过了一年零三个月的蜇居生活。这是苏东坡青年时期最快乐的日子，也应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时光。兄弟二人各有娇妻厮守，于政无缘，于世无争，自得其乐。苏东坡常到岳父家去，清溪深池，山巅佛寺，游仙寻迹，流水出尘，盖世功名在身，自己洋洋得意，众人喜气洋洋。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叫二十七娘的小姐的眼睛始终注视着苏东坡，多情的苏东坡早已读懂，撞进了一生相牵的情天恨海。
　　苏东坡做官三年之后，年仅26岁的妻子病逝，留下了一个6岁的儿子。苏东坡与善解人意、通情达理的妻子感情是真挚的、富贵的。事隔十年，妻子因思入夫梦，苏东坡词寄深情，离奇凄艳：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不论是什么时候重读这首词，都会令人心如刀绞，热泪盈眶。
　　将父亲的灵柩安放在母亲的墓穴这旁，苏东坡在陵地的山上种了三千棵松树，希望将来长成一带松林。父亲为纪念母亲立了两尊佛像，儿子建庙供佛纪念父母，寄托永久的哀思。
　　苏东坡前妻的堂妹王润之走进了他的生活。当年十一、二岁的她对年轻的苏东坡在科举考试中拔得头筹十分敬慕，后来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此，她陪伴了苏东坡的一生，是苏东坡稳固的岸、安定的家、温馨的港、静谧的湾。春风得意也好，宦海浮沉也罢，这个比丈夫小十一岁的女人，虽无法遮急风挡恶雨，但一生的相守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居丧期满，苏东坡与弟弟返回京都。此后，兄弟二人谁也没有再回故里。曾经亲近的巴山蜀水，曾经流连的故园小径，曾经熟悉的音容笑貌，曾经细嫩的坟前小松，都已经成为无限的回味和幽远的遐想，故乡有了一对如星闪烁、如月辉映的游子，游子对故乡永存的只有牵挂。
　　苏东坡多有为女人而写的抒情诗，其中也有写赠给歌妓的。战国时的齐相管仲首创娼妓之制，为士兵送乐。到北宋时，官妓与私娼并存，当时的杭州诗人都为歌女写诗。即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如韩琦、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都留有此类寓情之诗，岳飞也曾在酒宴上写诗赠妓。盛名如苏东坡者，既是众人跟踪的热点，又有温柔敦厚的心性，遇有歌妓酒宴，欣然前往。有女求诗，毫不迟疑，题在纨扇上，写在披肩上。词句多是这样的：“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苏东坡在黄州时才接触词，并成为终生所爱。此前反复出现在老词中的“香汗”、“罗幕”、“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艳词多而成淫，糜糜之风颓废。宋词得以脱去柔靡伤感的滥调，要归功于苏东坡。苏东坡的喜欢多是逢场作戏，随遇而安，没有见爱纳妾，更不金屋藏娇。只有两个女子与他多有往来，就是才女琴操和朝云。琴操听从他的规劝，赎身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
　　营妓周韶以饮茶取胜，在苏东坡参加的宴会上请求脱去妓籍。客人要她速写绝句，周韶提笔立成。“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苏东坡补充说周韶正在服丧，自比笼中白鹦鹉“雪衣女”。众人感其才情，准其脱籍。
　　这一切得益于苏夫人的宽容和信任。如果是河东狮吼，就不会有为人至诚、乐天达观的苏东坡。为丈夫做家乡菜，沏带姜茶，服侍他艰难地入睡，细梳愈少愈白的头发，洗浴越来越老的身体，更多的是捧杯热酒，多少温馨与快意！

——幽默敦厚（之三）
　　
　　
　　生命从被孕育开始，生活从结婚成家开始，奉献从敬老开始，为政从四十岁开始。
　　苏东坡来到徐州后，人生中有实质意义的真正行动才为人所知。在政坛上韬光养晦之后，以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为主体的政界形象才走进人们的视野。这才是我们所知道并为百姓所爱戴的具有高尚风格的伟大人物。
　　徐州是苏东坡的“小住胜地”。仅仅三个月后，决堤而来的洪水就到了。四十五天的时间，城保住了，百姓乐了，苏东坡却瘦了，皇帝特颁圣旨嘉许，并准予重修城墙。喜爱建筑的苏东坡建了一座百尺之楼，名为黄楼。落成典礼之日，全城万人空巷，热闹非凡。一生好文的苏东坡自有佳篇巨制庆贺盛事。苏东坡遭流放后，太守将有文石碑投入护城河中。不到十年，另一位太守打捞石碑并暗拓数千份，毁碑俏卖，大发横财。
　　他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一改犯人因病或照顾不善致死而无人过问的局面，作为普通老百姓的犯人及其家属感激万分。为低级军士发旅费避免逼良为盗，严禁军中饮酒赌博，当地驻兵名列诸郡之冠。
　　
　　对苏东坡说出个所以然来，绝非易事。然而，林语堂先生就能做到一语中的。“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成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爱自然的诗人，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这个看法永远与深刻精确的了解自然密不可分。我相信，没有人与大自然、春夏秋冬、雨雪、山峦谷壑亲密相处，并接受大自然赐与人的健康治疗的力量后，而同时对大自然还会抱有一种歪曲偏颇的看法。”
　　九九重阳节时，苏东坡独自泛舟访西湖孤山的两位僧人，望着山上美堂雅舍的幽光，听着湖边人声鼎沸的欢畅，他有诗冲胸腔而出：“蔼蔼君诗似岭雪，从来不许醉红裙。”
　　在黄州时，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古农夫，还有一个霸气十足的婆娘。官场上的人也有，是此地的太守和武昌的太守，有五体投地之势。非常忠实可靠，始终陪伴着苏东坡的马梦得，已经追随苏子二十年。苏东坡有感而发，说他的朋友如果想跟随他发财致富，就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有诗可证：“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
　　凤翔陈太守的儿子季常住处离此不远，苏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子四年内看了他七次。苏东坡与陈子是可以随便玩笑的，由此才使文学典故中有了“季常之癖”。苏东坡写给他一首诗：“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猴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
　　这时候，苏东坡收朝云为妾。这首先是朝云的聪颖与贤惠，又有朋友的赞赏，更是苏东坡妻子的豁达。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对朝云有好感，在晚年屡遭流放时，一直跟着他的就是朝云。
　　在朝云生儿三天举行洗礼时，苏东坡作诗以自嘲。“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看着小可掌盈的儿子，回想自己坎坷的半生，苏东坡心中的体味肯定甘苦自知。
　　高贵与卑贱和睦相处，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与乡俚野谈的下里巴人杂然相陈。能居庙堂之高，可处江湖之远的苏东坡，才是我们真正喜欢的。苏东坡自己会做并乐于做菜，如肉、鱼、汤等，至今我们还能时常品尝到这种美味的淳厚。
　　身在乡野，难忆朝堂；乐而思古，怀念前人。这时，苏东坡感到陶潜一定是自己的前身，并写进了诗里。这话如果是别人说，定会被讥为狂妄自大，苏东坡说来，没有人以为不是如此。
　　这时的苏东坡更容易接受达观思想的安慰。在雪堂的墙上门上，他写给自己三十二个字，也是给世人的四种警告：“出舆入辇，厥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蛾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
　　苏东坡学练瑜珈并炼丹，但没有迷而不出。他写给人的长寿秘方有四句话，是从古书中摘取的：“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
　　
　　黄州的各色人等为苏东坡送行，有达官乡绅，有富人穷人，有邻居朋友，有他搭救的孩子的穷苦的父母，十九人将他送到船上，直到慈湖。一直陪到九江的是三个朋友，有陈太守的儿子、和尚参寥和道士乔仝。
　　苏东坡与参寥一同游庐山，数百和尚奔走相告，视为盛事。苏东坡写了三首诗，其中一首被认为是写庐山最好的诗。
　　苏东坡看了弟弟，在九江与家属相会后到南京。在南京，与朝云生的十个月大的儿子患病而死。这对年轻的母亲是沉重的打击，哭声不断，精神恍惚。年已过半的苏东坡悲不自胜：“我泪犹可拭，母哭不可闻。”朝云从此无有子女。
　　就是在南京，他与当时的另一座高山，同时也完全可以称为伟人的王安石相会，更显出了苏东坡的温柔敦厚和悲天悯人。这又是一段令人肝肠寸断的故事，我会在此小集的另一篇小文中细作详述。
　　苏东坡离开黄州，土地给他激起的依恋之情有增无减。他倾心于在太湖地区买一个农庄，几近倾其所有在常州置地。有了地又想有房，这次是倾家荡产要到了一栋老宅子。天不作美，这竟然是一位老妇祖上居住了近百年的财产，被败家的儿子卖出，老妇欲哭无泪、无泪又哭。苏东坡当即将房契掏出，在老妇从面前点火就烧，只当是烧了五百缗钱。第二天，找来老妇人的儿子，嘱咐他将老母亲请回老宅。
　　后来信佛的苏东坡当晚肯定睡不好觉，我相信以后他会天天睡个好觉，清风明月、好缘好梦定会争相入心入脑。
　　苏东坡上鄂州太守朱康叔书中说：“偶说一事，闻之心酸，为食不下。”事因该地区有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英国十八世纪作家司维夫特曾以嘲弄的语气，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味，并讽刺此举为大举杀害婴儿的有力计策。苏东坡自己成立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当会长。救儿会向富人募捐，用来买米、布和棉被。组织人到乡村访查贫穷的孕妇，对应允养育婴儿的，赠以金钱、食物和衣裳。苏东坡自己也每年损出十缗钱，说，如果每年能救一百个婴儿，当是心头一大喜事。

　——幽默敦厚（之四）
　　
　　
　　1093年，苏东坡生活和政治中的两个女人先后离他而去，这令他极度地孤独。
　　一个是夫贵子孝的苏夫人，曾陪皇太后祭拜皇陵，享受到贵妇的应有荣耀。苏东坡在祭文中说她是贤德的妻子和母亲，视前妻之子如己出；丈夫宦海沉浮，穷达多变，妻子则心满意足，绝无怨尤；生则同室，死则同穴。
　　一个是神宗之母皇太后，是哲宗的祖母，也是苏东坡的守护神。亲子没有一个在京为官，临死时未能见到亲生儿女的她，竟然也为哲宗所反感。
　　又一次的血雨腥风浇注到苏东坡的头上，他成为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个人，并在途中官职被一降再降。等降到不能乘坐官船时，苏东坡只好求助龙王。军兵给的时间太紧，如遇逆风，从鄱阳湖到南昌就要中途下船。
　　苏东坡到龙王庙去祷告，陈明自己身陷困难，如果明早不能到达，只有露宿野外。他刚一祷告完，一阵强风吹来，风劲帆满，掠水而飞，如愿而至。
　　行善一生的苏东坡有了一次为善所惠的经历。在回程中，他写了一篇祭文向龙王道谢。
　　
　　惠州的亚热带风光让苏东坡感到新奇，当地的百姓也为见到苏东坡感到奇怪。不久，也就东坡识鸡犬、鸡犬识东坡了。
　　苏东坡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心中想，这里就不能歇得残身累心么？！
　　老朋友陈太守的儿子要从千里之外的汉口来看他，邻近五县的太守送酒送食，与他相交。苏东坡在宜兴的两个儿子听不到父亲的音信，焦虑万分。一个卓姓佛教徒知道后说：“这个容易。惠州也不是在天上，若是走着去，总可以找得到。”见到苏东坡时，卓信使已是满脸紫黑色，两脚厚茧皮。
　　
　　苏东坡的父亲发出冲天怨气后，苏程亲家一直情同陌路。此事为章子厚知晓后，以为可以借刀杀人，至少也可以借手出气。于是，他的内兄程之才也要到惠州。苏东坡写了一封客气礼貌的信，确知他别无他意后，派苏过去迎接，并又写了欢迎信。近六十岁的程之才要求苏东坡为他的曾祖父写一篇墓志铭，或许是想弥补一下过去的嫌隙，或许是想重续贵亲的友谊，或许是眉山城以苏东坡为荣，或许是永远割舍不了的亲缘，或许这就是两人最好的向上的台阶，于苏东坡无辱，于程之才无害。
　　通过程之才，苏东坡得以在惠州多有建树。博罗发生大火，全城付之一炬，衙署必须重建，苏东坡建议程之才不要强征民工和民物，极言“害民甚于火灾”。谷物丰收，谷价下跌，官家要现款不要实物，农民卖两斗谷子才能抵一斗粮税。苏东坡又一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天性喜爱建设的苏东坡促成了两座桥的建筑，一座在河上，一座在惠州湖上。将无主野坟建大冢埋葬骸骨，以祭文安慰无名死者，他相信他们不是平民就是兵卒，希望鬼魂和睦相处如大家之庭，又得百姓敬仰。在城西修了一个放生池，以救鱼比救人。
　　一些从没有进入他的视野的事情总会引起他的兴趣。权力不再、权者不喜、权运不复的苏东坡，真成了邻家大哥，酝酒的邻居林太太总是赊酒给他喝，也总是没有要过钱。朋友多是道士、僧人和学者，也有太守、县令。他在黄州时看到的农人用来插稻秧的“浮马”，就令他着迷并念念不忘。他讲给朋友和太守们，要在南方推广应用，并劝戒太守说，为太守成功之道，在于使民不畏吏。
　　这个专与权贵作对的人，想的全是民命与民生。
　　对近在咫尺的广州，苏东坡也牵念不已。广州因饮水而疾病流行，他建议太守王古筹备基金创立公家医院。城中的一口好井只供官家饮用，就应该从城外的高山上用竹子引泉水，以解民用之困，提出了一个细致入微的方案。他怕因当权派对他的厌恶而给朋友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叮嘱王太守不要让人知道是他出的主意。但王太守后来还是因“妄赈饥民”之罪而被革职。

原帖由 花飞雪 于 2007-2-2 11:15 发表


客观地讲，宋朝是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朝代，只不过最后失败了，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宋朝基本被大多数人否定了。

宋朝有发达的工商业，对外贸易，注重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具有封建王朝少有的人文精神。但 ...

而且宋的经济比汉要强多了，宋的国土大半处于当时的富饶之地．要想发展经济的底子比汉强，此外宋的能人也未必比汉少，武有狄青文有黑包子改革派有王安石保守派有司马光都是能人啊．关键还是经济强政治也还可以科技在当时算强大了就是军事．．．哎．不知道宋太祖对于自己的杯酒释兵权这一做法是满意还是后悔

宋朝，令人向往的时代啊！若不是蒙古人，我们国家的历史将会不一样也说不定。

——乐而忘忧（之一）
　　
　　
　　苏东坡独具让所有的读者快乐的力量。不读苏东坡的文章就无以体察和品味他的快乐。
　　有谁能似苏东坡将一生的至乐寄托在写作上，又确乎从写作中获取了人生之最快乐。
　　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坦露心迹：“我一生这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这种快乐也深深地感染了同代人，朝野内外，本国异邦，或友或敌，或亲或疏，唱苏词如沐春风，读苏文如饮琼浆。宋神宗停杯投箸，全然忘我之时，必定是在看苏东坡的文章。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新诗传到宫中，神宗也必定会在大臣面前感叹赞美。也是因爱起祸，圣上的喜爱之情使人忧惧难耐，宋神宗在世一日，苏东坡一日难归。
　　一辈子都在以笔买祸的苏东坡，于在世的最后一年，曾一度想抛笔弃墨、斩断祸缘。一生穷困，皆因文字；食不果腹，祸从口出；口可问心，心难平愤。在天涯海角孤寂无聊的时候，儿子苏过寄奇文带来欢娱，每每使他连喜数日，寝食有味。又深悟到好文章就像金玉珠宝，断不能鄙弃。
　　为正义而奔波呼号的苏东坡远不如弟弟子由来得轻松。沉默寡言的苏子由勤于生儿育女，三子七女绕膝，虽然有天伦之乐，却也穷苦至极。子由高大身材，住的房子低矮，苏东坡常为此而取笑弟弟，还写过两句：“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身屋打头。”苦恼人却可以坦诚地笑、轻松地乐。
　　
　　一个民族的生存之根在农业，土地是人类最初的依赖。
　　我们的国家到现在还是个农业大国，土地是中国人永远的命根子，农民是中国人永远的衣食父母。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永远吸引着关切的目光。
　　因势所迫，苏东坡必须由官员变为农夫，确切地说，是农夫中的隐士、隐士中的农夫。
　　即使是没有或者少有农民情结、农村情感、农业情分的人，也会在心里由衷地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靠山搭舍、临水而居的农家和农人。如果他再通晓古今、口若悬河、提笔能写、张口能唱，酒不多饮而常醉，夜不酣睡而徘徊，那就会成为最乡土的时髦。
　　苏东坡正是这样的典范。早就有弃官务农想法的他，这回真正地回到了田野。黄州城东大约十亩地，成为苏东坡的躬耕之处。三间房子在坡顶上，向下看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在二月雪中竣工的雪堂，有房五间，墙上是自己画的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前有小桥，小沟常干，一株柳树，水井一口，中有冷泉，低处就是可耕之田，桑林菜圃，果园满枝，茶树低矮，可得香茗。近有农舍，房后有亭，西邻有竹，可消酷暑。大山水画家米芾时年二十二岁，在雪堂与苏东坡相识并论画。约一百年后，陆游到此，看到雪堂中挂着苏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的画像。
　　身处东坡之上，心入农人，脚踏大地，离天更近，苏东坡与民同忧，与民同乐，久旱甘霖，手舞足蹈。劳而有获，不胜欣喜。“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就是在这里志在造屋建家的苏东坡，自称“东坡居士”，成为我们真正喜欢的苏东坡。
　　皇帝病而驾崩，太后摄政，第二天颁下圣旨，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他终于如愿以偿，相信自己会终身在此安居下来。有诗可证：“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然而，不久就有消息传来，并得到了证实，朝廷派他到登州去当太守。苏东坡为此心烦意乱，家人却欢天喜地，孩子们更是喜出望外。苏东坡在诗中自比可怜的良马，盛年已逝，不再贪恋天山的牧野。在另一首诗中说：“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苏东坡只得接受任命。太后请司马光是派士兵护送到官衙中去的，苏东坡也是在被请之列。

　——乐而忘忧（之二）
　　
　　苦不能代替乐，乐可以忘却苦。乐中无苦，是人生极致；苦中作乐，是人生的无奈。身居高官显位，享尽无上荣耀的苏东坡，在一篇短文中论乐与苦。“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迩梦尔。”
　　苏东坡决意在惠州安居晚年，他既不愿意劳于奔波，又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他写了两行诗，描写在春风中酣美地午睡，房后寺院的钟声隐约入耳。章子厚看到了诗，方知苏东坡过得挺舒服，于是再贬他到海南岛。
　　身寄域外，数百个受苦受难的大臣，只有苏东坡独享其“荣”。
　　与同样遭贬的弟弟子由在一个穷县相遇，两人在一个小饭馆里吃午饭。粗糙的麦面饼使子由难以入口，苏东坡几口吃光，笑着对弟弟说：“这种美味，你还要细嚼烂咽吗？”
　　此时的烦忧却无法忘却，没有哪一种快乐可以冲淡忧愁。生死离别，黯然销魂，兄弟愁坐，经夜复明。苏东坡重笔书怅怀：“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海南岛，精神不屈不挠、人生达观明豁的苏东坡庆幸此地无瘴，心忧如昨，乐又复至。
　　当地的居民，尤其是穷苦读书人的子弟，帮他盖了一座他此生最简陋的房子，起名叫“桄榔庵”。他在这里接待农民朋友，走出去让农人给他讲鬼故事，早晨打开门接受猎人相赠的鹿肉，还能够在月下的热风中走走，也可以看丽日风光。挨饿却是常有的事，他在杂记中写到食阳光止饥饿的办法，这恐怕难于易知易行。
　　苏东坡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中边走边唱。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对他说：“翰林学士，你过去在朝中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这可让苏东坡茅塞顿开，非常高兴。从此以后，苏东坡就称她为“春梦婆”。
　　苏东坡最后一次遇赦后启程北上，心情之好，盛况空前，山水悦目，风光无限。在广州的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苏东坡说：“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上了章子厚，决心又还了阳。”
　　章子厚在一年前也被贬到雷州半岛了。这个先友后敌的章氏，令苏东坡的后半生疲于奔波，疲于保命，如今也走上了穷途末路。
　　对手像一座朽山轰然而倒，苏东坡也老病复发。上天已经给予他太多的磨难，世间已经得到他太多的奉献。
　　身心俱累的他决计要走了。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安排的后事就是子由将给他写墓志铭，要与妻子合葬在青青的山麓。
　　一生与忧乐同行，多忧少乐，忧中求乐的苏东坡把欢乐留给人间，到天上的无忧国去了。
　　真的有天堂，真的有无忧国么？
　　　　
　　臭名昭著的元佑党人碑的建立，是宋朝朋党之争结出的恶果。苏东坡刚刚去世一年，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拱手相送换来了暂时的安宁，有了足闲的时间整治蜀党。碑上以苏东坡为首的三百零九人，汇集成长长的黑名单。圣旨钦定刻名之人子孙永世不得为官，禁止皇家子女与其世代通婚，订婚的也要奉旨取消婚约。全国州县高碑林立，死气沉沉。执政党对在野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的卑劣手法空前绝后，跳梁小丑想让失败的对手千年受辱、万代蒙羞。事实情况却大相径庭，仅仅是百年之后，碑上有名诸臣的子孙后代均以祖先赫然入围而沾沾自喜、夸赞炫耀。聪明者愚蠢，卑贱者高贵，剔除污水烂泥，重回金光扑面。更有趣的是，当时有权的小人将私敌也塞进名单，名单中掺杂的有气无节者先是沮丧无比，后来却风光无限。足见这一天大的冤案是多么草率，草菅人命又是多么地随心所欲。
　　充盈着灾难的彗星又一次出现，文德殿东墙上的党人碑遭电击而一破为二。胆颤心惊的徽宗私下里派人将端门的党人碑毁掉。这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如日中天。在他去世后的前十年间，苏东坡的官衔尽数剥夺，著作严禁印行，奉命销毁了全部刻有苏东坡诗文或书法的石碑。五年后，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管诗文。一向信奉道教的赵佶十分害怕，恢复了苏东坡在世时的最高官衔，后来又另外封高位。苏东坡的手稿和撰文书写的石碑有了天价，大多成了皇宫御览之宝和富家收藏珍品。就连金邦攻下京城后，也有人专门搜取苏东坡的书画作为战利品，足见生前的苏东坡早已名扬异域。
　　疲于奔逃与议和的南宋高宗赵构也爱读书研史，虽然知行不一，到底没把书忘掉。坐在新都临安的赵构开始阅读苏东坡的遗著，尤其是涉及国事的文章，不免赞赏其谋国之忠，敬佩其至刚大勇。高宗追念苏东坡，更有实际行动。一方面，将苏东坡的孙子苏符赐封高官。另一方面，命令朝臣研苏东坡之著、慕苏东坡之名、行苏东坡之为，使言必称苏东坡成为朝野时尚。
　　孝宗更是登峰造极。他赐苏东坡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各种版本的苏东坡全集的卷首上，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钦定的序言。皇帝亲笔的赞词，是对苏东坡天才的赞誉。
　　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佑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尧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佑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
　　坚定不移的品德，卓绝至美的艺术，使苏东坡的名声和影响如山屹立，无可撼动。
　　　　
　　生前就能听到和品评自己身后之名，这也是苏东坡的一大快乐。处在漩涡中心，身受谣言之害的苏东坡，因风湿和眼疾而数月闭门不出。那时，散文大家曾巩在另一省去世。世间本无事，谣言如风来。说苏东坡也在同一天去世，二人一同玉楼赴诏，同返天庭。皇帝也听说了，向一位是苏东坡亲戚的大臣询问，知道确有此信，但难知是否可靠，正在吃午饭的皇帝口中乏味，在离桌而去前叹气说：“难得再有此等人才。”消息传到范镇那里，他伤心痛哭，先想派人去送丧礼，后想应派人打听清楚。苏东坡在给范镇的回信中说：“平生所得毁誉，皆此类也。”
　　　　
　　将苏东坡的《定风波》录在篇末，以感其心，以慰其情，以悟其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PK王安石：高山对峙起风云
　　
　　北宋的江宁，后来的金陵，现在的南京。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
　　苏东坡与王安石像两座移动的大山，在这里碰撞。
　　碰撞出的火花照耀着中国的历史，闪烁着先哲的光辉，昭示着无尽的未来，竟然没有先前丝毫的血腥味。
　　这不是所有人预料的事，肯定有人在等待惊人的消息。这肯定是两人意料之中的事，或许有人不会理解。
　　这一年，苏东坡正值中年。王安石第二年就溘然长逝，永别人间。
　　
　　宋人宋弁在《曲洧旧闻》中说：东坡由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焉！”
　　如此传神之话也只有写给王安石与苏东坡。
　　然而，作者因情所误，难察实情。小十六岁的苏东坡不会让年长的王安石上门拜见，以王安石的性格，也难于屈尊求见苏东坡。此时的王安石既老且病，惟一的爱子刚刚离去，虽然是个不争气、不听话、误大事的儿子，但他是步入暮年的王安石的终生依靠。另外，按照古时“行客拜坐客”的习俗，应是苏轼上门敬拜，而非王安石以居者拜过客。
　　还是大文豪陆游在《渭南文集》中说得更加合乎世事人情。“东坡自黄州归，见荆公于半山，剧谈累日不厌，至约卜邻以老焉。”
　　这所谓的半山位于江宁府与城东南的钟山之间，有个地方叫白圹。王安石的半山园就建在这里，有室有池，无墙无垣，虽简陋能避风雨，无锦食可餐野蔬。
　　这当然不是宰相之所居，因为王安石已经不是宰相了。
　　不是宰相的王安石却更让人容易理解。
　　有半山园自然有半山人，王安石自称“半山老人”。
　　曾经雄心勃勃，现在却卸甲归山的老人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最后十年中的八年岁月。
　　对往昔的回味和新近的坎坷肯定一直在折磨着这位并不服输的老人，身已老，心还红，错在谁，意难平。
　　这没有答案的追问似乎没有丝毫的意义，给这位老人十年的反思时间，太过于残酷，太有失公平。
　　我们虽无从得知，却可以猜测：与苏东坡的相见，是这位老人最惬意、最开心的事情，足可以告慰此生，足可以抚慰世人。
　　是历史的安排，才使对峙的高山走在了一起，走到了我们的心里。

我回来了

了解:handshake

苏东坡PK王安石：高山对峙起风云
　　
　　之一：高山仰止的标尺
　　
　　
　　想起苏东坡就无法保持平静。我们将在另一篇《一蓑烟雨任平生》中领略他的人品、学识和风范，以表达对他的敬仰和喜爱。这种情绪总是难以抑制，令人百思不厌，牵肠挂肚。这是什么缘由呢？恐怕苏东坡是千年一遇的人，或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他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人。苏东坡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明星，更是文学艺术上的十项全能，对诗词歌赋及骈体与文章无一不通，对佛释儒道与绘画、书法无一不精。如果只是一位著名作家倒也不能如此吸引时人与后人的眼球，他的执著精神、高尚品格与平民心怀是当世与后世极其丰富宝贵的楷模与财富。
　　你甚至无法抵御这种诱惑。崇拜苏东坡不宜于张扬，崇敬苏东坡也难以藏在心底。喜欢会以出汗的形式展露在别人面前，如果再言必称苏轼，笔欲仿苏文，高山仰止，溢于言表，喜欢苏东坡就会像苏东坡本人一样晶莹剔透而清澈见底。
　　千秋苏东坡，万代苏子瞻。
　　还是喜欢林语堂评价苏东坡的话语。浅薄如我者自不会多，渊博如林语堂者，敬慕之情，毫不隐晦：“像苏东坡这样富于创造力，这样守止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这样说好似乎还没有表情达意，又说：“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作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酝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
　　这恰如其分的高谈阔论，好似又唤引着苏东坡峨冠缚带、笑容可掬地回到我们身边。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早先就是亲戚家的小弟，后来就是邻家的大哥，而后是朝堂上的可以信赖者，接着成为漂泊江湖、沉浮宦海的流浪者，终于成为一个温柔敦厚的长者，他不事张扬地走到我们身边，让我们可以静静地依偎着他。
　　与苏东坡同代并相交甚厚的李龙眠为他画过一幅肖像。苏东坡坐在岩石上，一条藤杖斜横在膝上。黄庭坚说这张画像正好把握住他微醉之时的神情。苏东坡轻松地坐着，似乎正在思索宇宙万物的盛衰之理，或者正享受着目之所及的大自然的森罗万象。仿佛他马上就会站起来，提笔沾墨，直抒胸中所感，用清韵美妙的诗词，用气韵生动的图画，或者用流韵酣畅的书法。
　　这也是苏东坡。
　　以虔诚的心和真挚的情，与无所畏惧、清风一生的苏东坡面对面，定胜于一切灵魂的砥砺、精神的升华和凡身的沐浴。
　　就这种喜欢，或许有接近的相似。林语堂说：“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哪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
　　喜爱苏东坡也可以同时喜爱其他人，喜爱其他人也未必非得喜爱苏东坡。
　　
　　赤子般的苏东坡的心灵是最宽广的心灵，婴孩般的苏东坡的眼睛的最深邃的眼睛。用这样的心灵可以坦诚地对待每一个人，无论是极度仇恨者，还是深恶痛绝者，即使是作为仇者的长者和长者的仇者的王安石，苏东坡也照样可以胸怀坦荡地面对。用这样的眼睛可以坦然地洞察生前的一切和身后的许多，无论是往昔的委屈，还是今后的冤枉，即使是恶意的中伤和中伤的恶果，苏东坡也可以无怨无悔地独自品尝。
　　性情真纯、率直无邪的苏东坡清风明月般地度过了清风明月般的一生，而他的前半生更是遇难呈祥，百折不回，身进不喜，职退无怨，真可谓虽九死而未悔，梦未变，心不改，情未泯，志难移。
　　
　　来到金陵之前，苏东坡的心境可想而知。
　　时年近50岁的苏东坡，在政治上早已是经风过雨、惊涛骇浪了。光是最近的五年前的“乌台诗案”，就让他一脚踏进了鬼门关。
　　在湖州当太守仅三个月，“乌台诗案”就无中生有、凭空而实。苏东坡被捕入狱，被囚禁了一百多天。鬼门关訇然洞开，阎王爷惨然大笑，牢狱之灾在所难免，皮肉之苦痛切无比，欲置其于死地者绝非虚张声势，想斩其于诗国者定然快马加鞭。
　　死何足惜，只是来到世间的使命尚未及半，活着便成了唯一的出路。苏东坡被逼无奈，只得自诬，用著文妙手违心地写下了长达四万多言的检讨与认罪书。
　　正直人的死，肯定由邪恶者来决定。如果正直的人幸免于非常之死，那定然是唤醒了一位或几位有良知的人的心。
　　与死神作别，苏东坡来到了长江岸边的黄州作团练副使。这无权无为之职，让忙也忙得天旋地转、闲也闲得心旷神怡的苏东坡全身心地投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本来是属于他自己的，但却给予了他身后的整个世界。
　　在黄州贬居的五年间，大难不死的苏东坡深知自己的仕途已经天昏地暗、了无希望。有官身不轻，无官心坦然。走出了前一条死胡同的苏东坡绝不会再走进另一条更深的死胡同，他心中的文学梦想像礼花一样灿然迸发，苦心营造的文学殿堂开始熠熠生辉。
　　前《赤壁赋》如行云流水般风姿俏然，如江流飞奔而抑扬起伏，趣味盎然，情韵悠长，开散文之赋的最高境界。苏子在秋江月夜，泛舟赤壁，凭虚御风，不知所止，遗世独立，羽化登仙，缘景生情，喜出望外，由喜入悲，再到至乐。此乐非浅表之喜，更非困惑之悲，是随遇而安、旷达超脱的人生境界。
　　苏子与客对话，事实上是自己在口问心，心问魂。
　　记住这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典之句吧！“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夫天地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还有后《赤壁赋》和诗歌《念奴娇•赤壁怀古》，都值得反复吟诵，经常朗读，深切体会。
　　
　　而在这之前，苏东坡早已从一个士大夫顺时应势却又是无可奈何地成为一个农人。
　　一个民族的生存之根在农业，土地是人类最初的依赖。
　　我们的国家到现在还是个农业大国，土地是中国人永远的命根子，农民是中国人永远的衣食父母。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永远吸引着关切的目光。
　　因势所迫，苏东坡必须由官员变为农夫，确切地说，是农夫中的隐士、隐士中的农夫。
　　即使是没有或者少有农民情结、农村情感、农业情分的人，也会在心里由衷地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靠山搭舍、临水而居的农家和农人。如果他再通晓古今、口若悬河、提笔能写、张口能唱，酒不多饮而常醉，夜不酣睡而徘徊，那就会成为最乡土的时髦。
　　苏东坡正是这样的典范。早就有弃官务农想法的他，这回真正地回到了田野。黄州城东大约十亩地，成为苏东坡的躬耕之处。三间房子在坡顶上，向下看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在二月雪中竣工的雪堂，有房五间，墙上是自己画的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前有小桥，小沟常干，一株柳树，水井一口，中有冷泉，低处就是可耕之田，桑林菜圃，果园满枝，茶树低矮，可得香茗。近有农舍，房后有亭，西邻有竹，可消酷暑。大山水画家米芾时年二十二岁，在雪堂与苏东坡相识并论画。约一百年后，陆游到此，看到雪堂中挂着苏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的画像。
　　身处东坡之上，心入农人，脚踏大地，离天更近，苏东坡与民同忧，与民同乐，久旱甘霖，手舞足蹈。劳而有获，不胜欣喜。“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就是在这里志在造屋建家的苏东坡，自称“东坡居士”，成为我们真正喜欢的苏东坡。
　　皇帝病而驾崩，太后摄政，第二天颁下圣旨，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他终于如愿以偿，相信自己会终身在此安居下来。有诗可证：“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然而，不久就有消息传来，并得到了证实，朝廷派他到登州去当太守。苏东坡为此心烦意乱，家人却欢天喜地，孩子们更是喜出望外。苏东坡在诗中自比可怜的良马，盛年已逝，不再贪恋天山的牧野。在另一首诗中说：“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苏东坡只得接受任命。太后请司马光是派士兵护送到官衙中去的，苏东坡也是在被请之列。
　　苦不能代替乐，乐可以忘却苦。乐中无苦，是人生极致；苦中作乐，是人生的无奈。身居高官显位，享尽无上荣耀的苏东坡，在一篇短文中论乐与苦。“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迩梦尔。”
　　苏东坡决意在惠州安居晚年，他既不愿意劳于奔波，又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他写了两行诗，描写在春风中酣美地午睡，房后寺院的钟声隐约入耳。章子厚看到了诗，方知苏东坡过得挺舒服，于是再贬他到海南岛。
　　身寄域外，数百个受苦受难的大臣，只有苏东坡独享其“荣”。
　　与同样遭贬的弟弟子由在一个穷县相遇，两人在一个小饭馆里吃午饭。粗糙的麦面饼使子由难以入口，苏东坡几口吃光，笑着对弟弟说：“这种美味，你还要细嚼烂咽吗？”
　　此时的烦忧却无法忘却，没有哪一种快乐可以冲淡忧愁。生死离别，黯然销魂，兄弟愁坐，经夜复明。苏东坡重笔书怅怀：“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海南岛，精神不屈不挠、人生达观明豁的苏东坡庆幸此地无瘴，心忧如昨，乐又复至。
　　在这里，苏东坡也有了一间房屋。
　　当地的居民，尤其是穷苦读书人的子弟，帮他盖了一座他此生最简陋的房子，起名叫“桄榔庵”。他在这里接待农民朋友，走出去让农人给他讲鬼故事，早晨打开门接受猎人相赠的鹿肉，还能够在月下的热风中走走，也可以看丽日风光。挨饿却是常有的事，他在杂记中写到食阳光止饥饿的办法，这恐怕难于易知易行。
　　苏东坡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中边走边唱。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对他说：“翰林学士，你过去在朝中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这可让苏东坡茅塞顿开，非常高兴。从此以后，苏东坡就称她为“春梦婆”。
　　苏东坡最后一次遇赦后启程北上，心情之好，盛况空前，山水悦目，风光无限。在广州的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苏东坡说：“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上了章子厚，决心又还了阳。”
　　章子厚在一年前也被贬到雷州半岛了。这个先友后敌的章氏，令苏东坡的后半生疲于奔波，疲于保命，如今也走上了穷途末路。
　　对手象一座朽山轰然而倒，苏东坡也老病复发。上天已经给予他太多的磨难，世间已经得到他太多的奉献。
　　身心俱累的他决计要走了。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安排的后事就是子由将给他写墓志铭，要与妻子合葬在青青的山麓。
　　一生与忧乐同行，多忧少乐，忧中求乐的苏东坡把欢乐留给人间，到天上的无忧国去了。
　　真的有天堂，真的有无忧国么？
　　
　　不管怎么讲，苏东坡生前为名所累，身后盛名无以复加。
　　臭名昭著的元佑党人碑的建立，是宋朝朋党之争结出的恶果。苏东坡刚刚去世一年，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拱手相送换来了暂时的安宁，有了足闲的时间整治蜀党。碑上以苏东坡为首的三百零九人，汇集成长长的黑名单。圣旨钦定刻名之人子孙永世不得为官，禁止皇家子女与其世代通婚，订婚的也要奉旨取消婚约。全国州县高碑林立，死气沉沉。执政党对在野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的卑劣手法空前绝后，跳梁小丑想让失败的对手千年受辱、万代蒙羞。事实情况却大相径庭，仅仅是百年之后，碑上有名诸臣的子孙后代均以祖先赫然入围而沾沾自喜、夸赞炫耀。聪明者愚蠢，卑贱者高贵，剔除污水烂泥，重回金光扑面。更有趣的是，当时有权的小人将私敌也塞进名单，名单中掺杂的有气无节者先是沮丧无比，后来却风光无限。足见这一天大的冤案是多么草率，草菅人命又是多么地随心所欲。
　　充盈着灾难的彗星又一次出现，文德殿东墙上的党人碑遭电击而一破为二。胆颤心惊的徽宗私下里派人将端门的党人碑毁掉。这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如日中天。在他去世后的前十年间，苏东坡的官衔尽数剥夺，著作严禁印行，奉命销毁了全部刻有苏东坡诗文或书法的石碑。五年后，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管诗文。一向信奉道教的赵佶十分害怕，恢复了苏东坡在世时的最高官衔，后来又另外封高位。苏东坡的手稿和撰文书写的石碑有了天价，大多成了皇宫御览之宝和富家收藏珍品。就连金邦攻下京城后，也有人专门搜取苏东坡的书画作为战利品，足见生前的苏东坡早已名扬异域。
　　疲于奔逃与议和的南宋高宗赵构也爱读书研史，虽然知行不一，到底没把书忘掉。坐在新都临安的赵构开始阅读苏东坡的遗著，尤其是涉及国事的文章，不免赞赏其谋国之忠，敬佩其至刚大勇。高宗追念苏东坡，更有实际行动。一方面，将苏东坡的孙子苏符赐封高官。另一方面，命令朝臣研苏东坡之著、慕苏东坡之名、行苏东坡之为，使言必称苏东坡成为朝野时尚。
　　孝宗更是登峰造极。他赐苏东坡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各种版本的苏东坡全集的卷首上，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钦定的序言。皇帝亲笔的赞词，是对苏东坡天才的赞誉。
　　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佑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尧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佑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
　　坚定不移的品德，卓绝至美的艺术，使苏东坡的名声和影响如山屹立，无可撼动。
　　
　　生前就能听到和品评自己身后之名，这也是苏东坡的一大快乐。处在漩涡中心，身受谣言之害的苏东坡，因风湿和眼疾而数月闭门不出。那时，散文大家曾巩在另一省去世。世间本无事，谣言如风来。说苏东坡也在同一天去世，二人一同玉楼赴诏，同返天庭。皇帝也听说了，向一位是苏东坡亲戚的大臣询问，知道确有此信，但难知是否可靠，正在吃午饭的皇帝口中乏味，在离桌而去前叹气说：“难得再有此等人才。”消息传到范镇那里，他伤心痛哭，先想派人去送丧礼，后想应派人打听清楚。苏东坡在给范镇的回信中说：“平生所得毁誉，皆此类也。”
　　品味一下苏东坡的《定风波》，以感其心，以慰其情，以悟其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而这一切，都为他与王安石的变法之争以及由此引起的恩恩怨怨息息相关。他成了人所共仰的苏东坡，从内心深处并不排斥改革与变法，与王安石从无私怨，不因人废言，不因事废举。
　　这是一座高山，与他比肩直指的就是将他的命运和人生投入炼狱的另一座同样让人叹为观止的高山。

之二：挺拔对峙的高度
　　
　　
　　王安石肯定是历史上的唯一。
　　王安石又是历史上少有的令人深思的人物。
　　王安石革除弊政、变法图强，无论是正逢其时，还是回天无力，也无论是时人所虑，还是今人所思，大多数人是认可的。但对他的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纵容同党的做法则大多数人都不会苟同。
　　出生于官舍的王安石是今属江西的抚州临川人，江宁是王安石的第二故乡。
　　二十一岁中进士的王安石，早年就致力于学术研究，是欧阳修创导古文运动的早期追随者之一，被后世列入“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的外在表现有时真是匪夷所思。
　　一个人把精力全部倾注于内在的思想上，自然就会忽略外在的表现。
　　我们宁愿相信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
　　王安石仪表邋遢，衣着肮脏，须发零乱，不修边幅的样子登峰造极。他的先期出名也与此等仪表不无关联。
　　他从不更换穿着的长袍。有几个朋友特意试验了一次，在澡堂中将他的旧袍换成新的。王安石将新袍子穿上，真的若无其事，若无所失，又若无所得。看来，他确实只是穿着一件衣裳罢了。
　　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王安石爱吃鹿肉丝。胖太太大感意外，说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你们怎么这样想呢。朋友们说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太太让众人将别的菜放在他的正前面，看看会发生什么。朋友们就把菜的位置调换了，将鹿肉丝放在离他最远处。王安石只吃靠近他的菜，对桌子上的鹿肉丝熟视无睹，全然不知。
　　一个人如果总是特立独行，就难免让人怀疑是否在沽名钓誉。
　　就连仁宗皇帝也对王安石打过问号。仁宗盛开御宴，大臣蒙恩宠召。客人需要在池塘中自己捕鱼后做来再吃，以取雅兴。做成小球状的鱼饵，盛在金盘子里，摆在桌子上。王安石不喜欢钓鱼，却把自己桌子上的鱼饵吃了个精光。
　　第二天，仁宗就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总不会有人心不在焉地把那些鱼饵全部吃完。”
　　这就是仁宗不喜欢王安石的缘由了。与此相对等，王安石在日记中对仁宗的挑剔也是十分苛刻。
　　
　　王安石的内在思想更令时人匪夷所思。
　　他有着至高无上的忠君报国、强邦富民思想，这没有人怀疑。在他与神宗皇帝单独密谈时，此种思想已展露无遗。在当度支判官主管全国财政时，以针贬时弊、图谋改革为己任，向仁宗皇帝上了著名的万言书。
　　在实现抱负与思想的手段上，却令绝大多数人难以接受。
　　苏东坡赠给他一个“三不足”标志，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
　　思想的付诸实践肯定有恰当的途径。个性的坚强有时候于事无补，于事有害。谁也无法否认，王安石因性格上的缺撼，不能接受忠言，不愿承认错误，将决心当作秘诀，把固执当作美德。
　　能说会道的王安石有力量让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誓将变法进行到底，又必须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谏官首当其冲，可怜维持局面的广开言路已形同虚设，与批评、异议和言论自由背道而驰。
　　
　　从为人上讲，王安石是直接的。
　　他与神宗的密谈，表明他是一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
　　皇帝对他说，每个朝代都有小人，即使是尧舜时代，也有臭名昭著的四凶。王安石回答说，正是尧舜杀了四个奸臣，才有了辉煌的成就。如果奸臣在朝不去，妒贤嫉能，阴谋得逞，贤良之臣必然就会弃官而去。
　　这样对神宗说，就影响了许多人。虽然不是王安石本人大开杀戒，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小人有着登峰造极的邪术，多少人为之丢命，多少家为之遭殃，多少代为之连累。在贤德的大臣对变法进谏时，这位年轻的皇帝果然没有尧舜的胸怀与头脑，却总会在眼前浮出四凶的影子来。
　　王安石的人品有其高洁和为人称道的方面。他的元配吴氏为他买了一个小妾，王安石先惊后问，得知女人的丈夫在军中主管军粮，一船官麦沉没，家产卖尽后还不足以还官债，只得卖妻还帐。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来，要他把妻子领回去，并告诉他不必退还卖妻所得的九百缗钱。
　　王安石因患哮喘病，需要用紫团山的人参，有人送了他几两，他拒之不受，说，我没有紫团参，也活到了今天。
　　即便是对手，或因思之相异，法之不同，但因私废公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反对派的首领司马光年轻时曾官居通判，妻子不能生育，太守夫人送他一妾，他不理不睬。妻子回避后，这个女子到了司马光的书房。司马光认为夫人不在，这个女子也敢来此，随即严声让他离去。
　　他们都志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执行自己的政策，权力是思想的阵地，而不是私欲的田园。水火不相容，缘于以天下为己任。
　　对衣食住行漠不关心的王安石，自然对金钱熟视无睹。他当宰相时，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们，听凭他们花费。他视金钱如粪土，钱入地中，哺育了一片花海，少了些芳香宜人的，多了些恶臭刺人的。
　　道德才智罕见其匹的司马光，自始至终胸怀光风霁月，争理不争利。
　　后人评价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时代和历史都只垂青有思想准备的人，无论他是否伟大。
　　王安石死时，司马光也重病卧床。他以宰相之职发出的最后一道指令竟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这就是品质的完整与人格的崇高。
　　
　　从处事上讲，王安石是异类的。
　　第一次入朝任职的那一段短短的时期，他一厢情愿变动成规，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往往使事情错乱无常，并与同僚争吵不已。
　　这明显表现出他在处事上极难与人合作。
　　
　　从为学上讲，王安石是独断的。
　　为学者必然要苦读。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经常彻夜读书，黎明时才在椅子上打个盹。多数时候醒来后已经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匆匆忙忙去当差。后来当了宰相的韩琦是当时的太守，看到王安石的这副样子，以为他纵情声色，不务正业，就劝他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书吧。”王安石却没有做分辩。在后来去职之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
　　等到王安石成了有名的学者，韩琦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把他视作自己的属下。对此，王安石却十分恼怒。有意思的是，王安石接受朝廷高位时，恰好韩琦被罢相。勤于写日记的王安石曾这样评价韩琦：“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这又是王安石为人的另一面了。
　　王安石自己写了《三经新义》，将它作为唯一的思想源本。由于权力滥用、学术不精、草章急就，很为历史耻笑。
　　还有一本《字说》。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对学术的不朽贡献，到老时仍苦研不辍，最后成书二十五卷。
　　关于说字的故事就比《三经新义》更令人开怀一笑了。
　　苏东坡与王安石闲谈时，忽然问到，“鸠”字为什么由九与鸟两字合成呢。王安石一时语塞，苏东坡说，诗经上有“鸣鸣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正是九个吗。
　　苏东坡的名字也激发了王安石丰富的想象。他以为“坡”是“土”之“皮”，“波”是“水”之“皮”。苏东坡遇见他时戏谑说，“波”如果是“水”之“皮”，那么，“滑”就是“水”之“骨”了。
　　照此推断，“富”就是家中有一口田了，“家”就是园中养一头猪了，多了都不行。
　　
　　从交友上讲，王安石是失败的。
　　仁宗年间在朝中为官时，众人都把他看作奇才。好诗佳文已经传诵，胸中创见非凡，言谈口若悬河。属于老一辈的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对他颇有好评，很有好感。
　　在众多的名公巨卿中，王安石似乎是奇特之士，才华无限，前途无量。
　　除了韩琦因误解他而终遭诽谤外，苏洵和张方平是洞察王安石品性的人。张方平曾与王安石为同僚，共同监督地方考试，将他峻拒之后，两人便断绝了来往。张方平与苏洵有师徒关系，两人对王安石极为厌恶，认为他矫揉造作，不近人情。欧阳修曾经把王安石介绍给苏氏父子，王安石也有结交之意，秉性耿直的苏洵拒而不纳。在王安石母亲的丧礼上，只有苏洵被邀而拒绝前往。
　　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令王安石大失脸面，他与苏东坡后来的一连串故事就不难理解。这还不算，苏洵的文章《辩奸论》，更是将王安石置于对手位置。
　　这篇著名的文章将王安石永远地放在了审判台上。
　　苏洵起笔就言明了解人的性格之难，聪明人也会上当受骗，只有冷静的观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并预知将来的发展。他引证山巨源预测王衍、郭子仪预测卢杞的将来，王衍仅仅是聪颖秀逸的书生，后者仅仅是面丑才显，有昏庸之主，才使他们有亡国之行。
　　苏洵将王安石比作似王衍的阴险与卢杞的鬼才之人。“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苏洵说，此人如一旦得势，必然会欺骗英明之主，成为国家祸害。苏洵希望自己的预言不应验才好，这样，他自己就可以成为无赫赫之功的善战名将了。他进而又说：“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敦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苏洵写这篇文章时，苏东坡和苏子由都认为责骂太重，只有张方平完全赞同。事隔不久，苏东坡的同代人就亲眼看到了老苏的预言被应证的情况，苏东坡随之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即使苏洵有真知灼见，也是因王安石这个人，更是因王安石所处的时代与北宋的时势。
　　王安石长于化友为敌，短于化敌为友。他轻视所谓的“流俗”之辈，不但与忠厚长者疏远，后来竟与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是韩维使尚为太子的神宗对王安石倾心器重。当朋友们对新政表示异议时，他毫不迟疑，毫无顾忌，断然将他们贬谪出京。
　　为免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王安石就提拔对他毕恭毕敬的人，这都是些欲壑难填、才不胜职、唯唯诺诺之辈。劣迹昭著的有三个，最坏的是为免辞官而隐瞒母丧不报的李定，还有“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邓绾。
　　作为王安石后盾的两个巨奸大恶的曾布与吕惠卿，特别是后者想取王安石而代之，出卖者处心积虑，被出卖者咎由自取。
　　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好几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因为作为朋友出卖他的吕惠卿是福建人。
　　整肃御史台后，新人上位。随后倒下的都是王安石的个人朋友。一个据实报情的孙觉，一个同享文名的吕公著。他们都曾助其腾达，给其声援。王安石认为他们出卖朋友，就毫不犹豫地将朋友出卖了。王安石在与吕公著关系好时，曾向皇帝说吕公著将来必为宰相，而现在他却将吕公著比作尧舜时的“四凶”。王安石看人是很准的，吕公著后来果然当了宰相，他再作如何想，就无从所知了。
　　王安石把说了他最需要的假话的人升任全权御史，又把亲戚也升为御史。为此，又有数人丢官罢职。牺牲的还有御史理学家程灏，他对怒气难消的王安石说，老朋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是公事和国事，难道不能心平气和地说话么。
　　失势的王安石树倒猢狲散，追随者无一例外地远去，他又失去了自己最后的儿子，一下子就老了。
　　他终于被打倒了，被貌合神离的朋友，被无可挽回的局面，被他自己彻底打倒了。
　　
　　从官职上讲，王安石是成功的。
　　王安石之所以让人谈论并使人记住，是因为他几次谢绝朝廷的提升。从二十一岁中进士，到四十六岁得势，这二十五年的壮年期，他一直在偏远的省份当小吏。这大约就不是故作姿态、沽名钓誉了。
　　或许是因为仁宗在位之时，国家太平，有志与有识之士尽数汇聚京都，绽露头角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朝中文臣德高望重，学识渊博，有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等，都深得人望，并对锐意改革持反对主张，足可以让新见解胎死腹中，又可以让新锐人无从发展。从隐士之行，仿厚积薄发之术，求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效，这也不失为一种策略。
　　在此事上，王安石肯定是最大的获利者。王安石越是坚定地拒绝朝廷的任命，他的声誉和影响就越大。这时的王安石的文章似乎也能够千古流传，履行太守之职政绩斐然。他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和“犹抱琵琶半遮面”，越发使朝野官员想见其人，一睹风采。
　　对从政之人来讲，在野是短暂的，隐居是临时的。仁宗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是主管经济与财政的，这正好是王安石的兴趣所在，他应命来到京师。肯定是因为仁宗的不赏识和与在朝列班的同僚的关系紧张与恶化，为母亲辞官守丧期满后，在又被召入朝时，他再一次谢绝在京为官，心甘情愿留在金陵。
　　这恐怕是“宁为鸡头，不作凤尾”的想法在左右着王安石。他这类心性的人，不管身在何处，总愿站在众人之首，任何的干扰和羁绊都会令他极不舒服。
　　在英宗皇帝当政的四年之中，王安石又坚辞恩召。仁宗无子，王安石曾奏请免立英宗为帝，即使英宗如何大度，王安石自是心中不安。
　　雄鹰的世界是高空。向往飞翔的雄鹰不可能久处深谷，冲天而起之后就可能惊风泣雨。
　　宋神宗是皇太子时，王安石因宠得势，这个牵线人是韩维。
　　韩维在太子身边干些文书事，对王安石极为佩服。韩维常对朝政发表些意见和看法，每逢太子赞同时，韩维就说，这不是我自己的看法，这是王安石的意见。
　　王安石从太子的耳朵走到他的脑海中，又从皇帝的心中走到了朝臣的行列中。
　　宋神宗即位后，接着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不久又让他登上翰林之位。他与好友韩维不断联系，深信机遇在即，机会到来。
　　这一次，他没有婉拒坚辞，立即拜受官职，只是延迟七个月后才成行晋京。在没有确知皇帝的态度之前，王安石怎会冒然前行。
　　这样的事总会让人犯嘀咕，即使皇帝也不例外。先王之时，王安石一向谢绝任命，不肯来京。有人以为他冒失无礼，现在他仍然不来，以有病为借口。是真有病在身，还是冀图高位？
　　回答皇帝问题的人影响了王安石的前途。两位元老重臣曾公亮与韩琦此时面和心离，互相嫉恨。韩琦有三朝宰相与枢密之职，权高势重。曾公亮有撼韩琦之意，想将王安石拉在身边，就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结果表明皇帝对他的话深信不疑。这时，只有大臣以王安石的为人为由提醒皇帝说，如果让王安石得权，天下必然会大乱。
　　神宗准许王安石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
　　
　　从行政上讲，王安石是强硬的。
　　在当太守时，王安石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立农民贷款法，将思想和策略付诸实施，深得民众的爱戴。

之三：半个同盟者的事业
　　
　　
　　变法是王安石终生的追求，一生的事业。他因此而名扬天下，名垂青史，备受唾骂。
　　变法只有半个同盟者，虽然他是皇帝。
　　变法的前奏偃旗息鼓。
　　王安石接任三司度支判官不久，他就以万言之篇上书仁宗，以检验自己的政治基础。
　　在万言书中，他陈明了自己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大宋自开国以来，财力不足问题久拖未绝，其因在于没有良好的财政政策。无策是因无才，朝廷虚位以待，朝野无此人才。直至现在，也无法知晓谁可以担此重任。
　　这篇结构严谨、文字老辣的政论文章，承古圣先哲之道，解当朝天子之惑，论及政府职能，无所不用其极。
　　仁宗皇帝读完他的万言书后就将其束之高阁，置之不理，王安石不能不心灰意冷。
　　在变法的大幕正式拉开前，神宗问政于王安石，并有了一次不为人知的密谈。
　　年方二十的宋神宗雄心万丈，力图富国强兵。王安石登上舞台，更是顺理成章。
　　皇帝问到朝政的当务之急，王安石以为是决定政策为首要。皇帝又问对唐太宗的看法，王安石回说皇帝应效法尧舜，而不仅仅是唐太宗，行尧舜之道容易，后世的儒臣们并不能真正了解先王之道，都以为尧舜之政，以后不可复见。
　　这样的话，昏君听了会忘乎所以，明君听了自然也会称心如意。
　　那次密谈才真正坚定了神宗变法的决心。
　　神宗问为什么象唐太宗、刘玄德那样的明君也一定要获得贤臣为相来辅佐朝政。王安石说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无须多论，他的政治才干不过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以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
　　王安石接着说，陛下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现已升平百年之久，全国才智之士众多，竟然没有贤德智臣辅佐陛下，这恐怕是皇帝无明确政策和用人不专的原因。现在虽然有非常之才，就像当年辅佐尧舜的贤臣，如果受到小人的阻挠，也应该让他弃职而去。
　　
　　变法的条件明显具备。
　　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的五十年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西夏、契丹与金不断侵扰，战争无论胜败，宋朝割地赔款。宋朝的地位和天子的皇位是靠金银绸缎换来的。国库之财大量外流，国家经费捉襟见肘，国内行政软弱涣散。
　　国不富则兵不强，兵不强则国危弱。在西北用武将恢复国威，这就需要充裕的资财。这正是宋神宗铤而走险的动机。
　　不必怀疑动机，不必怀疑过程，更不必怀疑后果。
　　 有争强好胜的皇帝，有刚愎自用的宰相，激进的改革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变法的启动十分艰难。
　　变法中最为时人所知和最为后人所议的是青苗法。这是一个无名小吏提出的。其理想设计是投资五十万两白银，每年可赚二十五万缗，一年夏秋两收，则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
　　颇费踌躇后，王安石决定实行借款给农民的做法。在他做太守时，曾经在春耕时贷款给农民，收获时本利收回，并认为这个办法确实对老百姓有帮助。
　　这一下就惊扰了每一个村庄、农户和农人，后又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
　　这种贷款不可能是自愿的，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开弓没有回头箭，王安石力排众议，独求成功，以换取神宗的赞赏和支持。
　　
　　变法的过程非常曲折。
　　任何变法都不会一帆风顺，何况是王安石主推的变法。
　　官居河北安抚使的韩琦，亲眼目睹了青苗法的恶果，向皇帝奏明情况。皇帝对王安石说，韩琦是国之忠臣，为官在外，对朝廷念念不忘。青苗法危害乡里，为何又在都市中推开。王安石对答，如果需要，有何不可。
　　奏批往返数次，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如此榨取民脂民膏而供皇帝穷兵黜武，绝不是富国之道。
　　这真正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请了病假，士子沸腾，黎民骚动。曾公亮要王安石赶快销假，回到朝上，规劝皇帝。
　　皇帝派两个太监视察后听报，太平盛世，万事大吉。老臣文彦博说，韩琦三朝为相，太监之言可信而韩琦不可信吗？结果是新政得到了强推。
　　
　　变法的派争异乎激烈。
　　变法从一始就阵营分明，但并不势均力敌。最初王安石只是个参知政事的副宰相，因皇帝的支持，可以越权行事，与吕惠卿、曾布可以私下决定一切。因此，争议就不可避免，主要是青苗贷款法和御史的言论自由问题。
　　变法派的首领是神宗皇帝，主将只有王安石，支持者是一帮和一批默默无闻的小人，总体表现为野心冲天，精力十足，阴险狡诈。反对派的首领是元老重臣，主将走马换灯，从者遍及朝野。
　　神宗熙宁六年，苏东坡兄弟回到京师。在随后的两年之中，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排斥清肃，朝廷乌烟瘴气，派争异常激烈。这都与王安石有关系，他是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谏官已都换成他的人，异己已经清除，台上人少鬼多。
　　德高望众的大臣公开反对王安石，年轻的皇帝不明就里。王安石想方设法使皇帝感觉到这场混乱纷争，是胆敢反对变法的大臣与皇帝之间的殊死之战。王安石应陛下之问说，陛下师法先王之道，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的旧臣。在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倘若他们获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手中；若陛下获胜，则朝廷的大权仍将在陛下手中。自私的大臣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才闹出了乱子。
　　论争的裁判是皇帝，论争的双方势均力敌。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论争双方的主辩手。
　　春季的祭天大典到了，因为国库真的空虚无银，皇帝想免去赐予臣下的银两绸缎，以便节省这笔钱。
　　王安石借题发挥，说这是朝臣不懂理财之道的结果。
　　对方主辩手司马光反驳说，你所谓的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王安石对答，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司马光反诘，一国有其固定的财富，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国家手中，不论实行什么名堂的政策，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钱多拿一部分罢了。
　　皇帝认为司马光说得有理，随后就把新政暂行搁置。
　　政治风暴卷地而起，朋党之争笼罩朝野。
　　有人从中渔利，有人受害一生。苏东坡几乎就是一个在朋党之争漩涡中一生挣扎的人。
　　王安石最喜用“流俗”与“通变”之说。凡是与他持有异议或者他不喜欢的，都归之于“流俗派”，将自己的同党称为“通变派”。
　　反对派的攻击一言中的。“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己者为腐败。”“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王安石“钳天下人之口”的想法与做法成为让人愤怒和抨击的把柄。
　　司马光、范镇与苏东坡并肩作战。深得皇帝信任的司马光原本对王安石很器重，他对皇帝谈过对王安石的看法，说百姓批评王安石虚伪，是言过其实，但他却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他在与吕惠卿一起给皇帝讲历史时，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辩，皇帝只得拉架。王安石因司马光反对他的政策而开始厌恶他。
　　王安石请病假后，神宗打算任司马光为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不就，说个人的官位毫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法。司马光九次上奏折，皇帝问，让你当枢密使主管军事，你多次拒不受命，却不断谈论与军事无关的事。司马光回说，我至今没有接此军职，只要在门下省一日，就应该提醒陛下留意此等事。
　　王安石销假后地位又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诰。范镇拒发新命，皇帝只得亲手交给了司马光。范镇请辞，皇帝允准。
　　王安石又复相位，韩琦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仍然照准。
　　很多人怒不可遏，有话要说，非说不可。
　　时年只有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的苏东坡挺身而出，引人注目。
　　苏东坡给皇帝上了两次奏折，也有上皇帝的万言书。
　　在第一折中，开言直击青苗法，说全国人都已在反对皇上，千万不可凭藉权力压制人民。多少官吏已然降职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
　　此时，忠厚之人都已去职，情势危如累卵。苏东坡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御史中丞吕晦对王安石首发弹劾，连司马光也深感意外。一场争斗，化暗为明。吕晦被革职后，御史台群情振奋，联名上书请求罢王安石的相位。王安石欲速则不达将数人入监，范纯仁起而应战，同遭流放。苏子由接着身受其祸。老臣富弼辞职归隐，临去时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则必败，小人为权力而争必占上风，最终结果是双方必然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
　　期待之后是怀疑，怀疑之后是迷惑，迷惑之后是恐惧。
　　范镇的外貌胖而松软，个性之强则不让坚钢。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有进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皇帝将奏折交给王安石，他的脸色立时煞白，人不自持，双手乱抖。
　　司马光做到了态度诚恳又严肃认真地与王安石讨论新法，最后才完全决裂。皇帝仍希望他在朝为官，他一直认为只要司马光在身边，就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三番五次地召他回朝，司马光再三再四地坚辞不从。
　　从朝中退归林下，司马光同样怒不可遏，也同样写给了皇帝：“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也。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自此后十六年，国家以乱而得一部历史巨著。
　　后来，神宗重召司马光回朝主政，他的唯一回答仍然是一个问题，那就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么？
　　苏东坡所上之书如石沉大海，又上了第三书。皇帝临时严禁强销青苗贷款，并无全废之意。苏东坡以孟子的话讥其如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变作每月只偷一只鸡。
　　真正激怒王安石的是苏东坡所出的一道考试题。与强硬的对手相比处于明显劣势的苏东坡，只会单枪匹马地强打硬拚，最后以一道乡试题而败下阵来。这道《论独断》的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重锤击向王安石的软肋，死人也会被激怒。
　　苏东坡走进了强权人物的视线，小人也有了可以捏造的藉口，他终于从混乱的外围投身于漩涡的中心。
　　皇帝曾对司马光说，似乎苏东坡人品欠佳，你对他评价过高了吧。司马光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吧。我对他知之较深。谢景温是王安石的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瑕，他不比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有政绩的苏东坡，此时应官居太守，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温反对，只安排他任一个县的判官。但是，皇帝没有应从，让苏东坡到杭州作太守。
　　苏东坡与王安石一生的交往从此开始。
　　
　　变法的结果万分凄惨。
　　朝廷的本意和实际操作大相径庭，注定失败的后果不言而喻。
　　免役法是王安石变法中最优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掌权时，众人想把变法全部推翻，苏东坡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涉及的就是免役法。
　　皇帝对变法也并不是一推六二五，他也想知道新政推行后的事实真相。派下去的太监和调查的官吏，都刁钻诡诈无比，知道皇帝支持新政，睁着有眼无珠的眼睛，张着有口无牙的嘴巴，光捡假的讲，只把虚的说。皇帝被蒙蔽了，王安石一时侥幸过关。
　　是皇宫的门吏郑侠两幅难民图，才使皇帝痛下决定。
　　郑侠看到成群的从东北逃往京都的难民充塞在街道上。良心促使他舍命呈皇。因为图画比文字更有力量，他画了几幅难民图。一幅画的是灾民一半身体裸露，忍饥挨饿，在急风暴雨中挣扎跋涉。另一幅是半裸着的男女正在吃草皮树根，其中有人带着铁链，扛着砖瓦薪柴卖后缴税。
　　两年四季久旱不雨，皇帝对王安石的善政心下不安。郑侠在呈图时所附的文字中说：“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皇帝的眼泪滴在了画上。
　　苍天有眼，彗星惊现；大地有情，嵩山怒陷。
　　天怨地怒，才使皇帝废止了多项新政之策。
　　皇家的许多人看到了画卷。神宗的祖母发了话。第二天，王安石被罢相，中止推行八种新法。
　　老天爷肯定知道了，天开始下雨。
　　郑侠却难逃死罪，如果不是皇帝阻止，说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勇气，颇可嘉许，不可重罚。
　　朋党之争自此陪伴了宋朝的一生。变法可以或行或止，派性的斗争和裂痕却会是越来越烈，日甚一日。
　　变法的失败以变法者退出政坛为标志。
　　吕惠卿以卑鄙的手段公布了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信，将王安石自制的炮弹直接打向皇帝，王安石便真的垮了。

]]

　陆游与辛弃疾：潇潇暮雨洒江天
　　
　　
　　
　　北宋悠悠，南宋茫茫。
　　令后世人终难忘怀的还有两个人。
　　这就是陆游和辛弃疾。
　　将两个人一起追怀，是因为他们共同的命运、相似的悲惨。
　　　　
　　陆游：无情未必真豪杰（之一）
　　
　　陆游出生后适逢靖康之变，父亲陆宰被罢去京西转运副使之职，携家南归，在动荡不安中颠沛流离。
　　九岁时，陆游才回到故乡山阴，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在故乡，他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二十九岁的陆游到临安应考，名列两浙路锁厅试荐送第一。次年应礼部复试，又名列前茅。因他喜论恢复，又名列权臣秦桧的孙子秦埙之前，秦桧从中作梗，陆游被黜落第。
　　四年后，秦桧死去，陆游才得以出仕。
　　孝宗即位后，主战派在朝中站稳脚跟，陆游以“善词章，谙典故”被荐，孝宗以他“力学有闻，言论剀切”，特赐他进士出身，调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证所编修官。
　　此时，陆游的主战立场旗帜鲜明，毫不掩饰，提出了许多收复失地的策略。这是与孝宗的中兴之业一脉相承的。
　　当论及龙大渊等人招权植党时，这就有忤于孝宗的本意，被放任镇江府、隆兴府通判。
　　张浚北伐失利后，孝宗无奈转向议和，主战派势力惨遭打击，陆游也以“结交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官遣归。
　　数年后，陆游重被启用为夔州通判。几载空心岁月，今作远州副职，使他感到无限的伤感。
　　踏上的征程是报国之路，陆游很快将失落感忘却到九霄云外。取道现今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经三峡入川，一路上观秀丽山水，探幽奇绝境，访先贤遗迹，采民俗风情。
　　“道路半年进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
　　陆游且行且记，所见所闻，感慨万千，精于寓情于笔的他写成六卷《入蜀记》。
　　陆游视野更加开阔，爱国信念更加坚定。
　　陆游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成为宣抚使幕僚，任帅府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他终于有机会亲临前线了。
　　在汉中，陆游不避艰险，来往于后方阵地与前沿军营之间。雪夜渡汉水，以快马轻骑掠过金军阵地。接连数天与士兵生活在一起，以荞麦饼为食，以冰雪块解渴。
　　这段军旅生活，极大地影响了他后半生的创作。
　　王炎调职后，陆游改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后又在蜀州、嘉州、荣州等地任通判及代理州事等职，几乎遍历蜀中。
　　范成大以帅理蜀后，陆游改任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回成都。两年后，因不拘礼法，被劾“燕饮颓放”而罢职领宫观。
　　陆游不以为然，自得自号“放翁”。
　　又两年，孝宗看到了陆游在蜀中所作诗篇印本，诏其东还。此后十多年，陆游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担任监司和州官。因始终坚持抗金主张，为权贵所不容，一直不被重用。
　　又两年后，陆游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因发粟赈灾，被劾罢官。
　　八年后，陆游回朝任军器少监，次年任礼部郎中，年内又被劾罢官，回山阴故里闲居。
　　九年后，时年六十六岁的陆游恢复阶官中奉大夫、提举冲佑观，均为闲差。
　　此后十余年，他以奉祠领半俸，过着清贫的生活。其间，被封男爵，自题书斋为“老学庵”。
　　七十七岁的陆游被重召恢复原阶官提举宫观，任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参与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次年修撰完成，升宝谟阁待制而致仕。
　　八十二岁时被封渭南伯，由此自号“陆渭南”。
　　八十五岁时病逝。
　　
　　陆游生不逢时，少时动荡。作为一个爱国者、爱国主义的实践者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又生逢其时。
　　没有那个时代，就不会有伟大如陆游者。
　　青少年时代的陆游就早早地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之志。
　　小时候，就常听父辈们议论国事，深受熏陶。生在民族压迫中，长在民族苦难里，爱国种子深埋心田。
　　父亲陆宰是一个深具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官员，虽然赋闲在家，退居林下，但仍时常牵挂国家兴衰与民族危亡，与朋友们畅谈时，经常食不能咽，水无法进，悲不自胜。就是这些眼眶欲裂、牙齿欲碎、涕泪长流、长歌当哭，期盼以杀身拥戴赵宋王室的人，深深地影响着陆游。
　　成年后的陆游以“学者当以经伦天下自期”自勉。喜论恢复，使他仕途坎坷，多遭贬迁，爱国热情不减。
　　全力抗金、恢复中原在他的心目中高于一切，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老之将至，念念不忘；病榻缠绵，至死不渝。
　　梦虽无法实现，老身常在梦中。“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梦虽无法实现，临终吟哦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耿耿丹心为国，至死不泯抗金。
　　作为诗人的陆游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
　　陆游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南宋四大家”。陆游精通各种诗体，尤擅七律、七绝。《剑南诗稿》存诗九千三百首。
　　就其创作道路和作品风格来讲，早年入从江西派，私淑吕本中，又师事曾畿，作品工于藻绘，重于技巧。
　　中年入蜀，诗风锐变，诗境开阔，博大闳肆，形成诗作主体。
　　晚年退隐家居，诗风平淡，作品沉郁。
　　然而，无论诗风的急与缓、浓与淡，鼓吹恢复，诋斥和议，期望统一，一直是他诗歌的创作主题。对恢复中原的无限希望，对偏安东南的无奈怅恨，对误国君臣的无比愤控，对国事日非的无力痛叹……
　　即使是在极其抑郁、近乎绝望的心绪下写下的诗篇，也都沉郁顿挫，感情豪放。陆游是继屈原、杜甫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当之无愧。
　　在深山夜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
　　在诗中记梦：“梦里都忘困晚途，纵横草疏论迁都。不知尽挽银河水，洗得平生习气无。”
　　山南行时不忘忧国：“古来历历兴亡处，举目山川尚如故。将军坛上冷云低，丞相祠前春日暮。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
　　细雨骑驴入剑门的他夜醉而作：“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
　　慨叹“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他，以佩刀起兴，自叹佩刀人：“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以《关山月》借旧题写时事：“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老且益坚心不改：“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解汉节解沾衣。”“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空忧愤，空悲切，身向田园问家耕。“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
　　所有的愤怒，都凝结成此篇：“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陆游描写田园和景物的诗篇也同样独具一格。游历过祖国的大好河山，晚年又久居乡间，体察农民的欢乐和疾苦。以清丽明畅的诗句写景，以清隽流畅的诗句写情，或发思古之幽情，或现明媚之风光，或寄怅惘之悲愤，多了对如画江山的关切，多了对农民命运的关切。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清新俊逸、典雅韵致的千古名句，依然似清澈之水，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