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金融高层“走马换将”之台前幕后】热点关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4:10:14
记者/宁南
此次高层金融人事变动与以前历届政府尤其不同，即是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出现的，其中用人思路和改革思路“契合”在一起，更清晰地展现着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
经过记者反复确认，中央金融工委被撤的消息基本得到了证实。事实上，在消息层这
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目前一位女副书记已经调任国务院侨办主任。金融工委的“清盘”工作已全面展开。据确切消息透露，同时被撤的还有中央企业工委。
据记者得到的消息，撤消原因主要在于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和国资体制改革的需要。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朱总理的主导下，成立了中央金融工委，并担任书记。从此，这个机构就成了中国金融改革决策的核心部门，决定着政策的走向和金融大员的人事安排。
随着温家宝接替朱总理全面掌控金融改革，不论是现实需要、还是领导施政风格的转变，其下一步肯定会有新的思路和方法。这一点，其实也早有预兆。十六大人事变动确定后不足一月，温家宝就组建了中央金融安全领导小组，并亲任组长。显然，作为90年代后期改革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中央金融工委的重要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
十六大前后，高层频频走马换将，但此次高层金融人事变动与以前历届政府尤其不同，即是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出现的，用人思路和改革思路“契合”在一起，能够更清晰地展现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
目前，银行、保险和证券三个领域改革所处的阶段和所面临的问题各有不同。银行市场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有银行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导致资金流动不畅和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运行脱节；保险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开放和发展过快，及疏于监管导致行业竞争秩序混乱和偿付能力不足；而证券业和证券市场的问题，在于如何化解全流通等历史遗留问题，扶持本地证券经营机构发展和提振市场信心。
因此，在人事安排上，新央行行长由学者出身、锐意改革的周小川担任；原中纪委秘书长、长期从事审计工作的吴定富掌舵保监会，意图自然不言自明；新证监会主席则由行伍出身、长期在国内从事银行工作、相对务实的本土派人士，原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担任，已能清晰勾画出2003年金融改革工作的重点。
“海归”失势证监会？
进入2003年，所谓“海归失势证监会”的说法颇为流行。这一说法的来源是，被认为是“海归派”掌权的第4任中国证监会在此次人事调整中，几位副主席被拆散。除范福春留任证监会副主席外，史美伦3月份任期将满，曾一度纷传将离京回港；屠光绍也极有可能远走上海赴任上海市副市长。尤其是“海归派”代表人物高西庆2002年12月27日“突然出局”，被认为是中央对证监会激进政策的某种修正。
高西庆曾获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是华尔街执业律师，并在美国美州大学、福德姆大学、杜克大学任客座副教授，名列美国法律名人录和美国教育名人录。
他已是“两进两出”证监会：1992年，高西庆担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及发行部主任，历时3年，1995年10月以健康原因辞职；1999年，高西庆再被点将，担任证监会第一副主席。稍后，周小川、史美伦相继任职，证监会发动的一场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渐次展开。国务院历史上第一个非大陆籍的副部级官员史美伦，则具有多年在美国及本港从事法律、证券机构工作的经验，她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就职于加州及美国联邦法院。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在法律、证券业务上专业功底深厚，且都为任职中国证监会放弃良多。
另据证监会人事处2001年初的统计结果，当时证监会中的“海归人士”数量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成为各部门的正、副职。
自2001年“监管年”以来，证监会已将近百家违规上市公司斩落马下。在史美伦对监管工作定下的“四步走”规划中，检查动员、自查、重点检查已完成，目前汇总总结与公司整改亦将结束。这种大开大豁的“规范”，虽然使市场“伤筋动骨”，但也使市场清晰和干净了起来。因此，中央高层对“周家班”学习西方股票市场成熟经验和现代监管理念的成绩还是相当肯定的，不然也不会新赋周小川央行行长大任。而1月15日传来消息，有“铁娘子”之称的史美伦将继续留任。
不过，在另一个利益角度来看，相当多的机构和个人股民，对此届证监会却相当不满。第4任证监会管理班子上任不久的2001年6月，我国证券市场总市值5.4万亿，而到今年1月初市值总额为4万亿，除去此期间新股市值，总市值蒸发2.4万亿，流通市值减少6000亿。整个2002年，市场一片愁云惨淡，被套牢的投资者信心低迷。
不管怎么说，上一任证监会的激进道路已告一段落，面对市场的萧条，给市场下“猛药”的“海归风格”看来不大可能在相当时期内再现了。周小川在任时，其班底的工作思路主要为重视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这已经成为证监会工作“永恒的主题”。据内部人士分析，新班子仍然会坚持这个主题，但在如何监管、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对时机和具体措施的选择和判断方面会有所不同。因为当前证券市场的问题在于如何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扶持国内证券经营机构、发展和提振市场信心。就好比是一个积弱已久的病人，动了一次大手术，而且病人身体底子本来就太差，现在亟须调理补养身体，恢复元气。
周小川的速度要够快才行
此次人事变动，腾挪最烈的是银行系统。除周小川担纲央行行长外，成立银监会的说法也风生水起，主席的热门人选是现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党委书记和副主席人选较多，但原中央金融工委常务副书记、现央行副行长阎海旺和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是业内谈论较多的候选人。
刘明康在银行系统内部被认为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专家，尤其是对银行内控制度的建设，造诣很深。他一直被当作“救火员”先后到中国光大银行和中国银行去清理银行问题。阎海旺1998年4月从甘肃省委书记身份上调后，一直任中央金融工委第一副书记并兼央行副行长，主管金融系统的党务和人事工作，对银行系统的人事和体制运作非常熟悉。吴晓灵则曾直接负责银行监管。
据透露，在第一轮高层人事变动之后，还将有更多涉及银行系统的人事替换。这种大动作的金融高层人事调整，被外界视为候任总理温家宝高度重视中国金融安全之安排，屯重兵于银行和金融体系，而不是过去两年万众瞩目的证券市场。毕竟过去两年，证券市场的监管框架、认可海外投资机构(QFII)及合资基金等重要部署已厘定，未来只是具体操作。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心，从今年起将全力转向银行改革。
一位金融高层官员对记者称：“上面的决心非常大，下力要尽快解决掉积弊重重的银行问题。”他对目前银行高层内部的心态引用了一句唐诗——“山雨欲来风满楼”。
银行改革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明显滞后于其他行业的改革进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金融研究权威专家私下认为，银行改革的最佳时机在1999年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时。但这个可以使改革“轻装上阵”时机被错过了，付出的代价就是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内部重新孳生了1.7万亿的不良资产，远超过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的数字。
而且在改革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其在央行内部强大的政策影响力，为了自身的利益，阻碍了某些改革的进行，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一些学者和官员越来越强烈地怀疑，央行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效率，解决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两种不同角色转换过程中许多显而易见的矛盾。尤其是市场人士，一再指责央行屈从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压力而在利率改革上踯躅不前。比如，国有商业银行这个强有力的游说团体不断辩称，实行受市场驱动的贷款利率，将会削弱银行的赢利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表示：“虽然央行同时具有货币政策决策者和银行业管理者的双重角色，但它极有可能在调整利率和进行货币供应决策时，站在银行业管理者的角度去保护商业银行的利益。”
另一些学者也认为，这些问题既影响了央行的监管能力，又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挥。从根本上讲，现有银行管理体制已严重落后于现实要求。
魏加宁将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监管这两项职能分离的建议，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组提交的系列报告中的一份，被提交给了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当然，作为政府咨询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提出了改革银行业监管体制的三种选择：从长远来规划，将银行业监管和货币政策彻底分拆，单独成立“银监会”；根据现实情况，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分拆设立“银监局”；适应混业经营的趋势，将金融、证券和保险监管三部门合并归属。
2002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并未对该报告做出任何具体的决定，但事后证明，中央高层对该项提议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和研究。按照目前盛传的说法，银监会的成立似乎大局已定，有可能在1月23日开始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结束后正式“亮相”，3月份左右挂牌。而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重要内容是重塑中国金融管理架构，部署金融改革。
这种说法指出，新成立的中国银监会专责银行监管职能，将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和已经成立的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一样，直接对国务院负责。主要监管银行业发展，及处理问题贷款方面，同时加强金融管理与国际接轨，将来接管全国所有的外资银行，信托机构及财务公司、农村金融机构等的监管工作。具体职责则是监管银行的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和高层领导、制定市场准入规则。至于人民银行则将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订及执行，只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但这种说法还是遭到了另一些学者和官员的反对。香港理工大学陈工孟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易宪容博士分别指出，银行监管乏力不在机构设置，真正的祸胎是用人机制、立法执法环境、监管理念不清以及运作机制等问题，屡屡发生的银行高管丑闻则与“产权虚置”难逃干系，就像中国证券市场从美国和德国学来的独立董事、监事会一样可能形同虚设，照搬英美等过时的银行监管分离作用不大，相反还可能因为机构改革的高昂成本而得不偿失。
更有说服力的一种反应是，周小川这样的人物刚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央行就被剥离得“只剩一个货币政策局”，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显然，如此牵涉各方利益和各路大员的大动作，在短时间内敲定绝非易事，所以有清醒人士指出，真正明朗可能还有等到3月份新一届政府亮相之时。
经过在金融界多年的历练，周小川目前被认为是中国金融系统内最具制度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官员之一，这几年证监会在制度建设上的卓有成效，已很能证明这一点。近年来，银行市场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有银行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导致资金流动不畅和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运行脱节。周小川既在经济理论上颇有建树，又擅长政策设计，既具有国际化视野，又善于求新求变，确属难得人选。
从周小川这几年在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所采取的许多市场化、国际化的政策和措施来看，他入主央行后，可能会在其前任的基础上，加大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信托业、信用社等的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改革的步伐。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如果不考虑分拆的话，那么周小川面对重中之重的任务，将是利率市场化、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和国有银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而且周小川的速度要够快才行。
尚福林想“拐大弯”
选择尚福林，也就是说中央相信其务实、重视中国国情的风格能够满足当前证券市场改革的需要。很显然，他走的道路与原先周小川、高西庆所选择的道路会有所不同。那么，“尚氏风格”到底是怎样一种风格呢？
有两件往事可以体现尚福林的业务处理特点。第一件事情是他在农行行长任中，以部分外汇储备顶国外商业贷款。这些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迅速，但是如何来处理这些资金一直是金融界人士谈论的话题，于是尚提出以部分外汇储备来替换国外商业贷款的构想。这种灵活实用的方法，实施效果很好，并得到上级的认可。
第二件事情是在支持高科技发展的问题上的创造性设想。当时央行与北京市制订了共同支持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规划，但是作为信贷资金来说，安全是第一位的，而高科技行业的风险是很大的，如何用传统的信贷资金来支持高科技？尚福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首先是成立一个基金公司对信贷资金进行担保，使得信贷资金不是对应某一个具体的项目，减小风险，另一方面，对于放出的贷款，以变通的方式进行回购，即如果企业成功上市，将债务转化为股本金，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设想并未最后付诸实施，但却体现了其工作中的创造性思维。
“作为一名高级官员，尚福林具有真正的大局观念，”央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你知道，银行体系正在日益市场化，但在这一进程中，一些政策性东西是我们转轨时期必须要付出的成本，如何处理好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尚行长处理得可说是恰到好处。”
那么，这种“转轨腾挪术”如何作用到证券市场上呢？一位曾在尚福林手下工作过的官员推测：“(尚福林)个性温和，不太可能刚上任就对前任既定路线指指点点，一般会以延续既定路线的可能性为大。”
他认为，尚福林会在继续前任大思路的基础上展开调整，也就是说“拐大弯”。前任既定的路线将继续执行，有错误的慢慢纠正，逐渐走上自己的轨道。而对于前任未明确的、创新的思路倒有可能在短期内推出。“管理层未来的监管思路仍然会倾向于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但重心工作可能会更多地去协调和结合市场化与‘中国特色’二者的关系”。
周小川两年新政，于股市之功是坚定地选择了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方向，但却使股指跌去了近40%，八成投资者深度套牢，证券经营机构全行业亏损，证券市场融资额急剧下降。这或许就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而现在，在一个新兴转轨的中国证券市场中，如何最大限度地缩小过度成本，将成为尚福林未来最重要的工作。记者/宁南
此次高层金融人事变动与以前历届政府尤其不同，即是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出现的，其中用人思路和改革思路“契合”在一起，更清晰地展现着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
经过记者反复确认，中央金融工委被撤的消息基本得到了证实。事实上，在消息层这
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目前一位女副书记已经调任国务院侨办主任。金融工委的“清盘”工作已全面展开。据确切消息透露，同时被撤的还有中央企业工委。
据记者得到的消息，撤消原因主要在于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和国资体制改革的需要。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朱总理的主导下，成立了中央金融工委，并担任书记。从此，这个机构就成了中国金融改革决策的核心部门，决定着政策的走向和金融大员的人事安排。
随着温家宝接替朱总理全面掌控金融改革，不论是现实需要、还是领导施政风格的转变，其下一步肯定会有新的思路和方法。这一点，其实也早有预兆。十六大人事变动确定后不足一月，温家宝就组建了中央金融安全领导小组，并亲任组长。显然，作为90年代后期改革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中央金融工委的重要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
十六大前后，高层频频走马换将，但此次高层金融人事变动与以前历届政府尤其不同，即是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出现的，用人思路和改革思路“契合”在一起，能够更清晰地展现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
目前，银行、保险和证券三个领域改革所处的阶段和所面临的问题各有不同。银行市场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有银行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导致资金流动不畅和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运行脱节；保险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开放和发展过快，及疏于监管导致行业竞争秩序混乱和偿付能力不足；而证券业和证券市场的问题，在于如何化解全流通等历史遗留问题，扶持本地证券经营机构发展和提振市场信心。
因此，在人事安排上，新央行行长由学者出身、锐意改革的周小川担任；原中纪委秘书长、长期从事审计工作的吴定富掌舵保监会，意图自然不言自明；新证监会主席则由行伍出身、长期在国内从事银行工作、相对务实的本土派人士，原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担任，已能清晰勾画出2003年金融改革工作的重点。
“海归”失势证监会？
进入2003年，所谓“海归失势证监会”的说法颇为流行。这一说法的来源是，被认为是“海归派”掌权的第4任中国证监会在此次人事调整中，几位副主席被拆散。除范福春留任证监会副主席外，史美伦3月份任期将满，曾一度纷传将离京回港；屠光绍也极有可能远走上海赴任上海市副市长。尤其是“海归派”代表人物高西庆2002年12月27日“突然出局”，被认为是中央对证监会激进政策的某种修正。
高西庆曾获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是华尔街执业律师，并在美国美州大学、福德姆大学、杜克大学任客座副教授，名列美国法律名人录和美国教育名人录。
他已是“两进两出”证监会：1992年，高西庆担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及发行部主任，历时3年，1995年10月以健康原因辞职；1999年，高西庆再被点将，担任证监会第一副主席。稍后，周小川、史美伦相继任职，证监会发动的一场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渐次展开。国务院历史上第一个非大陆籍的副部级官员史美伦，则具有多年在美国及本港从事法律、证券机构工作的经验，她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就职于加州及美国联邦法院。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在法律、证券业务上专业功底深厚，且都为任职中国证监会放弃良多。
另据证监会人事处2001年初的统计结果，当时证监会中的“海归人士”数量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成为各部门的正、副职。
自2001年“监管年”以来，证监会已将近百家违规上市公司斩落马下。在史美伦对监管工作定下的“四步走”规划中，检查动员、自查、重点检查已完成，目前汇总总结与公司整改亦将结束。这种大开大豁的“规范”，虽然使市场“伤筋动骨”，但也使市场清晰和干净了起来。因此，中央高层对“周家班”学习西方股票市场成熟经验和现代监管理念的成绩还是相当肯定的，不然也不会新赋周小川央行行长大任。而1月15日传来消息，有“铁娘子”之称的史美伦将继续留任。
不过，在另一个利益角度来看，相当多的机构和个人股民，对此届证监会却相当不满。第4任证监会管理班子上任不久的2001年6月，我国证券市场总市值5.4万亿，而到今年1月初市值总额为4万亿，除去此期间新股市值，总市值蒸发2.4万亿，流通市值减少6000亿。整个2002年，市场一片愁云惨淡，被套牢的投资者信心低迷。
不管怎么说，上一任证监会的激进道路已告一段落，面对市场的萧条，给市场下“猛药”的“海归风格”看来不大可能在相当时期内再现了。周小川在任时，其班底的工作思路主要为重视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这已经成为证监会工作“永恒的主题”。据内部人士分析，新班子仍然会坚持这个主题，但在如何监管、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对时机和具体措施的选择和判断方面会有所不同。因为当前证券市场的问题在于如何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扶持国内证券经营机构、发展和提振市场信心。就好比是一个积弱已久的病人，动了一次大手术，而且病人身体底子本来就太差，现在亟须调理补养身体，恢复元气。
周小川的速度要够快才行
此次人事变动，腾挪最烈的是银行系统。除周小川担纲央行行长外，成立银监会的说法也风生水起，主席的热门人选是现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党委书记和副主席人选较多，但原中央金融工委常务副书记、现央行副行长阎海旺和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是业内谈论较多的候选人。
刘明康在银行系统内部被认为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专家，尤其是对银行内控制度的建设，造诣很深。他一直被当作“救火员”先后到中国光大银行和中国银行去清理银行问题。阎海旺1998年4月从甘肃省委书记身份上调后，一直任中央金融工委第一副书记并兼央行副行长，主管金融系统的党务和人事工作，对银行系统的人事和体制运作非常熟悉。吴晓灵则曾直接负责银行监管。
据透露，在第一轮高层人事变动之后，还将有更多涉及银行系统的人事替换。这种大动作的金融高层人事调整，被外界视为候任总理温家宝高度重视中国金融安全之安排，屯重兵于银行和金融体系，而不是过去两年万众瞩目的证券市场。毕竟过去两年，证券市场的监管框架、认可海外投资机构(QFII)及合资基金等重要部署已厘定，未来只是具体操作。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心，从今年起将全力转向银行改革。
一位金融高层官员对记者称：“上面的决心非常大，下力要尽快解决掉积弊重重的银行问题。”他对目前银行高层内部的心态引用了一句唐诗——“山雨欲来风满楼”。
银行改革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明显滞后于其他行业的改革进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金融研究权威专家私下认为，银行改革的最佳时机在1999年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时。但这个可以使改革“轻装上阵”时机被错过了，付出的代价就是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内部重新孳生了1.7万亿的不良资产，远超过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的数字。
而且在改革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其在央行内部强大的政策影响力，为了自身的利益，阻碍了某些改革的进行，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一些学者和官员越来越强烈地怀疑，央行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效率，解决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两种不同角色转换过程中许多显而易见的矛盾。尤其是市场人士，一再指责央行屈从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压力而在利率改革上踯躅不前。比如，国有商业银行这个强有力的游说团体不断辩称，实行受市场驱动的贷款利率，将会削弱银行的赢利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表示：“虽然央行同时具有货币政策决策者和银行业管理者的双重角色，但它极有可能在调整利率和进行货币供应决策时，站在银行业管理者的角度去保护商业银行的利益。”
另一些学者也认为，这些问题既影响了央行的监管能力，又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挥。从根本上讲，现有银行管理体制已严重落后于现实要求。
魏加宁将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监管这两项职能分离的建议，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组提交的系列报告中的一份，被提交给了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当然，作为政府咨询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提出了改革银行业监管体制的三种选择：从长远来规划，将银行业监管和货币政策彻底分拆，单独成立“银监会”；根据现实情况，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分拆设立“银监局”；适应混业经营的趋势，将金融、证券和保险监管三部门合并归属。
2002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并未对该报告做出任何具体的决定，但事后证明，中央高层对该项提议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和研究。按照目前盛传的说法，银监会的成立似乎大局已定，有可能在1月23日开始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结束后正式“亮相”，3月份左右挂牌。而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重要内容是重塑中国金融管理架构，部署金融改革。
这种说法指出，新成立的中国银监会专责银行监管职能，将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和已经成立的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一样，直接对国务院负责。主要监管银行业发展，及处理问题贷款方面，同时加强金融管理与国际接轨，将来接管全国所有的外资银行，信托机构及财务公司、农村金融机构等的监管工作。具体职责则是监管银行的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和高层领导、制定市场准入规则。至于人民银行则将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订及执行，只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但这种说法还是遭到了另一些学者和官员的反对。香港理工大学陈工孟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易宪容博士分别指出，银行监管乏力不在机构设置，真正的祸胎是用人机制、立法执法环境、监管理念不清以及运作机制等问题，屡屡发生的银行高管丑闻则与“产权虚置”难逃干系，就像中国证券市场从美国和德国学来的独立董事、监事会一样可能形同虚设，照搬英美等过时的银行监管分离作用不大，相反还可能因为机构改革的高昂成本而得不偿失。
更有说服力的一种反应是，周小川这样的人物刚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央行就被剥离得“只剩一个货币政策局”，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显然，如此牵涉各方利益和各路大员的大动作，在短时间内敲定绝非易事，所以有清醒人士指出，真正明朗可能还有等到3月份新一届政府亮相之时。
经过在金融界多年的历练，周小川目前被认为是中国金融系统内最具制度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官员之一，这几年证监会在制度建设上的卓有成效，已很能证明这一点。近年来，银行市场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有银行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导致资金流动不畅和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运行脱节。周小川既在经济理论上颇有建树，又擅长政策设计，既具有国际化视野，又善于求新求变，确属难得人选。
从周小川这几年在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所采取的许多市场化、国际化的政策和措施来看，他入主央行后，可能会在其前任的基础上，加大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信托业、信用社等的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改革的步伐。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如果不考虑分拆的话，那么周小川面对重中之重的任务，将是利率市场化、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和国有银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而且周小川的速度要够快才行。
尚福林想“拐大弯”
选择尚福林，也就是说中央相信其务实、重视中国国情的风格能够满足当前证券市场改革的需要。很显然，他走的道路与原先周小川、高西庆所选择的道路会有所不同。那么，“尚氏风格”到底是怎样一种风格呢？
有两件往事可以体现尚福林的业务处理特点。第一件事情是他在农行行长任中，以部分外汇储备顶国外商业贷款。这些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迅速，但是如何来处理这些资金一直是金融界人士谈论的话题，于是尚提出以部分外汇储备来替换国外商业贷款的构想。这种灵活实用的方法，实施效果很好，并得到上级的认可。
第二件事情是在支持高科技发展的问题上的创造性设想。当时央行与北京市制订了共同支持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规划，但是作为信贷资金来说，安全是第一位的，而高科技行业的风险是很大的，如何用传统的信贷资金来支持高科技？尚福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首先是成立一个基金公司对信贷资金进行担保，使得信贷资金不是对应某一个具体的项目，减小风险，另一方面，对于放出的贷款，以变通的方式进行回购，即如果企业成功上市，将债务转化为股本金，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设想并未最后付诸实施，但却体现了其工作中的创造性思维。
“作为一名高级官员，尚福林具有真正的大局观念，”央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你知道，银行体系正在日益市场化，但在这一进程中，一些政策性东西是我们转轨时期必须要付出的成本，如何处理好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尚行长处理得可说是恰到好处。”
那么，这种“转轨腾挪术”如何作用到证券市场上呢？一位曾在尚福林手下工作过的官员推测：“(尚福林)个性温和，不太可能刚上任就对前任既定路线指指点点，一般会以延续既定路线的可能性为大。”
他认为，尚福林会在继续前任大思路的基础上展开调整，也就是说“拐大弯”。前任既定的路线将继续执行，有错误的慢慢纠正，逐渐走上自己的轨道。而对于前任未明确的、创新的思路倒有可能在短期内推出。“管理层未来的监管思路仍然会倾向于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但重心工作可能会更多地去协调和结合市场化与‘中国特色’二者的关系”。
周小川两年新政，于股市之功是坚定地选择了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方向，但却使股指跌去了近40%，八成投资者深度套牢，证券经营机构全行业亏损，证券市场融资额急剧下降。这或许就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而现在，在一个新兴转轨的中国证券市场中，如何最大限度地缩小过度成本，将成为尚福林未来最重要的工作。
此次高层金融人事变动与以前历届政府尤其不同，即是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出现的，其中用人思路和改革思路“契合”在一起，更清晰地展现着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
经过记者反复确认，中央金融工委被撤的消息基本得到了证实。事实上，在消息层这
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目前一位女副书记已经调任国务院侨办主任。金融工委的“清盘”工作已全面展开。据确切消息透露，同时被撤的还有中央企业工委。
据记者得到的消息，撤消原因主要在于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和国资体制改革的需要。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朱总理的主导下，成立了中央金融工委，并担任书记。从此，这个机构就成了中国金融改革决策的核心部门，决定着政策的走向和金融大员的人事安排。
随着温家宝接替朱总理全面掌控金融改革，不论是现实需要、还是领导施政风格的转变，其下一步肯定会有新的思路和方法。这一点，其实也早有预兆。十六大人事变动确定后不足一月，温家宝就组建了中央金融安全领导小组，并亲任组长。显然，作为90年代后期改革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中央金融工委的重要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
十六大前后，高层频频走马换将，但此次高层金融人事变动与以前历届政府尤其不同，即是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出现的，用人思路和改革思路“契合”在一起，能够更清晰地展现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
目前，银行、保险和证券三个领域改革所处的阶段和所面临的问题各有不同。银行市场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有银行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导致资金流动不畅和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运行脱节；保险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开放和发展过快，及疏于监管导致行业竞争秩序混乱和偿付能力不足；而证券业和证券市场的问题，在于如何化解全流通等历史遗留问题，扶持本地证券经营机构发展和提振市场信心。
因此，在人事安排上，新央行行长由学者出身、锐意改革的周小川担任；原中纪委秘书长、长期从事审计工作的吴定富掌舵保监会，意图自然不言自明；新证监会主席则由行伍出身、长期在国内从事银行工作、相对务实的本土派人士，原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担任，已能清晰勾画出2003年金融改革工作的重点。
“海归”失势证监会？
进入2003年，所谓“海归失势证监会”的说法颇为流行。这一说法的来源是，被认为是“海归派”掌权的第4任中国证监会在此次人事调整中，几位副主席被拆散。除范福春留任证监会副主席外，史美伦3月份任期将满，曾一度纷传将离京回港；屠光绍也极有可能远走上海赴任上海市副市长。尤其是“海归派”代表人物高西庆2002年12月27日“突然出局”，被认为是中央对证监会激进政策的某种修正。
高西庆曾获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是华尔街执业律师，并在美国美州大学、福德姆大学、杜克大学任客座副教授，名列美国法律名人录和美国教育名人录。
他已是“两进两出”证监会：1992年，高西庆担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及发行部主任，历时3年，1995年10月以健康原因辞职；1999年，高西庆再被点将，担任证监会第一副主席。稍后，周小川、史美伦相继任职，证监会发动的一场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渐次展开。国务院历史上第一个非大陆籍的副部级官员史美伦，则具有多年在美国及本港从事法律、证券机构工作的经验，她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就职于加州及美国联邦法院。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在法律、证券业务上专业功底深厚，且都为任职中国证监会放弃良多。
另据证监会人事处2001年初的统计结果，当时证监会中的“海归人士”数量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成为各部门的正、副职。
自2001年“监管年”以来，证监会已将近百家违规上市公司斩落马下。在史美伦对监管工作定下的“四步走”规划中，检查动员、自查、重点检查已完成，目前汇总总结与公司整改亦将结束。这种大开大豁的“规范”，虽然使市场“伤筋动骨”，但也使市场清晰和干净了起来。因此，中央高层对“周家班”学习西方股票市场成熟经验和现代监管理念的成绩还是相当肯定的，不然也不会新赋周小川央行行长大任。而1月15日传来消息，有“铁娘子”之称的史美伦将继续留任。
不过，在另一个利益角度来看，相当多的机构和个人股民，对此届证监会却相当不满。第4任证监会管理班子上任不久的2001年6月，我国证券市场总市值5.4万亿，而到今年1月初市值总额为4万亿，除去此期间新股市值，总市值蒸发2.4万亿，流通市值减少6000亿。整个2002年，市场一片愁云惨淡，被套牢的投资者信心低迷。
不管怎么说，上一任证监会的激进道路已告一段落，面对市场的萧条，给市场下“猛药”的“海归风格”看来不大可能在相当时期内再现了。周小川在任时，其班底的工作思路主要为重视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这已经成为证监会工作“永恒的主题”。据内部人士分析，新班子仍然会坚持这个主题，但在如何监管、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对时机和具体措施的选择和判断方面会有所不同。因为当前证券市场的问题在于如何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扶持国内证券经营机构、发展和提振市场信心。就好比是一个积弱已久的病人，动了一次大手术，而且病人身体底子本来就太差，现在亟须调理补养身体，恢复元气。
周小川的速度要够快才行
此次人事变动，腾挪最烈的是银行系统。除周小川担纲央行行长外，成立银监会的说法也风生水起，主席的热门人选是现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党委书记和副主席人选较多，但原中央金融工委常务副书记、现央行副行长阎海旺和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是业内谈论较多的候选人。
刘明康在银行系统内部被认为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专家，尤其是对银行内控制度的建设，造诣很深。他一直被当作“救火员”先后到中国光大银行和中国银行去清理银行问题。阎海旺1998年4月从甘肃省委书记身份上调后，一直任中央金融工委第一副书记并兼央行副行长，主管金融系统的党务和人事工作，对银行系统的人事和体制运作非常熟悉。吴晓灵则曾直接负责银行监管。
据透露，在第一轮高层人事变动之后，还将有更多涉及银行系统的人事替换。这种大动作的金融高层人事调整，被外界视为候任总理温家宝高度重视中国金融安全之安排，屯重兵于银行和金融体系，而不是过去两年万众瞩目的证券市场。毕竟过去两年，证券市场的监管框架、认可海外投资机构(QFII)及合资基金等重要部署已厘定，未来只是具体操作。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心，从今年起将全力转向银行改革。
一位金融高层官员对记者称：“上面的决心非常大，下力要尽快解决掉积弊重重的银行问题。”他对目前银行高层内部的心态引用了一句唐诗——“山雨欲来风满楼”。
银行改革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明显滞后于其他行业的改革进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金融研究权威专家私下认为，银行改革的最佳时机在1999年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时。但这个可以使改革“轻装上阵”时机被错过了，付出的代价就是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内部重新孳生了1.7万亿的不良资产，远超过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的数字。
而且在改革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其在央行内部强大的政策影响力，为了自身的利益，阻碍了某些改革的进行，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一些学者和官员越来越强烈地怀疑，央行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效率，解决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两种不同角色转换过程中许多显而易见的矛盾。尤其是市场人士，一再指责央行屈从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压力而在利率改革上踯躅不前。比如，国有商业银行这个强有力的游说团体不断辩称，实行受市场驱动的贷款利率，将会削弱银行的赢利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表示：“虽然央行同时具有货币政策决策者和银行业管理者的双重角色，但它极有可能在调整利率和进行货币供应决策时，站在银行业管理者的角度去保护商业银行的利益。”
另一些学者也认为，这些问题既影响了央行的监管能力，又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挥。从根本上讲，现有银行管理体制已严重落后于现实要求。
魏加宁将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监管这两项职能分离的建议，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组提交的系列报告中的一份，被提交给了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当然，作为政府咨询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提出了改革银行业监管体制的三种选择：从长远来规划，将银行业监管和货币政策彻底分拆，单独成立“银监会”；根据现实情况，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分拆设立“银监局”；适应混业经营的趋势，将金融、证券和保险监管三部门合并归属。
2002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并未对该报告做出任何具体的决定，但事后证明，中央高层对该项提议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和研究。按照目前盛传的说法，银监会的成立似乎大局已定，有可能在1月23日开始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结束后正式“亮相”，3月份左右挂牌。而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重要内容是重塑中国金融管理架构，部署金融改革。
这种说法指出，新成立的中国银监会专责银行监管职能，将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和已经成立的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一样，直接对国务院负责。主要监管银行业发展，及处理问题贷款方面，同时加强金融管理与国际接轨，将来接管全国所有的外资银行，信托机构及财务公司、农村金融机构等的监管工作。具体职责则是监管银行的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和高层领导、制定市场准入规则。至于人民银行则将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订及执行，只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但这种说法还是遭到了另一些学者和官员的反对。香港理工大学陈工孟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易宪容博士分别指出，银行监管乏力不在机构设置，真正的祸胎是用人机制、立法执法环境、监管理念不清以及运作机制等问题，屡屡发生的银行高管丑闻则与“产权虚置”难逃干系，就像中国证券市场从美国和德国学来的独立董事、监事会一样可能形同虚设，照搬英美等过时的银行监管分离作用不大，相反还可能因为机构改革的高昂成本而得不偿失。
更有说服力的一种反应是，周小川这样的人物刚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央行就被剥离得“只剩一个货币政策局”，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显然，如此牵涉各方利益和各路大员的大动作，在短时间内敲定绝非易事，所以有清醒人士指出，真正明朗可能还有等到3月份新一届政府亮相之时。
经过在金融界多年的历练，周小川目前被认为是中国金融系统内最具制度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官员之一，这几年证监会在制度建设上的卓有成效，已很能证明这一点。近年来，银行市场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有银行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导致资金流动不畅和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运行脱节。周小川既在经济理论上颇有建树，又擅长政策设计，既具有国际化视野，又善于求新求变，确属难得人选。
从周小川这几年在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所采取的许多市场化、国际化的政策和措施来看，他入主央行后，可能会在其前任的基础上，加大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信托业、信用社等的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改革的步伐。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如果不考虑分拆的话，那么周小川面对重中之重的任务，将是利率市场化、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和国有银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而且周小川的速度要够快才行。
尚福林想“拐大弯”
选择尚福林，也就是说中央相信其务实、重视中国国情的风格能够满足当前证券市场改革的需要。很显然，他走的道路与原先周小川、高西庆所选择的道路会有所不同。那么，“尚氏风格”到底是怎样一种风格呢？
有两件往事可以体现尚福林的业务处理特点。第一件事情是他在农行行长任中，以部分外汇储备顶国外商业贷款。这些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迅速，但是如何来处理这些资金一直是金融界人士谈论的话题，于是尚提出以部分外汇储备来替换国外商业贷款的构想。这种灵活实用的方法，实施效果很好，并得到上级的认可。
第二件事情是在支持高科技发展的问题上的创造性设想。当时央行与北京市制订了共同支持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规划，但是作为信贷资金来说，安全是第一位的，而高科技行业的风险是很大的，如何用传统的信贷资金来支持高科技？尚福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首先是成立一个基金公司对信贷资金进行担保，使得信贷资金不是对应某一个具体的项目，减小风险，另一方面，对于放出的贷款，以变通的方式进行回购，即如果企业成功上市，将债务转化为股本金，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设想并未最后付诸实施，但却体现了其工作中的创造性思维。
“作为一名高级官员，尚福林具有真正的大局观念，”央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你知道，银行体系正在日益市场化，但在这一进程中，一些政策性东西是我们转轨时期必须要付出的成本，如何处理好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尚行长处理得可说是恰到好处。”
那么，这种“转轨腾挪术”如何作用到证券市场上呢？一位曾在尚福林手下工作过的官员推测：“(尚福林)个性温和，不太可能刚上任就对前任既定路线指指点点，一般会以延续既定路线的可能性为大。”
他认为，尚福林会在继续前任大思路的基础上展开调整，也就是说“拐大弯”。前任既定的路线将继续执行，有错误的慢慢纠正，逐渐走上自己的轨道。而对于前任未明确的、创新的思路倒有可能在短期内推出。“管理层未来的监管思路仍然会倾向于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但重心工作可能会更多地去协调和结合市场化与‘中国特色’二者的关系”。
周小川两年新政，于股市之功是坚定地选择了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方向，但却使股指跌去了近40%，八成投资者深度套牢，证券经营机构全行业亏损，证券市场融资额急剧下降。这或许就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而现在，在一个新兴转轨的中国证券市场中，如何最大限度地缩小过度成本，将成为尚福林未来最重要的工作。记者/宁南
此次高层金融人事变动与以前历届政府尤其不同，即是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出现的，其中用人思路和改革思路“契合”在一起，更清晰地展现着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
经过记者反复确认，中央金融工委被撤的消息基本得到了证实。事实上，在消息层这
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目前一位女副书记已经调任国务院侨办主任。金融工委的“清盘”工作已全面展开。据确切消息透露，同时被撤的还有中央企业工委。
据记者得到的消息，撤消原因主要在于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和国资体制改革的需要。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朱总理的主导下，成立了中央金融工委，并担任书记。从此，这个机构就成了中国金融改革决策的核心部门，决定着政策的走向和金融大员的人事安排。
随着温家宝接替朱总理全面掌控金融改革，不论是现实需要、还是领导施政风格的转变，其下一步肯定会有新的思路和方法。这一点，其实也早有预兆。十六大人事变动确定后不足一月，温家宝就组建了中央金融安全领导小组，并亲任组长。显然，作为90年代后期改革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中央金融工委的重要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
十六大前后，高层频频走马换将，但此次高层金融人事变动与以前历届政府尤其不同，即是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出现的，用人思路和改革思路“契合”在一起，能够更清晰地展现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
目前，银行、保险和证券三个领域改革所处的阶段和所面临的问题各有不同。银行市场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有银行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导致资金流动不畅和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运行脱节；保险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开放和发展过快，及疏于监管导致行业竞争秩序混乱和偿付能力不足；而证券业和证券市场的问题，在于如何化解全流通等历史遗留问题，扶持本地证券经营机构发展和提振市场信心。
因此，在人事安排上，新央行行长由学者出身、锐意改革的周小川担任；原中纪委秘书长、长期从事审计工作的吴定富掌舵保监会，意图自然不言自明；新证监会主席则由行伍出身、长期在国内从事银行工作、相对务实的本土派人士，原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担任，已能清晰勾画出2003年金融改革工作的重点。
“海归”失势证监会？
进入2003年，所谓“海归失势证监会”的说法颇为流行。这一说法的来源是，被认为是“海归派”掌权的第4任中国证监会在此次人事调整中，几位副主席被拆散。除范福春留任证监会副主席外，史美伦3月份任期将满，曾一度纷传将离京回港；屠光绍也极有可能远走上海赴任上海市副市长。尤其是“海归派”代表人物高西庆2002年12月27日“突然出局”，被认为是中央对证监会激进政策的某种修正。
高西庆曾获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是华尔街执业律师，并在美国美州大学、福德姆大学、杜克大学任客座副教授，名列美国法律名人录和美国教育名人录。
他已是“两进两出”证监会：1992年，高西庆担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及发行部主任，历时3年，1995年10月以健康原因辞职；1999年，高西庆再被点将，担任证监会第一副主席。稍后，周小川、史美伦相继任职，证监会发动的一场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渐次展开。国务院历史上第一个非大陆籍的副部级官员史美伦，则具有多年在美国及本港从事法律、证券机构工作的经验，她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就职于加州及美国联邦法院。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在法律、证券业务上专业功底深厚，且都为任职中国证监会放弃良多。
另据证监会人事处2001年初的统计结果，当时证监会中的“海归人士”数量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成为各部门的正、副职。
自2001年“监管年”以来，证监会已将近百家违规上市公司斩落马下。在史美伦对监管工作定下的“四步走”规划中，检查动员、自查、重点检查已完成，目前汇总总结与公司整改亦将结束。这种大开大豁的“规范”，虽然使市场“伤筋动骨”，但也使市场清晰和干净了起来。因此，中央高层对“周家班”学习西方股票市场成熟经验和现代监管理念的成绩还是相当肯定的，不然也不会新赋周小川央行行长大任。而1月15日传来消息，有“铁娘子”之称的史美伦将继续留任。
不过，在另一个利益角度来看，相当多的机构和个人股民，对此届证监会却相当不满。第4任证监会管理班子上任不久的2001年6月，我国证券市场总市值5.4万亿，而到今年1月初市值总额为4万亿，除去此期间新股市值，总市值蒸发2.4万亿，流通市值减少6000亿。整个2002年，市场一片愁云惨淡，被套牢的投资者信心低迷。
不管怎么说，上一任证监会的激进道路已告一段落，面对市场的萧条，给市场下“猛药”的“海归风格”看来不大可能在相当时期内再现了。周小川在任时，其班底的工作思路主要为重视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这已经成为证监会工作“永恒的主题”。据内部人士分析，新班子仍然会坚持这个主题，但在如何监管、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对时机和具体措施的选择和判断方面会有所不同。因为当前证券市场的问题在于如何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扶持国内证券经营机构、发展和提振市场信心。就好比是一个积弱已久的病人，动了一次大手术，而且病人身体底子本来就太差，现在亟须调理补养身体，恢复元气。
周小川的速度要够快才行
此次人事变动，腾挪最烈的是银行系统。除周小川担纲央行行长外，成立银监会的说法也风生水起，主席的热门人选是现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党委书记和副主席人选较多，但原中央金融工委常务副书记、现央行副行长阎海旺和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是业内谈论较多的候选人。
刘明康在银行系统内部被认为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专家，尤其是对银行内控制度的建设，造诣很深。他一直被当作“救火员”先后到中国光大银行和中国银行去清理银行问题。阎海旺1998年4月从甘肃省委书记身份上调后，一直任中央金融工委第一副书记并兼央行副行长，主管金融系统的党务和人事工作，对银行系统的人事和体制运作非常熟悉。吴晓灵则曾直接负责银行监管。
据透露，在第一轮高层人事变动之后，还将有更多涉及银行系统的人事替换。这种大动作的金融高层人事调整，被外界视为候任总理温家宝高度重视中国金融安全之安排，屯重兵于银行和金融体系，而不是过去两年万众瞩目的证券市场。毕竟过去两年，证券市场的监管框架、认可海外投资机构(QFII)及合资基金等重要部署已厘定，未来只是具体操作。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心，从今年起将全力转向银行改革。
一位金融高层官员对记者称：“上面的决心非常大，下力要尽快解决掉积弊重重的银行问题。”他对目前银行高层内部的心态引用了一句唐诗——“山雨欲来风满楼”。
银行改革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明显滞后于其他行业的改革进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金融研究权威专家私下认为，银行改革的最佳时机在1999年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时。但这个可以使改革“轻装上阵”时机被错过了，付出的代价就是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内部重新孳生了1.7万亿的不良资产，远超过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的数字。
而且在改革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其在央行内部强大的政策影响力，为了自身的利益，阻碍了某些改革的进行，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一些学者和官员越来越强烈地怀疑，央行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效率，解决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两种不同角色转换过程中许多显而易见的矛盾。尤其是市场人士，一再指责央行屈从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压力而在利率改革上踯躅不前。比如，国有商业银行这个强有力的游说团体不断辩称，实行受市场驱动的贷款利率，将会削弱银行的赢利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表示：“虽然央行同时具有货币政策决策者和银行业管理者的双重角色，但它极有可能在调整利率和进行货币供应决策时，站在银行业管理者的角度去保护商业银行的利益。”
另一些学者也认为，这些问题既影响了央行的监管能力，又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挥。从根本上讲，现有银行管理体制已严重落后于现实要求。
魏加宁将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监管这两项职能分离的建议，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组提交的系列报告中的一份，被提交给了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当然，作为政府咨询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提出了改革银行业监管体制的三种选择：从长远来规划，将银行业监管和货币政策彻底分拆，单独成立“银监会”；根据现实情况，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分拆设立“银监局”；适应混业经营的趋势，将金融、证券和保险监管三部门合并归属。
2002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并未对该报告做出任何具体的决定，但事后证明，中央高层对该项提议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和研究。按照目前盛传的说法，银监会的成立似乎大局已定，有可能在1月23日开始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结束后正式“亮相”，3月份左右挂牌。而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重要内容是重塑中国金融管理架构，部署金融改革。
这种说法指出，新成立的中国银监会专责银行监管职能，将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和已经成立的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一样，直接对国务院负责。主要监管银行业发展，及处理问题贷款方面，同时加强金融管理与国际接轨，将来接管全国所有的外资银行，信托机构及财务公司、农村金融机构等的监管工作。具体职责则是监管银行的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和高层领导、制定市场准入规则。至于人民银行则将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订及执行，只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但这种说法还是遭到了另一些学者和官员的反对。香港理工大学陈工孟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易宪容博士分别指出，银行监管乏力不在机构设置，真正的祸胎是用人机制、立法执法环境、监管理念不清以及运作机制等问题，屡屡发生的银行高管丑闻则与“产权虚置”难逃干系，就像中国证券市场从美国和德国学来的独立董事、监事会一样可能形同虚设，照搬英美等过时的银行监管分离作用不大，相反还可能因为机构改革的高昂成本而得不偿失。
更有说服力的一种反应是，周小川这样的人物刚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央行就被剥离得“只剩一个货币政策局”，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显然，如此牵涉各方利益和各路大员的大动作，在短时间内敲定绝非易事，所以有清醒人士指出，真正明朗可能还有等到3月份新一届政府亮相之时。
经过在金融界多年的历练，周小川目前被认为是中国金融系统内最具制度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官员之一，这几年证监会在制度建设上的卓有成效，已很能证明这一点。近年来，银行市场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有银行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导致资金流动不畅和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运行脱节。周小川既在经济理论上颇有建树，又擅长政策设计，既具有国际化视野，又善于求新求变，确属难得人选。
从周小川这几年在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所采取的许多市场化、国际化的政策和措施来看，他入主央行后，可能会在其前任的基础上，加大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信托业、信用社等的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改革的步伐。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如果不考虑分拆的话，那么周小川面对重中之重的任务，将是利率市场化、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和国有银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而且周小川的速度要够快才行。
尚福林想“拐大弯”
选择尚福林，也就是说中央相信其务实、重视中国国情的风格能够满足当前证券市场改革的需要。很显然，他走的道路与原先周小川、高西庆所选择的道路会有所不同。那么，“尚氏风格”到底是怎样一种风格呢？
有两件往事可以体现尚福林的业务处理特点。第一件事情是他在农行行长任中，以部分外汇储备顶国外商业贷款。这些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迅速，但是如何来处理这些资金一直是金融界人士谈论的话题，于是尚提出以部分外汇储备来替换国外商业贷款的构想。这种灵活实用的方法，实施效果很好，并得到上级的认可。
第二件事情是在支持高科技发展的问题上的创造性设想。当时央行与北京市制订了共同支持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规划，但是作为信贷资金来说，安全是第一位的，而高科技行业的风险是很大的，如何用传统的信贷资金来支持高科技？尚福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首先是成立一个基金公司对信贷资金进行担保，使得信贷资金不是对应某一个具体的项目，减小风险，另一方面，对于放出的贷款，以变通的方式进行回购，即如果企业成功上市，将债务转化为股本金，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设想并未最后付诸实施，但却体现了其工作中的创造性思维。
“作为一名高级官员，尚福林具有真正的大局观念，”央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你知道，银行体系正在日益市场化，但在这一进程中，一些政策性东西是我们转轨时期必须要付出的成本，如何处理好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尚行长处理得可说是恰到好处。”
那么，这种“转轨腾挪术”如何作用到证券市场上呢？一位曾在尚福林手下工作过的官员推测：“(尚福林)个性温和，不太可能刚上任就对前任既定路线指指点点，一般会以延续既定路线的可能性为大。”
他认为，尚福林会在继续前任大思路的基础上展开调整，也就是说“拐大弯”。前任既定的路线将继续执行，有错误的慢慢纠正，逐渐走上自己的轨道。而对于前任未明确的、创新的思路倒有可能在短期内推出。“管理层未来的监管思路仍然会倾向于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但重心工作可能会更多地去协调和结合市场化与‘中国特色’二者的关系”。
周小川两年新政，于股市之功是坚定地选择了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方向，但却使股指跌去了近40%，八成投资者深度套牢，证券经营机构全行业亏损，证券市场融资额急剧下降。这或许就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而现在，在一个新兴转轨的中国证券市场中，如何最大限度地缩小过度成本，将成为尚福林未来最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