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想了解美国的进来－15 长篇不喜勿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4:17:37
丁林的近距离看美国
第十五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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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这些日子给你写了很多信，今天写完大概是要告一段落了，因为接下去我会很忙，不会再有那么多时间写信。希望你对我的这些信大致上感到满意，也希望这些信是基本上回答了你所提出的问题。来了这些年，常常很想念我的朋友们，一直因为没有抽出时间好好给大家写信，介绍一下大家很想了解的美国，感到很抱歉。这次给你写信，感觉得也是在给所有的朋友们写信，写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常常在我眼前浮现，我希望，他们对我的异国故事都会有兴趣。今天写完，我将大大的松一口气，总算是不愧对老朋友了。
写信的时候，我也时时都以感激的心情，想起我们在这里交往的一群年轻的美国新朋友。我写的故事很多都是他们的故事。他们不仅教会了我们逐步适应这里的生活，当我们站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感觉自己就象是掉到了月亮上，心里充满惶惑，惊慌和不解的时候，他们的友谊更是使我们逐渐感到平和，温暖和充实。他们使我们了解美国，并不仅是因为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很多美国情况，而是接触的时间长了，我们发现，他们就是美国。
希望有一天你来到这里时，我能把他们介绍给你，但是，那时候，也许已经很难再找到他们，他们习惯于生活在不断的流动变化中，不断地谋生以及寻找更好的生活，他们搬得很勤，走的很远。我们知道，他们满怀希望地在走向不同的新天地，早晚会走出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会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激，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共同相处的那些日子。没有他们，不会有我的这些信。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Mike Caplinger，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但是你一点也看不出来。我们相识的时候他才二十七岁。站在那里高高大大，体重是我的一倍。他非常聪明，学识渊博，不论我遇到什么问题，只要问到他，有问必答，而且总是充满了智慧。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日子。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和历史。他的聪明反而使得他十分困惑，因为他兴趣的范围太广泛，不知道自己到底选择什么才好。大学毕业以后，他先是在加油站找了个临时工作，使自己先能活下去，之后又换了别的工作，可是也都是体力活儿，挣得很少，常常跟我一样为钱不够而忧心忡忡。在他干得很苦的时候，我问过他，你父母对你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感到很不安？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他说，当然有一点，但是他们知道，是他们从小教育我，路要靠自己走出来。
Laura Cloninger是我的英语教师， 她是义务教师。二十三岁。这种情况在美国非常普遍。在美国所有的博物馆，植物园，图书馆等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医院等地方，都有大量的义务工作者。高中毕业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最好有义务社会服务的经历，这样更容易被好的大学录取。在我们原来以为是“金钱至上”的美国，来了以后发现到处都有非常普遍的义务工作者，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义务的英语教师专门帮助新移民的。 Laura和我上课的内容就象是“文化交流”，非常有意思。她的父亲很有钱，但是她也是一上大学就自己独立生活。她学的是法语，当她打算读研究生的时候，父亲告诉她，如果你一年能念下硕士来我就付学费。她只能拼命念，一年真的拿下了学位。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刚毕业就在一个小学找到了工作，专门教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孩子学英语。她很喜欢接触不同的文化。她口袋里有一百美元的时候，她就去参加潜水训练班，打算以后去海里探险。她有五百美元的时候，就跑到终年积雪的滑雪场去学滑雪，第一天就摔断了胳膊。回来照样乐呵呵的，活的满开心。
Francis Michael是圣灵修道院的修士， 他出生在大城市费城，二十多岁的时候来到这个修道院，经过考虑决定留在这里生活。入修道院有一套程序，分为几个阶段，一边进行宗教教育和仪gui训练，一边也使新来的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每一个阶段结束时， 你都可以重新作决定，是继续留下还是选择离开。Francis幽默开朗，聪明能干，我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很奇怪，他怎么会在那么多不同的选择面前，偏偏选择留在一个清贫孤寂的地方，但是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了。他曾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过我们非常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很喜欢在有空的时候就去看看他，向他提出大量的问题，他也很喜欢和我们聊天，提出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但是从来不主动向我们提到基督教。他使我们了解了美国的一个部分，对于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感到很陌生。
一想起Paul Holland，我耳边就会想起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笑得使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烦恼。他是在纽约长大的，在那里从大学的微生物专业毕业。但是他太喜欢大自然而又不喜欢有拘束的生活。所以他决心离开大城市并且当一个艺术家。在美国，一开始如果有一个人向我作自我介绍，说他是艺术家或是音乐家的话，我总是肃然起敬。后来马上就明白了，这个称号仅仅意味着他很穷。在纽约大家都说，如果天上掉下一个东西砸了什么人的脑袋，那么肯定砸到的是一个艺术家。Paul偏偏就选择了加入这么一个行列。此后他一直是卖一阵作品打一阵工，这几天又是他的低潮期， 他的老破车又“死过去”了，但是他照样能发出同样的笑声。 他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照样把哪些展销会最好卖的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别人，哪怕人家卖的是和他差不多的东西。他的这些信息有一阵真是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我们之间有过许多愉快的交谈，有一次谈到种族问题，他听说我们把自己称作“有色人种”，居然一脸天真的惊讶，伸出胳膊和我比比找不出有什么区别。他问我，你觉得自己是什么颜色的呢？我说当然是黄色的，他爆发出一阵大笑，一边笑一边高兴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你算是黄种人，我就是绿的！ Salina Nelson是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她喜欢大自然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来美国以后所学到的许多有关动物和植物的知识，一多半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她进大学的时候选的是与动物学有关的专业，上了几堂课以后，发现老师讲的东西她早就知道了，就转成了学人类学，而且因为发现“人”居然有那么多“品种”感到非常高兴。大学毕业以后，她和丈夫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艰苦奋斗的生活，几乎什么累活儿都干过。她在一个苗圃认真工作了三年，积累了实际经验之后，前年去一个风景优美非常清静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农场，专门种植不使用任何化学品的各种香料和鲜花，这是他们小俩口一直憧憬的理想，他们是非常坚定的环境保护者。曾经在几年里，我们一直分享他们的美丽憧憬，听他们描绘他们的蓝图。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们，他们还处在初创阶段，又苦又累，还借了债。今年这个小农场已经兴旺起来，她高高兴兴寄来了名片，在农场的名字后面认认真真地印着他们的理想：无化学品种植。
Bill Riddle是一个生活能力非常强的年轻人， 梳一条长长的马尾巴，长得很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父亲在他不记事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他母亲靠政府救济把他们兄妹四人拉扯大。他的妹妹几乎重复了她母亲的道路，成了一个单身母亲，他的弟弟又成了一个吸毒者。他自己却是一个自制能力很强的人，一点也不愿意放任自己。他十七岁就开始独立生活，自己养活自己，找得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挣一段学费就上一段学。美国的学校用我们的话说是“卖学分”的，不管年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交一份钱就可以上几个学分的课，凑满了学分就可以毕业。美国学生这样断断续续上学的很多，一般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所以Bill今年25岁了，还没有大学毕业，但是他已经接近了他的目标，正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原来一直想当森林警察，所以选的是法律专业，现在他的理想是考上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今年他也是一面上学一面干活，工作很累，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两门课考得都不错。他很喜欢听保守派的“谈论节目”，宣称自己是保守派，这对他这样一个家庭出来的人很不寻常。一般美国人都认为，保守派是为富人说话的，因为他们总是主张削减政府救济。Bill是吃救济长大的，但是他还是希望改革福利制度，尽管美国的福利大概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最少的一个。每一次回家，他都要劝他的妹妹进学校，开始独立生活。他觉得很难说美国的福利制度，对于象他妹妹这样的单身母亲的照顾，是救了她们还是害了她们。
Joe Morrone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生在纽约的“意大利城”，父母是从西西里岛来的第一代移民， 他父亲也许是为了使他远离和"黑手党”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意大利移民圈子，从小不许他学说意大利语，结果他真的成了一个完全的美国人。他是艺术系毕业的，曾经在美国海军里服役，他在这段日子里随军舰周游世界，一下船就酗酒胡闹，军队的纪律使他痛苦不堪。但是不知从哪一天起他突然醒了，从此滴酒不沾，而且成了一个素食者。他离开了海军，又回到了艺术之中。他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热衷于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和他聊天总使我感到受益非浅。
我还想感谢我们的朋友Lydia Clements和她的丈夫Steven Glude，他们已经搬到田纳西州的山区去了。 住在美丽的山里，一直是美丽的Lydia的梦想。她念硕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是“不同民族的妇女巫术”。可是我下次打电话时，一定要问问这对蜜月中的小俩口，他们这一段在靠什么维持生活。也许他们又回学校去念书了。 Mike Kling 是六十年代的嘻皮士， 走南闯北，一肚子知识。还有看上去弱不经风的Darcy Jones， 创作的金属雕塑和油画都极有力度。一个女孩子坚持在这一行里真是很不容易， 生活也只能是象泥萝卜一样，洗一段吃一段。Pam花不少钱养着一大群狗和猫，她的植物养护知识非常丰富，不论你遇到什么问题，她随手就能用很漂亮的字给你开出“方子”来。她给我们的圣诞礼物总包括一份特别好吃的猫食。她的工作很辛苦，不放弃所有的加班机会，我觉得她是最需要别人关心的，但是她总是在关心别人。 Lauren Mcleod也是从艺术系毕业的，还去意大利画过写生，她的自画像很有味道，但是实在无法以此为生，最近去加利弗尼亚重新入学，这回只能改学推拿了。学应用数学的Gina Seymour是一个思路非常清楚的女孩子，办事掌握分寸， 无可挑剔，教给我们很多有关美国的基本知识。还有David，我们曾有过几次长时间的十分有益的谈话。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启发。
还有Sander Heilig和他的妻子Karin Albert， 这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家庭。Sander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他的祖父一辈为了躲避当时在俄国很普遍的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寻找自由来到了美国。他的父亲在二次大战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名战士参战，负伤退役后身体不能恢复，也就不能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中开创另一番事业。因此，Sander读大学还是靠的政府资助，他是60年代以后接受新思潮的一代，曾经因为他反越战的观点，和他作为荣誉军人的父亲发生激烈的争执。父亲去世后他常常为此感到内疚。 Karin则是第一代移民，至今还保留着她的德国国籍。她家三代都是律师，但是她的父亲在二次大战期间却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成为德军的一名士兵，战后则这盟军的战俘营里生活了几年。当他们这两个家庭聚在美国时，正是二次大战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当我们坐在这个聚会中，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使我感慨不已。他们思辩的能力都很强，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给予的很多帮助。
新移民来此之后常常感叹艰辛和困难，几乎所有的人初来这儿，没有不体验过走投无路举步维艰的困境。但是，天天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发现他们个个也都得靠自己奋斗。他们都算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甚至包括其中少数富家子弟，他们的生活，也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除了没有语言问题之外，我们在这儿经历过的困难，他们很多人也都得经历。相比之下，他们的生活态度常常表现得更为轻松。我发现，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缘故，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生活观念的不同。
他们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就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 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 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 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丁林的近距离看美国
第十五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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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这些日子给你写了很多信，今天写完大概是要告一段落了，因为接下去我会很忙，不会再有那么多时间写信。希望你对我的这些信大致上感到满意，也希望这些信是基本上回答了你所提出的问题。来了这些年，常常很想念我的朋友们，一直因为没有抽出时间好好给大家写信，介绍一下大家很想了解的美国，感到很抱歉。这次给你写信，感觉得也是在给所有的朋友们写信，写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常常在我眼前浮现，我希望，他们对我的异国故事都会有兴趣。今天写完，我将大大的松一口气，总算是不愧对老朋友了。
写信的时候，我也时时都以感激的心情，想起我们在这里交往的一群年轻的美国新朋友。我写的故事很多都是他们的故事。他们不仅教会了我们逐步适应这里的生活，当我们站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感觉自己就象是掉到了月亮上，心里充满惶惑，惊慌和不解的时候，他们的友谊更是使我们逐渐感到平和，温暖和充实。他们使我们了解美国，并不仅是因为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很多美国情况，而是接触的时间长了，我们发现，他们就是美国。
希望有一天你来到这里时，我能把他们介绍给你，但是，那时候，也许已经很难再找到他们，他们习惯于生活在不断的流动变化中，不断地谋生以及寻找更好的生活，他们搬得很勤，走的很远。我们知道，他们满怀希望地在走向不同的新天地，早晚会走出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会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激，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共同相处的那些日子。没有他们，不会有我的这些信。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Mike Caplinger，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但是你一点也看不出来。我们相识的时候他才二十七岁。站在那里高高大大，体重是我的一倍。他非常聪明，学识渊博，不论我遇到什么问题，只要问到他，有问必答，而且总是充满了智慧。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日子。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和历史。他的聪明反而使得他十分困惑，因为他兴趣的范围太广泛，不知道自己到底选择什么才好。大学毕业以后，他先是在加油站找了个临时工作，使自己先能活下去，之后又换了别的工作，可是也都是体力活儿，挣得很少，常常跟我一样为钱不够而忧心忡忡。在他干得很苦的时候，我问过他，你父母对你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感到很不安？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他说，当然有一点，但是他们知道，是他们从小教育我，路要靠自己走出来。
Laura Cloninger是我的英语教师， 她是义务教师。二十三岁。这种情况在美国非常普遍。在美国所有的博物馆，植物园，图书馆等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医院等地方，都有大量的义务工作者。高中毕业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最好有义务社会服务的经历，这样更容易被好的大学录取。在我们原来以为是“金钱至上”的美国，来了以后发现到处都有非常普遍的义务工作者，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义务的英语教师专门帮助新移民的。 Laura和我上课的内容就象是“文化交流”，非常有意思。她的父亲很有钱，但是她也是一上大学就自己独立生活。她学的是法语，当她打算读研究生的时候，父亲告诉她，如果你一年能念下硕士来我就付学费。她只能拼命念，一年真的拿下了学位。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刚毕业就在一个小学找到了工作，专门教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孩子学英语。她很喜欢接触不同的文化。她口袋里有一百美元的时候，她就去参加潜水训练班，打算以后去海里探险。她有五百美元的时候，就跑到终年积雪的滑雪场去学滑雪，第一天就摔断了胳膊。回来照样乐呵呵的，活的满开心。
Francis Michael是圣灵修道院的修士， 他出生在大城市费城，二十多岁的时候来到这个修道院，经过考虑决定留在这里生活。入修道院有一套程序，分为几个阶段，一边进行宗教教育和仪gui训练，一边也使新来的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每一个阶段结束时， 你都可以重新作决定，是继续留下还是选择离开。Francis幽默开朗，聪明能干，我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很奇怪，他怎么会在那么多不同的选择面前，偏偏选择留在一个清贫孤寂的地方，但是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了。他曾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过我们非常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很喜欢在有空的时候就去看看他，向他提出大量的问题，他也很喜欢和我们聊天，提出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但是从来不主动向我们提到基督教。他使我们了解了美国的一个部分，对于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感到很陌生。
一想起Paul Holland，我耳边就会想起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笑得使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烦恼。他是在纽约长大的，在那里从大学的微生物专业毕业。但是他太喜欢大自然而又不喜欢有拘束的生活。所以他决心离开大城市并且当一个艺术家。在美国，一开始如果有一个人向我作自我介绍，说他是艺术家或是音乐家的话，我总是肃然起敬。后来马上就明白了，这个称号仅仅意味着他很穷。在纽约大家都说，如果天上掉下一个东西砸了什么人的脑袋，那么肯定砸到的是一个艺术家。Paul偏偏就选择了加入这么一个行列。此后他一直是卖一阵作品打一阵工，这几天又是他的低潮期， 他的老破车又“死过去”了，但是他照样能发出同样的笑声。 他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照样把哪些展销会最好卖的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别人，哪怕人家卖的是和他差不多的东西。他的这些信息有一阵真是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我们之间有过许多愉快的交谈，有一次谈到种族问题，他听说我们把自己称作“有色人种”，居然一脸天真的惊讶，伸出胳膊和我比比找不出有什么区别。他问我，你觉得自己是什么颜色的呢？我说当然是黄色的，他爆发出一阵大笑，一边笑一边高兴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你算是黄种人，我就是绿的！ Salina Nelson是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她喜欢大自然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来美国以后所学到的许多有关动物和植物的知识，一多半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她进大学的时候选的是与动物学有关的专业，上了几堂课以后，发现老师讲的东西她早就知道了，就转成了学人类学，而且因为发现“人”居然有那么多“品种”感到非常高兴。大学毕业以后，她和丈夫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艰苦奋斗的生活，几乎什么累活儿都干过。她在一个苗圃认真工作了三年，积累了实际经验之后，前年去一个风景优美非常清静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农场，专门种植不使用任何化学品的各种香料和鲜花，这是他们小俩口一直憧憬的理想，他们是非常坚定的环境保护者。曾经在几年里，我们一直分享他们的美丽憧憬，听他们描绘他们的蓝图。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们，他们还处在初创阶段，又苦又累，还借了债。今年这个小农场已经兴旺起来，她高高兴兴寄来了名片，在农场的名字后面认认真真地印着他们的理想：无化学品种植。
Bill Riddle是一个生活能力非常强的年轻人， 梳一条长长的马尾巴，长得很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父亲在他不记事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他母亲靠政府救济把他们兄妹四人拉扯大。他的妹妹几乎重复了她母亲的道路，成了一个单身母亲，他的弟弟又成了一个吸毒者。他自己却是一个自制能力很强的人，一点也不愿意放任自己。他十七岁就开始独立生活，自己养活自己，找得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挣一段学费就上一段学。美国的学校用我们的话说是“卖学分”的，不管年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交一份钱就可以上几个学分的课，凑满了学分就可以毕业。美国学生这样断断续续上学的很多，一般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所以Bill今年25岁了，还没有大学毕业，但是他已经接近了他的目标，正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原来一直想当森林警察，所以选的是法律专业，现在他的理想是考上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今年他也是一面上学一面干活，工作很累，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两门课考得都不错。他很喜欢听保守派的“谈论节目”，宣称自己是保守派，这对他这样一个家庭出来的人很不寻常。一般美国人都认为，保守派是为富人说话的，因为他们总是主张削减政府救济。Bill是吃救济长大的，但是他还是希望改革福利制度，尽管美国的福利大概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最少的一个。每一次回家，他都要劝他的妹妹进学校，开始独立生活。他觉得很难说美国的福利制度，对于象他妹妹这样的单身母亲的照顾，是救了她们还是害了她们。
Joe Morrone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生在纽约的“意大利城”，父母是从西西里岛来的第一代移民， 他父亲也许是为了使他远离和"黑手党”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意大利移民圈子，从小不许他学说意大利语，结果他真的成了一个完全的美国人。他是艺术系毕业的，曾经在美国海军里服役，他在这段日子里随军舰周游世界，一下船就酗酒胡闹，军队的纪律使他痛苦不堪。但是不知从哪一天起他突然醒了，从此滴酒不沾，而且成了一个素食者。他离开了海军，又回到了艺术之中。他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热衷于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和他聊天总使我感到受益非浅。
我还想感谢我们的朋友Lydia Clements和她的丈夫Steven Glude，他们已经搬到田纳西州的山区去了。 住在美丽的山里，一直是美丽的Lydia的梦想。她念硕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是“不同民族的妇女巫术”。可是我下次打电话时，一定要问问这对蜜月中的小俩口，他们这一段在靠什么维持生活。也许他们又回学校去念书了。 Mike Kling 是六十年代的嘻皮士， 走南闯北，一肚子知识。还有看上去弱不经风的Darcy Jones， 创作的金属雕塑和油画都极有力度。一个女孩子坚持在这一行里真是很不容易， 生活也只能是象泥萝卜一样，洗一段吃一段。Pam花不少钱养着一大群狗和猫，她的植物养护知识非常丰富，不论你遇到什么问题，她随手就能用很漂亮的字给你开出“方子”来。她给我们的圣诞礼物总包括一份特别好吃的猫食。她的工作很辛苦，不放弃所有的加班机会，我觉得她是最需要别人关心的，但是她总是在关心别人。 Lauren Mcleod也是从艺术系毕业的，还去意大利画过写生，她的自画像很有味道，但是实在无法以此为生，最近去加利弗尼亚重新入学，这回只能改学推拿了。学应用数学的Gina Seymour是一个思路非常清楚的女孩子，办事掌握分寸， 无可挑剔，教给我们很多有关美国的基本知识。还有David，我们曾有过几次长时间的十分有益的谈话。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启发。
还有Sander Heilig和他的妻子Karin Albert， 这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家庭。Sander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他的祖父一辈为了躲避当时在俄国很普遍的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寻找自由来到了美国。他的父亲在二次大战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名战士参战，负伤退役后身体不能恢复，也就不能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中开创另一番事业。因此，Sander读大学还是靠的政府资助，他是60年代以后接受新思潮的一代，曾经因为他反越战的观点，和他作为荣誉军人的父亲发生激烈的争执。父亲去世后他常常为此感到内疚。 Karin则是第一代移民，至今还保留着她的德国国籍。她家三代都是律师，但是她的父亲在二次大战期间却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成为德军的一名士兵，战后则这盟军的战俘营里生活了几年。当他们这两个家庭聚在美国时，正是二次大战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当我们坐在这个聚会中，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使我感慨不已。他们思辩的能力都很强，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给予的很多帮助。
新移民来此之后常常感叹艰辛和困难，几乎所有的人初来这儿，没有不体验过走投无路举步维艰的困境。但是，天天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发现他们个个也都得靠自己奋斗。他们都算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甚至包括其中少数富家子弟，他们的生活，也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除了没有语言问题之外，我们在这儿经历过的困难，他们很多人也都得经历。相比之下，他们的生活态度常常表现得更为轻松。我发现，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缘故，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生活观念的不同。
他们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就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 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 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 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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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给你写了很多信，今天写完大概是要告一段落了，因为接下去我会很忙，不会再有那么多时间写信。希望你对我的这些信大致上感到满意，也希望这些信是基本上回答了你所提出的问题。来了这些年，常常很想念我的朋友们，一直因为没有抽出时间好好给大家写信，介绍一下大家很想了解的美国，感到很抱歉。这次给你写信，感觉得也是在给所有的朋友们写信，写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常常在我眼前浮现，我希望，他们对我的异国故事都会有兴趣。今天写完，我将大大的松一口气，总算是不愧对老朋友了。
写信的时候，我也时时都以感激的心情，想起我们在这里交往的一群年轻的美国新朋友。我写的故事很多都是他们的故事。他们不仅教会了我们逐步适应这里的生活，当我们站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感觉自己就象是掉到了月亮上，心里充满惶惑，惊慌和不解的时候，他们的友谊更是使我们逐渐感到平和，温暖和充实。他们使我们了解美国，并不仅是因为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很多美国情况，而是接触的时间长了，我们发现，他们就是美国。
希望有一天你来到这里时，我能把他们介绍给你，但是，那时候，也许已经很难再找到他们，他们习惯于生活在不断的流动变化中，不断地谋生以及寻找更好的生活，他们搬得很勤，走的很远。我们知道，他们满怀希望地在走向不同的新天地，早晚会走出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会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激，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共同相处的那些日子。没有他们，不会有我的这些信。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Mike Caplinger，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但是你一点也看不出来。我们相识的时候他才二十七岁。站在那里高高大大，体重是我的一倍。他非常聪明，学识渊博，不论我遇到什么问题，只要问到他，有问必答，而且总是充满了智慧。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日子。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和历史。他的聪明反而使得他十分困惑，因为他兴趣的范围太广泛，不知道自己到底选择什么才好。大学毕业以后，他先是在加油站找了个临时工作，使自己先能活下去，之后又换了别的工作，可是也都是体力活儿，挣得很少，常常跟我一样为钱不够而忧心忡忡。在他干得很苦的时候，我问过他，你父母对你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感到很不安？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他说，当然有一点，但是他们知道，是他们从小教育我，路要靠自己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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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Michael是圣灵修道院的修士， 他出生在大城市费城，二十多岁的时候来到这个修道院，经过考虑决定留在这里生活。入修道院有一套程序，分为几个阶段，一边进行宗教教育和仪gui训练，一边也使新来的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每一个阶段结束时， 你都可以重新作决定，是继续留下还是选择离开。Francis幽默开朗，聪明能干，我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很奇怪，他怎么会在那么多不同的选择面前，偏偏选择留在一个清贫孤寂的地方，但是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了。他曾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过我们非常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很喜欢在有空的时候就去看看他，向他提出大量的问题，他也很喜欢和我们聊天，提出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但是从来不主动向我们提到基督教。他使我们了解了美国的一个部分，对于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感到很陌生。
一想起Paul Holland，我耳边就会想起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笑得使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烦恼。他是在纽约长大的，在那里从大学的微生物专业毕业。但是他太喜欢大自然而又不喜欢有拘束的生活。所以他决心离开大城市并且当一个艺术家。在美国，一开始如果有一个人向我作自我介绍，说他是艺术家或是音乐家的话，我总是肃然起敬。后来马上就明白了，这个称号仅仅意味着他很穷。在纽约大家都说，如果天上掉下一个东西砸了什么人的脑袋，那么肯定砸到的是一个艺术家。Paul偏偏就选择了加入这么一个行列。此后他一直是卖一阵作品打一阵工，这几天又是他的低潮期， 他的老破车又“死过去”了，但是他照样能发出同样的笑声。 他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照样把哪些展销会最好卖的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别人，哪怕人家卖的是和他差不多的东西。他的这些信息有一阵真是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我们之间有过许多愉快的交谈，有一次谈到种族问题，他听说我们把自己称作“有色人种”，居然一脸天真的惊讶，伸出胳膊和我比比找不出有什么区别。他问我，你觉得自己是什么颜色的呢？我说当然是黄色的，他爆发出一阵大笑，一边笑一边高兴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你算是黄种人，我就是绿的！ Salina Nelson是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她喜欢大自然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来美国以后所学到的许多有关动物和植物的知识，一多半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她进大学的时候选的是与动物学有关的专业，上了几堂课以后，发现老师讲的东西她早就知道了，就转成了学人类学，而且因为发现“人”居然有那么多“品种”感到非常高兴。大学毕业以后，她和丈夫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艰苦奋斗的生活，几乎什么累活儿都干过。她在一个苗圃认真工作了三年，积累了实际经验之后，前年去一个风景优美非常清静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农场，专门种植不使用任何化学品的各种香料和鲜花，这是他们小俩口一直憧憬的理想，他们是非常坚定的环境保护者。曾经在几年里，我们一直分享他们的美丽憧憬，听他们描绘他们的蓝图。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们，他们还处在初创阶段，又苦又累，还借了债。今年这个小农场已经兴旺起来，她高高兴兴寄来了名片，在农场的名字后面认认真真地印着他们的理想：无化学品种植。
Bill Riddle是一个生活能力非常强的年轻人， 梳一条长长的马尾巴，长得很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父亲在他不记事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他母亲靠政府救济把他们兄妹四人拉扯大。他的妹妹几乎重复了她母亲的道路，成了一个单身母亲，他的弟弟又成了一个吸毒者。他自己却是一个自制能力很强的人，一点也不愿意放任自己。他十七岁就开始独立生活，自己养活自己，找得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挣一段学费就上一段学。美国的学校用我们的话说是“卖学分”的，不管年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交一份钱就可以上几个学分的课，凑满了学分就可以毕业。美国学生这样断断续续上学的很多，一般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所以Bill今年25岁了，还没有大学毕业，但是他已经接近了他的目标，正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原来一直想当森林警察，所以选的是法律专业，现在他的理想是考上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今年他也是一面上学一面干活，工作很累，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两门课考得都不错。他很喜欢听保守派的“谈论节目”，宣称自己是保守派，这对他这样一个家庭出来的人很不寻常。一般美国人都认为，保守派是为富人说话的，因为他们总是主张削减政府救济。Bill是吃救济长大的，但是他还是希望改革福利制度，尽管美国的福利大概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最少的一个。每一次回家，他都要劝他的妹妹进学校，开始独立生活。他觉得很难说美国的福利制度，对于象他妹妹这样的单身母亲的照顾，是救了她们还是害了她们。
Joe Morrone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生在纽约的“意大利城”，父母是从西西里岛来的第一代移民， 他父亲也许是为了使他远离和"黑手党”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意大利移民圈子，从小不许他学说意大利语，结果他真的成了一个完全的美国人。他是艺术系毕业的，曾经在美国海军里服役，他在这段日子里随军舰周游世界，一下船就酗酒胡闹，军队的纪律使他痛苦不堪。但是不知从哪一天起他突然醒了，从此滴酒不沾，而且成了一个素食者。他离开了海军，又回到了艺术之中。他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热衷于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和他聊天总使我感到受益非浅。
我还想感谢我们的朋友Lydia Clements和她的丈夫Steven Glude，他们已经搬到田纳西州的山区去了。 住在美丽的山里，一直是美丽的Lydia的梦想。她念硕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是“不同民族的妇女巫术”。可是我下次打电话时，一定要问问这对蜜月中的小俩口，他们这一段在靠什么维持生活。也许他们又回学校去念书了。 Mike Kling 是六十年代的嘻皮士， 走南闯北，一肚子知识。还有看上去弱不经风的Darcy Jones， 创作的金属雕塑和油画都极有力度。一个女孩子坚持在这一行里真是很不容易， 生活也只能是象泥萝卜一样，洗一段吃一段。Pam花不少钱养着一大群狗和猫，她的植物养护知识非常丰富，不论你遇到什么问题，她随手就能用很漂亮的字给你开出“方子”来。她给我们的圣诞礼物总包括一份特别好吃的猫食。她的工作很辛苦，不放弃所有的加班机会，我觉得她是最需要别人关心的，但是她总是在关心别人。 Lauren Mcleod也是从艺术系毕业的，还去意大利画过写生，她的自画像很有味道，但是实在无法以此为生，最近去加利弗尼亚重新入学，这回只能改学推拿了。学应用数学的Gina Seymour是一个思路非常清楚的女孩子，办事掌握分寸， 无可挑剔，教给我们很多有关美国的基本知识。还有David，我们曾有过几次长时间的十分有益的谈话。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启发。
还有Sander Heilig和他的妻子Karin Albert， 这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家庭。Sander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他的祖父一辈为了躲避当时在俄国很普遍的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寻找自由来到了美国。他的父亲在二次大战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名战士参战，负伤退役后身体不能恢复，也就不能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中开创另一番事业。因此，Sander读大学还是靠的政府资助，他是60年代以后接受新思潮的一代，曾经因为他反越战的观点，和他作为荣誉军人的父亲发生激烈的争执。父亲去世后他常常为此感到内疚。 Karin则是第一代移民，至今还保留着她的德国国籍。她家三代都是律师，但是她的父亲在二次大战期间却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成为德军的一名士兵，战后则这盟军的战俘营里生活了几年。当他们这两个家庭聚在美国时，正是二次大战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当我们坐在这个聚会中，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使我感慨不已。他们思辩的能力都很强，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给予的很多帮助。
新移民来此之后常常感叹艰辛和困难，几乎所有的人初来这儿，没有不体验过走投无路举步维艰的困境。但是，天天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发现他们个个也都得靠自己奋斗。他们都算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甚至包括其中少数富家子弟，他们的生活，也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除了没有语言问题之外，我们在这儿经历过的困难，他们很多人也都得经历。相比之下，他们的生活态度常常表现得更为轻松。我发现，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缘故，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生活观念的不同。
他们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就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 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 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 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丁林的近距离看美国
第十五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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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这些日子给你写了很多信，今天写完大概是要告一段落了，因为接下去我会很忙，不会再有那么多时间写信。希望你对我的这些信大致上感到满意，也希望这些信是基本上回答了你所提出的问题。来了这些年，常常很想念我的朋友们，一直因为没有抽出时间好好给大家写信，介绍一下大家很想了解的美国，感到很抱歉。这次给你写信，感觉得也是在给所有的朋友们写信，写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常常在我眼前浮现，我希望，他们对我的异国故事都会有兴趣。今天写完，我将大大的松一口气，总算是不愧对老朋友了。
写信的时候，我也时时都以感激的心情，想起我们在这里交往的一群年轻的美国新朋友。我写的故事很多都是他们的故事。他们不仅教会了我们逐步适应这里的生活，当我们站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感觉自己就象是掉到了月亮上，心里充满惶惑，惊慌和不解的时候，他们的友谊更是使我们逐渐感到平和，温暖和充实。他们使我们了解美国，并不仅是因为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很多美国情况，而是接触的时间长了，我们发现，他们就是美国。
希望有一天你来到这里时，我能把他们介绍给你，但是，那时候，也许已经很难再找到他们，他们习惯于生活在不断的流动变化中，不断地谋生以及寻找更好的生活，他们搬得很勤，走的很远。我们知道，他们满怀希望地在走向不同的新天地，早晚会走出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会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激，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共同相处的那些日子。没有他们，不会有我的这些信。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Mike Caplinger，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但是你一点也看不出来。我们相识的时候他才二十七岁。站在那里高高大大，体重是我的一倍。他非常聪明，学识渊博，不论我遇到什么问题，只要问到他，有问必答，而且总是充满了智慧。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日子。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和历史。他的聪明反而使得他十分困惑，因为他兴趣的范围太广泛，不知道自己到底选择什么才好。大学毕业以后，他先是在加油站找了个临时工作，使自己先能活下去，之后又换了别的工作，可是也都是体力活儿，挣得很少，常常跟我一样为钱不够而忧心忡忡。在他干得很苦的时候，我问过他，你父母对你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感到很不安？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他说，当然有一点，但是他们知道，是他们从小教育我，路要靠自己走出来。
Laura Cloninger是我的英语教师， 她是义务教师。二十三岁。这种情况在美国非常普遍。在美国所有的博物馆，植物园，图书馆等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医院等地方，都有大量的义务工作者。高中毕业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最好有义务社会服务的经历，这样更容易被好的大学录取。在我们原来以为是“金钱至上”的美国，来了以后发现到处都有非常普遍的义务工作者，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义务的英语教师专门帮助新移民的。 Laura和我上课的内容就象是“文化交流”，非常有意思。她的父亲很有钱，但是她也是一上大学就自己独立生活。她学的是法语，当她打算读研究生的时候，父亲告诉她，如果你一年能念下硕士来我就付学费。她只能拼命念，一年真的拿下了学位。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刚毕业就在一个小学找到了工作，专门教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孩子学英语。她很喜欢接触不同的文化。她口袋里有一百美元的时候，她就去参加潜水训练班，打算以后去海里探险。她有五百美元的时候，就跑到终年积雪的滑雪场去学滑雪，第一天就摔断了胳膊。回来照样乐呵呵的，活的满开心。
Francis Michael是圣灵修道院的修士， 他出生在大城市费城，二十多岁的时候来到这个修道院，经过考虑决定留在这里生活。入修道院有一套程序，分为几个阶段，一边进行宗教教育和仪gui训练，一边也使新来的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每一个阶段结束时， 你都可以重新作决定，是继续留下还是选择离开。Francis幽默开朗，聪明能干，我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很奇怪，他怎么会在那么多不同的选择面前，偏偏选择留在一个清贫孤寂的地方，但是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了。他曾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过我们非常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很喜欢在有空的时候就去看看他，向他提出大量的问题，他也很喜欢和我们聊天，提出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但是从来不主动向我们提到基督教。他使我们了解了美国的一个部分，对于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感到很陌生。
一想起Paul Holland，我耳边就会想起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笑得使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烦恼。他是在纽约长大的，在那里从大学的微生物专业毕业。但是他太喜欢大自然而又不喜欢有拘束的生活。所以他决心离开大城市并且当一个艺术家。在美国，一开始如果有一个人向我作自我介绍，说他是艺术家或是音乐家的话，我总是肃然起敬。后来马上就明白了，这个称号仅仅意味着他很穷。在纽约大家都说，如果天上掉下一个东西砸了什么人的脑袋，那么肯定砸到的是一个艺术家。Paul偏偏就选择了加入这么一个行列。此后他一直是卖一阵作品打一阵工，这几天又是他的低潮期， 他的老破车又“死过去”了，但是他照样能发出同样的笑声。 他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照样把哪些展销会最好卖的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别人，哪怕人家卖的是和他差不多的东西。他的这些信息有一阵真是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我们之间有过许多愉快的交谈，有一次谈到种族问题，他听说我们把自己称作“有色人种”，居然一脸天真的惊讶，伸出胳膊和我比比找不出有什么区别。他问我，你觉得自己是什么颜色的呢？我说当然是黄色的，他爆发出一阵大笑，一边笑一边高兴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你算是黄种人，我就是绿的！ Salina Nelson是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她喜欢大自然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来美国以后所学到的许多有关动物和植物的知识，一多半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她进大学的时候选的是与动物学有关的专业，上了几堂课以后，发现老师讲的东西她早就知道了，就转成了学人类学，而且因为发现“人”居然有那么多“品种”感到非常高兴。大学毕业以后，她和丈夫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艰苦奋斗的生活，几乎什么累活儿都干过。她在一个苗圃认真工作了三年，积累了实际经验之后，前年去一个风景优美非常清静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农场，专门种植不使用任何化学品的各种香料和鲜花，这是他们小俩口一直憧憬的理想，他们是非常坚定的环境保护者。曾经在几年里，我们一直分享他们的美丽憧憬，听他们描绘他们的蓝图。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们，他们还处在初创阶段，又苦又累，还借了债。今年这个小农场已经兴旺起来，她高高兴兴寄来了名片，在农场的名字后面认认真真地印着他们的理想：无化学品种植。
Bill Riddle是一个生活能力非常强的年轻人， 梳一条长长的马尾巴，长得很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父亲在他不记事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他母亲靠政府救济把他们兄妹四人拉扯大。他的妹妹几乎重复了她母亲的道路，成了一个单身母亲，他的弟弟又成了一个吸毒者。他自己却是一个自制能力很强的人，一点也不愿意放任自己。他十七岁就开始独立生活，自己养活自己，找得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挣一段学费就上一段学。美国的学校用我们的话说是“卖学分”的，不管年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交一份钱就可以上几个学分的课，凑满了学分就可以毕业。美国学生这样断断续续上学的很多，一般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所以Bill今年25岁了，还没有大学毕业，但是他已经接近了他的目标，正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原来一直想当森林警察，所以选的是法律专业，现在他的理想是考上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今年他也是一面上学一面干活，工作很累，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两门课考得都不错。他很喜欢听保守派的“谈论节目”，宣称自己是保守派，这对他这样一个家庭出来的人很不寻常。一般美国人都认为，保守派是为富人说话的，因为他们总是主张削减政府救济。Bill是吃救济长大的，但是他还是希望改革福利制度，尽管美国的福利大概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最少的一个。每一次回家，他都要劝他的妹妹进学校，开始独立生活。他觉得很难说美国的福利制度，对于象他妹妹这样的单身母亲的照顾，是救了她们还是害了她们。
Joe Morrone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生在纽约的“意大利城”，父母是从西西里岛来的第一代移民， 他父亲也许是为了使他远离和"黑手党”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意大利移民圈子，从小不许他学说意大利语，结果他真的成了一个完全的美国人。他是艺术系毕业的，曾经在美国海军里服役，他在这段日子里随军舰周游世界，一下船就酗酒胡闹，军队的纪律使他痛苦不堪。但是不知从哪一天起他突然醒了，从此滴酒不沾，而且成了一个素食者。他离开了海军，又回到了艺术之中。他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热衷于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和他聊天总使我感到受益非浅。
我还想感谢我们的朋友Lydia Clements和她的丈夫Steven Glude，他们已经搬到田纳西州的山区去了。 住在美丽的山里，一直是美丽的Lydia的梦想。她念硕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是“不同民族的妇女巫术”。可是我下次打电话时，一定要问问这对蜜月中的小俩口，他们这一段在靠什么维持生活。也许他们又回学校去念书了。 Mike Kling 是六十年代的嘻皮士， 走南闯北，一肚子知识。还有看上去弱不经风的Darcy Jones， 创作的金属雕塑和油画都极有力度。一个女孩子坚持在这一行里真是很不容易， 生活也只能是象泥萝卜一样，洗一段吃一段。Pam花不少钱养着一大群狗和猫，她的植物养护知识非常丰富，不论你遇到什么问题，她随手就能用很漂亮的字给你开出“方子”来。她给我们的圣诞礼物总包括一份特别好吃的猫食。她的工作很辛苦，不放弃所有的加班机会，我觉得她是最需要别人关心的，但是她总是在关心别人。 Lauren Mcleod也是从艺术系毕业的，还去意大利画过写生，她的自画像很有味道，但是实在无法以此为生，最近去加利弗尼亚重新入学，这回只能改学推拿了。学应用数学的Gina Seymour是一个思路非常清楚的女孩子，办事掌握分寸， 无可挑剔，教给我们很多有关美国的基本知识。还有David，我们曾有过几次长时间的十分有益的谈话。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启发。
还有Sander Heilig和他的妻子Karin Albert， 这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家庭。Sander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他的祖父一辈为了躲避当时在俄国很普遍的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寻找自由来到了美国。他的父亲在二次大战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名战士参战，负伤退役后身体不能恢复，也就不能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中开创另一番事业。因此，Sander读大学还是靠的政府资助，他是60年代以后接受新思潮的一代，曾经因为他反越战的观点，和他作为荣誉军人的父亲发生激烈的争执。父亲去世后他常常为此感到内疚。 Karin则是第一代移民，至今还保留着她的德国国籍。她家三代都是律师，但是她的父亲在二次大战期间却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成为德军的一名士兵，战后则这盟军的战俘营里生活了几年。当他们这两个家庭聚在美国时，正是二次大战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当我们坐在这个聚会中，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使我感慨不已。他们思辩的能力都很强，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给予的很多帮助。
新移民来此之后常常感叹艰辛和困难，几乎所有的人初来这儿，没有不体验过走投无路举步维艰的困境。但是，天天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发现他们个个也都得靠自己奋斗。他们都算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甚至包括其中少数富家子弟，他们的生活，也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除了没有语言问题之外，我们在这儿经历过的困难，他们很多人也都得经历。相比之下，他们的生活态度常常表现得更为轻松。我发现，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缘故，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生活观念的不同。
他们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就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 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 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 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
个人意志和社会利益孰先孰后，我不想多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那么，在一个把“个人意愿”放在首位的美国，是不是人人都很自私自利呢？日常生活中是不是都很唯利是图呢？人与人之间是不是都很冷酷无情呢？对此可以有很不同的看法，有时候，这涉及到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处境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是有机会看到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以及是不是看到了这些现象的来龙去脉。在这儿，我只能给你举一些例子。
刚来美国不久，就在超级市场出口处看到了一个形容憔瘁的人，身边放着要求施舍的纸牌。 这些人在这儿被称之为无家可归者。美国有相当多这样的无家可归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里。无家可归者的成因非常复杂，但是他们都没有产业，没有工作，没有地方住。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设有无家可归者庇护所，大多数是教会和慈善机构办的，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食物。我曾经每天从庇护所接送一个无家可归者上下班。他工作很努力，待人很礼貌，也很聪明。他每天都带着庇护所提供的午饭。他告诉我，他吃和住是不成问题的。他的问题是，他有了钱就忍不住买酒喝，一醉方休。兄弟姐妹都对他绝望了，只有庇护所不厌其烦地无偿地帮助他，给吃给住，帮找工作，还要帮助治疗酗酒问题。但是庇护所依法不能管他的钱，所以他还是常常喝醉，因此也不能有驾驶执照。庇护所只能在他喝醉时不让他进门，让他先在人行道上醒醒酒。
庇护所和所有的慈善机构的钱都是私人募捐来的。作为非营利机构，慈善机构可以用各种方法向社会募捐。那么，捐钱的人多不多呢？
美国人在钱上面通常分得很清。朋友或同事相约上饭店酒吧，通常是各人付个人的账。这使得中国人很不习惯，美国人却想不通这样有何不好，时间长了，我发现美国人说是一起吃饭，就是指一起趁这个时间聊聊天的意思，只不过是聊天的地点选在饭馆，与中国人概念中的“请吃一顿”有很大区别。在美国，成年子女住到父母家里，有时也还得给父母交点儿房租。大部分美国人花钱很实惠，几乎看不到有人摆阔。一方面是赚钱不容易，花钱的地方又太多。这里基本上已经没有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给自足，现代生活方式又要靠工作来换取生活的一切。另一方面是高消费包围之下，钱的诱惑太大。钱不嫌多只嫌少，在富裕的美国更是如此。但是有没有人捐钱，如何捐法，其实和钱的多少关系不大，更多地说明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精神面貌。
我的朋友Joe是个艺术家， 但是艺术很难养活自己，所以还得打工，赚来的钱养活自己所余不多，是个一分一分算着过日子的人。第一次看到他经过无家可归者时停车掏钱，还友好地打招呼，祝这位无家可归者晚上愉快，我着实吃了一惊。后来才知道这位自名为自由派的青年还给绿色和平组织，保护动物组织，大赦国际等等捐款。他和他的妻子平时穿得破破烂烂，好在这也是艺术家的风度，又是自由派年轻人的风气。他还常常要给我来一点社会主义的道理，但对于电视上中国人当年打麻雀的历史，却难以原谅。
第一年感恩节前夜，我们在食品店碰上一位老太太。她一定要送给我十元钱，说是节日的礼物。看上去她早已退休，也不会是很富有的人，但是她说，今天是感恩节，是北美人民感谢这块新大陆给他们以衣食的日子，所以今天她出门前就打定主意，要送十块钱给一个需要钱的人。我告诉她我有工作，我不缺钱，让她把钱给更需要的人。在打心底里感谢她的时候，我忍不住十分感慨。
美国是个消费社会，出门就要花钱，没钱寸步难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个闻名全球的大博物馆，是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基金维持的。参观一般是六美元。但是你如果没钱，或者你说你没钱，你可以用任何一个硬币，五分，一角，或二毛五分，进去参观一整天，从欧洲，亚洲，非洲到美洲印地安人，从史前到现代，难以计数的艺术珍品任你看，任你拍照，守卫对你照样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因为你虽穷但热爱艺术。美国朋友告诉我，很多私人博物馆实行这种做法，而且听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应该如此似的。但是，几乎所有来这里的美国人，只要他的口袋里掏得出这六美元，他绝不会拿着一个硬币进去。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觉悟。
也许你会说，大概去这样的大艺术馆的都是有教养的人，情况比较特殊。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在美国的百货公司和大型商店，你买了东西在规定的期限内（有的是一个月，有的是三个月），不许要任何理由都可以退货，大到录音机录像机都是如此。这些商店的顾客都是最普通的美国人，如果没有一种普遍的道德素质，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政策是根本实行不了的。
你大概已经知道有名的卡内基基金会。它的创始人安德鲁·卡内基是上世纪中叶从苏格兰来到美国的一个穷苦工人的儿子。他成为美国钢铁大王以后，据说为了处理他的财富思考多年，最后决定建立基金会来服务于社会。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能够体现这一点的是有很多很多基金会。诸如音乐，美术，医药研究等等很花钱的设施，基金会起了主要的作用。
看人们怎样花钱，以及社会怎样宣扬花钱，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风气。美国社会当然是形形色色，见怪不怪。好莱坞的明星们富有而炫耀，他们的职业决定了炫耀是一种策略。真正富有的人却并不炫耀，因为他们知道炫耀在社会上并不光彩，他们犯不着惹人非议。大多数人并不富有，但“衣食足，知荣辱”是普遍的。这儿不大有中国人中间常见的互相比富比穷，但能帮人一把时肯帮人一把的好心人很多。所以社会上有很多组织劝人捐钱，有为了研究某种罕见疾病的，有救济非洲饥民的，有保护环境的等等。捐钱的人既无名也无利，也没有什么压力，全看“觉悟高低”。美国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竞选总统要花大量金钱，以及上上下下各级议员官员竞选的资金，也是靠私人捐助。写到这儿想起了有一个统计说，论每人每年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捐款，在美国的犹太人平均是大约六十美元，在美国的中国人平均是不到半美元。有趣的是，人们都认为犹太人是以小气出名的，而中国人则一向被认为是在一个置社会于个人之上的文化中长大的。
去年我从报上读到，有一对老人，一生辛辛苦苦攒下了几百万财产。又老又病时，这笔钱足够他们安度一个富足体面的晚年了。他们却认为一生辛勤攒下的钱在晚年这样花掉太可惜。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他们安排好一切，向朋友邻居道了别，把所有财产捐给了慈善机构，然后一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对老人是白人。
前不久报纸上又登了一个老妇人，一生很穷，洗衣为生，省吃俭用，没有受过教育。她攒下了十几万块钱，决定捐给学校。克林顿总统请她去白宫吃饭，她却没有去白宫的盘缠了。航空公司赶紧送她免费机票。她说她不习惯乘飞机，宁可坐火车。可是火车票买不到了。铁路公司的老板自己掏腰包特地为她加了一节车厢。这个老妇是个黑人。
最近，麦当劳在搞有奖促销，有人中了最高奖一百万美元，却把奖券寄给了田纳西州的一家儿童医院。这个奖的中奖几率是二亿分之一。中奖的人没有留下姓名。顺便我还得提一下这个医院，这家医院是治疗严重幼童疾病的，它的经济支撑主要就是依靠捐款，它对于生病的孩子，不论他是否有钱付费，一视同仁地给予治疗，甚至负担陪同的家长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开支。这个医院每年收到的大部分捐款都是在五十美元以下，都来自一般的普通人。
我想起这些事例，只是想说明，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尊重个人生命，个人生活，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处处强调个人奋斗的社会，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互尊重和宽容， 而不是冷酷的争夺。当然，我早就说过，在美国什么人都有，其中不乏有自私自利和唯利是图的人。但是，这并不是美国的基调。在美国，个人意愿和社会公德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社会公德心在这个“个人至上”的社会反而非常普遍。公共场所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安全可靠，公共秩序井井有条。来美国几年，不仅没有看到公共场所的争吵，甚至没有看到过争先恐后。刚从国内来的人，出去购物游览，在排队付钱，上车等等时候，都会让同行的家人或朋友不断关照，“等一等”，“别抢先”。我们在国内已经习惯了抢先，不抢先就上不了车，买不到票；在这儿是要互相谦让的，争先恐后让人侧目，因为这不尊重别人。尊重个人生命，个人生活，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具体来说，要别人尊重自已，同时自己也首先要绝对尊重别人。
尊重个人和社会公德，这种极其深厚，极其悠久，极其普遍的社会意识产生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人都要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 “犯规”是最要不得，最不可原谅的。这种共识是美国这样一个法制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社会基础。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系统化了的法律就是“游戏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是这些规则的最高准则。但是，就像在任何游戏里一样，犯规而不给当场捉住的可能性，或者自以为可以犯规而不给捉住，仍然诱使着一些人犯规。美国人认为，最有可能这样做，而且最有可能犯规成功的总是有权力，有势力，有组织的力量，因此，最可能犯规的这就是美国政府。他们认为，个人的犯规，甚至如集团犯罪这样的犯规，都还是在能够控制的范围，而如果出现政府一级从根本点上犯规成功的话，就可能出现真正的失控。为了约束联邦政府的犯规冲动，美国的立国者们才写下了这短短十条修正案。它成了美国人民自由和幸福的基石。
我要结束这些信了，给你写信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经历。将来如果有可能，也许我还会继续写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告一段落了。你问到我的资料来源，除了各类美国新闻报刊之外，历史资料主要来自两本书，这两本书很有意思，我们所用到的资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有机会你可以借来看一下。 它们是： “The Bill of Rights and Landmark Cases”by Edmund Lindop，1989，以及“In Our Defense： The Bill of Rights in Action”by Ellen Alderman & Caroline Kennedy，1991。
祝 好！
林达
那么，在一个把“个人意愿”放在首位的美国，是不是人人都很自私自利呢？日常生活中是不是都很唯利是图呢？人与人之间是不是都很冷酷无情呢？对此可以有很不同的看法，有时候，这涉及到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处境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是有机会看到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以及是不是看到了这些现象的来龙去脉。在这儿，我只能给你举一些例子。
刚来美国不久，就在超级市场出口处看到了一个形容憔瘁的人，身边放着要求施舍的纸牌。 这些人在这儿被称之为无家可归者。美国有相当多这样的无家可归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里。无家可归者的成因非常复杂，但是他们都没有产业，没有工作，没有地方住。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设有无家可归者庇护所，大多数是教会和慈善机构办的，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食物。我曾经每天从庇护所接送一个无家可归者上下班。他工作很努力，待人很礼貌，也很聪明。他每天都带着庇护所提供的午饭。他告诉我，他吃和住是不成问题的。他的问题是，他有了钱就忍不住买酒喝，一醉方休。兄弟姐妹都对他绝望了，只有庇护所不厌其烦地无偿地帮助他，给吃给住，帮找工作，还要帮助治疗酗酒问题。但是庇护所依法不能管他的钱，所以他还是常常喝醉，因此也不能有驾驶执照。庇护所只能在他喝醉时不让他进门，让他先在人行道上醒醒酒。
庇护所和所有的慈善机构的钱都是私人募捐来的。作为非营利机构，慈善机构可以用各种方法向社会募捐。那么，捐钱的人多不多呢？
美国人在钱上面通常分得很清。朋友或同事相约上饭店酒吧，通常是各人付个人的账。这使得中国人很不习惯，美国人却想不通这样有何不好，时间长了，我发现美国人说是一起吃饭，就是指一起趁这个时间聊聊天的意思，只不过是聊天的地点选在饭馆，与中国人概念中的“请吃一顿”有很大区别。在美国，成年子女住到父母家里，有时也还得给父母交点儿房租。大部分美国人花钱很实惠，几乎看不到有人摆阔。一方面是赚钱不容易，花钱的地方又太多。这里基本上已经没有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给自足，现代生活方式又要靠工作来换取生活的一切。另一方面是高消费包围之下，钱的诱惑太大。钱不嫌多只嫌少，在富裕的美国更是如此。但是有没有人捐钱，如何捐法，其实和钱的多少关系不大，更多地说明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精神面貌。
我的朋友Joe是个艺术家， 但是艺术很难养活自己，所以还得打工，赚来的钱养活自己所余不多，是个一分一分算着过日子的人。第一次看到他经过无家可归者时停车掏钱，还友好地打招呼，祝这位无家可归者晚上愉快，我着实吃了一惊。后来才知道这位自名为自由派的青年还给绿色和平组织，保护动物组织，大赦国际等等捐款。他和他的妻子平时穿得破破烂烂，好在这也是艺术家的风度，又是自由派年轻人的风气。他还常常要给我来一点社会主义的道理，但对于电视上中国人当年打麻雀的历史，却难以原谅。
第一年感恩节前夜，我们在食品店碰上一位老太太。她一定要送给我十元钱，说是节日的礼物。看上去她早已退休，也不会是很富有的人，但是她说，今天是感恩节，是北美人民感谢这块新大陆给他们以衣食的日子，所以今天她出门前就打定主意，要送十块钱给一个需要钱的人。我告诉她我有工作，我不缺钱，让她把钱给更需要的人。在打心底里感谢她的时候，我忍不住十分感慨。
美国是个消费社会，出门就要花钱，没钱寸步难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个闻名全球的大博物馆，是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基金维持的。参观一般是六美元。但是你如果没钱，或者你说你没钱，你可以用任何一个硬币，五分，一角，或二毛五分，进去参观一整天，从欧洲，亚洲，非洲到美洲印地安人，从史前到现代，难以计数的艺术珍品任你看，任你拍照，守卫对你照样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因为你虽穷但热爱艺术。美国朋友告诉我，很多私人博物馆实行这种做法，而且听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应该如此似的。但是，几乎所有来这里的美国人，只要他的口袋里掏得出这六美元，他绝不会拿着一个硬币进去。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觉悟。
也许你会说，大概去这样的大艺术馆的都是有教养的人，情况比较特殊。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在美国的百货公司和大型商店，你买了东西在规定的期限内（有的是一个月，有的是三个月），不许要任何理由都可以退货，大到录音机录像机都是如此。这些商店的顾客都是最普通的美国人，如果没有一种普遍的道德素质，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政策是根本实行不了的。
你大概已经知道有名的卡内基基金会。它的创始人安德鲁·卡内基是上世纪中叶从苏格兰来到美国的一个穷苦工人的儿子。他成为美国钢铁大王以后，据说为了处理他的财富思考多年，最后决定建立基金会来服务于社会。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能够体现这一点的是有很多很多基金会。诸如音乐，美术，医药研究等等很花钱的设施，基金会起了主要的作用。
看人们怎样花钱，以及社会怎样宣扬花钱，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风气。美国社会当然是形形色色，见怪不怪。好莱坞的明星们富有而炫耀，他们的职业决定了炫耀是一种策略。真正富有的人却并不炫耀，因为他们知道炫耀在社会上并不光彩，他们犯不着惹人非议。大多数人并不富有，但“衣食足，知荣辱”是普遍的。这儿不大有中国人中间常见的互相比富比穷，但能帮人一把时肯帮人一把的好心人很多。所以社会上有很多组织劝人捐钱，有为了研究某种罕见疾病的，有救济非洲饥民的，有保护环境的等等。捐钱的人既无名也无利，也没有什么压力，全看“觉悟高低”。美国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竞选总统要花大量金钱，以及上上下下各级议员官员竞选的资金，也是靠私人捐助。写到这儿想起了有一个统计说，论每人每年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捐款，在美国的犹太人平均是大约六十美元，在美国的中国人平均是不到半美元。有趣的是，人们都认为犹太人是以小气出名的，而中国人则一向被认为是在一个置社会于个人之上的文化中长大的。
去年我从报上读到，有一对老人，一生辛辛苦苦攒下了几百万财产。又老又病时，这笔钱足够他们安度一个富足体面的晚年了。他们却认为一生辛勤攒下的钱在晚年这样花掉太可惜。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他们安排好一切，向朋友邻居道了别，把所有财产捐给了慈善机构，然后一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对老人是白人。
前不久报纸上又登了一个老妇人，一生很穷，洗衣为生，省吃俭用，没有受过教育。她攒下了十几万块钱，决定捐给学校。克林顿总统请她去白宫吃饭，她却没有去白宫的盘缠了。航空公司赶紧送她免费机票。她说她不习惯乘飞机，宁可坐火车。可是火车票买不到了。铁路公司的老板自己掏腰包特地为她加了一节车厢。这个老妇是个黑人。
最近，麦当劳在搞有奖促销，有人中了最高奖一百万美元，却把奖券寄给了田纳西州的一家儿童医院。这个奖的中奖几率是二亿分之一。中奖的人没有留下姓名。顺便我还得提一下这个医院，这家医院是治疗严重幼童疾病的，它的经济支撑主要就是依靠捐款，它对于生病的孩子，不论他是否有钱付费，一视同仁地给予治疗，甚至负担陪同的家长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开支。这个医院每年收到的大部分捐款都是在五十美元以下，都来自一般的普通人。
我想起这些事例，只是想说明，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尊重个人生命，个人生活，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处处强调个人奋斗的社会，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互尊重和宽容， 而不是冷酷的争夺。当然，我早就说过，在美国什么人都有，其中不乏有自私自利和唯利是图的人。但是，这并不是美国的基调。在美国，个人意愿和社会公德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社会公德心在这个“个人至上”的社会反而非常普遍。公共场所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安全可靠，公共秩序井井有条。来美国几年，不仅没有看到公共场所的争吵，甚至没有看到过争先恐后。刚从国内来的人，出去购物游览，在排队付钱，上车等等时候，都会让同行的家人或朋友不断关照，“等一等”，“别抢先”。我们在国内已经习惯了抢先，不抢先就上不了车，买不到票；在这儿是要互相谦让的，争先恐后让人侧目，因为这不尊重别人。尊重个人生命，个人生活，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具体来说，要别人尊重自已，同时自己也首先要绝对尊重别人。
尊重个人和社会公德，这种极其深厚，极其悠久，极其普遍的社会意识产生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人都要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 “犯规”是最要不得，最不可原谅的。这种共识是美国这样一个法制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社会基础。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系统化了的法律就是“游戏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是这些规则的最高准则。但是，就像在任何游戏里一样，犯规而不给当场捉住的可能性，或者自以为可以犯规而不给捉住，仍然诱使着一些人犯规。美国人认为，最有可能这样做，而且最有可能犯规成功的总是有权力，有势力，有组织的力量，因此，最可能犯规的这就是美国政府。他们认为，个人的犯规，甚至如集团犯罪这样的犯规，都还是在能够控制的范围，而如果出现政府一级从根本点上犯规成功的话，就可能出现真正的失控。为了约束联邦政府的犯规冲动，美国的立国者们才写下了这短短十条修正案。它成了美国人民自由和幸福的基石。
我要结束这些信了，给你写信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经历。将来如果有可能，也许我还会继续写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告一段落了。你问到我的资料来源，除了各类美国新闻报刊之外，历史资料主要来自两本书，这两本书很有意思，我们所用到的资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有机会你可以借来看一下。 它们是： “The Bill of Rights and Landmark Cases”by Edmund Lindop，1989，以及“In Our Defense： The Bill of Rights in Action”by Ellen Alderman & Caroline Kennedy，1991。
祝 好！
林达
01.美国总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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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很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了，前一阵干活实在太忙，这儿人人都忙忙乎乎地在忙着谋生，这是美国所有普通人的生活基调，我们这样的新移民当然更不可能例外了。
但是，一边在迢迢长途上奔驰，我还是一直惦着你信中的那句话。去年年底，你在来信中说：“明年是美国大选年，你可别忘了给我聊聊大选。”当时我不加思索，顺口就答应了。可是后来一想起来，就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应承得太快太简单了。
我琢磨着，如果单单是叙述美国大选的过程，那么，你只要在大洋的那头看报纸就全解决了。你所想要了解的，分明是透过大选所反应出来的美国政府的权力结构和运作，以及美国社会更广泛更深层的内容。这样，那个候选的总统在我手里就成了一个细小的线头，如果顺着这线头随意拖去，天晓得会拖出何等混乱的一团乱麻来。所以，我一方面小心翼翼地捏着这根线头，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一有空就在脑子里慢慢地梳理这团乱麻。这也是我好几个月来没有动笔的另一个原因。
我想了想，实际上，每一个大选年确实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因为它会非常直接地反映当时美国的社会问题。但是，所有的大选也都有许多共同的规律可循，因为“大选” 本身，也是美国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个集中反应。整个美国社会制度就是大选的一个大背景。所以，我寻思着，如果我能尽量把这个大选年的普遍背景结合它的“与众不同之处” 写给你，大概就能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提起大选，我脑子里出现的总是这么一个场面。在一个小镇上，一个清寒的夜晚，在投票站外面的小空地上，默默地排着一长串等候投票的美国老百姓。
那是我来到美国遇到的第一个大选年。说实话，那时，我对大选这么个新鲜事儿还是一脑袋浆子，稀里糊涂。脑袋里各种从小逐步生长起来的概念，象花色不同的蘑菇一样，已经塞得满满的。唯一清醒的地方是，我想，不管它是“虚假的民主”也罢，它是 “金钱操纵的”也罢，好歹我现在是站在这块叫做美国的新大陆上了，我总得用自己的眼睛好好看个明白吧。
当时，我看到了不同党派的代表大会为竞选所制造的声势，看到了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等等。对我来说，这都是这辈子第一次看到的“西洋镜”。共和，民主两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我们习惯的党代会有天壤之别，那是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节日聚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人是严肃地板着脸的，比看马戏有过之无不及。在这些西洋镜里，有许多够热闹的场面。但是，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确确实实还是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小镇上的这一幕。因为，我对这个小镇实在太了解了。
这个小镇，你大概可以说是美国最小的行政单位之一了。除了一个小小的邮局，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一提的营业的地方。原来有个破破烂烂的叫做“古董店”的小铺子，（在美国，“古董”这个词具有最大的包容量。从价值连城的古物，到一文不名的旧货，统统在其范围之内。我说的这个“古董店”当然属于后者。〕还有一个出租录象带的小店，后来全都关了门。可见这个地方之不景气。
那天我们看到他们投票的地方，是一所非常简易但是收拾得很干净的平房，象大城市的类似性质的建筑物一样，它的上方横额有一个辉煌的名称：某某市城市大厦〔意思和国内的市政府大楼差不多〕。但是，它同时还有一块牌子，那是救火会。小镇的行政机构只在这幢“大厦”里屈居一隅，“大厦”的首席主人是两辆保养得极好，锃亮锃亮的救火车。（救火员都是义务的，经费有一大部分都是居民们捐赠的。〕在这样一个木结构房屋盛行的地区，这种安排倒是很体现了小镇领导人的思路清楚。尽管这是一个衰落中的小镇，但是，和美国其他成千上万的小镇一样，它的居民依然住在收拾得干干净净，象花园一样的环境里。这么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地方，还是有好几个非常入画的小教堂。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的美国人，是地道的平民百姓。从我去年给你写的信中你也早就知道了，美国的平民都是自己管自己过日子的，很少有什么来自外部的压力。他们都是一个个分散的，只要交税和不犯法，根本就没有人去管他们，也不可能有人管得了他们。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人会督促他们去选举。平时他们关心的也远不是政治之类的玩意儿。
他们的生活并不悠闲，住在这样一个萧条的小镇上，最简单的逻辑就是，他们必须到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地方去工作以养活自己和家人，在生活的这个基本点上，他们丝毫不比我们这样的新移民优越。我当然知道他们有语言上的优势，还有对这个社会熟悉程度上的优势，但是，由于他们很多人对于科学技术了解和掌握的程度比较低，他们甚至比很多留学的新移民们还要更难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更难在一个崇尚高科技的社会里如鱼得水。（小镇上灵活的后代都已经远走高飞了〕。他们之所以在黑夜里站在寒冷的秋风里等候选举，可以断定，他们也是和我一样，刚刚从二，三十英里之外，甚至更远的地方下班回来。
我不是美国公民，自然也就没有选举权。所以，我只是开着车，慢慢地从他们身边驶过。然后，回家看电视去。记得那晚，我顾不上已经疲惫不堪，也顾不上第二天还要早早起来赶去打工，一直在电视机前守到了那年的大选结果出来。美国有不同的时区，我们所居住的东海岸比西海岸要早三个小时，比夏威夷要早大概六，七个小时。好在那年大选的超半数不必等出夏威夷的结果来就已经决定，否则那晚我就睡不成了。
我没有选举权也就没有什么责任的负担，只能等着别人把我们天天生活其中的这个国家的总统给选出来。好在，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我当时来的时间并不长，对这个国家的一切都还不甚了了，对美国主要的两大政党，即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认识也都十分肤浅，他们各自所宣传的各项施政纲领，对我来说都一样地“不得要领”。所以，我们既没有非想要什么人当选的紧张，也没有太大的失去选择权利的痛苦。
更何况，从小到大，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保障较强的社会里，细数一下，也记不得有多少重大事情是必须由我们自己操心选择而决定的，因此，当时我们也并不对自己是否有这样的权利耿耿于怀。这样一来，我大概就成了美国社会里大选年头心情最轻松的一些人中的一个了。
可是，既然如此，回想那个晚上，我干吗还非要在电视机前守出个大选结果来，才肯善罢甘休上床睡觉呢？我发现，自己那天居然是让选举这件事本身给迷住了。
在计算机和通讯如此发达的年代，这里的选举结果，是马上就通过计算机联网自动计算，并且很快就在电视屏幕上跳出来的。一个一个州的结果，就不断在电视屏幕上增加着双方的选票数字。时而甲的票数领先，时而又是乙的票数领先。我充满惊讶地盯着电视屏幕，那两组抽象的数字就像是具有生命的什么活物一样，竞争着它们的生长速度和生命力。它们之间力量的角逐，就在决定哪一个候选人即将在这未来的四年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
我在屏幕上也看到了这些候选人，虽然他们曾经为宣传自己的政见发表过无数场演说，为了能够当选而尽了一切努力。此刻他们却只能和我一样，也只不过是静静地坐在屏幕前，眼看着这些数字所代表的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决定他们的命运。这股力量正在接纳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的思想，同时也在明确地否定其他人的主张。不论结果如何，他们此刻都已经无能为力。他们只能等待一个强大力量对他们作出的判定。
这时候，我没法不一次次地想起刚刚路过的小镇投票站。黑暗中静默的队伍在我的脑子里定格下来，成了我眼前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跳跃数字抹不去的背景。而这两个景象的重叠使我象喝醉了一样觉得不解和迷茫。我开始觉得，我并没有真正了解我以为是十分简单的美国百姓，即使他们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小镇，即使他们每天和我一样，只不过是打工糊口，忙于生计。
这就是我们刚来时，美国大选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随着这些印象，也在我们心里引出了一串串问号。这些问号成了我们想去了解美国的最初动力之一。
由美国人选总统而引出的第一个问号，居然是“美国总统是什么”这样一个古怪的问题。你先不要感到奇怪，也不要以为我在故弄玄虚，我确实是在遇到一堆难题之后，才发现我必须先解决“美国总统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才有可能在了解美国大选和向你作介绍时有所作为，否则实在是寸步难行。你想想，我要是连他们选出来的总统“是什么”都没搞清楚，还谈什么别的呢？
在我原来的印象中，美国总统也就是美国的一国之首，或者准确地说，是美国的政府首脑。他是一个在白宫一拍桌子，全美国都得打颤的重量级人物。可是，我很快发现，我想当然的理解，距离事实很远。我不知道现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是不是巴不得有我所想象的这般威力和权力。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他的许多抱负连连受挫之后，对于“美国总统是什么”这个问题，他一定比我的体会深得多。
我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的呢？最初，是从一个英语的汉译问题开始的。
你在中国的广播电视里和报纸上，一定常常听到“克林顿政府”这个词。在美国，也有汉语报纸，在这样的报纸上，“克林顿政府”这个词也是一个高频率出现的词，它在汉语世界中通用。它的意思几乎是等同于“美国政府”，或者至少是意味着“以克林顿为首的美国政府”。我也没有去考证过，这样的用词在汉语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使用了多多少少年。我想，大概自从东西方的政府们开始打交道，这个词就应运而生了，至少对于你我这样的中国人，觉得它完全天经地义，几乎不可能去异想天开地对它的准确性提出什么质疑。因为，在我们所习惯的文化背景中，它完全是符合逻辑，滴水不漏的。
在中国，通英语的人可谓无数，你我也算是学过点英语的。几乎所有这些人都知道，在汉译的“美国政府”一词中，“政府”的英语原文是“GOVERNMENT”，而在汉译的所谓的“克林顿政府”一词中，“政府”的英语原文中却是“ADMINISTRATION”。这显然是两个长得面目全非的完全不同的英语单词。那么，它们怎么一翻译成中文，就突然都变成一模一样的“政府”了呢？
我在学英语遇到这两个词的时候，也在英汉词典上探过究竟，发现在英汉词典上往往这样解释。“美国政府”的“政府”原文“GOVERNMENT”，它的主要含义是“政府”， “政体”，但是，也有“行政管理”和“管理机构”的意思。而“克林顿政府”中“政府”原文“ADMINISTRATION”，它的主要含义是“管理”，“行政机构”。但是，英汉词典里特地作了说明，当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时，也就是当它成为专有名词的时候，它就是指“总统制国家的政府”。
这样，我和你一样，也和所有通过查英汉词典学英语的中国人一样，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第一，“GOVERNMENT”是一个泛泛的“政府”大词，也就是说，在英语中，国家政府是“政府”，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是“政府”。第二，“ADMINISTRA TION”一词，在总统制的国家，比如，象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它就是前面那个“政府（GOVERNMENT）的同义词。说白了，就是在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国家里，也许是由于某种习惯用法的缘故，也许仅仅是愚蠢，他们居然自找麻烦地用了两个不同的单词，去表达同一个简简单单的概念：“政府”。这样的结论和理解一经查明，就自动成了我阅读和思维的一部分。
来到美国以后，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卫星接收中文的，乃至发自中国的电视节目。也可以阅读到不同的中文报纸。当然，更多的是铺天盖地而来的英语信息。我们就这样身不由己晕晕乎乎地夹在中间。有很长时间，我们延续着多少年来在国内形成的理解和思维习惯。听着中文的“美国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十分地耳顺，每当从英语新闻中听到克林顿“ADMINISTRATION”，也总是条件反射一般，自动在脑子里把它变成“克林顿政府”，从来不假思索。
听多了之后，我们发现了这两个英语单词的一个使用规律。那就是，尽管英汉词典里头说这两个单词的意义相同，都代表“政府”。但是，在英语里面，至少在美国，他们从来不随意混用这两个词。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在克林顿的名字后面，听到过“GOVE RNMENT”这个“政府”，跟在他后头的，一直是那个绕口的“ADMINISTRATION”。即便如此，我们也以为这是使用语言的习惯问题，属于语言学家们研究和探讨的范畴。我们这样的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只需死记硬背这个“洋习惯”，使用时不要“出洋相”就可以了。
使我们终于对这两个英语单词的含义产生疑惑的，是在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时而发生一些不大不小的外交纠纷之后。这样的外交纠纷，我们以前在中国时，也常常在报纸上读到，读了也不以为然。通常这样的纠纷都是由“美国政府”的“言行不一”引起的。然而，现在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国家了，当然对这样的纠纷就开始注意起来，试图探究这种纠纷的一些产生原因。
我们看到，在“克林顿政府”作出一个什么外交承诺，或者是作出什么温和外交表态，强调两国的“求同”，尽可能去“存异”，或者说尽量去试图忽略这个“异”之后，往往，属于“美国政府”另一个部分的国会就会通过一项完全不同的决议。在这样的决议中，凸现的常常是总统试图暂时忽略掩盖的“两国之异”。这样，同一个“政府”就几乎是在同时表达不同的信息，这种公然地不顾及自己对外形象的行为，令人十分不解，尤其令我们这样最重视“脸面”的东方人百思而不得其解。想来想去，好象除了“口是心非”之外，实在想不出其他词去形容“克林顿政府”的这种行为了。
至于对方国家，在短短的时间内，接到“克林顿政府”所发出的这样前后完全不一致的信息，只可能产生一种被欺骗和被愚弄的感觉。于是，抗议和外交上的僵局随之而来。不仅如此，甚至还会激起对方国家的民愤，激起他们的强烈的反美情绪。这样的情况，远比官方外交僵局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官方外交，总是有大量出于利益的理性思考。所以，僵局说形成就形成，说打破也就打破了。世界上所有的政府之间，好象一直在进行这类游戏，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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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很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了，前一阵干活实在太忙，这儿人人都忙忙乎乎地在忙着谋生，这是美国所有普通人的生活基调，我们这样的新移民当然更不可能例外了。
但是，一边在迢迢长途上奔驰，我还是一直惦着你信中的那句话。去年年底，你在来信中说：“明年是美国大选年，你可别忘了给我聊聊大选。”当时我不加思索，顺口就答应了。可是后来一想起来，就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应承得太快太简单了。
我琢磨着，如果单单是叙述美国大选的过程，那么，你只要在大洋的那头看报纸就全解决了。你所想要了解的，分明是透过大选所反应出来的美国政府的权力结构和运作，以及美国社会更广泛更深层的内容。这样，那个候选的总统在我手里就成了一个细小的线头，如果顺着这线头随意拖去，天晓得会拖出何等混乱的一团乱麻来。所以，我一方面小心翼翼地捏着这根线头，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一有空就在脑子里慢慢地梳理这团乱麻。这也是我好几个月来没有动笔的另一个原因。
我想了想，实际上，每一个大选年确实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因为它会非常直接地反映当时美国的社会问题。但是，所有的大选也都有许多共同的规律可循，因为“大选” 本身，也是美国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个集中反应。整个美国社会制度就是大选的一个大背景。所以，我寻思着，如果我能尽量把这个大选年的普遍背景结合它的“与众不同之处” 写给你，大概就能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提起大选，我脑子里出现的总是这么一个场面。在一个小镇上，一个清寒的夜晚，在投票站外面的小空地上，默默地排着一长串等候投票的美国老百姓。
那是我来到美国遇到的第一个大选年。说实话，那时，我对大选这么个新鲜事儿还是一脑袋浆子，稀里糊涂。脑袋里各种从小逐步生长起来的概念，象花色不同的蘑菇一样，已经塞得满满的。唯一清醒的地方是，我想，不管它是“虚假的民主”也罢，它是 “金钱操纵的”也罢，好歹我现在是站在这块叫做美国的新大陆上了，我总得用自己的眼睛好好看个明白吧。
当时，我看到了不同党派的代表大会为竞选所制造的声势，看到了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等等。对我来说，这都是这辈子第一次看到的“西洋镜”。共和，民主两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我们习惯的党代会有天壤之别，那是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节日聚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人是严肃地板着脸的，比看马戏有过之无不及。在这些西洋镜里，有许多够热闹的场面。但是，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确确实实还是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小镇上的这一幕。因为，我对这个小镇实在太了解了。
这个小镇，你大概可以说是美国最小的行政单位之一了。除了一个小小的邮局，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一提的营业的地方。原来有个破破烂烂的叫做“古董店”的小铺子，（在美国，“古董”这个词具有最大的包容量。从价值连城的古物，到一文不名的旧货，统统在其范围之内。我说的这个“古董店”当然属于后者。〕还有一个出租录象带的小店，后来全都关了门。可见这个地方之不景气。
那天我们看到他们投票的地方，是一所非常简易但是收拾得很干净的平房，象大城市的类似性质的建筑物一样，它的上方横额有一个辉煌的名称：某某市城市大厦〔意思和国内的市政府大楼差不多〕。但是，它同时还有一块牌子，那是救火会。小镇的行政机构只在这幢“大厦”里屈居一隅，“大厦”的首席主人是两辆保养得极好，锃亮锃亮的救火车。（救火员都是义务的，经费有一大部分都是居民们捐赠的。〕在这样一个木结构房屋盛行的地区，这种安排倒是很体现了小镇领导人的思路清楚。尽管这是一个衰落中的小镇，但是，和美国其他成千上万的小镇一样，它的居民依然住在收拾得干干净净，象花园一样的环境里。这么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地方，还是有好几个非常入画的小教堂。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的美国人，是地道的平民百姓。从我去年给你写的信中你也早就知道了，美国的平民都是自己管自己过日子的，很少有什么来自外部的压力。他们都是一个个分散的，只要交税和不犯法，根本就没有人去管他们，也不可能有人管得了他们。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人会督促他们去选举。平时他们关心的也远不是政治之类的玩意儿。
他们的生活并不悠闲，住在这样一个萧条的小镇上，最简单的逻辑就是，他们必须到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地方去工作以养活自己和家人，在生活的这个基本点上，他们丝毫不比我们这样的新移民优越。我当然知道他们有语言上的优势，还有对这个社会熟悉程度上的优势，但是，由于他们很多人对于科学技术了解和掌握的程度比较低，他们甚至比很多留学的新移民们还要更难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更难在一个崇尚高科技的社会里如鱼得水。（小镇上灵活的后代都已经远走高飞了〕。他们之所以在黑夜里站在寒冷的秋风里等候选举，可以断定，他们也是和我一样，刚刚从二，三十英里之外，甚至更远的地方下班回来。
我不是美国公民，自然也就没有选举权。所以，我只是开着车，慢慢地从他们身边驶过。然后，回家看电视去。记得那晚，我顾不上已经疲惫不堪，也顾不上第二天还要早早起来赶去打工，一直在电视机前守到了那年的大选结果出来。美国有不同的时区，我们所居住的东海岸比西海岸要早三个小时，比夏威夷要早大概六，七个小时。好在那年大选的超半数不必等出夏威夷的结果来就已经决定，否则那晚我就睡不成了。
我没有选举权也就没有什么责任的负担，只能等着别人把我们天天生活其中的这个国家的总统给选出来。好在，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我当时来的时间并不长，对这个国家的一切都还不甚了了，对美国主要的两大政党，即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认识也都十分肤浅，他们各自所宣传的各项施政纲领，对我来说都一样地“不得要领”。所以，我们既没有非想要什么人当选的紧张，也没有太大的失去选择权利的痛苦。
更何况，从小到大，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保障较强的社会里，细数一下，也记不得有多少重大事情是必须由我们自己操心选择而决定的，因此，当时我们也并不对自己是否有这样的权利耿耿于怀。这样一来，我大概就成了美国社会里大选年头心情最轻松的一些人中的一个了。
可是，既然如此，回想那个晚上，我干吗还非要在电视机前守出个大选结果来，才肯善罢甘休上床睡觉呢？我发现，自己那天居然是让选举这件事本身给迷住了。
在计算机和通讯如此发达的年代，这里的选举结果，是马上就通过计算机联网自动计算，并且很快就在电视屏幕上跳出来的。一个一个州的结果，就不断在电视屏幕上增加着双方的选票数字。时而甲的票数领先，时而又是乙的票数领先。我充满惊讶地盯着电视屏幕，那两组抽象的数字就像是具有生命的什么活物一样，竞争着它们的生长速度和生命力。它们之间力量的角逐，就在决定哪一个候选人即将在这未来的四年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
我在屏幕上也看到了这些候选人，虽然他们曾经为宣传自己的政见发表过无数场演说，为了能够当选而尽了一切努力。此刻他们却只能和我一样，也只不过是静静地坐在屏幕前，眼看着这些数字所代表的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决定他们的命运。这股力量正在接纳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的思想，同时也在明确地否定其他人的主张。不论结果如何，他们此刻都已经无能为力。他们只能等待一个强大力量对他们作出的判定。
这时候，我没法不一次次地想起刚刚路过的小镇投票站。黑暗中静默的队伍在我的脑子里定格下来，成了我眼前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跳跃数字抹不去的背景。而这两个景象的重叠使我象喝醉了一样觉得不解和迷茫。我开始觉得，我并没有真正了解我以为是十分简单的美国百姓，即使他们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小镇，即使他们每天和我一样，只不过是打工糊口，忙于生计。
这就是我们刚来时，美国大选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随着这些印象，也在我们心里引出了一串串问号。这些问号成了我们想去了解美国的最初动力之一。
由美国人选总统而引出的第一个问号，居然是“美国总统是什么”这样一个古怪的问题。你先不要感到奇怪，也不要以为我在故弄玄虚，我确实是在遇到一堆难题之后，才发现我必须先解决“美国总统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才有可能在了解美国大选和向你作介绍时有所作为，否则实在是寸步难行。你想想，我要是连他们选出来的总统“是什么”都没搞清楚，还谈什么别的呢？
在我原来的印象中，美国总统也就是美国的一国之首，或者准确地说，是美国的政府首脑。他是一个在白宫一拍桌子，全美国都得打颤的重量级人物。可是，我很快发现，我想当然的理解，距离事实很远。我不知道现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是不是巴不得有我所想象的这般威力和权力。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他的许多抱负连连受挫之后，对于“美国总统是什么”这个问题，他一定比我的体会深得多。
我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的呢？最初，是从一个英语的汉译问题开始的。
你在中国的广播电视里和报纸上，一定常常听到“克林顿政府”这个词。在美国，也有汉语报纸，在这样的报纸上，“克林顿政府”这个词也是一个高频率出现的词，它在汉语世界中通用。它的意思几乎是等同于“美国政府”，或者至少是意味着“以克林顿为首的美国政府”。我也没有去考证过，这样的用词在汉语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使用了多多少少年。我想，大概自从东西方的政府们开始打交道，这个词就应运而生了，至少对于你我这样的中国人，觉得它完全天经地义，几乎不可能去异想天开地对它的准确性提出什么质疑。因为，在我们所习惯的文化背景中，它完全是符合逻辑，滴水不漏的。
在中国，通英语的人可谓无数，你我也算是学过点英语的。几乎所有这些人都知道，在汉译的“美国政府”一词中，“政府”的英语原文是“GOVERNMENT”，而在汉译的所谓的“克林顿政府”一词中，“政府”的英语原文中却是“ADMINISTRATION”。这显然是两个长得面目全非的完全不同的英语单词。那么，它们怎么一翻译成中文，就突然都变成一模一样的“政府”了呢？
我在学英语遇到这两个词的时候，也在英汉词典上探过究竟，发现在英汉词典上往往这样解释。“美国政府”的“政府”原文“GOVERNMENT”，它的主要含义是“政府”， “政体”，但是，也有“行政管理”和“管理机构”的意思。而“克林顿政府”中“政府”原文“ADMINISTRATION”，它的主要含义是“管理”，“行政机构”。但是，英汉词典里特地作了说明，当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时，也就是当它成为专有名词的时候，它就是指“总统制国家的政府”。
这样，我和你一样，也和所有通过查英汉词典学英语的中国人一样，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第一，“GOVERNMENT”是一个泛泛的“政府”大词，也就是说，在英语中，国家政府是“政府”，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是“政府”。第二，“ADMINISTRA TION”一词，在总统制的国家，比如，象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它就是前面那个“政府（GOVERNMENT）的同义词。说白了，就是在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国家里，也许是由于某种习惯用法的缘故，也许仅仅是愚蠢，他们居然自找麻烦地用了两个不同的单词，去表达同一个简简单单的概念：“政府”。这样的结论和理解一经查明，就自动成了我阅读和思维的一部分。
来到美国以后，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卫星接收中文的，乃至发自中国的电视节目。也可以阅读到不同的中文报纸。当然，更多的是铺天盖地而来的英语信息。我们就这样身不由己晕晕乎乎地夹在中间。有很长时间，我们延续着多少年来在国内形成的理解和思维习惯。听着中文的“美国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十分地耳顺，每当从英语新闻中听到克林顿“ADMINISTRATION”，也总是条件反射一般，自动在脑子里把它变成“克林顿政府”，从来不假思索。
听多了之后，我们发现了这两个英语单词的一个使用规律。那就是，尽管英汉词典里头说这两个单词的意义相同，都代表“政府”。但是，在英语里面，至少在美国，他们从来不随意混用这两个词。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在克林顿的名字后面，听到过“GOVE RNMENT”这个“政府”，跟在他后头的，一直是那个绕口的“ADMINISTRATION”。即便如此，我们也以为这是使用语言的习惯问题，属于语言学家们研究和探讨的范畴。我们这样的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只需死记硬背这个“洋习惯”，使用时不要“出洋相”就可以了。
使我们终于对这两个英语单词的含义产生疑惑的，是在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时而发生一些不大不小的外交纠纷之后。这样的外交纠纷，我们以前在中国时，也常常在报纸上读到，读了也不以为然。通常这样的纠纷都是由“美国政府”的“言行不一”引起的。然而，现在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国家了，当然对这样的纠纷就开始注意起来，试图探究这种纠纷的一些产生原因。
我们看到，在“克林顿政府”作出一个什么外交承诺，或者是作出什么温和外交表态，强调两国的“求同”，尽可能去“存异”，或者说尽量去试图忽略这个“异”之后，往往，属于“美国政府”另一个部分的国会就会通过一项完全不同的决议。在这样的决议中，凸现的常常是总统试图暂时忽略掩盖的“两国之异”。这样，同一个“政府”就几乎是在同时表达不同的信息，这种公然地不顾及自己对外形象的行为，令人十分不解，尤其令我们这样最重视“脸面”的东方人百思而不得其解。想来想去，好象除了“口是心非”之外，实在想不出其他词去形容“克林顿政府”的这种行为了。
至于对方国家，在短短的时间内，接到“克林顿政府”所发出的这样前后完全不一致的信息，只可能产生一种被欺骗和被愚弄的感觉。于是，抗议和外交上的僵局随之而来。不仅如此，甚至还会激起对方国家的民愤，激起他们的强烈的反美情绪。这样的情况，远比官方外交僵局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官方外交，总是有大量出于利益的理性思考。所以，僵局说形成就形成，说打破也就打破了。世界上所有的政府之间，好象一直在进行这类游戏，乐此不疲。
但是，对于两个本来就彼此陌生的国家的民众，对于他们之间感情隔阂和文化隔阂的加深，就决不是政治家们能够轻易挥之而去的了。所以，当政治家们重新握手言欢的时候，老百姓却还正冷着一张脸斜视他们呢。这种阴影笼罩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更为深远。
当这样的情况发生，对方国家朝野一片强烈反应的时候，这时的美国总统总是一张非常尴尬的面孔。尽管这样，他很难博得同情，逻辑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你倒是说说，什么叫作美国总统？不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吗？难道这还会有错？什么是政府首脑呢？那还不是一国之首，四年执政期内由他领导着这个国家和政府吗？所以，“克林顿政府”当然就是以克林顿为首的美国政府。现在，你克林顿在外面说的是一套，才一转身的功夫，你领导的政府下面的国会就完全做的是另外一套。这说轻了是出尔反尔，说重了当初的表态根本就是假的。我实在看不出这样的逻辑有什么问题。我也和大家一样愤愤不平。
直到我在这里住了一阵子之后，我才开始怀疑，这一切的发生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我第一次开始对“克林顿政府”这个译词疑疑惑惑，怀疑它的可靠性。因为我终于发现，克林顿在这个国家里，远非我所想象的那么了不起。他根本就既管不了国会，甚至也不是什么政府首脑。于是，我终于顺藤摸瓜，拖出了英语中那两个长相完全不同的 “政府”单词，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两个不同的单词，在变魔术似地合二而一的过程中，好象偷换了什么概念，出了什么岔子。
于是，我奇怪自己怎么没有早早就去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查一查英语世界出的词典，看一看他们对这两个单词所作的原汁原味的解释。我先查了最让我不放心的那个总是跟在克林顿后面的“政府”（ADMINISTRATION）。我看到，除了类似英汉词典的“管理”，“行政机构”之外，它在作为专有名词（第一个字母大写）时，其解释，与我们通常所看到的英汉词典上的注解，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明确指出，这只是指政府的“执行分支”的官员和他们的政策及原则。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就是说，既然这个词根本没有“政府”的含义，美国人也就从来没有所谓“克林顿政府”这一说，而只有“克林顿行政机构”，“克林顿行政分支” 这样的称呼和概念。你也一定看到了，这么一来，“美国总统是什么”，对于我原先的理解显然就成了问题。他肯定不是美国政府的首脑，他只是美国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个分支中，“行政”这一分支的主管。照通俗化的说法，他只是美国联邦政府“大行政办公室”的主任，是一个“大管家”一类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夹在“主人” 和“外人”中间，两面不讨好是经常的事儿。
在对外打交道的时候，鉴于总统的角色是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主管，他常常被推到前沿，去代表这个国家表示各种意见。但是，这个国家并不是他说了算的。也正是由于他的职务性质，他在不违背整个国家利益，不违背联邦政府整体态度的前提下，会有一些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的权力，以便他所主持的行政一摊，更方便地和各个国家和地区继续把交道打下去。但是，这种权力常常让后面的“主人”感到不安，生怕这个“办公室主任”为了自己的工作方便而丧失了原则，或者越了权。
因此，与总统相比，属于美国的立法分支的国会，似乎就更具有美国的主人的味道了。国会的议员们都是从各州直接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他们管立法，也就是说，大原则是他们给定的，只不过让总统这个“办公室主任”领着他的那套行政班子去执行。对外打交道，当然也是总统领着这班人去干。一旦干得国会不满意了，他们往往当下就不给总统一个好脸色。这种情况，总是由国会通过一项什么决议，表达他们对总统某个做法的愤怒。这时候，总统和国会就表现得完全南辕北辙。这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许多外交纠纷的起因。
顺便提一下，作为美国政府司法分支的法院，又相当于什么样的角色呢？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分支中的最高法院，他们好象有点象“婆婆”。他们平时很少抛头露面。但是，一旦出现什么争执不休的立法问题，他们会出来给个“说法”。一旦他们出来宣布某项立法“违宪”，那么，立马作废，毫无二话。
当然，这只是我十分形象化的描述。美国政府的三个分支实际上还有更严密的相互制约的机制，以避免单纯的一层高于一层的简单构架，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讲，高高在上的权力总是非常危险的。正是为了避免某一个分支爬上权力的顶端，所以美国政府的三个分支是相对独立的，互相之间始终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也就是花了大力气，硬是把原来可以建成个宝塔的三大块给拖倒了，拉开后齐齐地放在平地上。这些，我想留在以后再慢慢向你介绍。
你看，我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刚刚大致搞清楚“美国总统是什么”这样一个看上去十分简单的问题。一度我曾觉得颇为窝囊，想不通一个简单的英汉翻译问题怎么会就把大家引向一片云山雾沼。后来，我觉得，这也许也是必然的。一个小小的翻译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两大文化背景之间深深的鸿沟。
东西方各个历史久远的国家，尽管走的道路各不相同，可是它们毕竟走过不少相似的历史路径。它们在最初遭遇时虽然彼此陌生，但是，那些相似的地方又使它们产生似曾相识的微微惊喜。至少，你有一个皇上，我也有一个皇上，你的皇上管着一大群百姓，我这儿的皇上也管着一大群百姓。它们之间战也罢，和也罢，做买卖也罢，它们有文化沟通上的困难，至少不那么完全“隔路”。尽管此后它们各自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这种初次遭遇的经验仍然十分重要，它起码使得双方今后的相互了解，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而美国却比较特殊。美国是一个历史非常短的崭新的国家。在建国的时候，它相对来说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历史包袱都更轻一些。但是，它自行其是所搞的一套，也就更难被一些历史悠久而又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所理解。
美国建国只有二百多年。我有时想，在二百年前，一个如初生牛犊一样的大洋彼岸的新国家，行事风格面貌作派样样都很“摩登”，一下子撞上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帝国，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滑稽的事情之一了。
美国是刚刚从一块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的，皇帝皇朝一类的东西当然见得很多，但是，对方内涵截然不同的深厚文化积淀，肯定使这个本来一提传统文化就气短的新国家，久久摸不着头脑。
从二百年前的清朝政府那一头来说，英国法国等等的洋人也见得多了，那美国佬还不是一回事。当时，听说那头没有皇上而只有总统的时候，这大清国上上下下，准是觉得这个叫美国的地界，是出了个什么新花样，楞要把他们的皇上叫作总统。除此之外，你说还能有什么别的理解吗？
可是，毛病很快就出来了。那头的总统常常说了不算，还经常狡辩说是他作不了主。你想想，我这个当皇上的能作得了主，以前打交道的那些英国法国的皇上他们也作得了主，你这个叫作总统的皇上却说你作不了主，谁信呀！
两国误解的种子，一开始就自然地种下了。从英译汉的工作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字工作，而是文化的对应和比照。在美国总统的后面跟的那个词，如果不是“政府”，难道还可能跟出什么其他的东西来吗？尽管，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个词只是意味着一个“行政分支”，“执行机构”，可是，说是他们的皇上只管一个“行政机构”？这可能吗？
我们可以想象，最初的翻译者和词典编写者，是何等痛苦地挣扎在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思路之间。
挣扎的结果，是他们彻底地放弃了自信，放弃了他们所收集的一大堆现成的资料。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个根深叶茂，郁郁苍苍的文化大树上结的一个果子。还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这棵大树上摘下来不成？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翻译上的问题呢？最后只能作一个变通的技术处理，就是把这个“政府的行政机构”改为“政府”。由于他们和我一样，也早早就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政府”一词，从来就只是死死地跟在“总统”一词的后面。所以，他们又加了一个诠释。结果，我们说看到的这个词的注解：“（总统制国家的）政府”，也就这么顺应逻辑地出来了。这一下，大家的心里都踏实了。在自己的逻辑系统里，终于达到圆满了。
这个小小的翻译就这样以讹传讹地代代相传，“克林顿政府”一词就堂而皇之地出现了，而且还出现在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中文报纸上。看报纸的人也都习惯了。也许，在深层次里，与这种文字所相连系的古老的文化逻辑，还在悄悄地起着作用。然而，今天，如果你想了解，进而理解美国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运作的话，你首先要记住，我们所读到的所有“克林顿政府”的地方都应该解读作“克林顿行政分支”，在读到“美国政府”的地方，你必须确证，那是指包括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的联邦政府，或者还是总统领导下的行政分支。我的经验是，大部分的场合，那还只是指行政分支。把 “克林顿政府”读成“克林顿行政分支”，而且知道什么时候要把“美国政府”也读成 “美国政府行政分支”，这是理解美国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入门之课。
作为美国，自二百年前一开始，就令它摸不着头脑的那份华丽而厚重的大洋彼岸文化，至今依然使它困惑不解。比如说，在克林顿之前，就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位美国总统，有幸被冠在“政府”二字之前，被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误以为他们在美国有无边的权力，堪称“政府首脑”。但是，我敢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不仅以前的美国总统，就是今天的克林顿，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理解，他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行政主管”。
对于美国人，要了解东方文化最难的起点，也同样是如何了解对方的逻辑。如何把自己已经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暂时放一放，顺着对方的思维轨迹先走走看。这样，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对话起点。
两个大国之间的对话是无法避免的，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我有时想想，何苦自寻烦恼，非要早早地在那里讨论，是要东方西化还是要西方东化。从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平民的经验来说，我们首先看到的只是双方之间文化陌生，以及以此产生的几乎一触即发的误解。一旦产生争执，双方都已经气急败坏了，谈的还不一定是一回事，让人看了只可能产生荒诞感。还不如先想办法多去掉一点“陌生”和“荒诞”，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化”的问题不迟。
所以对于我们来自大洋彼岸平民来说，一踏上这块新大陆，自然感觉新鲜事就特别多。你就想想吧，就连“美国总统是什么”，都会成为一个问题，需要去了解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在开始向你介绍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先讲清楚他们选的到底“是什么”，相信你一定也会觉得这是必要的。这封信先到此打住。
祝
好！
林达
当这样的情况发生，对方国家朝野一片强烈反应的时候，这时的美国总统总是一张非常尴尬的面孔。尽管这样，他很难博得同情，逻辑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你倒是说说，什么叫作美国总统？不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吗？难道这还会有错？什么是政府首脑呢？那还不是一国之首，四年执政期内由他领导着这个国家和政府吗？所以，“克林顿政府”当然就是以克林顿为首的美国政府。现在，你克林顿在外面说的是一套，才一转身的功夫，你领导的政府下面的国会就完全做的是另外一套。这说轻了是出尔反尔，说重了当初的表态根本就是假的。我实在看不出这样的逻辑有什么问题。我也和大家一样愤愤不平。
直到我在这里住了一阵子之后，我才开始怀疑，这一切的发生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我第一次开始对“克林顿政府”这个译词疑疑惑惑，怀疑它的可靠性。因为我终于发现，克林顿在这个国家里，远非我所想象的那么了不起。他根本就既管不了国会，甚至也不是什么政府首脑。于是，我终于顺藤摸瓜，拖出了英语中那两个长相完全不同的 “政府”单词，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两个不同的单词，在变魔术似地合二而一的过程中，好象偷换了什么概念，出了什么岔子。
于是，我奇怪自己怎么没有早早就去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查一查英语世界出的词典，看一看他们对这两个单词所作的原汁原味的解释。我先查了最让我不放心的那个总是跟在克林顿后面的“政府”（ADMINISTRATION）。我看到，除了类似英汉词典的“管理”，“行政机构”之外，它在作为专有名词（第一个字母大写）时，其解释，与我们通常所看到的英汉词典上的注解，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明确指出，这只是指政府的“执行分支”的官员和他们的政策及原则。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就是说，既然这个词根本没有“政府”的含义，美国人也就从来没有所谓“克林顿政府”这一说，而只有“克林顿行政机构”，“克林顿行政分支” 这样的称呼和概念。你也一定看到了，这么一来，“美国总统是什么”，对于我原先的理解显然就成了问题。他肯定不是美国政府的首脑，他只是美国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个分支中，“行政”这一分支的主管。照通俗化的说法，他只是美国联邦政府“大行政办公室”的主任，是一个“大管家”一类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夹在“主人” 和“外人”中间，两面不讨好是经常的事儿。
在对外打交道的时候，鉴于总统的角色是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主管，他常常被推到前沿，去代表这个国家表示各种意见。但是，这个国家并不是他说了算的。也正是由于他的职务性质，他在不违背整个国家利益，不违背联邦政府整体态度的前提下，会有一些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的权力，以便他所主持的行政一摊，更方便地和各个国家和地区继续把交道打下去。但是，这种权力常常让后面的“主人”感到不安，生怕这个“办公室主任”为了自己的工作方便而丧失了原则，或者越了权。
因此，与总统相比，属于美国的立法分支的国会，似乎就更具有美国的主人的味道了。国会的议员们都是从各州直接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他们管立法，也就是说，大原则是他们给定的，只不过让总统这个“办公室主任”领着他的那套行政班子去执行。对外打交道，当然也是总统领着这班人去干。一旦干得国会不满意了，他们往往当下就不给总统一个好脸色。这种情况，总是由国会通过一项什么决议，表达他们对总统某个做法的愤怒。这时候，总统和国会就表现得完全南辕北辙。这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许多外交纠纷的起因。
顺便提一下，作为美国政府司法分支的法院，又相当于什么样的角色呢？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分支中的最高法院，他们好象有点象“婆婆”。他们平时很少抛头露面。但是，一旦出现什么争执不休的立法问题，他们会出来给个“说法”。一旦他们出来宣布某项立法“违宪”，那么，立马作废，毫无二话。
当然，这只是我十分形象化的描述。美国政府的三个分支实际上还有更严密的相互制约的机制，以避免单纯的一层高于一层的简单构架，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讲，高高在上的权力总是非常危险的。正是为了避免某一个分支爬上权力的顶端，所以美国政府的三个分支是相对独立的，互相之间始终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也就是花了大力气，硬是把原来可以建成个宝塔的三大块给拖倒了，拉开后齐齐地放在平地上。这些，我想留在以后再慢慢向你介绍。
你看，我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刚刚大致搞清楚“美国总统是什么”这样一个看上去十分简单的问题。一度我曾觉得颇为窝囊，想不通一个简单的英汉翻译问题怎么会就把大家引向一片云山雾沼。后来，我觉得，这也许也是必然的。一个小小的翻译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两大文化背景之间深深的鸿沟。
东西方各个历史久远的国家，尽管走的道路各不相同，可是它们毕竟走过不少相似的历史路径。它们在最初遭遇时虽然彼此陌生，但是，那些相似的地方又使它们产生似曾相识的微微惊喜。至少，你有一个皇上，我也有一个皇上，你的皇上管着一大群百姓，我这儿的皇上也管着一大群百姓。它们之间战也罢，和也罢，做买卖也罢，它们有文化沟通上的困难，至少不那么完全“隔路”。尽管此后它们各自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这种初次遭遇的经验仍然十分重要，它起码使得双方今后的相互了解，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而美国却比较特殊。美国是一个历史非常短的崭新的国家。在建国的时候，它相对来说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历史包袱都更轻一些。但是，它自行其是所搞的一套，也就更难被一些历史悠久而又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所理解。
美国建国只有二百多年。我有时想，在二百年前，一个如初生牛犊一样的大洋彼岸的新国家，行事风格面貌作派样样都很“摩登”，一下子撞上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帝国，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滑稽的事情之一了。
美国是刚刚从一块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的，皇帝皇朝一类的东西当然见得很多，但是，对方内涵截然不同的深厚文化积淀，肯定使这个本来一提传统文化就气短的新国家，久久摸不着头脑。
从二百年前的清朝政府那一头来说，英国法国等等的洋人也见得多了，那美国佬还不是一回事。当时，听说那头没有皇上而只有总统的时候，这大清国上上下下，准是觉得这个叫美国的地界，是出了个什么新花样，楞要把他们的皇上叫作总统。除此之外，你说还能有什么别的理解吗？
可是，毛病很快就出来了。那头的总统常常说了不算，还经常狡辩说是他作不了主。你想想，我这个当皇上的能作得了主，以前打交道的那些英国法国的皇上他们也作得了主，你这个叫作总统的皇上却说你作不了主，谁信呀！
两国误解的种子，一开始就自然地种下了。从英译汉的工作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字工作，而是文化的对应和比照。在美国总统的后面跟的那个词，如果不是“政府”，难道还可能跟出什么其他的东西来吗？尽管，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个词只是意味着一个“行政分支”，“执行机构”，可是，说是他们的皇上只管一个“行政机构”？这可能吗？
我们可以想象，最初的翻译者和词典编写者，是何等痛苦地挣扎在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思路之间。
挣扎的结果，是他们彻底地放弃了自信，放弃了他们所收集的一大堆现成的资料。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个根深叶茂，郁郁苍苍的文化大树上结的一个果子。还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这棵大树上摘下来不成？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翻译上的问题呢？最后只能作一个变通的技术处理，就是把这个“政府的行政机构”改为“政府”。由于他们和我一样，也早早就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政府”一词，从来就只是死死地跟在“总统”一词的后面。所以，他们又加了一个诠释。结果，我们说看到的这个词的注解：“（总统制国家的）政府”，也就这么顺应逻辑地出来了。这一下，大家的心里都踏实了。在自己的逻辑系统里，终于达到圆满了。
这个小小的翻译就这样以讹传讹地代代相传，“克林顿政府”一词就堂而皇之地出现了，而且还出现在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中文报纸上。看报纸的人也都习惯了。也许，在深层次里，与这种文字所相连系的古老的文化逻辑，还在悄悄地起着作用。然而，今天，如果你想了解，进而理解美国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运作的话，你首先要记住，我们所读到的所有“克林顿政府”的地方都应该解读作“克林顿行政分支”，在读到“美国政府”的地方，你必须确证，那是指包括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的联邦政府，或者还是总统领导下的行政分支。我的经验是，大部分的场合，那还只是指行政分支。把 “克林顿政府”读成“克林顿行政分支”，而且知道什么时候要把“美国政府”也读成 “美国政府行政分支”，这是理解美国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入门之课。
作为美国，自二百年前一开始，就令它摸不着头脑的那份华丽而厚重的大洋彼岸文化，至今依然使它困惑不解。比如说，在克林顿之前，就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位美国总统，有幸被冠在“政府”二字之前，被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误以为他们在美国有无边的权力，堪称“政府首脑”。但是，我敢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不仅以前的美国总统，就是今天的克林顿，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理解，他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行政主管”。
对于美国人，要了解东方文化最难的起点，也同样是如何了解对方的逻辑。如何把自己已经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暂时放一放，顺着对方的思维轨迹先走走看。这样，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对话起点。
两个大国之间的对话是无法避免的，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我有时想想，何苦自寻烦恼，非要早早地在那里讨论，是要东方西化还是要西方东化。从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平民的经验来说，我们首先看到的只是双方之间文化陌生，以及以此产生的几乎一触即发的误解。一旦产生争执，双方都已经气急败坏了，谈的还不一定是一回事，让人看了只可能产生荒诞感。还不如先想办法多去掉一点“陌生”和“荒诞”，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化”的问题不迟。
所以对于我们来自大洋彼岸平民来说，一踏上这块新大陆，自然感觉新鲜事就特别多。你就想想吧，就连“美国总统是什么”，都会成为一个问题，需要去了解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在开始向你介绍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先讲清楚他们选的到底“是什么”，相信你一定也会觉得这是必要的。这封信先到此打住。
祝
好！
林达
楼主辛苦了！
查了一下，丁林的近距离看美国应该共有四部，是吧。
现在来这里看楼主的连载，是每天最期待，也是最享受的事，希望楼主坚持啊~
此系列给了我一个更深入，更鲜活的窗口来看美国，作者的观察和思考是很深邃的，也给了我新的思考。我最受震动的就是作者在第一部分里反复提到的“自由的代价”，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查了一下，丁林的近距离看美国应该共有四部，是吧。
现在来这里看楼主的连载，是每天最期待，也是最享受的事，希望楼主坚持啊~
此系列给了我一个更深入，更鲜活的窗口来看美国，作者的观察和思考是很深邃的，也给了我新的思考。我最受震动的就是作者在第一部分里反复提到的“自由的代价”，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