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新历史教科书：中国史学界酝酿八年的进步(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8:49:49
新历史教科书：中国史学界酝酿八年的进步(图)
2006年11月20日 10:42新闻午报
发自上海的一场历史教科书的改革风波，一时被中外媒体炒作成了“政治事件”。实际上，这场教材改革始于8年前，是历史学界的学术成果缓慢地进入大众视野的结果。
历史教科书似乎总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无论中外。前不久，上海这个一向以经济发达、头脑精明、言语柔软而著称的城市成了这个问题的聚焦点。关于上海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变成了教育界、史学界以及大量网民关注的热点，讨论甚至上升到“民族未来”的高度。
争议上海历史教科书
事情从9月1日开始。《纽约时报》刊出报道《毛去哪里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引起了一些敏感者的注意。几天之后，《青年参考》以《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为题，部分转载该报道。
报道中称，“这套新版标准历史课本不再探讨战争、王朝和共产主义革命，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摩根大通、比尔•盖茨、纽约股票交易所、美国航天飞机以及日本的子弹头火车，都在新版教科书中得到了突出。课本中还有专门讲述领带如何流行起来的章节。曾被视为世界历史重要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如今受到的关注也大为降低。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杀，而今只在初中讲授，并且内容也大幅缩减。”
报道引起广泛关注，随着更多国内媒体和网络群体的加入，它变成了一场关于历史教科书改革的大讨论。
对教材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是否应该删减“屈辱史”和“斗争史”？是否应该添加时代元素，减少“经典”元素？是否应该以多主题化的文明史代替单线索进行的编年史？是否应该以全球史观代替民族史观？
赞同的声音说，“人吃人史观训练出来的是狼”，“过分强调殖民史”未必能“造就人才”，教材走出了只关注领袖不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全球史观代替民族史观才是历史的完整形态。
反对的声音说，“这就是在消灭历史”，将导致高中生不知中国近代屈辱史，这不是历史书，而是百科全书，培养爱国主义思想最重要。
面对这些激烈的争论，上海市教委和相关方面，几乎一律采取了不予回应的态度。
改变太“快”难以接受？
9月末，上海市新版历史教科书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苏智良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正式表态：《纽约时报》的报道“带有歪曲和片面”，“我们希望新版教材能够反映人类求生存、求发展，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把人类从古到今的文明史讲清楚”。《南方周末》将他的谈话总结为“是改变，不是‘政变’”。
上海的历史教科书究竟改了些什么？
老版历史教材，将历史等同于政治史，只按时间顺序单线索编写。而新的历史教材共9个主题，其中必修3本：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选修6本改革、民主、现代战争、人物、奥秘和文化遗产等。这样，历史课变成了具有全景视野和全球思维的新时期教授方式。
实际上，这场“改变”始于8年前，是当时的国家教委一项教育改革试点的一部分。“其写作从1998年就开始了，今年2月才结束，一结束又开始修改了。”一位上海历史教科书编撰人员告诉记者。
“前后参与编写工作的人员多达100多位，反反复复不知道修改了多少遍。”他说，虽然参与编写的人员对于如何编写新教材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争论并不大，“大家从一开始就基本上达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也就是，要随着历史学科的发展，把一些新的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新版的教材当中。”
“比如多元文明的理念。”他说。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学者雷颐认为，现在的教科书改革，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二十多年来历史学界研究的一个变化而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历史学界和学术界就在批评历史研究的一大弊病———把历史等同于政治史。”雷颐说，“现在，几乎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是很宽泛的。社会文化的变迁，对我们历史来说更重要。”
“我最近读到韩国汉阳大学的历史学家林志弘的文章，很有感慨。”雷颐说，林志弘的观点，也许能给国内的历史教育提供一些参考———林志弘提出，历史学家有两种，一种是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家，一种是客观分析式的历史学家。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家，只说自己国家自己民族在历史上有哪些丰功伟绩，而客观分析式的历史学家，则会冷静地分析和批评，对本国本民族的功绩和过错一视同仁。
历史学家需从自己做起，从本民族做起，对历史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林志弘说，翻开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开篇就写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先”，这就把“我们”和过去、和国家完全等同起来。另外，韩国的历史书，为了建构强烈的民族主义，有一种“起源崇拜”情结———喜欢把好东西，都说成是韩国祖先发明的，比如对有争议的金属印刷术，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只说是韩国的祖先最早发明的。
“我们知道，韩国人的民族情绪、民族主义是很强烈的，而林志弘超越了这一点。”雷颐认为，以前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中国传统史学，一个是政治。“梁启超就曾把《二十四史》称做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国传统的史学，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记述王朝的兴衰，记录皇帝的生活和统治阶级的政策，这固然重要，但不能成为历史学的全部。”
政治史和生活史、物质史比起来，只是大海最上面那层浅浅的波浪，社会文化的变迁才应该是历史主要的内容———雷颐介绍了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从上世纪初，年鉴学派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到现在也是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派。
“教科书有变化不足为怪，没有变化才是不正常的。”雷颐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这个变化，我觉得来得太晚。”
教科书的改变并不只是上海
为什么一场在历史学界已有定论的推进，到了教育界，特别是到了大众传媒上，会让人们感到如此震动？
实际上，历史教科书的改变，并不只发生在上海，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改革。“我国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8次课程改革。”2004年1月出版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解读》在第一章中这样写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是该书的主编，也是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
2000年，教育部成立了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朱汉国担任组长。
“这次课程改革有两大背景。”朱汉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外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都相继修订了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加大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力度。大家都意识到，新时期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要靠培养，培养首先就要从基础开始。而同时，国内的课程推进现状又不利于人才培养，比如历史教材就明显存在‘难、繁、偏、旧’的问题。”
2001年和2003年，教育部分别颁布了初中、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实验稿”。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岳麓版高中《历史》总主编赵世瑜的评价，这个“标准”是把“指令性的计划”，变成了“指导性的计划”，也就是说，过去是全国只有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历史教材，而现在却只告诉你原则。
“比如我们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爱国的人，培养道德健康的人……同时告诉你要描述哪段历史，至于具体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选择什么样的人物，只要能达到课标的目的就可以了。”赵世瑜这样描述新“标准”。
这样，目前在全国，已通过教育部审批的中学历史教材有12个版本，其中初中8个，高中4个。
朱汉国说，各个版本的教材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通过市场的竞争，能对教材形成优化选择。“有的教材使用得就比较少，有的教材使用得就比较多。哪个教材更能反映课标，哪个教材更符合史实，我们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地方。”
赵世瑜说，“新的教材体现了‘一元多线’和‘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也体现了鼓励实践不读死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界这些年的研究成果，体现到了新的教材中。”
2004年，广东、山东、海南、宁夏四省区作为首批试点省份，开始使用新版高中历史教材；2005年，江苏加入；2006年，又有浙江、福建、辽宁等五省加入。而新版的初中历史教材，已经在2005年9月公布，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一线历史教师作用至关重要
然而，历史课的改革，教材只是因素之一，处于教学一线的中学历史教师们的作用至关重要。
孙刚，已有十多年的历史课教龄，目前在青海省西宁市第十五中学担任初中历史教师，他要带8个班，每周教16节课。
“新课标的历史教科书我们已经用了三四年了。新版的历史教科书，‘史实’部分少了一些，所谓的衣食住行部分多了。”孙刚说，这给他讲课带来了麻烦，他需要额外去收集很多资料。
他还是习惯于旧教材。觉得以时间和朝代顺序作为主线索，史实比较清晰，系统性强，而新版教材，面太广，内容比较繁杂。“我看重民族主义的教育。”
孙刚说，“我个人认为，哪怕把解放战争史完全删砍掉，可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自家兄弟怎么争斗，不是什么大问题。一个民族的反侵略史，一个民族的屈辱史，这个是应该着重强调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孙刚也承认，“对于历史课，现在的学生学起来相对容易多了，学生也更有兴趣了。”
而在江苏省沭阳县建陵中学的高中历史老师陈林对新版历史教材则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他告诉记者，过去的教材是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开讲，而现在的教材则采取了中外史合编的方式，中国外国合编到一本教科书上，主线则分别是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
“体例很好，我赞同这样的体例。”陈林说这样让他的教学线条更清晰，而学生的思路打开了，眼界更开阔，学起来也更轻松。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的历史教科书用的还是2002年的人教版的老教材。但是，该校的历史老师韩校却让学生们爱上了历史。
韩校告诉记者，他会把历史教科书中的素材，放到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讲。比如讲到洪秀全，他会告诉学生们，洪秀全出生在广东花莲，而广东当时是受西风渐进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但洪秀全受的教育，却是私塾的四书五经，是严格系统的封建教育。洪16岁时曾经务农，这个经历让他同情农民，而他在科场屡试不第，是促成他走上反抗清王朝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有的这些环节，都与他及太平天国后来的结局有关，这样学生们也就可以自己判断出，什么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韩校说。
“历史课，我认为不是仅仅在传授知识，历史知识现在都可以查得到。我认为，历史课是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它让学生具备一种阅世能力和洞察分析能力，从历史中汲取一种精神力量，将来会视野更广，心胸更开阔。”
在一份北大附中的学生们用英语制作的课程表上，他们特意把历史（history）用大写字母标出，以表达他们的喜爱。（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1期袁野文）
新历史教科书：中国史学界酝酿八年的进步(图)
2006年11月20日 10:42新闻午报
发自上海的一场历史教科书的改革风波，一时被中外媒体炒作成了“政治事件”。实际上，这场教材改革始于8年前，是历史学界的学术成果缓慢地进入大众视野的结果。
历史教科书似乎总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无论中外。前不久，上海这个一向以经济发达、头脑精明、言语柔软而著称的城市成了这个问题的聚焦点。关于上海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变成了教育界、史学界以及大量网民关注的热点，讨论甚至上升到“民族未来”的高度。
争议上海历史教科书
事情从9月1日开始。《纽约时报》刊出报道《毛去哪里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引起了一些敏感者的注意。几天之后，《青年参考》以《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为题，部分转载该报道。
报道中称，“这套新版标准历史课本不再探讨战争、王朝和共产主义革命，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摩根大通、比尔•盖茨、纽约股票交易所、美国航天飞机以及日本的子弹头火车，都在新版教科书中得到了突出。课本中还有专门讲述领带如何流行起来的章节。曾被视为世界历史重要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如今受到的关注也大为降低。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杀，而今只在初中讲授，并且内容也大幅缩减。”
报道引起广泛关注，随着更多国内媒体和网络群体的加入，它变成了一场关于历史教科书改革的大讨论。
对教材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是否应该删减“屈辱史”和“斗争史”？是否应该添加时代元素，减少“经典”元素？是否应该以多主题化的文明史代替单线索进行的编年史？是否应该以全球史观代替民族史观？
赞同的声音说，“人吃人史观训练出来的是狼”，“过分强调殖民史”未必能“造就人才”，教材走出了只关注领袖不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全球史观代替民族史观才是历史的完整形态。
反对的声音说，“这就是在消灭历史”，将导致高中生不知中国近代屈辱史，这不是历史书，而是百科全书，培养爱国主义思想最重要。
面对这些激烈的争论，上海市教委和相关方面，几乎一律采取了不予回应的态度。
改变太“快”难以接受？
9月末，上海市新版历史教科书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苏智良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正式表态：《纽约时报》的报道“带有歪曲和片面”，“我们希望新版教材能够反映人类求生存、求发展，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把人类从古到今的文明史讲清楚”。《南方周末》将他的谈话总结为“是改变，不是‘政变’”。
上海的历史教科书究竟改了些什么？
老版历史教材，将历史等同于政治史，只按时间顺序单线索编写。而新的历史教材共9个主题，其中必修3本：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选修6本改革、民主、现代战争、人物、奥秘和文化遗产等。这样，历史课变成了具有全景视野和全球思维的新时期教授方式。
实际上，这场“改变”始于8年前，是当时的国家教委一项教育改革试点的一部分。“其写作从1998年就开始了，今年2月才结束，一结束又开始修改了。”一位上海历史教科书编撰人员告诉记者。
“前后参与编写工作的人员多达100多位，反反复复不知道修改了多少遍。”他说，虽然参与编写的人员对于如何编写新教材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争论并不大，“大家从一开始就基本上达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也就是，要随着历史学科的发展，把一些新的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新版的教材当中。”
“比如多元文明的理念。”他说。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学者雷颐认为，现在的教科书改革，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二十多年来历史学界研究的一个变化而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历史学界和学术界就在批评历史研究的一大弊病———把历史等同于政治史。”雷颐说，“现在，几乎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是很宽泛的。社会文化的变迁，对我们历史来说更重要。”
“我最近读到韩国汉阳大学的历史学家林志弘的文章，很有感慨。”雷颐说，林志弘的观点，也许能给国内的历史教育提供一些参考———林志弘提出，历史学家有两种，一种是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家，一种是客观分析式的历史学家。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家，只说自己国家自己民族在历史上有哪些丰功伟绩，而客观分析式的历史学家，则会冷静地分析和批评，对本国本民族的功绩和过错一视同仁。
历史学家需从自己做起，从本民族做起，对历史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林志弘说，翻开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开篇就写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先”，这就把“我们”和过去、和国家完全等同起来。另外，韩国的历史书，为了建构强烈的民族主义，有一种“起源崇拜”情结———喜欢把好东西，都说成是韩国祖先发明的，比如对有争议的金属印刷术，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只说是韩国的祖先最早发明的。
“我们知道，韩国人的民族情绪、民族主义是很强烈的，而林志弘超越了这一点。”雷颐认为，以前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中国传统史学，一个是政治。“梁启超就曾把《二十四史》称做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国传统的史学，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记述王朝的兴衰，记录皇帝的生活和统治阶级的政策，这固然重要，但不能成为历史学的全部。”
政治史和生活史、物质史比起来，只是大海最上面那层浅浅的波浪，社会文化的变迁才应该是历史主要的内容———雷颐介绍了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从上世纪初，年鉴学派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到现在也是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派。
“教科书有变化不足为怪，没有变化才是不正常的。”雷颐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这个变化，我觉得来得太晚。”
教科书的改变并不只是上海
为什么一场在历史学界已有定论的推进，到了教育界，特别是到了大众传媒上，会让人们感到如此震动？
实际上，历史教科书的改变，并不只发生在上海，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改革。“我国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8次课程改革。”2004年1月出版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解读》在第一章中这样写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是该书的主编，也是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
2000年，教育部成立了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朱汉国担任组长。
“这次课程改革有两大背景。”朱汉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外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都相继修订了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加大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力度。大家都意识到，新时期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要靠培养，培养首先就要从基础开始。而同时，国内的课程推进现状又不利于人才培养，比如历史教材就明显存在‘难、繁、偏、旧’的问题。”
2001年和2003年，教育部分别颁布了初中、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实验稿”。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岳麓版高中《历史》总主编赵世瑜的评价，这个“标准”是把“指令性的计划”，变成了“指导性的计划”，也就是说，过去是全国只有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历史教材，而现在却只告诉你原则。
“比如我们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爱国的人，培养道德健康的人……同时告诉你要描述哪段历史，至于具体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选择什么样的人物，只要能达到课标的目的就可以了。”赵世瑜这样描述新“标准”。
这样，目前在全国，已通过教育部审批的中学历史教材有12个版本，其中初中8个，高中4个。
朱汉国说，各个版本的教材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通过市场的竞争，能对教材形成优化选择。“有的教材使用得就比较少，有的教材使用得就比较多。哪个教材更能反映课标，哪个教材更符合史实，我们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地方。”
赵世瑜说，“新的教材体现了‘一元多线’和‘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也体现了鼓励实践不读死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界这些年的研究成果，体现到了新的教材中。”
2004年，广东、山东、海南、宁夏四省区作为首批试点省份，开始使用新版高中历史教材；2005年，江苏加入；2006年，又有浙江、福建、辽宁等五省加入。而新版的初中历史教材，已经在2005年9月公布，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一线历史教师作用至关重要
然而，历史课的改革，教材只是因素之一，处于教学一线的中学历史教师们的作用至关重要。
孙刚，已有十多年的历史课教龄，目前在青海省西宁市第十五中学担任初中历史教师，他要带8个班，每周教16节课。
“新课标的历史教科书我们已经用了三四年了。新版的历史教科书，‘史实’部分少了一些，所谓的衣食住行部分多了。”孙刚说，这给他讲课带来了麻烦，他需要额外去收集很多资料。
他还是习惯于旧教材。觉得以时间和朝代顺序作为主线索，史实比较清晰，系统性强，而新版教材，面太广，内容比较繁杂。“我看重民族主义的教育。”
孙刚说，“我个人认为，哪怕把解放战争史完全删砍掉，可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自家兄弟怎么争斗，不是什么大问题。一个民族的反侵略史，一个民族的屈辱史，这个是应该着重强调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孙刚也承认，“对于历史课，现在的学生学起来相对容易多了，学生也更有兴趣了。”
而在江苏省沭阳县建陵中学的高中历史老师陈林对新版历史教材则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他告诉记者，过去的教材是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开讲，而现在的教材则采取了中外史合编的方式，中国外国合编到一本教科书上，主线则分别是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
“体例很好，我赞同这样的体例。”陈林说这样让他的教学线条更清晰，而学生的思路打开了，眼界更开阔，学起来也更轻松。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的历史教科书用的还是2002年的人教版的老教材。但是，该校的历史老师韩校却让学生们爱上了历史。
韩校告诉记者，他会把历史教科书中的素材，放到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讲。比如讲到洪秀全，他会告诉学生们，洪秀全出生在广东花莲，而广东当时是受西风渐进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但洪秀全受的教育，却是私塾的四书五经，是严格系统的封建教育。洪16岁时曾经务农，这个经历让他同情农民，而他在科场屡试不第，是促成他走上反抗清王朝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有的这些环节，都与他及太平天国后来的结局有关，这样学生们也就可以自己判断出，什么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韩校说。
“历史课，我认为不是仅仅在传授知识，历史知识现在都可以查得到。我认为，历史课是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它让学生具备一种阅世能力和洞察分析能力，从历史中汲取一种精神力量，将来会视野更广，心胸更开阔。”
在一份北大附中的学生们用英语制作的课程表上，他们特意把历史（history）用大写字母标出，以表达他们的喜爱。（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1期袁野文）
2006年11月20日 10:42新闻午报
历史教科书似乎总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无论中外。前不久，上海这个一向以经济发达、头脑精明、言语柔软而著称的城市成了这个问题的聚焦点。关于上海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变成了教育界、史学界以及大量网民关注的热点，讨论甚至上升到“民族未来”的高度。
争议上海历史教科书
事情从9月1日开始。《纽约时报》刊出报道《毛去哪里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引起了一些敏感者的注意。几天之后，《青年参考》以《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为题，部分转载该报道。
报道中称，“这套新版标准历史课本不再探讨战争、王朝和共产主义革命，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摩根大通、比尔•盖茨、纽约股票交易所、美国航天飞机以及日本的子弹头火车，都在新版教科书中得到了突出。课本中还有专门讲述领带如何流行起来的章节。曾被视为世界历史重要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如今受到的关注也大为降低。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杀，而今只在初中讲授，并且内容也大幅缩减。”
报道引起广泛关注，随着更多国内媒体和网络群体的加入，它变成了一场关于历史教科书改革的大讨论。
对教材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是否应该删减“屈辱史”和“斗争史”？是否应该添加时代元素，减少“经典”元素？是否应该以多主题化的文明史代替单线索进行的编年史？是否应该以全球史观代替民族史观？
赞同的声音说，“人吃人史观训练出来的是狼”，“过分强调殖民史”未必能“造就人才”，教材走出了只关注领袖不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全球史观代替民族史观才是历史的完整形态。
反对的声音说，“这就是在消灭历史”，将导致高中生不知中国近代屈辱史，这不是历史书，而是百科全书，培养爱国主义思想最重要。
面对这些激烈的争论，上海市教委和相关方面，几乎一律采取了不予回应的态度。
改变太“快”难以接受？
9月末，上海市新版历史教科书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苏智良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正式表态：《纽约时报》的报道“带有歪曲和片面”，“我们希望新版教材能够反映人类求生存、求发展，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把人类从古到今的文明史讲清楚”。《南方周末》将他的谈话总结为“是改变，不是‘政变’”。
上海的历史教科书究竟改了些什么？
老版历史教材，将历史等同于政治史，只按时间顺序单线索编写。而新的历史教材共9个主题，其中必修3本：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选修6本改革、民主、现代战争、人物、奥秘和文化遗产等。这样，历史课变成了具有全景视野和全球思维的新时期教授方式。
实际上，这场“改变”始于8年前，是当时的国家教委一项教育改革试点的一部分。“其写作从1998年就开始了，今年2月才结束，一结束又开始修改了。”一位上海历史教科书编撰人员告诉记者。
“前后参与编写工作的人员多达100多位，反反复复不知道修改了多少遍。”他说，虽然参与编写的人员对于如何编写新教材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争论并不大，“大家从一开始就基本上达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也就是，要随着历史学科的发展，把一些新的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新版的教材当中。”
“比如多元文明的理念。”他说。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学者雷颐认为，现在的教科书改革，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二十多年来历史学界研究的一个变化而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历史学界和学术界就在批评历史研究的一大弊病———把历史等同于政治史。”雷颐说，“现在，几乎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是很宽泛的。社会文化的变迁，对我们历史来说更重要。”
“我最近读到韩国汉阳大学的历史学家林志弘的文章，很有感慨。”雷颐说，林志弘的观点，也许能给国内的历史教育提供一些参考———林志弘提出，历史学家有两种，一种是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家，一种是客观分析式的历史学家。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家，只说自己国家自己民族在历史上有哪些丰功伟绩，而客观分析式的历史学家，则会冷静地分析和批评，对本国本民族的功绩和过错一视同仁。
历史学家需从自己做起，从本民族做起，对历史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林志弘说，翻开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开篇就写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先”，这就把“我们”和过去、和国家完全等同起来。另外，韩国的历史书，为了建构强烈的民族主义，有一种“起源崇拜”情结———喜欢把好东西，都说成是韩国祖先发明的，比如对有争议的金属印刷术，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只说是韩国的祖先最早发明的。
“我们知道，韩国人的民族情绪、民族主义是很强烈的，而林志弘超越了这一点。”雷颐认为，以前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中国传统史学，一个是政治。“梁启超就曾把《二十四史》称做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国传统的史学，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记述王朝的兴衰，记录皇帝的生活和统治阶级的政策，这固然重要，但不能成为历史学的全部。”
政治史和生活史、物质史比起来，只是大海最上面那层浅浅的波浪，社会文化的变迁才应该是历史主要的内容———雷颐介绍了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从上世纪初，年鉴学派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到现在也是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派。
“教科书有变化不足为怪，没有变化才是不正常的。”雷颐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这个变化，我觉得来得太晚。”
教科书的改变并不只是上海
为什么一场在历史学界已有定论的推进，到了教育界，特别是到了大众传媒上，会让人们感到如此震动？
实际上，历史教科书的改变，并不只发生在上海，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改革。“我国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8次课程改革。”2004年1月出版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解读》在第一章中这样写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是该书的主编，也是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
2000年，教育部成立了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朱汉国担任组长。
“这次课程改革有两大背景。”朱汉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外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都相继修订了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加大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力度。大家都意识到，新时期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要靠培养，培养首先就要从基础开始。而同时，国内的课程推进现状又不利于人才培养，比如历史教材就明显存在‘难、繁、偏、旧’的问题。”
2001年和2003年，教育部分别颁布了初中、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实验稿”。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岳麓版高中《历史》总主编赵世瑜的评价，这个“标准”是把“指令性的计划”，变成了“指导性的计划”，也就是说，过去是全国只有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历史教材，而现在却只告诉你原则。
“比如我们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爱国的人，培养道德健康的人……同时告诉你要描述哪段历史，至于具体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选择什么样的人物，只要能达到课标的目的就可以了。”赵世瑜这样描述新“标准”。
这样，目前在全国，已通过教育部审批的中学历史教材有12个版本，其中初中8个，高中4个。
朱汉国说，各个版本的教材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通过市场的竞争，能对教材形成优化选择。“有的教材使用得就比较少，有的教材使用得就比较多。哪个教材更能反映课标，哪个教材更符合史实，我们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地方。”
赵世瑜说，“新的教材体现了‘一元多线’和‘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也体现了鼓励实践不读死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界这些年的研究成果，体现到了新的教材中。”
2004年，广东、山东、海南、宁夏四省区作为首批试点省份，开始使用新版高中历史教材；2005年，江苏加入；2006年，又有浙江、福建、辽宁等五省加入。而新版的初中历史教材，已经在2005年9月公布，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一线历史教师作用至关重要
然而，历史课的改革，教材只是因素之一，处于教学一线的中学历史教师们的作用至关重要。
孙刚，已有十多年的历史课教龄，目前在青海省西宁市第十五中学担任初中历史教师，他要带8个班，每周教16节课。
“新课标的历史教科书我们已经用了三四年了。新版的历史教科书，‘史实’部分少了一些，所谓的衣食住行部分多了。”孙刚说，这给他讲课带来了麻烦，他需要额外去收集很多资料。
他还是习惯于旧教材。觉得以时间和朝代顺序作为主线索，史实比较清晰，系统性强，而新版教材，面太广，内容比较繁杂。“我看重民族主义的教育。”
孙刚说，“我个人认为，哪怕把解放战争史完全删砍掉，可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自家兄弟怎么争斗，不是什么大问题。一个民族的反侵略史，一个民族的屈辱史，这个是应该着重强调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孙刚也承认，“对于历史课，现在的学生学起来相对容易多了，学生也更有兴趣了。”
而在江苏省沭阳县建陵中学的高中历史老师陈林对新版历史教材则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他告诉记者，过去的教材是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开讲，而现在的教材则采取了中外史合编的方式，中国外国合编到一本教科书上，主线则分别是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
“体例很好，我赞同这样的体例。”陈林说这样让他的教学线条更清晰，而学生的思路打开了，眼界更开阔，学起来也更轻松。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的历史教科书用的还是2002年的人教版的老教材。但是，该校的历史老师韩校却让学生们爱上了历史。
韩校告诉记者，他会把历史教科书中的素材，放到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讲。比如讲到洪秀全，他会告诉学生们，洪秀全出生在广东花莲，而广东当时是受西风渐进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但洪秀全受的教育，却是私塾的四书五经，是严格系统的封建教育。洪16岁时曾经务农，这个经历让他同情农民，而他在科场屡试不第，是促成他走上反抗清王朝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有的这些环节，都与他及太平天国后来的结局有关，这样学生们也就可以自己判断出，什么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韩校说。
“历史课，我认为不是仅仅在传授知识，历史知识现在都可以查得到。我认为，历史课是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它让学生具备一种阅世能力和洞察分析能力，从历史中汲取一种精神力量，将来会视野更广，心胸更开阔。”
在一份北大附中的学生们用英语制作的课程表上，他们特意把历史（history）用大写字母标出，以表达他们的喜爱。（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1期袁野文）
新历史教科书：中国史学界酝酿八年的进步(图)
2006年11月20日 10:42新闻午报
发自上海的一场历史教科书的改革风波，一时被中外媒体炒作成了“政治事件”。实际上，这场教材改革始于8年前，是历史学界的学术成果缓慢地进入大众视野的结果。 历史教科书似乎总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无论中外。前不久，上海这个一向以经济发达、头脑精明、言语柔软而著称的城市成了这个问题的聚焦点。关于上海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变成了教育界、史学界以及大量网民关注的热点，讨论甚至上升到“民族未来”的高度。
争议上海历史教科书
事情从9月1日开始。《纽约时报》刊出报道《毛去哪里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引起了一些敏感者的注意。几天之后，《青年参考》以《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为题，部分转载该报道。
报道中称，“这套新版标准历史课本不再探讨战争、王朝和共产主义革命，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摩根大通、比尔•盖茨、纽约股票交易所、美国航天飞机以及日本的子弹头火车，都在新版教科书中得到了突出。课本中还有专门讲述领带如何流行起来的章节。曾被视为世界历史重要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如今受到的关注也大为降低。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杀，而今只在初中讲授，并且内容也大幅缩减。”
报道引起广泛关注，随着更多国内媒体和网络群体的加入，它变成了一场关于历史教科书改革的大讨论。
对教材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是否应该删减“屈辱史”和“斗争史”？是否应该添加时代元素，减少“经典”元素？是否应该以多主题化的文明史代替单线索进行的编年史？是否应该以全球史观代替民族史观？
赞同的声音说，“人吃人史观训练出来的是狼”，“过分强调殖民史”未必能“造就人才”，教材走出了只关注领袖不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全球史观代替民族史观才是历史的完整形态。
反对的声音说，“这就是在消灭历史”，将导致高中生不知中国近代屈辱史，这不是历史书，而是百科全书，培养爱国主义思想最重要。
面对这些激烈的争论，上海市教委和相关方面，几乎一律采取了不予回应的态度。
改变太“快”难以接受？
9月末，上海市新版历史教科书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苏智良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正式表态：《纽约时报》的报道“带有歪曲和片面”，“我们希望新版教材能够反映人类求生存、求发展，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把人类从古到今的文明史讲清楚”。《南方周末》将他的谈话总结为“是改变，不是‘政变’”。
上海的历史教科书究竟改了些什么？
老版历史教材，将历史等同于政治史，只按时间顺序单线索编写。而新的历史教材共9个主题，其中必修3本：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选修6本改革、民主、现代战争、人物、奥秘和文化遗产等。这样，历史课变成了具有全景视野和全球思维的新时期教授方式。
实际上，这场“改变”始于8年前，是当时的国家教委一项教育改革试点的一部分。“其写作从1998年就开始了，今年2月才结束，一结束又开始修改了。”一位上海历史教科书编撰人员告诉记者。
“前后参与编写工作的人员多达100多位，反反复复不知道修改了多少遍。”他说，虽然参与编写的人员对于如何编写新教材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争论并不大，“大家从一开始就基本上达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也就是，要随着历史学科的发展，把一些新的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新版的教材当中。”
“比如多元文明的理念。”他说。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学者雷颐认为，现在的教科书改革，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二十多年来历史学界研究的一个变化而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历史学界和学术界就在批评历史研究的一大弊病———把历史等同于政治史。”雷颐说，“现在，几乎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是很宽泛的。社会文化的变迁，对我们历史来说更重要。”
“我最近读到韩国汉阳大学的历史学家林志弘的文章，很有感慨。”雷颐说，林志弘的观点，也许能给国内的历史教育提供一些参考———林志弘提出，历史学家有两种，一种是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家，一种是客观分析式的历史学家。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家，只说自己国家自己民族在历史上有哪些丰功伟绩，而客观分析式的历史学家，则会冷静地分析和批评，对本国本民族的功绩和过错一视同仁。
历史学家需从自己做起，从本民族做起，对历史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林志弘说，翻开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开篇就写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先”，这就把“我们”和过去、和国家完全等同起来。另外，韩国的历史书，为了建构强烈的民族主义，有一种“起源崇拜”情结———喜欢把好东西，都说成是韩国祖先发明的，比如对有争议的金属印刷术，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只说是韩国的祖先最早发明的。
“我们知道，韩国人的民族情绪、民族主义是很强烈的，而林志弘超越了这一点。”雷颐认为，以前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中国传统史学，一个是政治。“梁启超就曾把《二十四史》称做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国传统的史学，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记述王朝的兴衰，记录皇帝的生活和统治阶级的政策，这固然重要，但不能成为历史学的全部。”
政治史和生活史、物质史比起来，只是大海最上面那层浅浅的波浪，社会文化的变迁才应该是历史主要的内容———雷颐介绍了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从上世纪初，年鉴学派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到现在也是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派。
“教科书有变化不足为怪，没有变化才是不正常的。”雷颐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这个变化，我觉得来得太晚。”
教科书的改变并不只是上海
为什么一场在历史学界已有定论的推进，到了教育界，特别是到了大众传媒上，会让人们感到如此震动？
实际上，历史教科书的改变，并不只发生在上海，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改革。“我国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8次课程改革。”2004年1月出版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解读》在第一章中这样写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是该书的主编，也是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
2000年，教育部成立了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朱汉国担任组长。
“这次课程改革有两大背景。”朱汉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外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都相继修订了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加大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力度。大家都意识到，新时期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要靠培养，培养首先就要从基础开始。而同时，国内的课程推进现状又不利于人才培养，比如历史教材就明显存在‘难、繁、偏、旧’的问题。”
2001年和2003年，教育部分别颁布了初中、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实验稿”。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岳麓版高中《历史》总主编赵世瑜的评价，这个“标准”是把“指令性的计划”，变成了“指导性的计划”，也就是说，过去是全国只有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历史教材，而现在却只告诉你原则。
“比如我们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爱国的人，培养道德健康的人……同时告诉你要描述哪段历史，至于具体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选择什么样的人物，只要能达到课标的目的就可以了。”赵世瑜这样描述新“标准”。
这样，目前在全国，已通过教育部审批的中学历史教材有12个版本，其中初中8个，高中4个。
朱汉国说，各个版本的教材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通过市场的竞争，能对教材形成优化选择。“有的教材使用得就比较少，有的教材使用得就比较多。哪个教材更能反映课标，哪个教材更符合史实，我们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地方。”
赵世瑜说，“新的教材体现了‘一元多线’和‘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也体现了鼓励实践不读死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界这些年的研究成果，体现到了新的教材中。”
2004年，广东、山东、海南、宁夏四省区作为首批试点省份，开始使用新版高中历史教材；2005年，江苏加入；2006年，又有浙江、福建、辽宁等五省加入。而新版的初中历史教材，已经在2005年9月公布，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一线历史教师作用至关重要
然而，历史课的改革，教材只是因素之一，处于教学一线的中学历史教师们的作用至关重要。
孙刚，已有十多年的历史课教龄，目前在青海省西宁市第十五中学担任初中历史教师，他要带8个班，每周教16节课。
“新课标的历史教科书我们已经用了三四年了。新版的历史教科书，‘史实’部分少了一些，所谓的衣食住行部分多了。”孙刚说，这给他讲课带来了麻烦，他需要额外去收集很多资料。
他还是习惯于旧教材。觉得以时间和朝代顺序作为主线索，史实比较清晰，系统性强，而新版教材，面太广，内容比较繁杂。“我看重民族主义的教育。”
孙刚说，“我个人认为，哪怕把解放战争史完全删砍掉，可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自家兄弟怎么争斗，不是什么大问题。一个民族的反侵略史，一个民族的屈辱史，这个是应该着重强调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孙刚也承认，“对于历史课，现在的学生学起来相对容易多了，学生也更有兴趣了。”
而在江苏省沭阳县建陵中学的高中历史老师陈林对新版历史教材则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他告诉记者，过去的教材是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开讲，而现在的教材则采取了中外史合编的方式，中国外国合编到一本教科书上，主线则分别是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
“体例很好，我赞同这样的体例。”陈林说这样让他的教学线条更清晰，而学生的思路打开了，眼界更开阔，学起来也更轻松。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的历史教科书用的还是2002年的人教版的老教材。但是，该校的历史老师韩校却让学生们爱上了历史。
韩校告诉记者，他会把历史教科书中的素材，放到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讲。比如讲到洪秀全，他会告诉学生们，洪秀全出生在广东花莲，而广东当时是受西风渐进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但洪秀全受的教育，却是私塾的四书五经，是严格系统的封建教育。洪16岁时曾经务农，这个经历让他同情农民，而他在科场屡试不第，是促成他走上反抗清王朝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有的这些环节，都与他及太平天国后来的结局有关，这样学生们也就可以自己判断出，什么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韩校说。
“历史课，我认为不是仅仅在传授知识，历史知识现在都可以查得到。我认为，历史课是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它让学生具备一种阅世能力和洞察分析能力，从历史中汲取一种精神力量，将来会视野更广，心胸更开阔。”
在一份北大附中的学生们用英语制作的课程表上，他们特意把历史（history）用大写字母标出，以表达他们的喜爱。（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1期袁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