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察职业风险调查:灯红酒绿诱惑的风险加大

中国警察职业风险调查:灯红酒绿诱惑的风险加大

　　警察、法官、检察官都是执法者，在普通人的眼中，他们都是正义的化身，为什么会有极个别的人做出令公众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违法违纪的事？律师的责任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为什么也有极个别的人会受到司法部门的调查？有关人士称这与其所面临的职(执)业风险有着密切关联。警察、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职(执)业风险似乎是众所周知的，但众所周知的风险大多只是表象，很少有人对此作过比较全面、具体的思考。视点版推出的这组报道力争通过一些典型的事例和对工作在一线的警察、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的采访，比较全面地揭示他们职(执)业风险的具体表现以及制度保障问题。

　　“砰、砰……”几声枪响，打破了雨夜的静谧。

　　10月24日凌晨3时，陕西省西安市户县两位民警抓捕数名窃贼，遭到拒捕，民警鸣枪示警无效，向盗贼车辆  
连开数枪，一窃贼被击毙。

　　事发后，就民警是否应该开枪这个问题，舆论反应不一。而据记者了解，目前，检察机关正按照相关程序，对两名开枪民警进行调查。

　　不开枪，警察的生命有危险；开枪，却有部分群众对警方开枪击毙嫌疑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换句话说，不管开枪与否，当事警察都有潜在的风险。

　　这一事件也引起了警察对职业风险的思考，11月12日，记者采访了几位不同警种的警察，他们纷纷对记者表示：“其实，警察的职业风险何止这些。”

　　“我从来没送孩子去过一次学校”

　　张红英，女，32岁，西安铁路公安局刑警支队客车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2001年到2006年4月，张红英一直在西安铁路公安处经济与毒品侦查大队担任侦查员。

　　几年来，她先后参与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23起，查获毒品海洛因25000克，摇头丸12000粒，缴获毒资121万余元，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分子262名。

　　为了打入毒贩团伙，张红英有过多次卧底的经历，每次都是惊心动魄。

　　一次，张红英与队友缉捕两名毒贩时，毒贩突然从怀中掏出一把约九寸长的匕首。危急时刻，她凭借平日练就的本领，腾空飞起一脚踢中毒贩手腕，匕首“嗖”地一声飞出去十多米远，两个毒贩终于束手就擒。

　　卧底在凶残、狡猾的毒贩身边，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要有超人的智慧。2004年的一次“交易”过程中，嫌疑人突然由2人变成4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张红英沉着应对，巧妙地与4名女毒贩周旋了半个多小时，彻底打消了她们的疑虑，为成功抓捕创造了条件。

　　张红英告诉记者，为了不让家里人提心吊胆，外出执行任务时，她从不会透露具体内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要出差。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为了儿子的安全，我从来没有送孩子去过一次学校。”张红英说这话时，语气明显带着愧疚。

　　滚滚而来的泥石流撵着警车跑

　　翟涛，男，39岁，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交警大队秦岭中队队长。

　　联系采访翟涛，颇费周折，预约的时间几次更改。

　　“实在太忙了，任务重，人手又少。”刚刚处理完一起交通事故回来的翟涛对记者说起中队的情况。

　　据他介绍，交警秦岭中队地处秦岭腹地，主要承担210国道长安段41.5公里山区道路的交通事故处理、秩序管理及沿线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但与繁重的工作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全中队仅有6名交警。

　　翟涛说，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加上饮食不规律，交警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前任队长乔明友就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一头倒在上班途中。

　　“整天跟机动车打交道，工作的危险系数很高。2002年中队第一任队长陈建中与民警开着警车一起外出巡逻，结果一辆三轮车直撞过来，陈队长当场牺牲。”说起这段往事，翟涛的脸色有些凝重。

　　“还有些车辆强行闯关，这也给我们的安全带来威胁。”

　　“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特殊，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2002年抗洪期间，第二任队长刘亚民的警车曾被身后滚滚而来的泥石流撵着跑。”翟涛说。

　　翟涛曾在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政工科工作过几年，对于警察这个职业的风险，他还有另一番体会：“警察经常加班加点，与家人聚少离多，因此常常遭受父母、妻儿的埋怨、误解，导致家庭不和，轻则吵架、分居，重则分手离婚。民警在承受繁重工作压力的同时，还要备受感情的折磨。而这种风险往往是少有人知，容易被人们忽视的。”

　　灯红酒绿的诱惑风险越来越高

　　“警察接触的人什么样的都有，避免不了来自灯红酒绿的诱惑。”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杨庄派出所民警吕卫辉对记者说，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警察的政治修养和职业道德。

　　张红英说：“跟毒贩打交道，还要面对金钱的诱惑，这何尝不是一种职业风险？我们做警察的要能抵制这种诱惑。”

　　2002年，张红英参与破获了一起贩毒案，一名毒贩恰巧就是同住在一个巷子里的邻居。犯罪嫌疑人的父亲托人找张红英说情，结果被她断然回绝。

　　“不允许说情、拉托，这是铁的纪律！”张红英说。

　　11月10日，媒体曾刊发这样一条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曾组成“6•6”专案组，对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公安分局原政委苏和为首的犯罪团伙进行立案侦查。8月17日，苏和等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该专案组抓捕并且刑事拘留，9月23日，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

　　据介绍，该犯罪团伙涉嫌抢劫、非法买卖枪支、非法私藏枪支弹药、寻衅滋事、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主要犯罪嫌疑人除个别人外均为公安民警。

　　“警察也是血肉之躯，而非刀枪不入之身。在物质膨胀的环境里，他照样难以逃脱诸多利益的诱惑或者是邪恶势力的胁迫。特别是意识到自己手中握有寻常人不曾有的某种权力时，他们当中的极个别人便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惟我独尊、谁奈我何的‘英雄气概’，哪怕是面对党纪国法，也变得胆大妄为起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警官不胜感慨地对记者说，这正是警察最经常面临的职业风险之一。

　　“曾经轰动一时的‘平均每天违法、犯罪收入超过一万元’的‘中国第一大款警察’林福久，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位资深警官对记者说，虽说林福久敛财五千八百多万元最终被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但他在临刑前的一段自白，却很形象地说明了警察经常要面临各式各样的诱惑这一职业风险。

　　林福久的这段自白是，所获财物“有的是拿东西交换来的，属于礼尚往来；有的是由于支持企业发展，老板出于感谢送的；有的是关系不错的老板投给我生意的赞助。这些钱绝大多数是赞助费、关系费、感情费和感谢费。并不是我要求的，而是很多人有求于我，或者想同我交朋友才主动送的钱”。

　　“对于警察腐败案，人们往往是切齿痛恨，却看不到警察作为普通人所面临的这种职业风险，想不到如何用制度帮助警察避免这种风险。”这位资深警官说。

　　职业刺激累积将会导致暴力情绪

　　“警察接触的各种不良场所非常多，多数时间是在和犯罪分子打交道。因此导致脾气暴躁、思想压抑。警察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在工作中就很容易犯错误，而每一个错误都有可能是致命的。”吕卫辉坦言。

　　西北政法学院公安学院副教授冯雪对34名民警做的一次心理测评印证了吕卫辉的观点。

　　心理测评显示，90%的民警抑郁和强迫症状明显，如“感到自己的精力下降”、“感到难以完成任务”、“感到苦闷”等；80%的民警还有不同程度的敌意和躯体化症状，如“容易烦恼和激动”、“自己不能控制地大发脾气”、“有想打人或伤害他人的冲动”等。

　　“在许多人心目中，警察个个都是钢铁硬汉。其实，警察和普通人一样，会出现挫折感、心理障碍或心理危机，再加上警察经常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职业风险，如果不能及时缓解自己的心理危机，就很容易做出过激行为，进而导致所谓的‘激情犯罪’。”陕西师范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位心理学家以不久前安徽省巢湖市一桩“罕见”的冤假错案为例作了详细的说明。巢湖市公安局居巢分局在办理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件中，错捕了4位少年，刑讯逼供、引供诱供使得他们被迫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但他们被拘押百天后抓到了真凶。报道说，这起错案的产生完全可以避免，但正因诸多环节存在违法违纪办案现象，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

　　“警察是一个‘社会刺激多元化’的职业，即其工作性质决定他们所受到的刺激非常广泛。他们既有社会普通人常遇到的刺激———来自个人的生活或工作方面的挫折，又有由职业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刺激，这些刺激很容易使警察产生心理压力和心理疾病。有些心理疾病会使其产生对自己的暴力行为———自杀，而更多的则导致其出现对外的变态反应或攻击行为。”这位心理学家分析道，譬如：明明知道某人有犯罪嫌疑，但就是抓不到证据，由此积累的情绪往往会在一个相似的嫌疑人身上宣泄出来(即违法施暴)。

　　这位心理学家说，警察暴力与警察的职业背景有一定关系。职业是一种被社会赋予特殊权力的角色。人进入某一职业(即社会角色)后都会经历一个过程：学习掌握这一角色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并按其行事；按角色的要求去思考，逐渐将自我与职业角色一致起来。其中往往无意识地形成某些角色的行为和思考习惯。许多警察最初发生的暴力行为可能是在制止犯罪的活动中，发生在逮捕危险的犯罪分子过程中，或者发生在讯问那些令人厌恶、充满敌意和挑衅的犯罪嫌疑人身上……他们中许多人最初的暴力行为可能富有正义色彩，与某种民意相一致。所以这种行为方式很容易被肯定并保留下来，并在不经意中逐渐成为一种习惯或带有倾向性的行为方式。

　　建立合理制度降低警察职业危险

　　记者曾看到一份山东省青岛市对192名各警种警察的“职业风险测量”报告，这份报告认为当前警察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主要包括生理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工作风险、关系风险。

　　这份测量报告的撰写者修潍青分析说：“警察职业是一个高风险、高压力的职业。警察承担着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的神圣使命，公安机关的性质、特点和所担负的职责、任务，决定了警察的工作往往与艰苦、紧张、困难、危险等紧密相连。警察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要承受从事一般职业的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付出巨大的身心能量。”修潍青说，“从新闻媒体相关的报道来看，过高的职业风险和工作压力已经成为危及民警生命安全的杀手，警察所面临的职业风险是导致警察产生身心疾病以及工作失误的直接原因。”

　　有关专家建议，对警察队伍的政治学习、党风廉政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是经常性的，是不可缺少的必修课。同时，必须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形成符合警察各种需求的既利于公安工作又有益于警察健康的制度，使其心情舒畅地工作，努力降低其面临的职业风险；还要加强对警察的心理知识、心理素质、应对技巧的培训，并建立心理危机干预系统，对他们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以保证人民警察的身心健康。

来源:法制日报  作者:台建林、王更喜中国警察职业风险调查:灯红酒绿诱惑的风险加大

　　警察、法官、检察官都是执法者，在普通人的眼中，他们都是正义的化身，为什么会有极个别的人做出令公众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违法违纪的事？律师的责任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为什么也有极个别的人会受到司法部门的调查？有关人士称这与其所面临的职(执)业风险有着密切关联。警察、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职(执)业风险似乎是众所周知的，但众所周知的风险大多只是表象，很少有人对此作过比较全面、具体的思考。视点版推出的这组报道力争通过一些典型的事例和对工作在一线的警察、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的采访，比较全面地揭示他们职(执)业风险的具体表现以及制度保障问题。

　　“砰、砰……”几声枪响，打破了雨夜的静谧。

　　10月24日凌晨3时，陕西省西安市户县两位民警抓捕数名窃贼，遭到拒捕，民警鸣枪示警无效，向盗贼车辆  
连开数枪，一窃贼被击毙。

　　事发后，就民警是否应该开枪这个问题，舆论反应不一。而据记者了解，目前，检察机关正按照相关程序，对两名开枪民警进行调查。

　　不开枪，警察的生命有危险；开枪，却有部分群众对警方开枪击毙嫌疑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换句话说，不管开枪与否，当事警察都有潜在的风险。

　　这一事件也引起了警察对职业风险的思考，11月12日，记者采访了几位不同警种的警察，他们纷纷对记者表示：“其实，警察的职业风险何止这些。”

　　“我从来没送孩子去过一次学校”

　　张红英，女，32岁，西安铁路公安局刑警支队客车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2001年到2006年4月，张红英一直在西安铁路公安处经济与毒品侦查大队担任侦查员。

　　几年来，她先后参与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23起，查获毒品海洛因25000克，摇头丸12000粒，缴获毒资121万余元，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分子262名。

　　为了打入毒贩团伙，张红英有过多次卧底的经历，每次都是惊心动魄。

　　一次，张红英与队友缉捕两名毒贩时，毒贩突然从怀中掏出一把约九寸长的匕首。危急时刻，她凭借平日练就的本领，腾空飞起一脚踢中毒贩手腕，匕首“嗖”地一声飞出去十多米远，两个毒贩终于束手就擒。

　　卧底在凶残、狡猾的毒贩身边，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要有超人的智慧。2004年的一次“交易”过程中，嫌疑人突然由2人变成4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张红英沉着应对，巧妙地与4名女毒贩周旋了半个多小时，彻底打消了她们的疑虑，为成功抓捕创造了条件。

　　张红英告诉记者，为了不让家里人提心吊胆，外出执行任务时，她从不会透露具体内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要出差。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为了儿子的安全，我从来没有送孩子去过一次学校。”张红英说这话时，语气明显带着愧疚。

　　滚滚而来的泥石流撵着警车跑

　　翟涛，男，39岁，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交警大队秦岭中队队长。

　　联系采访翟涛，颇费周折，预约的时间几次更改。

　　“实在太忙了，任务重，人手又少。”刚刚处理完一起交通事故回来的翟涛对记者说起中队的情况。

　　据他介绍，交警秦岭中队地处秦岭腹地，主要承担210国道长安段41.5公里山区道路的交通事故处理、秩序管理及沿线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但与繁重的工作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全中队仅有6名交警。

　　翟涛说，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加上饮食不规律，交警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前任队长乔明友就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一头倒在上班途中。

　　“整天跟机动车打交道，工作的危险系数很高。2002年中队第一任队长陈建中与民警开着警车一起外出巡逻，结果一辆三轮车直撞过来，陈队长当场牺牲。”说起这段往事，翟涛的脸色有些凝重。

　　“还有些车辆强行闯关，这也给我们的安全带来威胁。”

　　“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特殊，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2002年抗洪期间，第二任队长刘亚民的警车曾被身后滚滚而来的泥石流撵着跑。”翟涛说。

　　翟涛曾在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政工科工作过几年，对于警察这个职业的风险，他还有另一番体会：“警察经常加班加点，与家人聚少离多，因此常常遭受父母、妻儿的埋怨、误解，导致家庭不和，轻则吵架、分居，重则分手离婚。民警在承受繁重工作压力的同时，还要备受感情的折磨。而这种风险往往是少有人知，容易被人们忽视的。”

　　灯红酒绿的诱惑风险越来越高

　　“警察接触的人什么样的都有，避免不了来自灯红酒绿的诱惑。”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杨庄派出所民警吕卫辉对记者说，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警察的政治修养和职业道德。

　　张红英说：“跟毒贩打交道，还要面对金钱的诱惑，这何尝不是一种职业风险？我们做警察的要能抵制这种诱惑。”

　　2002年，张红英参与破获了一起贩毒案，一名毒贩恰巧就是同住在一个巷子里的邻居。犯罪嫌疑人的父亲托人找张红英说情，结果被她断然回绝。

　　“不允许说情、拉托，这是铁的纪律！”张红英说。

　　11月10日，媒体曾刊发这样一条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曾组成“6•6”专案组，对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公安分局原政委苏和为首的犯罪团伙进行立案侦查。8月17日，苏和等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该专案组抓捕并且刑事拘留，9月23日，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

　　据介绍，该犯罪团伙涉嫌抢劫、非法买卖枪支、非法私藏枪支弹药、寻衅滋事、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主要犯罪嫌疑人除个别人外均为公安民警。

　　“警察也是血肉之躯，而非刀枪不入之身。在物质膨胀的环境里，他照样难以逃脱诸多利益的诱惑或者是邪恶势力的胁迫。特别是意识到自己手中握有寻常人不曾有的某种权力时，他们当中的极个别人便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惟我独尊、谁奈我何的‘英雄气概’，哪怕是面对党纪国法，也变得胆大妄为起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警官不胜感慨地对记者说，这正是警察最经常面临的职业风险之一。

　　“曾经轰动一时的‘平均每天违法、犯罪收入超过一万元’的‘中国第一大款警察’林福久，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位资深警官对记者说，虽说林福久敛财五千八百多万元最终被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但他在临刑前的一段自白，却很形象地说明了警察经常要面临各式各样的诱惑这一职业风险。

　　林福久的这段自白是，所获财物“有的是拿东西交换来的，属于礼尚往来；有的是由于支持企业发展，老板出于感谢送的；有的是关系不错的老板投给我生意的赞助。这些钱绝大多数是赞助费、关系费、感情费和感谢费。并不是我要求的，而是很多人有求于我，或者想同我交朋友才主动送的钱”。

　　“对于警察腐败案，人们往往是切齿痛恨，却看不到警察作为普通人所面临的这种职业风险，想不到如何用制度帮助警察避免这种风险。”这位资深警官说。

　　职业刺激累积将会导致暴力情绪

　　“警察接触的各种不良场所非常多，多数时间是在和犯罪分子打交道。因此导致脾气暴躁、思想压抑。警察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在工作中就很容易犯错误，而每一个错误都有可能是致命的。”吕卫辉坦言。

　　西北政法学院公安学院副教授冯雪对34名民警做的一次心理测评印证了吕卫辉的观点。

　　心理测评显示，90%的民警抑郁和强迫症状明显，如“感到自己的精力下降”、“感到难以完成任务”、“感到苦闷”等；80%的民警还有不同程度的敌意和躯体化症状，如“容易烦恼和激动”、“自己不能控制地大发脾气”、“有想打人或伤害他人的冲动”等。

　　“在许多人心目中，警察个个都是钢铁硬汉。其实，警察和普通人一样，会出现挫折感、心理障碍或心理危机，再加上警察经常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职业风险，如果不能及时缓解自己的心理危机，就很容易做出过激行为，进而导致所谓的‘激情犯罪’。”陕西师范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位心理学家以不久前安徽省巢湖市一桩“罕见”的冤假错案为例作了详细的说明。巢湖市公安局居巢分局在办理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件中，错捕了4位少年，刑讯逼供、引供诱供使得他们被迫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但他们被拘押百天后抓到了真凶。报道说，这起错案的产生完全可以避免，但正因诸多环节存在违法违纪办案现象，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

　　“警察是一个‘社会刺激多元化’的职业，即其工作性质决定他们所受到的刺激非常广泛。他们既有社会普通人常遇到的刺激———来自个人的生活或工作方面的挫折，又有由职业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刺激，这些刺激很容易使警察产生心理压力和心理疾病。有些心理疾病会使其产生对自己的暴力行为———自杀，而更多的则导致其出现对外的变态反应或攻击行为。”这位心理学家分析道，譬如：明明知道某人有犯罪嫌疑，但就是抓不到证据，由此积累的情绪往往会在一个相似的嫌疑人身上宣泄出来(即违法施暴)。

　　这位心理学家说，警察暴力与警察的职业背景有一定关系。职业是一种被社会赋予特殊权力的角色。人进入某一职业(即社会角色)后都会经历一个过程：学习掌握这一角色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并按其行事；按角色的要求去思考，逐渐将自我与职业角色一致起来。其中往往无意识地形成某些角色的行为和思考习惯。许多警察最初发生的暴力行为可能是在制止犯罪的活动中，发生在逮捕危险的犯罪分子过程中，或者发生在讯问那些令人厌恶、充满敌意和挑衅的犯罪嫌疑人身上……他们中许多人最初的暴力行为可能富有正义色彩，与某种民意相一致。所以这种行为方式很容易被肯定并保留下来，并在不经意中逐渐成为一种习惯或带有倾向性的行为方式。

　　建立合理制度降低警察职业危险

　　记者曾看到一份山东省青岛市对192名各警种警察的“职业风险测量”报告，这份报告认为当前警察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主要包括生理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工作风险、关系风险。

　　这份测量报告的撰写者修潍青分析说：“警察职业是一个高风险、高压力的职业。警察承担着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的神圣使命，公安机关的性质、特点和所担负的职责、任务，决定了警察的工作往往与艰苦、紧张、困难、危险等紧密相连。警察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要承受从事一般职业的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付出巨大的身心能量。”修潍青说，“从新闻媒体相关的报道来看，过高的职业风险和工作压力已经成为危及民警生命安全的杀手，警察所面临的职业风险是导致警察产生身心疾病以及工作失误的直接原因。”

　　有关专家建议，对警察队伍的政治学习、党风廉政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是经常性的，是不可缺少的必修课。同时，必须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形成符合警察各种需求的既利于公安工作又有益于警察健康的制度，使其心情舒畅地工作，努力降低其面临的职业风险；还要加强对警察的心理知识、心理素质、应对技巧的培训，并建立心理危机干预系统，对他们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以保证人民警察的身心健康。

来源:法制日报  作者:台建林、王更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