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宣仁：中俄关系:战略伙伴的求同存异(ZZ)

秦宣仁：中俄关系:战略伙伴的求同存异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早已确立，内涵也不断充实，但两国关系中的变数时时浮现。人们对近两年来的双边关系议论纷纷。在官方和学者的公开评论中，往往冠以外交辞令和比较宽慰的词藻，泛泛而不触及实质，究竟应如何理解和审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既是独立的两极 又互为战略伙伴

中俄关系是在经历了中苏关系风风雨雨40年的基础上确立的，它既有历史的痕迹，又有新意。双方都认为，过去的那种“同盟关系”已不适应今天的国际形势、大国关系格局和各自对外战略的需要。由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外交义务、经贸合约以及对外债务，因此中俄两国的外交、经贸关系就必然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

中俄双方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又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鉴于历史沿革和地缘区位等因素，在当今世界多极结构中，中俄两国作为举足轻重的两极，既构成了中、俄、美全局性的三角关系，同时也构成了诸如俄、美、欧和中、美、日乃至中、俄、美、日等地区性的大小三角关系。但不要忘记，中俄既是独立的两极，有着各自的对外战略利益和战略需求，有着各自的战略目标和各自选择的适用自己的外交手法和策略，同时却又互为“战略伙伴关系”；这很平常，却又不一般。两国既有因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领土问题形成的不信任和猜疑，又有长期友好交往、紧密的经贸和科技合作、甚至有过互助同盟的情结，使得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既特殊，又复杂；它们既有共同的战略目标，即战略共性——维护世界和平，确保大国战略均势，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联合国和国际公约权威，遏制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合作，发挥经济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等；又有基于各自民族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特性——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内涵。加上在中俄各自的外交天平上，都把改善和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发展同美国的合作摆在首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兼容性有限，它往往受制于美国的因素。尽管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共性和特性并存，但是在维护和确保各自战略特性的前提下，在当今大国关系格局的情况下，双方对战略共性因素的充分、有效发挥都寄于厚望。中国载人航天飞船升空成功以及安全返回地球后，中美在未来太空中的对峙成分增大。这时中俄间的协调和合作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因此，客观地、平静地、不带情绪地看待战略伙伴关系，因势利导地、稳妥地处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在当前尤为重要。

国际关系的准则是：各国有权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外交抉择或决断，有权选择自己的外交活动，但应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前提。然而外交就是外交。任何把外交理想化、学术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现实的。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了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对外活动后，毅然提出“在对外关系中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的重要论断，从而使我国赢得了对外活动中的主动空间，开拓了回旋余地。一国外交的根本使命就是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因此，世界上只有永恒不变的民族利益，没有永恒不变的外交关系。各国都是要随着形势的变化、时间的变迁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其着眼点都是本身的战略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普京在对华关系上常常出现变数也就不足为奇——俄罗斯就是按照怎样对它有利就怎样行事的准则来展现它的外交活动的。这次有关石油管道项目的推迟、变更、久拖不决便是最好的说明，其中不乏谋略和技巧的运作。当今国际关系的特点之一就是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相互交替，但最终是谋求战略经济利益。

待之以平常心

1990年代以来，国际上形成的双边、多边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增多，内容也不尽相同，有的侧重地缘政治，有的侧重战略协作，有的侧重军事，有的侧重经济，也有较全面的。从外交关系上讲，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一种非常严谨的、具有很强约束力的国际关系。说到底，战略伙伴关系是指双边或多边在国际事务中，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在战略方向、战略关系、战略合作诸方面互为伙伴，能体现在国际和地区范围内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而且一般都签署有相应的协定或条约作为法律基础。这种战略伙伴关系都根植于各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毫不相干。中国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是如此。

前不久俄美元首在美国戴维营会晤时提到双方建立的“新型战略协作关系”，这也是战略伙伴关系的一种，就其内涵而言，它也包括相互间的战略合作和战略协调，也体现了双方的战略方向和战略利益，如联合反恐、削减战略武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联合打击毒品走私、反洗钱等等。但众所周知，俄美关系时好时坏，它们之间的战略协作关系，不可能也不会使双方久已存在的基本矛盾抹平或消除，两国关系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善。尽管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从总体上讲，经济合作正在替代昔日的军备竞赛，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冷战思维并未根除。美国自恃超强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把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世界范围内的“热点”几乎都同美国插手有关。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它的“重振雄风”的宏伟计划并不为美国所接受。美国不愿也不希望看到俄罗斯的复兴和强大，更不愿看到中俄同时崛起形成与美国相抗衡的局面。正如一位有白宫背景、影响美国当局政策的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教授所言：“美国过去和现在都不允许别人强大，不允许他人同美国竞争，不允许别人向美国的利益和美国有影响的地区发起挑战……美国的外交就是实力政策。美国要实现世界上无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局面。”

尽管俄国的经济实力因当年陷入美苏军备竞争而大大受损，至今尚未恢复到当年的水平，但“俄国仍是一头具有相当军事和科技实力却已受伤的熊。”为了治愈自己的创伤，普京忍痛实施俄国式的“韬光养晦”：自“911”事件以来，不得不百般向美国作出让步和妥协，不得不同美国进行一笔又一笔的交易，尽管回报无几，屡遭国人指责他亦在所不惜。当然，普京从美国那里也得到了两件东西，一是以条约形式确定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库，俄国决心要拿到美国承诺的200亿美元的“销毁费”；二是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期望由此而减轻入世的代价。然而俄国也有点太看重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了，殊不知作为俄美关系支柱的安全、能源、入世等问题决不会轻易得到解决。历史是如此记载，未来也将如此表明。

俄美之间的相互制约要远远大于相互协调。一个是能源生产大国，一个是能源消费大国，相互争夺能源、控制能源的局面不可逆转，尽管双方高喊能源合作。普京融入欧洲的大业，美国也不可能乐观其成。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美之间很难形成稳定、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

不能泛化战略伙伴关系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是基于应对各自内外战略利益的需要而确立的。在国际上，美国的霸权主义横行：藐视国际公法，超越联合国，独断独行，危及冷战后好不容易形成的“和平与发展”的大好局面。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负有国际责任，既要维护大国战略均势，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又要阻止和推迟世界范围的大战发生，确保各国建设、发展的和平环境。中俄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是遏制美国霸权主义的一支中坚力量。在国内，中俄亟需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促进各自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于是双双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重振俄罗斯”的决策，提出了外交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和确保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害的口号。

正是这种内外形势的客观需求，加上中俄两国山水相连4300多公里，无论是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还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相互借鉴、互通有无、共同进步，从客观上都必须促成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6年4月当叶利钦第二次访华提出将两国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时，正好与中方的想法不谋而合，一拍即成，俄方同意中方提出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议。于是两国在军事、航空航天、能源、科技、资源、运输、经贸等领域的合作迅速发展；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共识增多，在国际反恐和维护和平战略均势、遏制霸权主义等方面的合作、协调有序进行。中俄双方深知，在当今科技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只有通过相互合作、相互协调才能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俄罗斯的振兴计划，离不开对西伯利亚和俄远东地区的开发——它的资源出口以及支撑俄欧洲部分的经济发展都需依赖这两个地区。而若要开发这两个地区，却又亟需同近邻的中国、朝鲜等开展合作。当年俄国伟大科学家罗蒙诺索夫曾预言：“中国的富强有赖于西伯利亚，而西伯利亚的昌盛有待于中国”。俄罗斯的“双头鹰外交政策”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发展战略，除了中国自身的“东西互动、远近兼顾、上下结合”，余下的就是相互的“内外交流、多方协调”，其中就包括充分利用外部因素，促进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间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对双方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双方战略关系中共性与特性出现不对称或发生矛盾时，双方应从大局出发，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互谅互让，协商解决争纷。当然，凡事都有一个度，也不能为了维护战略伙伴关系，就一味迁就，处处礼让。个中就需要审时度势，把握策略的运用。

鉴于美国在中俄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美国在当今国际事务中的实际作用，中俄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继续沿袭1960年代前相互协调一致的“联合反美”方针政策。作为战略伙伴，两国如能把各自的国内外战略目标如实施行就足矣。但是如果把什么事情都同战略伙伴关系挂钩、联想，甚至把它泛化，那才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也于事无补。

综观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战略伙伴关系，诸如：北约成员国之间、美日之间、美欧之间、欧盟成员国之间、法德之间、俄美之间、独联体成员国之间、东盟各国之间、俄印之间、中国与东盟之间、中东和拉美有关区域组织成员国之间等等，各具特色，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着眼于大局，却又是松散型的。然而它们的内涵都不能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度和广度相比。

中俄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共同求和平谋发展是主流，但也存在相互间的制约、矛盾等不和谐的东西，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关键在于双方能否理智对待，能否淡化情绪因素，策略运用是否得体。要妥善处理变数以维护双方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共同利益。战略伙伴关系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以相互间多领域、多层次的友好交往为依托，否则这种关系就缺乏牢固的根基。只有扩大交往才能消除隔阂。回顾过去，两国在文化、教育、艺术、体育等领域，在新闻媒体和地区之间的交往远远不够。尽管我们不能同1950年代的中苏关系相比，但为维护业已形成的、且又为双方重视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当年的某种“激情”今天仍然需要，当然内容和方式不可能照搬。事在人为，比如加强同俄私人集团的联系，积极推进俄杜马中院外议员团的活动，扩大方方面面的人文交流等等，其实做起来并不难，问题在于想不想做。（秦宣仁）

学习时报 2003年11月18日秦宣仁：中俄关系:战略伙伴的求同存异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早已确立，内涵也不断充实，但两国关系中的变数时时浮现。人们对近两年来的双边关系议论纷纷。在官方和学者的公开评论中，往往冠以外交辞令和比较宽慰的词藻，泛泛而不触及实质，究竟应如何理解和审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既是独立的两极 又互为战略伙伴

中俄关系是在经历了中苏关系风风雨雨40年的基础上确立的，它既有历史的痕迹，又有新意。双方都认为，过去的那种“同盟关系”已不适应今天的国际形势、大国关系格局和各自对外战略的需要。由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外交义务、经贸合约以及对外债务，因此中俄两国的外交、经贸关系就必然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

中俄双方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又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鉴于历史沿革和地缘区位等因素，在当今世界多极结构中，中俄两国作为举足轻重的两极，既构成了中、俄、美全局性的三角关系，同时也构成了诸如俄、美、欧和中、美、日乃至中、俄、美、日等地区性的大小三角关系。但不要忘记，中俄既是独立的两极，有着各自的对外战略利益和战略需求，有着各自的战略目标和各自选择的适用自己的外交手法和策略，同时却又互为“战略伙伴关系”；这很平常，却又不一般。两国既有因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领土问题形成的不信任和猜疑，又有长期友好交往、紧密的经贸和科技合作、甚至有过互助同盟的情结，使得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既特殊，又复杂；它们既有共同的战略目标，即战略共性——维护世界和平，确保大国战略均势，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联合国和国际公约权威，遏制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合作，发挥经济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等；又有基于各自民族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特性——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内涵。加上在中俄各自的外交天平上，都把改善和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发展同美国的合作摆在首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兼容性有限，它往往受制于美国的因素。尽管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共性和特性并存，但是在维护和确保各自战略特性的前提下，在当今大国关系格局的情况下，双方对战略共性因素的充分、有效发挥都寄于厚望。中国载人航天飞船升空成功以及安全返回地球后，中美在未来太空中的对峙成分增大。这时中俄间的协调和合作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因此，客观地、平静地、不带情绪地看待战略伙伴关系，因势利导地、稳妥地处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在当前尤为重要。

国际关系的准则是：各国有权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外交抉择或决断，有权选择自己的外交活动，但应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前提。然而外交就是外交。任何把外交理想化、学术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现实的。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了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对外活动后，毅然提出“在对外关系中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的重要论断，从而使我国赢得了对外活动中的主动空间，开拓了回旋余地。一国外交的根本使命就是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因此，世界上只有永恒不变的民族利益，没有永恒不变的外交关系。各国都是要随着形势的变化、时间的变迁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其着眼点都是本身的战略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普京在对华关系上常常出现变数也就不足为奇——俄罗斯就是按照怎样对它有利就怎样行事的准则来展现它的外交活动的。这次有关石油管道项目的推迟、变更、久拖不决便是最好的说明，其中不乏谋略和技巧的运作。当今国际关系的特点之一就是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相互交替，但最终是谋求战略经济利益。

待之以平常心

1990年代以来，国际上形成的双边、多边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增多，内容也不尽相同，有的侧重地缘政治，有的侧重战略协作，有的侧重军事，有的侧重经济，也有较全面的。从外交关系上讲，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一种非常严谨的、具有很强约束力的国际关系。说到底，战略伙伴关系是指双边或多边在国际事务中，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在战略方向、战略关系、战略合作诸方面互为伙伴，能体现在国际和地区范围内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而且一般都签署有相应的协定或条约作为法律基础。这种战略伙伴关系都根植于各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毫不相干。中国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是如此。

前不久俄美元首在美国戴维营会晤时提到双方建立的“新型战略协作关系”，这也是战略伙伴关系的一种，就其内涵而言，它也包括相互间的战略合作和战略协调，也体现了双方的战略方向和战略利益，如联合反恐、削减战略武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联合打击毒品走私、反洗钱等等。但众所周知，俄美关系时好时坏，它们之间的战略协作关系，不可能也不会使双方久已存在的基本矛盾抹平或消除，两国关系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善。尽管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从总体上讲，经济合作正在替代昔日的军备竞赛，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冷战思维并未根除。美国自恃超强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把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世界范围内的“热点”几乎都同美国插手有关。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它的“重振雄风”的宏伟计划并不为美国所接受。美国不愿也不希望看到俄罗斯的复兴和强大，更不愿看到中俄同时崛起形成与美国相抗衡的局面。正如一位有白宫背景、影响美国当局政策的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教授所言：“美国过去和现在都不允许别人强大，不允许他人同美国竞争，不允许别人向美国的利益和美国有影响的地区发起挑战……美国的外交就是实力政策。美国要实现世界上无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局面。”

尽管俄国的经济实力因当年陷入美苏军备竞争而大大受损，至今尚未恢复到当年的水平，但“俄国仍是一头具有相当军事和科技实力却已受伤的熊。”为了治愈自己的创伤，普京忍痛实施俄国式的“韬光养晦”：自“911”事件以来，不得不百般向美国作出让步和妥协，不得不同美国进行一笔又一笔的交易，尽管回报无几，屡遭国人指责他亦在所不惜。当然，普京从美国那里也得到了两件东西，一是以条约形式确定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库，俄国决心要拿到美国承诺的200亿美元的“销毁费”；二是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期望由此而减轻入世的代价。然而俄国也有点太看重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了，殊不知作为俄美关系支柱的安全、能源、入世等问题决不会轻易得到解决。历史是如此记载，未来也将如此表明。

俄美之间的相互制约要远远大于相互协调。一个是能源生产大国，一个是能源消费大国，相互争夺能源、控制能源的局面不可逆转，尽管双方高喊能源合作。普京融入欧洲的大业，美国也不可能乐观其成。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美之间很难形成稳定、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

不能泛化战略伙伴关系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是基于应对各自内外战略利益的需要而确立的。在国际上，美国的霸权主义横行：藐视国际公法，超越联合国，独断独行，危及冷战后好不容易形成的“和平与发展”的大好局面。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负有国际责任，既要维护大国战略均势，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又要阻止和推迟世界范围的大战发生，确保各国建设、发展的和平环境。中俄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是遏制美国霸权主义的一支中坚力量。在国内，中俄亟需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促进各自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于是双双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重振俄罗斯”的决策，提出了外交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和确保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害的口号。

正是这种内外形势的客观需求，加上中俄两国山水相连4300多公里，无论是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还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相互借鉴、互通有无、共同进步，从客观上都必须促成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6年4月当叶利钦第二次访华提出将两国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时，正好与中方的想法不谋而合，一拍即成，俄方同意中方提出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议。于是两国在军事、航空航天、能源、科技、资源、运输、经贸等领域的合作迅速发展；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共识增多，在国际反恐和维护和平战略均势、遏制霸权主义等方面的合作、协调有序进行。中俄双方深知，在当今科技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只有通过相互合作、相互协调才能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俄罗斯的振兴计划，离不开对西伯利亚和俄远东地区的开发——它的资源出口以及支撑俄欧洲部分的经济发展都需依赖这两个地区。而若要开发这两个地区，却又亟需同近邻的中国、朝鲜等开展合作。当年俄国伟大科学家罗蒙诺索夫曾预言：“中国的富强有赖于西伯利亚，而西伯利亚的昌盛有待于中国”。俄罗斯的“双头鹰外交政策”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发展战略，除了中国自身的“东西互动、远近兼顾、上下结合”，余下的就是相互的“内外交流、多方协调”，其中就包括充分利用外部因素，促进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间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对双方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双方战略关系中共性与特性出现不对称或发生矛盾时，双方应从大局出发，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互谅互让，协商解决争纷。当然，凡事都有一个度，也不能为了维护战略伙伴关系，就一味迁就，处处礼让。个中就需要审时度势，把握策略的运用。

鉴于美国在中俄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美国在当今国际事务中的实际作用，中俄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继续沿袭1960年代前相互协调一致的“联合反美”方针政策。作为战略伙伴，两国如能把各自的国内外战略目标如实施行就足矣。但是如果把什么事情都同战略伙伴关系挂钩、联想，甚至把它泛化，那才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也于事无补。

综观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战略伙伴关系，诸如：北约成员国之间、美日之间、美欧之间、欧盟成员国之间、法德之间、俄美之间、独联体成员国之间、东盟各国之间、俄印之间、中国与东盟之间、中东和拉美有关区域组织成员国之间等等，各具特色，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着眼于大局，却又是松散型的。然而它们的内涵都不能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度和广度相比。

中俄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共同求和平谋发展是主流，但也存在相互间的制约、矛盾等不和谐的东西，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关键在于双方能否理智对待，能否淡化情绪因素，策略运用是否得体。要妥善处理变数以维护双方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共同利益。战略伙伴关系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以相互间多领域、多层次的友好交往为依托，否则这种关系就缺乏牢固的根基。只有扩大交往才能消除隔阂。回顾过去，两国在文化、教育、艺术、体育等领域，在新闻媒体和地区之间的交往远远不够。尽管我们不能同1950年代的中苏关系相比，但为维护业已形成的、且又为双方重视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当年的某种“激情”今天仍然需要，当然内容和方式不可能照搬。事在人为，比如加强同俄私人集团的联系，积极推进俄杜马中院外议员团的活动，扩大方方面面的人文交流等等，其实做起来并不难，问题在于想不想做。（秦宣仁）

学习时报 2003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