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胸怀天下才具备大国与大国民风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4:23:02
中国新闻周刊：胸怀天下才具备大国与大国民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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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03日
在外族人的灾难和自己人的困难之间，我们选择先帮助谁？
2005年元旦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是独特的——南亚被一场罕见的大海啸吞噬，中央电视台临时取消了元旦晚会，中国民间出现前所未有的救助国外灾民的热情。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的海水将20多万人的生命吞噬而去。当媒体传来班达亚齐海滨受海啸袭击前后的图片时，国人开始对千里之外的苦难感同身受。
中国政府在26日当天宣布，向受灾国提供捐助2000余万元人民币。随着灾难导致的死亡人数呈几何级数的攀升，政府追加的5亿元捐助在中国的援外历史上创造了纪录。
让全世界更加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民间的人道主义激情。虽然捐助渠道的有所限制，但民间捐助仍然超过了6亿元。中国邮政下达规定，对印度洋海啸捐款免收手续费。这样对捐款免收手续费在新中国历史上只有三次：一是非典，二是禽流感，三就是这次印度洋海啸。显然，前两次都是我们自己的灾难。而这一次，是为了帮助万里之外的别的国家和人民。
中国红十字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说：“虽然这不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捐助海外受灾民众，但这是捐助规模最大和热情最高的一次。”
世界公民意识
曾经一度，中国人有一段为了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而自己挨饿的历史。1975年，中国曾经把全国财政支出的6.9%用于对外援助。但“共同成员”“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援助引发了功利的联想，过于强悍的国家意志也让国民意志显得柔弱。
很显然，中国对海啸受灾国的援助已经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樊篱。
国民的自发行动，则在国家意志之外表现出了独立的“世界公民”意识。“这种世界公民意识，是以所有生活在地球村的人为休戚相关的‘公民共同体’，是将公民责任与道义放在全球化的背景当中去的普世伦理。” 浙江大学教授张国清说。
对于是否捐助印尼这个有着数次排华记录的国家，中国人的国际意识接受了一次挑战。
“华人曾经被不公平对待，海洋领土有纠纷,这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和捐款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知道不应该因为这些事情的存在而减少一丝一毫的同情。” 一位捐助者这样说。
2005年1月10日，向印尼捐赠100万元人民币的杭州老人蒋敏德给印尼总统苏西洛的汇票上附言：“苏西洛总统：请赶快提取现汇，帮助灾民重建家园——一位中国公民。”蒋敏德说：“把捐款直接汇给总统，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告诉他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的温总理在关心着海啸灾民，中国的普通公民也同样心系灾区。”
大国与大国民
西方大国曾经讽刺说，中国是“块头如此之大的搭便车者”。一个并不陌生的例子，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就曾受到“只享受权利，而无视义务”的严厉批评。
在冷战的气氛下，中国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采取了不参与、不投票、不摊费的消极政策。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在80年代伴随着对整个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开始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采取谨慎的积极态度。1990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首次向中东地区派遣了5名维和军事观察员，从此拉开了中国军队参与世界维和行动的序幕。十多年间，中国已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2005年8月19日，美国记者霍华德·弗伦奇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优先”的处事方式:一个丧失掉的机会》。文中提了一些十分有益的意见：中国现在经济已经很强大了，但除了做生意，还应该在文化、在人类普适的价值观上，存有激励和引导这个世界的理想和责任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表示，虽然在向地震、海啸地区的援助金额方面，日本、美国展示了相对于中国的巨大优势，但中国在援助中的表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里程碑式的。“这是中国人愿意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一个信号。”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阮次山曾模仿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口吻说，期望有生之年能见到，中国民众都能具备真正的大国民风范——自信、宽容、雍雅、关怀。
捐与不捐
在中国民间对外捐助热情渐涨的时候，一些人提出了质疑——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事情没处理好之前，还要管别人的事吗？
一些人认为，基于经济基础的“先内后外论”是最显“合理性”的——国内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扶助，如失学儿童、贫困人群、矿难工人等等，他们是不是更需要援助？持这种观点者断言，巨大的社会差距带来的后果，是当社会中出现“大国国民”诉求的时候，底层社会解决不了温饱的人们很难引起共鸣，即便诉求是对的，大国国民思维也只能是属于部分人。
而舆论对对外援助的过度政治解读，让一些人陷入了“援助只是外交手段”的误解，失去了原先对人道主义的热情。
此外，一些程序上的复杂问题，也打击了群众的捐款热情。
2005年1月1日，民政部出台了《关于开展对印度洋海啸灾区民间捐赠活动的紧急通知》，规定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慈善会和各地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接受捐赠，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不得接受社会捐赠。
对于独立程序的坚持，让一些人放弃了捐助的打算。也有人认为，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不一定必然能保证募捐活动的纯洁。出于对善款“安全性”的考虑，少数人没有把钱捐给国内机构，而是直接汇往了受灾国。
各种意见中，捐还是不捐的争论仍在继续……
而与此同时，外族人的灾难仍在考验中国人的世界公民意识。2005年8月，美国南部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两万人失踪，估计死亡人数超过一万，新奥尔良市满目疮痍，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援助发达国家。灾难后的第三天，中国红十字会将10万美元汇往美国，随后，中国政府又向美提供了500万美元的救灾款及物资。
2005年10月，南亚发生大地震，8万余人死亡，百万人无家可归。中国政府分三次先后向巴基斯坦提供了2673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寒冬将至前，中华慈善总会捐助的价值4000万人民币的帐篷运抵巴基斯坦。
层出不穷的灾难不断敲打着人类脆弱的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精细的计算只会增加内心的纠缠，遵从人性的呼喊才可以少些折磨。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大家不分种族、阶级、职业、出身，都应在人类的大灾难面前尽其所能。惟其如此，人类才可以在日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正如海明威所说：“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必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王艳）中国新闻周刊：胸怀天下才具备大国与大国民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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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03日
在外族人的灾难和自己人的困难之间，我们选择先帮助谁？
2005年元旦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是独特的——南亚被一场罕见的大海啸吞噬，中央电视台临时取消了元旦晚会，中国民间出现前所未有的救助国外灾民的热情。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的海水将20多万人的生命吞噬而去。当媒体传来班达亚齐海滨受海啸袭击前后的图片时，国人开始对千里之外的苦难感同身受。
中国政府在26日当天宣布，向受灾国提供捐助2000余万元人民币。随着灾难导致的死亡人数呈几何级数的攀升，政府追加的5亿元捐助在中国的援外历史上创造了纪录。
让全世界更加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民间的人道主义激情。虽然捐助渠道的有所限制，但民间捐助仍然超过了6亿元。中国邮政下达规定，对印度洋海啸捐款免收手续费。这样对捐款免收手续费在新中国历史上只有三次：一是非典，二是禽流感，三就是这次印度洋海啸。显然，前两次都是我们自己的灾难。而这一次，是为了帮助万里之外的别的国家和人民。
中国红十字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说：“虽然这不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捐助海外受灾民众，但这是捐助规模最大和热情最高的一次。”
世界公民意识
曾经一度，中国人有一段为了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而自己挨饿的历史。1975年，中国曾经把全国财政支出的6.9%用于对外援助。但“共同成员”“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援助引发了功利的联想，过于强悍的国家意志也让国民意志显得柔弱。
很显然，中国对海啸受灾国的援助已经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樊篱。
国民的自发行动，则在国家意志之外表现出了独立的“世界公民”意识。“这种世界公民意识，是以所有生活在地球村的人为休戚相关的‘公民共同体’，是将公民责任与道义放在全球化的背景当中去的普世伦理。” 浙江大学教授张国清说。
对于是否捐助印尼这个有着数次排华记录的国家，中国人的国际意识接受了一次挑战。
“华人曾经被不公平对待，海洋领土有纠纷,这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和捐款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知道不应该因为这些事情的存在而减少一丝一毫的同情。” 一位捐助者这样说。
2005年1月10日，向印尼捐赠100万元人民币的杭州老人蒋敏德给印尼总统苏西洛的汇票上附言：“苏西洛总统：请赶快提取现汇，帮助灾民重建家园——一位中国公民。”蒋敏德说：“把捐款直接汇给总统，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告诉他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的温总理在关心着海啸灾民，中国的普通公民也同样心系灾区。”
大国与大国民
西方大国曾经讽刺说，中国是“块头如此之大的搭便车者”。一个并不陌生的例子，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就曾受到“只享受权利，而无视义务”的严厉批评。
在冷战的气氛下，中国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采取了不参与、不投票、不摊费的消极政策。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在80年代伴随着对整个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开始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采取谨慎的积极态度。1990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首次向中东地区派遣了5名维和军事观察员，从此拉开了中国军队参与世界维和行动的序幕。十多年间，中国已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2005年8月19日，美国记者霍华德·弗伦奇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优先”的处事方式:一个丧失掉的机会》。文中提了一些十分有益的意见：中国现在经济已经很强大了，但除了做生意，还应该在文化、在人类普适的价值观上，存有激励和引导这个世界的理想和责任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表示，虽然在向地震、海啸地区的援助金额方面，日本、美国展示了相对于中国的巨大优势，但中国在援助中的表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里程碑式的。“这是中国人愿意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一个信号。”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阮次山曾模仿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口吻说，期望有生之年能见到，中国民众都能具备真正的大国民风范——自信、宽容、雍雅、关怀。
捐与不捐
在中国民间对外捐助热情渐涨的时候，一些人提出了质疑——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事情没处理好之前，还要管别人的事吗？
一些人认为，基于经济基础的“先内后外论”是最显“合理性”的——国内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扶助，如失学儿童、贫困人群、矿难工人等等，他们是不是更需要援助？持这种观点者断言，巨大的社会差距带来的后果，是当社会中出现“大国国民”诉求的时候，底层社会解决不了温饱的人们很难引起共鸣，即便诉求是对的，大国国民思维也只能是属于部分人。
而舆论对对外援助的过度政治解读，让一些人陷入了“援助只是外交手段”的误解，失去了原先对人道主义的热情。
此外，一些程序上的复杂问题，也打击了群众的捐款热情。
2005年1月1日，民政部出台了《关于开展对印度洋海啸灾区民间捐赠活动的紧急通知》，规定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慈善会和各地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接受捐赠，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不得接受社会捐赠。
对于独立程序的坚持，让一些人放弃了捐助的打算。也有人认为，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不一定必然能保证募捐活动的纯洁。出于对善款“安全性”的考虑，少数人没有把钱捐给国内机构，而是直接汇往了受灾国。
各种意见中，捐还是不捐的争论仍在继续……
而与此同时，外族人的灾难仍在考验中国人的世界公民意识。2005年8月，美国南部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两万人失踪，估计死亡人数超过一万，新奥尔良市满目疮痍，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援助发达国家。灾难后的第三天，中国红十字会将10万美元汇往美国，随后，中国政府又向美提供了500万美元的救灾款及物资。
2005年10月，南亚发生大地震，8万余人死亡，百万人无家可归。中国政府分三次先后向巴基斯坦提供了2673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寒冬将至前，中华慈善总会捐助的价值4000万人民币的帐篷运抵巴基斯坦。
层出不穷的灾难不断敲打着人类脆弱的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精细的计算只会增加内心的纠缠，遵从人性的呼喊才可以少些折磨。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大家不分种族、阶级、职业、出身，都应在人类的大灾难面前尽其所能。惟其如此，人类才可以在日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正如海明威所说：“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必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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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03日
在外族人的灾难和自己人的困难之间，我们选择先帮助谁？
2005年元旦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是独特的——南亚被一场罕见的大海啸吞噬，中央电视台临时取消了元旦晚会，中国民间出现前所未有的救助国外灾民的热情。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的海水将20多万人的生命吞噬而去。当媒体传来班达亚齐海滨受海啸袭击前后的图片时，国人开始对千里之外的苦难感同身受。
中国政府在26日当天宣布，向受灾国提供捐助2000余万元人民币。随着灾难导致的死亡人数呈几何级数的攀升，政府追加的5亿元捐助在中国的援外历史上创造了纪录。
让全世界更加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民间的人道主义激情。虽然捐助渠道的有所限制，但民间捐助仍然超过了6亿元。中国邮政下达规定，对印度洋海啸捐款免收手续费。这样对捐款免收手续费在新中国历史上只有三次：一是非典，二是禽流感，三就是这次印度洋海啸。显然，前两次都是我们自己的灾难。而这一次，是为了帮助万里之外的别的国家和人民。
中国红十字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说：“虽然这不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捐助海外受灾民众，但这是捐助规模最大和热情最高的一次。”
世界公民意识
曾经一度，中国人有一段为了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而自己挨饿的历史。1975年，中国曾经把全国财政支出的6.9%用于对外援助。但“共同成员”“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援助引发了功利的联想，过于强悍的国家意志也让国民意志显得柔弱。
很显然，中国对海啸受灾国的援助已经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樊篱。
国民的自发行动，则在国家意志之外表现出了独立的“世界公民”意识。“这种世界公民意识，是以所有生活在地球村的人为休戚相关的‘公民共同体’，是将公民责任与道义放在全球化的背景当中去的普世伦理。” 浙江大学教授张国清说。
对于是否捐助印尼这个有着数次排华记录的国家，中国人的国际意识接受了一次挑战。
“华人曾经被不公平对待，海洋领土有纠纷,这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和捐款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知道不应该因为这些事情的存在而减少一丝一毫的同情。” 一位捐助者这样说。
2005年1月10日，向印尼捐赠100万元人民币的杭州老人蒋敏德给印尼总统苏西洛的汇票上附言：“苏西洛总统：请赶快提取现汇，帮助灾民重建家园——一位中国公民。”蒋敏德说：“把捐款直接汇给总统，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告诉他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的温总理在关心着海啸灾民，中国的普通公民也同样心系灾区。”
大国与大国民
西方大国曾经讽刺说，中国是“块头如此之大的搭便车者”。一个并不陌生的例子，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就曾受到“只享受权利，而无视义务”的严厉批评。
在冷战的气氛下，中国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采取了不参与、不投票、不摊费的消极政策。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在80年代伴随着对整个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开始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采取谨慎的积极态度。1990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首次向中东地区派遣了5名维和军事观察员，从此拉开了中国军队参与世界维和行动的序幕。十多年间，中国已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2005年8月19日，美国记者霍华德·弗伦奇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优先”的处事方式:一个丧失掉的机会》。文中提了一些十分有益的意见：中国现在经济已经很强大了，但除了做生意，还应该在文化、在人类普适的价值观上，存有激励和引导这个世界的理想和责任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表示，虽然在向地震、海啸地区的援助金额方面，日本、美国展示了相对于中国的巨大优势，但中国在援助中的表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里程碑式的。“这是中国人愿意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一个信号。”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阮次山曾模仿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口吻说，期望有生之年能见到，中国民众都能具备真正的大国民风范——自信、宽容、雍雅、关怀。
捐与不捐
在中国民间对外捐助热情渐涨的时候，一些人提出了质疑——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事情没处理好之前，还要管别人的事吗？
一些人认为，基于经济基础的“先内后外论”是最显“合理性”的——国内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扶助，如失学儿童、贫困人群、矿难工人等等，他们是不是更需要援助？持这种观点者断言，巨大的社会差距带来的后果，是当社会中出现“大国国民”诉求的时候，底层社会解决不了温饱的人们很难引起共鸣，即便诉求是对的，大国国民思维也只能是属于部分人。
而舆论对对外援助的过度政治解读，让一些人陷入了“援助只是外交手段”的误解，失去了原先对人道主义的热情。
此外，一些程序上的复杂问题，也打击了群众的捐款热情。
2005年1月1日，民政部出台了《关于开展对印度洋海啸灾区民间捐赠活动的紧急通知》，规定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慈善会和各地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接受捐赠，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不得接受社会捐赠。
对于独立程序的坚持，让一些人放弃了捐助的打算。也有人认为，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不一定必然能保证募捐活动的纯洁。出于对善款“安全性”的考虑，少数人没有把钱捐给国内机构，而是直接汇往了受灾国。
各种意见中，捐还是不捐的争论仍在继续……
而与此同时，外族人的灾难仍在考验中国人的世界公民意识。2005年8月，美国南部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两万人失踪，估计死亡人数超过一万，新奥尔良市满目疮痍，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援助发达国家。灾难后的第三天，中国红十字会将10万美元汇往美国，随后，中国政府又向美提供了500万美元的救灾款及物资。
2005年10月，南亚发生大地震，8万余人死亡，百万人无家可归。中国政府分三次先后向巴基斯坦提供了2673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寒冬将至前，中华慈善总会捐助的价值4000万人民币的帐篷运抵巴基斯坦。
层出不穷的灾难不断敲打着人类脆弱的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精细的计算只会增加内心的纠缠，遵从人性的呼喊才可以少些折磨。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大家不分种族、阶级、职业、出身，都应在人类的大灾难面前尽其所能。惟其如此，人类才可以在日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正如海明威所说：“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必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王艳）中国新闻周刊：胸怀天下才具备大国与大国民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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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03日
在外族人的灾难和自己人的困难之间，我们选择先帮助谁？
2005年元旦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是独特的——南亚被一场罕见的大海啸吞噬，中央电视台临时取消了元旦晚会，中国民间出现前所未有的救助国外灾民的热情。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的海水将20多万人的生命吞噬而去。当媒体传来班达亚齐海滨受海啸袭击前后的图片时，国人开始对千里之外的苦难感同身受。
中国政府在26日当天宣布，向受灾国提供捐助2000余万元人民币。随着灾难导致的死亡人数呈几何级数的攀升，政府追加的5亿元捐助在中国的援外历史上创造了纪录。
让全世界更加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民间的人道主义激情。虽然捐助渠道的有所限制，但民间捐助仍然超过了6亿元。中国邮政下达规定，对印度洋海啸捐款免收手续费。这样对捐款免收手续费在新中国历史上只有三次：一是非典，二是禽流感，三就是这次印度洋海啸。显然，前两次都是我们自己的灾难。而这一次，是为了帮助万里之外的别的国家和人民。
中国红十字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说：“虽然这不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捐助海外受灾民众，但这是捐助规模最大和热情最高的一次。”
世界公民意识
曾经一度，中国人有一段为了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而自己挨饿的历史。1975年，中国曾经把全国财政支出的6.9%用于对外援助。但“共同成员”“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援助引发了功利的联想，过于强悍的国家意志也让国民意志显得柔弱。
很显然，中国对海啸受灾国的援助已经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樊篱。
国民的自发行动，则在国家意志之外表现出了独立的“世界公民”意识。“这种世界公民意识，是以所有生活在地球村的人为休戚相关的‘公民共同体’，是将公民责任与道义放在全球化的背景当中去的普世伦理。” 浙江大学教授张国清说。
对于是否捐助印尼这个有着数次排华记录的国家，中国人的国际意识接受了一次挑战。
“华人曾经被不公平对待，海洋领土有纠纷,这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和捐款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知道不应该因为这些事情的存在而减少一丝一毫的同情。” 一位捐助者这样说。
2005年1月10日，向印尼捐赠100万元人民币的杭州老人蒋敏德给印尼总统苏西洛的汇票上附言：“苏西洛总统：请赶快提取现汇，帮助灾民重建家园——一位中国公民。”蒋敏德说：“把捐款直接汇给总统，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告诉他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的温总理在关心着海啸灾民，中国的普通公民也同样心系灾区。”
大国与大国民
西方大国曾经讽刺说，中国是“块头如此之大的搭便车者”。一个并不陌生的例子，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就曾受到“只享受权利，而无视义务”的严厉批评。
在冷战的气氛下，中国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采取了不参与、不投票、不摊费的消极政策。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在80年代伴随着对整个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开始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采取谨慎的积极态度。1990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首次向中东地区派遣了5名维和军事观察员，从此拉开了中国军队参与世界维和行动的序幕。十多年间，中国已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2005年8月19日，美国记者霍华德·弗伦奇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优先”的处事方式:一个丧失掉的机会》。文中提了一些十分有益的意见：中国现在经济已经很强大了，但除了做生意，还应该在文化、在人类普适的价值观上，存有激励和引导这个世界的理想和责任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表示，虽然在向地震、海啸地区的援助金额方面，日本、美国展示了相对于中国的巨大优势，但中国在援助中的表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里程碑式的。“这是中国人愿意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一个信号。”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阮次山曾模仿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口吻说，期望有生之年能见到，中国民众都能具备真正的大国民风范——自信、宽容、雍雅、关怀。
捐与不捐
在中国民间对外捐助热情渐涨的时候，一些人提出了质疑——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事情没处理好之前，还要管别人的事吗？
一些人认为，基于经济基础的“先内后外论”是最显“合理性”的——国内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扶助，如失学儿童、贫困人群、矿难工人等等，他们是不是更需要援助？持这种观点者断言，巨大的社会差距带来的后果，是当社会中出现“大国国民”诉求的时候，底层社会解决不了温饱的人们很难引起共鸣，即便诉求是对的，大国国民思维也只能是属于部分人。
而舆论对对外援助的过度政治解读，让一些人陷入了“援助只是外交手段”的误解，失去了原先对人道主义的热情。
此外，一些程序上的复杂问题，也打击了群众的捐款热情。
2005年1月1日，民政部出台了《关于开展对印度洋海啸灾区民间捐赠活动的紧急通知》，规定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慈善会和各地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接受捐赠，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不得接受社会捐赠。
对于独立程序的坚持，让一些人放弃了捐助的打算。也有人认为，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不一定必然能保证募捐活动的纯洁。出于对善款“安全性”的考虑，少数人没有把钱捐给国内机构，而是直接汇往了受灾国。
各种意见中，捐还是不捐的争论仍在继续……
而与此同时，外族人的灾难仍在考验中国人的世界公民意识。2005年8月，美国南部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两万人失踪，估计死亡人数超过一万，新奥尔良市满目疮痍，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援助发达国家。灾难后的第三天，中国红十字会将10万美元汇往美国，随后，中国政府又向美提供了500万美元的救灾款及物资。
2005年10月，南亚发生大地震，8万余人死亡，百万人无家可归。中国政府分三次先后向巴基斯坦提供了2673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寒冬将至前，中华慈善总会捐助的价值4000万人民币的帐篷运抵巴基斯坦。
层出不穷的灾难不断敲打着人类脆弱的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精细的计算只会增加内心的纠缠，遵从人性的呼喊才可以少些折磨。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大家不分种族、阶级、职业、出身，都应在人类的大灾难面前尽其所能。惟其如此，人类才可以在日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正如海明威所说：“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必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王艳）
中国算老几？“世界排名”成无法摆脱的心理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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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03日
有过近代遭列强欺侮、“落后就要挨打”深刻烙印的中国人，在经济崛起国力大增后，“世界排名”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心理情结
2006年7月，BBC网站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对“世界第一”的看重和炫耀，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情结，文章援引了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观点。吴指出，弱国心态的特点，第一是喜欢夸大自己的成就和优点；第二是不喜欢提及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第三则是很介意人家的批评，不能冷静反思。吴建民说，“弱国心态”本质是缺乏信心。对于国家来说是“弱国心态”，延伸到个人，则属于“弱民心态”：虚荣、自卑、嫉妒、逆反，不能正视现实，无法正视自己。
而在各种争“世界第一”的努力中，中国人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动可以说最为典型。
“一流”的尴尬
中国教育部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明确目的的“985工程”计划显示，加上计划内二期建设的4所民族和农林院校，中国已经有共计38所大学将分别冲击“世界一流”“国际知名”和“国内外知名”的地位。
除在创建一流大学上启动最早的北大清华之外，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光明日报》撰文认为：人民大学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的条件。2005年初，复旦大学也宣布了学校“三步走”，经过10到20年的快速发展，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什么标准？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李越等列出了细化过的一堆指标：年度科研总经费达到10亿元，SCI(含SSCI)论文每年收录1500篇以上，Nature和Science论文每年以第一作者发表4篇，教师中有80名以上院士，教师获诺贝尔奖实现零的突破……然而“世界一流大学”其实是一个在长期历史中的逐渐被认同的群体，是难以进行量化的。何况国际间的大学排名也是各说各话，争议不断。比如武汉大学一家名为“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机构，根据在NATURE和SCIENCE的论文数量，以及国际核心期刊论文引用量，也做出了一份全球大学科研竞争力排名，其中中国的大学，除了台湾大学(153位)之外，全部名列200名以后，排名之间的悬殊由此可见。
今年七八月间，教育界最热闹的一件事，就是香港的若干所大学，来到内地招生，引发“北大清华已经沦为二流学校”的话题。这是很刺激内地高校的一种说法，当然会遭到北大清华的反驳。但是事实是，确实有相当多的尖子生，被香港的学校所吸引——这是正在争取“世界一流”的内地大学们所不愿看到的。
自大并自卑着
不仅“大学排名”如此，稍加留意便会发现，现在在中国媒体上不断被强调的“世界第一”越来越多，从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到海拔最高的铁路，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广州则有世界第一高的电视塔，世界头号的摩天轮，重庆新长江大桥是同类型桥梁的“世界第一”跨度，而复旦大学某学院的一栋建筑，仅因为酷似人眼，便被报纸称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眼睛建筑’”。
而在学界这种类似的高调张扬也已经越来越成为潮流。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文化界自信满满的“世纪末心态”就与西方迥异其趣，曾与殷海光进行中西文化论战的台湾学者侯立朝，1996年在《新闻天地》杂志发表《中国人世纪来临是真不是梦》一文，他说:“我坚信，‘中国人世纪’必会来临，这不是迷思，而是本于中国传统的剥复精神，败然后复仇，亡然后复国，置之死地而后生。剥、复是《易经》中的两个卦名，这两卦说明这样一个道理，阳气是剥不尽的，剥蚀到极点阳气必定复生。”
2006年1月5日，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发布了新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势两本黄皮书，其中名为《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的国际形势黄皮书，对世界主要大国的综合国力进行了比较，中国排名第六，排在美、英、俄、法、德之后，日本排第七。
这是中国在2006年迎来的第一个国际排名，它立刻经过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逸舟后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综合国力”的评估项目包括了自然资源、国内经济、进出口贸易、科技、军事、政府调控能力、外交、社会发展能力等八项。他说，这个概念曾由美国人提出，但目前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在使用。
“我们世界第六”，这个名次不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又在近代遭列强欺侮，变成列强们争夺瓜分对象的古老国度，“落后就要挨打”曾成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思维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崛起国力大增后，“世界排名”自然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无法摆脱的心理情结。
2006年1月，一本名为《大国的兴衰》的书，在中国大陆出了中文版。这本由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写的畅销书，看来特别打动当今中国人的心。这本书列举了1500年来在世界上称过霸的强国之兴衰，比如英、俄、哈布斯堡王朝、美国、德国、日本等，也包括了中国的明朝。书中充满不同时期各列强的各种指标排名。在王之明博士为它写的“推荐序”中说道：“中国最近的一次沉沦不过是19世纪的事。根据保罗·肯尼迪引用的贝罗克的数据，在180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在182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28.7%，比排名第二至四位的印、法、英三国的总和26.6%还要多。直到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的1895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一才被美国取代。”
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网上网下热议的话题，《印度教徒报》在今年9月份一篇报道称，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最新版《国家安全指数评估报告》将中国军事实力排在第二，这个排名借鉴和参考了中国社科院的“综合国力”概念，并且将一个国家所能凝聚的“人口力量”也作为一项指数。此排名很快在中国的网络上广为流传，并且变成了是由“英国权威研究机构”研究得出。
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人比较的对象，不是美、英这种发达国家，而是同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则许多中国人会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这被戏称为“2.5世界综合征”。比如，谈到南美国家时，可以见到在国内许多经济学论坛和经济类媒体上，学者们将巴西、智利、阿根廷这些国家列进“拉美化的深渊”，认为那里“出现了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已成为贫穷和混乱的代名词。然而根据另一项排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的2005年全球GDP排名情况，在人均GDP上，中国人均仅1352美元，排名全球112位，而墨西哥为6566美元，智利5742美元，阿根廷4132美元，连人口基数巨大的巴西也有3311美元。
整个中国似乎到处弥漫着一种浮夸之症，以功利为导向，以成败论英雄。特别令人不堪的是：由此引致的一种对于所谓“排名”的莫名兴奋，以至于对于中国的所有批评都成为禁脔。反之，极度渴望对中国的夸奖，这不仅给予外界一种同古老文明和大国底蕴绝不相称的暴发户式的气质，而且单就此时而言，这种扭曲的心态，使得我们社会的整体表现如同一个钟摆，不是在自大那一端上停留太长，就是在自卑那一端上停留太久。
正如，吴建民在上述同一次谈话中所言:“中国人要迈向‘大国强民’的健康心理，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郑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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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03日
有过近代遭列强欺侮、“落后就要挨打”深刻烙印的中国人，在经济崛起国力大增后，“世界排名”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心理情结
2006年7月，BBC网站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对“世界第一”的看重和炫耀，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情结，文章援引了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观点。吴指出，弱国心态的特点，第一是喜欢夸大自己的成就和优点；第二是不喜欢提及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第三则是很介意人家的批评，不能冷静反思。吴建民说，“弱国心态”本质是缺乏信心。对于国家来说是“弱国心态”，延伸到个人，则属于“弱民心态”：虚荣、自卑、嫉妒、逆反，不能正视现实，无法正视自己。
而在各种争“世界第一”的努力中，中国人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动可以说最为典型。
“一流”的尴尬
中国教育部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明确目的的“985工程”计划显示，加上计划内二期建设的4所民族和农林院校，中国已经有共计38所大学将分别冲击“世界一流”“国际知名”和“国内外知名”的地位。
除在创建一流大学上启动最早的北大清华之外，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光明日报》撰文认为：人民大学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的条件。2005年初，复旦大学也宣布了学校“三步走”，经过10到20年的快速发展，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什么标准？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李越等列出了细化过的一堆指标：年度科研总经费达到10亿元，SCI(含SSCI)论文每年收录1500篇以上，Nature和Science论文每年以第一作者发表4篇，教师中有80名以上院士，教师获诺贝尔奖实现零的突破……然而“世界一流大学”其实是一个在长期历史中的逐渐被认同的群体，是难以进行量化的。何况国际间的大学排名也是各说各话，争议不断。比如武汉大学一家名为“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机构，根据在NATURE和SCIENCE的论文数量，以及国际核心期刊论文引用量，也做出了一份全球大学科研竞争力排名，其中中国的大学，除了台湾大学(153位)之外，全部名列200名以后，排名之间的悬殊由此可见。
今年七八月间，教育界最热闹的一件事，就是香港的若干所大学，来到内地招生，引发“北大清华已经沦为二流学校”的话题。这是很刺激内地高校的一种说法，当然会遭到北大清华的反驳。但是事实是，确实有相当多的尖子生，被香港的学校所吸引——这是正在争取“世界一流”的内地大学们所不愿看到的。
自大并自卑着
不仅“大学排名”如此，稍加留意便会发现，现在在中国媒体上不断被强调的“世界第一”越来越多，从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到海拔最高的铁路，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广州则有世界第一高的电视塔，世界头号的摩天轮，重庆新长江大桥是同类型桥梁的“世界第一”跨度，而复旦大学某学院的一栋建筑，仅因为酷似人眼，便被报纸称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眼睛建筑’”。
而在学界这种类似的高调张扬也已经越来越成为潮流。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文化界自信满满的“世纪末心态”就与西方迥异其趣，曾与殷海光进行中西文化论战的台湾学者侯立朝，1996年在《新闻天地》杂志发表《中国人世纪来临是真不是梦》一文，他说:“我坚信，‘中国人世纪’必会来临，这不是迷思，而是本于中国传统的剥复精神，败然后复仇，亡然后复国，置之死地而后生。剥、复是《易经》中的两个卦名，这两卦说明这样一个道理，阳气是剥不尽的，剥蚀到极点阳气必定复生。”
2006年1月5日，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发布了新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势两本黄皮书，其中名为《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的国际形势黄皮书，对世界主要大国的综合国力进行了比较，中国排名第六，排在美、英、俄、法、德之后，日本排第七。
这是中国在2006年迎来的第一个国际排名，它立刻经过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逸舟后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综合国力”的评估项目包括了自然资源、国内经济、进出口贸易、科技、军事、政府调控能力、外交、社会发展能力等八项。他说，这个概念曾由美国人提出，但目前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在使用。
“我们世界第六”，这个名次不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又在近代遭列强欺侮，变成列强们争夺瓜分对象的古老国度，“落后就要挨打”曾成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思维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崛起国力大增后，“世界排名”自然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无法摆脱的心理情结。
2006年1月，一本名为《大国的兴衰》的书，在中国大陆出了中文版。这本由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写的畅销书，看来特别打动当今中国人的心。这本书列举了1500年来在世界上称过霸的强国之兴衰，比如英、俄、哈布斯堡王朝、美国、德国、日本等，也包括了中国的明朝。书中充满不同时期各列强的各种指标排名。在王之明博士为它写的“推荐序”中说道：“中国最近的一次沉沦不过是19世纪的事。根据保罗·肯尼迪引用的贝罗克的数据，在180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在182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28.7%，比排名第二至四位的印、法、英三国的总和26.6%还要多。直到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的1895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一才被美国取代。”
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网上网下热议的话题，《印度教徒报》在今年9月份一篇报道称，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最新版《国家安全指数评估报告》将中国军事实力排在第二，这个排名借鉴和参考了中国社科院的“综合国力”概念，并且将一个国家所能凝聚的“人口力量”也作为一项指数。此排名很快在中国的网络上广为流传，并且变成了是由“英国权威研究机构”研究得出。
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人比较的对象，不是美、英这种发达国家，而是同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则许多中国人会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这被戏称为“2.5世界综合征”。比如，谈到南美国家时，可以见到在国内许多经济学论坛和经济类媒体上，学者们将巴西、智利、阿根廷这些国家列进“拉美化的深渊”，认为那里“出现了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已成为贫穷和混乱的代名词。然而根据另一项排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的2005年全球GDP排名情况，在人均GDP上，中国人均仅1352美元，排名全球112位，而墨西哥为6566美元，智利5742美元，阿根廷4132美元，连人口基数巨大的巴西也有3311美元。
整个中国似乎到处弥漫着一种浮夸之症，以功利为导向，以成败论英雄。特别令人不堪的是：由此引致的一种对于所谓“排名”的莫名兴奋，以至于对于中国的所有批评都成为禁脔。反之，极度渴望对中国的夸奖，这不仅给予外界一种同古老文明和大国底蕴绝不相称的暴发户式的气质，而且单就此时而言，这种扭曲的心态，使得我们社会的整体表现如同一个钟摆，不是在自大那一端上停留太长，就是在自卑那一端上停留太久。
正如，吴建民在上述同一次谈话中所言:“中国人要迈向‘大国强民’的健康心理，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郑楚）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是谁 精神锚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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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03日
“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处于一国？又如何和“他们”共处于世界？当今国民认同的共识之底线在哪里？在求富变强？在意识形态？在晚清心态与儒家国教？——其实只在“民主加法治”
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度。1688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经外籍译员提醒并建议，清帝康熙放弃王朝称谓，同意以“中国”名义签约，“中国”才第一次获得“国名”。但在此前，中国人已经存在数千年，而且是以天下自居，只认王朝姓氏，不知“国名”“国民”为何物，活得很“自在”。此后二百年，有了“中国”这一国名，却不“自在”起来：我是谁？你是谁？“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处于一国？又如何和“他们”共处于世界？我们的精神锚地在哪里？所有这些，此前都不问，一旦惊问，立刻发展为精神危机，煎迫起所有人。
中国第二个奇怪的地方，用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1840年以前，是我们对人家不平等；1840年以后，是人家对我们不平等”，前后都是“不平等”，惟独缺少一个双方“平等”，无论是“他们”对“我们”，还是“我们”对“他们”，都在病态扭曲中。中国人不是自己睡醒的，而是被别人打醒的，这一打，打出了一个民族认同，是“他们”逼出了一个“我们”。
这个逼出来的“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其一，“富国强兵”不断成为民族最强音，非如此，不能凝聚人心，非如此，不能振衰除弊。但在“富”“强”之间，往往缺环。比如，“民主”使在上者变易为“为民做主”，在下者甘心“代我做主”，上下形成某种畸形共鸣结构。
其二，既“羡”又“憎”。既“羡慕”他们，又“憎恶”他们。这从今大学校园上下两端可以看见：老师辈举行汉学、中国学会议，时兴以英语发言，却是用英语声讨“西方帝国主义”；学生辈上午在课堂内大骂“他们”为“帝国主义”，下午则去“他们的”使馆门前排队等签证；更有已经赴外入籍者出国再爱国，出国更爱国，忽然更爱国。
其三，以政治意识形态满足心理饥渴。这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海外华人隔岸观火，认同“红海洋”沸腾为大中华崛起，引起当地居民不安，某些地区至今尚留阴影——当年个别学界精英回国短暂观光，被文革上层笼络，回去后大发高调，配合宣传。三十年后应该知道真相，却不为当年言论致歉，继续保持文革式爱国高调。
其四，新儒家国教诉求。改革开放至今，思想文化呈多元化格局，儒学也在恢复。少数人急不可耐，欲升儒学为儒家，再升儒教为国教。
还可以再举出其五、其六。只要有这些因素在，外交部发言人说再多遍“我们是和平崛起”，客观效果也会打折扣。这一轮中国经济之崛起，乃“三千年一大变局”，倘若唤起如此共识，恐怕不是精神文明，更不是政治文明。
求“富”变“强”不仅正当而且必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民主共识。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4月去耶鲁大学讲演，曾提及“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民主”为“富强”之纲，亦在“现代化”之上。“民主”为纲，方能下联社会，上联国防。
下联社会者，不是“均贫富”，而是“均民权”，以“民权”将社会大多数成员兜底托起，形成内聚之共识。社会有贫富，贫富会转化，而一时一地贫弱者总是大多数，共识若不从底部兜起，这个社会不被大多数人认同，和谐社会无从谈起。
上联国防者，自卫武力当然应发展，但必须以“民生”为底限，以“民主”为上限。武力倘能践踏“民生”，突破“民主”，听任少数人大放厥词，如“爆发核战，中国可牺牲西安以东为代价”，如此之“强”就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让人惊恐的“铁血之路”。普鲁士、日本国当年崛起，都走过这条道路，陷民族于内惑，陷人类于战祸。
既“羡”又“憎”，只是一个晚清心态，既丑且陋。那时在挨打中觉醒，刚失落前一种“不平等”，又落入后一种“不平等”，或为洋奴买办，或呈乱民暴起，难以建立健康心态。百年巨变，中国已经独立，经济日益崛起，既“羡”又“憎”的客观基础不复存在，没有理由继续停留于这一丑陋心态。二战后德国成焦土废墟，阿登纳重建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率战后内阁定期向盟军司令部汇报重建进程，须站立于地毯之后。阿登纳不亢不卑，留一脚于地毯之后，跨一脚踏上地毯，既承认德国战败是在盟军占领下重建民主，亦为德意志民族赢得应有尊严。阿登纳是60年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60年后中国境遇与当时德国不可同日而语，没有理由甘落人后，听任洋奴兼拳民之心态交替出现，自毁形象，令外人侧目。
以改革否定文革，虽一字之差，终于解救境内民众于水火，解脱境外华人于险地。如何维系多民族于一体，确实是大型、超大型国家之难题。苏联解体之前，有奥斯曼、奥匈帝国之解体，却也有加拿大、美利坚等成功范例。世界历史既有反面教训，也有正面经验，无论正反，能说明者无非是一常识：多民族内聚之凝固剂重在制度安排，只有以宪政维系民族，以民主维系人心，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支，其伦理部分在汉族农耕生活中留有传统老根，或可挖掘，亦可发扬；其政治部分，所谓“王道”“仁政”，在最好情况下仅止于古代之“民本观念”，祈求“圣君明相”；在更多情况下则表现为君权依附，复古政教合一。倘若公倡为国教，置汉族之外另外五十五个民族于何地？置汉族内部远离农耕生活的城市公民于何地？置汉族内外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等诸多非儒家信徒于何地？是否以乡村伦理强制城市生活，以汉族少数士人信仰凌驾多民族社会？
前不久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列出和谐社会六大要素，排列首位者为“民主与法治”。寻求中国人民族认同，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倘若做加法，每加一项，即排除一层合法公民，直至最后无可再加，此时最大者翻为最少者，宝塔尖只剩寥寥无几之寡头；倘若做减法，每减一项，即吸引一层合法公民，减至无可再减，最大公约数自然浮现，此时最少者翻为最大者，社会底座则扩大为全体居民。
当今社会共识的底线在哪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就在哪里。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我们”的精神锚地只是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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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03日
“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处于一国？又如何和“他们”共处于世界？当今国民认同的共识之底线在哪里？在求富变强？在意识形态？在晚清心态与儒家国教？——其实只在“民主加法治”
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度。1688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经外籍译员提醒并建议，清帝康熙放弃王朝称谓，同意以“中国”名义签约，“中国”才第一次获得“国名”。但在此前，中国人已经存在数千年，而且是以天下自居，只认王朝姓氏，不知“国名”“国民”为何物，活得很“自在”。此后二百年，有了“中国”这一国名，却不“自在”起来：我是谁？你是谁？“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处于一国？又如何和“他们”共处于世界？我们的精神锚地在哪里？所有这些，此前都不问，一旦惊问，立刻发展为精神危机，煎迫起所有人。
中国第二个奇怪的地方，用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1840年以前，是我们对人家不平等；1840年以后，是人家对我们不平等”，前后都是“不平等”，惟独缺少一个双方“平等”，无论是“他们”对“我们”，还是“我们”对“他们”，都在病态扭曲中。中国人不是自己睡醒的，而是被别人打醒的，这一打，打出了一个民族认同，是“他们”逼出了一个“我们”。
这个逼出来的“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其一，“富国强兵”不断成为民族最强音，非如此，不能凝聚人心，非如此，不能振衰除弊。但在“富”“强”之间，往往缺环。比如，“民主”使在上者变易为“为民做主”，在下者甘心“代我做主”，上下形成某种畸形共鸣结构。
其二，既“羡”又“憎”。既“羡慕”他们，又“憎恶”他们。这从今大学校园上下两端可以看见：老师辈举行汉学、中国学会议，时兴以英语发言，却是用英语声讨“西方帝国主义”；学生辈上午在课堂内大骂“他们”为“帝国主义”，下午则去“他们的”使馆门前排队等签证；更有已经赴外入籍者出国再爱国，出国更爱国，忽然更爱国。
其三，以政治意识形态满足心理饥渴。这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海外华人隔岸观火，认同“红海洋”沸腾为大中华崛起，引起当地居民不安，某些地区至今尚留阴影——当年个别学界精英回国短暂观光，被文革上层笼络，回去后大发高调，配合宣传。三十年后应该知道真相，却不为当年言论致歉，继续保持文革式爱国高调。
其四，新儒家国教诉求。改革开放至今，思想文化呈多元化格局，儒学也在恢复。少数人急不可耐，欲升儒学为儒家，再升儒教为国教。
还可以再举出其五、其六。只要有这些因素在，外交部发言人说再多遍“我们是和平崛起”，客观效果也会打折扣。这一轮中国经济之崛起，乃“三千年一大变局”，倘若唤起如此共识，恐怕不是精神文明，更不是政治文明。
求“富”变“强”不仅正当而且必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民主共识。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4月去耶鲁大学讲演，曾提及“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民主”为“富强”之纲，亦在“现代化”之上。“民主”为纲，方能下联社会，上联国防。
下联社会者，不是“均贫富”，而是“均民权”，以“民权”将社会大多数成员兜底托起，形成内聚之共识。社会有贫富，贫富会转化，而一时一地贫弱者总是大多数，共识若不从底部兜起，这个社会不被大多数人认同，和谐社会无从谈起。
上联国防者，自卫武力当然应发展，但必须以“民生”为底限，以“民主”为上限。武力倘能践踏“民生”，突破“民主”，听任少数人大放厥词，如“爆发核战，中国可牺牲西安以东为代价”，如此之“强”就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让人惊恐的“铁血之路”。普鲁士、日本国当年崛起，都走过这条道路，陷民族于内惑，陷人类于战祸。
既“羡”又“憎”，只是一个晚清心态，既丑且陋。那时在挨打中觉醒，刚失落前一种“不平等”，又落入后一种“不平等”，或为洋奴买办，或呈乱民暴起，难以建立健康心态。百年巨变，中国已经独立，经济日益崛起，既“羡”又“憎”的客观基础不复存在，没有理由继续停留于这一丑陋心态。二战后德国成焦土废墟，阿登纳重建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率战后内阁定期向盟军司令部汇报重建进程，须站立于地毯之后。阿登纳不亢不卑，留一脚于地毯之后，跨一脚踏上地毯，既承认德国战败是在盟军占领下重建民主，亦为德意志民族赢得应有尊严。阿登纳是60年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60年后中国境遇与当时德国不可同日而语，没有理由甘落人后，听任洋奴兼拳民之心态交替出现，自毁形象，令外人侧目。
以改革否定文革，虽一字之差，终于解救境内民众于水火，解脱境外华人于险地。如何维系多民族于一体，确实是大型、超大型国家之难题。苏联解体之前，有奥斯曼、奥匈帝国之解体，却也有加拿大、美利坚等成功范例。世界历史既有反面教训，也有正面经验，无论正反，能说明者无非是一常识：多民族内聚之凝固剂重在制度安排，只有以宪政维系民族，以民主维系人心，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支，其伦理部分在汉族农耕生活中留有传统老根，或可挖掘，亦可发扬；其政治部分，所谓“王道”“仁政”，在最好情况下仅止于古代之“民本观念”，祈求“圣君明相”；在更多情况下则表现为君权依附，复古政教合一。倘若公倡为国教，置汉族之外另外五十五个民族于何地？置汉族内部远离农耕生活的城市公民于何地？置汉族内外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等诸多非儒家信徒于何地？是否以乡村伦理强制城市生活，以汉族少数士人信仰凌驾多民族社会？
前不久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列出和谐社会六大要素，排列首位者为“民主与法治”。寻求中国人民族认同，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倘若做加法，每加一项，即排除一层合法公民，直至最后无可再加，此时最大者翻为最少者，宝塔尖只剩寥寥无几之寡头；倘若做减法，每减一项，即吸引一层合法公民，减至无可再减，最大公约数自然浮现，此时最少者翻为最大者，社会底座则扩大为全体居民。
当今社会共识的底线在哪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就在哪里。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我们”的精神锚地只是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朱学勤)
中国如何融入国际社会？ 挥去“受害者”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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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03日
27年的改革开放，让古老的中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形象展示在世界面前。中国所迸发的活力与潜力让世人刮目相看，而世界也向中国投以关注的目光：中国，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融入国际社会？它将会如何影响和改变世界？
中国日益体现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中国在国际冲突中积极斡旋，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也日益呈现出关怀世界的博爱精神。
然而，历史与现实、成功与挫败的碰撞与交织，让我们在摸索的过程中不时出现迷惘。文明古国的荣耀让我们骄傲，而近代史上整整一个世纪的丧权辱国，又让许多人至今仍然无法摆脱一种耻辱感和挫败感。其极端的表现方式，就是一种受害者心态及其衍生的极不理智的、盲目排外的情绪。此外，经济的繁荣也会让我们忘乎所以，盲目贪大求全，却不理会这种“大”和“全”是否真正适合自己。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中国与世界打交道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如何作为一个自信的、负责任的国家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肩负起和平与发展的使命，与世界共同成长，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挥去“受害者”梦魇
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和它的人民，应该保有温和与理性，同时积极而勇于进取
“中国人对历史很执着，对现状很敏感。”38岁的大学讲师史蒂芬这样对记者说。史蒂芬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爱尔兰人，五年前，他和一位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澳洲的女孩结了婚。
在史蒂芬的眼里，中国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是妻子小文最引以为荣的，这一点使他这个做丈夫的深受感染并为之骄傲。不过，史蒂芬也认为妻子像很多他所接触过的中国人一样，有一种他不能理解的“挫败感”。妻子常对他提起西方瓜分中国的历史，一直说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她没有经历过那些年代，但我感觉到这段历史在她心里有很深的印记，至今仍然让她感到愤怒。我跟她说，那帮侵略者确实混蛋，不过，老是耿耿于怀也没什么用啊。再说，现在谁敢欺负你们中国人啊，你们国家那么强大，人还那么多。”说到这里，史蒂芬笑了。
史蒂芬认为，爱尔兰人也经历过许多苦难。英国曾经统治了爱尔兰800年，至今北爱尔兰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19世纪30年代，大饥荒迫使大批的爱尔兰人离乡背井到世界各地谋生，饱受歧视。“中国的事情和爱尔兰可能不一样。不过，从历史包袱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中国要沉重得多。”
拖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执拗于过去所受到的屈辱，让我们许多中国人至今难以摆脱一种“受害者心理”和“耻辱感”，致使在国家逐渐强大起来的时候，仍然不能自信、理智地看待和处理身边发生的纷争与冲突。
赵燕事件的启示
2004年一名中国妇女遭到美国警察殴打，成为了检验中国人心态的典型事例。
当年7月21日，中国妇女赵燕在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旅游时被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警官殴打。事件发生后，中国媒体迅速报道了这起事件，并普遍佐以“中国女子在美国无故受欺”或干脆是“中国人海外受到欺凌”等标题。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国网民在评论此事时大多数是抱着一种“中国人被美国佬欺负”的看法，认为“美国损害了中国人的尊严，美国政府应该向中国人民道歉”，“现在不是八国联军时期了，美国不能这么欺负中国人”。一些网上跟帖的措辞甚为不可理喻——“最好再来一个9·11，把美国佬全灭了！”
事实上，赵燕事件发生当时，打人的警察刚刚抓捕一名贩毒嫌犯，而这时赵燕与同伴刚好路过，警察认为赵燕等人可能与嫌贩有关联，遂要求他们过来接受检查。但赵燕的同伴们纷纷逃开，警察冲上去抓捕他们，而这时赵燕有个掏口袋的动作。于是，如惊弓之鸟般的警察上前对她就是一阵猛打。打人的警察事后在法庭上声称，赵燕掏口袋的动作让他以为她有“拔枪”行为，因此他上前扭打赵燕，是“出于职业本能反应”。
然而，事情的真相和具体细节不幸被多数中国媒体和群众忽略。而即使抛开这些具体细节，这一事件的性质充其量只是一个坏警察滥施暴力的案件——警察在殴打赵燕时其实并不了解她是哪国人，“美国警察欺负中国人”之说无从谈起。而许多中国网民却将这起案件上升为一个有关民族尊严的政治事件。
稍加注意就可发现，在我们身边，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不断在蔓延。在这种情绪的左右下，中国人在对外交往的时候所经历的风波、冲突、挫折，往往在最后被归结为“民族尊严”问题。
在今年“9·18事件”纪念日当天，记者打开国内某网站，上面赫然刊登着一篇“国耻日勿忘国足耻辱历史”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在‘9·18’这个特殊敏感的日子，自然会引起国人的回忆，国家与民族曾经遭受的耻辱已经受到广大人民的关注，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体育项目——足球，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不轻……”
文章作者将中国在一个体育项目上所经历的挫折，归结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问题，并将其等同于当年日军发动“9·18”事件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甚至为这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找到了关联——“耻辱”。这段文字所体现出来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如此的淋漓尽致。
受害者心态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核心是一种受害者心态，而这种心态的产生源自中国近代史上所遭到的丧权辱国的严重的挫折感。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彼得·海斯·格里斯在《浅析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人民和情感》一文中说：“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仅仅认识中国的过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人自己是如何叙述他们民族的过去。”他认为，与希望结束“屈辱”的历史相矛盾的是，许多中国人重新揭开了多年前的伤疤。对于许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次对历史创伤的痛苦回顾，是用“受害式”的语言来表述的。
在其著作《中国的不安全感：屈辱，解脱，民族主义》中，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威廉·卡拉汗也提到了类似的看法。他指出，从中国的书店中充斥的一些历史书籍的名字，如《近代中国百年国耻地图集》《国耻录：中华百年图集》等等，便可领略到中国人对近代史的态度与看法。
的确，对于中国人而言，整一个近代史就是一个“耻辱的世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的枪炮打开了中国紧闭多年的大门，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北平，火烧圆明园；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进一步加速了半殖民地化进程；1900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随后入侵中国；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本入侵中国;1937年，日军攻打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整整一个世纪的落后挨打，在中国人的心口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洗刷我们的祖先们曾经受到过的屈辱。走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人应当为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巨大改变感到自豪、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的时候，那种难以释怀的屈辱感仍然让一些人敏感好斗。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的历史系教授奥维利·希尔认为，在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记忆，使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对外界充满高度疑心和戒心。一旦出现冲突与问题，就容易把原因归罪于外界。在其文章《中国的受害者情结》中，希尔写道：“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革命帮助它成为世界上充满自信的贸易动力，一个更加负责任的全球权力经纪人，甚至是给人安慰的军事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受困于过去屈辱的历史和深藏人们心底的受害者情结。”
无论是赵燕事件引起的强烈反应，还是在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中日决赛上中国观众的过激行为，实际上都是隐藏的受害者心态的瞬间爆发所致。
去年，在中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媒体上更多是对8年抗战期间中国人民所承受苦难与屈辱的描述与悲情，对于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光辉与荣耀却缺乏欢呼与喝彩。一些文章读完后，你甚至不觉得中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而仅仅是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之下的一只羔羊。
诚然，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当今的一些日本政治家仍然不能正确地面对历史问题。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中国人曾经是受害者，但中国人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摆脱了这个身份，我们更是一个胜利者，我们有理由感到光荣与骄傲。
中日关系问题不仅是历史的纠葛，也是现实利益的碰撞。带着过多对历史的悲情，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在心理学上，如果一个人摆脱不了受害者心态，就无法站在客观理性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更无法有效地解决与别人的冲突。作为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走向温和与理性
“即使是爱国，用不理智的方式表达也是可怕的。”一名摄影记者这样对笔者说。2005年4月9日，在日本出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后，北京一些学生自发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当时，这位摄影记者跟着游行队伍从中关村一路走到了建国门的日本驻华使馆。
“那次游行挺有秩序的，即使后来有人向使馆扔鸡蛋，我都认为情有可原。不过，两天后我去上海，在一次示威中我看到几个小孩冲进一家店狠砸，店里的柜台和橱窗被砸得稀巴烂，我就开始觉得，这种行为其实就和匪徒差不多了。”这位记者回忆说。
在2005年这场涉日游行中，“爱国无罪”“反日就是爱国”成为了一些示威者的标语。一些所谓的“愤青”认为，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任何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行为，似乎都应得到原宥。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用“爱国主义”的外壳，对极端民主主义情绪做了一番华丽的包装。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人是地球村的一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冲突与挫折，只是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情结而感情用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牢记历史，但不应深陷于历史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对历史问题保有温和与理性，对现实积极而勇于进取。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婉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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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03日
27年的改革开放，让古老的中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形象展示在世界面前。中国所迸发的活力与潜力让世人刮目相看，而世界也向中国投以关注的目光：中国，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融入国际社会？它将会如何影响和改变世界？
中国日益体现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中国在国际冲突中积极斡旋，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也日益呈现出关怀世界的博爱精神。
然而，历史与现实、成功与挫败的碰撞与交织，让我们在摸索的过程中不时出现迷惘。文明古国的荣耀让我们骄傲，而近代史上整整一个世纪的丧权辱国，又让许多人至今仍然无法摆脱一种耻辱感和挫败感。其极端的表现方式，就是一种受害者心态及其衍生的极不理智的、盲目排外的情绪。此外，经济的繁荣也会让我们忘乎所以，盲目贪大求全，却不理会这种“大”和“全”是否真正适合自己。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中国与世界打交道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如何作为一个自信的、负责任的国家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肩负起和平与发展的使命，与世界共同成长，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挥去“受害者”梦魇
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和它的人民，应该保有温和与理性，同时积极而勇于进取
“中国人对历史很执着，对现状很敏感。”38岁的大学讲师史蒂芬这样对记者说。史蒂芬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爱尔兰人，五年前，他和一位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澳洲的女孩结了婚。
在史蒂芬的眼里，中国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是妻子小文最引以为荣的，这一点使他这个做丈夫的深受感染并为之骄傲。不过，史蒂芬也认为妻子像很多他所接触过的中国人一样，有一种他不能理解的“挫败感”。妻子常对他提起西方瓜分中国的历史，一直说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她没有经历过那些年代，但我感觉到这段历史在她心里有很深的印记，至今仍然让她感到愤怒。我跟她说，那帮侵略者确实混蛋，不过，老是耿耿于怀也没什么用啊。再说，现在谁敢欺负你们中国人啊，你们国家那么强大，人还那么多。”说到这里，史蒂芬笑了。
史蒂芬认为，爱尔兰人也经历过许多苦难。英国曾经统治了爱尔兰800年，至今北爱尔兰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19世纪30年代，大饥荒迫使大批的爱尔兰人离乡背井到世界各地谋生，饱受歧视。“中国的事情和爱尔兰可能不一样。不过，从历史包袱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中国要沉重得多。”
拖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执拗于过去所受到的屈辱，让我们许多中国人至今难以摆脱一种“受害者心理”和“耻辱感”，致使在国家逐渐强大起来的时候，仍然不能自信、理智地看待和处理身边发生的纷争与冲突。
赵燕事件的启示
2004年一名中国妇女遭到美国警察殴打，成为了检验中国人心态的典型事例。
当年7月21日，中国妇女赵燕在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旅游时被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警官殴打。事件发生后，中国媒体迅速报道了这起事件，并普遍佐以“中国女子在美国无故受欺”或干脆是“中国人海外受到欺凌”等标题。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国网民在评论此事时大多数是抱着一种“中国人被美国佬欺负”的看法，认为“美国损害了中国人的尊严，美国政府应该向中国人民道歉”，“现在不是八国联军时期了，美国不能这么欺负中国人”。一些网上跟帖的措辞甚为不可理喻——“最好再来一个9·11，把美国佬全灭了！”
事实上，赵燕事件发生当时，打人的警察刚刚抓捕一名贩毒嫌犯，而这时赵燕与同伴刚好路过，警察认为赵燕等人可能与嫌贩有关联，遂要求他们过来接受检查。但赵燕的同伴们纷纷逃开，警察冲上去抓捕他们，而这时赵燕有个掏口袋的动作。于是，如惊弓之鸟般的警察上前对她就是一阵猛打。打人的警察事后在法庭上声称，赵燕掏口袋的动作让他以为她有“拔枪”行为，因此他上前扭打赵燕，是“出于职业本能反应”。
然而，事情的真相和具体细节不幸被多数中国媒体和群众忽略。而即使抛开这些具体细节，这一事件的性质充其量只是一个坏警察滥施暴力的案件——警察在殴打赵燕时其实并不了解她是哪国人，“美国警察欺负中国人”之说无从谈起。而许多中国网民却将这起案件上升为一个有关民族尊严的政治事件。
稍加注意就可发现，在我们身边，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不断在蔓延。在这种情绪的左右下，中国人在对外交往的时候所经历的风波、冲突、挫折，往往在最后被归结为“民族尊严”问题。
在今年“9·18事件”纪念日当天，记者打开国内某网站，上面赫然刊登着一篇“国耻日勿忘国足耻辱历史”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在‘9·18’这个特殊敏感的日子，自然会引起国人的回忆，国家与民族曾经遭受的耻辱已经受到广大人民的关注，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体育项目——足球，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不轻……”
文章作者将中国在一个体育项目上所经历的挫折，归结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问题，并将其等同于当年日军发动“9·18”事件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甚至为这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找到了关联——“耻辱”。这段文字所体现出来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如此的淋漓尽致。
受害者心态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核心是一种受害者心态，而这种心态的产生源自中国近代史上所遭到的丧权辱国的严重的挫折感。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彼得·海斯·格里斯在《浅析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人民和情感》一文中说：“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仅仅认识中国的过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人自己是如何叙述他们民族的过去。”他认为，与希望结束“屈辱”的历史相矛盾的是，许多中国人重新揭开了多年前的伤疤。对于许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次对历史创伤的痛苦回顾，是用“受害式”的语言来表述的。
在其著作《中国的不安全感：屈辱，解脱，民族主义》中，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威廉·卡拉汗也提到了类似的看法。他指出，从中国的书店中充斥的一些历史书籍的名字，如《近代中国百年国耻地图集》《国耻录：中华百年图集》等等，便可领略到中国人对近代史的态度与看法。
的确，对于中国人而言，整一个近代史就是一个“耻辱的世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的枪炮打开了中国紧闭多年的大门，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北平，火烧圆明园；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进一步加速了半殖民地化进程；1900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随后入侵中国；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本入侵中国;1937年，日军攻打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整整一个世纪的落后挨打，在中国人的心口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洗刷我们的祖先们曾经受到过的屈辱。走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人应当为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巨大改变感到自豪、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的时候，那种难以释怀的屈辱感仍然让一些人敏感好斗。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的历史系教授奥维利·希尔认为，在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记忆，使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对外界充满高度疑心和戒心。一旦出现冲突与问题，就容易把原因归罪于外界。在其文章《中国的受害者情结》中，希尔写道：“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革命帮助它成为世界上充满自信的贸易动力，一个更加负责任的全球权力经纪人，甚至是给人安慰的军事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受困于过去屈辱的历史和深藏人们心底的受害者情结。”
无论是赵燕事件引起的强烈反应，还是在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中日决赛上中国观众的过激行为，实际上都是隐藏的受害者心态的瞬间爆发所致。
去年，在中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媒体上更多是对8年抗战期间中国人民所承受苦难与屈辱的描述与悲情，对于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光辉与荣耀却缺乏欢呼与喝彩。一些文章读完后，你甚至不觉得中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而仅仅是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之下的一只羔羊。
诚然，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当今的一些日本政治家仍然不能正确地面对历史问题。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中国人曾经是受害者，但中国人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摆脱了这个身份，我们更是一个胜利者，我们有理由感到光荣与骄傲。
中日关系问题不仅是历史的纠葛，也是现实利益的碰撞。带着过多对历史的悲情，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在心理学上，如果一个人摆脱不了受害者心态，就无法站在客观理性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更无法有效地解决与别人的冲突。作为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走向温和与理性
“即使是爱国，用不理智的方式表达也是可怕的。”一名摄影记者这样对笔者说。2005年4月9日，在日本出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后，北京一些学生自发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当时，这位摄影记者跟着游行队伍从中关村一路走到了建国门的日本驻华使馆。
“那次游行挺有秩序的，即使后来有人向使馆扔鸡蛋，我都认为情有可原。不过，两天后我去上海，在一次示威中我看到几个小孩冲进一家店狠砸，店里的柜台和橱窗被砸得稀巴烂，我就开始觉得，这种行为其实就和匪徒差不多了。”这位记者回忆说。
在2005年这场涉日游行中，“爱国无罪”“反日就是爱国”成为了一些示威者的标语。一些所谓的“愤青”认为，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任何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行为，似乎都应得到原宥。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用“爱国主义”的外壳，对极端民主主义情绪做了一番华丽的包装。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人是地球村的一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冲突与挫折，只是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情结而感情用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牢记历史，但不应深陷于历史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对历史问题保有温和与理性，对现实积极而勇于进取。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婉媛）
我们是谁？ 中国人文化与国家身份问题如何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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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03日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我们还有什么外在的标识？
历史上，自诩为“天朝大国”的中国人穿着中式服装，住在中式建筑里，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敬爱着天地君亲师，庄重而热烈地过着中国节日，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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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03日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我们还有什么外在的标识？
历史上，自诩为“天朝大国”的中国人穿着中式服装，住在中式建筑里，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敬爱着天地君亲师，庄重而热烈地过着中国节日，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礼仪
我们是谁？ 中国人文化与国家身份问题如何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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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03日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我们还有什么外在的标识？
历史上，自诩为“天朝大国”的中国人穿着中式服装，住在中式建筑里，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敬爱着天地君亲师，庄重而热烈地过着中国节日，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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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03日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我们还有什么外在的标识？
历史上，自诩为“天朝大国”的中国人穿着中式服装，住在中式建筑里，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敬爱着天地君亲师，庄重而热烈地过着中国节日，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