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牛李党争原因新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4:44:57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历代都有,为什么唐后期牛李党争却表现得如此激烈复杂呢?本文对此提出个人看法,不妥之处,请同仁批评指正。
一、唐后期,“民主”制度的失控是牛李党争的前提。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明的政治风气。他豁达大度,不拘小节,宽以待人,很有自知之明。他认为治理天下繁多的事务,一切都由他独断,会经常出现错误。因此,他虚心纳谏,凡天下大政方针,必须“百官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1]。他“恐人不言”,常常“导之使谏”[2]。故在贞观年间,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臣。魏征、张玄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民主”气氛形成的基础是善于用人、识人。唐太宗用人的标准是德行、学识为本。他认为,要天下者,在于得贤才而用之。为此,他不断让大臣们为国家罗致人才,并给贵族官僚以种种优待,让他们享有“议、请、减、赎、当、免”及“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等多种法律特权[3]。“其优礼臣下,可请无微不至矣”[4]。但这些优待,并不是毫无限制,如果他们犯有“十恶”罪,危及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和秩序,也会为“常郝所不原”[5]。这即是说,唐太宗时代的“民主”,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民主”,而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正因为唐太宗能够牢牢地控制着“民主”,才使得唐统治集团中的“民主”机制得以正常运行。唐太宗说:“岂如广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6]则天朝的高压政策,曾使这种“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以张柬之为首的一派最终消灭了张易之、张宗昌一派。姚崇、宋王景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政,使开元年间皇帝的权威又得到恢复,封建统治集团重新出现了团结局面,民主”机制重新得以运行。不过,这只是则天朝遗留下来的派系斗争的潜伏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时有发生。如姚崇与张说的不和,张说和张嘉贞的争吵,崔隐甫、宇文融和李林甫赶张说下台,李元和杜暹的矛盾,萧嵩与裴光庭的不和,张九龄与李林甫的分歧等。但总地说,玄宗前期,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基本上延续下来了,只是力度有所减弱。至天宝年间,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李林甫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再度激化。虽然李林甫把自己的政敌韦坚、裴宽、杨慎矜、王忠嗣等人都一一击败,但随着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杀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为削弱。至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时,唐玄宗已经起不到皇帝的作用,一切政务都由杨国忠行使最高权力。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进一步丧失。这就为以后牛李党争提供了前提。
二、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造就出一批精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人。这些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乱积极筹措了巨额军费而势力膨胀,对牛李党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理财精英,就连皇帝也不敢轻视。安史乱后第一任宰相崔造就因想削夺这些人的权力丢了相位。窦参做宰相后,为扩大自己的权势,也想抑一抑这些人的权力,并与自己的亲朋故友结成死党,委以高官,终因贿赂案和诋毁这些人又丢了相位。这时,中央官僚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已使行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朝廷不得不把财政权分为政府职员和财政官衙两部分。但财政官衙又继续闹独立,扩大自己权限,使政务不得不停顿下来。新起用的宰相陆贽为扩大自己的权力,也想方设法剥夺理财专家们的权力,因自己的门人李巽未能补上判度支的空缺而对皇帝不满,裴延龄于是趁机取陆贽而代之。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唐皇帝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而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一旦渗透到政治斗争中,它也将会以各种方法和手段对付一切竞争对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们结党营私、行贿受贿、出卖人格和族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目的:争夺权势。因此,可以说,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的丧失使个人争权夺势斗争肆无忌惮,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个人权势更加膨涨,更加冲撞激烈。
三、藩镇割据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玄宗天宝初年,为防御周边国家的进攻,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置了十几个节度使或经略使。总兵力近50万。起初,中央对节度使的选派还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轮换。其行政工作及权力由中央官署管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渐失去对节度使的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以致不仅管军事,还拥有行政、财政、供应等权力,并把权杖伸向中央政府。736年,牛仙客以兼领塑方节度使和总管河东使的身份入朝为宰相,标志着藩镇将领势力打入中央政权的开始,并开了藩镇节度使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的先河。从此,节度使与宰相可以平起平坐,职权完全相等。与牛仙客同为宰相的李林甫也兼领陇右和河西两节度使。其目的是控制京畿一带兵权,以抵御藩镇将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牛仙客、李林甫死后,宰相杨国忠与藩镇将领安禄山的矛盾渐趋激化。为清除安禄山在中央的势力,杨国忠先后阻止了安禄山让同盟者吉温、韦陟当宰相的企图。最后,安禄山发动了反杨国忠为名,夺取李氏天下为实的叛乱。与其说这是中央与藩镇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如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各为私欲而斗争的必然结果。虽然安禄山叛乱最后被平定,但杨氏家族从此也一蹶不振,最终形成了中央与藩镇对立的藩镇割据局面。藩镇拥兵自重的目的无非是割地以求自保私利。为此,藩镇将领想方设法在中央安插亲信耳目,以刺探情报,对抗中央或对中央施加影响,或企图控制中央。安禄山即是一个典型。此外,786年,崔造曾提出把所有行政权都集中到宰相府署的主张,因遭到以浙西节度使韩氵晃为首的节度使们的反对而未能实行。王叔文、王亻丕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藩镇将领的反对。宪宗时的宰相武元衡也因要攻打淮西节度使而被平卢节度使的刺客刺杀。这一切,如果处在一个有权威的皇帝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之下,是不易发生或发生后也容易解决的,但这时的皇帝和中央政权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威,而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又常常使失势的宰相得不到应有的处理,只是让他们出任一方节度使;而得势的节度使反而又入朝为相。用现代的话说就叫平调。它不但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更加助长了中央与藩镇、中央官员与中央官员之间的斗争。升为宰相者为保相位极力勾结部分官僚、宦官。甚至一些地方节度使,互为表里,竭力抑制出为节度使的政敌再度入朝为相;出为节度使者,则利用在地方上的权势肆意聚敛财富,买通中央一些官僚、宦官,联合某些节度使互为声势,处心积虑地想恢复失去的相位。皇帝大权旁落,又无力控制局面,致使党争愈演愈烈。整个官场成为官僚、宦官、藩镇将领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牛僧孺、李德裕的交替出将入相,就是这许多史实中的典型。所以说,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成为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宦官集团的内部斗争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宦官专政在东汉、唐、明三朝都曾出现,但宦官势力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当首推唐朝。宦官专政是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唐宦官势力的膨涨,侵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官集团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史学界把这场斗争称为“南衙北司”之争。笔者认为,如果笼统地把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都称为“南衙北司”之争,似乎不能很准确地反映历史实际。如果把“南衙北司”之争用于安史乱后到宪宗诸朝,还有其准确真实的意义;如果再用于宪宗以后诸朝,就不太符合历史实际了。因为“争”是双方实力的较量。只有有力量才能去争。争则互有胜负得失。如果一方已完全无力去争。“争”也就失去了意义。顺宗朝二王的改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削夺宦官手中包括禁军兵权等部分权力,结果失败。值得注意的是二王得到了宦官李忠言的支持。文宗朝的宋申锡也因想抑裁宦官之权而丢官并死于谪所,连文宗也几乎被宦官杀掉!李训、郑注发动的反宦官的“甘露之变”也惨遭失败。而李、郑在开始发动“甘露之变”时,同样得到仇士良的支持。可见,在所谓“南衙北司”之争中,“南衙”总要与“北司”的一些人勾结,“北司”有时也与翰林学士及藩镇将领联合。这样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宦官与宦官之争,已失去了“南衙北司”之争的原义。至昭宗朝,“南衙北司”之争则完全失去其本意。宦官首领杨复恭被处死,实际上已不是“南衙”对“北司”的胜利,而是李茂贞、王行瑜等藩镇将领对“北司”的胜利。宰相崔胤对宦官宋道弼、景务修的胜利,实则是节度使朱温对“北司”的胜利。因为这场斗争一开始,崔胤就丢了相位,只是由于朱温的干预才又得复位。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即宋道弼、景务修被迫自杀时,还有位宰相跟着殉葬。这就使“南衙北司”之争又打了一个大折扣,随后宦官反扑,把“南衙”政敌及涉嫌者一一杀死,又是朱温保了崔胤一条命。以后,尽管崔胤与宦官斗争仍很激烈,但无论哪一方,只要得到朱温支持,就必会胜利。这时的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已完全失去原来含义,成了朱温导演的一场龙虎斗[7]。
史学界历来都对宦官的腐败和阴狠险毒进行谴责,这是应该的。但笔者则认为,对宦官的腐败和阴狠险毒的原因多进行些分析则更有意义。首先,我们应看到宦官也是人,也应有做人的尊严。宦官是刑余之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巨大摧残。司马迁的一篇《扳任要书》,把宦官心理上、肉体上的痛苦诉说得淋漓尽至。不论宦官的地位有多高,在传统观念上总被人们视为奴仆和贱人。像宪宗朝权倾一时的突吐承璀仍被宪宗视为“轻如一毛”[8]!试想,宦官心理能平衡吗?因此,他们必然要向世人证明他们也是人,并能做出士大夫们所不能也不敢做的事情,如立、囚、废、弑皇帝等,来证明他们也是人,是强者,也有人的尊严。其次,宦官还失去了过正常人家庭生活的权力。这种精神上、生理上的巨创,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的娶妻、收养子女,只不过是求得一种形式上心理安慰与平衡,然而就是连这么一点可悲的追求,也招来世人的一片指责!而皇帝三宫六院、官僚士大夫们妻妾成群,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怎能不激起宦官的愤怒与不平?怎能会使他们不进行报复!再次,宦官多数素质不高,至多是略通文墨,他们不可能象司马迁能为后世留下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难像蔡伦成为造纸的发明家而彪炳于后世,科举入仕之途更不许他们问津。要实现自身价值,他们只有另辟途径。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往往为常人尤其是士大夫所不理解。在他们以为是理所当然之事,士大夫则视为“非礼”和无耻。特别是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唐朝,宦官既无路实现自身价值,剩下的唯一追求就是物质上的享受。于是就把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甚至公开抢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又因素质低下,使他们不但不以这种行为为耻,反以为荣;不但不隐瞒,反而到处去炫耀!以此做为自身价值的实现!再次,宦官固然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帮凶,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也是受害者。笔者曾访问过清亡后出宫回家的两个低级宦官。一个是因家境贫寒为谋一条生路而当了宦官,一个是因与本村一乡绅打架两个哥哥被打死而无处申冤,为讨回公道,狠心自阉,才打赢官司。虽说这是远离唐朝的事例,但做为旁证还是能反映唐朝宦官的一些情况。既然有的是因贫寒而被迫做了宦官,他当然就要努力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既然是为报仇而自行阉割,他也必然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虽然这种宦官不能成为宦官头领,但仍可助纣为虐。因此,宦官的腐败,阴险狠毒等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既然宦官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物质上的享受和心理上的平衡,因此宦官集团内部也会常常因此而发生争权夺势的斗争。其斗争方式主要是在某一皇帝身上下赌注。一旦某派拥立皇子即位,这位皇帝就会对该派宦官大加恩赐,授以权力和高位。如玄宗时的高力士,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德宗时的窦文场、霍仙鸣,顺宗时的李忠言,宪宗时的吐突承璀等。从穆宗到武宗朝,正是宦官权倾朝野的时期。正如《旧唐书》所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钅奇将臣,率皆子畜;藩镇戎师,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9]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治人物如不同宦官发生联系,就休想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牛李党争正处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说牛李党争与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没有联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正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牛李两党背后都有宦官在支持。如牛僧孺、李逢吉就因得到宦官王守澄的支持,才战胜了裴度和李德裕。李德裕为夺回失去的权势,也在藩镇上巴结、重贿宦官才得以再回长安。“甘露之变”后,李德裕又被宦官赶出长安去润州做刺使。后来,李德裕又得到仇士良下属宦官杨钦义的支持,才于840年再度被召回长安为武宗宰相。可见,那种认为“李德裕受到宦官和牛党……排挤””,似乎与宦官没有联系的看法是有违于史实的[10]。所以,笔者认为,牛李党争是宦官权势之争的一种表现,宦官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则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历代都有,为什么唐后期牛李党争却表现得如此激烈复杂呢?本文对此提出个人看法,不妥之处,请同仁批评指正。
一、唐后期,“民主”制度的失控是牛李党争的前提。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明的政治风气。他豁达大度,不拘小节,宽以待人,很有自知之明。他认为治理天下繁多的事务,一切都由他独断,会经常出现错误。因此,他虚心纳谏,凡天下大政方针,必须“百官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1]。他“恐人不言”,常常“导之使谏”[2]。故在贞观年间,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臣。魏征、张玄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民主”气氛形成的基础是善于用人、识人。唐太宗用人的标准是德行、学识为本。他认为,要天下者,在于得贤才而用之。为此,他不断让大臣们为国家罗致人才,并给贵族官僚以种种优待,让他们享有“议、请、减、赎、当、免”及“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等多种法律特权[3]。“其优礼臣下,可请无微不至矣”[4]。但这些优待,并不是毫无限制,如果他们犯有“十恶”罪,危及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和秩序,也会为“常郝所不原”[5]。这即是说,唐太宗时代的“民主”,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民主”,而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正因为唐太宗能够牢牢地控制着“民主”,才使得唐统治集团中的“民主”机制得以正常运行。唐太宗说:“岂如广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6]则天朝的高压政策,曾使这种“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以张柬之为首的一派最终消灭了张易之、张宗昌一派。姚崇、宋王景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政,使开元年间皇帝的权威又得到恢复,封建统治集团重新出现了团结局面,民主”机制重新得以运行。不过,这只是则天朝遗留下来的派系斗争的潜伏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时有发生。如姚崇与张说的不和,张说和张嘉贞的争吵,崔隐甫、宇文融和李林甫赶张说下台,李元和杜暹的矛盾,萧嵩与裴光庭的不和,张九龄与李林甫的分歧等。但总地说,玄宗前期,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基本上延续下来了,只是力度有所减弱。至天宝年间,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李林甫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再度激化。虽然李林甫把自己的政敌韦坚、裴宽、杨慎矜、王忠嗣等人都一一击败,但随着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杀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为削弱。至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时,唐玄宗已经起不到皇帝的作用,一切政务都由杨国忠行使最高权力。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进一步丧失。这就为以后牛李党争提供了前提。
二、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造就出一批精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人。这些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乱积极筹措了巨额军费而势力膨胀,对牛李党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理财精英,就连皇帝也不敢轻视。安史乱后第一任宰相崔造就因想削夺这些人的权力丢了相位。窦参做宰相后,为扩大自己的权势,也想抑一抑这些人的权力,并与自己的亲朋故友结成死党,委以高官,终因贿赂案和诋毁这些人又丢了相位。这时,中央官僚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已使行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朝廷不得不把财政权分为政府职员和财政官衙两部分。但财政官衙又继续闹独立,扩大自己权限,使政务不得不停顿下来。新起用的宰相陆贽为扩大自己的权力,也想方设法剥夺理财专家们的权力,因自己的门人李巽未能补上判度支的空缺而对皇帝不满,裴延龄于是趁机取陆贽而代之。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唐皇帝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而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一旦渗透到政治斗争中,它也将会以各种方法和手段对付一切竞争对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们结党营私、行贿受贿、出卖人格和族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目的:争夺权势。因此,可以说,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的丧失使个人争权夺势斗争肆无忌惮,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个人权势更加膨涨,更加冲撞激烈。
三、藩镇割据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玄宗天宝初年,为防御周边国家的进攻,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置了十几个节度使或经略使。总兵力近50万。起初,中央对节度使的选派还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轮换。其行政工作及权力由中央官署管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渐失去对节度使的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以致不仅管军事,还拥有行政、财政、供应等权力,并把权杖伸向中央政府。736年,牛仙客以兼领塑方节度使和总管河东使的身份入朝为宰相,标志着藩镇将领势力打入中央政权的开始,并开了藩镇节度使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的先河。从此,节度使与宰相可以平起平坐,职权完全相等。与牛仙客同为宰相的李林甫也兼领陇右和河西两节度使。其目的是控制京畿一带兵权,以抵御藩镇将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牛仙客、李林甫死后,宰相杨国忠与藩镇将领安禄山的矛盾渐趋激化。为清除安禄山在中央的势力,杨国忠先后阻止了安禄山让同盟者吉温、韦陟当宰相的企图。最后,安禄山发动了反杨国忠为名,夺取李氏天下为实的叛乱。与其说这是中央与藩镇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如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各为私欲而斗争的必然结果。虽然安禄山叛乱最后被平定,但杨氏家族从此也一蹶不振,最终形成了中央与藩镇对立的藩镇割据局面。藩镇拥兵自重的目的无非是割地以求自保私利。为此,藩镇将领想方设法在中央安插亲信耳目,以刺探情报,对抗中央或对中央施加影响,或企图控制中央。安禄山即是一个典型。此外,786年,崔造曾提出把所有行政权都集中到宰相府署的主张,因遭到以浙西节度使韩氵晃为首的节度使们的反对而未能实行。王叔文、王亻丕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藩镇将领的反对。宪宗时的宰相武元衡也因要攻打淮西节度使而被平卢节度使的刺客刺杀。这一切,如果处在一个有权威的皇帝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之下,是不易发生或发生后也容易解决的,但这时的皇帝和中央政权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威,而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又常常使失势的宰相得不到应有的处理,只是让他们出任一方节度使;而得势的节度使反而又入朝为相。用现代的话说就叫平调。它不但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更加助长了中央与藩镇、中央官员与中央官员之间的斗争。升为宰相者为保相位极力勾结部分官僚、宦官。甚至一些地方节度使,互为表里,竭力抑制出为节度使的政敌再度入朝为相;出为节度使者,则利用在地方上的权势肆意聚敛财富,买通中央一些官僚、宦官,联合某些节度使互为声势,处心积虑地想恢复失去的相位。皇帝大权旁落,又无力控制局面,致使党争愈演愈烈。整个官场成为官僚、宦官、藩镇将领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牛僧孺、李德裕的交替出将入相,就是这许多史实中的典型。所以说,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成为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宦官集团的内部斗争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宦官专政在东汉、唐、明三朝都曾出现,但宦官势力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当首推唐朝。宦官专政是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唐宦官势力的膨涨,侵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官集团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史学界把这场斗争称为“南衙北司”之争。笔者认为,如果笼统地把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都称为“南衙北司”之争,似乎不能很准确地反映历史实际。如果把“南衙北司”之争用于安史乱后到宪宗诸朝,还有其准确真实的意义;如果再用于宪宗以后诸朝,就不太符合历史实际了。因为“争”是双方实力的较量。只有有力量才能去争。争则互有胜负得失。如果一方已完全无力去争。“争”也就失去了意义。顺宗朝二王的改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削夺宦官手中包括禁军兵权等部分权力,结果失败。值得注意的是二王得到了宦官李忠言的支持。文宗朝的宋申锡也因想抑裁宦官之权而丢官并死于谪所,连文宗也几乎被宦官杀掉!李训、郑注发动的反宦官的“甘露之变”也惨遭失败。而李、郑在开始发动“甘露之变”时,同样得到仇士良的支持。可见,在所谓“南衙北司”之争中,“南衙”总要与“北司”的一些人勾结,“北司”有时也与翰林学士及藩镇将领联合。这样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宦官与宦官之争,已失去了“南衙北司”之争的原义。至昭宗朝,“南衙北司”之争则完全失去其本意。宦官首领杨复恭被处死,实际上已不是“南衙”对“北司”的胜利,而是李茂贞、王行瑜等藩镇将领对“北司”的胜利。宰相崔胤对宦官宋道弼、景务修的胜利,实则是节度使朱温对“北司”的胜利。因为这场斗争一开始,崔胤就丢了相位,只是由于朱温的干预才又得复位。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即宋道弼、景务修被迫自杀时,还有位宰相跟着殉葬。这就使“南衙北司”之争又打了一个大折扣,随后宦官反扑,把“南衙”政敌及涉嫌者一一杀死,又是朱温保了崔胤一条命。以后,尽管崔胤与宦官斗争仍很激烈,但无论哪一方,只要得到朱温支持,就必会胜利。这时的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已完全失去原来含义,成了朱温导演的一场龙虎斗[7]。
史学界历来都对宦官的腐败和阴狠险毒进行谴责,这是应该的。但笔者则认为,对宦官的腐败和阴狠险毒的原因多进行些分析则更有意义。首先,我们应看到宦官也是人,也应有做人的尊严。宦官是刑余之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巨大摧残。司马迁的一篇《扳任要书》,把宦官心理上、肉体上的痛苦诉说得淋漓尽至。不论宦官的地位有多高,在传统观念上总被人们视为奴仆和贱人。像宪宗朝权倾一时的突吐承璀仍被宪宗视为“轻如一毛”[8]!试想,宦官心理能平衡吗?因此,他们必然要向世人证明他们也是人,并能做出士大夫们所不能也不敢做的事情,如立、囚、废、弑皇帝等,来证明他们也是人,是强者,也有人的尊严。其次,宦官还失去了过正常人家庭生活的权力。这种精神上、生理上的巨创,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的娶妻、收养子女,只不过是求得一种形式上心理安慰与平衡,然而就是连这么一点可悲的追求,也招来世人的一片指责!而皇帝三宫六院、官僚士大夫们妻妾成群,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怎能不激起宦官的愤怒与不平?怎能会使他们不进行报复!再次,宦官多数素质不高,至多是略通文墨,他们不可能象司马迁能为后世留下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难像蔡伦成为造纸的发明家而彪炳于后世,科举入仕之途更不许他们问津。要实现自身价值,他们只有另辟途径。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往往为常人尤其是士大夫所不理解。在他们以为是理所当然之事,士大夫则视为“非礼”和无耻。特别是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唐朝,宦官既无路实现自身价值,剩下的唯一追求就是物质上的享受。于是就把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甚至公开抢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又因素质低下,使他们不但不以这种行为为耻,反以为荣;不但不隐瞒,反而到处去炫耀!以此做为自身价值的实现!再次,宦官固然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帮凶,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也是受害者。笔者曾访问过清亡后出宫回家的两个低级宦官。一个是因家境贫寒为谋一条生路而当了宦官,一个是因与本村一乡绅打架两个哥哥被打死而无处申冤,为讨回公道,狠心自阉,才打赢官司。虽说这是远离唐朝的事例,但做为旁证还是能反映唐朝宦官的一些情况。既然有的是因贫寒而被迫做了宦官,他当然就要努力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既然是为报仇而自行阉割,他也必然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虽然这种宦官不能成为宦官头领,但仍可助纣为虐。因此,宦官的腐败,阴险狠毒等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既然宦官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物质上的享受和心理上的平衡,因此宦官集团内部也会常常因此而发生争权夺势的斗争。其斗争方式主要是在某一皇帝身上下赌注。一旦某派拥立皇子即位,这位皇帝就会对该派宦官大加恩赐,授以权力和高位。如玄宗时的高力士,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德宗时的窦文场、霍仙鸣,顺宗时的李忠言,宪宗时的吐突承璀等。从穆宗到武宗朝,正是宦官权倾朝野的时期。正如《旧唐书》所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钅奇将臣,率皆子畜;藩镇戎师,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9]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治人物如不同宦官发生联系,就休想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牛李党争正处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说牛李党争与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没有联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正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牛李两党背后都有宦官在支持。如牛僧孺、李逢吉就因得到宦官王守澄的支持,才战胜了裴度和李德裕。李德裕为夺回失去的权势,也在藩镇上巴结、重贿宦官才得以再回长安。“甘露之变”后,李德裕又被宦官赶出长安去润州做刺使。后来,李德裕又得到仇士良下属宦官杨钦义的支持,才于840年再度被召回长安为武宗宰相。可见,那种认为“李德裕受到宦官和牛党……排挤””,似乎与宦官没有联系的看法是有违于史实的[10]。所以,笔者认为,牛李党争是宦官权势之争的一种表现,宦官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则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
一、唐后期,“民主”制度的失控是牛李党争的前提。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明的政治风气。他豁达大度,不拘小节,宽以待人,很有自知之明。他认为治理天下繁多的事务,一切都由他独断,会经常出现错误。因此,他虚心纳谏,凡天下大政方针,必须“百官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1]。他“恐人不言”,常常“导之使谏”[2]。故在贞观年间,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臣。魏征、张玄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民主”气氛形成的基础是善于用人、识人。唐太宗用人的标准是德行、学识为本。他认为,要天下者,在于得贤才而用之。为此,他不断让大臣们为国家罗致人才,并给贵族官僚以种种优待,让他们享有“议、请、减、赎、当、免”及“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等多种法律特权[3]。“其优礼臣下,可请无微不至矣”[4]。但这些优待,并不是毫无限制,如果他们犯有“十恶”罪,危及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和秩序,也会为“常郝所不原”[5]。这即是说,唐太宗时代的“民主”,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民主”,而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正因为唐太宗能够牢牢地控制着“民主”,才使得唐统治集团中的“民主”机制得以正常运行。唐太宗说:“岂如广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6]则天朝的高压政策,曾使这种“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以张柬之为首的一派最终消灭了张易之、张宗昌一派。姚崇、宋王景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政,使开元年间皇帝的权威又得到恢复,封建统治集团重新出现了团结局面,民主”机制重新得以运行。不过,这只是则天朝遗留下来的派系斗争的潜伏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时有发生。如姚崇与张说的不和,张说和张嘉贞的争吵,崔隐甫、宇文融和李林甫赶张说下台,李元和杜暹的矛盾,萧嵩与裴光庭的不和,张九龄与李林甫的分歧等。但总地说,玄宗前期,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基本上延续下来了,只是力度有所减弱。至天宝年间,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李林甫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再度激化。虽然李林甫把自己的政敌韦坚、裴宽、杨慎矜、王忠嗣等人都一一击败,但随着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杀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为削弱。至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时,唐玄宗已经起不到皇帝的作用,一切政务都由杨国忠行使最高权力。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进一步丧失。这就为以后牛李党争提供了前提。
二、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造就出一批精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人。这些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乱积极筹措了巨额军费而势力膨胀,对牛李党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理财精英,就连皇帝也不敢轻视。安史乱后第一任宰相崔造就因想削夺这些人的权力丢了相位。窦参做宰相后,为扩大自己的权势,也想抑一抑这些人的权力,并与自己的亲朋故友结成死党,委以高官,终因贿赂案和诋毁这些人又丢了相位。这时,中央官僚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已使行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朝廷不得不把财政权分为政府职员和财政官衙两部分。但财政官衙又继续闹独立,扩大自己权限,使政务不得不停顿下来。新起用的宰相陆贽为扩大自己的权力,也想方设法剥夺理财专家们的权力,因自己的门人李巽未能补上判度支的空缺而对皇帝不满,裴延龄于是趁机取陆贽而代之。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唐皇帝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而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一旦渗透到政治斗争中,它也将会以各种方法和手段对付一切竞争对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们结党营私、行贿受贿、出卖人格和族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目的:争夺权势。因此,可以说,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的丧失使个人争权夺势斗争肆无忌惮,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个人权势更加膨涨,更加冲撞激烈。
三、藩镇割据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玄宗天宝初年,为防御周边国家的进攻,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置了十几个节度使或经略使。总兵力近50万。起初,中央对节度使的选派还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轮换。其行政工作及权力由中央官署管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渐失去对节度使的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以致不仅管军事,还拥有行政、财政、供应等权力,并把权杖伸向中央政府。736年,牛仙客以兼领塑方节度使和总管河东使的身份入朝为宰相,标志着藩镇将领势力打入中央政权的开始,并开了藩镇节度使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的先河。从此,节度使与宰相可以平起平坐,职权完全相等。与牛仙客同为宰相的李林甫也兼领陇右和河西两节度使。其目的是控制京畿一带兵权,以抵御藩镇将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牛仙客、李林甫死后,宰相杨国忠与藩镇将领安禄山的矛盾渐趋激化。为清除安禄山在中央的势力,杨国忠先后阻止了安禄山让同盟者吉温、韦陟当宰相的企图。最后,安禄山发动了反杨国忠为名,夺取李氏天下为实的叛乱。与其说这是中央与藩镇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如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各为私欲而斗争的必然结果。虽然安禄山叛乱最后被平定,但杨氏家族从此也一蹶不振,最终形成了中央与藩镇对立的藩镇割据局面。藩镇拥兵自重的目的无非是割地以求自保私利。为此,藩镇将领想方设法在中央安插亲信耳目,以刺探情报,对抗中央或对中央施加影响,或企图控制中央。安禄山即是一个典型。此外,786年,崔造曾提出把所有行政权都集中到宰相府署的主张,因遭到以浙西节度使韩氵晃为首的节度使们的反对而未能实行。王叔文、王亻丕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藩镇将领的反对。宪宗时的宰相武元衡也因要攻打淮西节度使而被平卢节度使的刺客刺杀。这一切,如果处在一个有权威的皇帝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之下,是不易发生或发生后也容易解决的,但这时的皇帝和中央政权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威,而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又常常使失势的宰相得不到应有的处理,只是让他们出任一方节度使;而得势的节度使反而又入朝为相。用现代的话说就叫平调。它不但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更加助长了中央与藩镇、中央官员与中央官员之间的斗争。升为宰相者为保相位极力勾结部分官僚、宦官。甚至一些地方节度使,互为表里,竭力抑制出为节度使的政敌再度入朝为相;出为节度使者,则利用在地方上的权势肆意聚敛财富,买通中央一些官僚、宦官,联合某些节度使互为声势,处心积虑地想恢复失去的相位。皇帝大权旁落,又无力控制局面,致使党争愈演愈烈。整个官场成为官僚、宦官、藩镇将领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牛僧孺、李德裕的交替出将入相,就是这许多史实中的典型。所以说,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成为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宦官集团的内部斗争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宦官专政在东汉、唐、明三朝都曾出现,但宦官势力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当首推唐朝。宦官专政是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唐宦官势力的膨涨,侵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官集团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史学界把这场斗争称为“南衙北司”之争。笔者认为,如果笼统地把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都称为“南衙北司”之争,似乎不能很准确地反映历史实际。如果把“南衙北司”之争用于安史乱后到宪宗诸朝,还有其准确真实的意义;如果再用于宪宗以后诸朝,就不太符合历史实际了。因为“争”是双方实力的较量。只有有力量才能去争。争则互有胜负得失。如果一方已完全无力去争。“争”也就失去了意义。顺宗朝二王的改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削夺宦官手中包括禁军兵权等部分权力,结果失败。值得注意的是二王得到了宦官李忠言的支持。文宗朝的宋申锡也因想抑裁宦官之权而丢官并死于谪所,连文宗也几乎被宦官杀掉!李训、郑注发动的反宦官的“甘露之变”也惨遭失败。而李、郑在开始发动“甘露之变”时,同样得到仇士良的支持。可见,在所谓“南衙北司”之争中,“南衙”总要与“北司”的一些人勾结,“北司”有时也与翰林学士及藩镇将领联合。这样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宦官与宦官之争,已失去了“南衙北司”之争的原义。至昭宗朝,“南衙北司”之争则完全失去其本意。宦官首领杨复恭被处死,实际上已不是“南衙”对“北司”的胜利,而是李茂贞、王行瑜等藩镇将领对“北司”的胜利。宰相崔胤对宦官宋道弼、景务修的胜利,实则是节度使朱温对“北司”的胜利。因为这场斗争一开始,崔胤就丢了相位,只是由于朱温的干预才又得复位。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即宋道弼、景务修被迫自杀时,还有位宰相跟着殉葬。这就使“南衙北司”之争又打了一个大折扣,随后宦官反扑,把“南衙”政敌及涉嫌者一一杀死,又是朱温保了崔胤一条命。以后,尽管崔胤与宦官斗争仍很激烈,但无论哪一方,只要得到朱温支持,就必会胜利。这时的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已完全失去原来含义,成了朱温导演的一场龙虎斗[7]。
史学界历来都对宦官的腐败和阴狠险毒进行谴责,这是应该的。但笔者则认为,对宦官的腐败和阴狠险毒的原因多进行些分析则更有意义。首先,我们应看到宦官也是人,也应有做人的尊严。宦官是刑余之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巨大摧残。司马迁的一篇《扳任要书》,把宦官心理上、肉体上的痛苦诉说得淋漓尽至。不论宦官的地位有多高,在传统观念上总被人们视为奴仆和贱人。像宪宗朝权倾一时的突吐承璀仍被宪宗视为“轻如一毛”[8]!试想,宦官心理能平衡吗?因此,他们必然要向世人证明他们也是人,并能做出士大夫们所不能也不敢做的事情,如立、囚、废、弑皇帝等,来证明他们也是人,是强者,也有人的尊严。其次,宦官还失去了过正常人家庭生活的权力。这种精神上、生理上的巨创,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的娶妻、收养子女,只不过是求得一种形式上心理安慰与平衡,然而就是连这么一点可悲的追求,也招来世人的一片指责!而皇帝三宫六院、官僚士大夫们妻妾成群,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怎能不激起宦官的愤怒与不平?怎能会使他们不进行报复!再次,宦官多数素质不高,至多是略通文墨,他们不可能象司马迁能为后世留下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难像蔡伦成为造纸的发明家而彪炳于后世,科举入仕之途更不许他们问津。要实现自身价值,他们只有另辟途径。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往往为常人尤其是士大夫所不理解。在他们以为是理所当然之事,士大夫则视为“非礼”和无耻。特别是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唐朝,宦官既无路实现自身价值,剩下的唯一追求就是物质上的享受。于是就把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甚至公开抢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又因素质低下,使他们不但不以这种行为为耻,反以为荣;不但不隐瞒,反而到处去炫耀!以此做为自身价值的实现!再次,宦官固然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帮凶,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也是受害者。笔者曾访问过清亡后出宫回家的两个低级宦官。一个是因家境贫寒为谋一条生路而当了宦官,一个是因与本村一乡绅打架两个哥哥被打死而无处申冤,为讨回公道,狠心自阉,才打赢官司。虽说这是远离唐朝的事例,但做为旁证还是能反映唐朝宦官的一些情况。既然有的是因贫寒而被迫做了宦官,他当然就要努力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既然是为报仇而自行阉割,他也必然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虽然这种宦官不能成为宦官头领,但仍可助纣为虐。因此,宦官的腐败,阴险狠毒等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既然宦官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物质上的享受和心理上的平衡,因此宦官集团内部也会常常因此而发生争权夺势的斗争。其斗争方式主要是在某一皇帝身上下赌注。一旦某派拥立皇子即位,这位皇帝就会对该派宦官大加恩赐,授以权力和高位。如玄宗时的高力士,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德宗时的窦文场、霍仙鸣,顺宗时的李忠言,宪宗时的吐突承璀等。从穆宗到武宗朝,正是宦官权倾朝野的时期。正如《旧唐书》所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钅奇将臣,率皆子畜;藩镇戎师,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9]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治人物如不同宦官发生联系,就休想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牛李党争正处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说牛李党争与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没有联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正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牛李两党背后都有宦官在支持。如牛僧孺、李逢吉就因得到宦官王守澄的支持,才战胜了裴度和李德裕。李德裕为夺回失去的权势,也在藩镇上巴结、重贿宦官才得以再回长安。“甘露之变”后,李德裕又被宦官赶出长安去润州做刺使。后来,李德裕又得到仇士良下属宦官杨钦义的支持,才于840年再度被召回长安为武宗宰相。可见,那种认为“李德裕受到宦官和牛党……排挤””,似乎与宦官没有联系的看法是有违于史实的[10]。所以,笔者认为,牛李党争是宦官权势之争的一种表现,宦官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则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历代都有,为什么唐后期牛李党争却表现得如此激烈复杂呢?本文对此提出个人看法,不妥之处,请同仁批评指正。
一、唐后期,“民主”制度的失控是牛李党争的前提。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明的政治风气。他豁达大度,不拘小节,宽以待人,很有自知之明。他认为治理天下繁多的事务,一切都由他独断,会经常出现错误。因此,他虚心纳谏,凡天下大政方针,必须“百官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1]。他“恐人不言”,常常“导之使谏”[2]。故在贞观年间,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臣。魏征、张玄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民主”气氛形成的基础是善于用人、识人。唐太宗用人的标准是德行、学识为本。他认为,要天下者,在于得贤才而用之。为此,他不断让大臣们为国家罗致人才,并给贵族官僚以种种优待,让他们享有“议、请、减、赎、当、免”及“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等多种法律特权[3]。“其优礼臣下,可请无微不至矣”[4]。但这些优待,并不是毫无限制,如果他们犯有“十恶”罪,危及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和秩序,也会为“常郝所不原”[5]。这即是说,唐太宗时代的“民主”,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民主”,而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正因为唐太宗能够牢牢地控制着“民主”,才使得唐统治集团中的“民主”机制得以正常运行。唐太宗说:“岂如广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6]则天朝的高压政策,曾使这种“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以张柬之为首的一派最终消灭了张易之、张宗昌一派。姚崇、宋王景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政,使开元年间皇帝的权威又得到恢复,封建统治集团重新出现了团结局面,民主”机制重新得以运行。不过,这只是则天朝遗留下来的派系斗争的潜伏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时有发生。如姚崇与张说的不和,张说和张嘉贞的争吵,崔隐甫、宇文融和李林甫赶张说下台,李元和杜暹的矛盾,萧嵩与裴光庭的不和,张九龄与李林甫的分歧等。但总地说,玄宗前期,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基本上延续下来了,只是力度有所减弱。至天宝年间,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李林甫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再度激化。虽然李林甫把自己的政敌韦坚、裴宽、杨慎矜、王忠嗣等人都一一击败,但随着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杀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为削弱。至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时,唐玄宗已经起不到皇帝的作用,一切政务都由杨国忠行使最高权力。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进一步丧失。这就为以后牛李党争提供了前提。
二、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造就出一批精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人。这些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乱积极筹措了巨额军费而势力膨胀,对牛李党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理财精英,就连皇帝也不敢轻视。安史乱后第一任宰相崔造就因想削夺这些人的权力丢了相位。窦参做宰相后,为扩大自己的权势,也想抑一抑这些人的权力,并与自己的亲朋故友结成死党,委以高官,终因贿赂案和诋毁这些人又丢了相位。这时,中央官僚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已使行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朝廷不得不把财政权分为政府职员和财政官衙两部分。但财政官衙又继续闹独立,扩大自己权限,使政务不得不停顿下来。新起用的宰相陆贽为扩大自己的权力,也想方设法剥夺理财专家们的权力,因自己的门人李巽未能补上判度支的空缺而对皇帝不满,裴延龄于是趁机取陆贽而代之。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唐皇帝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而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一旦渗透到政治斗争中,它也将会以各种方法和手段对付一切竞争对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们结党营私、行贿受贿、出卖人格和族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目的:争夺权势。因此,可以说,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的丧失使个人争权夺势斗争肆无忌惮,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个人权势更加膨涨,更加冲撞激烈。
三、藩镇割据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玄宗天宝初年,为防御周边国家的进攻,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置了十几个节度使或经略使。总兵力近50万。起初,中央对节度使的选派还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轮换。其行政工作及权力由中央官署管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渐失去对节度使的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以致不仅管军事,还拥有行政、财政、供应等权力,并把权杖伸向中央政府。736年,牛仙客以兼领塑方节度使和总管河东使的身份入朝为宰相,标志着藩镇将领势力打入中央政权的开始,并开了藩镇节度使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的先河。从此,节度使与宰相可以平起平坐,职权完全相等。与牛仙客同为宰相的李林甫也兼领陇右和河西两节度使。其目的是控制京畿一带兵权,以抵御藩镇将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牛仙客、李林甫死后,宰相杨国忠与藩镇将领安禄山的矛盾渐趋激化。为清除安禄山在中央的势力,杨国忠先后阻止了安禄山让同盟者吉温、韦陟当宰相的企图。最后,安禄山发动了反杨国忠为名,夺取李氏天下为实的叛乱。与其说这是中央与藩镇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如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各为私欲而斗争的必然结果。虽然安禄山叛乱最后被平定,但杨氏家族从此也一蹶不振,最终形成了中央与藩镇对立的藩镇割据局面。藩镇拥兵自重的目的无非是割地以求自保私利。为此,藩镇将领想方设法在中央安插亲信耳目,以刺探情报,对抗中央或对中央施加影响,或企图控制中央。安禄山即是一个典型。此外,786年,崔造曾提出把所有行政权都集中到宰相府署的主张,因遭到以浙西节度使韩氵晃为首的节度使们的反对而未能实行。王叔文、王亻丕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藩镇将领的反对。宪宗时的宰相武元衡也因要攻打淮西节度使而被平卢节度使的刺客刺杀。这一切,如果处在一个有权威的皇帝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之下,是不易发生或发生后也容易解决的,但这时的皇帝和中央政权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威,而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又常常使失势的宰相得不到应有的处理,只是让他们出任一方节度使;而得势的节度使反而又入朝为相。用现代的话说就叫平调。它不但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更加助长了中央与藩镇、中央官员与中央官员之间的斗争。升为宰相者为保相位极力勾结部分官僚、宦官。甚至一些地方节度使,互为表里,竭力抑制出为节度使的政敌再度入朝为相;出为节度使者,则利用在地方上的权势肆意聚敛财富,买通中央一些官僚、宦官,联合某些节度使互为声势,处心积虑地想恢复失去的相位。皇帝大权旁落,又无力控制局面,致使党争愈演愈烈。整个官场成为官僚、宦官、藩镇将领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牛僧孺、李德裕的交替出将入相,就是这许多史实中的典型。所以说,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成为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宦官集团的内部斗争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宦官专政在东汉、唐、明三朝都曾出现,但宦官势力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当首推唐朝。宦官专政是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唐宦官势力的膨涨,侵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官集团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史学界把这场斗争称为“南衙北司”之争。笔者认为,如果笼统地把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都称为“南衙北司”之争,似乎不能很准确地反映历史实际。如果把“南衙北司”之争用于安史乱后到宪宗诸朝,还有其准确真实的意义;如果再用于宪宗以后诸朝,就不太符合历史实际了。因为“争”是双方实力的较量。只有有力量才能去争。争则互有胜负得失。如果一方已完全无力去争。“争”也就失去了意义。顺宗朝二王的改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削夺宦官手中包括禁军兵权等部分权力,结果失败。值得注意的是二王得到了宦官李忠言的支持。文宗朝的宋申锡也因想抑裁宦官之权而丢官并死于谪所,连文宗也几乎被宦官杀掉!李训、郑注发动的反宦官的“甘露之变”也惨遭失败。而李、郑在开始发动“甘露之变”时,同样得到仇士良的支持。可见,在所谓“南衙北司”之争中,“南衙”总要与“北司”的一些人勾结,“北司”有时也与翰林学士及藩镇将领联合。这样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宦官与宦官之争,已失去了“南衙北司”之争的原义。至昭宗朝,“南衙北司”之争则完全失去其本意。宦官首领杨复恭被处死,实际上已不是“南衙”对“北司”的胜利,而是李茂贞、王行瑜等藩镇将领对“北司”的胜利。宰相崔胤对宦官宋道弼、景务修的胜利,实则是节度使朱温对“北司”的胜利。因为这场斗争一开始,崔胤就丢了相位,只是由于朱温的干预才又得复位。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即宋道弼、景务修被迫自杀时,还有位宰相跟着殉葬。这就使“南衙北司”之争又打了一个大折扣,随后宦官反扑,把“南衙”政敌及涉嫌者一一杀死,又是朱温保了崔胤一条命。以后,尽管崔胤与宦官斗争仍很激烈,但无论哪一方,只要得到朱温支持,就必会胜利。这时的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已完全失去原来含义,成了朱温导演的一场龙虎斗[7]。
史学界历来都对宦官的腐败和阴狠险毒进行谴责,这是应该的。但笔者则认为,对宦官的腐败和阴狠险毒的原因多进行些分析则更有意义。首先,我们应看到宦官也是人,也应有做人的尊严。宦官是刑余之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巨大摧残。司马迁的一篇《扳任要书》,把宦官心理上、肉体上的痛苦诉说得淋漓尽至。不论宦官的地位有多高,在传统观念上总被人们视为奴仆和贱人。像宪宗朝权倾一时的突吐承璀仍被宪宗视为“轻如一毛”[8]!试想,宦官心理能平衡吗?因此,他们必然要向世人证明他们也是人,并能做出士大夫们所不能也不敢做的事情,如立、囚、废、弑皇帝等,来证明他们也是人,是强者,也有人的尊严。其次,宦官还失去了过正常人家庭生活的权力。这种精神上、生理上的巨创,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的娶妻、收养子女,只不过是求得一种形式上心理安慰与平衡,然而就是连这么一点可悲的追求,也招来世人的一片指责!而皇帝三宫六院、官僚士大夫们妻妾成群,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怎能不激起宦官的愤怒与不平?怎能会使他们不进行报复!再次,宦官多数素质不高,至多是略通文墨,他们不可能象司马迁能为后世留下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难像蔡伦成为造纸的发明家而彪炳于后世,科举入仕之途更不许他们问津。要实现自身价值,他们只有另辟途径。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往往为常人尤其是士大夫所不理解。在他们以为是理所当然之事,士大夫则视为“非礼”和无耻。特别是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唐朝,宦官既无路实现自身价值,剩下的唯一追求就是物质上的享受。于是就把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甚至公开抢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又因素质低下,使他们不但不以这种行为为耻,反以为荣;不但不隐瞒,反而到处去炫耀!以此做为自身价值的实现!再次,宦官固然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帮凶,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也是受害者。笔者曾访问过清亡后出宫回家的两个低级宦官。一个是因家境贫寒为谋一条生路而当了宦官,一个是因与本村一乡绅打架两个哥哥被打死而无处申冤,为讨回公道,狠心自阉,才打赢官司。虽说这是远离唐朝的事例,但做为旁证还是能反映唐朝宦官的一些情况。既然有的是因贫寒而被迫做了宦官,他当然就要努力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既然是为报仇而自行阉割,他也必然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虽然这种宦官不能成为宦官头领,但仍可助纣为虐。因此,宦官的腐败,阴险狠毒等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既然宦官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物质上的享受和心理上的平衡,因此宦官集团内部也会常常因此而发生争权夺势的斗争。其斗争方式主要是在某一皇帝身上下赌注。一旦某派拥立皇子即位,这位皇帝就会对该派宦官大加恩赐,授以权力和高位。如玄宗时的高力士,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德宗时的窦文场、霍仙鸣,顺宗时的李忠言,宪宗时的吐突承璀等。从穆宗到武宗朝,正是宦官权倾朝野的时期。正如《旧唐书》所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钅奇将臣,率皆子畜;藩镇戎师,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9]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治人物如不同宦官发生联系,就休想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牛李党争正处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说牛李党争与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没有联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正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牛李两党背后都有宦官在支持。如牛僧孺、李逢吉就因得到宦官王守澄的支持,才战胜了裴度和李德裕。李德裕为夺回失去的权势,也在藩镇上巴结、重贿宦官才得以再回长安。“甘露之变”后,李德裕又被宦官赶出长安去润州做刺使。后来,李德裕又得到仇士良下属宦官杨钦义的支持,才于840年再度被召回长安为武宗宰相。可见,那种认为“李德裕受到宦官和牛党……排挤””,似乎与宦官没有联系的看法是有违于史实的[10]。所以,笔者认为,牛李党争是宦官权势之争的一种表现,宦官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则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