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红军,没到终点的也是英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14:38:06
]]
讲述人：王富添
96岁，宁化淮土乡大王村村民，掉队的老红军
72年前，王富添同叔叔、弟弟一起参加红军不久，就从故乡出发开始长征。途中，叔叔牺牲、弟弟被俘，而他因病掉队，边走边爬花了半年时间才回到老家。爬过凤凰山一条人迹罕至的山道，我们找到这位失散老红军，他身体不太好，只能靠儿孙一句句大声提醒才能与我们交流，可他对于70多年前的回忆却异常清晰。
■ 背景
凤凰山，位于宁化县淮土乡凤山村，山峦起伏，往西南70公里便是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是当年中央苏区腹地，有一条崎岖山路通往宁化县城。
1934年10月6、7、8日间，红三军团以及代管的十三师、少共国际师、中直炮兵营、红九军团后方机关等约14000人，也就是中央红军16%的兵力，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率领下，就是沿这条山路向凤凰山集结，而后开始战略大转移。同时，有13000多名宁化子弟参加了长征，最终仅有58人到达陕北，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每前进10公里，宁化籍的红军战士就约有3个人倒下……2006年9月10日，我们来到宁化，沿着当年那条红军走过的山路，去寻找留在民间的长征记忆。
家中壮劳力全参军了
红军没来之前，老百姓活不下去。1929年，红军建立闽西赣南革命根据地后，淮土乡的大王、隘门、仕边、凤山一带就成为中央苏区的老根据地，红军来了，我们才有了田，能吃饱饭，所以我愿意把命交给红军。
“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土比参军，禾口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人。”这是当年流传的一首扩红山歌。当时，村里干部来我家号召参加红军时，我的爷爷一下子就让家中3个壮劳力报了名。我们3个人是在仕边村参加的红军教导团，没有发军装，就穿着家里的破衣服开始打仗。参军后不久，部队开始从宁化转移，虽然家乡近在咫尺，可我却没能和家人道声别，走的时候往老家方向看了几眼，很想母亲，原来以为很快就能打回来的。
和我一起出发的，还有附近村庄的年轻人，没有成家的年轻人都跟着红军走了。
墙上挖土熬硝盐吃
红军分三路纵队前进，一路上被敌人围追堵截，边打边跑。我们大多是白天休息，晚上前进。白天敌机在头顶盘旋，一看到我们就扫射、轰炸。夜行时没有火柴没有电筒，也不能打松明，只能人扶着人摸黑行动，有命令就一个告诉一个地传达，不少人在黑夜中走着走着就掉队、失踪了。
一路上，没有粮食，也没有盐，敌人封锁得很严。我们就从老墙上挖土熬硝盐吃，硝盐没有盐味，吃下去嘴里又苦又涩。（许多人）草鞋穿破了就赤着脚，哪怕全身发软也必须坚持走下去。队伍过江西、广东梅岭，一直走到湖南地界，我走得两脚发肿，拄着棍子，又得了痢疾，站都站不起来。部队没有药治，又没担架，靠着一个坚强的信念支撑我艰难前进。
一天晚上，部队在湖南经过一座桥，我痢疾发作，不小心掉下桥。战友把我救了上来，因为我双腿严重受伤，根本走不了路，战友们只好把我寄在好心的老乡家中养伤。
老乡家中没有药，只能把南瓜捣烂敷在腿上，过了很久才消了肿，可腿还是走不了远路。1934年年底，我决定去寻找队伍，走时，老乡给了我一件烂棉袄和一个小火炉。
母亲把我当成乞丐
我找了许久，可谁也不知道红军在哪里。于是，我想回老家等红军，就边走边问宁化的方向，走久了腿就不行了，我就一点点爬。
一路上，饿了，我就捡人家的地瓜皮、萝卜皮吃；渴了，就随便在路边打水喝，经常被当作叫花子而遭人打骂。半年过去，我终于回到大王村。那时，我满脸胡须，蓬头垢面，敲着自家的门，可母亲出来，却说：“我们家也很穷，你要乞讨到别的地方去吧！”原来，母亲也把我当成了乞丐。
后来，在邻居的帮助下，母亲才认出了我，母亲抱着我痛哭了大半天。由于腿伤和消息不灵，随后，我就一直在老家务农为生。
（“光我们村就有55个人牺牲在长征路上。”王富添说，他的叔叔牺牲时37岁，弟弟与他一样未能走完长征，途中被俘，到1935年7月才回到宁化。1987年王富添被定为老游击队员，领到了“五老”补贴。
“现在每月能拿到300多元，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很知足了。”王富添说着，望着门外的凤凰山流出了眼泪。）
山路滑坡 一下吞了几十红军
讲述人：张春春
身份：89岁，宁化石壁镇立新村村民
（与70多年前一样，天下着雨，山路在稻田、丘陵间蜿蜒，到立新村被一条小溪拦住。1934年初，红军和当地群众在溪上修了一座石桥，如今石桥已被改成水泥桥，可我们还是在桥上找到了当年修桥留下的一块石碑，上面写着“红军万岁”。于是，当地群众一直把这座桥叫作“红军桥”。）
1934年10月，村里突然来了许多红军，有拿枪的，也有拿梭镖的，身上背着粮食带，村里所有房子都住满了红军。一支支红军部队走过红军桥，他们看起来很疲惫，衣服都是破的，有的还带着血迹，伤员也很多。战士们默默无语，却坚定地向西南方向走着，要是天太黑了，他们就在村里老乡家借宿一晚，第2天天刚亮便又匆匆踏上路途。
一天清晨，我曾好奇地问过借宿在家中的一名红军指挥员要去哪里。这名指挥员指着西南方向说：“我们要回瑞金去，和同志们会合，接下来再去哪，就不知道了，也许要去打一场大战吧。”说这话时，指挥员一脸坚毅的表情。
那时，立新村村民看着红军战士源源不断地到来、离开，雨越下越大，山路不少地方出现滑坡，几十个红军战士一下子就没了，现在要是把土挖开，也许还能找到他们的遗骨。
雨中露宿 彼此用体温取暖
讲述人：张莲秀
身份：83岁，宁化淮土乡凤山村村民
（从立新村出发，沿着山路走半小时，我们来到淮土乡凤山村，凤凰山裸露着红紫色的页岩土，包裹着这座小山村。1934年10月6、7日，数量众多的红军陆续从江西石城方向集结到这里。）
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透过门缝看到：街上都是兵，大多穿着草鞋，还有赤脚的，但没有一个穿皮鞋的。而后往上看，士兵拿着步枪、鸟铳甚至是红缨枪，雨下得很大，可有雨伞的非常少，他们就被雨淋着，全身都湿透了。那时，家家户户都住满了红军，可还是有非常多的红军住不下，他们就露宿在山上，点上篝火，彼此紧靠着取暖，可衣服到第2天还是湿透。
草鞋走在石板路上发出“沙沙”声响，而这声音整整持续了三天，然后便再也没有响起。
96岁，宁化淮土乡大王村村民，掉队的老红军
72年前，王富添同叔叔、弟弟一起参加红军不久，就从故乡出发开始长征。途中，叔叔牺牲、弟弟被俘，而他因病掉队，边走边爬花了半年时间才回到老家。爬过凤凰山一条人迹罕至的山道，我们找到这位失散老红军，他身体不太好，只能靠儿孙一句句大声提醒才能与我们交流，可他对于70多年前的回忆却异常清晰。
■ 背景
凤凰山，位于宁化县淮土乡凤山村，山峦起伏，往西南70公里便是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是当年中央苏区腹地，有一条崎岖山路通往宁化县城。
1934年10月6、7、8日间，红三军团以及代管的十三师、少共国际师、中直炮兵营、红九军团后方机关等约14000人，也就是中央红军16%的兵力，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率领下，就是沿这条山路向凤凰山集结，而后开始战略大转移。同时，有13000多名宁化子弟参加了长征，最终仅有58人到达陕北，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每前进10公里，宁化籍的红军战士就约有3个人倒下……2006年9月10日，我们来到宁化，沿着当年那条红军走过的山路，去寻找留在民间的长征记忆。
家中壮劳力全参军了
红军没来之前，老百姓活不下去。1929年，红军建立闽西赣南革命根据地后，淮土乡的大王、隘门、仕边、凤山一带就成为中央苏区的老根据地，红军来了，我们才有了田，能吃饱饭，所以我愿意把命交给红军。
“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土比参军，禾口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人。”这是当年流传的一首扩红山歌。当时，村里干部来我家号召参加红军时，我的爷爷一下子就让家中3个壮劳力报了名。我们3个人是在仕边村参加的红军教导团，没有发军装，就穿着家里的破衣服开始打仗。参军后不久，部队开始从宁化转移，虽然家乡近在咫尺，可我却没能和家人道声别，走的时候往老家方向看了几眼，很想母亲，原来以为很快就能打回来的。
和我一起出发的，还有附近村庄的年轻人，没有成家的年轻人都跟着红军走了。
墙上挖土熬硝盐吃
红军分三路纵队前进，一路上被敌人围追堵截，边打边跑。我们大多是白天休息，晚上前进。白天敌机在头顶盘旋，一看到我们就扫射、轰炸。夜行时没有火柴没有电筒，也不能打松明，只能人扶着人摸黑行动，有命令就一个告诉一个地传达，不少人在黑夜中走着走着就掉队、失踪了。
一路上，没有粮食，也没有盐，敌人封锁得很严。我们就从老墙上挖土熬硝盐吃，硝盐没有盐味，吃下去嘴里又苦又涩。（许多人）草鞋穿破了就赤着脚，哪怕全身发软也必须坚持走下去。队伍过江西、广东梅岭，一直走到湖南地界，我走得两脚发肿，拄着棍子，又得了痢疾，站都站不起来。部队没有药治，又没担架，靠着一个坚强的信念支撑我艰难前进。
一天晚上，部队在湖南经过一座桥，我痢疾发作，不小心掉下桥。战友把我救了上来，因为我双腿严重受伤，根本走不了路，战友们只好把我寄在好心的老乡家中养伤。
老乡家中没有药，只能把南瓜捣烂敷在腿上，过了很久才消了肿，可腿还是走不了远路。1934年年底，我决定去寻找队伍，走时，老乡给了我一件烂棉袄和一个小火炉。
母亲把我当成乞丐
我找了许久，可谁也不知道红军在哪里。于是，我想回老家等红军，就边走边问宁化的方向，走久了腿就不行了，我就一点点爬。
一路上，饿了，我就捡人家的地瓜皮、萝卜皮吃；渴了，就随便在路边打水喝，经常被当作叫花子而遭人打骂。半年过去，我终于回到大王村。那时，我满脸胡须，蓬头垢面，敲着自家的门，可母亲出来，却说：“我们家也很穷，你要乞讨到别的地方去吧！”原来，母亲也把我当成了乞丐。
后来，在邻居的帮助下，母亲才认出了我，母亲抱着我痛哭了大半天。由于腿伤和消息不灵，随后，我就一直在老家务农为生。
（“光我们村就有55个人牺牲在长征路上。”王富添说，他的叔叔牺牲时37岁，弟弟与他一样未能走完长征，途中被俘，到1935年7月才回到宁化。1987年王富添被定为老游击队员，领到了“五老”补贴。
“现在每月能拿到300多元，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很知足了。”王富添说着，望着门外的凤凰山流出了眼泪。）
山路滑坡 一下吞了几十红军
讲述人：张春春
身份：89岁，宁化石壁镇立新村村民
（与70多年前一样，天下着雨，山路在稻田、丘陵间蜿蜒，到立新村被一条小溪拦住。1934年初，红军和当地群众在溪上修了一座石桥，如今石桥已被改成水泥桥，可我们还是在桥上找到了当年修桥留下的一块石碑，上面写着“红军万岁”。于是，当地群众一直把这座桥叫作“红军桥”。）
1934年10月，村里突然来了许多红军，有拿枪的，也有拿梭镖的，身上背着粮食带，村里所有房子都住满了红军。一支支红军部队走过红军桥，他们看起来很疲惫，衣服都是破的，有的还带着血迹，伤员也很多。战士们默默无语，却坚定地向西南方向走着，要是天太黑了，他们就在村里老乡家借宿一晚，第2天天刚亮便又匆匆踏上路途。
一天清晨，我曾好奇地问过借宿在家中的一名红军指挥员要去哪里。这名指挥员指着西南方向说：“我们要回瑞金去，和同志们会合，接下来再去哪，就不知道了，也许要去打一场大战吧。”说这话时，指挥员一脸坚毅的表情。
那时，立新村村民看着红军战士源源不断地到来、离开，雨越下越大，山路不少地方出现滑坡，几十个红军战士一下子就没了，现在要是把土挖开，也许还能找到他们的遗骨。
雨中露宿 彼此用体温取暖
讲述人：张莲秀
身份：83岁，宁化淮土乡凤山村村民
（从立新村出发，沿着山路走半小时，我们来到淮土乡凤山村，凤凰山裸露着红紫色的页岩土，包裹着这座小山村。1934年10月6、7日，数量众多的红军陆续从江西石城方向集结到这里。）
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透过门缝看到：街上都是兵，大多穿着草鞋，还有赤脚的，但没有一个穿皮鞋的。而后往上看，士兵拿着步枪、鸟铳甚至是红缨枪，雨下得很大，可有雨伞的非常少，他们就被雨淋着，全身都湿透了。那时，家家户户都住满了红军，可还是有非常多的红军住不下，他们就露宿在山上，点上篝火，彼此紧靠着取暖，可衣服到第2天还是湿透。
草鞋走在石板路上发出“沙沙”声响，而这声音整整持续了三天，然后便再也没有响起。
故乡南城 你好吗？
86岁老红军韦堂成想了解家乡变化
http://www.i918.cn
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的通道侗族自治县，据民政部门记录，该县目前健在的红军失散人员只有两人，韦堂成就是其中一个。韦老祖籍江西南城县，他在老家已没有什么直系亲属了，加上年事已高，也不可能回老家。然而，老家南城还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如今，小县城是否长大？那里的人们生活怎样？“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老家的变化！”韦老深情地说，哪怕是一张照片，寄到老人手中，也犹如一封“抵万金”的家书。
掉队红军战士被侗族群众收留
现年86岁高龄的韦堂成住在通道侗族自治县溪口镇岩脚塘组，而今儿孙满堂，安享天伦之乐。韦老告诉记者，他原名叫王细佬，1920年出生在江西南城。由于身体单薄，14岁参加红军的他被分到红三军团野战医院担任护理员，随部队转战闽赣边界。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他随着千千万万的红军开始艰苦的长征。
在通道县马龙乡境内，王细佬拖着浮肿的大腿，慢慢地掉队了，最终和大部队失去联系。1934年12月中旬，王细佬走进马龙乡铺头村，侗族群众用怜悯的目光打量这位受伤的红军小战士，不少人拿出食物给他吃。
当时，王细佬面临的形势很险恶，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大肆搜捕掉队红军战士，村里也有个别人想邀功请赏，提出把王细佬交给官府或杀掉，这时，在当地很有名望的甲长韦金站出来制止：“你们不要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们韦家收留他。”韦家是村里的大族，此言一出，其他人不敢再出声了。
在韦家的精心安排下，王细佬多次躲过反动当局的追捕，他朴实、勤劳，也深得韦家的喜爱。这时韦家有个叫韦堂开的人因病去世，留下孤儿寡妇，生活困难，韦金等几个管事的一商量，觉得王细佬人不错，不如招他进门，大家一致同意，并按韦家的辈分取名叫韦堂成。
老红军念念不忘家乡南城
韦堂成成家后，挑起了家庭的重担。1944年冬，他与妻子离开铺头村来到溪口定居。韦堂成共有两男三女，十多个孙子女，一个重孙，已过八旬高龄的他仍然可以上山砍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韦老念念不忘的就是想了解一下家乡南城的变化。他年事已高，虽然无法回老家看看，却希望得到一些家乡照片、资料，本报将联系当地政府帮助其完成这一心愿。(文／图 实习生彭凯 张静 记者王平）
86岁老红军韦堂成想了解家乡变化
http://www.i918.cn
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的通道侗族自治县，据民政部门记录，该县目前健在的红军失散人员只有两人，韦堂成就是其中一个。韦老祖籍江西南城县，他在老家已没有什么直系亲属了，加上年事已高，也不可能回老家。然而，老家南城还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如今，小县城是否长大？那里的人们生活怎样？“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老家的变化！”韦老深情地说，哪怕是一张照片，寄到老人手中，也犹如一封“抵万金”的家书。
掉队红军战士被侗族群众收留
现年86岁高龄的韦堂成住在通道侗族自治县溪口镇岩脚塘组，而今儿孙满堂，安享天伦之乐。韦老告诉记者，他原名叫王细佬，1920年出生在江西南城。由于身体单薄，14岁参加红军的他被分到红三军团野战医院担任护理员，随部队转战闽赣边界。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他随着千千万万的红军开始艰苦的长征。
在通道县马龙乡境内，王细佬拖着浮肿的大腿，慢慢地掉队了，最终和大部队失去联系。1934年12月中旬，王细佬走进马龙乡铺头村，侗族群众用怜悯的目光打量这位受伤的红军小战士，不少人拿出食物给他吃。
当时，王细佬面临的形势很险恶，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大肆搜捕掉队红军战士，村里也有个别人想邀功请赏，提出把王细佬交给官府或杀掉，这时，在当地很有名望的甲长韦金站出来制止：“你们不要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们韦家收留他。”韦家是村里的大族，此言一出，其他人不敢再出声了。
在韦家的精心安排下，王细佬多次躲过反动当局的追捕，他朴实、勤劳，也深得韦家的喜爱。这时韦家有个叫韦堂开的人因病去世，留下孤儿寡妇，生活困难，韦金等几个管事的一商量，觉得王细佬人不错，不如招他进门，大家一致同意，并按韦家的辈分取名叫韦堂成。
老红军念念不忘家乡南城
韦堂成成家后，挑起了家庭的重担。1944年冬，他与妻子离开铺头村来到溪口定居。韦堂成共有两男三女，十多个孙子女，一个重孙，已过八旬高龄的他仍然可以上山砍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韦老念念不忘的就是想了解一下家乡南城的变化。他年事已高，虽然无法回老家看看，却希望得到一些家乡照片、资料，本报将联系当地政府帮助其完成这一心愿。(文／图 实习生彭凯 张静 记者王平）
只有一事不明，既然前四次反围剿在朱毛周等国产教练指挥下都成功了，那么只要他们继续职教中国革命就不会失败，但在如此好的前景下，为什么非要换个外籍教练来呢
1933年红军“扩红”之际，年轻的何德林抛下新婚妻子参加了红军。
踏上长征路时，何德林是红一军团三师三团九连的一名班长。抢渡大渡河，他是渡河先锋队的一员。
“没有船，我们只好骑马渡河，每人带有武器和几把短刀。尽管马会浮水，但人骑在上面，河水又太急，马的体力也慢慢不支了。”何德林回忆说，“我们只好在马屁股上扎一刀，马向前猛跃几步，就这样扎上几刀，马才能跃上对岸。”
虽然死伤了不少战友和马匹，但终于占领了对岸阵地，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何德林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身边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地倒下，而他却一次又一次地死里逃生。
如今，老人的记忆已经模糊。他指着肋部、腹部、腿部至今清晰可辨的3处伤痕，却无法记清受伤的具体时间和战斗。
然而，老人认为自己又是不幸的。在攻占腊子口的战斗中受伤后，他只能留下养伤，不曾想因此永远失去了和大部队的联系。
担任腊子口主攻任务的是二师四团。何德林所在三团参加了配合战斗。战斗中，他的右胳膊不幸受伤，他以为还会像以前那样经过包扎继续行军。走了3天后，伤口感染发作，他实在走不动了。部队领导动员他留下养伤，并派两名战士留下保护他。
尽管何德林明白，这一留下就很难再追上部队了，但由于当时他发着高烧，身体实在太虚弱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第二天，民团就追了上来。为了不连累别人，何德林把枪交给了那两名战士，让他们追赶部队，自己实在跑不动，就坐在一块石头上。
那些团兵追上来后，便把何德林的衣服剥去，只剩一个短裤，并扬言要打死他。后来，他们从短裤中搜出一只玉镯，又看到何德林奄奄一息，便没伤他性命。
在当地百姓的救助下，何德林得以劫后余生，在甘肃通渭与一当地女子成婚。新中国成立后，他定居会宁县老君坡乡。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大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长征路上曾有很多红军战士因伤流落，而像何德林这样在即将胜利之时，在三军会师之地流落的，实属罕见。当年红军在这里只是短暂停留，因此，虽然他后来尝试过寻找部队，但都没有成功。于是，他的3个儿子的名字中便有了“红”“军”“兵”3个字。（完）
踏上长征路时，何德林是红一军团三师三团九连的一名班长。抢渡大渡河，他是渡河先锋队的一员。
“没有船，我们只好骑马渡河，每人带有武器和几把短刀。尽管马会浮水，但人骑在上面，河水又太急，马的体力也慢慢不支了。”何德林回忆说，“我们只好在马屁股上扎一刀，马向前猛跃几步，就这样扎上几刀，马才能跃上对岸。”
虽然死伤了不少战友和马匹，但终于占领了对岸阵地，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何德林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身边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地倒下，而他却一次又一次地死里逃生。
如今，老人的记忆已经模糊。他指着肋部、腹部、腿部至今清晰可辨的3处伤痕，却无法记清受伤的具体时间和战斗。
然而，老人认为自己又是不幸的。在攻占腊子口的战斗中受伤后，他只能留下养伤，不曾想因此永远失去了和大部队的联系。
担任腊子口主攻任务的是二师四团。何德林所在三团参加了配合战斗。战斗中，他的右胳膊不幸受伤，他以为还会像以前那样经过包扎继续行军。走了3天后，伤口感染发作，他实在走不动了。部队领导动员他留下养伤，并派两名战士留下保护他。
尽管何德林明白，这一留下就很难再追上部队了，但由于当时他发着高烧，身体实在太虚弱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第二天，民团就追了上来。为了不连累别人，何德林把枪交给了那两名战士，让他们追赶部队，自己实在跑不动，就坐在一块石头上。
那些团兵追上来后，便把何德林的衣服剥去，只剩一个短裤，并扬言要打死他。后来，他们从短裤中搜出一只玉镯，又看到何德林奄奄一息，便没伤他性命。
在当地百姓的救助下，何德林得以劫后余生，在甘肃通渭与一当地女子成婚。新中国成立后，他定居会宁县老君坡乡。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大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长征路上曾有很多红军战士因伤流落，而像何德林这样在即将胜利之时，在三军会师之地流落的，实属罕见。当年红军在这里只是短暂停留，因此，虽然他后来尝试过寻找部队，但都没有成功。于是，他的3个儿子的名字中便有了“红”“军”“兵”3个字。（完）
老红军谢祖安自长征掉队后一直在寻找组织，直到1987年才被重新确认为红军
他们在长征大历史的集体记忆中可能无法被提及，但他们出生入死的个体经历应该永远被铭记。
■主角：谢祖安
谢祖安，江西兴国县人，1921年生。1931年，谢祖安10岁时参加红军，由于年纪太小，他先在红五军团后方医院担任勤务兵，后调到红七军团兵站医院担任卫生员。
1934年随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由于双腿浮肿无法走动，组织将他安顿到当地农民家。1987年，政府在多次调查后，终于确认谢祖安是红军长征途中因病散落的战士。目前谢老和儿孙们在贵州省黄平县的小乡村里过着平静的生活。
谢祖安老人静静地坐在自家的屋场前，看着几个孙子吆喝着将水田里的鸭群赶回家。这里是贵州省黄平县一个偏僻的山村。老人已在这个小村生活了72年。
1934年，红五军团在湘、黔国民党部队的围剿之下路过此地。年仅13岁的江西籍红小鬼谢祖安掉队了，浮肿的双腿让他无法挪步他就在这里生活下来，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谢祖安的红军梦一直不灭。他曾两次离家去寻找红军队伍。抗战期间，他帮助美国飞虎队建机场跑道，打日本鬼子。文革期间，他却被污蔑为“兵痞”。直到1987年，他的红军身份才被确认，为此他杀了一头猪庆贺。
“年纪大了，这里就是我的家，不想动了。”谢祖安老人说。
“我见过朱总司令！”
“我没有想到，朱总司令也和我们一样，穿打补丁的衣服。”
要让85岁高龄的老人重拾13岁时的记忆碎片，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谢老对于70多年前的长征往事记忆犹新。谢祖安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闲时他会讲给儿孙听。
“那是1931年，红军在江西兴国老家招兵，当时说报名就管饭吃，所以我就报名参军了。”谢祖安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是无依无靠的孤儿，爸爸早前参加游击队被打死了，紧接着妈妈又改嫁了，当时他实在是饿得荒，就报名参军了，被编入了红五军团。
当时谢祖安的年龄太小了，站起来都没有步枪高，他就被分到军团后方医院做勤务兵。两年后，谢祖安被调到红7军团兵站医院担任卫生员。由勤务兵转为卫生员，这让谢祖安非常高兴，因为他可以救治受伤的战士。当记者询问他怎么懂医术时，这位老人笑着说：“在医院做了两年，慢慢学着也就会了，其实我也就是帮军医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我见过朱总司令！”这是谢祖安老人最为自豪的片段，每逢有人前来探访，他必要讲述这段往事：那时我在兵站医院当护士，部队经常召集开会，传播先进思想，分析国内形势。
有一天下午开会时，他发现主席台上坐着一个熟悉的人，“就是朱总司令，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还有同志介绍了他。”谢祖安说，当年朱德讲的什么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但是有个细节他一直记得，那就是朱德身上穿着打有补丁的军服，“我没有想到，朱总司令也和我们一样，穿打补丁的衣服。”
乡亲用绳子把我拖过河
“当时我依照乡亲的话，把绳子套在自己腰上，那位乡亲就硬是把我从水里拖了过去。”
1934年的一天，兵站医院开始转移，谢祖安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记得部队开拔的具体日期。在行军期间，他才知道根据地遭遇国民党部队围剿，红军都在大规模转移之中。
谢祖安说，长征就是不停地行军，部队从江西的中央苏区出发后，就一路西行，他们医院走在作战部队的后方。每过一段时间，他就能听见前面传来阵阵枪声，而后不久，就会有伤员被拉到他们这里。“我们判断前方敌人阻击得是否激烈，都是从伤员数量上来判断，伤员越多就证明战斗越激烈。”谢祖安回忆说，当时他的年纪非常小，又经常吃不饱饭，每天高强度的行军让他非常疲惫。
就这样边打边走过了数月，部队进入了贵州省境内，后面的追兵依旧，前方又多了敌军的堵截，红军越来越多地在荒山野岭行走。当兵站医院的队伍行进到贵州南部一条不知名的河流时，谢祖安因为腿痛被甩在了后面。就在他走到河边准备上浮桥时，突然河中间传来几声巨响，浮桥被炸断了，谢祖安被隔在河对岸，而后面的枪声也越来越近。
就在此时，河对岸走来一个当地的乡亲，那名村民使劲地往这边抛过来一条大绳子，“当时我依照乡亲的话，把绳子套在自己腰上，那位乡亲就硬是把我从水里拖了过去。”谢祖安说，当他爬上岸时，两条腿开始剧烈疼痛，那位乡亲焦急地说，“你快点去找队伍吧，要不你就被打死啦！”
谢祖安一路拼命追赶，终于在天黑前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但此时他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双腿浮肿也越来越严重。第二天天亮时，大部队又要开拔，医院领导发现谢祖安情况后当即作出决定，把他托付给当地村民。
当时部队把他安排在了黄平县红梅村，收留他的是一个驼背的孤寡老人，部队离开时还留了一些大洋给这个老人。谢祖安的儿子说，当时红军之所以将父亲留在这家，主要是因为驼背老人是个神汉，本地人不敢去告发他收留了红军。
这位早已过世的驼背老人，当时爽快地将年仅13岁的谢祖安收为儿子，并让谢祖安随自己姓。后来正是驼背老人的特殊身份，使谢祖安多次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查。谢祖安很快就学会了做农活，他还去地主家做长工，赚钱养活驼背养父。
帮飞虎队修机场打鬼子
“日本鬼子欺负我们，国共都握手合作了，我们当然要修机场帮助打日本人。”
尽管已经隐姓埋名居住在小山村里，但是谢祖安的红军梦一直未灭。1936年秋天，他曾经去铜仁寻找红军。5年后，他再次前往遵义、贵阳一带寻找共产党组织，但两次出远门都没能如愿。后来他回到黄平县红梅村，带领一帮贫苦青年与地主恶霸做斗争。
在红梅村边，至今仍保留着一条机场跑道。据了解，这条跑道是抗战期间，美国空军飞虎队在此设置空军基地所修建的。谢祖安当年曾参与了这个军用机场的修建，但在修机场期间，地主王炳坤借机掠夺民财，谢祖安带领一帮修机场的年轻农民，与这个地主展开斗争，并成功地维护了村民的利益。
这段历史谢祖安已记不清楚，据他的儿子回忆，前些年他曾经问过爸爸，为什么要帮国民党修机场，当时爸爸的回答很简单：日本鬼子欺负我们，国共都握手合作了，我们当然要修机场帮助打日本人。
53年后红军身份被确认
在文革时期，他的红军身份反而给他带来麻烦，当时有人说他是“兵痞”，和土匪有牵连。
谢祖安就这样一直在红梅村生活下去，1944年他和一位本地姑娘结婚。10多年后，谢祖安一家迎来了解放，此时他的膝下已有了7个子女。
解放初期，他曾经找到当地政府说明自己的身份，但由于当时新政权刚刚建立，无法确认流落各地的失散红军。但在文革时期，他的红军身份反而给他带来麻烦，当时有人说他是“兵痞”，和土匪有牵连。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谢祖安感觉形势有了变化，这才又开始了“恢复红军身份”的努力。
1983年，谢祖安向黄平县递交材料。第二年，县党史办工作人员来到他家，了解他的基本情况。1987年，谢祖安又将个人材料邮给中央有关部门。
寄往中央的书信终于起了作用，1987年9月，政府确认了谢祖安是在长征途中因病掉队的红军战士。
获悉自己的红军身份被承认后，谢祖安当天就杀了一头猪，办酒席给乡亲们吃以示庆祝。
住破旧木屋度安详晚年
“他说自己没文化，政府能分田给他种就已经很好了，他不愿借红军之名去政府工作。”
随后，黄平县提出可以让谢祖安去政府部门工作。谢祖安的儿子回忆说，当时爸爸一下就推掉了，“他说自己没文化，政府能分田给他种就已经很好了，他不愿借红军之名去政府工作。”在黄平县出版的红军过黄平的书籍上，介绍谢祖安老人的文章称他为“保持红军本色的人”。
在红梅村的田头边，谢祖安的老木屋已经非常破旧，由于屋顶漏雨，家人特意放了几个脸盆来接雨水。谢祖安的儿子将记者带进父亲破旧黑暗的睡房，里面摆着一个大大的棺材，“我年纪也大了，几年后我老了也做不动了，就提前给他准备好了棺材，也算是养老送终吧。”谢祖安的儿子说。
“向前进，向前进，打进县城去，缴了枪炮一大堆……”记者的到访，让这个生活在偏远山区的老人非常激动，禁不住唱起了红军长征时的老歌。在老人跟前，早年种下的几棵芍药正在夜色中怒放！
■长征往事
红军两过黄平县
1934年10月1日，肖克将军率领的红六军团进入贵州省黄平县城。他们到该县旧州后不知住哪儿走，后来在城内的一所教堂里发现了一贵州省地图，但这是一张法文版的地图。红军在教堂内找到了一名外国牧师，红军立刻找这名牧师连夜翻译，将地图译成了中文。肖克将军称，红军长征能顺利闯入贵州进入湘西与二军团会合，全是靠的这张地图带路。
1934年12月25日，中央红军进入黄平境，他们从台江进来，26日攻打黄平县城。当时是黄家烈驻守。27日攻下，28日住一天，29日下午到旧州。毛、周、朱、彭都在此住过。
两次经过黄平，红军留下了20多个伤病员，一些被国民党杀害了，留下六个，这六人一直在争取被确认为红军失散人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该县通过内查外调、论证，确认并报省委认定。
他们在长征大历史的集体记忆中可能无法被提及，但他们出生入死的个体经历应该永远被铭记。
■主角：谢祖安
谢祖安，江西兴国县人，1921年生。1931年，谢祖安10岁时参加红军，由于年纪太小，他先在红五军团后方医院担任勤务兵，后调到红七军团兵站医院担任卫生员。
1934年随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由于双腿浮肿无法走动，组织将他安顿到当地农民家。1987年，政府在多次调查后，终于确认谢祖安是红军长征途中因病散落的战士。目前谢老和儿孙们在贵州省黄平县的小乡村里过着平静的生活。
谢祖安老人静静地坐在自家的屋场前，看着几个孙子吆喝着将水田里的鸭群赶回家。这里是贵州省黄平县一个偏僻的山村。老人已在这个小村生活了72年。
1934年，红五军团在湘、黔国民党部队的围剿之下路过此地。年仅13岁的江西籍红小鬼谢祖安掉队了，浮肿的双腿让他无法挪步他就在这里生活下来，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谢祖安的红军梦一直不灭。他曾两次离家去寻找红军队伍。抗战期间，他帮助美国飞虎队建机场跑道，打日本鬼子。文革期间，他却被污蔑为“兵痞”。直到1987年，他的红军身份才被确认，为此他杀了一头猪庆贺。
“年纪大了，这里就是我的家，不想动了。”谢祖安老人说。
“我见过朱总司令！”
“我没有想到，朱总司令也和我们一样，穿打补丁的衣服。”
要让85岁高龄的老人重拾13岁时的记忆碎片，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谢老对于70多年前的长征往事记忆犹新。谢祖安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闲时他会讲给儿孙听。
“那是1931年，红军在江西兴国老家招兵，当时说报名就管饭吃，所以我就报名参军了。”谢祖安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是无依无靠的孤儿，爸爸早前参加游击队被打死了，紧接着妈妈又改嫁了，当时他实在是饿得荒，就报名参军了，被编入了红五军团。
当时谢祖安的年龄太小了，站起来都没有步枪高，他就被分到军团后方医院做勤务兵。两年后，谢祖安被调到红7军团兵站医院担任卫生员。由勤务兵转为卫生员，这让谢祖安非常高兴，因为他可以救治受伤的战士。当记者询问他怎么懂医术时，这位老人笑着说：“在医院做了两年，慢慢学着也就会了，其实我也就是帮军医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我见过朱总司令！”这是谢祖安老人最为自豪的片段，每逢有人前来探访，他必要讲述这段往事：那时我在兵站医院当护士，部队经常召集开会，传播先进思想，分析国内形势。
有一天下午开会时，他发现主席台上坐着一个熟悉的人，“就是朱总司令，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还有同志介绍了他。”谢祖安说，当年朱德讲的什么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但是有个细节他一直记得，那就是朱德身上穿着打有补丁的军服，“我没有想到，朱总司令也和我们一样，穿打补丁的衣服。”
乡亲用绳子把我拖过河
“当时我依照乡亲的话，把绳子套在自己腰上，那位乡亲就硬是把我从水里拖了过去。”
1934年的一天，兵站医院开始转移，谢祖安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记得部队开拔的具体日期。在行军期间，他才知道根据地遭遇国民党部队围剿，红军都在大规模转移之中。
谢祖安说，长征就是不停地行军，部队从江西的中央苏区出发后，就一路西行，他们医院走在作战部队的后方。每过一段时间，他就能听见前面传来阵阵枪声，而后不久，就会有伤员被拉到他们这里。“我们判断前方敌人阻击得是否激烈，都是从伤员数量上来判断，伤员越多就证明战斗越激烈。”谢祖安回忆说，当时他的年纪非常小，又经常吃不饱饭，每天高强度的行军让他非常疲惫。
就这样边打边走过了数月，部队进入了贵州省境内，后面的追兵依旧，前方又多了敌军的堵截，红军越来越多地在荒山野岭行走。当兵站医院的队伍行进到贵州南部一条不知名的河流时，谢祖安因为腿痛被甩在了后面。就在他走到河边准备上浮桥时，突然河中间传来几声巨响，浮桥被炸断了，谢祖安被隔在河对岸，而后面的枪声也越来越近。
就在此时，河对岸走来一个当地的乡亲，那名村民使劲地往这边抛过来一条大绳子，“当时我依照乡亲的话，把绳子套在自己腰上，那位乡亲就硬是把我从水里拖了过去。”谢祖安说，当他爬上岸时，两条腿开始剧烈疼痛，那位乡亲焦急地说，“你快点去找队伍吧，要不你就被打死啦！”
谢祖安一路拼命追赶，终于在天黑前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但此时他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双腿浮肿也越来越严重。第二天天亮时，大部队又要开拔，医院领导发现谢祖安情况后当即作出决定，把他托付给当地村民。
当时部队把他安排在了黄平县红梅村，收留他的是一个驼背的孤寡老人，部队离开时还留了一些大洋给这个老人。谢祖安的儿子说，当时红军之所以将父亲留在这家，主要是因为驼背老人是个神汉，本地人不敢去告发他收留了红军。
这位早已过世的驼背老人，当时爽快地将年仅13岁的谢祖安收为儿子，并让谢祖安随自己姓。后来正是驼背老人的特殊身份，使谢祖安多次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查。谢祖安很快就学会了做农活，他还去地主家做长工，赚钱养活驼背养父。
帮飞虎队修机场打鬼子
“日本鬼子欺负我们，国共都握手合作了，我们当然要修机场帮助打日本人。”
尽管已经隐姓埋名居住在小山村里，但是谢祖安的红军梦一直未灭。1936年秋天，他曾经去铜仁寻找红军。5年后，他再次前往遵义、贵阳一带寻找共产党组织，但两次出远门都没能如愿。后来他回到黄平县红梅村，带领一帮贫苦青年与地主恶霸做斗争。
在红梅村边，至今仍保留着一条机场跑道。据了解，这条跑道是抗战期间，美国空军飞虎队在此设置空军基地所修建的。谢祖安当年曾参与了这个军用机场的修建，但在修机场期间，地主王炳坤借机掠夺民财，谢祖安带领一帮修机场的年轻农民，与这个地主展开斗争，并成功地维护了村民的利益。
这段历史谢祖安已记不清楚，据他的儿子回忆，前些年他曾经问过爸爸，为什么要帮国民党修机场，当时爸爸的回答很简单：日本鬼子欺负我们，国共都握手合作了，我们当然要修机场帮助打日本人。
53年后红军身份被确认
在文革时期，他的红军身份反而给他带来麻烦，当时有人说他是“兵痞”，和土匪有牵连。
谢祖安就这样一直在红梅村生活下去，1944年他和一位本地姑娘结婚。10多年后，谢祖安一家迎来了解放，此时他的膝下已有了7个子女。
解放初期，他曾经找到当地政府说明自己的身份，但由于当时新政权刚刚建立，无法确认流落各地的失散红军。但在文革时期，他的红军身份反而给他带来麻烦，当时有人说他是“兵痞”，和土匪有牵连。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谢祖安感觉形势有了变化，这才又开始了“恢复红军身份”的努力。
1983年，谢祖安向黄平县递交材料。第二年，县党史办工作人员来到他家，了解他的基本情况。1987年，谢祖安又将个人材料邮给中央有关部门。
寄往中央的书信终于起了作用，1987年9月，政府确认了谢祖安是在长征途中因病掉队的红军战士。
获悉自己的红军身份被承认后，谢祖安当天就杀了一头猪，办酒席给乡亲们吃以示庆祝。
住破旧木屋度安详晚年
“他说自己没文化，政府能分田给他种就已经很好了，他不愿借红军之名去政府工作。”
随后，黄平县提出可以让谢祖安去政府部门工作。谢祖安的儿子回忆说，当时爸爸一下就推掉了，“他说自己没文化，政府能分田给他种就已经很好了，他不愿借红军之名去政府工作。”在黄平县出版的红军过黄平的书籍上，介绍谢祖安老人的文章称他为“保持红军本色的人”。
在红梅村的田头边，谢祖安的老木屋已经非常破旧，由于屋顶漏雨，家人特意放了几个脸盆来接雨水。谢祖安的儿子将记者带进父亲破旧黑暗的睡房，里面摆着一个大大的棺材，“我年纪也大了，几年后我老了也做不动了，就提前给他准备好了棺材，也算是养老送终吧。”谢祖安的儿子说。
“向前进，向前进，打进县城去，缴了枪炮一大堆……”记者的到访，让这个生活在偏远山区的老人非常激动，禁不住唱起了红军长征时的老歌。在老人跟前，早年种下的几棵芍药正在夜色中怒放！
■长征往事
红军两过黄平县
1934年10月1日，肖克将军率领的红六军团进入贵州省黄平县城。他们到该县旧州后不知住哪儿走，后来在城内的一所教堂里发现了一贵州省地图，但这是一张法文版的地图。红军在教堂内找到了一名外国牧师，红军立刻找这名牧师连夜翻译，将地图译成了中文。肖克将军称，红军长征能顺利闯入贵州进入湘西与二军团会合，全是靠的这张地图带路。
1934年12月25日，中央红军进入黄平境，他们从台江进来，26日攻打黄平县城。当时是黄家烈驻守。27日攻下，28日住一天，29日下午到旧州。毛、周、朱、彭都在此住过。
两次经过黄平，红军留下了20多个伤病员，一些被国民党杀害了，留下六个，这六人一直在争取被确认为红军失散人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该县通过内查外调、论证，确认并报省委认定。
2005年4月23日 来自：张家界政府公众信息网 作者：周志强
本网讯（记者周志强）藏名罗尔伍、失散68年的永定区籍流散老红军侯德明，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今天下午2点左右将与张家界的接亲团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的护送人员一起,回到梦绕魂牵的家乡——张家界。
侯德明，藏名罗尔伍，现年69岁，永定区籍流散红军，现住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瓦切乡。
2004年11月，侯家人在媒体上看到一条消息：一个远在四川阿坝州红原县瓦切乡，藏名叫罗尔伍、汉名叫侯德明的流散老红军在寻找他湖南大庸的亲人。这条意外的消息，打破了侯家兄弟平静的生活，激起了他们立即前往四川阿坝寻找亲人的决心。11月13日，兄弟姊妹九人决定派出8名代表组成寻亲团，前往四川。从湖南出发，前往四川阿坝，需经过湖北、重庆，穿越四省市13个城市。往返行程8000里。为了了却父亲生前的心愿，早日见到失散70多年的亲人，侯家8口人日夜兼程，马不停蹄。11月14日，寻亲团到达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11月15日，经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寻亲团终于抵达红原县。
红原县是一个汉族、藏族、羌族三族合居地，总人口3.8万人，其中藏族占了79%，县城人口不到4千。红原是周恩来同志取名的，意为“红色的草原”，当年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在这里作出巨大的牺牲。
11月16日上午10点多钟，寻亲团终于来到了最终目的地——瓦切乡，见到了这位也在寻他大庸亲人的流散红军罗尔伍。在罗尔伍与他大儿媳的对话中，寻亲团意外地听到了几个熟悉的字眼：“湖南大庸”，“桑植瑞塔铺”，“瑞塔铺六斗溪”。 通过翻译，罗尔伍说，他的父亲是大庸县人，母亲是桑植县人，侯家是大庸县的一个大家族。而寻亲团一直以来关于失散亲人的年龄问题，这时也得到了证实。罗尔伍说，他已记不得他的年龄。他打一出生就没有见过父亲，只跟母亲生活过一段时间，母亲后来走了，不知道去了哪儿。他的汉名是母亲取的，他是大庸人，也是母亲在小时候告诉他的。
一切都明白了！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侯家两辈人深深思念、苦苦寻找了68年的老红军侯清芝的亲生骨肉、侯家九兄妹同父异母的大哥！
找到了亲人，74岁的侯宗元落泪了，侯家的兄弟落泪了，在场所有人落泪了……而更让人落泪的则是罗尔伍向亲人讲述的这失散68年来的坎坷经历和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之苦……
没有亲人，没有家，小时候罗尔伍给土司家当放牛娃，后来当马帮去过西藏，光着脚丫在雪地里走过了童年、少年，长大成人后，他的人品被土司的女儿看上，竟破例做了土司的女婿；文革期间，因为他人品好，公社让他作了保管员，因为他保管的财物没有丢失，当地人给他取了一个藏名，叫罗尔伍，意思是汉族宝石。他有4个孩子，不久前，老伴和小女儿相继去逝。现在，大儿子在城里工作，小儿子在很远的牧区放牧，三女儿已经出嫁，留在瓦切乡的只有他一个人和当地政府给他修的一栋房子……
生活的苦已经挺过，现在，当地政府每月给他发放120元的生活补贴，而这许多年来，最不能承受之苦则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
罗尔伍说，虽然命运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现在成了地道的藏民，但他日日夜夜都在想着他的家乡大庸，想念着他的亲人。他说，什么都可以改变，但不能改变他是大庸人。他现在每天早晨起来，都要转经，念经文，向着东南方向，祈求家乡平安，祈求家乡亲人平安……
侯家人当即决定，无论怎样，待到来年天气变暖时，一定将亲人接回家！以圆亲人的家乡梦！
今天，侯德明终于回到了自己梦绕魂牵的家乡——张家界了
本网讯（记者周志强）藏名罗尔伍、失散68年的永定区籍流散老红军侯德明，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今天下午2点左右将与张家界的接亲团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的护送人员一起,回到梦绕魂牵的家乡——张家界。
侯德明，藏名罗尔伍，现年69岁，永定区籍流散红军，现住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瓦切乡。
2004年11月，侯家人在媒体上看到一条消息：一个远在四川阿坝州红原县瓦切乡，藏名叫罗尔伍、汉名叫侯德明的流散老红军在寻找他湖南大庸的亲人。这条意外的消息，打破了侯家兄弟平静的生活，激起了他们立即前往四川阿坝寻找亲人的决心。11月13日，兄弟姊妹九人决定派出8名代表组成寻亲团，前往四川。从湖南出发，前往四川阿坝，需经过湖北、重庆，穿越四省市13个城市。往返行程8000里。为了了却父亲生前的心愿，早日见到失散70多年的亲人，侯家8口人日夜兼程，马不停蹄。11月14日，寻亲团到达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11月15日，经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寻亲团终于抵达红原县。
红原县是一个汉族、藏族、羌族三族合居地，总人口3.8万人，其中藏族占了79%，县城人口不到4千。红原是周恩来同志取名的，意为“红色的草原”，当年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在这里作出巨大的牺牲。
11月16日上午10点多钟，寻亲团终于来到了最终目的地——瓦切乡，见到了这位也在寻他大庸亲人的流散红军罗尔伍。在罗尔伍与他大儿媳的对话中，寻亲团意外地听到了几个熟悉的字眼：“湖南大庸”，“桑植瑞塔铺”，“瑞塔铺六斗溪”。 通过翻译，罗尔伍说，他的父亲是大庸县人，母亲是桑植县人，侯家是大庸县的一个大家族。而寻亲团一直以来关于失散亲人的年龄问题，这时也得到了证实。罗尔伍说，他已记不得他的年龄。他打一出生就没有见过父亲，只跟母亲生活过一段时间，母亲后来走了，不知道去了哪儿。他的汉名是母亲取的，他是大庸人，也是母亲在小时候告诉他的。
一切都明白了！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侯家两辈人深深思念、苦苦寻找了68年的老红军侯清芝的亲生骨肉、侯家九兄妹同父异母的大哥！
找到了亲人，74岁的侯宗元落泪了，侯家的兄弟落泪了，在场所有人落泪了……而更让人落泪的则是罗尔伍向亲人讲述的这失散68年来的坎坷经历和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之苦……
没有亲人，没有家，小时候罗尔伍给土司家当放牛娃，后来当马帮去过西藏，光着脚丫在雪地里走过了童年、少年，长大成人后，他的人品被土司的女儿看上，竟破例做了土司的女婿；文革期间，因为他人品好，公社让他作了保管员，因为他保管的财物没有丢失，当地人给他取了一个藏名，叫罗尔伍，意思是汉族宝石。他有4个孩子，不久前，老伴和小女儿相继去逝。现在，大儿子在城里工作，小儿子在很远的牧区放牧，三女儿已经出嫁，留在瓦切乡的只有他一个人和当地政府给他修的一栋房子……
生活的苦已经挺过，现在，当地政府每月给他发放120元的生活补贴，而这许多年来，最不能承受之苦则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
罗尔伍说，虽然命运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现在成了地道的藏民，但他日日夜夜都在想着他的家乡大庸，想念着他的亲人。他说，什么都可以改变，但不能改变他是大庸人。他现在每天早晨起来，都要转经，念经文，向着东南方向，祈求家乡平安，祈求家乡亲人平安……
侯家人当即决定，无论怎样，待到来年天气变暖时，一定将亲人接回家！以圆亲人的家乡梦！
今天，侯德明终于回到了自己梦绕魂牵的家乡——张家界了
今年2月，负责皂市水库移民搬迁的工作人员进驻石门维新镇上庙湾村，开展村民搬迁的前期工作。村中93岁高龄的老婆婆张祖忠（又名张小年）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大家对老人家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产生了浓厚兴趣。几番“软磨硬缠”后，老人终于拾起了那些尘封许久的记忆……
威震一方的红军“双枪将”
1913年腊月廿四，湖北省鹤峰县走马镇所坪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一名女婴呱呱落地了，父母给她取名叫张祖忠，她出生那天恰是农历小年，就又名“小年”。“小年”的降生并未给家庭带来欢喜，父母认定女孩迟早要去别人家，3岁半时父母就为她定了娃娃亲。家境不好加上重男轻女思想作怪，她又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这两件事使她纯真的心灵被蒙上层层叠叠的阴影。渐渐长大的张小年心里便萌生了要干一番事业的想法。
1927年，未满14岁的张小年意外得知舅舅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北鹤峰、五峰、来峰三县的负责人，便偷偷找到他，要求参加革命武装。舅舅见她虽是个女孩，却有一股英武之气，敢于同命运抗争，便给她讲述革命道理，破例接受她为革命战士，并派她回家乡组织成立“妇女儿童团”。
张小年奉命回到走马镇后，四处奔走，联络青年妇女参加革命组织。封建思想较重的家长反对女孩子抛头露面，有的还认为张小年是瞎折腾，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她并不气馁，向青年妇女反复宣传打倒反动派、为天下妇女和全人类求解放的道理。终于有113名青年妇女报名参加了“妇女儿童团”。她被组织任命为“妇女儿童团”团长，党组织还为“妇女儿童团”配备了枪支和弹药。不久张小年练就了使双枪的本领，成为了“双枪女团长”。
张小年对青年妇女们要求十分严格，部队纪律严明，只劫富济贫，决不骚扰当地百姓。土豪劣绅对“妇女儿童团”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后来，“妇女儿童团”威名大振，方圆百里都知道走马镇出了个红军“双枪将”。
“泥沙战斗”改写人生轨迹
1928年7月，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贺龙任书记和军长，贺锦斋任前敌委员会委员、第1师师长。他们率部在石门、澧县一带发动群众，袭击敌团防武装。同年9月初，贺锦斋所部在澧县大堰当、王家厂遭敌十四军教导师包围袭击，伤亡百余人，参谋长黄鳌壮烈牺牲。贺锦斋率部向石门、鹤峰一带转移。当部队撤至石门泥沙镇时，又遭土匪头子罗效之的队伍包围。
9月7日，张小年奉命前来增援，她带领27名手枪队员日夜兼程赶到泥沙镇枫香坡（距现壶瓶山镇约4公里）。9月8日清晨，她与贺锦斋接上了头。红军队伍隐蔽在枫香坡高大茂密的柳林中，由于山间雾气厚重，三步之外便难辨人影。罗效之带领土匪数百人借大雾掩护悄悄逼近了红军驻地，惨烈的“泥沙战斗”便打响了。贺锦斋亲率警卫营和手枪连奋勇冲杀，但终因寡不敌众，贺锦斋壮烈牺牲，张小年被敌人俘虏。
张小年被押到了澧县关了8个多月。敌人多次对她进行严刑审问，但张小年以自己年龄小为借口巧妙和敌人周旋，始终没有透露同志们的任何情况。敌人见她已无“油水”可捞，欲将其杀害。罗效之手下一个名叫伍吉春的排长，见张小年年纪尚小，便在罗效之面前极力为张小年“讨保”。这样，张小年得以保全性命，被伍吉春强娶为妻，后几次逃跑未成功。
1932年，张小年随伍吉春从澧州（今澧县）回到了官渡乡（今维新镇）上庙湾村。之后，伍吉春继续在罗效之手下卖命，张小年则在乡里务农。
70多年的普通农妇生活
解放前夕，已是营长的伍吉春及其部队被人民解放军围剿。张小年积极配合人民政府的工作，想方设法让丈夫说出了藏匿枪支的地点，并从几十里外的“竹儿河”（现雁池乡竹儿垭村）把100多枝枪找回来上缴人民政府。1951年，伍吉春被人民政府镇压。张小年主动配合政府工作，在以后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她并未受到多大波及，生活还算平静。
1978年前后，省妇联在一次调研活动中听说了张小年的经历，感到震惊。为了查清她的身份，省妇联派专人前往湖北鹤峰县一带走访调查，还找到了张小年从事革命活动的见证人——当过张小年的勤务兵、后曾任八路军一二0师独立三支队七团教导员的老红军张祖元……随后，张小年被确认为红军流散人员，并按政策落实了优抚待遇。
从威震一方的红军“妇女儿童团”团长到与革命烈士贺锦斋并肩作战，从枫香坡被俘到被国民党军官强娶为妻，张小年的青年时代充满了传奇色彩。
从上世纪30年代初至今，她已在维新镇上庙湾村度过了70多个春秋。她过着一名普通农村妇女的生活，从不与人提及那段峥嵘往事。张小年共生育了三儿一女，现与二儿子伍耀德一起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5岁多的曾孙每天从幼儿班放学回来，总是缠着她讲故事，这也成了她现在生活的一部分。
威震一方的红军“双枪将”
1913年腊月廿四，湖北省鹤峰县走马镇所坪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一名女婴呱呱落地了，父母给她取名叫张祖忠，她出生那天恰是农历小年，就又名“小年”。“小年”的降生并未给家庭带来欢喜，父母认定女孩迟早要去别人家，3岁半时父母就为她定了娃娃亲。家境不好加上重男轻女思想作怪，她又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这两件事使她纯真的心灵被蒙上层层叠叠的阴影。渐渐长大的张小年心里便萌生了要干一番事业的想法。
1927年，未满14岁的张小年意外得知舅舅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北鹤峰、五峰、来峰三县的负责人，便偷偷找到他，要求参加革命武装。舅舅见她虽是个女孩，却有一股英武之气，敢于同命运抗争，便给她讲述革命道理，破例接受她为革命战士，并派她回家乡组织成立“妇女儿童团”。
张小年奉命回到走马镇后，四处奔走，联络青年妇女参加革命组织。封建思想较重的家长反对女孩子抛头露面，有的还认为张小年是瞎折腾，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她并不气馁，向青年妇女反复宣传打倒反动派、为天下妇女和全人类求解放的道理。终于有113名青年妇女报名参加了“妇女儿童团”。她被组织任命为“妇女儿童团”团长，党组织还为“妇女儿童团”配备了枪支和弹药。不久张小年练就了使双枪的本领，成为了“双枪女团长”。
张小年对青年妇女们要求十分严格，部队纪律严明，只劫富济贫，决不骚扰当地百姓。土豪劣绅对“妇女儿童团”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后来，“妇女儿童团”威名大振，方圆百里都知道走马镇出了个红军“双枪将”。
“泥沙战斗”改写人生轨迹
1928年7月，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贺龙任书记和军长，贺锦斋任前敌委员会委员、第1师师长。他们率部在石门、澧县一带发动群众，袭击敌团防武装。同年9月初，贺锦斋所部在澧县大堰当、王家厂遭敌十四军教导师包围袭击，伤亡百余人，参谋长黄鳌壮烈牺牲。贺锦斋率部向石门、鹤峰一带转移。当部队撤至石门泥沙镇时，又遭土匪头子罗效之的队伍包围。
9月7日，张小年奉命前来增援，她带领27名手枪队员日夜兼程赶到泥沙镇枫香坡（距现壶瓶山镇约4公里）。9月8日清晨，她与贺锦斋接上了头。红军队伍隐蔽在枫香坡高大茂密的柳林中，由于山间雾气厚重，三步之外便难辨人影。罗效之带领土匪数百人借大雾掩护悄悄逼近了红军驻地，惨烈的“泥沙战斗”便打响了。贺锦斋亲率警卫营和手枪连奋勇冲杀，但终因寡不敌众，贺锦斋壮烈牺牲，张小年被敌人俘虏。
张小年被押到了澧县关了8个多月。敌人多次对她进行严刑审问，但张小年以自己年龄小为借口巧妙和敌人周旋，始终没有透露同志们的任何情况。敌人见她已无“油水”可捞，欲将其杀害。罗效之手下一个名叫伍吉春的排长，见张小年年纪尚小，便在罗效之面前极力为张小年“讨保”。这样，张小年得以保全性命，被伍吉春强娶为妻，后几次逃跑未成功。
1932年，张小年随伍吉春从澧州（今澧县）回到了官渡乡（今维新镇）上庙湾村。之后，伍吉春继续在罗效之手下卖命，张小年则在乡里务农。
70多年的普通农妇生活
解放前夕，已是营长的伍吉春及其部队被人民解放军围剿。张小年积极配合人民政府的工作，想方设法让丈夫说出了藏匿枪支的地点，并从几十里外的“竹儿河”（现雁池乡竹儿垭村）把100多枝枪找回来上缴人民政府。1951年，伍吉春被人民政府镇压。张小年主动配合政府工作，在以后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她并未受到多大波及，生活还算平静。
1978年前后，省妇联在一次调研活动中听说了张小年的经历，感到震惊。为了查清她的身份，省妇联派专人前往湖北鹤峰县一带走访调查，还找到了张小年从事革命活动的见证人——当过张小年的勤务兵、后曾任八路军一二0师独立三支队七团教导员的老红军张祖元……随后，张小年被确认为红军流散人员，并按政策落实了优抚待遇。
从威震一方的红军“妇女儿童团”团长到与革命烈士贺锦斋并肩作战，从枫香坡被俘到被国民党军官强娶为妻，张小年的青年时代充满了传奇色彩。
从上世纪30年代初至今，她已在维新镇上庙湾村度过了70多个春秋。她过着一名普通农村妇女的生活，从不与人提及那段峥嵘往事。张小年共生育了三儿一女，现与二儿子伍耀德一起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5岁多的曾孙每天从幼儿班放学回来，总是缠着她讲故事，这也成了她现在生活的一部分。
2006年4月25日，马尔康--梭摩河谷--鹧鸪山
(一)草地绝响
我们到来的时候，草还没有绿。
这片大草地的面积有2万平方公里，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联接段的川西北高原，属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由于历史上一直被松潘管辖，所以又称为“松潘草地”。
《中国国家地理》的数据显示：松潘草地平均海拔3500米，整个地是由东南西三面向北略微倾斜，起伏不大，一望无际，最宽处约300公里，是典型的平坦高原。草地上暗河密布，水流滞缓，两条比较大的河流白河(嘎曲)和黑河(墨曲)由南向北注入黄河。由于排水不畅，草地上形成了大片沼泽，水草盘根错节形成片片草甸覆于其上，而在绚丽的野花从中，到处是深不可测的泥潭。
草地的气候极其恶劣，风雨雪雹来去无常，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人烟绝迹。
这片草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而红军也将在这里走过一条生死线。
1935年8月7日，红军左路军先头部队红25师74团率先进入草地，自此，长征中最为悲壮的死亡行军开始了。
8月是草原最美丽的季节，如翠玉地毯般的草地上盛开着不知名的繁花，五颜六色，绚烂夺目；一条又一条清澈的小河在草丛中蜿蜒，河边一片又一片水洼映照着日光，水波明亮。
但是，草地里没有路，也几乎没有任何生灵的痕迹。
野花下是泥潭，小河边是沼泽，倒映着蓝天白云的水洼是夺命的陷阱，草地的美丽在缺医少粮的红军眼中竟是如此残酷。
尽管在进入草地之前，红军动用了一切手段筹集粮食，甚至还抢割了不少藏民的青稞，但是，原本就贫瘠的川西北即使穷尽全力也无法满足10万红军的吃饭要求。于是，中央“每人备足7天粮”的命令就不得不大打折扣。
我采访过的红四方面军女兵王德银老人告诉我，当时，她亲眼见到一个士兵实在饿坏了，偷了两口炒面，结果被执行军法枪毙。
红一方面军的战地医生黄乎老人则不住叹息：小王，你要知道，当年在草地不少战士只再需要半斤粮食就能走出去呀！！就再多半斤就能走出去！！！！
过班佑河的时候，红3军收容队远远望见对岸由数百人背对背席地而坐，一动不动，走进一看才发现全都牺牲了。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剩下最后一口气的小战士，还没等背出草地，也闭上了眼睛。
恶劣的气候、复杂的地形，特别是极度匮乏的粮食使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我们熟知的吃草根、煮皮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在这片死亡之海，红军部队以班、排、连甚至营成建制地牺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据史料记载，大约有1万多名红军战士长眠于此，而原本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就因为与一方面军分分合合，数次翻越雪山走过草地，以至于8万精兵折损近半。
(二)侯德明--罗尔吾
1936年，16岁的侯德明跟随贺龙的红二方面军离开家乡湖南大庸，开始长征。
16岁的少年一路转战，身心俱疲，等到部队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之后穿越草地的时候，他掉队了。
由于本身就是后卫军团，侯德明终于没有再赶上大部队；后来，他被当地的藏民收留，躲过了随后国民党军队的搜查，也有了一个藏族名字：罗尔吾。
草地上寒来暑往，花开花谢，不知不觉，韶华已去，而熟悉的乡音也再也没有听过。
渐渐地，侯德明不会说汉话了，满口流利的藏语。
上个世纪60年代，边远的川西北也受到文革的波及，大兴抄家破四旧之风；藏民家中被抄来的物品集中在村子里的仓库，和村人无瓜无葛的侯德明担任仓库保管员。藏民传统喜爱珠宝、首饰，抄来的东西里不乏价值连城之物；而令人费解的是，即抄来了，却没人再问过。
10年过去，文革之事被拨乱反正，抄家物品开始发还；不过，经历过那样的10年，被抄的人家本不指望完璧归赵的。
仓库打开，大大小小的物件居然保存完好、一件不少，等到所有的东西物归原主之后，侯德明在村人眼中成了真正的“罗尔吾”。
在藏语中，“罗尔吾”的意思是“宝贝。”
1984年，上边落实“流散红军”优抚政策，村子里老老小小，全体百姓一致签名证明：罗尔吾是真正的红军！
罗尔吾的家在红原县瓦切乡，县里乡里对老红军都照顾得很好，宽敞明亮的大瓦房显示出老人富足的生活。几个子女都有工作，孙辈们也都上学念书，日子过得平和、幸福。
前两年，老人回过一趟湖南，谢绝了家中亲友的挽留，只请回了父母的画像。现在，他经常在画像前转着经轮，就像一位普通的藏族老人。
我想，他已经离不开草地，离不开已经熟悉的风雨霜雪，和从未忘记的战友音容。
(一)草地绝响
我们到来的时候，草还没有绿。
这片大草地的面积有2万平方公里，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联接段的川西北高原，属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由于历史上一直被松潘管辖，所以又称为“松潘草地”。
《中国国家地理》的数据显示：松潘草地平均海拔3500米，整个地是由东南西三面向北略微倾斜，起伏不大，一望无际，最宽处约300公里，是典型的平坦高原。草地上暗河密布，水流滞缓，两条比较大的河流白河(嘎曲)和黑河(墨曲)由南向北注入黄河。由于排水不畅，草地上形成了大片沼泽，水草盘根错节形成片片草甸覆于其上，而在绚丽的野花从中，到处是深不可测的泥潭。
草地的气候极其恶劣，风雨雪雹来去无常，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人烟绝迹。
这片草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而红军也将在这里走过一条生死线。
1935年8月7日，红军左路军先头部队红25师74团率先进入草地，自此，长征中最为悲壮的死亡行军开始了。
8月是草原最美丽的季节，如翠玉地毯般的草地上盛开着不知名的繁花，五颜六色，绚烂夺目；一条又一条清澈的小河在草丛中蜿蜒，河边一片又一片水洼映照着日光，水波明亮。
但是，草地里没有路，也几乎没有任何生灵的痕迹。
野花下是泥潭，小河边是沼泽，倒映着蓝天白云的水洼是夺命的陷阱，草地的美丽在缺医少粮的红军眼中竟是如此残酷。
尽管在进入草地之前，红军动用了一切手段筹集粮食，甚至还抢割了不少藏民的青稞，但是，原本就贫瘠的川西北即使穷尽全力也无法满足10万红军的吃饭要求。于是，中央“每人备足7天粮”的命令就不得不大打折扣。
我采访过的红四方面军女兵王德银老人告诉我，当时，她亲眼见到一个士兵实在饿坏了，偷了两口炒面，结果被执行军法枪毙。
红一方面军的战地医生黄乎老人则不住叹息：小王，你要知道，当年在草地不少战士只再需要半斤粮食就能走出去呀！！就再多半斤就能走出去！！！！
过班佑河的时候，红3军收容队远远望见对岸由数百人背对背席地而坐，一动不动，走进一看才发现全都牺牲了。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剩下最后一口气的小战士，还没等背出草地，也闭上了眼睛。
恶劣的气候、复杂的地形，特别是极度匮乏的粮食使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我们熟知的吃草根、煮皮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在这片死亡之海，红军部队以班、排、连甚至营成建制地牺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据史料记载，大约有1万多名红军战士长眠于此，而原本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就因为与一方面军分分合合，数次翻越雪山走过草地，以至于8万精兵折损近半。
(二)侯德明--罗尔吾
1936年，16岁的侯德明跟随贺龙的红二方面军离开家乡湖南大庸，开始长征。
16岁的少年一路转战，身心俱疲，等到部队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之后穿越草地的时候，他掉队了。
由于本身就是后卫军团，侯德明终于没有再赶上大部队；后来，他被当地的藏民收留，躲过了随后国民党军队的搜查，也有了一个藏族名字：罗尔吾。
草地上寒来暑往，花开花谢，不知不觉，韶华已去，而熟悉的乡音也再也没有听过。
渐渐地，侯德明不会说汉话了，满口流利的藏语。
上个世纪60年代，边远的川西北也受到文革的波及，大兴抄家破四旧之风；藏民家中被抄来的物品集中在村子里的仓库，和村人无瓜无葛的侯德明担任仓库保管员。藏民传统喜爱珠宝、首饰，抄来的东西里不乏价值连城之物；而令人费解的是，即抄来了，却没人再问过。
10年过去，文革之事被拨乱反正，抄家物品开始发还；不过，经历过那样的10年，被抄的人家本不指望完璧归赵的。
仓库打开，大大小小的物件居然保存完好、一件不少，等到所有的东西物归原主之后，侯德明在村人眼中成了真正的“罗尔吾”。
在藏语中，“罗尔吾”的意思是“宝贝。”
1984年，上边落实“流散红军”优抚政策，村子里老老小小，全体百姓一致签名证明：罗尔吾是真正的红军！
罗尔吾的家在红原县瓦切乡，县里乡里对老红军都照顾得很好，宽敞明亮的大瓦房显示出老人富足的生活。几个子女都有工作，孙辈们也都上学念书，日子过得平和、幸福。
前两年，老人回过一趟湖南，谢绝了家中亲友的挽留，只请回了父母的画像。现在，他经常在画像前转着经轮，就像一位普通的藏族老人。
我想，他已经离不开草地，离不开已经熟悉的风雨霜雪，和从未忘记的战友音容。
原帖由 风卷云 于 2006-10-23 10:02 发表因为当时有个共产国际
只有一事不明，既然前四次反围剿在朱毛周等国产教练指挥下都成功了，那么只要他们继续职教中国革命就不会失败，但在如此好的前景下，为什么非要换个外籍教练来呢
风卷云
中校
想不到中校级的也问这问题
简单说，当时党内是分派的，我们是服从共产国际的，老毛是失去领导的
中校
想不到中校级的也问这问题
简单说，当时党内是分派的，我们是服从共产国际的，老毛是失去领导的
有没有长征死亡人数的确切数字？？？？？
不断补充,不断的牺牲掉队,不可能有确切数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