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太上皇”笔下的中国革命片断——李德《中国纪 ...

一、李德其人
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一说奥地利人），在中国期间曾名李德和华夫 [注2]。会说德语、俄语和英语。
奥托·布劳恩于1900年2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郊区伊斯玛宁小镇。在天主教孤儿院长大，少年时代成绩优异，1913年被一所师范学校破格录取。1914年被征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参加东部战争，不久被俄国军队俘获，拘留于西伯利亚。1917年10月革命胜利后加入苏联红军，曾任骑兵团参谋长。1919年4月，返回德国参加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慕尼黑革命失败后被捕。由于真实身份未暴露，三个月后被释放。其后到汉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遭第二次逮捕，被关押五个多月后越狱成功。逃脱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24年春被调入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同年与奥尔加·贝纳里奥结婚[注3]，夫妇二人都从事党的情报工作。1926年，夫妇同时被捕，三个月后奥尔加·贝纳里奥被释放，而奥托·布劳恩作为重要案犯被严加监视。1928年，奥托·布劳恩在众多警察的监视下越狱成功，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遭德国政府悬赏5000马克全国通缉。奥托·布劳恩本人则被德共中央秘密送到苏联。
奥托·布劳恩到达莫斯科后，受到斯大林的重视，被选派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奥托·布劳恩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熟读苏联红军的条例条令，尤其是训练出了一套出色的绘图本领。学习期间，成绩一直很优秀，还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如《论巷战战术》、《关于1923年的汉堡起义》等。1932年1月，奥托·布劳恩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认识了王明。当时王明认为中共党内没有街垒战的专家，要求共产国际派有街垒战经验的人去帮助中国革命。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选拔，刚在东方部工作了一个多月的奥托·布劳恩被派到中国，其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注4]
奥托·布劳恩用奥地利护照，经西伯利亚，1932年3月中旬由满洲里进入中国，乘坐火车经哈尔滨到达大连，改乘船于1932年9月间到达上海。在上海期间，通过与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阿瑟·尤尔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的接触谈话，“对于政治情况有了一个大略的、当然是相当不完全的了解” [注5]。1933年春，共产国际派往中共的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后在西班牙战争中以克勒贝尔将军著称）到了上海。1933年9月底，奥托·布劳恩动身前往中央苏区，经汕头到大埔，在国家保卫局保护下沿“奉星社”秘密路线进入中央苏区。从上海到瑞金途中，李德曾分别化装成考古学家和传教的外国神甫。
到达瑞金中央苏区后，在中共中央派给他的两名翻译伍修权、王智涛的协助下，开始了他在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又给他配备了一个翻译，该名翻译于1938年底在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时被炸死，连姓名也没有留下。
李德此后在红军和党中央工作的主要情况，将在介绍其著作主要内容，及对一些重大史实进行考证时一并予以介绍，在此略过。
1939年8月28日，李德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回到苏联后受到批判。1941年至1948年在苏联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后从苏联返回民主德国，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社会科学院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任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1974年病死。他在民主德国，被称为“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荣获了卡尔·马克思勋章、祖国战争勋章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其他许多最高奖赏”。[注6]
对于李德，曾经给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这样评价：“在我们的党史军史上，李德曾经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20世纪60年代他在民主德国《地平线》杂志上发表了一批文章攻击我党，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过我们今天要研究李德，也应考虑其另一面，即他作为一个外国革命者，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7年多，这种献身精神也还是可取的。不过我们当时在领导上把他摆错了位置。他的某些军事知识，对我军也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中央指定他干什么，他还是干的，我还未发现过他拒不这干那的情况。他的错误有主观原因，也有其客观因素，即来自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特别是中共党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此我们都应更客观和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伍修权又说：“他作为一个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不仅与中国红军指战员一起亲历了举世闻名的2万5千里长征，更是这一历史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挥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几年内，他名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实际成了中国红军以至中国党的‘太上皇’。正是由于他的干预、指挥，中国党和红军人数一下损失了90%以上，党在南方的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迫使各路红军来了那次艰苦长征。”[注7]

[注2] 奥托·布劳恩本人否认自己曾经使用过“华夫”这个中国名字，声称是有人把他写给军委的一些情况分析和建议，全文或者摘要发表在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第二种版本上，用了“华夫”这个名字，他本人并不知情。李德本人的理解，“华夫”就是“中国男人”的意思，是发稿人用来代替“李德”——“姓李的德国人”，“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注3] 奥托·布劳恩先后四次结婚。据白黎所写的《红色漩涡中的李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提供的资料：奥尔加·贝纳里奥是他的第一位妻子，李德逃到苏联后，据说奥尔加被敌人杀害了；他的第二位妻子是一个俄罗斯姑娘，李德奉命到中国后，自行解散了；第三位妻子肖月华，前不久（指1938年底，笔者注）离婚了；第四位妻子李丽莲（歌唱演员和戏剧演员，笔者注）。
[注4] 奥托·布劳恩担任中共军事顾问的任务，引自其《中国纪事》一书。经我国众多党史研究资料予以证实。
[注5] 引自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原文。
[注6] 引自该书原版《前言》，迪茨出版社（前民主德国）（1973年版）。
[注7] 引自伍修权著《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

二、《中国纪事》的主要特点及国内出版发行情况
（一）《中国纪事》在国内的出版发行情况
我手上的这本《中国纪事》，由李逵六等译，由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出版发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东方出版社就已经有计划地翻译或翻印了少量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有关研究党史和现代史的著述及资料，除《中国纪事》外，还有《中共50年》（王明）、《我的回忆》（张国焘）、《双山回忆录》（王凡西）、《延安日记》（[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美]盛岳）、《苦笑录》（陈公博）、《郑超麟回忆录》（郑超麟）等。人们俗称为“灰皮书”。当时印量很少，很快已经绝版。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经有关部门同意，东方出版社在系统清理的基础上重版以上若干史料，并定名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上述史料列为第一辑。重版的这套书，封面均以黑色为底、字体为白，标有“（内部发行  仅供研究）”字样，右下方还加以白色流星斜线作装饰。
以《中国纪事》而言，除了东方出版社的这本外，据知新疆人民出版社也出版过，但本人目前没有收集到，体裁、体例、内容、翻译风格等等，暂时无法进行比照，也是憾事。
（二）该书体裁、体例和写作特点
东方版的《中国纪事》采用了章节体，但不完整。基本上做到了以编年为线索、以纪事本末为主干、辅之以纪传。全书按时间顺序分章、分节叙事，中间穿插有领袖人物和指战员以及群众的活动与事迹，尤其突出的是加插了大量的作者个人的主观判断与感受。
体裁上的不完整的主要源自于体例的欠缺。从该书目录看，每章每节都立有标题，但文中却以“——”的符号来分节，目录中的节标题没有再行标注，也没有序号。
从该书保留了原版书中的错讹[注9]情况来看，体裁与体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应当是原版和著者遗留下来的毛病，这也是中外学者（作者）和出版单位对体裁、体例有不同理解、不同要求的正常差异。
保留原版的错讹，看似只是保持原作原貌的一件小事，但意义却非仅限于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正好反映了我国历史研究领域的进步与发展，那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主管部门自上而下，“反对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反对为某种现实需要随意剪裁历史、打扮历史”，努力纠正历史研究领域中曾经存在过的一些错误做法，并且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效。试想，李德已经在著述中刻意歪曲事实，如果我们看到的版本，又是经过出版单位和译者剪裁的东西，我们的研究何以开展？正确的判断又从何而来？最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还审定了一批国外研究毛泽东的专著，也为我们的研究开展提供了许多便利。

三、《中国纪事》主要章节
《中国纪事》全书共有五章，加上“尾声”和附录的《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一文，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章的标题为《出发地  上海  1932—1933》，共分以下几节：（1）[注8]从莫斯科到上海；（2）一个殖民地城市；（3）对秘密工作的重视；（4）中国共产党的历史；（5）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建立和发展；（6）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两条路线、两种派别的形成；（7）在中央苏区；（8）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注10]；（9）中央苏区的巩固；（10）蒋介石的第四次反共“围剿”；（11）冯玉祥的抗日行动；（12）中央军出征福建及其影响。
第二章的标题为《在中央苏区  1933—1934》。共分以下几节：（1）一次冒险的旅行；（2）在瑞金的最初感觉和印象；（3）中央苏区及军队的准确情况；（4）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计划；（5）瑞金党和军队领导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围剿”第一阶段的和局；（6）中国共产党五中全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7）党和军队领导人掠影；（8）天赐良机：蔡廷锴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哗变；（9）广昌之战；（10）关于短促突击战术的争论；（11）突围的第一方案；（12）毛泽东转向派别斗争；（13）内线的战斗与第六、第七军团的牵制行动；（14）最后的突围计划；（15）主力的战役行动，还是苏区的撤退？（16）长征的最后准备；（17）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被破获，与外界失去联系。
第三章的标题为《长征路上  1934—1935》。共分以下几节：（1）中国红军的兵力；（2）与项英夜谈；（3）突破四道封锁线；（4）毛泽东加紧进行派别斗争；（5）部队第一次改编；（6）向贵州的胜利进军；（7）“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刻背景及详细情况；（8）遵义会议《决议》及其在党内权力之争中的作用；（9）北部战事的失败；（10）部队第二次改编；（11）损失惨重地通过贵州和云南的强行军；（12）横渡金沙江；（13）会理政治局会议；（14）强渡大渡河；（15）长征目标：是新疆还是甘肃？（16）与第四军团的会合；（17）改称第一和第四方面军；（18）任命张国焘为中国红军总政委；（19）两个战略方案；（20）毛泽东和张国焘争夺领导权；（21）毛儿盖的妥协；（22）军队和党的分裂；（23）政治局在巴西对张国焘的批判；（24）一方面军的第三次改编；（25）长征的新目标：陕西；（26）长征的最后阶段；（27）到达陕北后的政治阴谋；（28）长征的简短总结。
第四章的标题为《陕甘宁过渡时期  1935—1937》。共分以下几节：（1）在陕北采取的最初步骤；（2）共产国际在民族统一战线上的政治方针和毛泽东的篡改；（3）红一方面军的“东征”，红一方面军撤回陕北；（4）对政治路线的假纠正；（5）扩大宁夏、甘肃根据地的军事战略方针；（6）同地方军阀洽谈反对南京中央政府；（7）毛泽东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两面手法；（8）一个新的全面内战的危险；（9）第二和第四方面军的进军和战斗；（10）与第一方面军的会师；（11）四方面军主力的“西征”和失败，谁的责任？（12）毛泽东破坏挽救“西征军”的努力；（13）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的军官逮捕；（14）人民审判和内战，还是谅解和抗日？（15）历史的转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干预；（16）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新角斗；（17）毛泽东反对张国焘的斗争；（18）1937年5月的“党代表会议”；（19）陕甘宁“特区”民政和军事的变化。
第五章的标题为《抗日战争的最初两年  1937—1939》。共分以下几节：（1）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目的和进攻行动；（2）洛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对民族统一战线的两个对立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和中央委员会的内部指示；（4）毛泽东趁国民党失败进行投机；（5）八路军的成就；（6）王明和毛泽东对立；（7）南京沦陷后的中央委员会宣言；（8）毛的战略问题；（9）张国焘的逃跑和出党；（10）瓦解国民党；（11）日本占领军后方的革命根据地；（12）国民党军的退却战术和武汉的失守；（13）八路军的观望态度；（14）中央委员会六中全会——是一个妥协吗？（15）毛泽东的两面政策；（16）平江事件；（17）国共两党领导之间的公开冲突；（18）战争爆发两周年的中央委员会宣言；（19）忠诚声明和战争宣言；（20）从共同抗日到互相对抗；（21）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22）我在延安的生活和毛的个人行为；（23）陕甘宁的外国人；（24）毛泽东同美国代表的第一次接触；（25）“延安工作作风”的特点和它在六十年代对毛政策的影响。
该书“尾声”包括三节主要内容：我回到苏联；莫斯科余波；后注。
附录的《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一文，书中作了这样的说明：“在《纪事》结尾提到的华夫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34年4月，从内容上来看好像是为《革命与战争》第二个版本写的导言。……最早是用俄文写的，这次从中文译成德文，并参照了俄译文。”

[注8]（1）、（2）、（3）……等这些序号，是笔者为方便阅读自行在本文中加上去的，《中国纪事》原书中并没有这些序号。下同。
[注9]如该书原版——民主德国迪茨出版社的出版“前言”中将中国工农红军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译者没有自行改动，而是加注“原文如此”进行说明。李德著述中有不少错讹之处，也是采取这种方法处理。
[注10]这节的内容，即所谓“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以及书中大量的类似内容，是李德为推卸责任并转嫁给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人而刻意歪曲事实、造谣污蔑，敬请留意，其余不再一一说明。

四、对其间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的探索和辩正
（一）李德究竟是不是“太上皇”？兼谈我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
李德该书的其中一大特点是，反复列举种种理由为自己辩护，千方百计将责任转嫁给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人，试图证明自己不是“红军的‘太上皇’”，目的是为自己翻案。
李德自己一方面反复强调，试图为自己洗脱：“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31页）“虽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达指示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大全权的。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第42页）另一方面却又正因此而不自觉地道出事实真相：“他[注11]要我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其根据是，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第35页）“我想到弗雷德的指示，就建议[注12]……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以后对形势的判断和作出的决议似乎都是按照这个模式的。博古以及以后的周恩来，总是习惯地把一切军事问题先同我讨论一下，然后在军事委员会上代表我的意见。”（第42页）凡此种种，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们再来“另眼相看”一下李德口中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李德该书的另一大特点是，时时处处以苏联利益、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为判断的标准。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独立自主、走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斥之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李德认为：“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富于侵略的代表，越来越明显的是后来形成的轴心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们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集中体现，保卫它，使它不受冒险计划的破坏，不受敌人的打击，这是我们神圣的国际主义职责。”
李德的种种企图和百般辩解，终究摆脱不了一个规律：事实终归是事实，如果想要掩盖或者转嫁，难免自相矛盾、破绽百出。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李德在进入中央苏区后召开遵义会议前的一段时间里，做了短暂时间的“成了中国红军以至中国党的‘太上皇’”，而造成这种现象的背后或者说深层次的思想根源，则是长时期的真正的“太上皇”——苏联及共产国际。
虽然苏联及共产国际确实曾给予我党重大帮助，但由于历史进程和环境影响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加上当时的一些中共领导人如王明、博古等人推行教条宗派主义，仰苏联和共产国际鼻息，似乎只要打着苏联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旗号，无论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也好、军事代表也好、军事顾问也好，似乎个个人都可以对中国革命指手划脚。即使远在数千公里外的莫斯科，似乎也可以遥控中国革命。我党与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如，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选择洛甫代替博古出任党的总书记、先后派潘汉年和陈云远赴莫斯科争取得到认同和支持，通过王稼祥赴苏治疗之机进一步做好沟通工作，等等，都是当时这种现实情况下的无奈选择。而在几个面临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如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王明回国后在党内实行错误的抗战路线和方针等，代表共产国际或得到共产国际（或苏联）支持的张浩、王稼祥先后回国，对于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有力支持和中国革命的健康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这里想说句题外话。吴佩孚、冯玉祥、蒋介石都先后得到过苏联的武器装备援助，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不乏严厉的指责、颐指气使的“教导”和指示，以及一堆马列主义原著。这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的幻想或者乞求（李德书中大意如此），连托洛茨基在与蒋介石交谈时都明确地表示过“尽一切可能给中国革命予援助”。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种种暗示，南昌起义后朱德曾率军直奔汕头，建立东江根据地也与此有关，中共中央还为此在瑞金中央苏区特意修建了一个备用飞机场（后来却为蒋介石所用）。但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都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武器援助。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然，对于这样一段历史，我们只能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来读解，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过多地指责具体哪一个谁，相反地应该以史为鉴，思考和解决现实今天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要尊重这段历史的客观真实性，不能根据现实需要甚至个人好恶，篡改、曲解历史的真实性。同时可以根据现实政治、军事活动的需要，对这段历史作出一定的认识和解释，既尊重历史的客观真实，又体现时代精神和现实活动的要求。

（二）“福建事变”的态度和策略之争对第五次反“围剿”成败的影响
因为“福建事变”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密切相关，而且李德指责毛泽东在时隔一年以后，利用“福建事变”以及在事变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大做文章，所以我们有必要在此谈一谈几方所提出的论点与论据。
李德称，在政治上对蔡廷锴和十九路军的估计，当时有三种不同意见：
（1）第一种观点是，“这是一次难得的时机，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实现1933年年初以来就在酝酿建立新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组成远远超出苏区范围的、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基地的抗日阵容。因此，我们应该全面支持蔡廷锴，尽管蔡自己有顾虑，在军事也要给予直接的支持。” 李德称这是博古“一个人的观点”，李德自己理所当然地支持这个意见，认为及时“把主力放到闽北、同十九路军一起作一决战”是“惟一正确的决定”。
（2）第二种观点是，“它多次急迫地警告说，不能相信蔡廷锴，蔡倾向于第三党（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是顽固反共的。”[注13]“蔡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我们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一旦蔡廷锴开战，中央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人阵地，越过赣江，夺取国民党军队的外侧，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李德称这个完全相反的意见来自共产国际代表团及中国军事总顾问弗雷德、中共上海局，他本人开始时“对此基本上表示同意”，但后来又称“弗雷德的计划，是要在西北部向敌人的中心地区，发动一次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来讲都是无法实现的大规模进攻”。
（3）第三种观点是，蔡廷锴的起义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企图通过新谋略来欺骗民众，以便逃避它们越来越迫近的灭亡”。“批评福建政府，说它们‘不一致’、‘不履行对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义务’（指的是福建政府曾经答应的物质上和经济上的援助），说它‘不主动不坚决’等等”。“要‘谨慎’、要‘三思而行’”。因此，结论是：“我们不应该马上直接支持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十九路军必须首先在闽北打击蒋介石的部队，然后我们才可以积极干预，给予支持。”李德称这是毛泽东的观点，而毛泽东则指责这是博古、李德等王明路线领导者的错误策略思想。[注14]
关于第3种观点的争论，我们试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正常的逻辑推理来进行分析（这也是一种军事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众所周知，毛泽东在那时已经被排挤出决策圈子，实际上已经被架空和“闲置”，李德本人即称毛泽东“在五中全会他要求发言，但没有成功”。那么，毛泽东即使持李德所指的上述观点，对中央苏区关于福建事变的策略决策的影响力又有多大呢？这是一个常识。虽然经过广昌之战后，博古的影响力及其本人的自信都遭到沉重打击，毛泽东重新出山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并不能由此判断毛泽东在福建事变的决策上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当然，也有国外学者坚持认为，是毛泽东公开反对与十九路军的积极配合，因此还受到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纪律处分。
而不可忽略的是，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上海局与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人争论激烈，而两名“洋专家”——弗雷德和李德之间也吵得不可开交。这种意见分歧和冲突延续了数周。直到后来，如李德所称“博古告诉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拖了很久才批准下来，主要内容是：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军事上可以独自作出决定。”是不是为时已晚？如果采纳毛泽东的策略和主张，结果会怎样？现在都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假设。

（三）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
有学者认为：1927年后的许多年里，国民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只是一个反对党。蒋介石把共产党当作他需要对付的若干麻烦之一。而共产党则只有一个集中目标，那就是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彼此的注意力是不平等的。共产党在最初几次反“围剿”中的胜利主要归因于此。一旦蒋介石全力以赴对付共产党，当时的任何苏区的红军队伍都很难取胜了。
对于如何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遵义会议对福建事变及第五次反“围剿”提出了事后设想，但两份决议都没有进行具体分析。毛泽东对粉碎第五次“围剿”战略策略的具体分析，是两年后才“补充”的。但是也不同于前几次反“围剿”中毛泽东使用过的方法。在此先摘录一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注15]这个设想方案是有很多优点，但客观地说，也必须具备很多个假设性前提，而且这些假设性前提也要如预期般理想地连接起来，才有可能实现。比如（1）采取上述行动的时间必须是正好是福建事变处于高潮时；（2）红一、三军团联合出击，按时到达预定目标……不再一一列举了。按照这个设想，红军倒是可以更轻而易举地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无需讳言，毛泽东的这一设想是天才性的构思，但里面也包含了他的伟大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历史分析不能代替历史事实。我们来分析下第五次“围剿”前及起始阶段，双方在政治、军事上的准备情况。
国民党方面，第五次“围剿”方式显然不同于前几次，蒋介石不遗余力，决心全力以赴对付共产党，并由此确定了一整套全新的政略和战略。蒋介石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与入侵中国东北的日军达成妥协并签订了《塘沽协定》，在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恢复实行保甲制度，严格封锁苏区经济，在城市严格控制出版物和公众活动并发动“新生活运动”，雇用德国顾问以传授野战指挥的先进作战技术，采取“堡垒政策”的新战略和“战略上的进攻，战术上的防御”新作战方针，购买大批现代化武器，三期的庐山军团训练班按计划训练了约7500名排长以上军官，军官被要求接受思想教导、“与士兵同某甘苦”。另外，还特别对国民党内各军事派别和地方部队施以军事压力和政治诱惑，力求消除异见、一致反共。
共产党方面，在蒋介石精心策划“围剿”并步步进逼之时，却在忙着做几件事：开展“反罗明路线”的党内斗争，开展大规模的“查田运动”[注16]；开展征集指标日益加码的征兵工作，进行无实质内容的“积极出击、全面进攻”“决不丢失苏区一寸土地”的宣传发动。在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大战已经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就福建事变的方针策略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争吵不休，事后又徒劳无功地想去收留蔡廷锴的余部；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在瑞金忙着召开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间长达半个月，前线红军根本无法开展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会议也只是重复着“巩固和扩大红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造成百万钢铁战士”的口号，五中全会竟然没有一份关于军事问题的正式报告或者决议。
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略、决策、指挥以及大小战役、战斗的得失，已经有大量的文章可供参考，就不再详述了。
对于“反罗明路线”、“查田运动”、1934年1月的两次军政会议的背景及影响，不问政事只管军事的李德只考虑与军事方面相关的内容，“查田运动”在书中几乎没有提及。加上他对中国历史与当时的现实情况了解不多，进入中央苏区时间很短，这也使他无法对事件的全貌作出准确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李德《中国纪事》这一章主要内容中，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中央红军关于长征决策的部分。究竟是在何时以及如何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迄今为止，李德的描述是公开资料中最为确切和详尽的。尽管他在其中有着不少偏见和错误，但毕竟他当时确是最高军事决策者之一，他的描述至少不是故意编造。关于这个主题，笔者稍后另外出帖研讨。

（四）何时以及如何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如前文所述，李德《中国纪事》对这个问题的描述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公开资料中最为确切和详尽的。尽管他在其中有着不少偏见和错误。
他在书中是这样写的：“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了一个8—10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像第一季度一样，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并把它的大概内容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在对这个计划进行加工时，我和周恩来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我原来的想法是，以中央红军三个军团突破封锁线，此外在中央苏区内继续部署战略防御，保证以后主力重返苏区；虽然由于敌人的堡垒地带已经向纵深层层推进，主力能否回来还很成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至少可以保证苏区成为强大的游击根据地。……现在周恩来竭力主张，撤退整个苏区，包括所有的中央机关、后勤部门和物资等等，并把很大一部分准备留在苏区内和边界地区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也纳入正规军。通过博古从中调解，我们之间达成了妥协，领导整个准备工作的周恩来实际上占了上风。只是应撤退人员的总数稍有降低，据我估计，降低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注20]
他在该书中还提到：“据我回忆，这次意见分歧并没有波及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而只是在博古、周恩来和我之间产生的，后来又在完全同志式的气氛中解决了，对外我们还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八月计划，已经包含常委会在九月底作出的关于突围的最后决议的所有主要内容”。
可以参照的资料，还有周恩来于1934年8月18日发表在《红星》报上的《新形势下的胜利》一文，文中已经公开号召“战略性转移”。周恩来在文章的核心部分写道：“我们必须坚决地开辟一条通往敌人后方的道路。在敌后打击敌人……以开创新局面而不是返回老苏区。”
从上述内容推断：1934年8月上旬，周恩来与李德就战略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博古参与协调，“最高三人团”（后来才成立，出于在军事上绝对保密的需要，同时也为了避免最高领导之间产生分歧。“三人团”旨在具体执行转移任务，周恩来为总负责人）达成了协议，随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项英和陈云讨论并通过。8月下旬政治局和军委得知这一决定；9月初各军团首长接到通知，但是通知的具体程度只限于“他们在各自辖区需要采取的某些军事行动”。直到9月底和10月初，下级指挥员才略微知道情况，至于普通战士只到10月中旬决策实施才知道。当然他们知道的也只是与本身行动有关的内容。
值得探讨的是，1934年7月初的“抗日先遣队”北征、7月底8月初的红六军团西征，究竟是开始考虑改变基本战略方针（从保卫中央苏区转向战略转移）的迹象？还是外线作战、扰乱敌后、分散敌军乃至解除敌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综合各方面情况，结合多方面资料来看，目前的判断还是后者居多。

（五）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路在何方？
湘江之战后红军的前进路线，究竟是应该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还是应该进军黔境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从当时到现在一直都有混淆模糊的认识。不单是李德，近至黎汝清《湘江之战——中共历史上的一大悲剧》，还宣称：无论是李德、博古的方案，还是毛泽东的提议，全都落入蒋介石的预计之内和追剿堵截计划之中。黎汝清在自称“就历史真实来说，百分之九十是真的，可以当作历史来读”的这部作品中，变相地为李德进行辩护：“李德是把与二、六军团会合，放在必获胜利的假定基础上，而且历史并没有证明与二、六军团会合一定失败。”结论是：“很难说向贵州进军就是绝对地好，去跟二、六军团会合就是绝对地坏！”
事实并非如此！据史料记载，因中共上海局李竹声等负责人的叛变，蒋介石于1934年夏就获知红军要到湘西洪江建立新根据地的情报。当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即判定红军确实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而下达于湘江以东地区消灭红军的计划后，又于11月17日下达了“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以密电发出，并没有冠以名称，并非黎所杜撰的《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对消灭红军作了周密的部署。中央红军经过连续不断的作战行军，到达通道地区时，距目的地洪江还有几百公里山路（相当于湘江到通道的距离），而薛岳的先头部队已与先期赶到的湘军会合，左翼、后面的追敌已经逼近和紧跟上来。面对这样的形势，为保障红军侧翼和后卫安全的红三、五、八军团不得不一面向西前进，一面节节抗击敌人的进攻。很显然，在红军极度疲劳、部队空前减员的严重情况下，如果继续执行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既要去抗击敌人的追击和侧击，又要去攻击敌人以逸待劳、众兵防御的筑垒地域，显然红军面临的将是全军覆没的危险。从蒋介石的“计划大纲”中可以看出，在红军周围只有西面黔军的防线最薄弱，在围绪红军的各路国民党军中，也只有黔军的战斗力最弱，而且派系纠葛、兵力分散。可见，毛泽东所以选择西进贵州，正是找准了黔军防线单薄和后方空虚这个弱点。这样，则红军不仅能够突破敌军的合围，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因此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指挥员的赞同。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肯定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按照毛的建议改变了红军的进军方向转进贵州，挥师黔西北，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打破了蒋企图在湘西地区消灭中央红军的梦想。直到红军渡过乌江，老蒋才清醒过来，于1935年1月5日命令何键要继续追击红军，19日才又制定出一个“川江南岸地区围剿计划”。这时，红军突破黔军防线已整整过了一个多月，在遵义地区休整了12天。也正是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注17]
李德在转向贵州进军的决策这件事情上，承认毛泽东的建议及时地挽救了中央红军。至于李德提到“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地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第99页）是否属实？当时毛泽东提出关于进军贵州的建议，究竟是及时侦察到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还是根据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和客观的分析而得出？前者至今没有资料可以证实。虽然李德还在书中宣称：“无线电不仅用于联络，也用于侦探，国民党司令部的很大一部分的消息和命令都是靠无线电窃听和破译的（第45页）”，“关于蒋介石的进军计划，我们得到了相当准确的情报（第50页）”。但在突围和恶战的环境下，这种侦察工作的成效值得怀疑，而且被闲置的毛泽东也难以有机会及时掌握这方面的信息资源。我们相信倒是后一种情况比较贴近真实。这个建议同样为具有丰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大多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指挥员所赞同，应该可以作为这种判断的参照。李德称为战略转向主要是“中央三人小组”[注18]的阴谋的讲法，站不住脚。

（六）关于遵义会议
记得论坛曾经出过一个关于伍修权与遵义会议之谜的讨论，笔者也准备另出专帖就此话题作些补充，因此在本文就简单作个交代。
1、遵义会议召开时间
李德称，遵义会议召开时间为1935年1月7—8日。这是以讹传讹。
前些年一直没有发现遵义会议的记录，只有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流传。该文件上署有“1935年1月8日政治局通过”的日期。许多中共党史、军事历史的编著不是讲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就是说1935年1月6日至8日召开遵义会议。它们的根据无非是上述的决议。近年，根据当时的行军命令和当时一些工作人员的日记，以及国民党方面的报纸，以充分的根据确定中央机关进驻遵义的时间是1月9日。而遵义会员召开的时间确定则经过了更为艰苦的搜集和考证。正如杨尚昆指出的：“最近发现的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员的提纲，也是从共产国际保存的文件里找出来的。……陈云同志经过长时间辨认、回忆，肯定是他写的。”[注14]根据陈云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提纲的手稿中关于“会议经过三天”的记载，根据可供确定遵义会议开始日期的电报中关于“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的内容，以及其他材料，确定遵义会议召开的确切时间应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1985年以后出版的中共党史、军事历史的编著都采用了这个经过考证而确定下来的确切时间。
2、正式出席会议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工作人员
李德称，“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军团和师的指挥员、政委等来参加……”，“即使把1934年1月五中全会补选的委员考虑在内，那末，三十五至四十个与会者当中肯定有三分之二、甚至可能有四分之三不是中央委员，更不用说政治局委员了”。李德的描述不符合事实。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考证，已经了解到的情况是：选拔正式参加遵义会议人员有两个具体标准：政治局正式委员或候补委员，中央军委（红军总部）或主要军团的负责人。据杨尚昆回忆：当时，因为被战事所分割，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和候补委员不可能到会，但是到会的还是占多数。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员，降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11人。出席会议的有：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6人，超过了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5人，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该次会议被递补为政治局委员）、邓发、何克全（凯丰）；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都出席。参加扩大会议的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红军总部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主任是王稼祥，因为负伤，由李富春代理），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红五军团李卓然（红九军团的罗炳辉和蔡树藩在遵义东北的湄潭、兴隆一带警戒，红八军团已经撤销）；另外还有担任记录的《红星报》主编、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李德翻译伍修权。[注19]
当中大家要注意的是我国文字上“出席”与“参加”的区别。这份名单不但是中共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也为国外众多严肃的专家学者所认同。
3、张闻天的任职是“负总责”还是“总书记”？
这个问题至今存疑。参加会议的中共元老（包括毛泽东）和国内专家学者几乎众口一词，说遵义会议作出的决定，以及大约在1935年2月5日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的职务是中共中央“负总的责任”，“当时没有设总书记”。而李德、盛忠亮等人以及国外一些学者则称博古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因而张闻天接任的职务也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因为目前没有更进一步的资料以供考证，暂且“疑者传疑”吧。

[注11] 这里的“他”，指共产国际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李德直接称其为“弗雷德”。
[注12] 这个建议指的是，为了执行曼弗雷德·施特恩关于在瑞金建一个机场（曼弗雷德·施特恩曾经暗示：苏联可能向中国的中央苏区提供武器援助）的指示，李德为此特地对红军的中央苏区的兵力部署进行了调整。
[注13] 这个观点，与国内党史、战史资料，以及当时中共上海局书记盛忠亮的回忆进行过比对，基本上可以确认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上海局提出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正在进行肃清托派的斗争，而中国的托派分子，正向福建政府和李济深等人的“第三党”暗送秋波。
[注14]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第2版，236页。
[注15]同上。
[注16]“查田运动”的有关情况，另撰文介绍。
[注17]引自《军事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
[注18]“中央三人小组”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3人。是李德对中共党史将其列入“至高无上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一种反攻。
[注19]这份名单主要参考了《杨尚昆回忆录》、王健英著《中共中央机关演变考实》、[美]杨炳章著《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该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注20]李德《中国纪事》第94页。

五、与历史评论相关的的一些认识、感受和思考
（一）关于本文的写作
原本打算用三到五天的时间，可以将这篇短文写完。谁知这一写竟用去了大半个月的时间。本着对于客观历史人事的正确认识问题，在写作过程中对李德《中国纪事》所提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先后查找了大量的参考资料，以求尽可能做到较为准确的评介。同时，也想突破过去较多的局限于具体人和事的论述，而缺乏一般性理论分析的做法。但限于自身水平和资料的不完全，实际情况与心目中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而且还不仅仅是这些。比如，写作之初，我对苏联、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的历史认识不足而且片面，此前受个别党史研究员的误导，对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理解简单化、模式化了。因此在本文第四章第一节“兼谈我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的一些观点和判断有误。这就说明，对一些看似已有定论的事件、关系，既需要不断加深认识，也需要在不断的学习中修正和提高。文中存在的谬误及不当之处还有不少，希望热心朋友们指正。
    （二）回头再看李德其人
李德是个悲剧人物。他的出身、所受教育、职责任务，决定了他的立场和判断。作为一名德国共产党人，李德对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限忠诚，虽然他与我们的理解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这种忠诚同他作为一名德国军人对于专门军事职业的忠诚一样强烈。同时，他又是固执而顽强的人，完全拒绝任何对他的批评，这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表露无遗。
李德严格要求自己，仔细研究各路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他也同样严格要求红军指挥员，要求他们服从自己的每一项命令。诚如国外学者所言：李德要求“每班每排一枪一炮都必须准确部署在作战地图所指定的位置上。作战指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一种文学艺术，而对于李德来说则是一种物理科学。”李德在苏联的军事学院学习中表现出来的专长——绘图，在指挥作战中变成了他的战术思想。
客观地说，李德对现代战争尤其是城市作战是精通的，他的水平完全称得上专家。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王明、博古将他摆错了位置。而是当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设计为以城市武装斗争为中心，极力拥护者王明请求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自然是这方面的专家。
对李德的认识和评价，也在整个写作和学习过程不断进行了调整和矫正。
（三）历史评论难以回避的问题——阶级分析
李德的《中国纪事》，是出于反华和反毛的目的而写作和出版的。因此，对这本书进行评价，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阶级分析，包括其他对政治、军事历史的评价。
由于“文革”出现的“阶级标签”到处帖的现象，似乎现在一提阶级分析，有些朋友从内心里就会生出一种反感或者拒绝。但政治和军事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所有的政治、军事现象无一不与阶级有着某种程度的一定的关系。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科学地坚持和运用阶级分析，阶级分析不是惟一的研究方法，不能事无巨细都用阶级分析方法以图作出圆满解释，更不能把阶级分析当成固定的模式去套政治、军事历史现象，用阶级和阶级斗争标签任意乱帖。总的来说，不能因为过去曾经使用不当，今天就不再坚持或运用起来心有余悸。
（四）未尽的话题
对于这一段历史，我还在思考这么一些问题：
1、导致共产党成为中国命运的主宰和毛泽东的党的领袖地位的原因是什么？
2、是什么原因使得确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运动能够逐步兴起，然后又走向低潮，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却能够先落而后起？
3、什么是长征？起止时间将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开始远征、西路军的最后失败计算在内是否科学？
4、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胜利，对两者进行比较有什么学术上的价值和意义？
5、长征期间红二方面军作为“第三者”的立场和作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6、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上的用心和对于西路军的分心，主要原因是什么？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和作用如何？
7、在抗日战争中处理敌我友之间的方针策略。
类似问题还有很多，都需要我们在更深程度、更大范围予以认识。


                                     （第一稿，完稿于2006年4月13日）

“太上皇”李德，不认识。

你就不能编辑一下啊，累

原帖由 whykkk 于 2006-9-2 17:52 发表
你就不能编辑一下啊，累

是单一个帖子太长了吗？如是，这就改下。
原不想被朋友们误解是灌水呵。

《中国纪事》跟《延安日记》，给人叫作“双芭”。
其实不是一回事。《延安日记》说穿了，一半是伪作，可惜还有人喋喋不休，到处拿来说事。真是可笑！

原帖由 狼筅 于 2007-3-3 14:57 发表
《中国纪事》跟《延安日记》，给人叫作“双芭”。
其实不是一回事。《延安日记》说穿了，一半是伪作，可惜还有人喋喋不休，到处拿来说事。真是可笑！

两者不一样。
《中国纪事》是李德的亲历，虽然内容因年代相隔久远存在相当程度的错讹，虽然对毛泽东的看法、周毛关系等方面有刻意丑化的毛病，但一些细节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还是不错的。
《延安日记》几乎纯为反华反中共而作，不是亲历者本人的记述，其中内容究竟有多少是依据档案，有多少是杜撰，目前无法分析判断。我对《延安日记》不写简评，也就是这意思。不过作为一部反面教材，以批判眼光来阅读，也有些参考作用。

只要通过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就能够去伪存真，剔芜取菁，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更加深入地去考察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不错,啊是好东西!!!!

《延安日记》是中苏关系恶化时的宣传品，可信程度当然不高，不过要反驳，还是要有其他佐证，单纯说不可信，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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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方、多种类型史料印证的符合历史真实的回忆录或者口述材料，肯定也必须适当引用。

原帖由 急救包 于 2007-4-20 19:35 发表
经过多方、多种类型史料印证的符合历史真实的回忆录或者口述材料，肯定也必须适当引用。

对啊。这就叫确证。

有时常常想一个问题，就是李德成了中国红军的太上皇，究竟是谁的责任，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还是中共所谓“莫斯科派”的责任

记得斯大林有一次针对这个问题表示，责任还是由中国同志还负，因为李德当时就是一个顾问，是博古他们把他捧的如此之高的

孔雀兄提的问题很到位。
官司方出版的几本与李德有关的作品，对“太上皇”由来的论述并不一致，有些还互相矛盾。
有时间的话，做个《李德“太上皇”考》之类的专题，也是有意思的。

一篇老旧，转到历史，供各位朋友参考。

25# 林苑竹


好文章啊，先顶一下，再来慢慢读。:D

wanghywanghy 发表于 2009-7-11 14:13

你这么孜孜不倦的挖坟不累么？看贴就看贴，这刷屏刷得太过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