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为23元被飞车党杀死续:打工少女的人生轨迹

□采写：本报记者　龙志　王海军　实习生　谢艳艳　林旭红　　　租屋内，李柏梅叫醒睡在地上的儿子，其他5名亲戚也陆续爬起来，他们开始整理邓哲玉的物品。
　　一件邓哲玉的黑色旧大衣被翻出来，母亲李柏梅把它叠好，扫清皱褶，又放回箱子。邓哲玉的家当很简单，在广州辗转谋生5个月，她甚至没有拥有过一张自己的床。
　　到殡仪馆时，天开始下雨，邓哲玉的骨灰被装进638元的黑色木盒里——殡仪馆最便宜的骨灰盒。然后，一家人赶往天河客运站。10个小时后，邓哲玉的骨灰将和母亲一起回到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金石镇独石村。在南方辗转打工三年后，这个姑娘又再次回到了生命的原点。
　　12天前，邓哲玉，23岁的湖南打工妹，在广州黄埔大道遭遇飞车抢夺。因为死死抓住手提包，头部遭受重击，终不治身亡。而包中只有23元钱。
　　走出茶楼的人
　　2001年夏天，新宁县树人中学一帮男孩子聚在宿舍里聊天，班长刘锋说：“今后谁娶了邓哲玉谁就很幸福。”　
　　他的观点出乎意料达成共识。如果要在高5班里选出一个令男生女生皆满意的对象，邓哲玉是唯一的人选。　
　　这帮来自农村或县郊的孩子，天真而又青涩，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世界。在他们眼里，邓哲玉朴实而毫无戒备，“天生让人觉得亲近。”　
　　一个哥们悄悄告诉刘锋：他生日那天只有邓送给他礼物，其实他并没有向别人提起过他的生日。“有一天，我在打球，她提着一个礼品袋过来了，是镇纸。我当时正热火朝天地学写毛笔字。”刘锋说。　
　　同学刘玲玲至今记得她低头作数学题的样子，“她读书很认真，数学特别好，是我们班上最勤奋的学生。”　
　　这时候，邓哲玉的组织才能也展露出来。高一国庆节，班里组织联欢活动，她自告奋勇和另一个男生主持，老师们都说这是学校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之后学校的文艺比赛她都会参加，有一次合唱比赛，她和一个女孩合唱的《祈祷》得了第二名。“她每天都很开心，我以为她家境应该可以，”刘玲玲说。　
　　实际上，邓哲玉只是没有把贫困挂在脸上。1983年1月，这个小女孩一出生，似乎已经注定要经历更多磨难。父亲是个聋哑人，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妇。夫妇俩都很清楚，改变家庭命运的指望，只能寄托在孩子身上。因此，虽然贫穷，他们还是要供孩子读书。“借债、借债、借债……”在送女儿的遗体火化后，母亲李柏梅坐在殡仪馆外低声数落着：“外婆家、舅舅家、阿姨家……”长期的欠债，让这个黑瘦的女人在谁面前都变得沉默而谦卑。
　　但是，女儿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应对。她一有空闲，就去外婆家、阿姨家，或家中，或田边，边帮忙干活，边与表姐妹们说笑。尤其是在伯父一家，和在外上学、打工的堂姐堂哥们话题更多。“她性格温和，又很勤快懂事”，伯父邓炳炎说。
　　在班主任戴春林老师看来，这个来自偏远小山村的学生，自主性特别强。“那时，她妈妈在学校边上租了个房子，她跟弟弟住在那里。”　
　　邓哲玉邀请戴老师到她家里坐坐。“我当时一看，以为是没人住，红砖砌的房子，只有一截，另一边是拆掉的，她和弟弟住在那一截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煮饭都是在别人家的猪圈边上。”　
　　清晨，18岁的邓哲玉起床后赶紧做饭，8点钟上课，姐弟俩吃完后，朝着各自的学校跑去。班上有60多名学生，仅有的17名女生倍受关注。邓哲玉一年到头似乎只有两件衣服，但洗得干干净净，“所以看起来，好像每天都在换新装。”　
　　但对于家事，她只字不提，因而鲜有人知道。“她从不在我们面前提起家人，只有一次，她跟我说，她家很不好，父亲不能说话，是个残疾。这还是毕业以后才说的”，刘玲玲说。　
　　2002年夏天，邓哲玉以距离分数线4分之差高考落榜。帮家里割完稻谷后，她拒绝了姑姑供她复读的提议，去了县城里的文化茶楼。
　　茶楼在设在文化局院内，一楼便是新宁县图书馆，在地处偏远的小城内，这是一个显得格外清雅的地方。　
　　显而易见，刚刚走进社会的高中生，迫切需要这份工作。“很荣幸第一次工作能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这里很正规。”邓哲玉在日记里写道。　　尽管每月工资，算起来，仅有300多元，有时候还要加班到晚上凌晨，但在新宁城内，这已经算份安定而体面的工作了。　
　　与邓哲玉同时进去的有5个人，半个月培训后，只有3人留下。现在已经是主管的凌爱云回忆说，“她高中毕业，悟性很高，是这批新人当中最快学会茶艺的。”　
　　事实上，在邓哲玉的日记里，每一篇最后都写有诸如“泡沫红茶：纯桂花+祁门红茶，煮过后过漏再冷却，最后加水摇”的茶道窍门。以此加强巩固名目繁多的培训的内容。　
　　但很快，枯燥而琐碎的茶楼工作渐渐消磨了她的激情，她表面坚强，内心却承受巨大压力。　
　　有一天，茶楼打烊后，几个女孩子聚在一起聊天，大家喝了点酒，同事李艳霞提议把心中的苦事说出来，女孩们都说起各自的辛酸。轮到邓哲玉时，她还没说，便痛哭失声。这是李艳霞印象中她唯一一次哭泣。　
　　只有凌爱云知道她的心事，有一次放假，她去了邓哲玉的家，“她家很穷，跟她爸打招呼，没反应，她妈妈的话也比较少，弟弟还在读书，只有两间木房，很冷清的感觉。”出来后，凌爱云觉得很酸。在回城的路上，邓哲玉才平静的告诉她，父亲是个聋哑人。　
　　到了2003年春天，弟弟的新学期开始了，父母忙着筹备学费。邓哲玉去意已决。老板不同意，她说，“我要到长沙去读书。”老板只好放行。　
　　她是第一个走出茶楼的人。2003年4月10日，作完生意后，茶楼为她举办了送别party，女孩们又哭又闹，一直到凌晨4点多钟。　
　　李艳霞则哭着送了一首《城里的月光》给邓哲玉，她“希望月亮能一直照着她走过的路。”　
　　从长沙到东莞
　　除了聋哑父亲，不识字的母亲，还有读书欠下的 6000多元的账，并且弟弟还在上学。这时的邓哲玉像一只皮球，在生存压力不断撞击之下，在未知的道路上跌跌撞撞。
　　“她越来越不安于内衣专卖店的小店员，”表姐邓哲林说。　
　　位于长沙市蔡锷北路的“依之尼”内衣专卖店，人来人往，已经换了几拨主人。这是邓哲玉离开家乡后第一站。　
　　邓哲林从湖南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大专毕业后，在长沙一家出版社找到工作。她是家族里唯一一个读完大学并留在长沙的人。这让邓哲玉很是羡慕，这份工作也是邓哲林介绍的。　
　　“我希望她能多长些见识，如果不是家境恶劣，她比别人要聪明的多。”邓哲林觉得自己有义务把堂妹带出来，并且教会她一些生存技能。　
　　到长沙后，每个月工资400元。对邓哲玉而言，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家讨生活，她几乎没有一件化妆品，她的衣服也还是高中时那两套，她把节省下来的钱存起来，寄给家里，寄给在怀化读技校的弟弟。但生活仍捉襟见肘。　
　　她羡慕那些正在读大学的同学，“林姐，你说我去自考好吗？”她认为惟有文凭能改变她窘迫的现状。　
　　邓哲林为这个堂妹骄傲起来，“你应该要读书的。”　
　　“是啊，我不能一辈子作内衣店的小店员，一辈子拿400元的工资，”邓哲玉说。于是她又为为数不多，但对她仍是一笔巨大账目的书本资料和报考费发愁起来。　
　　三个月后，邓哲林被调往广州，她希望堂妹能跟她一起去，“我不想丢下她，姐妹俩在外头至少有个照应。”　
　　邓哲玉欣然而往。在离开长沙前，她还穿着那件黑乎乎的外套，邓哲林给她买了件鹅黄色的连衣裙。穿着这件新裙子，邓哲玉来到了广州。此时，南方已是酷暑。扑面而来的，是燥热的天气、巨大而喧嚣的城市，以及无数和她一样顶着烈日为生计奔波的外来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此时，广东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1500万。他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遍布珠三角的各种工厂里面加班加点地出卖劳动力。　
　　这次，相对于很多外来妹，命运终于眷顾了一次邓哲玉，她没有成为流水线上的女工。来到广州当天，她的堂兄——邓哲林的弟弟邓清凉——正好从东莞到广州办事，他是深圳美之高公司驻东莞的业务员，公司正在招一批促销员。有过营业员经历的邓哲玉很顺利通过了面试。她被分配到东莞樟木头镇百佳超市。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她每天除了向顾客兜售自己的产品，还要眼疾手快帮大量的忙，用于维持超市的融洽关系。　
　　她性格开朗，几乎不费气力便融入新的环境。“她是一个很会关心人的女孩子，”她当时的主管李作军说，“我以为她应该出生在一个很健康幸福的家庭，因为她好逗，人际关系特别好，并且每年年底公司的春节联欢她都是活跃分子，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是聋哑人，她从来没有流露出自卑的情绪。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公司规定每个月的营业额为1万元。邓哲玉进去后，业绩总在15000左右，因而被评为2004年优秀员工。　
　　这个时候，高中同学李慧正在一家皮革厂打工，每个月只有500元工资——这似乎是每个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的宿命，“没有文凭，没有关系，只能干苦力活。”　
　　“你来樟木头吧，我帮你找工作，”邓哲玉说。最终她说动了主管，让同学加入美之高的促销队伍。　
　　“外出打工就两条途径，一是亲戚帮忙，二是同学或者朋友的关系，有时后者更重情谊，”李慧说。　
　　小镇上的生活　
　　最初的时候，两个女孩住在一起。一室一厅。卧室小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后来李作军和另外一个男孩子找房子，邓哲玉嫌每个月350元的租金太贵，于是四个人挤在了一起，两个男孩子睡 客厅。　　　“公司不包吃住，底薪1000元，有提成。那个时候，她每个月大概可以拿到1500元左右的薪水，”李慧说。但也只是经手而已，她要把那些钱如数寄给家，每个月只给自己留300元的生活费。　
　　正好碰上家里都有急事，两个女孩子悉数寄钱回家，还向同事借了不少。去年8月，足足有一个礼拜，她们身无分文，锅都没的开。买了几斤米，每天煲粥喝，喝到晚上，肚子咕咕的叫，枯坐在家里，心闷的慌，出去走走，没几步便消化了，肚子又咕咕叫起来。　
　　有一次，邓哲玉的姑姑到樟木头，打电话喊她出来吃饭，等了很久，大家没耐心了，吃完后邓哲玉才匆忙赶来。　
　　姑姑问，“为什么才来？”　
　　她说，“姑姑，坐 摩托车一下子就到了，但坐摩托车要5块钱，石新医院有个免费接送病人的车，我等那趟车过来的。”　
　　这种近乎吝啬的举动，仅仅针对自己。去年上半年，李作军家里出了点事。邓哲玉知道后，塞给他1500块钱，“那时她刚发工资，那个月她是借钱度过的。今年2月份还了600块，另外900块一直没机会还。之后在网上聊天时说还钱给她，她说：等你有钱的时候再说吧。”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网上聊天，几天后，邓哲玉遭到抢劫，最终抢救无效。　
　　没有什么大过亲情和友情了，邓哲玉也因此受累。弟弟邓青园比她小4岁，初中毕业，举债送到技校读书，不到一年，又退回来读高中，依然没有读到一年便离开学校，“心玩野了，已经静不下了”。　
　　2005年暑假，他来投奔姐姐。有两个月时间，“他没找到工作，成天睡觉，醒来就去上网，话也不多。”姐姐经常被气的干瞪眼，下班后又要到处奔波帮弟弟找工作。　
　　找到工作后，邓清远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00元。他拿去买了一双100多元的皮鞋，这个时候，邓哲玉刚好把钱借给了朋友，连房租都付不起。没过几天，鞋子就坏掉了，邓哲玉领到工资又给弟弟买了一双近200元的鞋。弟弟的到来，非但没有改善什么，反倒给邓哲玉增加了不少麻烦。此后，她每月要支付两份房租和伙食费。　
　　2005年7月，李慧离开超市，选择了工厂，“那里生活稳定，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不用太辛苦，”她对每天依然早出晚归的姐妹说。　
　　邓哲玉只是笑了笑，她天生喜欢自由，不受框架禁锢。于是她们又聊到了将来，在每次精疲力尽回到小出租屋时，姐妹俩总喜欢躺在床上谈起那些若即若离的梦想，“存些钱回到新宁县城开家小店铺，作衣服，卖花都行。”　
　　只有这时，她们才感到心灵和身体的平静。　
　　“你不要老想着弟弟了，”李慧最后叮嘱她，“他都这么大了，成天依赖你。”　
　　邓哲玉叹了口气说，“我也不管了，随他去。”
　　漂泊中的爱情
　　如果一切正常。三五年后，邓哲玉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和男朋友回到家乡新宁，然后在县城里租个门面，结婚生子。这通常是极大多数出走农村的年轻人梦想中的惬意蓝图——赚了一些钱，然后回到家乡，终止漂泊。　
　　2005年11月，邓哲玉回家后再也没去过樟木头。那间几百平方米的卖场终究不是她的梦想。过完年后她来到广州，堂姐又一次接纳了她。这时候，邓哲林已经找到了一份月薪2000元左右的工作，在等待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　
　　邓哲玉承认这种知识不均等造成的差异。她更要努力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她选择了作业务。“这个行业，做成了一单好买卖，有时可以抵好几个月。”　
　　命运似乎开始向她微笑。住在堂姐楼上的余向军是个率性的小伙子，27岁，湖南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在广州作了5年IT销售。这个期间，邓哲玉经常来楼上上网，查找招聘信息。向军教她设计求职简历，发到求职网站上。　
　　跟所有在这个城市中漂泊的心一样，他们的感情历程更是一种相互慰籍支撑前行。　
　　“她跟别的女孩不同，她是我见过最亲和心地最好的女孩，”向军说。“她进取，对生活乐观，我喜欢听她的傻傻的笑，能消除任何疲惫和烦恼。”　
　　自从高中被男生赞誉为最佳结婚对象后，邓哲玉身边不乏追求者。她也有过青春少女萌动的心思，只是在苦难面前，她想的更远。　
　　“她追求的是一种感情和生活上最佳伴侣。”即便那些被她拒绝的男孩子，她也不愿意去伤害。　　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流于奔走的爱情是卑微的。5月，向军辞掉了工作。他开始沉溺于 网络游戏。刚刚在一个环保产品公司谋得推销员工作的邓哲玉两头忙累。她回来还要照顾渐渐颓废的男友。有一天，她喊向军出去吃饭，没有应答，她一个人下去，拎了盒饭上来，男朋友仍不理会。邓哲玉心灰意冷的离开。仅半个小时候后，她再次回到出租屋，向军开始清醒，主动问候女友。这是他们唯一一次“闹别扭”。
　　和很多单纯的内地女孩子一样，一旦认定，她就要为这个男人义无反顾地付出。她曾经告诉一个女同事小甘，自己对这份工作不满意，但是，由于男朋友赋闲，她不敢轻易放弃。然而，工作实在不易。在拿到第一个月500元的工资后，公司宣布，下月起连底薪也要取消。邓哲玉还是选择了辞职，再谋生路。　
　　“她不喜欢出去”，向军说。其实，他也明白，女朋友很清楚，在这个城市里，哪怕出去到步行街上走一走，至少都要花两块钱的车费。
　　生活异常节俭，但并不因此缺乏色彩。邓哲玉温和娴静的言谈举止间，常常流露出对未来的憧憬。她喜欢新鲜事物，喜欢网络，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她称自己为“无雨”，她的宣言是“过快乐的生活”。
　　7月初，她终于又找到一家礼仪礼品策划公司，做业务员。这份工作让她相当满意。同事和老板都不错，重要的是，在这里，她说自己不止是挣钱糊口，还找到了做事的快乐。
　　邓哲玉有一个笔记本，记着她给自己定的目标，其中一篇写道：
　　每天最少见一客户，每天要找一个信息，每天要打20个电话(不得少于20个)；每周业绩一定不得少于四万(从第三个月开始实施)；每月工资一定不得少于3000元，每月存入银行1500元……寄回家过年，不得少于1000元，人情……　　
　　工作之余，邓哲玉还在学习英语。“她说为找到好工作增加筹码”，男朋友说。在英语练习中，她似乎也偏爱积极词汇，笔记本上，满页写的都是optimist(乐观主义者)、active(积极的)等。
　　7月11日，向军回长沙应聘。邓哲玉没有去火车站送行，她只将男友送到棠下公交站台，“走吧，我没事，”向军说。
　　邓哲玉挥挥手，转身离去。从没有过的复杂心绪跃上邓哲玉心头，她在QQ主页里写道：他有可能去长沙发展，那我呢？我一时间有点迷茫，如果我没和他在一起，会不会像他和他以前的女朋友那样的结果了？他说我想的多，可是这些我不得不想呀，关系着我们俩的将来……　
　　两人保持着每天一次的通话频率。8月12日晚，两人又通了一次电话。“我都跟父母说好了，过两年我们回家结婚，”向军说。
　　8月13日凌晨2点，在长沙的向军接到朋友电话，邓哲玉出事了。这个时候，离他原定回广州的时间还有10个小时。
　　守望的父亲　
　　8月12日晚，邓哲玉告诉堂姐出去见一个朋友，就再也没有回来。
　　被抢时，邓哲玉的包里，只有一个破损的手机、一个名片夹、一个本子、一把雨伞和 23 元零钱。
　　23元钱，对邓哲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二十三块钱，是她所有的积蓄了，她新公司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堂姐邓哲林说。
　　而对于邓哲玉远在新宁小山村的父亲邓丁群而言，则意味着整整两天两夜的工作时间。他可以编织一担箩筐，换到18元工钱。　
　　但现在，这个已经48岁的聋哑父亲更期盼女儿回家，他没心思去剥那些堆积如山的玉米棒，没功夫编织箩筐，他在等他的女儿回家。　
　　“等这次回来，就不要让她出去了，在家里跟你作衣服，帮你带孙子。”他比画着跟姐姐——邓哲玉的姑姑说。
　　8月13日凌晨，邓哲玉的母亲接到噩耗，连夜赶到广州。她安慰心急如焚的丈夫说，“阿玉在外面出了点事，不过不要紧，我去看看她。”　
　　一大早，聋哑父亲跑到村老支部书记家里比划，“我女儿被坏人抢钱，摔伤了。”他指着电视屏幕说，“就是那些坏人啊。”　
　　邓丁群一辈子没离开过独石村。没多少人能看懂他的手势，他嗷嗷哀嚎的声音，也无法表达内心的悲情。他朴素而简单的世界里，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　
　　他没读过书，但能简单写些名字，诸如亲人的名字。在他家墙壁开裂的木板堂屋里，挂着一本月历，数字11日上方，他用红珠笔歪歪斜斜写下了“邓玉”两个子，“哲”字笔画复杂，他无法写出来。　　邓丁群指着月历上的数字问姐姐邓中秋，“阿玉还要多久回来？”　
　　姐姐答不上来只好陪着笑撒谎，“大概还要一个星期吧。”　
　　“怎么要那么久？”他指着后脑勺问，“是不是很严重？”　
　　姐姐还是笑着说，“没事，已经快好了，快回来了。”　
　　在有人聊天时，他聚精会神的听着，睁着眼睛无助的望着大家，他希望能听到关于女儿的消息。邓中秋知道，只要自己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这个内心极为敏感的聋哑弟弟就会以为一切都好，一切都会没事。她把外甥女的所有照片收藏起来，怕弟弟看出端倪。　
　　但邓丁群还是翻出了那本厚厚的相册，看到女儿时，他神采奕奕，欢快如稚童。他的意思是，“这就是我女儿。”　
　　这是一个苦难之家。守着3亩贫瘠的坡田，至今仍欠下了4000多元的外账。这也是邓丁群极力供养女儿读书的原因。他不希望后辈也像他这样了却残生。村子有800多人，只有5个人读大学，他希望女儿也是其中之一。当梦想破灭后，女儿的坚强和孝心，让他感受到一点一滴的满足，他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　
　　儿子去年回家，染了黄头发，还挂了耳环，邓丁群彻底失望了。女儿一直是这个家的骄傲。去年过年回家，她给父亲买了一个按摩器。此刻，见到有陌生人来访，父亲又乐巅巅跑进屋翻箱倒柜，找到那台包装精美的仪器，嗷嗷叫喊着，示范起来。　　每天太阳落山，邓丁群都会跑到门前的篱笆前，看着通往山村的唯一一条小路，发呆。　
　　一切仍在继续的　
　　“我们一直隐瞒着他，当他知道阿玉的消息后会是怎样？他喊又喊不出，说话又没人听得懂，他肯定会将心窝挠出血，走向极端。”姐姐邓中秋说。　　那天，在花都工作的刘峰接到在广州工作的同学李四强的电话，说邓哲玉出事了，现在在医院。　
　　“我并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只听说很危险。我去到医院时，医生已经宣布她脑死亡。”　　李四强问：还记得你说过的那句话吗？现在谁也不能享受她的幸福了。　
　　向军也不能。对于今后的生活，他一下子陷入迷茫。“没想过该怎么走，她一辈子在苦水里泡着，她为人这么好，怎么偏偏会是她？”　
　　他的邮箱里至今保留着，女友最后的那些信件。在那些分别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每天都有通信，最多一天连写两封。
　　最为痛心并懊悔的，莫过于邓清远了。他的黄头发已经褪色，耳环也取下来了，“我对不起我姐姐”他反复念叨着。在一旁的伯父说，“如果阿玉知道，弟弟开始愧疚，决定重新做人，她也会开心的。”　
　　只有堂兄邓清凉低声在问，“案子什么时候能侦破呢？”　
　　没有人回答。警方仍在努力侦破当中。　
　　8月23日上午，邓哲玉的尸体在广州火化。两天后，母亲和弟弟会带着她的骨灰回到故乡。堂姐邓哲林也准备离开这座城市了。9月初，她要回去读研究生。“在外面打工真的很苦，这么年来，我已经累了，厌倦了，我想回家。”
　　就在这天下午，在新宁县文化茶楼里待了5年的凌爱云向老板提出了辞职，她准备来广州打工。她说，“我在这个县城里待了整整5年，我想到外面看看。”　□采写：本报记者　龙志　王海军　实习生　谢艳艳　林旭红　　　租屋内，李柏梅叫醒睡在地上的儿子，其他5名亲戚也陆续爬起来，他们开始整理邓哲玉的物品。
　　一件邓哲玉的黑色旧大衣被翻出来，母亲李柏梅把它叠好，扫清皱褶，又放回箱子。邓哲玉的家当很简单，在广州辗转谋生5个月，她甚至没有拥有过一张自己的床。
　　到殡仪馆时，天开始下雨，邓哲玉的骨灰被装进638元的黑色木盒里——殡仪馆最便宜的骨灰盒。然后，一家人赶往天河客运站。10个小时后，邓哲玉的骨灰将和母亲一起回到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金石镇独石村。在南方辗转打工三年后，这个姑娘又再次回到了生命的原点。
　　12天前，邓哲玉，23岁的湖南打工妹，在广州黄埔大道遭遇飞车抢夺。因为死死抓住手提包，头部遭受重击，终不治身亡。而包中只有23元钱。
　　走出茶楼的人
　　2001年夏天，新宁县树人中学一帮男孩子聚在宿舍里聊天，班长刘锋说：“今后谁娶了邓哲玉谁就很幸福。”　
　　他的观点出乎意料达成共识。如果要在高5班里选出一个令男生女生皆满意的对象，邓哲玉是唯一的人选。　
　　这帮来自农村或县郊的孩子，天真而又青涩，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世界。在他们眼里，邓哲玉朴实而毫无戒备，“天生让人觉得亲近。”　
　　一个哥们悄悄告诉刘锋：他生日那天只有邓送给他礼物，其实他并没有向别人提起过他的生日。“有一天，我在打球，她提着一个礼品袋过来了，是镇纸。我当时正热火朝天地学写毛笔字。”刘锋说。　
　　同学刘玲玲至今记得她低头作数学题的样子，“她读书很认真，数学特别好，是我们班上最勤奋的学生。”　
　　这时候，邓哲玉的组织才能也展露出来。高一国庆节，班里组织联欢活动，她自告奋勇和另一个男生主持，老师们都说这是学校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之后学校的文艺比赛她都会参加，有一次合唱比赛，她和一个女孩合唱的《祈祷》得了第二名。“她每天都很开心，我以为她家境应该可以，”刘玲玲说。　
　　实际上，邓哲玉只是没有把贫困挂在脸上。1983年1月，这个小女孩一出生，似乎已经注定要经历更多磨难。父亲是个聋哑人，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妇。夫妇俩都很清楚，改变家庭命运的指望，只能寄托在孩子身上。因此，虽然贫穷，他们还是要供孩子读书。“借债、借债、借债……”在送女儿的遗体火化后，母亲李柏梅坐在殡仪馆外低声数落着：“外婆家、舅舅家、阿姨家……”长期的欠债，让这个黑瘦的女人在谁面前都变得沉默而谦卑。
　　但是，女儿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应对。她一有空闲，就去外婆家、阿姨家，或家中，或田边，边帮忙干活，边与表姐妹们说笑。尤其是在伯父一家，和在外上学、打工的堂姐堂哥们话题更多。“她性格温和，又很勤快懂事”，伯父邓炳炎说。
　　在班主任戴春林老师看来，这个来自偏远小山村的学生，自主性特别强。“那时，她妈妈在学校边上租了个房子，她跟弟弟住在那里。”　
　　邓哲玉邀请戴老师到她家里坐坐。“我当时一看，以为是没人住，红砖砌的房子，只有一截，另一边是拆掉的，她和弟弟住在那一截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煮饭都是在别人家的猪圈边上。”　
　　清晨，18岁的邓哲玉起床后赶紧做饭，8点钟上课，姐弟俩吃完后，朝着各自的学校跑去。班上有60多名学生，仅有的17名女生倍受关注。邓哲玉一年到头似乎只有两件衣服，但洗得干干净净，“所以看起来，好像每天都在换新装。”　
　　但对于家事，她只字不提，因而鲜有人知道。“她从不在我们面前提起家人，只有一次，她跟我说，她家很不好，父亲不能说话，是个残疾。这还是毕业以后才说的”，刘玲玲说。　
　　2002年夏天，邓哲玉以距离分数线4分之差高考落榜。帮家里割完稻谷后，她拒绝了姑姑供她复读的提议，去了县城里的文化茶楼。
　　茶楼在设在文化局院内，一楼便是新宁县图书馆，在地处偏远的小城内，这是一个显得格外清雅的地方。　
　　显而易见，刚刚走进社会的高中生，迫切需要这份工作。“很荣幸第一次工作能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这里很正规。”邓哲玉在日记里写道。　　尽管每月工资，算起来，仅有300多元，有时候还要加班到晚上凌晨，但在新宁城内，这已经算份安定而体面的工作了。　
　　与邓哲玉同时进去的有5个人，半个月培训后，只有3人留下。现在已经是主管的凌爱云回忆说，“她高中毕业，悟性很高，是这批新人当中最快学会茶艺的。”　
　　事实上，在邓哲玉的日记里，每一篇最后都写有诸如“泡沫红茶：纯桂花+祁门红茶，煮过后过漏再冷却，最后加水摇”的茶道窍门。以此加强巩固名目繁多的培训的内容。　
　　但很快，枯燥而琐碎的茶楼工作渐渐消磨了她的激情，她表面坚强，内心却承受巨大压力。　
　　有一天，茶楼打烊后，几个女孩子聚在一起聊天，大家喝了点酒，同事李艳霞提议把心中的苦事说出来，女孩们都说起各自的辛酸。轮到邓哲玉时，她还没说，便痛哭失声。这是李艳霞印象中她唯一一次哭泣。　
　　只有凌爱云知道她的心事，有一次放假，她去了邓哲玉的家，“她家很穷，跟她爸打招呼，没反应，她妈妈的话也比较少，弟弟还在读书，只有两间木房，很冷清的感觉。”出来后，凌爱云觉得很酸。在回城的路上，邓哲玉才平静的告诉她，父亲是个聋哑人。　
　　到了2003年春天，弟弟的新学期开始了，父母忙着筹备学费。邓哲玉去意已决。老板不同意，她说，“我要到长沙去读书。”老板只好放行。　
　　她是第一个走出茶楼的人。2003年4月10日，作完生意后，茶楼为她举办了送别party，女孩们又哭又闹，一直到凌晨4点多钟。　
　　李艳霞则哭着送了一首《城里的月光》给邓哲玉，她“希望月亮能一直照着她走过的路。”　
　　从长沙到东莞
　　除了聋哑父亲，不识字的母亲，还有读书欠下的 6000多元的账，并且弟弟还在上学。这时的邓哲玉像一只皮球，在生存压力不断撞击之下，在未知的道路上跌跌撞撞。
　　“她越来越不安于内衣专卖店的小店员，”表姐邓哲林说。　
　　位于长沙市蔡锷北路的“依之尼”内衣专卖店，人来人往，已经换了几拨主人。这是邓哲玉离开家乡后第一站。　
　　邓哲林从湖南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大专毕业后，在长沙一家出版社找到工作。她是家族里唯一一个读完大学并留在长沙的人。这让邓哲玉很是羡慕，这份工作也是邓哲林介绍的。　
　　“我希望她能多长些见识，如果不是家境恶劣，她比别人要聪明的多。”邓哲林觉得自己有义务把堂妹带出来，并且教会她一些生存技能。　
　　到长沙后，每个月工资400元。对邓哲玉而言，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家讨生活，她几乎没有一件化妆品，她的衣服也还是高中时那两套，她把节省下来的钱存起来，寄给家里，寄给在怀化读技校的弟弟。但生活仍捉襟见肘。　
　　她羡慕那些正在读大学的同学，“林姐，你说我去自考好吗？”她认为惟有文凭能改变她窘迫的现状。　
　　邓哲林为这个堂妹骄傲起来，“你应该要读书的。”　
　　“是啊，我不能一辈子作内衣店的小店员，一辈子拿400元的工资，”邓哲玉说。于是她又为为数不多，但对她仍是一笔巨大账目的书本资料和报考费发愁起来。　
　　三个月后，邓哲林被调往广州，她希望堂妹能跟她一起去，“我不想丢下她，姐妹俩在外头至少有个照应。”　
　　邓哲玉欣然而往。在离开长沙前，她还穿着那件黑乎乎的外套，邓哲林给她买了件鹅黄色的连衣裙。穿着这件新裙子，邓哲玉来到了广州。此时，南方已是酷暑。扑面而来的，是燥热的天气、巨大而喧嚣的城市，以及无数和她一样顶着烈日为生计奔波的外来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此时，广东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1500万。他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遍布珠三角的各种工厂里面加班加点地出卖劳动力。　
　　这次，相对于很多外来妹，命运终于眷顾了一次邓哲玉，她没有成为流水线上的女工。来到广州当天，她的堂兄——邓哲林的弟弟邓清凉——正好从东莞到广州办事，他是深圳美之高公司驻东莞的业务员，公司正在招一批促销员。有过营业员经历的邓哲玉很顺利通过了面试。她被分配到东莞樟木头镇百佳超市。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她每天除了向顾客兜售自己的产品，还要眼疾手快帮大量的忙，用于维持超市的融洽关系。　
　　她性格开朗，几乎不费气力便融入新的环境。“她是一个很会关心人的女孩子，”她当时的主管李作军说，“我以为她应该出生在一个很健康幸福的家庭，因为她好逗，人际关系特别好，并且每年年底公司的春节联欢她都是活跃分子，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是聋哑人，她从来没有流露出自卑的情绪。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公司规定每个月的营业额为1万元。邓哲玉进去后，业绩总在15000左右，因而被评为2004年优秀员工。　
　　这个时候，高中同学李慧正在一家皮革厂打工，每个月只有500元工资——这似乎是每个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的宿命，“没有文凭，没有关系，只能干苦力活。”　
　　“你来樟木头吧，我帮你找工作，”邓哲玉说。最终她说动了主管，让同学加入美之高的促销队伍。　
　　“外出打工就两条途径，一是亲戚帮忙，二是同学或者朋友的关系，有时后者更重情谊，”李慧说。　
　　小镇上的生活　
　　最初的时候，两个女孩住在一起。一室一厅。卧室小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后来李作军和另外一个男孩子找房子，邓哲玉嫌每个月350元的租金太贵，于是四个人挤在了一起，两个男孩子睡 客厅。　　　“公司不包吃住，底薪1000元，有提成。那个时候，她每个月大概可以拿到1500元左右的薪水，”李慧说。但也只是经手而已，她要把那些钱如数寄给家，每个月只给自己留300元的生活费。　
　　正好碰上家里都有急事，两个女孩子悉数寄钱回家，还向同事借了不少。去年8月，足足有一个礼拜，她们身无分文，锅都没的开。买了几斤米，每天煲粥喝，喝到晚上，肚子咕咕的叫，枯坐在家里，心闷的慌，出去走走，没几步便消化了，肚子又咕咕叫起来。　
　　有一次，邓哲玉的姑姑到樟木头，打电话喊她出来吃饭，等了很久，大家没耐心了，吃完后邓哲玉才匆忙赶来。　
　　姑姑问，“为什么才来？”　
　　她说，“姑姑，坐 摩托车一下子就到了，但坐摩托车要5块钱，石新医院有个免费接送病人的车，我等那趟车过来的。”　
　　这种近乎吝啬的举动，仅仅针对自己。去年上半年，李作军家里出了点事。邓哲玉知道后，塞给他1500块钱，“那时她刚发工资，那个月她是借钱度过的。今年2月份还了600块，另外900块一直没机会还。之后在网上聊天时说还钱给她，她说：等你有钱的时候再说吧。”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网上聊天，几天后，邓哲玉遭到抢劫，最终抢救无效。　
　　没有什么大过亲情和友情了，邓哲玉也因此受累。弟弟邓青园比她小4岁，初中毕业，举债送到技校读书，不到一年，又退回来读高中，依然没有读到一年便离开学校，“心玩野了，已经静不下了”。　
　　2005年暑假，他来投奔姐姐。有两个月时间，“他没找到工作，成天睡觉，醒来就去上网，话也不多。”姐姐经常被气的干瞪眼，下班后又要到处奔波帮弟弟找工作。　
　　找到工作后，邓清远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00元。他拿去买了一双100多元的皮鞋，这个时候，邓哲玉刚好把钱借给了朋友，连房租都付不起。没过几天，鞋子就坏掉了，邓哲玉领到工资又给弟弟买了一双近200元的鞋。弟弟的到来，非但没有改善什么，反倒给邓哲玉增加了不少麻烦。此后，她每月要支付两份房租和伙食费。　
　　2005年7月，李慧离开超市，选择了工厂，“那里生活稳定，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不用太辛苦，”她对每天依然早出晚归的姐妹说。　
　　邓哲玉只是笑了笑，她天生喜欢自由，不受框架禁锢。于是她们又聊到了将来，在每次精疲力尽回到小出租屋时，姐妹俩总喜欢躺在床上谈起那些若即若离的梦想，“存些钱回到新宁县城开家小店铺，作衣服，卖花都行。”　
　　只有这时，她们才感到心灵和身体的平静。　
　　“你不要老想着弟弟了，”李慧最后叮嘱她，“他都这么大了，成天依赖你。”　
　　邓哲玉叹了口气说，“我也不管了，随他去。”
　　漂泊中的爱情
　　如果一切正常。三五年后，邓哲玉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和男朋友回到家乡新宁，然后在县城里租个门面，结婚生子。这通常是极大多数出走农村的年轻人梦想中的惬意蓝图——赚了一些钱，然后回到家乡，终止漂泊。　
　　2005年11月，邓哲玉回家后再也没去过樟木头。那间几百平方米的卖场终究不是她的梦想。过完年后她来到广州，堂姐又一次接纳了她。这时候，邓哲林已经找到了一份月薪2000元左右的工作，在等待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　
　　邓哲玉承认这种知识不均等造成的差异。她更要努力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她选择了作业务。“这个行业，做成了一单好买卖，有时可以抵好几个月。”　
　　命运似乎开始向她微笑。住在堂姐楼上的余向军是个率性的小伙子，27岁，湖南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在广州作了5年IT销售。这个期间，邓哲玉经常来楼上上网，查找招聘信息。向军教她设计求职简历，发到求职网站上。　
　　跟所有在这个城市中漂泊的心一样，他们的感情历程更是一种相互慰籍支撑前行。　
　　“她跟别的女孩不同，她是我见过最亲和心地最好的女孩，”向军说。“她进取，对生活乐观，我喜欢听她的傻傻的笑，能消除任何疲惫和烦恼。”　
　　自从高中被男生赞誉为最佳结婚对象后，邓哲玉身边不乏追求者。她也有过青春少女萌动的心思，只是在苦难面前，她想的更远。　
　　“她追求的是一种感情和生活上最佳伴侣。”即便那些被她拒绝的男孩子，她也不愿意去伤害。　　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流于奔走的爱情是卑微的。5月，向军辞掉了工作。他开始沉溺于 网络游戏。刚刚在一个环保产品公司谋得推销员工作的邓哲玉两头忙累。她回来还要照顾渐渐颓废的男友。有一天，她喊向军出去吃饭，没有应答，她一个人下去，拎了盒饭上来，男朋友仍不理会。邓哲玉心灰意冷的离开。仅半个小时候后，她再次回到出租屋，向军开始清醒，主动问候女友。这是他们唯一一次“闹别扭”。
　　和很多单纯的内地女孩子一样，一旦认定，她就要为这个男人义无反顾地付出。她曾经告诉一个女同事小甘，自己对这份工作不满意，但是，由于男朋友赋闲，她不敢轻易放弃。然而，工作实在不易。在拿到第一个月500元的工资后，公司宣布，下月起连底薪也要取消。邓哲玉还是选择了辞职，再谋生路。　
　　“她不喜欢出去”，向军说。其实，他也明白，女朋友很清楚，在这个城市里，哪怕出去到步行街上走一走，至少都要花两块钱的车费。
　　生活异常节俭，但并不因此缺乏色彩。邓哲玉温和娴静的言谈举止间，常常流露出对未来的憧憬。她喜欢新鲜事物，喜欢网络，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她称自己为“无雨”，她的宣言是“过快乐的生活”。
　　7月初，她终于又找到一家礼仪礼品策划公司，做业务员。这份工作让她相当满意。同事和老板都不错，重要的是，在这里，她说自己不止是挣钱糊口，还找到了做事的快乐。
　　邓哲玉有一个笔记本，记着她给自己定的目标，其中一篇写道：
　　每天最少见一客户，每天要找一个信息，每天要打20个电话(不得少于20个)；每周业绩一定不得少于四万(从第三个月开始实施)；每月工资一定不得少于3000元，每月存入银行1500元……寄回家过年，不得少于1000元，人情……　　
　　工作之余，邓哲玉还在学习英语。“她说为找到好工作增加筹码”，男朋友说。在英语练习中，她似乎也偏爱积极词汇，笔记本上，满页写的都是optimist(乐观主义者)、active(积极的)等。
　　7月11日，向军回长沙应聘。邓哲玉没有去火车站送行，她只将男友送到棠下公交站台，“走吧，我没事，”向军说。
　　邓哲玉挥挥手，转身离去。从没有过的复杂心绪跃上邓哲玉心头，她在QQ主页里写道：他有可能去长沙发展，那我呢？我一时间有点迷茫，如果我没和他在一起，会不会像他和他以前的女朋友那样的结果了？他说我想的多，可是这些我不得不想呀，关系着我们俩的将来……　
　　两人保持着每天一次的通话频率。8月12日晚，两人又通了一次电话。“我都跟父母说好了，过两年我们回家结婚，”向军说。
　　8月13日凌晨2点，在长沙的向军接到朋友电话，邓哲玉出事了。这个时候，离他原定回广州的时间还有10个小时。
　　守望的父亲　
　　8月12日晚，邓哲玉告诉堂姐出去见一个朋友，就再也没有回来。
　　被抢时，邓哲玉的包里，只有一个破损的手机、一个名片夹、一个本子、一把雨伞和 23 元零钱。
　　23元钱，对邓哲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二十三块钱，是她所有的积蓄了，她新公司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堂姐邓哲林说。
　　而对于邓哲玉远在新宁小山村的父亲邓丁群而言，则意味着整整两天两夜的工作时间。他可以编织一担箩筐，换到18元工钱。　
　　但现在，这个已经48岁的聋哑父亲更期盼女儿回家，他没心思去剥那些堆积如山的玉米棒，没功夫编织箩筐，他在等他的女儿回家。　
　　“等这次回来，就不要让她出去了，在家里跟你作衣服，帮你带孙子。”他比画着跟姐姐——邓哲玉的姑姑说。
　　8月13日凌晨，邓哲玉的母亲接到噩耗，连夜赶到广州。她安慰心急如焚的丈夫说，“阿玉在外面出了点事，不过不要紧，我去看看她。”　
　　一大早，聋哑父亲跑到村老支部书记家里比划，“我女儿被坏人抢钱，摔伤了。”他指着电视屏幕说，“就是那些坏人啊。”　
　　邓丁群一辈子没离开过独石村。没多少人能看懂他的手势，他嗷嗷哀嚎的声音，也无法表达内心的悲情。他朴素而简单的世界里，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　
　　他没读过书，但能简单写些名字，诸如亲人的名字。在他家墙壁开裂的木板堂屋里，挂着一本月历，数字11日上方，他用红珠笔歪歪斜斜写下了“邓玉”两个子，“哲”字笔画复杂，他无法写出来。　　邓丁群指着月历上的数字问姐姐邓中秋，“阿玉还要多久回来？”　
　　姐姐答不上来只好陪着笑撒谎，“大概还要一个星期吧。”　
　　“怎么要那么久？”他指着后脑勺问，“是不是很严重？”　
　　姐姐还是笑着说，“没事，已经快好了，快回来了。”　
　　在有人聊天时，他聚精会神的听着，睁着眼睛无助的望着大家，他希望能听到关于女儿的消息。邓中秋知道，只要自己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这个内心极为敏感的聋哑弟弟就会以为一切都好，一切都会没事。她把外甥女的所有照片收藏起来，怕弟弟看出端倪。　
　　但邓丁群还是翻出了那本厚厚的相册，看到女儿时，他神采奕奕，欢快如稚童。他的意思是，“这就是我女儿。”　
　　这是一个苦难之家。守着3亩贫瘠的坡田，至今仍欠下了4000多元的外账。这也是邓丁群极力供养女儿读书的原因。他不希望后辈也像他这样了却残生。村子有800多人，只有5个人读大学，他希望女儿也是其中之一。当梦想破灭后，女儿的坚强和孝心，让他感受到一点一滴的满足，他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　
　　儿子去年回家，染了黄头发，还挂了耳环，邓丁群彻底失望了。女儿一直是这个家的骄傲。去年过年回家，她给父亲买了一个按摩器。此刻，见到有陌生人来访，父亲又乐巅巅跑进屋翻箱倒柜，找到那台包装精美的仪器，嗷嗷叫喊着，示范起来。　　每天太阳落山，邓丁群都会跑到门前的篱笆前，看着通往山村的唯一一条小路，发呆。　
　　一切仍在继续的　
　　“我们一直隐瞒着他，当他知道阿玉的消息后会是怎样？他喊又喊不出，说话又没人听得懂，他肯定会将心窝挠出血，走向极端。”姐姐邓中秋说。　　那天，在花都工作的刘峰接到在广州工作的同学李四强的电话，说邓哲玉出事了，现在在医院。　
　　“我并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只听说很危险。我去到医院时，医生已经宣布她脑死亡。”　　李四强问：还记得你说过的那句话吗？现在谁也不能享受她的幸福了。　
　　向军也不能。对于今后的生活，他一下子陷入迷茫。“没想过该怎么走，她一辈子在苦水里泡着，她为人这么好，怎么偏偏会是她？”　
　　他的邮箱里至今保留着，女友最后的那些信件。在那些分别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每天都有通信，最多一天连写两封。
　　最为痛心并懊悔的，莫过于邓清远了。他的黄头发已经褪色，耳环也取下来了，“我对不起我姐姐”他反复念叨着。在一旁的伯父说，“如果阿玉知道，弟弟开始愧疚，决定重新做人，她也会开心的。”　
　　只有堂兄邓清凉低声在问，“案子什么时候能侦破呢？”　
　　没有人回答。警方仍在努力侦破当中。　
　　8月23日上午，邓哲玉的尸体在广州火化。两天后，母亲和弟弟会带着她的骨灰回到故乡。堂姐邓哲林也准备离开这座城市了。9月初，她要回去读研究生。“在外面打工真的很苦，这么年来，我已经累了，厌倦了，我想回家。”
　　就在这天下午，在新宁县文化茶楼里待了5年的凌爱云向老板提出了辞职，她准备来广州打工。她说，“我在这个县城里待了整整5年，我想到外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