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五代蜀王之蚕丛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0:48:21
萧易/文
今人所见古蜀史，惟《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两部，且距今已有２０００年上下。扬雄、常璩依据的多是蜀地传说，时有错漏，并无考古证据；其中的蜀王传记亦是只言片语，颇多神仙家之说，不可尽信。自１９８６年以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陆续在四川地区出土，古蜀的传说时代逐渐可以找到考古相验证，三星堆和金沙的主人据考古学家猜测便是蜀王蚕丛、鱼凫或杜宇。本组文章重在从历代蜀王的传说与近年来发现的考古遗址对应的角度，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五代蜀王勾勒一个大概肖像。
蚕丛是古蜀历史上第一代蜀王，距今年代已久，因此他的生平，后人知之甚少。两晋史学家常璩更是把蚕丛的年代圈定在周朝末年，闹了一个大笑话。关于蚕丛，史学界往往会有完全相反的说法：有的说他是岷山上古羌人的一支，又有的说他是古羌人的仇敌——戈基人的首领；有的说他在成都平原建国，又有的说他根本没到过成都平原，从岷山直接被赶到了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１９８６年，三星堆遗址问世，历史上的蚕丛悬案才逐渐清晰起来。
蚕丛立国 晚在春秋？
蚕丛的年代，古史有载，然漏洞百出。常璩的《华阳国志》更是从蚕丛开始，就闹了一个笑话。“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蚕丛的年代，常璩认定在“周失纲纪”之时。周的历史，从公元前１０４６至公元前２５６年，历时约８００年，而周朝衰微、纲纪全失的年代，大抵是在那个为博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之后，即东周时期，公元前８世纪上下，此时，距春秋仅有数年之遥。
春秋战国时期，统治古蜀国的是杜宇、开明王朝，其年代大抵在公元前８世纪至公元前３１６年，正是常璩记载的“周失纲纪”之时。常璩把蚕丛开国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他到底是从哪里看到的史料？
据常璩自己所言，他写《华阳国志》，依据的是扬雄的《蜀王本纪》、三国来敏的《本蜀论》等史料。可以肯定的是，蚕丛的史料在西汉时已经亡佚，因此在《蜀王本纪》中，扬雄才虚晃一枪，只笼统地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他史书也无记载。因此，常璩所载，并无依据。
历史上，常璩为史，常常舍弃《蜀王本纪》等史书中的原始史料。比如在记载鳖灵的生平时，《蜀王本纪》说“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常璩既不赞同，也不沿用，以致他的《华阳国志》竟没有涉及鳖灵的生平。此种做法，历来为历史学家诟病。常璩虽是蜀人，中年即离蜀赴晋任职。或说他大抵受到中原史学家的影响，认为古蜀文明不可能像中原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因此才把蚕丛建国的年代，圈定在春秋时期。
常璩过后，关于蚕丛的年代，古人亦有不少猜测。唐人李白《蜀道难》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李白认定的年代，显然夸大其词，到底是文人之言。宋人的《太平御览》说，“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据此推断，蚕丛的年代在古人看来，当在远古无疑。
１９８６年，三星堆遗址在广汉露出真容，从考古上对常璩之说又是一个颠覆。三星堆文明的鼎盛期，大抵距今约３０００多年，且不说鼎盛期之前仍有文化沉淀，如果蚕丛真是直到春秋才出现，此处辉煌的文明，又属于历史上哪代蜀王呢？
蚕丛的年代，经后世考证，当在三星堆文明早期，大抵距今３０００多年。
蚕丛部落 是羌是氐？
３０００多年前，成都平原附近，生活着哪些民族？
此时，不仅是成都平原附近，整个中国西南、西北地区，最著名的是羌人。从甘肃河湟一带一直往南，到四川岷江上游，再到金沙江流域，基本上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羌人的活动范围如此之大，是因为经常迁徙的缘故。最早的羌人，生活在甘肃一带，在商朝人的压迫和残害下，被迫南迁，来到岷江上游。近年来，岷江上游营盘山出土了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马家窑是仰韶文化在甘肃的一支，其年代远在营盘山之前。由此说明，关于羌人迁徙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这个时候，中国绝大多数民族已经完成了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漫长转变过程，这些羌人，大抵也不例外。
岷山一带自古以来便是戈基人的地盘。羌人的创世史诗《羌戈大战》说这些戈基人身材矮小，有尾巴，双目纵立；觉得自己快死了，就到石棺中等死。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戈基人据说是氐族的一支，他们文化虽落后，身体却魁梧有力，羌人与之交战，一度占下风，最后才在天神的帮助下，入主岷山。学者任乃强考证，不久，羌人又从岷山下山，向外迁徙，分居各处：居住在青衣江畔的青衣羌；居住在金川（今阿坝金川县）的钟羌；迁徙到朱提（今云南昭通）的杜宇羌等等。他们的一支，顺岷江而下，经灌县来到成都平原。这支羌人的首领，一说就是蚕丛。
关于蚕丛与岷山的联系，其实古史亦有记载。扬雄《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说：“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说明最早的蚕丛，的确从岷山发迹。此外，明人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说从岷山至成都，一路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名胜，大抵可以作为这条迁徙线路的佐证。任乃强据此认为，蚕丛部落是岷山上的羌人，辗转迁徙到成都平原。
不过，在另外一些学者那里，竟有恰恰相反的观点。
学者段渝认为，蚕丛不是羌人，而是氐人。冯广宏补充说，所谓氐人，就是被羌人击败的戈基人，他们被迫离开岷山，到终年积雪的地方定居。此种说法，在古史中也能找到证据。《华阳国志》虽然没有直接记载蚕丛的族属，却给后人留下了两条线索：“其目纵”与“（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恰恰这两个特点，戈基人都符合。其一，《羌戈大战》中记载戈基人纵目，以致不能平视；其二，岷江上游出土的众多石棺葬，开始被认为是羌人的。然而，当地的羌人却把它们叫做“戈基呷钵”，也就是矮子坟，并不承认这些石棺葬是本族的。据此推断，羌人当是源自祖辈口口相传的传说，由此才对石棺葬语多嘲讽。难道蚕丛恰恰是羌人的仇敌戈基人？这真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谜团。
１９８６年，三星堆遗址在广汉问世，这个史前王国与历史上的蚕丛王，有了太多可以相互验证之处。三星堆出土了为数众多的纵目面具，面具眼睛突出眼眶；那尊高大的青铜大立人，也是纵目的。古史的记载并未有误。这些纵目面具，可能就是蚕丛族人的写照。传说中纵目的戈基人，考古发现的纵目面具，典籍中纵目的蚕丛，种种迹象表明：蚕丛似乎就是戈基人。
如果蚕丛真的是戈基人，那么问题又来了。历史上的戈基人，是岷山一个土著部落，文化不见得先进。《羌戈大战》说羌人与戈基人比武时，羌人用石头、棍棒，戈基人用雪团、麻秆。虽不能尽信，戈基人文化落后却是事实。羌人开始耕作较早，古时的耕作，从开垦，到播种、除草、收割，周期很长，戈基人靠狩猎为生，三天劳作，两天休息，用不着过于劳累。羌人还曾经一度嘲笑戈基人懒惰。成都平原上的蜀人也是一个农耕作部落，如果说戈基人后来入主了成都平原，他们连耕作都不会，又如何建造城池，过上定居生活呢？但是，如果说蚕丛是羌人，史籍中记载的蚕丛相貌为何又是戈基人的长相呢？
蚕丛建国 千古流芳
不管蚕丛的族属如何，他在广汉三星堆建国，应该并无异议。建国自然涉及疆域的问题，虽然古史并无确定记载，然据史料和考古发掘，不难得知。
蚕丛的疆域，当在岷山和成都平原两处。值得注意的是，岷山山系，跨度极大，地域宽广，蚕丛部落是不会占有如此广阔的疆域的。新石器晚期的古人，生活的区域其实都比较小，需要聚集在一起才能生存。从考古遗址看，蚕丛的活动范围，当在今天茂县营盘山一带。到成都平原立国后，当在广汉一带。这里是成都平原一块台地，水流纵横，是安居的好地方。
蚕丛的政绩，首推建立蜀国。他率领部落，从岷山来到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战争频繁。先进的部落已经开始了农耕，安居一处，那些落后的民族，狩不到猎，便经常挑起战争，企图分一杯羹。因此，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古人就多居住在山上；羌人从甘肃到岷山，也是这个缘故。蚕丛率部落迁徙到平原，大抵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真可谓开了古蜀历史的先河，接下来的几位蜀王，都跟蚕丛一样，在成都平原建国。从此，蜀人、蜀国、成都平原，如同割不开的血缘关系一样联系在了一起。
蚕丛的功绩，据说还有蚕桑。此事历史上颇有争议，不过中国的蚕桑文明，起源于蜀地，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蜀地温暖腴沃，气候独特，很是适合农业和蚕桑的发展。发明蚕桑者，一说是黄帝之妻嫘祖，西陵国人；或说是蜀山氏。蜀山氏是岷江上游一个跟黄帝有过姻亲关系的部落，他的“蜀”字，指的是桑蚕，也就是家蚕的前身。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看，由蜀至蚕，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恰好对应着人类学上蜀山氏向蚕丛氏转化的过程。蚕丛氏在历史上出现后，蜀山氏便不见于历史；由此可以推测，蚕桑出现后，蜀山氏便改称蚕丛氏。在蜀地民间传说中，说“蚕丛衣青衣教民蚕桑”，蚕丛爱穿一身青衣，到各地教百姓种桑养蚕，死后百姓称他为“青衣神”。过去蜀地百姓供奉的“蚕神”，叫蚕花五圣，是个纵目的男子，颇与蚕丛相像。
蚕丛国破 蜀人迁徙
关于蚕丛国破，《蜀王本纪》记载说，三代蜀王“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只是自欺之语，蚕丛部落可能延续了数百年，蚕丛王却是不能长生不死的。西汉司马迁也在《史记》中记载：“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居姚、嵩等地。”
司马迁第一次记载了蚕丛国破后蜀人的去向。蒙文通说，“可惜未说明蚕丛为谁所破，但可见各代之间还是有战争的”。蚕丛国破的年代，当在３０００多年前。这个时候，是历史上一个战争高发期。商汤伐夏桀，拉开了战争的序幕。商朝建立后，商王朝又开始清算夏朝的姻亲和盟国，成都平原上的蜀人和岷山的羌人都在清算之列。这场清算是与商朝的国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商朝的多数时期都有战争。
徐中舒在《先秦史论稿》中，与蒙文通的看法颇为一致。殷革夏命，夏人由于受到殷人的血腥镇压，四处迁徙。作为夏朝的姻亲，蜀人也被作为了打击对象。商王武丁以前，因无文字可考，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不过，即使商朝开国２００多年后，到了商王武丁时，这样的迫害依然存在。甲骨文中，诸如“王供人正蜀”、“王辜（音敦）缶（音否）于蜀”的记载很是常见。在这种情况下，蚕丛国破是大有可能的。而蚕丛国破，殷人当不无嫌疑。
国破后，蜀人迁徙。司马迁说的“姚、嵩等地”，姚是云南姚安，嵩是四川西昌，都不在成都平原。蜀人的这次迁徙，可谓背井离乡。除了姚安、西昌，蚕丛族还有零星分布，据此推断，当在云南、四川南部一带。
蚕丛国破时，古史中并未出现柏灌的事迹，由此可见，历代蜀王之间并不是一脉相承的，中间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混乱期。这个混乱的局面，终要等到柏灌王来收拾了。
专家说古蜀
蜀王为何长寿？
段渝／文
对于文明的起源时代政治组织的分析，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源于两个基本方面。首先是年湮代远，文献不足征。迄今仅存的两部古蜀史，一部是扬雄的《蜀王本纪》，残缺太多，一部是常璩的《华阳国志》，删削过甚，都难以全面反映古代蜀史的本来面目。其次是迄今所具的考古材料，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也难以全面展开古蜀文化的基本面貌。
按照汉晋间学者的看法，三代蜀王的构成，是以三位蜀王作为代表，每一位分别表示一代，其名称即为一代之称。但是分析起来，事实并不是这样。
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三位蜀王中每一位的名姓，均为“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再进一步分析，这种所谓“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的怪诞现象，同古文献所记载的“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的现象完全一致，它们所表达的，其实并不是君长寿命有数百岁之长，而指君长这个角色及其地位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在每一代的政治组织中，都已形成了固定的权力机构即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已经达到了充分稳定化的程度，以致前后相继维持达数百年之久。这个机构的首领，即是所谓蜀王，亦即文献上所说的君长。
应当指出，三代蜀王中的每一代，虽然是各自政治组织中的“王”、“君长”，但这里所说的“蜀王”和“君长”，仅仅是指其角色而言，并不是指王位一系相传的世袭制度。上古时代有所谓共名和私名之分，不论蚕丛、柏灌还是鱼凫，三个名称首先分别是三个族系的名称，所以一些文献在提到这三个族系时，分别称为蚕丛氏、柏灌氏和鱼凫氏，这就是所谓共名，亦即族称，其次才是各族内部成员的私名，它们则是各不相同的。作为君长的若干位蜀王，原本都有私名，但一旦出任君长角色后，就用共名取代了私名，每一位君长都是如此，世代相承同一共名。于是在古文献的记载中，我们所看到的三代蜀王，每一代都是一个单一的名称，因而造成“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那样的错觉，给人以实行王位世袭制度的错误印象。
作者系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萧易/文
今人所见古蜀史，惟《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两部，且距今已有２０００年上下。扬雄、常璩依据的多是蜀地传说，时有错漏，并无考古证据；其中的蜀王传记亦是只言片语，颇多神仙家之说，不可尽信。自１９８６年以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陆续在四川地区出土，古蜀的传说时代逐渐可以找到考古相验证，三星堆和金沙的主人据考古学家猜测便是蜀王蚕丛、鱼凫或杜宇。本组文章重在从历代蜀王的传说与近年来发现的考古遗址对应的角度，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五代蜀王勾勒一个大概肖像。
蚕丛是古蜀历史上第一代蜀王，距今年代已久，因此他的生平，后人知之甚少。两晋史学家常璩更是把蚕丛的年代圈定在周朝末年，闹了一个大笑话。关于蚕丛，史学界往往会有完全相反的说法：有的说他是岷山上古羌人的一支，又有的说他是古羌人的仇敌——戈基人的首领；有的说他在成都平原建国，又有的说他根本没到过成都平原，从岷山直接被赶到了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１９８６年，三星堆遗址问世，历史上的蚕丛悬案才逐渐清晰起来。
蚕丛立国 晚在春秋？
蚕丛的年代，古史有载，然漏洞百出。常璩的《华阳国志》更是从蚕丛开始，就闹了一个笑话。“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蚕丛的年代，常璩认定在“周失纲纪”之时。周的历史，从公元前１０４６至公元前２５６年，历时约８００年，而周朝衰微、纲纪全失的年代，大抵是在那个为博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之后，即东周时期，公元前８世纪上下，此时，距春秋仅有数年之遥。
春秋战国时期，统治古蜀国的是杜宇、开明王朝，其年代大抵在公元前８世纪至公元前３１６年，正是常璩记载的“周失纲纪”之时。常璩把蚕丛开国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他到底是从哪里看到的史料？
据常璩自己所言，他写《华阳国志》，依据的是扬雄的《蜀王本纪》、三国来敏的《本蜀论》等史料。可以肯定的是，蚕丛的史料在西汉时已经亡佚，因此在《蜀王本纪》中，扬雄才虚晃一枪，只笼统地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他史书也无记载。因此，常璩所载，并无依据。
历史上，常璩为史，常常舍弃《蜀王本纪》等史书中的原始史料。比如在记载鳖灵的生平时，《蜀王本纪》说“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常璩既不赞同，也不沿用，以致他的《华阳国志》竟没有涉及鳖灵的生平。此种做法，历来为历史学家诟病。常璩虽是蜀人，中年即离蜀赴晋任职。或说他大抵受到中原史学家的影响，认为古蜀文明不可能像中原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因此才把蚕丛建国的年代，圈定在春秋时期。
常璩过后，关于蚕丛的年代，古人亦有不少猜测。唐人李白《蜀道难》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李白认定的年代，显然夸大其词，到底是文人之言。宋人的《太平御览》说，“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据此推断，蚕丛的年代在古人看来，当在远古无疑。
１９８６年，三星堆遗址在广汉露出真容，从考古上对常璩之说又是一个颠覆。三星堆文明的鼎盛期，大抵距今约３０００多年，且不说鼎盛期之前仍有文化沉淀，如果蚕丛真是直到春秋才出现，此处辉煌的文明，又属于历史上哪代蜀王呢？
蚕丛的年代，经后世考证，当在三星堆文明早期，大抵距今３０００多年。
蚕丛部落 是羌是氐？
３０００多年前，成都平原附近，生活着哪些民族？
此时，不仅是成都平原附近，整个中国西南、西北地区，最著名的是羌人。从甘肃河湟一带一直往南，到四川岷江上游，再到金沙江流域，基本上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羌人的活动范围如此之大，是因为经常迁徙的缘故。最早的羌人，生活在甘肃一带，在商朝人的压迫和残害下，被迫南迁，来到岷江上游。近年来，岷江上游营盘山出土了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马家窑是仰韶文化在甘肃的一支，其年代远在营盘山之前。由此说明，关于羌人迁徙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这个时候，中国绝大多数民族已经完成了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漫长转变过程，这些羌人，大抵也不例外。
岷山一带自古以来便是戈基人的地盘。羌人的创世史诗《羌戈大战》说这些戈基人身材矮小，有尾巴，双目纵立；觉得自己快死了，就到石棺中等死。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戈基人据说是氐族的一支，他们文化虽落后，身体却魁梧有力，羌人与之交战，一度占下风，最后才在天神的帮助下，入主岷山。学者任乃强考证，不久，羌人又从岷山下山，向外迁徙，分居各处：居住在青衣江畔的青衣羌；居住在金川（今阿坝金川县）的钟羌；迁徙到朱提（今云南昭通）的杜宇羌等等。他们的一支，顺岷江而下，经灌县来到成都平原。这支羌人的首领，一说就是蚕丛。
关于蚕丛与岷山的联系，其实古史亦有记载。扬雄《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说：“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说明最早的蚕丛，的确从岷山发迹。此外，明人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说从岷山至成都，一路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名胜，大抵可以作为这条迁徙线路的佐证。任乃强据此认为，蚕丛部落是岷山上的羌人，辗转迁徙到成都平原。
不过，在另外一些学者那里，竟有恰恰相反的观点。
学者段渝认为，蚕丛不是羌人，而是氐人。冯广宏补充说，所谓氐人，就是被羌人击败的戈基人，他们被迫离开岷山，到终年积雪的地方定居。此种说法，在古史中也能找到证据。《华阳国志》虽然没有直接记载蚕丛的族属，却给后人留下了两条线索：“其目纵”与“（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恰恰这两个特点，戈基人都符合。其一，《羌戈大战》中记载戈基人纵目，以致不能平视；其二，岷江上游出土的众多石棺葬，开始被认为是羌人的。然而，当地的羌人却把它们叫做“戈基呷钵”，也就是矮子坟，并不承认这些石棺葬是本族的。据此推断，羌人当是源自祖辈口口相传的传说，由此才对石棺葬语多嘲讽。难道蚕丛恰恰是羌人的仇敌戈基人？这真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谜团。
１９８６年，三星堆遗址在广汉问世，这个史前王国与历史上的蚕丛王，有了太多可以相互验证之处。三星堆出土了为数众多的纵目面具，面具眼睛突出眼眶；那尊高大的青铜大立人，也是纵目的。古史的记载并未有误。这些纵目面具，可能就是蚕丛族人的写照。传说中纵目的戈基人，考古发现的纵目面具，典籍中纵目的蚕丛，种种迹象表明：蚕丛似乎就是戈基人。
如果蚕丛真的是戈基人，那么问题又来了。历史上的戈基人，是岷山一个土著部落，文化不见得先进。《羌戈大战》说羌人与戈基人比武时，羌人用石头、棍棒，戈基人用雪团、麻秆。虽不能尽信，戈基人文化落后却是事实。羌人开始耕作较早，古时的耕作，从开垦，到播种、除草、收割，周期很长，戈基人靠狩猎为生，三天劳作，两天休息，用不着过于劳累。羌人还曾经一度嘲笑戈基人懒惰。成都平原上的蜀人也是一个农耕作部落，如果说戈基人后来入主了成都平原，他们连耕作都不会，又如何建造城池，过上定居生活呢？但是，如果说蚕丛是羌人，史籍中记载的蚕丛相貌为何又是戈基人的长相呢？
蚕丛建国 千古流芳
不管蚕丛的族属如何，他在广汉三星堆建国，应该并无异议。建国自然涉及疆域的问题，虽然古史并无确定记载，然据史料和考古发掘，不难得知。
蚕丛的疆域，当在岷山和成都平原两处。值得注意的是，岷山山系，跨度极大，地域宽广，蚕丛部落是不会占有如此广阔的疆域的。新石器晚期的古人，生活的区域其实都比较小，需要聚集在一起才能生存。从考古遗址看，蚕丛的活动范围，当在今天茂县营盘山一带。到成都平原立国后，当在广汉一带。这里是成都平原一块台地，水流纵横，是安居的好地方。
蚕丛的政绩，首推建立蜀国。他率领部落，从岷山来到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战争频繁。先进的部落已经开始了农耕，安居一处，那些落后的民族，狩不到猎，便经常挑起战争，企图分一杯羹。因此，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古人就多居住在山上；羌人从甘肃到岷山，也是这个缘故。蚕丛率部落迁徙到平原，大抵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真可谓开了古蜀历史的先河，接下来的几位蜀王，都跟蚕丛一样，在成都平原建国。从此，蜀人、蜀国、成都平原，如同割不开的血缘关系一样联系在了一起。
蚕丛的功绩，据说还有蚕桑。此事历史上颇有争议，不过中国的蚕桑文明，起源于蜀地，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蜀地温暖腴沃，气候独特，很是适合农业和蚕桑的发展。发明蚕桑者，一说是黄帝之妻嫘祖，西陵国人；或说是蜀山氏。蜀山氏是岷江上游一个跟黄帝有过姻亲关系的部落，他的“蜀”字，指的是桑蚕，也就是家蚕的前身。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看，由蜀至蚕，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恰好对应着人类学上蜀山氏向蚕丛氏转化的过程。蚕丛氏在历史上出现后，蜀山氏便不见于历史；由此可以推测，蚕桑出现后，蜀山氏便改称蚕丛氏。在蜀地民间传说中，说“蚕丛衣青衣教民蚕桑”，蚕丛爱穿一身青衣，到各地教百姓种桑养蚕，死后百姓称他为“青衣神”。过去蜀地百姓供奉的“蚕神”，叫蚕花五圣，是个纵目的男子，颇与蚕丛相像。
蚕丛国破 蜀人迁徙
关于蚕丛国破，《蜀王本纪》记载说，三代蜀王“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只是自欺之语，蚕丛部落可能延续了数百年，蚕丛王却是不能长生不死的。西汉司马迁也在《史记》中记载：“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居姚、嵩等地。”
司马迁第一次记载了蚕丛国破后蜀人的去向。蒙文通说，“可惜未说明蚕丛为谁所破，但可见各代之间还是有战争的”。蚕丛国破的年代，当在３０００多年前。这个时候，是历史上一个战争高发期。商汤伐夏桀，拉开了战争的序幕。商朝建立后，商王朝又开始清算夏朝的姻亲和盟国，成都平原上的蜀人和岷山的羌人都在清算之列。这场清算是与商朝的国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商朝的多数时期都有战争。
徐中舒在《先秦史论稿》中，与蒙文通的看法颇为一致。殷革夏命，夏人由于受到殷人的血腥镇压，四处迁徙。作为夏朝的姻亲，蜀人也被作为了打击对象。商王武丁以前，因无文字可考，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不过，即使商朝开国２００多年后，到了商王武丁时，这样的迫害依然存在。甲骨文中，诸如“王供人正蜀”、“王辜（音敦）缶（音否）于蜀”的记载很是常见。在这种情况下，蚕丛国破是大有可能的。而蚕丛国破，殷人当不无嫌疑。
国破后，蜀人迁徙。司马迁说的“姚、嵩等地”，姚是云南姚安，嵩是四川西昌，都不在成都平原。蜀人的这次迁徙，可谓背井离乡。除了姚安、西昌，蚕丛族还有零星分布，据此推断，当在云南、四川南部一带。
蚕丛国破时，古史中并未出现柏灌的事迹，由此可见，历代蜀王之间并不是一脉相承的，中间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混乱期。这个混乱的局面，终要等到柏灌王来收拾了。
专家说古蜀
蜀王为何长寿？
段渝／文
对于文明的起源时代政治组织的分析，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源于两个基本方面。首先是年湮代远，文献不足征。迄今仅存的两部古蜀史，一部是扬雄的《蜀王本纪》，残缺太多，一部是常璩的《华阳国志》，删削过甚，都难以全面反映古代蜀史的本来面目。其次是迄今所具的考古材料，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也难以全面展开古蜀文化的基本面貌。
按照汉晋间学者的看法，三代蜀王的构成，是以三位蜀王作为代表，每一位分别表示一代，其名称即为一代之称。但是分析起来，事实并不是这样。
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三位蜀王中每一位的名姓，均为“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再进一步分析，这种所谓“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的怪诞现象，同古文献所记载的“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的现象完全一致，它们所表达的，其实并不是君长寿命有数百岁之长，而指君长这个角色及其地位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在每一代的政治组织中，都已形成了固定的权力机构即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已经达到了充分稳定化的程度，以致前后相继维持达数百年之久。这个机构的首领，即是所谓蜀王，亦即文献上所说的君长。
应当指出，三代蜀王中的每一代，虽然是各自政治组织中的“王”、“君长”，但这里所说的“蜀王”和“君长”，仅仅是指其角色而言，并不是指王位一系相传的世袭制度。上古时代有所谓共名和私名之分，不论蚕丛、柏灌还是鱼凫，三个名称首先分别是三个族系的名称，所以一些文献在提到这三个族系时，分别称为蚕丛氏、柏灌氏和鱼凫氏，这就是所谓共名，亦即族称，其次才是各族内部成员的私名，它们则是各不相同的。作为君长的若干位蜀王，原本都有私名，但一旦出任君长角色后，就用共名取代了私名，每一位君长都是如此，世代相承同一共名。于是在古文献的记载中，我们所看到的三代蜀王，每一代都是一个单一的名称，因而造成“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那样的错觉，给人以实行王位世袭制度的错误印象。
作者系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今人所见古蜀史，惟《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两部，且距今已有２０００年上下。扬雄、常璩依据的多是蜀地传说，时有错漏，并无考古证据；其中的蜀王传记亦是只言片语，颇多神仙家之说，不可尽信。自１９８６年以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陆续在四川地区出土，古蜀的传说时代逐渐可以找到考古相验证，三星堆和金沙的主人据考古学家猜测便是蜀王蚕丛、鱼凫或杜宇。本组文章重在从历代蜀王的传说与近年来发现的考古遗址对应的角度，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五代蜀王勾勒一个大概肖像。
蚕丛是古蜀历史上第一代蜀王，距今年代已久，因此他的生平，后人知之甚少。两晋史学家常璩更是把蚕丛的年代圈定在周朝末年，闹了一个大笑话。关于蚕丛，史学界往往会有完全相反的说法：有的说他是岷山上古羌人的一支，又有的说他是古羌人的仇敌——戈基人的首领；有的说他在成都平原建国，又有的说他根本没到过成都平原，从岷山直接被赶到了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１９８６年，三星堆遗址问世，历史上的蚕丛悬案才逐渐清晰起来。
蚕丛立国 晚在春秋？
蚕丛的年代，古史有载，然漏洞百出。常璩的《华阳国志》更是从蚕丛开始，就闹了一个笑话。“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蚕丛的年代，常璩认定在“周失纲纪”之时。周的历史，从公元前１０４６至公元前２５６年，历时约８００年，而周朝衰微、纲纪全失的年代，大抵是在那个为博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之后，即东周时期，公元前８世纪上下，此时，距春秋仅有数年之遥。
春秋战国时期，统治古蜀国的是杜宇、开明王朝，其年代大抵在公元前８世纪至公元前３１６年，正是常璩记载的“周失纲纪”之时。常璩把蚕丛开国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他到底是从哪里看到的史料？
据常璩自己所言，他写《华阳国志》，依据的是扬雄的《蜀王本纪》、三国来敏的《本蜀论》等史料。可以肯定的是，蚕丛的史料在西汉时已经亡佚，因此在《蜀王本纪》中，扬雄才虚晃一枪，只笼统地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他史书也无记载。因此，常璩所载，并无依据。
历史上，常璩为史，常常舍弃《蜀王本纪》等史书中的原始史料。比如在记载鳖灵的生平时，《蜀王本纪》说“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常璩既不赞同，也不沿用，以致他的《华阳国志》竟没有涉及鳖灵的生平。此种做法，历来为历史学家诟病。常璩虽是蜀人，中年即离蜀赴晋任职。或说他大抵受到中原史学家的影响，认为古蜀文明不可能像中原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因此才把蚕丛建国的年代，圈定在春秋时期。
常璩过后，关于蚕丛的年代，古人亦有不少猜测。唐人李白《蜀道难》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李白认定的年代，显然夸大其词，到底是文人之言。宋人的《太平御览》说，“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据此推断，蚕丛的年代在古人看来，当在远古无疑。
１９８６年，三星堆遗址在广汉露出真容，从考古上对常璩之说又是一个颠覆。三星堆文明的鼎盛期，大抵距今约３０００多年，且不说鼎盛期之前仍有文化沉淀，如果蚕丛真是直到春秋才出现，此处辉煌的文明，又属于历史上哪代蜀王呢？
蚕丛的年代，经后世考证，当在三星堆文明早期，大抵距今３０００多年。
蚕丛部落 是羌是氐？
３０００多年前，成都平原附近，生活着哪些民族？
此时，不仅是成都平原附近，整个中国西南、西北地区，最著名的是羌人。从甘肃河湟一带一直往南，到四川岷江上游，再到金沙江流域，基本上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羌人的活动范围如此之大，是因为经常迁徙的缘故。最早的羌人，生活在甘肃一带，在商朝人的压迫和残害下，被迫南迁，来到岷江上游。近年来，岷江上游营盘山出土了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马家窑是仰韶文化在甘肃的一支，其年代远在营盘山之前。由此说明，关于羌人迁徙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这个时候，中国绝大多数民族已经完成了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漫长转变过程，这些羌人，大抵也不例外。
岷山一带自古以来便是戈基人的地盘。羌人的创世史诗《羌戈大战》说这些戈基人身材矮小，有尾巴，双目纵立；觉得自己快死了，就到石棺中等死。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戈基人据说是氐族的一支，他们文化虽落后，身体却魁梧有力，羌人与之交战，一度占下风，最后才在天神的帮助下，入主岷山。学者任乃强考证，不久，羌人又从岷山下山，向外迁徙，分居各处：居住在青衣江畔的青衣羌；居住在金川（今阿坝金川县）的钟羌；迁徙到朱提（今云南昭通）的杜宇羌等等。他们的一支，顺岷江而下，经灌县来到成都平原。这支羌人的首领，一说就是蚕丛。
关于蚕丛与岷山的联系，其实古史亦有记载。扬雄《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说：“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说明最早的蚕丛，的确从岷山发迹。此外，明人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说从岷山至成都，一路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名胜，大抵可以作为这条迁徙线路的佐证。任乃强据此认为，蚕丛部落是岷山上的羌人，辗转迁徙到成都平原。
不过，在另外一些学者那里，竟有恰恰相反的观点。
学者段渝认为，蚕丛不是羌人，而是氐人。冯广宏补充说，所谓氐人，就是被羌人击败的戈基人，他们被迫离开岷山，到终年积雪的地方定居。此种说法，在古史中也能找到证据。《华阳国志》虽然没有直接记载蚕丛的族属，却给后人留下了两条线索：“其目纵”与“（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恰恰这两个特点，戈基人都符合。其一，《羌戈大战》中记载戈基人纵目，以致不能平视；其二，岷江上游出土的众多石棺葬，开始被认为是羌人的。然而，当地的羌人却把它们叫做“戈基呷钵”，也就是矮子坟，并不承认这些石棺葬是本族的。据此推断，羌人当是源自祖辈口口相传的传说，由此才对石棺葬语多嘲讽。难道蚕丛恰恰是羌人的仇敌戈基人？这真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谜团。
１９８６年，三星堆遗址在广汉问世，这个史前王国与历史上的蚕丛王，有了太多可以相互验证之处。三星堆出土了为数众多的纵目面具，面具眼睛突出眼眶；那尊高大的青铜大立人，也是纵目的。古史的记载并未有误。这些纵目面具，可能就是蚕丛族人的写照。传说中纵目的戈基人，考古发现的纵目面具，典籍中纵目的蚕丛，种种迹象表明：蚕丛似乎就是戈基人。
如果蚕丛真的是戈基人，那么问题又来了。历史上的戈基人，是岷山一个土著部落，文化不见得先进。《羌戈大战》说羌人与戈基人比武时，羌人用石头、棍棒，戈基人用雪团、麻秆。虽不能尽信，戈基人文化落后却是事实。羌人开始耕作较早，古时的耕作，从开垦，到播种、除草、收割，周期很长，戈基人靠狩猎为生，三天劳作，两天休息，用不着过于劳累。羌人还曾经一度嘲笑戈基人懒惰。成都平原上的蜀人也是一个农耕作部落，如果说戈基人后来入主了成都平原，他们连耕作都不会，又如何建造城池，过上定居生活呢？但是，如果说蚕丛是羌人，史籍中记载的蚕丛相貌为何又是戈基人的长相呢？
蚕丛建国 千古流芳
不管蚕丛的族属如何，他在广汉三星堆建国，应该并无异议。建国自然涉及疆域的问题，虽然古史并无确定记载，然据史料和考古发掘，不难得知。
蚕丛的疆域，当在岷山和成都平原两处。值得注意的是，岷山山系，跨度极大，地域宽广，蚕丛部落是不会占有如此广阔的疆域的。新石器晚期的古人，生活的区域其实都比较小，需要聚集在一起才能生存。从考古遗址看，蚕丛的活动范围，当在今天茂县营盘山一带。到成都平原立国后，当在广汉一带。这里是成都平原一块台地，水流纵横，是安居的好地方。
蚕丛的政绩，首推建立蜀国。他率领部落，从岷山来到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战争频繁。先进的部落已经开始了农耕，安居一处，那些落后的民族，狩不到猎，便经常挑起战争，企图分一杯羹。因此，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古人就多居住在山上；羌人从甘肃到岷山，也是这个缘故。蚕丛率部落迁徙到平原，大抵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真可谓开了古蜀历史的先河，接下来的几位蜀王，都跟蚕丛一样，在成都平原建国。从此，蜀人、蜀国、成都平原，如同割不开的血缘关系一样联系在了一起。
蚕丛的功绩，据说还有蚕桑。此事历史上颇有争议，不过中国的蚕桑文明，起源于蜀地，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蜀地温暖腴沃，气候独特，很是适合农业和蚕桑的发展。发明蚕桑者，一说是黄帝之妻嫘祖，西陵国人；或说是蜀山氏。蜀山氏是岷江上游一个跟黄帝有过姻亲关系的部落，他的“蜀”字，指的是桑蚕，也就是家蚕的前身。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看，由蜀至蚕，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恰好对应着人类学上蜀山氏向蚕丛氏转化的过程。蚕丛氏在历史上出现后，蜀山氏便不见于历史；由此可以推测，蚕桑出现后，蜀山氏便改称蚕丛氏。在蜀地民间传说中，说“蚕丛衣青衣教民蚕桑”，蚕丛爱穿一身青衣，到各地教百姓种桑养蚕，死后百姓称他为“青衣神”。过去蜀地百姓供奉的“蚕神”，叫蚕花五圣，是个纵目的男子，颇与蚕丛相像。
蚕丛国破 蜀人迁徙
关于蚕丛国破，《蜀王本纪》记载说，三代蜀王“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只是自欺之语，蚕丛部落可能延续了数百年，蚕丛王却是不能长生不死的。西汉司马迁也在《史记》中记载：“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居姚、嵩等地。”
司马迁第一次记载了蚕丛国破后蜀人的去向。蒙文通说，“可惜未说明蚕丛为谁所破，但可见各代之间还是有战争的”。蚕丛国破的年代，当在３０００多年前。这个时候，是历史上一个战争高发期。商汤伐夏桀，拉开了战争的序幕。商朝建立后，商王朝又开始清算夏朝的姻亲和盟国，成都平原上的蜀人和岷山的羌人都在清算之列。这场清算是与商朝的国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商朝的多数时期都有战争。
徐中舒在《先秦史论稿》中，与蒙文通的看法颇为一致。殷革夏命，夏人由于受到殷人的血腥镇压，四处迁徙。作为夏朝的姻亲，蜀人也被作为了打击对象。商王武丁以前，因无文字可考，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不过，即使商朝开国２００多年后，到了商王武丁时，这样的迫害依然存在。甲骨文中，诸如“王供人正蜀”、“王辜（音敦）缶（音否）于蜀”的记载很是常见。在这种情况下，蚕丛国破是大有可能的。而蚕丛国破，殷人当不无嫌疑。
国破后，蜀人迁徙。司马迁说的“姚、嵩等地”，姚是云南姚安，嵩是四川西昌，都不在成都平原。蜀人的这次迁徙，可谓背井离乡。除了姚安、西昌，蚕丛族还有零星分布，据此推断，当在云南、四川南部一带。
蚕丛国破时，古史中并未出现柏灌的事迹，由此可见，历代蜀王之间并不是一脉相承的，中间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混乱期。这个混乱的局面，终要等到柏灌王来收拾了。
专家说古蜀
蜀王为何长寿？
段渝／文
对于文明的起源时代政治组织的分析，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源于两个基本方面。首先是年湮代远，文献不足征。迄今仅存的两部古蜀史，一部是扬雄的《蜀王本纪》，残缺太多，一部是常璩的《华阳国志》，删削过甚，都难以全面反映古代蜀史的本来面目。其次是迄今所具的考古材料，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也难以全面展开古蜀文化的基本面貌。
按照汉晋间学者的看法，三代蜀王的构成，是以三位蜀王作为代表，每一位分别表示一代，其名称即为一代之称。但是分析起来，事实并不是这样。
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三位蜀王中每一位的名姓，均为“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再进一步分析，这种所谓“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的怪诞现象，同古文献所记载的“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的现象完全一致，它们所表达的，其实并不是君长寿命有数百岁之长，而指君长这个角色及其地位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在每一代的政治组织中，都已形成了固定的权力机构即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已经达到了充分稳定化的程度，以致前后相继维持达数百年之久。这个机构的首领，即是所谓蜀王，亦即文献上所说的君长。
应当指出，三代蜀王中的每一代，虽然是各自政治组织中的“王”、“君长”，但这里所说的“蜀王”和“君长”，仅仅是指其角色而言，并不是指王位一系相传的世袭制度。上古时代有所谓共名和私名之分，不论蚕丛、柏灌还是鱼凫，三个名称首先分别是三个族系的名称，所以一些文献在提到这三个族系时，分别称为蚕丛氏、柏灌氏和鱼凫氏，这就是所谓共名，亦即族称，其次才是各族内部成员的私名，它们则是各不相同的。作为君长的若干位蜀王，原本都有私名，但一旦出任君长角色后，就用共名取代了私名，每一位君长都是如此，世代相承同一共名。于是在古文献的记载中，我们所看到的三代蜀王，每一代都是一个单一的名称，因而造成“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那样的错觉，给人以实行王位世袭制度的错误印象。
作者系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萧易/文
今人所见古蜀史，惟《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两部，且距今已有２０００年上下。扬雄、常璩依据的多是蜀地传说，时有错漏，并无考古证据；其中的蜀王传记亦是只言片语，颇多神仙家之说，不可尽信。自１９８６年以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陆续在四川地区出土，古蜀的传说时代逐渐可以找到考古相验证，三星堆和金沙的主人据考古学家猜测便是蜀王蚕丛、鱼凫或杜宇。本组文章重在从历代蜀王的传说与近年来发现的考古遗址对应的角度，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五代蜀王勾勒一个大概肖像。
蚕丛是古蜀历史上第一代蜀王，距今年代已久，因此他的生平，后人知之甚少。两晋史学家常璩更是把蚕丛的年代圈定在周朝末年，闹了一个大笑话。关于蚕丛，史学界往往会有完全相反的说法：有的说他是岷山上古羌人的一支，又有的说他是古羌人的仇敌——戈基人的首领；有的说他在成都平原建国，又有的说他根本没到过成都平原，从岷山直接被赶到了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１９８６年，三星堆遗址问世，历史上的蚕丛悬案才逐渐清晰起来。
蚕丛立国 晚在春秋？
蚕丛的年代，古史有载，然漏洞百出。常璩的《华阳国志》更是从蚕丛开始，就闹了一个笑话。“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蚕丛的年代，常璩认定在“周失纲纪”之时。周的历史，从公元前１０４６至公元前２５６年，历时约８００年，而周朝衰微、纲纪全失的年代，大抵是在那个为博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之后，即东周时期，公元前８世纪上下，此时，距春秋仅有数年之遥。
春秋战国时期，统治古蜀国的是杜宇、开明王朝，其年代大抵在公元前８世纪至公元前３１６年，正是常璩记载的“周失纲纪”之时。常璩把蚕丛开国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他到底是从哪里看到的史料？
据常璩自己所言，他写《华阳国志》，依据的是扬雄的《蜀王本纪》、三国来敏的《本蜀论》等史料。可以肯定的是，蚕丛的史料在西汉时已经亡佚，因此在《蜀王本纪》中，扬雄才虚晃一枪，只笼统地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他史书也无记载。因此，常璩所载，并无依据。
历史上，常璩为史，常常舍弃《蜀王本纪》等史书中的原始史料。比如在记载鳖灵的生平时，《蜀王本纪》说“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常璩既不赞同，也不沿用，以致他的《华阳国志》竟没有涉及鳖灵的生平。此种做法，历来为历史学家诟病。常璩虽是蜀人，中年即离蜀赴晋任职。或说他大抵受到中原史学家的影响，认为古蜀文明不可能像中原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因此才把蚕丛建国的年代，圈定在春秋时期。
常璩过后，关于蚕丛的年代，古人亦有不少猜测。唐人李白《蜀道难》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李白认定的年代，显然夸大其词，到底是文人之言。宋人的《太平御览》说，“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据此推断，蚕丛的年代在古人看来，当在远古无疑。
１９８６年，三星堆遗址在广汉露出真容，从考古上对常璩之说又是一个颠覆。三星堆文明的鼎盛期，大抵距今约３０００多年，且不说鼎盛期之前仍有文化沉淀，如果蚕丛真是直到春秋才出现，此处辉煌的文明，又属于历史上哪代蜀王呢？
蚕丛的年代，经后世考证，当在三星堆文明早期，大抵距今３０００多年。
蚕丛部落 是羌是氐？
３０００多年前，成都平原附近，生活着哪些民族？
此时，不仅是成都平原附近，整个中国西南、西北地区，最著名的是羌人。从甘肃河湟一带一直往南，到四川岷江上游，再到金沙江流域，基本上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羌人的活动范围如此之大，是因为经常迁徙的缘故。最早的羌人，生活在甘肃一带，在商朝人的压迫和残害下，被迫南迁，来到岷江上游。近年来，岷江上游营盘山出土了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马家窑是仰韶文化在甘肃的一支，其年代远在营盘山之前。由此说明，关于羌人迁徙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这个时候，中国绝大多数民族已经完成了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漫长转变过程，这些羌人，大抵也不例外。
岷山一带自古以来便是戈基人的地盘。羌人的创世史诗《羌戈大战》说这些戈基人身材矮小，有尾巴，双目纵立；觉得自己快死了，就到石棺中等死。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戈基人据说是氐族的一支，他们文化虽落后，身体却魁梧有力，羌人与之交战，一度占下风，最后才在天神的帮助下，入主岷山。学者任乃强考证，不久，羌人又从岷山下山，向外迁徙，分居各处：居住在青衣江畔的青衣羌；居住在金川（今阿坝金川县）的钟羌；迁徙到朱提（今云南昭通）的杜宇羌等等。他们的一支，顺岷江而下，经灌县来到成都平原。这支羌人的首领，一说就是蚕丛。
关于蚕丛与岷山的联系，其实古史亦有记载。扬雄《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说：“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说明最早的蚕丛，的确从岷山发迹。此外，明人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说从岷山至成都，一路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名胜，大抵可以作为这条迁徙线路的佐证。任乃强据此认为，蚕丛部落是岷山上的羌人，辗转迁徙到成都平原。
不过，在另外一些学者那里，竟有恰恰相反的观点。
学者段渝认为，蚕丛不是羌人，而是氐人。冯广宏补充说，所谓氐人，就是被羌人击败的戈基人，他们被迫离开岷山，到终年积雪的地方定居。此种说法，在古史中也能找到证据。《华阳国志》虽然没有直接记载蚕丛的族属，却给后人留下了两条线索：“其目纵”与“（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恰恰这两个特点，戈基人都符合。其一，《羌戈大战》中记载戈基人纵目，以致不能平视；其二，岷江上游出土的众多石棺葬，开始被认为是羌人的。然而，当地的羌人却把它们叫做“戈基呷钵”，也就是矮子坟，并不承认这些石棺葬是本族的。据此推断，羌人当是源自祖辈口口相传的传说，由此才对石棺葬语多嘲讽。难道蚕丛恰恰是羌人的仇敌戈基人？这真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谜团。
１９８６年，三星堆遗址在广汉问世，这个史前王国与历史上的蚕丛王，有了太多可以相互验证之处。三星堆出土了为数众多的纵目面具，面具眼睛突出眼眶；那尊高大的青铜大立人，也是纵目的。古史的记载并未有误。这些纵目面具，可能就是蚕丛族人的写照。传说中纵目的戈基人，考古发现的纵目面具，典籍中纵目的蚕丛，种种迹象表明：蚕丛似乎就是戈基人。
如果蚕丛真的是戈基人，那么问题又来了。历史上的戈基人，是岷山一个土著部落，文化不见得先进。《羌戈大战》说羌人与戈基人比武时，羌人用石头、棍棒，戈基人用雪团、麻秆。虽不能尽信，戈基人文化落后却是事实。羌人开始耕作较早，古时的耕作，从开垦，到播种、除草、收割，周期很长，戈基人靠狩猎为生，三天劳作，两天休息，用不着过于劳累。羌人还曾经一度嘲笑戈基人懒惰。成都平原上的蜀人也是一个农耕作部落，如果说戈基人后来入主了成都平原，他们连耕作都不会，又如何建造城池，过上定居生活呢？但是，如果说蚕丛是羌人，史籍中记载的蚕丛相貌为何又是戈基人的长相呢？
蚕丛建国 千古流芳
不管蚕丛的族属如何，他在广汉三星堆建国，应该并无异议。建国自然涉及疆域的问题，虽然古史并无确定记载，然据史料和考古发掘，不难得知。
蚕丛的疆域，当在岷山和成都平原两处。值得注意的是，岷山山系，跨度极大，地域宽广，蚕丛部落是不会占有如此广阔的疆域的。新石器晚期的古人，生活的区域其实都比较小，需要聚集在一起才能生存。从考古遗址看，蚕丛的活动范围，当在今天茂县营盘山一带。到成都平原立国后，当在广汉一带。这里是成都平原一块台地，水流纵横，是安居的好地方。
蚕丛的政绩，首推建立蜀国。他率领部落，从岷山来到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战争频繁。先进的部落已经开始了农耕，安居一处，那些落后的民族，狩不到猎，便经常挑起战争，企图分一杯羹。因此，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古人就多居住在山上；羌人从甘肃到岷山，也是这个缘故。蚕丛率部落迁徙到平原，大抵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真可谓开了古蜀历史的先河，接下来的几位蜀王，都跟蚕丛一样，在成都平原建国。从此，蜀人、蜀国、成都平原，如同割不开的血缘关系一样联系在了一起。
蚕丛的功绩，据说还有蚕桑。此事历史上颇有争议，不过中国的蚕桑文明，起源于蜀地，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蜀地温暖腴沃，气候独特，很是适合农业和蚕桑的发展。发明蚕桑者，一说是黄帝之妻嫘祖，西陵国人；或说是蜀山氏。蜀山氏是岷江上游一个跟黄帝有过姻亲关系的部落，他的“蜀”字，指的是桑蚕，也就是家蚕的前身。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看，由蜀至蚕，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恰好对应着人类学上蜀山氏向蚕丛氏转化的过程。蚕丛氏在历史上出现后，蜀山氏便不见于历史；由此可以推测，蚕桑出现后，蜀山氏便改称蚕丛氏。在蜀地民间传说中，说“蚕丛衣青衣教民蚕桑”，蚕丛爱穿一身青衣，到各地教百姓种桑养蚕，死后百姓称他为“青衣神”。过去蜀地百姓供奉的“蚕神”，叫蚕花五圣，是个纵目的男子，颇与蚕丛相像。
蚕丛国破 蜀人迁徙
关于蚕丛国破，《蜀王本纪》记载说，三代蜀王“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只是自欺之语，蚕丛部落可能延续了数百年，蚕丛王却是不能长生不死的。西汉司马迁也在《史记》中记载：“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居姚、嵩等地。”
司马迁第一次记载了蚕丛国破后蜀人的去向。蒙文通说，“可惜未说明蚕丛为谁所破，但可见各代之间还是有战争的”。蚕丛国破的年代，当在３０００多年前。这个时候，是历史上一个战争高发期。商汤伐夏桀，拉开了战争的序幕。商朝建立后，商王朝又开始清算夏朝的姻亲和盟国，成都平原上的蜀人和岷山的羌人都在清算之列。这场清算是与商朝的国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商朝的多数时期都有战争。
徐中舒在《先秦史论稿》中，与蒙文通的看法颇为一致。殷革夏命，夏人由于受到殷人的血腥镇压，四处迁徙。作为夏朝的姻亲，蜀人也被作为了打击对象。商王武丁以前，因无文字可考，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不过，即使商朝开国２００多年后，到了商王武丁时，这样的迫害依然存在。甲骨文中，诸如“王供人正蜀”、“王辜（音敦）缶（音否）于蜀”的记载很是常见。在这种情况下，蚕丛国破是大有可能的。而蚕丛国破，殷人当不无嫌疑。
国破后，蜀人迁徙。司马迁说的“姚、嵩等地”，姚是云南姚安，嵩是四川西昌，都不在成都平原。蜀人的这次迁徙，可谓背井离乡。除了姚安、西昌，蚕丛族还有零星分布，据此推断，当在云南、四川南部一带。
蚕丛国破时，古史中并未出现柏灌的事迹，由此可见，历代蜀王之间并不是一脉相承的，中间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混乱期。这个混乱的局面，终要等到柏灌王来收拾了。
专家说古蜀
蜀王为何长寿？
段渝／文
对于文明的起源时代政治组织的分析，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源于两个基本方面。首先是年湮代远，文献不足征。迄今仅存的两部古蜀史，一部是扬雄的《蜀王本纪》，残缺太多，一部是常璩的《华阳国志》，删削过甚，都难以全面反映古代蜀史的本来面目。其次是迄今所具的考古材料，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也难以全面展开古蜀文化的基本面貌。
按照汉晋间学者的看法，三代蜀王的构成，是以三位蜀王作为代表，每一位分别表示一代，其名称即为一代之称。但是分析起来，事实并不是这样。
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三位蜀王中每一位的名姓，均为“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再进一步分析，这种所谓“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的怪诞现象，同古文献所记载的“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的现象完全一致，它们所表达的，其实并不是君长寿命有数百岁之长，而指君长这个角色及其地位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在每一代的政治组织中，都已形成了固定的权力机构即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已经达到了充分稳定化的程度，以致前后相继维持达数百年之久。这个机构的首领，即是所谓蜀王，亦即文献上所说的君长。
应当指出，三代蜀王中的每一代，虽然是各自政治组织中的“王”、“君长”，但这里所说的“蜀王”和“君长”，仅仅是指其角色而言，并不是指王位一系相传的世袭制度。上古时代有所谓共名和私名之分，不论蚕丛、柏灌还是鱼凫，三个名称首先分别是三个族系的名称，所以一些文献在提到这三个族系时，分别称为蚕丛氏、柏灌氏和鱼凫氏，这就是所谓共名，亦即族称，其次才是各族内部成员的私名，它们则是各不相同的。作为君长的若干位蜀王，原本都有私名，但一旦出任君长角色后，就用共名取代了私名，每一位君长都是如此，世代相承同一共名。于是在古文献的记载中，我们所看到的三代蜀王，每一代都是一个单一的名称，因而造成“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那样的错觉，给人以实行王位世袭制度的错误印象。
作者系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