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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IMG][/IMG][/center] 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 纪录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片名出自一句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两小时篇幅展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历史。它以1964年到1971年间的事件为主体，上溯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和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下延1976年的镇压的好拖出去毙了和1980年对“四人帮”的公开审判，时间跨度纵横数十载。《八九点钟的太阳》以新中国同龄人的经历为主要线索，探讨共产党建国后不断激进的革命教育与革命文化对这代人的影响，讲述当时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的不同经历与感受，以及他们或主动或被迫卷入政治运动的复杂动机，从而力图再现一代人由热衷乌托邦理想转变为面对现实独立思考的心路历程。 《八九点钟的太阳》不以编年记事的方式来综述文革，它侧重于展示曲折的个人故事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以此来发掘文革这样一个对千百万个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内涵。 影片中的十几位受访者中，有分别来自三个家庭的成员——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和女儿刘亭、文革期间因言至罪而遭枪杀的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及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和女儿李南央。影片的其他受访者包括在红卫兵运动初期深具影响力的骆小海、名字被媒体歪曲利用的宋彬彬、为文革留下珍贵影像见证的摄影师李振盛和赵立魁、著名画家黄永玉、学者朱学勤、徐友渔、王力雄等。 《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由Long Bow Group制作，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提供主要经费。导演卡玛（Carma Hinton）、白杰明（Geremie Barmé）、高富贵（Richard Gordon） 《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制作者 《八九点钟的太阳》由美国独立制片公司——长弓影视(Long Bow Group)制作，由卡玛(Carma Hinton)、白杰明(Geremie Barmé)和高富贵(Richard Gordon)联合执导。 卡玛（Carma Hinton）一九四九年生于北京，在文革中渡过青少年时光，当过工人，一九七一年离开北京。美国宾州大学毕业后，曾任教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麻省理工学院（MIT）等院校，讲授中国语言、文化和电影，一九九九年获哈佛大学中国美术史系博士。卡玛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倾注多年心血，将这一段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以多角度多层次的方式再现出来。影片中的采访均由母语是中文的卡玛用中文提问，从数百小时的内容中精选出来。 在摄制《八九点钟的太阳》之前，卡玛与丈夫高富贵（Richard Gordon）已有二十多年合作制片的经历，曾拍摄多部有关中国题材的影片，如反映中国绘画艺术的《张大千》、以农村民俗为题材的《正月》、《高跷》。他们合作拍摄制作的表现中国大陆农村社会变迁的三部曲——《小喜》、《天地玄黄》和《百草》曾在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全国性电视台放映并获二十多种国际电影大奖。高富贵(Richard Gordon)是摄影师出身，除了与卡玛合作之外，曾担任多部中国和美国题材影片的摄影师，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加拿大国家电影协会、美国公共电视网的《新星》、《前线》、《美国经历》等节目系列，以及许多独立制片的摄制组，如《远方的和谐——帕瓦罗蒂在中国》和《中国革命》等。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八年高富贵分别荣获古根海姆基金会奖金和洛克菲勒文化基金会的奖励。 白杰明（Geremie Barmé）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他与卡玛共同担任撰稿。白杰明曾于文革后期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居住学习多年，七十年代在香港担任《九十年代》杂志的英文编辑，对中国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具有长期的观察和体验，先后撰写和编辑多部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著作，孜孜不倦地向西方介绍、评论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新潮人物和现象。主要著作有：《赤字：当代中国文化论》、《毛的阴影》、《艺术的逃难：丰子恺的一生》、《火种：中国良心的声音》、《新鬼旧梦：中国异议者的声音》等等。白杰明还翻译了巴金、杨绛等中国作家的大量作品。作为中国问题的权威评论者，白杰明的文化时论、图书评介等多种文章广见于各种中英文杂志、报刊和学术期刊。 为何造反派头头们都肯露脸也不改名？─看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感（二） -------------------------------------------------------------------------------- 作者：胡平 象宋彬彬、骆小海这样一些老红卫兵的代表人物，或改名换姓（大名鼎鼎的谭力夫后来也改了名字），或隐姓埋名，不愿意今人认出自己，不愿意别人在见到自己时联想到过去那段历史。有趣的是，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们都不这样。象首都三司的蒯（大富）司令，象后来到海外的上海工总司的潘（国平）司令，个个都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从不在意别人提起过去那段历史；也不在意别人认出自己，有的或许还生怕别人把自己混同于无名之辈，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来历呢。这中间的原因值得探究。 粗粗分析起来，我们可以找到三条原因。 第一，虽然在官方宣传中，造反派的名声很坏，但在一般平民中，造反派的名声还是要比老红卫兵好得多。我们知道，造反派领袖们基本上是靠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家，而这场批判多少带有反迫害的性质，在当时曾经获得很多民众的由衷支持。尽管造反派领袖们也干过不少错事，有的还犯有严重罪行，也伤害过许多一般平民；但大体来说，造反派领袖们主要是得罪了当权派，而老红卫兵得罪的却尽是普通民众。 第二，同样是为了夺权，造反派靠的是人多势众，造反派要广招兵马，走“群众路线”，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老红卫兵却是靠“自来红”，讲究的是出身纯正，纯而又纯，圈子越划越小，走的是自我孤立路线。 “文革”中批判斗争的烈火一直烧到偏僻的山村水乡，“文革”反思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保存了这样难得的历史镜头。（卡玛提供） 老鬼在自传体小说《血与铁》里写到这样一个插曲：一个姓周的同学，平时老穿着军装，理直气壮地参加红卫兵的会议，当场就有人起来质问他什么出身，他说是革命军人，别人继续盘问你父亲是什么部队的？“六十九军的。”“什么时候入伍的？”“四八年，有起义证明。”“兵临城下，你爹敢不起义吗？国民党狗崽子，滚一边去！”接着男男女女齐声大吼：“滚蛋！滚蛋！滚蛋！”他被当场轰出会场，狼狈不堪。 可以想见，老红卫兵一旦失势，马上就陷入四面楚歌，成了孤家寡人。不错，老红卫兵们很抱团，但是他们只和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抱团，和一般民众则很疏远。事实上，他们自己越抱团，就越是和平民疏远。造反派领袖们则不然，造反派领袖拥有大量的追随者，造反派领袖算得上群众领袖，一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后来形势变了，人心也变了，但当年那份“战斗友谊”却多少保留了下来。 换言之，造反派领袖们要比老红卫兵的头头们更有人缘。 第三，造反派领袖们大都被当局“秋后算帐”。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清查五一六运动，造反派头面人物很少有人幸免，轻的办学习班写检讨，重的挨批斗坐班房，一判就是几年十几年，武斗干将被判刑的也不少，甚至有枪毙的。很多造反派头头们在毛和“四人帮”主政时就挨整，毛死后“四人帮”垮台后继续挨整。邓小平主政后，中央还专门出文件，把造反派风云人物定义为“三种人”，永不重用。这就是说，造反派头头们都受过惩罚。如果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确实犯有罪过，那么，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付出了沉重的、有的是过分沉重的代价。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公众。即便有些人讲话写文章为自己翻案，也引起争议，但通常不会激起公愤─毕竟他们已经受过惩罚，何况其中还有的真有冤屈。 老红卫兵的情况恰恰相反。老红卫兵当年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但由于当局的庇护，他们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不错，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批联动分子由于大反中央文革（是因为反中央文革，不是因为红八月的暴行）而被抓进公安局，但是只关了三个月。四月二十二日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足有二十多人，亲自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接出监狱。江青开口就说：“委屈你们啦。”周恩来则说：“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你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嘛。”这和他们对待平民子弟造反派的态度实有天壤之别。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红卫兵跟随毛泽东革命，有股“不怕上刀山下火海”的劲头。“文革”反思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回顾了红卫兵的思想历程。（卡玛提供） 后来，老三届集体下放，上山下乡，但唯有一些老红卫兵开后门入伍当兵；再后来，又有许多下去了的干部子女凭关系率先调离农村。从一九七二年起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干部子女自然近水楼台。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了极不相称的高比例。在文革后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上，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以为人正派著称的陈云，包括最开明的胡耀邦─都强调当年的老红卫兵头面人物们不属于“三种人”，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过去有句十分流行的比喻，叫“我把党来比母亲”。如今人们总算明白了，那纯粹是自作多情，党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分得一清二楚，岂容你鱼目混珠？ 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对老红卫兵至今仍不能谅解的原因。文革后，有些老红卫兵也登台亮相，控诉“四人帮”的迫害，但是对自己当年的暴行却闭口不提，顶多轻描淡写两句。许多人发出质问：你们为何不忏悔？你们已经躲过了惩罚，难道连歉也不道一声吗？ 宋彬彬、骆小海可能是感到了这种无形的压力，所以不愿意让别人认出自己。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说自己当年没有打过人，而且还一直反对打人。一般人恐怕不容易一下子就接受这种辩白。问题是，由于当局的袒护，红卫兵的暴行从未得到哪怕是象徵性的清算，行凶作恶者始终没有被摘拣出来，别人无从区分，这就让那些没有行凶作恶的老红卫兵们也沾上了说不清楚的嫌疑。这该怪谁呢？ ---------------------------------------------------------------------------------------------------------------------------------- morningsun.rmvb (586.58 MB) （声明：老娘没看，反不反动不知道）[center][IMG][/IMG][/center] 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 纪录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片名出自一句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两小时篇幅展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历史。它以1964年到1971年间的事件为主体，上溯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和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下延1976年的镇压的好拖出去毙了和1980年对“四人帮”的公开审判，时间跨度纵横数十载。《八九点钟的太阳》以新中国同龄人的经历为主要线索，探讨共产党建国后不断激进的革命教育与革命文化对这代人的影响，讲述当时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的不同经历与感受，以及他们或主动或被迫卷入政治运动的复杂动机，从而力图再现一代人由热衷乌托邦理想转变为面对现实独立思考的心路历程。 《八九点钟的太阳》不以编年记事的方式来综述文革，它侧重于展示曲折的个人故事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以此来发掘文革这样一个对千百万个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内涵。 影片中的十几位受访者中，有分别来自三个家庭的成员——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和女儿刘亭、文革期间因言至罪而遭枪杀的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及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和女儿李南央。影片的其他受访者包括在红卫兵运动初期深具影响力的骆小海、名字被媒体歪曲利用的宋彬彬、为文革留下珍贵影像见证的摄影师李振盛和赵立魁、著名画家黄永玉、学者朱学勤、徐友渔、王力雄等。 《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由Long Bow Group制作，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提供主要经费。导演卡玛（Carma Hinton）、白杰明（Geremie Barmé）、高富贵（Richard Gordon） 《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制作者 《八九点钟的太阳》由美国独立制片公司——长弓影视(Long Bow Group)制作，由卡玛(Carma Hinton)、白杰明(Geremie Barmé)和高富贵(Richard Gordon)联合执导。 卡玛（Carma Hinton）一九四九年生于北京，在文革中渡过青少年时光，当过工人，一九七一年离开北京。美国宾州大学毕业后，曾任教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麻省理工学院（MIT）等院校，讲授中国语言、文化和电影，一九九九年获哈佛大学中国美术史系博士。卡玛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倾注多年心血，将这一段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以多角度多层次的方式再现出来。影片中的采访均由母语是中文的卡玛用中文提问，从数百小时的内容中精选出来。 在摄制《八九点钟的太阳》之前，卡玛与丈夫高富贵（Richard Gordon）已有二十多年合作制片的经历，曾拍摄多部有关中国题材的影片，如反映中国绘画艺术的《张大千》、以农村民俗为题材的《正月》、《高跷》。他们合作拍摄制作的表现中国大陆农村社会变迁的三部曲——《小喜》、《天地玄黄》和《百草》曾在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全国性电视台放映并获二十多种国际电影大奖。高富贵(Richard Gordon)是摄影师出身，除了与卡玛合作之外，曾担任多部中国和美国题材影片的摄影师，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加拿大国家电影协会、美国公共电视网的《新星》、《前线》、《美国经历》等节目系列，以及许多独立制片的摄制组，如《远方的和谐——帕瓦罗蒂在中国》和《中国革命》等。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八年高富贵分别荣获古根海姆基金会奖金和洛克菲勒文化基金会的奖励。 白杰明（Geremie Barmé）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他与卡玛共同担任撰稿。白杰明曾于文革后期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居住学习多年，七十年代在香港担任《九十年代》杂志的英文编辑，对中国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具有长期的观察和体验，先后撰写和编辑多部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著作，孜孜不倦地向西方介绍、评论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新潮人物和现象。主要著作有：《赤字：当代中国文化论》、《毛的阴影》、《艺术的逃难：丰子恺的一生》、《火种：中国良心的声音》、《新鬼旧梦：中国异议者的声音》等等。白杰明还翻译了巴金、杨绛等中国作家的大量作品。作为中国问题的权威评论者，白杰明的文化时论、图书评介等多种文章广见于各种中英文杂志、报刊和学术期刊。 为何造反派头头们都肯露脸也不改名？─看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感（二） -------------------------------------------------------------------------------- 作者：胡平 象宋彬彬、骆小海这样一些老红卫兵的代表人物，或改名换姓（大名鼎鼎的谭力夫后来也改了名字），或隐姓埋名，不愿意今人认出自己，不愿意别人在见到自己时联想到过去那段历史。有趣的是，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们都不这样。象首都三司的蒯（大富）司令，象后来到海外的上海工总司的潘（国平）司令，个个都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从不在意别人提起过去那段历史；也不在意别人认出自己，有的或许还生怕别人把自己混同于无名之辈，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来历呢。这中间的原因值得探究。 粗粗分析起来，我们可以找到三条原因。 第一，虽然在官方宣传中，造反派的名声很坏，但在一般平民中，造反派的名声还是要比老红卫兵好得多。我们知道，造反派领袖们基本上是靠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家，而这场批判多少带有反迫害的性质，在当时曾经获得很多民众的由衷支持。尽管造反派领袖们也干过不少错事，有的还犯有严重罪行，也伤害过许多一般平民；但大体来说，造反派领袖们主要是得罪了当权派，而老红卫兵得罪的却尽是普通民众。 第二，同样是为了夺权，造反派靠的是人多势众，造反派要广招兵马，走“群众路线”，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老红卫兵却是靠“自来红”，讲究的是出身纯正，纯而又纯，圈子越划越小，走的是自我孤立路线。 “文革”中批判斗争的烈火一直烧到偏僻的山村水乡，“文革”反思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保存了这样难得的历史镜头。（卡玛提供） 老鬼在自传体小说《血与铁》里写到这样一个插曲：一个姓周的同学，平时老穿着军装，理直气壮地参加红卫兵的会议，当场就有人起来质问他什么出身，他说是革命军人，别人继续盘问你父亲是什么部队的？“六十九军的。”“什么时候入伍的？”“四八年，有起义证明。”“兵临城下，你爹敢不起义吗？国民党狗崽子，滚一边去！”接着男男女女齐声大吼：“滚蛋！滚蛋！滚蛋！”他被当场轰出会场，狼狈不堪。 可以想见，老红卫兵一旦失势，马上就陷入四面楚歌，成了孤家寡人。不错，老红卫兵们很抱团，但是他们只和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抱团，和一般民众则很疏远。事实上，他们自己越抱团，就越是和平民疏远。造反派领袖们则不然，造反派领袖拥有大量的追随者，造反派领袖算得上群众领袖，一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后来形势变了，人心也变了，但当年那份“战斗友谊”却多少保留了下来。 换言之，造反派领袖们要比老红卫兵的头头们更有人缘。 第三，造反派领袖们大都被当局“秋后算帐”。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清查五一六运动，造反派头面人物很少有人幸免，轻的办学习班写检讨，重的挨批斗坐班房，一判就是几年十几年，武斗干将被判刑的也不少，甚至有枪毙的。很多造反派头头们在毛和“四人帮”主政时就挨整，毛死后“四人帮”垮台后继续挨整。邓小平主政后，中央还专门出文件，把造反派风云人物定义为“三种人”，永不重用。这就是说，造反派头头们都受过惩罚。如果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确实犯有罪过，那么，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付出了沉重的、有的是过分沉重的代价。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公众。即便有些人讲话写文章为自己翻案，也引起争议，但通常不会激起公愤─毕竟他们已经受过惩罚，何况其中还有的真有冤屈。 老红卫兵的情况恰恰相反。老红卫兵当年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但由于当局的庇护，他们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不错，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批联动分子由于大反中央文革（是因为反中央文革，不是因为红八月的暴行）而被抓进公安局，但是只关了三个月。四月二十二日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足有二十多人，亲自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接出监狱。江青开口就说：“委屈你们啦。”周恩来则说：“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你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嘛。”这和他们对待平民子弟造反派的态度实有天壤之别。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红卫兵跟随毛泽东革命，有股“不怕上刀山下火海”的劲头。“文革”反思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回顾了红卫兵的思想历程。（卡玛提供） 后来，老三届集体下放，上山下乡，但唯有一些老红卫兵开后门入伍当兵；再后来，又有许多下去了的干部子女凭关系率先调离农村。从一九七二年起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干部子女自然近水楼台。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了极不相称的高比例。在文革后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上，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以为人正派著称的陈云，包括最开明的胡耀邦─都强调当年的老红卫兵头面人物们不属于“三种人”，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过去有句十分流行的比喻，叫“我把党来比母亲”。如今人们总算明白了，那纯粹是自作多情，党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分得一清二楚，岂容你鱼目混珠？ 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对老红卫兵至今仍不能谅解的原因。文革后，有些老红卫兵也登台亮相，控诉“四人帮”的迫害，但是对自己当年的暴行却闭口不提，顶多轻描淡写两句。许多人发出质问：你们为何不忏悔？你们已经躲过了惩罚，难道连歉也不道一声吗？ 宋彬彬、骆小海可能是感到了这种无形的压力，所以不愿意让别人认出自己。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说自己当年没有打过人，而且还一直反对打人。一般人恐怕不容易一下子就接受这种辩白。问题是，由于当局的袒护，红卫兵的暴行从未得到哪怕是象徵性的清算，行凶作恶者始终没有被摘拣出来，别人无从区分，这就让那些没有行凶作恶的老红卫兵们也沾上了说不清楚的嫌疑。这该怪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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