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胜利走向失败：斯里兰卡共产主义运动小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3:02:31
庙小妖风大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人口 1860万，佛教影响很大。这个岛国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1935年12月18日，出现了斯里兰卡（当时叫锡兰）第一个有影响的左派组织 — 平等社会党（LSSP）。它的第一批成员（二十人）的多数在英国留学时，通过托洛茨基派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观点。建党时，有的党员比如卡尔文·德·西利瓦，已是活跃的工运分子，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1936-1937年间，锡兰罢工运动进入高潮，平等社会党以它在阶级立场上的彻底性和党员干部对运动的献身精神，一举奠定斯国左翼工运旗手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党内的亲苏派主张由于苏联与英美结盟，LSSP应暂停对英帝国主义的反殖民斗争。党内因此发生了分裂，亲苏派后来成立了锡兰共产党[1]。 平等社会党完全被托洛茨基派掌握后，针对资产阶级的“反法西斯”宣传，提出“最好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建立工人政权”。针对英国政府在战争中企图利用殖民地人力资源的政策，党提出“不让任何一个锡兰人做英帝炮灰”的口号，部分党的领导人因此被捕，LSSP的威望则又升高了几个台阶。这个地处一隅的落后岛国如此难缠，自然让英国资本又困惑又恼火。1942年，印度群众运动空前高涨，几成起义，关键时刻幸好有国民大会党这个基础广泛的改良主义组织在场，才没出大乱子。即便如此，伦敦还是出了一身冷汗：这要是一把没拉住，岂不后院失火？瞅瞅旁边的锡兰，连个象国大党那样的帮手都没有，怎么能不让亿万富翁们焦心呢。
一声令下，反共专家们行动起来了。第一步，是让锡兰“独立”：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民族解放”么，我就让你独！当然不是由着极端分子—比如什么托洛茨基派—的意思去独立，而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英资，以及整个国际资本在锡兰的利益为前提的。二次大战一结束，伦敦代表Soulbury勋爵就来到科伦坡，为“新锡兰”起草一部新宪法。1946年，在英方连踢带踹的督促下，一个代表锡兰地方资产阶级的政党 — 统一国民党不情不愿地诞生了。按照西方导演的思路，这个团体本该为民族独立鼓与呼的；但它直到最后一刻，仍搂着英国的粗腰不放。锡兰资产阶级与英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它压根儿就没打算分家另过。在1948年2月独立日散发的传单中，平等社会党指出，“独立”是个让人恶心的骗局，英资的特权利益丝毫未变，连英军也没走。事实表明， 让“统一国民党” 勉强去扮演印度国大党那样的角色，真是赶鸭子上架力不从心。
民族救星班达拉奈克隆重出场
所罗门·班达拉奈克（以下简称班达），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僧伽罗族基督徒家庭，同其他上流家庭子弟一样，他曾留学英国，回来后做过几年律师，后来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殖民地行政当局的中层官员，仕途还是满顺当的。然而，和当时绝大多数一身买办气的“太子党”不同，班达很早就以锡兰爱国主义闻名。1932年，他成立了“大僧伽罗理事会”，主张弘扬民族文化，关心小人物的疾苦。统一国民党成立后，很器重班达，让他在党内排名第二，还安排他当国会议长。但是，这种现成的荣华富贵并不能安抚班达，他认识到，要让落后的锡兰资本主义长治久安，就一定要扩大政权的群众基础，需要赢得至少一部分农民、工人的拥护，还特别要拉拢中小生意。暗地里，班达准备另起炉灶。1951年6月，班达退出统一国民党，创建自由党。他大声疾呼抨击时弊，指出锡兰人民“除了一个形式民主，什么都没得到”， 班达力主让教师、医生、农民、工人也来参加政治生活，与上层精英拧成一股绳，改善社会-经济状况；他还特别强调，要重视佛教僧侣对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持。英帝国主义千呼万唤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从此在锡兰生根发芽，祸国殃民起来。
统一国民党的治国之道很简单：有钱花就醉生梦死，遇上棘手的事就把老百姓推在前面“共赴国难”。五十年代的头两年，朝鲜战争的军事订货一度让国民经济有所繁荣，可惜好景不长。1953年，橡胶、椰子、茶叶三大出口产品的价格下跌，当局宣布了经济紧缩计划，削减粮食补贴。繁荣时群众勉强能活，这一紧缩可就缩出人命来了[2]。当年8月全国大暴乱，工人罢工、商贩罢市，农民起义席卷人口最稠密的西部、西南部海滨地区，这是锡兰农民运动第一次达到这样的规模。内阁要员极有眼光地一头钻到驻扎在科伦坡港口的英国军舰上：爱谁谁吧，保命要紧。
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一定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8月事件标志着这种联盟在锡兰已初步形成。尽管工人没能在农民起义的掩护下夺取政权，锡兰资本主义制度仍被深深地震撼了，僧伽罗族农民和泰米尔族种植园工人肩并肩地参加起义的情景，尤其让僧伽罗族为主的资产阶级感到愤怒和恐惧。班达拉奈克拍案而起，为了阻止穷棒子们继续串通一气，他宣布在自由党外围成立爱国运动 —“只有僧伽罗的，才是最好的”。 运动的宗旨是确立僧伽罗族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包括废除现行官方语言僧、泰双语并用的法律。除此之外，班达还许愿解决贫困问题，抑制过度剥削。
1956年国会选举中，“僧伽罗至上”的民族主义煽动加广泛社会改良就成了班达的主要纲领，他在集会上赌咒发誓“给我二十四小时，我让祖国变个样”，现场万众欢腾。班达在选举中取得了国会多数，就职总理后，他于7月25日操纵国会通过“国家语言一元化法”，废除泰米尔语的官方地位。在自由党挑唆下，随即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屠杀泰米尔人的“驱逐行动”。 在经济—社会领域，班达政府提出：1/把包括首都机场和港口在内的一批经济命脉企业收归国有；2/对大部分进口商品增加或开始征收进口税。在外交领域，班达支持“反帝”和“不结盟”口号，收回了英军在锡兰的海、空基地。一场热火朝天的资本主义改良试验全面铺开。庙小妖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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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令下，反共专家们行动起来了。第一步，是让锡兰“独立”：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民族解放”么，我就让你独！当然不是由着极端分子—比如什么托洛茨基派—的意思去独立，而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英资，以及整个国际资本在锡兰的利益为前提的。二次大战一结束，伦敦代表Soulbury勋爵就来到科伦坡，为“新锡兰”起草一部新宪法。1946年，在英方连踢带踹的督促下，一个代表锡兰地方资产阶级的政党 — 统一国民党不情不愿地诞生了。按照西方导演的思路，这个团体本该为民族独立鼓与呼的；但它直到最后一刻，仍搂着英国的粗腰不放。锡兰资产阶级与英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它压根儿就没打算分家另过。在1948年2月独立日散发的传单中，平等社会党指出，“独立”是个让人恶心的骗局，英资的特权利益丝毫未变，连英军也没走。事实表明， 让“统一国民党” 勉强去扮演印度国大党那样的角色，真是赶鸭子上架力不从心。
民族救星班达拉奈克隆重出场
所罗门·班达拉奈克（以下简称班达），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僧伽罗族基督徒家庭，同其他上流家庭子弟一样，他曾留学英国，回来后做过几年律师，后来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殖民地行政当局的中层官员，仕途还是满顺当的。然而，和当时绝大多数一身买办气的“太子党”不同，班达很早就以锡兰爱国主义闻名。1932年，他成立了“大僧伽罗理事会”，主张弘扬民族文化，关心小人物的疾苦。统一国民党成立后，很器重班达，让他在党内排名第二，还安排他当国会议长。但是，这种现成的荣华富贵并不能安抚班达，他认识到，要让落后的锡兰资本主义长治久安，就一定要扩大政权的群众基础，需要赢得至少一部分农民、工人的拥护，还特别要拉拢中小生意。暗地里，班达准备另起炉灶。1951年6月，班达退出统一国民党，创建自由党。他大声疾呼抨击时弊，指出锡兰人民“除了一个形式民主，什么都没得到”， 班达力主让教师、医生、农民、工人也来参加政治生活，与上层精英拧成一股绳，改善社会-经济状况；他还特别强调，要重视佛教僧侣对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持。英帝国主义千呼万唤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从此在锡兰生根发芽，祸国殃民起来。
统一国民党的治国之道很简单：有钱花就醉生梦死，遇上棘手的事就把老百姓推在前面“共赴国难”。五十年代的头两年，朝鲜战争的军事订货一度让国民经济有所繁荣，可惜好景不长。1953年，橡胶、椰子、茶叶三大出口产品的价格下跌，当局宣布了经济紧缩计划，削减粮食补贴。繁荣时群众勉强能活，这一紧缩可就缩出人命来了[2]。当年8月全国大暴乱，工人罢工、商贩罢市，农民起义席卷人口最稠密的西部、西南部海滨地区，这是锡兰农民运动第一次达到这样的规模。内阁要员极有眼光地一头钻到驻扎在科伦坡港口的英国军舰上：爱谁谁吧，保命要紧。
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一定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8月事件标志着这种联盟在锡兰已初步形成。尽管工人没能在农民起义的掩护下夺取政权，锡兰资本主义制度仍被深深地震撼了，僧伽罗族农民和泰米尔族种植园工人肩并肩地参加起义的情景，尤其让僧伽罗族为主的资产阶级感到愤怒和恐惧。班达拉奈克拍案而起，为了阻止穷棒子们继续串通一气，他宣布在自由党外围成立爱国运动 —“只有僧伽罗的，才是最好的”。 运动的宗旨是确立僧伽罗族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包括废除现行官方语言僧、泰双语并用的法律。除此之外，班达还许愿解决贫困问题，抑制过度剥削。
1956年国会选举中，“僧伽罗至上”的民族主义煽动加广泛社会改良就成了班达的主要纲领，他在集会上赌咒发誓“给我二十四小时，我让祖国变个样”，现场万众欢腾。班达在选举中取得了国会多数，就职总理后，他于7月25日操纵国会通过“国家语言一元化法”，废除泰米尔语的官方地位。在自由党挑唆下，随即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屠杀泰米尔人的“驱逐行动”。 在经济—社会领域，班达政府提出：1/把包括首都机场和港口在内的一批经济命脉企业收归国有；2/对大部分进口商品增加或开始征收进口税。在外交领域，班达支持“反帝”和“不结盟”口号，收回了英军在锡兰的海、空基地。一场热火朝天的资本主义改良试验全面铺开。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人口 1860万，佛教影响很大。这个岛国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1935年12月18日，出现了斯里兰卡（当时叫锡兰）第一个有影响的左派组织 — 平等社会党（LSSP）。它的第一批成员（二十人）的多数在英国留学时，通过托洛茨基派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观点。建党时，有的党员比如卡尔文·德·西利瓦，已是活跃的工运分子，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1936-1937年间，锡兰罢工运动进入高潮，平等社会党以它在阶级立场上的彻底性和党员干部对运动的献身精神，一举奠定斯国左翼工运旗手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党内的亲苏派主张由于苏联与英美结盟，LSSP应暂停对英帝国主义的反殖民斗争。党内因此发生了分裂，亲苏派后来成立了锡兰共产党[1]。 平等社会党完全被托洛茨基派掌握后，针对资产阶级的“反法西斯”宣传，提出“最好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建立工人政权”。针对英国政府在战争中企图利用殖民地人力资源的政策，党提出“不让任何一个锡兰人做英帝炮灰”的口号，部分党的领导人因此被捕，LSSP的威望则又升高了几个台阶。这个地处一隅的落后岛国如此难缠，自然让英国资本又困惑又恼火。1942年，印度群众运动空前高涨，几成起义，关键时刻幸好有国民大会党这个基础广泛的改良主义组织在场，才没出大乱子。即便如此，伦敦还是出了一身冷汗：这要是一把没拉住，岂不后院失火？瞅瞅旁边的锡兰，连个象国大党那样的帮手都没有，怎么能不让亿万富翁们焦心呢。
一声令下，反共专家们行动起来了。第一步，是让锡兰“独立”：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民族解放”么，我就让你独！当然不是由着极端分子—比如什么托洛茨基派—的意思去独立，而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英资，以及整个国际资本在锡兰的利益为前提的。二次大战一结束，伦敦代表Soulbury勋爵就来到科伦坡，为“新锡兰”起草一部新宪法。1946年，在英方连踢带踹的督促下，一个代表锡兰地方资产阶级的政党 — 统一国民党不情不愿地诞生了。按照西方导演的思路，这个团体本该为民族独立鼓与呼的；但它直到最后一刻，仍搂着英国的粗腰不放。锡兰资产阶级与英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它压根儿就没打算分家另过。在1948年2月独立日散发的传单中，平等社会党指出，“独立”是个让人恶心的骗局，英资的特权利益丝毫未变，连英军也没走。事实表明， 让“统一国民党” 勉强去扮演印度国大党那样的角色，真是赶鸭子上架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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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班达拉奈克（以下简称班达），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僧伽罗族基督徒家庭，同其他上流家庭子弟一样，他曾留学英国，回来后做过几年律师，后来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殖民地行政当局的中层官员，仕途还是满顺当的。然而，和当时绝大多数一身买办气的“太子党”不同，班达很早就以锡兰爱国主义闻名。1932年，他成立了“大僧伽罗理事会”，主张弘扬民族文化，关心小人物的疾苦。统一国民党成立后，很器重班达，让他在党内排名第二，还安排他当国会议长。但是，这种现成的荣华富贵并不能安抚班达，他认识到，要让落后的锡兰资本主义长治久安，就一定要扩大政权的群众基础，需要赢得至少一部分农民、工人的拥护，还特别要拉拢中小生意。暗地里，班达准备另起炉灶。1951年6月，班达退出统一国民党，创建自由党。他大声疾呼抨击时弊，指出锡兰人民“除了一个形式民主，什么都没得到”， 班达力主让教师、医生、农民、工人也来参加政治生活，与上层精英拧成一股绳，改善社会-经济状况；他还特别强调，要重视佛教僧侣对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持。英帝国主义千呼万唤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从此在锡兰生根发芽，祸国殃民起来。
统一国民党的治国之道很简单：有钱花就醉生梦死，遇上棘手的事就把老百姓推在前面“共赴国难”。五十年代的头两年，朝鲜战争的军事订货一度让国民经济有所繁荣，可惜好景不长。1953年，橡胶、椰子、茶叶三大出口产品的价格下跌，当局宣布了经济紧缩计划，削减粮食补贴。繁荣时群众勉强能活，这一紧缩可就缩出人命来了[2]。当年8月全国大暴乱，工人罢工、商贩罢市，农民起义席卷人口最稠密的西部、西南部海滨地区，这是锡兰农民运动第一次达到这样的规模。内阁要员极有眼光地一头钻到驻扎在科伦坡港口的英国军舰上：爱谁谁吧，保命要紧。
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一定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8月事件标志着这种联盟在锡兰已初步形成。尽管工人没能在农民起义的掩护下夺取政权，锡兰资本主义制度仍被深深地震撼了，僧伽罗族农民和泰米尔族种植园工人肩并肩地参加起义的情景，尤其让僧伽罗族为主的资产阶级感到愤怒和恐惧。班达拉奈克拍案而起，为了阻止穷棒子们继续串通一气，他宣布在自由党外围成立爱国运动 —“只有僧伽罗的，才是最好的”。 运动的宗旨是确立僧伽罗族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包括废除现行官方语言僧、泰双语并用的法律。除此之外，班达还许愿解决贫困问题，抑制过度剥削。
1956年国会选举中，“僧伽罗至上”的民族主义煽动加广泛社会改良就成了班达的主要纲领，他在集会上赌咒发誓“给我二十四小时，我让祖国变个样”，现场万众欢腾。班达在选举中取得了国会多数，就职总理后，他于7月25日操纵国会通过“国家语言一元化法”，废除泰米尔语的官方地位。在自由党挑唆下，随即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屠杀泰米尔人的“驱逐行动”。 在经济—社会领域，班达政府提出：1/把包括首都机场和港口在内的一批经济命脉企业收归国有；2/对大部分进口商品增加或开始征收进口税。在外交领域，班达支持“反帝”和“不结盟”口号，收回了英军在锡兰的海、空基地。一场热火朝天的资本主义改良试验全面铺开。庙小妖风大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人口 1860万，佛教影响很大。这个岛国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1935年12月18日，出现了斯里兰卡（当时叫锡兰）第一个有影响的左派组织 — 平等社会党（LSSP）。它的第一批成员（二十人）的多数在英国留学时，通过托洛茨基派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观点。建党时，有的党员比如卡尔文·德·西利瓦，已是活跃的工运分子，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1936-1937年间，锡兰罢工运动进入高潮，平等社会党以它在阶级立场上的彻底性和党员干部对运动的献身精神，一举奠定斯国左翼工运旗手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党内的亲苏派主张由于苏联与英美结盟，LSSP应暂停对英帝国主义的反殖民斗争。党内因此发生了分裂，亲苏派后来成立了锡兰共产党[1]。 平等社会党完全被托洛茨基派掌握后，针对资产阶级的“反法西斯”宣传，提出“最好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建立工人政权”。针对英国政府在战争中企图利用殖民地人力资源的政策，党提出“不让任何一个锡兰人做英帝炮灰”的口号，部分党的领导人因此被捕，LSSP的威望则又升高了几个台阶。这个地处一隅的落后岛国如此难缠，自然让英国资本又困惑又恼火。1942年，印度群众运动空前高涨，几成起义，关键时刻幸好有国民大会党这个基础广泛的改良主义组织在场，才没出大乱子。即便如此，伦敦还是出了一身冷汗：这要是一把没拉住，岂不后院失火？瞅瞅旁边的锡兰，连个象国大党那样的帮手都没有，怎么能不让亿万富翁们焦心呢。
一声令下，反共专家们行动起来了。第一步，是让锡兰“独立”：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民族解放”么，我就让你独！当然不是由着极端分子—比如什么托洛茨基派—的意思去独立，而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英资，以及整个国际资本在锡兰的利益为前提的。二次大战一结束，伦敦代表Soulbury勋爵就来到科伦坡，为“新锡兰”起草一部新宪法。1946年，在英方连踢带踹的督促下，一个代表锡兰地方资产阶级的政党 — 统一国民党不情不愿地诞生了。按照西方导演的思路，这个团体本该为民族独立鼓与呼的；但它直到最后一刻，仍搂着英国的粗腰不放。锡兰资产阶级与英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它压根儿就没打算分家另过。在1948年2月独立日散发的传单中，平等社会党指出，“独立”是个让人恶心的骗局，英资的特权利益丝毫未变，连英军也没走。事实表明， 让“统一国民党” 勉强去扮演印度国大党那样的角色，真是赶鸭子上架力不从心。
民族救星班达拉奈克隆重出场
所罗门·班达拉奈克（以下简称班达），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僧伽罗族基督徒家庭，同其他上流家庭子弟一样，他曾留学英国，回来后做过几年律师，后来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殖民地行政当局的中层官员，仕途还是满顺当的。然而，和当时绝大多数一身买办气的“太子党”不同，班达很早就以锡兰爱国主义闻名。1932年，他成立了“大僧伽罗理事会”，主张弘扬民族文化，关心小人物的疾苦。统一国民党成立后，很器重班达，让他在党内排名第二，还安排他当国会议长。但是，这种现成的荣华富贵并不能安抚班达，他认识到，要让落后的锡兰资本主义长治久安，就一定要扩大政权的群众基础，需要赢得至少一部分农民、工人的拥护，还特别要拉拢中小生意。暗地里，班达准备另起炉灶。1951年6月，班达退出统一国民党，创建自由党。他大声疾呼抨击时弊，指出锡兰人民“除了一个形式民主，什么都没得到”， 班达力主让教师、医生、农民、工人也来参加政治生活，与上层精英拧成一股绳，改善社会-经济状况；他还特别强调，要重视佛教僧侣对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持。英帝国主义千呼万唤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从此在锡兰生根发芽，祸国殃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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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一定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8月事件标志着这种联盟在锡兰已初步形成。尽管工人没能在农民起义的掩护下夺取政权，锡兰资本主义制度仍被深深地震撼了，僧伽罗族农民和泰米尔族种植园工人肩并肩地参加起义的情景，尤其让僧伽罗族为主的资产阶级感到愤怒和恐惧。班达拉奈克拍案而起，为了阻止穷棒子们继续串通一气，他宣布在自由党外围成立爱国运动 —“只有僧伽罗的，才是最好的”。 运动的宗旨是确立僧伽罗族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包括废除现行官方语言僧、泰双语并用的法律。除此之外，班达还许愿解决贫困问题，抑制过度剥削。
1956年国会选举中，“僧伽罗至上”的民族主义煽动加广泛社会改良就成了班达的主要纲领，他在集会上赌咒发誓“给我二十四小时，我让祖国变个样”，现场万众欢腾。班达在选举中取得了国会多数，就职总理后，他于7月25日操纵国会通过“国家语言一元化法”，废除泰米尔语的官方地位。在自由党挑唆下，随即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屠杀泰米尔人的“驱逐行动”。 在经济—社会领域，班达政府提出：1/把包括首都机场和港口在内的一批经济命脉企业收归国有；2/对大部分进口商品增加或开始征收进口税。在外交领域，班达支持“反帝”和“不结盟”口号，收回了英军在锡兰的海、空基地。一场热火朝天的资本主义改良试验全面铺开。
托洛茨基派对改良主义当局的态度：从对抗到合流
在民族问题上，平等社会党曾长期坚持“工农是一伙，老板是一伙”的阶级立场，反对英帝按宗教、民族标准肢解南亚次大陆。1935年创办的党机关报同时以僧、泰、英三种语言出版；拥有八万泰米尔族会员的“茶园工人工会”受平等社会党领导；到20世纪50年代末，LSSP骨干党员达到三、四千人。针对大僧伽罗民族主义的抬头，1955年10月，LSSP议会党团警告说：“鼓吹废除泰米尔语的官方地位……必然会在东部、北部的几省挑起自相残杀的内战”。几年后班达总理操纵国会多数通过《国家安全法》，剥夺了工农群众的某些自由民主权利，LSSP发动了24小时抗议性总罢工[3]。
但是，平等社会党的一些弱点，也越来越严重地暴露出来。它的领导层和基层在政治修养上，有很大差别。尽管多数党员是由非常富有战斗性的产业工人组成，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懂英语，而党领导又长期没有系统地编写僧语或泰语的政治教育材料，所以，普通党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只有口号式地、肤浅地了解，党的整体素质也因此被局限在一个很低的档次上。这种对普通党员政治修养的轻视态度，也反映了LSSP正在从革命工人组织，向资产阶级改良工人政党一点一点地和平演变。资产阶级改良工人政党在组织上的一大特色，就是“层次分明”：有一批笔杆子搞宣传，有一个封闭的官僚核心，控制着党机关，有一批拿薪金的职业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的前途是慢慢升到那个“核心”里去，有一批基本群众跟着党机关走，他们的从属关系是由某些具体的利益组合作中介而形成的，比如工会或者合作社。革命工人组织是一个比它广大得多的群众运动中，较稳定和较自觉的部分。它也有领袖、骨干和普通成员，但它是开放而充满动力的，领导层的威信、它对普通成员的影响，是通过说理和对运动的共同参与中形成的，当然，它也在多年实践中，提炼出一批组织原则，以防止党的变质，比如党内派别制度（参看刘宇凡《关于列宁先锋党的神话》，1997年2月《先驱》杂志）。
尽管建党20几年，LSSP没有一个列宁派的组织传统，同那些亲苏或亲北京的共产党一样，党代会是一种摆设。在党代会上，听到的往往只是对资本家、种植园主的控诉，和与剥削者血战到底的决心；对国内（更甭提国际了）重大政治问题公开、严肃地深入讨论，反而极是罕见。党的大政方针，往往是几个“敬爱的XX同志”在小房间里鼓捣出来的。党内走议会道路的倾向在“与时俱进”，西利瓦等核心领袖却暧昧地没有及时起来斗争。事实上，党已经分化成三部分：工会领导人佩雷拉为首的右派；处于少数地位的左派；随着时间的逝去，建党元老们大都右倾，但不公开袒护佩雷拉，制造着“主流还是好的，大多数同志还是革命的”这样一种假象[4]。
此外，平等社会党没有及时为农民制定一个纲领，也使它在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斗争中，先失一着。
1959年9月，由于改良措施触痛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所罗门·班达拉奈克被暗杀。他一生奋斗，希望看到繁荣、稳定的资本主义锡兰，最后却被本阶级置于死地。自由党决定由班达夫人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以下简称班达夫人）继任党魁。班达夫人的改良构想比她的亡夫还要激进，1960年自由党在新的大选中再次获胜，囊括三分之二的议席，出任总理的班达夫人在短时间内，实现了：1/限制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2/对保险业、进口贸易以及石油产品的市场行销实行国有化；3/继承“反帝”和“不结盟”的外交路线。
一开始，平等社会党没有认真对待自由党的威胁。遵循过去的老经验，LSSP以为阶级斗争嘛，就是打赤脚的工农群众和坐洋车的大老爷互相较劲。一身臭汗奔走于基层，为穷苦人办好事的，一准儿是自家人，哪能是阶级敌人呢？在LSSP看来，自由党不是一个需要揭露的资产阶级对手，而是某种无害的“中间派”。 1960年选举前夕，LSSP、自由党、共产党[4]曾结盟“互不竞争”， LSSP以为这会有助于它争得议会多数，选举结果出来后，平等社会党就傻了。佩雷拉立即向党建议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被当时的中央拒绝了[5]。但LSSP国会党团用投票支持预算的方式，间接表达了对班达夫人的政治支持[6]。
1960年12月，在班达夫人的坚持下，国会通过了新的歧视性法律，禁止在司法机关使用泰米尔语；谋取公职的泰米尔人需要通过专门的语言考试。僧伽罗人向泰米尔人聚居省份的移民运动，也在官方的组织下大大加快了。当时泰米尔资产阶级的头号代言人“泰米尔联邦党”发起不合作运动，抵制中央政权的民族歧视政策。班达夫人搬出“紧急状态法”来对付，泰联党被取缔，党的头脑人物纷纷下狱。
1962年，爆发了举国震惊的交通工人大罢工，反帝爱国政府派军队血腥镇压了罢工。班达夫人在关于此事的“平暴讲话”里，把“给脸不要脸”的工人骂得狗血喷头，并同时呼吁用立法的方式，把使用军队解决劳资冲突固定下来。国会迅速满足了她的要求。
在1962—1963年群众运动高涨的推动下，平等社会党有所左倾。它和锡兰共产党、MEP（一个激进爱国改良组织）组成了左派统一战线，在群众中反响很大。但是，LSSP与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路线，还是越来越远了。它对盟友的机会主义不作任何公开批评，此外，左派统一战线本来应该是一个群众性的基层组织，但三党头头竭力把它局限于国会党团的结盟。更令人警惕的是，泰米尔族种植园工会未被邀请参加左派统一战线。在1963年的五一集会上，泰米尔族工会不但没得到发言权，MEP的代表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泰独势力妄想分裂神圣的祖国，我们僧伽罗无产阶级绝不答应！”。 同时站在讲台上的LSSP代表不红不白的听着，毫无反驳的意思。一切迹象表明，LSSP的彻底蜕化，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民族问题上，平等社会党曾长期坚持“工农是一伙，老板是一伙”的阶级立场，反对英帝按宗教、民族标准肢解南亚次大陆。1935年创办的党机关报同时以僧、泰、英三种语言出版；拥有八万泰米尔族会员的“茶园工人工会”受平等社会党领导；到20世纪50年代末，LSSP骨干党员达到三、四千人。针对大僧伽罗民族主义的抬头，1955年10月，LSSP议会党团警告说：“鼓吹废除泰米尔语的官方地位……必然会在东部、北部的几省挑起自相残杀的内战”。几年后班达总理操纵国会多数通过《国家安全法》，剥夺了工农群众的某些自由民主权利，LSSP发动了24小时抗议性总罢工[3]。
但是，平等社会党的一些弱点，也越来越严重地暴露出来。它的领导层和基层在政治修养上，有很大差别。尽管多数党员是由非常富有战斗性的产业工人组成，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懂英语，而党领导又长期没有系统地编写僧语或泰语的政治教育材料，所以，普通党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只有口号式地、肤浅地了解，党的整体素质也因此被局限在一个很低的档次上。这种对普通党员政治修养的轻视态度，也反映了LSSP正在从革命工人组织，向资产阶级改良工人政党一点一点地和平演变。资产阶级改良工人政党在组织上的一大特色，就是“层次分明”：有一批笔杆子搞宣传，有一个封闭的官僚核心，控制着党机关，有一批拿薪金的职业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的前途是慢慢升到那个“核心”里去，有一批基本群众跟着党机关走，他们的从属关系是由某些具体的利益组合作中介而形成的，比如工会或者合作社。革命工人组织是一个比它广大得多的群众运动中，较稳定和较自觉的部分。它也有领袖、骨干和普通成员，但它是开放而充满动力的，领导层的威信、它对普通成员的影响，是通过说理和对运动的共同参与中形成的，当然，它也在多年实践中，提炼出一批组织原则，以防止党的变质，比如党内派别制度（参看刘宇凡《关于列宁先锋党的神话》，1997年2月《先驱》杂志）。
尽管建党20几年，LSSP没有一个列宁派的组织传统，同那些亲苏或亲北京的共产党一样，党代会是一种摆设。在党代会上，听到的往往只是对资本家、种植园主的控诉，和与剥削者血战到底的决心；对国内（更甭提国际了）重大政治问题公开、严肃地深入讨论，反而极是罕见。党的大政方针，往往是几个“敬爱的XX同志”在小房间里鼓捣出来的。党内走议会道路的倾向在“与时俱进”，西利瓦等核心领袖却暧昧地没有及时起来斗争。事实上，党已经分化成三部分：工会领导人佩雷拉为首的右派；处于少数地位的左派；随着时间的逝去，建党元老们大都右倾，但不公开袒护佩雷拉，制造着“主流还是好的，大多数同志还是革命的”这样一种假象[4]。
此外，平等社会党没有及时为农民制定一个纲领，也使它在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斗争中，先失一着。
1959年9月，由于改良措施触痛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所罗门·班达拉奈克被暗杀。他一生奋斗，希望看到繁荣、稳定的资本主义锡兰，最后却被本阶级置于死地。自由党决定由班达夫人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以下简称班达夫人）继任党魁。班达夫人的改良构想比她的亡夫还要激进，1960年自由党在新的大选中再次获胜，囊括三分之二的议席，出任总理的班达夫人在短时间内，实现了：1/限制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2/对保险业、进口贸易以及石油产品的市场行销实行国有化；3/继承“反帝”和“不结盟”的外交路线。
一开始，平等社会党没有认真对待自由党的威胁。遵循过去的老经验，LSSP以为阶级斗争嘛，就是打赤脚的工农群众和坐洋车的大老爷互相较劲。一身臭汗奔走于基层，为穷苦人办好事的，一准儿是自家人，哪能是阶级敌人呢？在LSSP看来，自由党不是一个需要揭露的资产阶级对手，而是某种无害的“中间派”。 1960年选举前夕，LSSP、自由党、共产党[4]曾结盟“互不竞争”， LSSP以为这会有助于它争得议会多数，选举结果出来后，平等社会党就傻了。佩雷拉立即向党建议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被当时的中央拒绝了[5]。但LSSP国会党团用投票支持预算的方式，间接表达了对班达夫人的政治支持[6]。
1960年12月，在班达夫人的坚持下，国会通过了新的歧视性法律，禁止在司法机关使用泰米尔语；谋取公职的泰米尔人需要通过专门的语言考试。僧伽罗人向泰米尔人聚居省份的移民运动，也在官方的组织下大大加快了。当时泰米尔资产阶级的头号代言人“泰米尔联邦党”发起不合作运动，抵制中央政权的民族歧视政策。班达夫人搬出“紧急状态法”来对付，泰联党被取缔，党的头脑人物纷纷下狱。
1962年，爆发了举国震惊的交通工人大罢工，反帝爱国政府派军队血腥镇压了罢工。班达夫人在关于此事的“平暴讲话”里，把“给脸不要脸”的工人骂得狗血喷头，并同时呼吁用立法的方式，把使用军队解决劳资冲突固定下来。国会迅速满足了她的要求。
在1962—1963年群众运动高涨的推动下，平等社会党有所左倾。它和锡兰共产党、MEP（一个激进爱国改良组织）组成了左派统一战线，在群众中反响很大。但是，LSSP与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路线，还是越来越远了。它对盟友的机会主义不作任何公开批评，此外，左派统一战线本来应该是一个群众性的基层组织，但三党头头竭力把它局限于国会党团的结盟。更令人警惕的是，泰米尔族种植园工会未被邀请参加左派统一战线。在1963年的五一集会上，泰米尔族工会不但没得到发言权，MEP的代表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泰独势力妄想分裂神圣的祖国，我们僧伽罗无产阶级绝不答应！”。 同时站在讲台上的LSSP代表不红不白的听着，毫无反驳的意思。一切迹象表明，LSSP的彻底蜕化，只是个时间问题。
平等社会党分裂为“务实派”与“教条派”
1964年5月12日班达夫人在自由党负责干部碰头会上提出“以左制民”的应对方针。她说：“左派在闹罢工，这是因为左派领袖至今没能分享中央政府里的席位，北部民族矛盾激化了……我们（自由党）有些人主张用武力平息工潮，另有些人要求（同左派）成立人民政府，权衡利弊，我决定和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谈判，以寻求和解方案”。
同年的国会大选中，平等社会党、自由党、统一国民党的席位几乎对等。就联合组阁问题，佩雷拉背着党同班达夫人谈判，然后向党公开这个既成事实，并要求招开特别党代会，以答复自由党。为此招开的非常代表大会上，507名代表赞成与资产阶级组织联合政府，159人反对。西利瓦和古纳瓦尔代内等老字辈当家人的右倾程度，已不能让党内的右派满意，他们推选佩雷拉做新领袖。一个革命的工人组织，就此完成了它的死亡过程。佩雷拉、古纳瓦尔代内等人当上了联合政府的部长，从此，他们与资产阶级风雨同舟了。
把改良进行到底！
1964年的改良政府进一步推广免费医疗，教育，对银行进行了国有化。资产阶级看到无利可图，纷纷卷资外逃，他们可不理会班达夫人巩固资本主义的一片苦心。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改良的天然局限性，在于它必须同时消除或缓解三大矛盾，作为发展的前提：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国际资本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的矛盾。缓解的办法，也就是那几板斧：高压政策，逼富人分点钱出来，逼穷人多干活，少说话；找门路向大国借贷求援；吹爱国风。三招里有一招干砸了，就全盘输掉。但是，三招之间也是有矛盾的，逼富人逼得过火，容易让工农闹误会，自发地拿有钱人开刀，局面就会失控；逼穷人多干活，少说话，政府的社会基础就会缩小，老板有可能趁虚而入，把改良派一脚蹬了（改个屁呀，维持现状不挺好的吗）；向大国求援，也许是引狼入室；打统独牌“激发民气”，也许弄假成真干起来了，拦都拦不住。难哪！所以说，地球上很多改良主义政治赌徒，总想找出三板斧之间的“黄金分割”，乐此不疲。
即便万事如意，民族复兴到顶点，也无非是挤进大国俱乐部，当一只后进的帝国主义豺狼而已。绝大多数情况下，改良主义都会诱发一连串的政—经危机和社会风潮，垮台了事。
回到七十年代的锡兰。经济上受挫，改良派更急切地紧抓爱国主义教育：“两手都要硬”嘛。1964年10月班达夫人与印度达成协议，九十七万五千名泰米尔族茶园工人中的五十二万五千人被遣返回印度。1948年，当平等社会党还是一个马列主义组织的时侯，它曾掀起抗议风潮，反对歧视泰米尔工人的《公民法》；18年后，它亲身参与了对泰米尔工人的迫害。
1964年的联合政府不到半年，就在内外交困中下台了。下台后的三党联盟继续在“救国救民”的事业中亲密合作。1966年，由于统一国民党和泰米尔联邦党达成了某种妥协，三党联盟还发起罢工，以示捍卫大僧伽罗民族主义“一百年不动摇”。在这场可耻的罢工里，平等社会党的叛徒们鞍前马后，着实出力不小。
统一国民党一边倒的亲西方路线，很快让群众回过味来：这不是英国人养的那帮黄鼠狼嘛，怎么把他们请回来了！1970年国会大选，三党联盟以压倒性多数再次上台。左派爱国政府的三板斧(国家干涉经济、大僧伽罗民族主义、对外亲华亲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7]，却由于资产阶级的怠工，导致失业现象愈演愈烈。1971年8月，农民在毛泽东派游击运动“人民解放阵线” （JVP）的领导下奋起抗暴[8]。政府军极端残酷地镇压了这场起义。起义期间，当时的中国政府对班达夫人鼎力支持。
阶级矛盾尖锐，就更得多喂老百姓几口“民族魂”什么的。1972年，卡尔文·德·西利瓦（就是那个三十年代从英国回来要搞工人革命的西利瓦！）主持制定的资产阶级宪法宣布佛教为国教。宪法还废除了1965年统一国民党和泰米尔联邦党的妥协内容，完全禁止在司法单位使用泰米尔语。泰米尔人的子女上学也受到名额限制。又一个南非出现了。泰米尔联邦党第一次公开号召“彻底独立”，并为此与其他泰米尔政治团体组建“泰米尔联合解放阵线”。内战一触即发。左派爱国政府临危不惧，决定“要玩儿咱就赌把大的”，1972年锡兰政府断绝与英国长达150年的宪政关系，宣布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并更名为斯里兰卡。可是，爱国宣传的麻醉剂不能永远取代社会—经济现实。1973年世界经济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石油危机，对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体系外围的斯里兰卡来说，这不亚于一颗小行星撞到了科伦坡。政府厉行节约，狠勒老百姓的裤腰带[9]，自然于事无补。工业瘫痪，失业、日用品短缺的现象如星火燎原，斯里兰卡的改良道路快走到头了。
班达夫人撸起袖子死战不退，一切工农反抗都被镇压，这个资产阶级爱国政治家决心“把改良进行到底”。联合政府内矛盾激化，LSSP决定不陪着自由党殉葬。1975年8月12日，当时任财政部长的佩雷拉在讲话中抨击现行政策，被赶出内阁，其他平等社会党的部长跟着辞职。1976年12月爆发了震动全国的铁路工人总罢工，政府用刺刀回答了工人的要求。1977年2月，共产党阁员也最终离开了政府，以在大选之年多少挽回一点形象[10]。
大选中自由党惨败，在国会157个席位中，它的席位从1970年的90席骤降到8席。班达夫人走了，留下的是个烂摊子：120万人失业；一半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精心培育出来的民族冲突。作为背景，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三件大事：资本主义世界战后繁荣的终结；战后几十年里，第三世界自主发展的终结；新自由主义来了。在斯里兰卡，它意味着统一国民党的长期执政
1964年5月12日班达夫人在自由党负责干部碰头会上提出“以左制民”的应对方针。她说：“左派在闹罢工，这是因为左派领袖至今没能分享中央政府里的席位，北部民族矛盾激化了……我们（自由党）有些人主张用武力平息工潮，另有些人要求（同左派）成立人民政府，权衡利弊，我决定和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谈判，以寻求和解方案”。
同年的国会大选中，平等社会党、自由党、统一国民党的席位几乎对等。就联合组阁问题，佩雷拉背着党同班达夫人谈判，然后向党公开这个既成事实，并要求招开特别党代会，以答复自由党。为此招开的非常代表大会上，507名代表赞成与资产阶级组织联合政府，159人反对。西利瓦和古纳瓦尔代内等老字辈当家人的右倾程度，已不能让党内的右派满意，他们推选佩雷拉做新领袖。一个革命的工人组织，就此完成了它的死亡过程。佩雷拉、古纳瓦尔代内等人当上了联合政府的部长，从此，他们与资产阶级风雨同舟了。
把改良进行到底！
1964年的改良政府进一步推广免费医疗，教育，对银行进行了国有化。资产阶级看到无利可图，纷纷卷资外逃，他们可不理会班达夫人巩固资本主义的一片苦心。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改良的天然局限性，在于它必须同时消除或缓解三大矛盾，作为发展的前提：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国际资本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的矛盾。缓解的办法，也就是那几板斧：高压政策，逼富人分点钱出来，逼穷人多干活，少说话；找门路向大国借贷求援；吹爱国风。三招里有一招干砸了，就全盘输掉。但是，三招之间也是有矛盾的，逼富人逼得过火，容易让工农闹误会，自发地拿有钱人开刀，局面就会失控；逼穷人多干活，少说话，政府的社会基础就会缩小，老板有可能趁虚而入，把改良派一脚蹬了（改个屁呀，维持现状不挺好的吗）；向大国求援，也许是引狼入室；打统独牌“激发民气”，也许弄假成真干起来了，拦都拦不住。难哪！所以说，地球上很多改良主义政治赌徒，总想找出三板斧之间的“黄金分割”，乐此不疲。
即便万事如意，民族复兴到顶点，也无非是挤进大国俱乐部，当一只后进的帝国主义豺狼而已。绝大多数情况下，改良主义都会诱发一连串的政—经危机和社会风潮，垮台了事。
回到七十年代的锡兰。经济上受挫，改良派更急切地紧抓爱国主义教育：“两手都要硬”嘛。1964年10月班达夫人与印度达成协议，九十七万五千名泰米尔族茶园工人中的五十二万五千人被遣返回印度。1948年，当平等社会党还是一个马列主义组织的时侯，它曾掀起抗议风潮，反对歧视泰米尔工人的《公民法》；18年后，它亲身参与了对泰米尔工人的迫害。
1964年的联合政府不到半年，就在内外交困中下台了。下台后的三党联盟继续在“救国救民”的事业中亲密合作。1966年，由于统一国民党和泰米尔联邦党达成了某种妥协，三党联盟还发起罢工，以示捍卫大僧伽罗民族主义“一百年不动摇”。在这场可耻的罢工里，平等社会党的叛徒们鞍前马后，着实出力不小。
统一国民党一边倒的亲西方路线，很快让群众回过味来：这不是英国人养的那帮黄鼠狼嘛，怎么把他们请回来了！1970年国会大选，三党联盟以压倒性多数再次上台。左派爱国政府的三板斧(国家干涉经济、大僧伽罗民族主义、对外亲华亲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7]，却由于资产阶级的怠工，导致失业现象愈演愈烈。1971年8月，农民在毛泽东派游击运动“人民解放阵线” （JVP）的领导下奋起抗暴[8]。政府军极端残酷地镇压了这场起义。起义期间，当时的中国政府对班达夫人鼎力支持。
阶级矛盾尖锐，就更得多喂老百姓几口“民族魂”什么的。1972年，卡尔文·德·西利瓦（就是那个三十年代从英国回来要搞工人革命的西利瓦！）主持制定的资产阶级宪法宣布佛教为国教。宪法还废除了1965年统一国民党和泰米尔联邦党的妥协内容，完全禁止在司法单位使用泰米尔语。泰米尔人的子女上学也受到名额限制。又一个南非出现了。泰米尔联邦党第一次公开号召“彻底独立”，并为此与其他泰米尔政治团体组建“泰米尔联合解放阵线”。内战一触即发。左派爱国政府临危不惧，决定“要玩儿咱就赌把大的”，1972年锡兰政府断绝与英国长达150年的宪政关系，宣布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并更名为斯里兰卡。可是，爱国宣传的麻醉剂不能永远取代社会—经济现实。1973年世界经济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石油危机，对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体系外围的斯里兰卡来说，这不亚于一颗小行星撞到了科伦坡。政府厉行节约，狠勒老百姓的裤腰带[9]，自然于事无补。工业瘫痪，失业、日用品短缺的现象如星火燎原，斯里兰卡的改良道路快走到头了。
班达夫人撸起袖子死战不退，一切工农反抗都被镇压，这个资产阶级爱国政治家决心“把改良进行到底”。联合政府内矛盾激化，LSSP决定不陪着自由党殉葬。1975年8月12日，当时任财政部长的佩雷拉在讲话中抨击现行政策，被赶出内阁，其他平等社会党的部长跟着辞职。1976年12月爆发了震动全国的铁路工人总罢工，政府用刺刀回答了工人的要求。1977年2月，共产党阁员也最终离开了政府，以在大选之年多少挽回一点形象[10]。
大选中自由党惨败，在国会157个席位中，它的席位从1970年的90席骤降到8席。班达夫人走了，留下的是个烂摊子：120万人失业；一半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精心培育出来的民族冲突。作为背景，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三件大事：资本主义世界战后繁荣的终结；战后几十年里，第三世界自主发展的终结；新自由主义来了。在斯里兰卡，它意味着统一国民党的长期执政
新自由主义在斯里兰卡
上台伊始，亲西方派立即着手实行经济及贸易自由化政策，吸引外资[11]；对庞大的国营经济推行私有化，美国资本以及跨国公司的的影响飞速增长。1979年9月，维持了30多年的全民粮食补贴被取消，代之以“定向救济”[12]。贫富悬殊的距离再次拉大，那一年，最穷的十分之一人口仅拥有3，8%的国民收入，比1953年还低！人民默默忍受了这一切。对他们来说，20多年的民族复兴和反帝斗争，好似一场大梦，开头令人振奋，后来却是不堪回首……
让班达夫人欣慰的是，泊来的自由化和跨国公司同样离不开大僧伽罗民族主义：在统一国民党的治下，反泰米尔法令得到了加强。1983年自由党豢养的反泰米尔战斗队在全国大开杀戒，造成十万人无家可归，千呼万唤的内战终于来了。死亡。难民。天文数字的军费和经济损失。
进入八十年代后，自由党改弦更张，搞新自由主义比谁都来劲儿。1994年班达家族终于重返权力中心，班达夫人的女儿钱·库马拉通加成为总统。2001年10月，库马拉通加连选连任。跨入21世纪的斯里兰卡，拥有一个充斥贿选和暴力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贫富两极分化这位老友[13]；当然，还有国际货币基金会常伴左右。近年来，改善南亚投资气候引起国际资本的重视，在它的压力下，在国内大资产阶级的要求下，自由党玩了多年的统独斗争被迫退居二线；泰米尔分离运动也乖乖听命“共创和平”，它唯一的要求，是分得一个为全球资本效力的机会。2002年9月，分离运动代表在谈判桌上表白道：“为使斯里兰卡变成南亚的一只经济虎，我们愿献绵薄之力，希望在经济改造的进程中，我们的组织能以平等伙伴的身份参加”。
一日成叛徒，永远难回头
1978年3月，斯里兰卡共产党在十大上，曾有所悔悟，十大决议中指出，“我党没有及时认识到，自由党的领导层在最近20年里，已上升为大资产阶级，甚至垄断资产阶级。他们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丧失了领导进步事业的能力”。 斯共的悔悟持续了五分钟热度，就重拾起“反帝反封建爱国统一战线”的吃饭家伙，坚定地走它的“劳资双赢”老路去了。
毛泽东派游击运动“人民解放阵线”进入90年代后，成了众多左派回头浪子的一员。它放下步枪，打起领带，进入议会。近年来它的主要活动是深揭狠批自由党对泰独势力的让步，替大僧伽罗沙文主义鸣锣开道混饭吃。
那个平等社会党呢？1978年3月，在LSSP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题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斯里兰卡”的政治决议，正式宣布“只要人民有权通过投票来改变政府，我们就不谋求其他（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 1994年平等社会党与自由党组建了“人民联盟”，重掌政权。新政府以内战为借口，全面削减工人的各项社会保障待遇，LSSP赞许有加，它的机关报声称：“没有战时经济，就没有真正的战争……宁失千军，不失寸土”。1996年夏，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夕，一位平等社会党领袖对俄电视记者说：“我们寄希望于俄国共产党在大选中的胜利。……我党的全部经验无数次地证明了，通过选举推行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这时，镜头摇向上空，在他的头顶，悬挂着四张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
李星
02/12/02/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网页1917.com、“世界社会主义网站”、弗兰克《第四国际史》的资料。
附注：
[1] 锡兰共产党认为锡兰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锡兰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新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及其附庸大资产阶级”。 锡兰共后来几度分裂，产生了好几个左翼党派，他们在党纲上与锡兰共如出一辙。都支持班达夫人，争取与自由党组成统一战线，反对统一国民党。
[2] 1953年，锡兰人口中的10%（最富有阶层）占有国民收入的42%，而20%人口（最贫困阶层）仅占有国民收入的5%，总人口的一半仅占有国民收入的17%。
[3] 锡兰共产党本着“团结进步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反帝”的统战立场，对班达内阁的《国家安全法》表示支持，它控制的工会反对LSSP发起的总罢工。
[4] 革命工人组织循序渐进的蜕化，最初往往表现在一些暧昧的小动作上，如果有人出来反对，也可回击说是小题大作。1957年五一节期间，佩雷拉以锡兰工会联合会的名义，向苏中“劳动人民”致贺电，由于未提及刚过去的匈牙利事件，而受到党内一些人批评，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佩雷拉等人定期去佛教庙宇作祷告，培养资产阶级舆论能接受的“公众人物”形象。
[5] 佩雷拉提出的《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决议草案》这样写道：“……这种合作应该是无条件的，并以签署共同纲领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合作从表面上看是阶级合作，其实，它是“打进去”战术的进一步发展，直至取得部分政权。难道这不是教育群众的最佳方法吗？同几十年的宣传相比，我们推行几条进步措施，可以让他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学到更多。这些措施应该吻合我党社会主义纲领的大方向，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推动政府开展社会主义政策”。
[6] 任何革命工人组织，它在资产阶级立法机构中的行为准则之一，就是永远反对资产阶级政府每年一度的预算，因为预算不论怎么编，永远以剥削无产阶级为目的。支持预算，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政治投降。
[7] 1973年斯里兰卡锡兰人口中的10%（最富有阶层）占有国民收入的28%，而20%人口（最贫困阶层）占有国民收入的7，5%，总人口的一半占有国民收入的26%。
[8] 一部分脱离平等社会党的托派也参加了起义，死了些人。他们没有取得领导权，属于普通战士。
[9] 当时甚至颁布过法令，禁止在一天中的某些时辰进食。
[10] 不过，平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议员还是在1977年全部落选。
[11] 斯里兰卡实行广泛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如建立出口加工区，降低或减免关税；取消外汇管制；除茶叶、橡胶、可可及大米的种植和管理外，其他经济部门几乎都允许外资参与。外资公司红利自由汇出，无需纳税，不受外汇管制的限制；公司进口的原材料、设备和出口产品免征关税。斯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投资保护措施，如：防止非公用的国有化和征用，如发生国有化和征用时，国家将迅速给予优惠补偿；资本、利润和业务费用可自由转让过户。斯经济在南亚诸国中开放程度最高，已是WTO的成员。
[12] 新自由主义推行的一种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办法。取得救济的过程充满了对领取者的羞辱，比如一个单身的母亲，可能需要证明她不是暗娼，以便官员们批准她受救济的资格。
[13] 1997年40%的总人口占有15，3%的国民收入，而20%的富裕阶层占有国民收入的49，9%。
上台伊始，亲西方派立即着手实行经济及贸易自由化政策，吸引外资[11]；对庞大的国营经济推行私有化，美国资本以及跨国公司的的影响飞速增长。1979年9月，维持了30多年的全民粮食补贴被取消，代之以“定向救济”[12]。贫富悬殊的距离再次拉大，那一年，最穷的十分之一人口仅拥有3，8%的国民收入，比1953年还低！人民默默忍受了这一切。对他们来说，20多年的民族复兴和反帝斗争，好似一场大梦，开头令人振奋，后来却是不堪回首……
让班达夫人欣慰的是，泊来的自由化和跨国公司同样离不开大僧伽罗民族主义：在统一国民党的治下，反泰米尔法令得到了加强。1983年自由党豢养的反泰米尔战斗队在全国大开杀戒，造成十万人无家可归，千呼万唤的内战终于来了。死亡。难民。天文数字的军费和经济损失。
进入八十年代后，自由党改弦更张，搞新自由主义比谁都来劲儿。1994年班达家族终于重返权力中心，班达夫人的女儿钱·库马拉通加成为总统。2001年10月，库马拉通加连选连任。跨入21世纪的斯里兰卡，拥有一个充斥贿选和暴力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贫富两极分化这位老友[13]；当然，还有国际货币基金会常伴左右。近年来，改善南亚投资气候引起国际资本的重视，在它的压力下，在国内大资产阶级的要求下，自由党玩了多年的统独斗争被迫退居二线；泰米尔分离运动也乖乖听命“共创和平”，它唯一的要求，是分得一个为全球资本效力的机会。2002年9月，分离运动代表在谈判桌上表白道：“为使斯里兰卡变成南亚的一只经济虎，我们愿献绵薄之力，希望在经济改造的进程中，我们的组织能以平等伙伴的身份参加”。
一日成叛徒，永远难回头
1978年3月，斯里兰卡共产党在十大上，曾有所悔悟，十大决议中指出，“我党没有及时认识到，自由党的领导层在最近20年里，已上升为大资产阶级，甚至垄断资产阶级。他们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丧失了领导进步事业的能力”。 斯共的悔悟持续了五分钟热度，就重拾起“反帝反封建爱国统一战线”的吃饭家伙，坚定地走它的“劳资双赢”老路去了。
毛泽东派游击运动“人民解放阵线”进入90年代后，成了众多左派回头浪子的一员。它放下步枪，打起领带，进入议会。近年来它的主要活动是深揭狠批自由党对泰独势力的让步，替大僧伽罗沙文主义鸣锣开道混饭吃。
那个平等社会党呢？1978年3月，在LSSP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题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斯里兰卡”的政治决议，正式宣布“只要人民有权通过投票来改变政府，我们就不谋求其他（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 1994年平等社会党与自由党组建了“人民联盟”，重掌政权。新政府以内战为借口，全面削减工人的各项社会保障待遇，LSSP赞许有加，它的机关报声称：“没有战时经济，就没有真正的战争……宁失千军，不失寸土”。1996年夏，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夕，一位平等社会党领袖对俄电视记者说：“我们寄希望于俄国共产党在大选中的胜利。……我党的全部经验无数次地证明了，通过选举推行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这时，镜头摇向上空，在他的头顶，悬挂着四张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
李星
02/12/02/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网页1917.com、“世界社会主义网站”、弗兰克《第四国际史》的资料。
附注：
[1] 锡兰共产党认为锡兰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锡兰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新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及其附庸大资产阶级”。 锡兰共后来几度分裂，产生了好几个左翼党派，他们在党纲上与锡兰共如出一辙。都支持班达夫人，争取与自由党组成统一战线，反对统一国民党。
[2] 1953年，锡兰人口中的10%（最富有阶层）占有国民收入的42%，而20%人口（最贫困阶层）仅占有国民收入的5%，总人口的一半仅占有国民收入的17%。
[3] 锡兰共产党本着“团结进步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反帝”的统战立场，对班达内阁的《国家安全法》表示支持，它控制的工会反对LSSP发起的总罢工。
[4] 革命工人组织循序渐进的蜕化，最初往往表现在一些暧昧的小动作上，如果有人出来反对，也可回击说是小题大作。1957年五一节期间，佩雷拉以锡兰工会联合会的名义，向苏中“劳动人民”致贺电，由于未提及刚过去的匈牙利事件，而受到党内一些人批评，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佩雷拉等人定期去佛教庙宇作祷告，培养资产阶级舆论能接受的“公众人物”形象。
[5] 佩雷拉提出的《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决议草案》这样写道：“……这种合作应该是无条件的，并以签署共同纲领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合作从表面上看是阶级合作，其实，它是“打进去”战术的进一步发展，直至取得部分政权。难道这不是教育群众的最佳方法吗？同几十年的宣传相比，我们推行几条进步措施，可以让他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学到更多。这些措施应该吻合我党社会主义纲领的大方向，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推动政府开展社会主义政策”。
[6] 任何革命工人组织，它在资产阶级立法机构中的行为准则之一，就是永远反对资产阶级政府每年一度的预算，因为预算不论怎么编，永远以剥削无产阶级为目的。支持预算，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政治投降。
[7] 1973年斯里兰卡锡兰人口中的10%（最富有阶层）占有国民收入的28%，而20%人口（最贫困阶层）占有国民收入的7，5%，总人口的一半占有国民收入的26%。
[8] 一部分脱离平等社会党的托派也参加了起义，死了些人。他们没有取得领导权，属于普通战士。
[9] 当时甚至颁布过法令，禁止在一天中的某些时辰进食。
[10] 不过，平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议员还是在1977年全部落选。
[11] 斯里兰卡实行广泛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如建立出口加工区，降低或减免关税；取消外汇管制；除茶叶、橡胶、可可及大米的种植和管理外，其他经济部门几乎都允许外资参与。外资公司红利自由汇出，无需纳税，不受外汇管制的限制；公司进口的原材料、设备和出口产品免征关税。斯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投资保护措施，如：防止非公用的国有化和征用，如发生国有化和征用时，国家将迅速给予优惠补偿；资本、利润和业务费用可自由转让过户。斯经济在南亚诸国中开放程度最高，已是WTO的成员。
[12] 新自由主义推行的一种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办法。取得救济的过程充满了对领取者的羞辱，比如一个单身的母亲，可能需要证明她不是暗娼，以便官员们批准她受救济的资格。
[13] 1997年40%的总人口占有15，3%的国民收入，而20%的富裕阶层占有国民收入的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