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朱德元帅最后的军礼

<p>尹家民</p><p>　　解放后，中央考虑朱德年岁大了，就尽量减轻他的工作。为此事，毛泽东找朱德谈过多次。对于毛泽东，朱德是深为了解的，从井冈山到中南海，两人几乎一直在一起。他敬佩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才能，也甘愿做个副手，协助统帅打天下，建设新中国。他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安排。1959年，他在第二届全国人代会上当选为人大委员长，直到逝世。</p><p>　　朱德经常住在空气清新的北京郊区玉泉山，对中南海里的事不太留意，特别是会议桌以外的事就更不在意了。尽管他每年要数次下到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但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之甚少。他本人如兰花一般高洁，对别人的事从不拨弄是非。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眼看这世界“一天天乱起来”，他才不合时宜地忍不住唠叨几句：“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啦!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可走了。不行!这个问题要解决，一定要解决!”</p><p>　　1966年春节期间，朱德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达杭州。康克清与他见面后，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就关心地问：“你有什么不好过?”“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不会没有什么吧!”几十年的相处，康克清对朱德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丈夫不舒心的事。她再三询问，朱德还是不说。过了一会儿，朱德的秘书悄悄对康克清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部长等职务。后来康克清问朱德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朱德叹了一口气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了。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得安宁了。”</p><p>　　上海会议的情况康克清并不清楚，但朱德说的这几句话却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朱德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面对这纷乱的世界，他以沉默代替了一切。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沉默无法摆脱明枪暗箭。</p><p>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点起了十年动乱的“文革”之火。在这次会上，林彪作了长篇发言，蛊惑人心地大叫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他在会上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指名批评攻击党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德的名，把朱德不赞同他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p><p>　　同时，康生散布朱德是空头司令，是党外人士等流言蜚语。“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和林彪在军内的亲信，也恶毒地散布“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这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公开攻击朱德。在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的支持和策划下，一个打倒朱德、批斗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开始兴起。其实，朱德对党内所发生的一切是有看法的，他不理解，也说不清。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忧心忡忡地说：“在‘文革’中，我觉得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我怕……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上的乱子。” </p><p>　　于是，没过多久，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五花八门的诬陷之词，飞上了北京大街的墙上，什么“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的帽子都朝朱德扣过来，甚至叫嚣要把朱德“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朱德在玉泉山听到这些消息，连忙赶回中南海的家中。汽车刚开进中南海西门，远远就看见各种纸张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老帅的心一下揪紧了：中南海怎么乱成了这样呢!等车开到家门口，朱德发现不但墙上有大字报，而且连脚下的路上也是大标语。他很奇怪，自己哪来这么多“罪名”，连北京城都快装不下了。于是他凑近去看，看过一篇又一篇，除了一些空洞的叫喊，就是吓人的大帽子，千篇一律就是一句话：“反对毛主席”。这可真是天大的诬蔑：谁人不知当年红军是“朱毛”，朱德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那是共和国一块奠基石，怎么能砸开来，一块涂上红，一块涂上黑呢?那几天，朱德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半晌，除了喝茶，就是叹气，反复说：“是我的，我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谁负责。康克清过来问他哪里不舒服，他答非所问：“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形势会一时很紧张，总不会一直这样紧张的，社会最终还是要安定的。”然而这个过程却是漫长而又令人痛心的。</p><p>　　人大的造反派组织被戚本禹煽动起来，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准备在首都体育馆搞一个揪斗朱德的万人大会。毛泽东不允许把“朱毛”分开81岁老人要成为众人批斗对象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手一挥，说道：“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朱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此话一出，造反派不敢违抗，草草收了场。“揪朱联络站”也销声匿迹。但“揪朱”的企图并没收敛，他们换了一种方式，由公开批斗变为打入“冷宫”，不点名的在各种报纸上影射朱德，想瞅准时机，把暗火挑明，再次把朱德“揪出来”。事情并未因此而了结。林彪一伙进而篡改历史，他妄图打倒朱德，为自己树碑立传，为篡夺最高领导权制造口实，大肆宣传是毛泽东、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在他们的胁迫下，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陈列物说明中，竟把朱德挑粮的扁担，也说成是林彪的扁担了。</p><p>　　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吴法宪当面诽谤、侮辱朱德。吴向朱质问：你在井冈山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　　更有甚者，还有人一手遮天，制造了一起所谓的“中国共产党(马列)案”，诬陷朱德是他们虚构的这个组织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还设有常委若干人。据称，1967年7月，这个组织曾秘密召开过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一个“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企图发难、叛乱。林彪一伙下令到处追查，只是由于追查不出结果，而且露了马脚，这起假案才不了了之。当时朱德对此淡然处之，不为所动。有一天康克清回到家里，看见朱德正在看一张传单，传单上写着所谓“中国共产党(马列)”的组成、人选等，他边看边笑。康克清问朱德笑什么，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年事已高的朱德处在这种逆境下，心情抑郁，寡言少语。当他看到那些造谣、诬陷几位老帅的大字报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心怀叵测，心怀叵测呀!”从而陷入更为愤怒的沉默中……</p><p>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康克清是全国妇联领导小组的成员。1967年春，妇联机关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南海的造反派到全国妇联贴出大字报，说康克清攻击江青。大字报还说她是“走资派”等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实下，康克清被“揪”了出来。 她惴惴不安，又不理解：“我怎么会是‘走资派’呢?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她心中充满了一个个疑团。她向朱德述说了心中的疑虑、不安和怨愤。她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朱德不紧不慢，颇为沉着地再次安慰康克清：“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p><p>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上说，朱德还是要保的。但林彪和江青一伙仍把朱德上纲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一天，康克清从外边开会回到家里，拿这个问题问朱德。朱德说：“这是党内的事情，我不能给你说。”康克清急了，以为朱德真有什么事，大声说：“人家说你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到底是不是?”朱德一看康克清真的急了，笑了笑说：“急啥子嘛，做什么事总有个代表，是就是，不是代表想代表也代表不了。”见康克清还是不怎么明白，又说：“当时不少部队刚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资产阶级思想是存在的，他们要找我做代表，那就找吧!”朱德还告诉康克清：“毛主席不相信我会反对他，他还让董老告诉我，要我待在中南海，不要出去。”自己不能出去了，他却要康克清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他说，群众是讲理的。于是，康克清就穿着一件棉大衣，天天挤乘公共汽车到妇联机关，打扫卫生、生炉子。几个“走资派”在一间屋子里写检查，接受群众监督，准备随时出席大小批斗会。</p><p>　　1967年2月，十多名群众给康克清戴上一顶纸糊的，写有“走资派”字样的高帽子，让她和另一名戴高帽子的“走资派”李宝光站在一辆大卡车上。他们沿路高呼：“打倒康克清!”“打倒李宝光!”卡车在北京市区缓行着。在到中南海西门时，“打倒康克清!”的口号声喊得更响，更多了。次日，莫斯科塔斯社立即播出了朱德妻子康克清游街的消息。戚本禹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在这年3月30日给全国妇联群众组织写信，内容之一是，康克清可以批判。不久，有一派群众被授权并得到支持，在经委礼堂召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批斗会，对康克清搞了个“喷气式”。会上，只许群众批斗，不准康克清回话。尽管她倒背双手，低着头，还是开口驳斥那些不是事实的批判。在那段时间里，不管是什么样的批斗会，她只有一个信念：“对自己和别人的事，都要实事求是。是我的错，我承认；不是，我不承认。对别人的事，知道的讲；不知道的，不讲。事实被歪曲了的，不管是谁的，只要我了解，我也要如实予以说明。” </p><p>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83岁的朱德抱病参加。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喘得厉害。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他，在会上多次对他进行围攻，逼他作检讨。那天，朱德开会回来，问康克清：“你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p><p>　康克清说不认识。</p><p>　朱德又问：“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p><p>　康克清想了想说：“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p><p>　朱德嗯了一声。康克清感到朱德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朱德叹了一口气，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口 罗 !”</p><p>　　九大闭幕不久，朱德就接到一个“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党罪行。朱德说：“不要理它!”</p><p>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宣布军队进入紧急状态。朱德觉察到这里有“鬼”。他对康克清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但在“加强战备、疏散人口”的名义下，许多被视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都被疏散离开北京。朱德被指定到广东从化。这个决定宣布后，朱德需要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于随时照料自己。再说，他也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北京。可是，当时康克清的一切行动都得听从全国妇联军代表的指挥，没有他们的允许，她是不能随意行动的。康克清向朱德讲了自己的难处。朱德无奈地说：“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朱德的这个要求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在周恩来的干预交涉下，康克清总算和朱德一起到了广东从化。</p><p>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朱德也去参加了。回来时他兴奋地告诉康克清：“毛主席对我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你是红司令’……”说的时候，朱德心情激动，眼圈都有点红了。周恩来向外界说明：朱德是红司令。朱德和周恩来是一对感情很深的革命老战友。自从他们1922年在德国柏林一见如故，几十年来，生死攸关，休戚与共。他们彼此互相尊重，互相鼓励，共同担当着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给人印象最深的要数那条毛毯了。</p><p>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经常冒着严寒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一次，他从朱德那里出发，没有带行李。为了照顾周恩来的身体，在送别时，朱德就把自己身边惟一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带去御寒。1937年5月，周恩来由延安去南京途中，遭到土匪的伏击。周恩来亲自指挥警卫人员作战，机智地摆脱了敌人。当我援军闻讯赶来时，那帮匪徒在车上没有找到任何“财宝”，气急败坏地在这条毛毯上用刺刀戳了好几个窟窿，然后逃窜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朱德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时，周恩来想到那里天气寒冷，又把这条饱含革命情谊的毛毯回赠给了朱德。在太行山，朱德住在老乡家里。老百姓太爱自己的总司令，总想把火炕烧得更热些，结果这条毛毯又被烤了一个大洞。朱德仍舍不得丢掉它，让康克清一针一针把烧破的地方给补缀起来，继续带在身边使用。朱德带着它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现在，这条毛毯珍藏于中国军事博物馆。</p><p>尹家民</p><p>　　解放后，中央考虑朱德年岁大了，就尽量减轻他的工作。为此事，毛泽东找朱德谈过多次。对于毛泽东，朱德是深为了解的，从井冈山到中南海，两人几乎一直在一起。他敬佩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才能，也甘愿做个副手，协助统帅打天下，建设新中国。他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安排。1959年，他在第二届全国人代会上当选为人大委员长，直到逝世。</p><p>　　朱德经常住在空气清新的北京郊区玉泉山，对中南海里的事不太留意，特别是会议桌以外的事就更不在意了。尽管他每年要数次下到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但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之甚少。他本人如兰花一般高洁，对别人的事从不拨弄是非。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眼看这世界“一天天乱起来”，他才不合时宜地忍不住唠叨几句：“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啦!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可走了。不行!这个问题要解决，一定要解决!”</p><p>　　1966年春节期间，朱德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达杭州。康克清与他见面后，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就关心地问：“你有什么不好过?”“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不会没有什么吧!”几十年的相处，康克清对朱德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丈夫不舒心的事。她再三询问，朱德还是不说。过了一会儿，朱德的秘书悄悄对康克清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部长等职务。后来康克清问朱德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朱德叹了一口气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了。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得安宁了。”</p><p>　　上海会议的情况康克清并不清楚，但朱德说的这几句话却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朱德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面对这纷乱的世界，他以沉默代替了一切。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沉默无法摆脱明枪暗箭。</p><p>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点起了十年动乱的“文革”之火。在这次会上，林彪作了长篇发言，蛊惑人心地大叫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他在会上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指名批评攻击党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德的名，把朱德不赞同他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p><p>　　同时，康生散布朱德是空头司令，是党外人士等流言蜚语。“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和林彪在军内的亲信，也恶毒地散布“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这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公开攻击朱德。在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的支持和策划下，一个打倒朱德、批斗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开始兴起。其实，朱德对党内所发生的一切是有看法的，他不理解，也说不清。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忧心忡忡地说：“在‘文革’中，我觉得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我怕……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上的乱子。” </p><p>　　于是，没过多久，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五花八门的诬陷之词，飞上了北京大街的墙上，什么“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的帽子都朝朱德扣过来，甚至叫嚣要把朱德“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朱德在玉泉山听到这些消息，连忙赶回中南海的家中。汽车刚开进中南海西门，远远就看见各种纸张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老帅的心一下揪紧了：中南海怎么乱成了这样呢!等车开到家门口，朱德发现不但墙上有大字报，而且连脚下的路上也是大标语。他很奇怪，自己哪来这么多“罪名”，连北京城都快装不下了。于是他凑近去看，看过一篇又一篇，除了一些空洞的叫喊，就是吓人的大帽子，千篇一律就是一句话：“反对毛主席”。这可真是天大的诬蔑：谁人不知当年红军是“朱毛”，朱德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那是共和国一块奠基石，怎么能砸开来，一块涂上红，一块涂上黑呢?那几天，朱德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半晌，除了喝茶，就是叹气，反复说：“是我的，我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谁负责。康克清过来问他哪里不舒服，他答非所问：“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形势会一时很紧张，总不会一直这样紧张的，社会最终还是要安定的。”然而这个过程却是漫长而又令人痛心的。</p><p>　　人大的造反派组织被戚本禹煽动起来，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准备在首都体育馆搞一个揪斗朱德的万人大会。毛泽东不允许把“朱毛”分开81岁老人要成为众人批斗对象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手一挥，说道：“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朱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此话一出，造反派不敢违抗，草草收了场。“揪朱联络站”也销声匿迹。但“揪朱”的企图并没收敛，他们换了一种方式，由公开批斗变为打入“冷宫”，不点名的在各种报纸上影射朱德，想瞅准时机，把暗火挑明，再次把朱德“揪出来”。事情并未因此而了结。林彪一伙进而篡改历史，他妄图打倒朱德，为自己树碑立传，为篡夺最高领导权制造口实，大肆宣传是毛泽东、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在他们的胁迫下，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陈列物说明中，竟把朱德挑粮的扁担，也说成是林彪的扁担了。</p><p>　　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吴法宪当面诽谤、侮辱朱德。吴向朱质问：你在井冈山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　　更有甚者，还有人一手遮天，制造了一起所谓的“中国共产党(马列)案”，诬陷朱德是他们虚构的这个组织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还设有常委若干人。据称，1967年7月，这个组织曾秘密召开过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一个“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企图发难、叛乱。林彪一伙下令到处追查，只是由于追查不出结果，而且露了马脚，这起假案才不了了之。当时朱德对此淡然处之，不为所动。有一天康克清回到家里，看见朱德正在看一张传单，传单上写着所谓“中国共产党(马列)”的组成、人选等，他边看边笑。康克清问朱德笑什么，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年事已高的朱德处在这种逆境下，心情抑郁，寡言少语。当他看到那些造谣、诬陷几位老帅的大字报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心怀叵测，心怀叵测呀!”从而陷入更为愤怒的沉默中……</p><p>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康克清是全国妇联领导小组的成员。1967年春，妇联机关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南海的造反派到全国妇联贴出大字报，说康克清攻击江青。大字报还说她是“走资派”等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实下，康克清被“揪”了出来。 她惴惴不安，又不理解：“我怎么会是‘走资派’呢?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她心中充满了一个个疑团。她向朱德述说了心中的疑虑、不安和怨愤。她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朱德不紧不慢，颇为沉着地再次安慰康克清：“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p><p>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上说，朱德还是要保的。但林彪和江青一伙仍把朱德上纲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一天，康克清从外边开会回到家里，拿这个问题问朱德。朱德说：“这是党内的事情，我不能给你说。”康克清急了，以为朱德真有什么事，大声说：“人家说你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到底是不是?”朱德一看康克清真的急了，笑了笑说：“急啥子嘛，做什么事总有个代表，是就是，不是代表想代表也代表不了。”见康克清还是不怎么明白，又说：“当时不少部队刚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资产阶级思想是存在的，他们要找我做代表，那就找吧!”朱德还告诉康克清：“毛主席不相信我会反对他，他还让董老告诉我，要我待在中南海，不要出去。”自己不能出去了，他却要康克清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他说，群众是讲理的。于是，康克清就穿着一件棉大衣，天天挤乘公共汽车到妇联机关，打扫卫生、生炉子。几个“走资派”在一间屋子里写检查，接受群众监督，准备随时出席大小批斗会。</p><p>　　1967年2月，十多名群众给康克清戴上一顶纸糊的，写有“走资派”字样的高帽子，让她和另一名戴高帽子的“走资派”李宝光站在一辆大卡车上。他们沿路高呼：“打倒康克清!”“打倒李宝光!”卡车在北京市区缓行着。在到中南海西门时，“打倒康克清!”的口号声喊得更响，更多了。次日，莫斯科塔斯社立即播出了朱德妻子康克清游街的消息。戚本禹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在这年3月30日给全国妇联群众组织写信，内容之一是，康克清可以批判。不久，有一派群众被授权并得到支持，在经委礼堂召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批斗会，对康克清搞了个“喷气式”。会上，只许群众批斗，不准康克清回话。尽管她倒背双手，低着头，还是开口驳斥那些不是事实的批判。在那段时间里，不管是什么样的批斗会，她只有一个信念：“对自己和别人的事，都要实事求是。是我的错，我承认；不是，我不承认。对别人的事，知道的讲；不知道的，不讲。事实被歪曲了的，不管是谁的，只要我了解，我也要如实予以说明。” </p><p>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83岁的朱德抱病参加。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喘得厉害。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他，在会上多次对他进行围攻，逼他作检讨。那天，朱德开会回来，问康克清：“你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p><p>　康克清说不认识。</p><p>　朱德又问：“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p><p>　康克清想了想说：“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p><p>　朱德嗯了一声。康克清感到朱德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朱德叹了一口气，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口 罗 !”</p><p>　　九大闭幕不久，朱德就接到一个“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党罪行。朱德说：“不要理它!”</p><p>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宣布军队进入紧急状态。朱德觉察到这里有“鬼”。他对康克清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但在“加强战备、疏散人口”的名义下，许多被视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都被疏散离开北京。朱德被指定到广东从化。这个决定宣布后，朱德需要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于随时照料自己。再说，他也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北京。可是，当时康克清的一切行动都得听从全国妇联军代表的指挥，没有他们的允许，她是不能随意行动的。康克清向朱德讲了自己的难处。朱德无奈地说：“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朱德的这个要求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在周恩来的干预交涉下，康克清总算和朱德一起到了广东从化。</p><p>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朱德也去参加了。回来时他兴奋地告诉康克清：“毛主席对我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你是红司令’……”说的时候，朱德心情激动，眼圈都有点红了。周恩来向外界说明：朱德是红司令。朱德和周恩来是一对感情很深的革命老战友。自从他们1922年在德国柏林一见如故，几十年来，生死攸关，休戚与共。他们彼此互相尊重，互相鼓励，共同担当着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给人印象最深的要数那条毛毯了。</p><p>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经常冒着严寒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一次，他从朱德那里出发，没有带行李。为了照顾周恩来的身体，在送别时，朱德就把自己身边惟一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带去御寒。1937年5月，周恩来由延安去南京途中，遭到土匪的伏击。周恩来亲自指挥警卫人员作战，机智地摆脱了敌人。当我援军闻讯赶来时，那帮匪徒在车上没有找到任何“财宝”，气急败坏地在这条毛毯上用刺刀戳了好几个窟窿，然后逃窜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朱德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时，周恩来想到那里天气寒冷，又把这条饱含革命情谊的毛毯回赠给了朱德。在太行山，朱德住在老乡家里。老百姓太爱自己的总司令，总想把火炕烧得更热些，结果这条毛毯又被烤了一个大洞。朱德仍舍不得丢掉它，让康克清一针一针把烧破的地方给补缀起来，继续带在身边使用。朱德带着它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现在，这条毛毯珍藏于中国军事博物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