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民主言语风趣,不比今人说的差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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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4" width="99%" align="center" style="TABLE-LAYOUT: fixed; WORD-WRAP: break-word;"><tbody><tr><td valign="top" bgcolor="#ffffce" colspan="6"><span class="tpc_content">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三月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作相同题目的讲话,紧接着他从天津、济南、南京到上海,继续讲话,进一步阐述发挥同一主题。在这些讲话中,的确有着相当精辟的论述。在这种正确的思想和决策的推动下,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和上层政界出现了一阵广开言路的民主运动。 <br/><br/>        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进行了原则性的重要改动 <br/>  很多老同志亲自听过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以后看到发表出来的文章,前后对比都认为面目大非。<br/>  按照毛泽东同志当时的思想主流来看,他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前后一段时间,他的主导思想还是认为在三大改造以后,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他这篇讲话的主题不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而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注意分析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也特别注意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他在讲话的时候,特别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他引用列宁的话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还存在”。 <br/><br/>  在讲话记录稿中说了这样一大段话:“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问题讲得很少,列宁谈到,简单地谈到,说是社会主义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那是说,所谓对抗消灭了,资产阶级打倒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存在。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关于对抗,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十月革命以后嘛,在斯大林负责这个时期,他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比如说,讲政府的坏话,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但是批评有两种,有敌人批评我们,有敌人不满意共产党;有人民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分别。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有一些在苏联作过很长时期工作的给我说,他是不加分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 <br/><br/>  主席在这一段后边批评斯大林,还讲了这样一段:“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矛盾就是这样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为在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很可惜,修改后发表的文章里,前一大段完全删去了,后一段只留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偏偏把紧接着的“这些矛盾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关键性的话删去了,而且把为什么“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理由也全删去了。 <br/><br/>  至于《正处》这篇文章中那段画龙点睛的关键话:“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基本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主席在讲话中没有说,记录稿中也没有,是修改发表时新增加的。这一加,主要在“但是”以后,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一面。这样,重点也就变了。 <br/><br/><br/>        删掉了毛从北京到上海一系列讲话中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 <br/><br/><br/>  在《正处》讲话两周以后,胡乔木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文章中也加上了原来没有的这段话:“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而讲话记录稿在最后讲到各省市委书记要把思想工作抓起来时,却是这样说的:“地方党委要抓起这个思想问题来,现在就没有抓,一方面很忙,还不是忙的问题,面对着几百万知识分子,这几百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人民的教员,我们共产党跟这些人的关系有许多不正常的地方,许多新问题,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了,这个思想问题应该抓起来。我说要抓,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并且第一书记出马,我也是当第一书记的。” <br/><br/>  可惜,在修改后发表出来的,却简化了,而已加上了那一段“还有阶级矛盾而且还很尖锐”的话。经过这一改,重点就变了。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改后,却是倒过来了:虽然现在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还存在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 ”。 <br/><br/>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正是为了端正这个主次关系,就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以后,从天津、济南、南京,讲到上海。如他自己所说:“我变成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话、”讲话的主题就是如何正确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编辑《毛选》五卷时,虽是截止到一九五七年,他在这一路的讲话,也是一九五七年呀!但是,除了在济南讲话中择用了两千字外,其他一律没有选用。<br/><br/>  比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的开场白就把重点突出来了,但是这个开场白被删掉了。开场白说:“我讲这么个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我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占我们很多时间,问题很多。当然嘛,两类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事实是要谈这两个问题,不是谈一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想讨论第二个问题,重点不放在敌我这个问题上。” <br/>  在以后的一系列讲话中,毛主席紧抓着这个主题作了反复的发挥,现把我认为很精辟的一些段落抄在下面: <br/><br/>  在三月十七日自天津讲话记录稿中,有: <br/><br/>  “过去我们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工作呢?现在不是有建设工作么,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阶级斗争,还不是建设工作。” <br/><br/>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全年下半年跟今年上半年这个高潮,那个时候锣鼓喧天,热闹得很。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放在这个方面。 ” <br/><br/>  “对于社会上各种不同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暴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不满意共产党,说我们不行,这个我刚才讲了的。本来不行应该承认不行,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社会上有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而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方法,或者叫做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么就正军法了,拉出去简单的砍了。…而现在呢,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人民内部的问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资本家、大学教授、医生,这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行了。…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 …以压服的方法对付文学艺术呢?对付宗教呢?对付不同意见呢?如果我们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 <br/><br/>  “我们现在发《参考消息》… 这个东西人们就会说 …共产党无代价地替帝国主义出份报纸来骂共产党,是不是这样的,看样子是这样的。…来锻炼我们,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应该见世面,锻炼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样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怎么样。说会乱,不会乱的。这就是把我们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就很危险。 <br/><br/>  “所以有人这么说,这个《参考消息》一扩大发行,那就会使反动气焰嚣张。因此那位同志希望每一条国际消息都加按语,那就麻烦了,同志,都要加按语。我们就是叫人们自己去思考,去开座谈会,去谈,可能有许多怪言论出来的,怪言论我看越多越好,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同他的敌对力量做斗争创造出来的。…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们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说没有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br/><br/>  三月十八日在山东省机关党员干部会上讲话记录中,有: <br/><br/>  “所以现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面来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那个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才讲的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里面的,我们是把它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 <br/><br/>  “就是有一些民主党派跟我们唱对台戏比较好,就是要说怪话,一年有那么几次找一些怪话来说,专门指我们的缺点,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现在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放的还不够。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不要压。思想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和压服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该大家展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辩,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压服的方法是对付敌人的,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就是动手。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笑声)。人民内部就是讲道理,而不讲打,武力解决就不对办法。或者用行政命令强迫禁止,实际上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动武力,实际上是它在这边,我用行政命令,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的。谁听你的行政命令?还是借他们的声势来搞行政命令。…专政是什么?我们不是讲无产阶级专政吗?专政是对付敌人的,而民主就是对付人民的。…如果我们搞错了,就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内部,用压服的方法,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这个方法,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受损失,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压服不了的时候,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要动手,总有一天这个手要收回来的。因为这不是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的方法,那是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是不是可怕?人民内部的矛盾发展起来了,又不要压服,又不要行政命令,这样一来,是不是很危险?照我看,没有什么危险。不同的意见,只会因为辩论,民主的讨论而正确的解决,得出真理。艺术方面才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科学方面才会发展起来。” <br/><br/>  “我们的缺点,人民内部的缺点,不搞大民主,不搞大运动,那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我们是搞小民主,如果一个小还少,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小小民主。总而言之,是和风细雨,台风一定不刮。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笑声),我们来吹他三年。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什么东西吹掉,主观主义吹掉。我们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br/>  三月十九日在南京干部会上讲话记录中有: <br/><br/>  “我们的长处现在用不上了,我们的长处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治、军事。而我们现在的缺点,是缺乏文化,缺乏科学,缺乏技术,我们要在这方面学习。这些话我在一九四九年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就谈过,说我们过去的长处,我们所会的东西,我们所了解的东西,现在快要不用了,而我们所不懂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 <br/><br/>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转变时期,过去的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基本上完结了,过去的斗争是阶级斗争,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总的说来,我们过去几十年,就干了一个阶级斗争,改变了政治制度,就是改变了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是改变了社会经济制度。…就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建设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发展起来,为我们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开辟道路。所以现在遇到了新问题。过去那个斗争基本上完结了,这是就我们国内来说,就国际上来说还没有完结。…国内还有少数过去还没有查出来的反革命残余,有些过去被镇压过的,比如地主阶级,国民党残余,如果我们没有解放军,他又会起来。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现在守规矩,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同一些了。我们把它当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所以,现在是处在这样一个变动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同文化革命。要改善生活,要建设,就要同自然作斗争,就要有技术,有机器,就要懂科学。…使用机器那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府变了,社会制度变了,那么,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需要一个文化革命。” <br/><br/>  “矛盾应该分两类,第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个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过去几十年功夫就是解决第一个矛盾,现在是解决第二个矛盾。…过去旧的方法不适宜,不利于进行生产,不利于发展,比较差一点,弄得中国人民长期的又穷,又是文盲,在世界上人们都看不起的,现在这种关系刚刚改变,还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是没有生产,没有多的生产就是没有好的生活。好起来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这个世纪,就搞建设,还有四十几年,总而言之,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 <br/><br/></span></td></tr><tr valign="bottom" bgcolor="#ffffce"><td colspan="6"><br/></td></tr></tbody></table><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4" width="99%" align="center" style="TABLE-LAYOUT: fixed; WORD-WRAP: break-word;"><tbody><tr><td valign="top" bgcolor="#ffffce" colspan="6"><span class="tpc_content">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三月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作相同题目的讲话,紧接着他从天津、济南、南京到上海,继续讲话,进一步阐述发挥同一主题。在这些讲话中,的确有着相当精辟的论述。在这种正确的思想和决策的推动下,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和上层政界出现了一阵广开言路的民主运动。 <br/><br/>        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进行了原则性的重要改动 <br/>  很多老同志亲自听过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以后看到发表出来的文章,前后对比都认为面目大非。<br/>  按照毛泽东同志当时的思想主流来看,他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前后一段时间,他的主导思想还是认为在三大改造以后,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他这篇讲话的主题不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而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注意分析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也特别注意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他在讲话的时候,特别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他引用列宁的话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还存在”。 <br/><br/>  在讲话记录稿中说了这样一大段话:“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问题讲得很少,列宁谈到,简单地谈到,说是社会主义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那是说,所谓对抗消灭了,资产阶级打倒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存在。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关于对抗,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十月革命以后嘛,在斯大林负责这个时期,他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比如说,讲政府的坏话,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但是批评有两种,有敌人批评我们,有敌人不满意共产党;有人民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分别。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有一些在苏联作过很长时期工作的给我说,他是不加分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 <br/><br/>  主席在这一段后边批评斯大林,还讲了这样一段:“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矛盾就是这样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为在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很可惜,修改后发表的文章里,前一大段完全删去了,后一段只留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偏偏把紧接着的“这些矛盾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关键性的话删去了,而且把为什么“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理由也全删去了。 <br/><br/>  至于《正处》这篇文章中那段画龙点睛的关键话:“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基本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主席在讲话中没有说,记录稿中也没有,是修改发表时新增加的。这一加,主要在“但是”以后,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一面。这样,重点也就变了。 <br/><br/><br/>        删掉了毛从北京到上海一系列讲话中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 <br/><br/><br/>  在《正处》讲话两周以后,胡乔木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文章中也加上了原来没有的这段话:“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而讲话记录稿在最后讲到各省市委书记要把思想工作抓起来时,却是这样说的:“地方党委要抓起这个思想问题来,现在就没有抓,一方面很忙,还不是忙的问题,面对着几百万知识分子,这几百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人民的教员,我们共产党跟这些人的关系有许多不正常的地方,许多新问题,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了,这个思想问题应该抓起来。我说要抓,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并且第一书记出马,我也是当第一书记的。” <br/><br/>  可惜,在修改后发表出来的,却简化了,而已加上了那一段“还有阶级矛盾而且还很尖锐”的话。经过这一改,重点就变了。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改后,却是倒过来了:虽然现在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还存在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 ”。 <br/><br/>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正是为了端正这个主次关系,就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以后,从天津、济南、南京,讲到上海。如他自己所说:“我变成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话、”讲话的主题就是如何正确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编辑《毛选》五卷时,虽是截止到一九五七年,他在这一路的讲话,也是一九五七年呀!但是,除了在济南讲话中择用了两千字外,其他一律没有选用。<br/><br/>  比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的开场白就把重点突出来了,但是这个开场白被删掉了。开场白说:“我讲这么个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我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占我们很多时间,问题很多。当然嘛,两类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事实是要谈这两个问题,不是谈一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想讨论第二个问题,重点不放在敌我这个问题上。” <br/>  在以后的一系列讲话中,毛主席紧抓着这个主题作了反复的发挥,现把我认为很精辟的一些段落抄在下面: <br/><br/>  在三月十七日自天津讲话记录稿中,有: <br/><br/>  “过去我们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工作呢?现在不是有建设工作么,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阶级斗争,还不是建设工作。” <br/><br/>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全年下半年跟今年上半年这个高潮,那个时候锣鼓喧天,热闹得很。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放在这个方面。 ” <br/><br/>  “对于社会上各种不同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暴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不满意共产党,说我们不行,这个我刚才讲了的。本来不行应该承认不行,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社会上有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而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方法,或者叫做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么就正军法了,拉出去简单的砍了。…而现在呢,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人民内部的问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资本家、大学教授、医生,这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行了。…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 …以压服的方法对付文学艺术呢?对付宗教呢?对付不同意见呢?如果我们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 <br/><br/>  “我们现在发《参考消息》… 这个东西人们就会说 …共产党无代价地替帝国主义出份报纸来骂共产党,是不是这样的,看样子是这样的。…来锻炼我们,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应该见世面,锻炼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样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怎么样。说会乱,不会乱的。这就是把我们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就很危险。 <br/><br/>  “所以有人这么说,这个《参考消息》一扩大发行,那就会使反动气焰嚣张。因此那位同志希望每一条国际消息都加按语,那就麻烦了,同志,都要加按语。我们就是叫人们自己去思考,去开座谈会,去谈,可能有许多怪言论出来的,怪言论我看越多越好,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同他的敌对力量做斗争创造出来的。…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们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说没有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br/><br/>  三月十八日在山东省机关党员干部会上讲话记录中,有: <br/><br/>  “所以现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面来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那个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才讲的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里面的,我们是把它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 <br/><br/>  “就是有一些民主党派跟我们唱对台戏比较好,就是要说怪话,一年有那么几次找一些怪话来说,专门指我们的缺点,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现在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放的还不够。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不要压。思想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和压服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该大家展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辩,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压服的方法是对付敌人的,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就是动手。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笑声)。人民内部就是讲道理,而不讲打,武力解决就不对办法。或者用行政命令强迫禁止,实际上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动武力,实际上是它在这边,我用行政命令,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的。谁听你的行政命令?还是借他们的声势来搞行政命令。…专政是什么?我们不是讲无产阶级专政吗?专政是对付敌人的,而民主就是对付人民的。…如果我们搞错了,就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内部,用压服的方法,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这个方法,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受损失,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压服不了的时候,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要动手,总有一天这个手要收回来的。因为这不是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的方法,那是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是不是可怕?人民内部的矛盾发展起来了,又不要压服,又不要行政命令,这样一来,是不是很危险?照我看,没有什么危险。不同的意见,只会因为辩论,民主的讨论而正确的解决,得出真理。艺术方面才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科学方面才会发展起来。” <br/><br/>  “我们的缺点,人民内部的缺点,不搞大民主,不搞大运动,那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我们是搞小民主,如果一个小还少,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小小民主。总而言之,是和风细雨,台风一定不刮。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笑声),我们来吹他三年。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什么东西吹掉,主观主义吹掉。我们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br/>  三月十九日在南京干部会上讲话记录中有: <br/><br/>  “我们的长处现在用不上了,我们的长处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治、军事。而我们现在的缺点,是缺乏文化,缺乏科学,缺乏技术,我们要在这方面学习。这些话我在一九四九年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就谈过,说我们过去的长处,我们所会的东西,我们所了解的东西,现在快要不用了,而我们所不懂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 <br/><br/>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转变时期,过去的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基本上完结了,过去的斗争是阶级斗争,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总的说来,我们过去几十年,就干了一个阶级斗争,改变了政治制度,就是改变了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是改变了社会经济制度。…就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建设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发展起来,为我们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开辟道路。所以现在遇到了新问题。过去那个斗争基本上完结了,这是就我们国内来说,就国际上来说还没有完结。…国内还有少数过去还没有查出来的反革命残余,有些过去被镇压过的,比如地主阶级,国民党残余,如果我们没有解放军,他又会起来。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现在守规矩,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同一些了。我们把它当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所以,现在是处在这样一个变动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同文化革命。要改善生活,要建设,就要同自然作斗争,就要有技术,有机器,就要懂科学。…使用机器那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府变了,社会制度变了,那么,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需要一个文化革命。” <br/><br/>  “矛盾应该分两类,第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个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过去几十年功夫就是解决第一个矛盾,现在是解决第二个矛盾。…过去旧的方法不适宜,不利于进行生产,不利于发展,比较差一点,弄得中国人民长期的又穷,又是文盲,在世界上人们都看不起的,现在这种关系刚刚改变,还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是没有生产,没有多的生产就是没有好的生活。好起来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这个世纪,就搞建设,还有四十几年,总而言之,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 <br/><br/></span></td></tr><tr valign="bottom" bgcolor="#ffffce"><td colspan="6"><br/></td></tr></tbody></table>
  “有些同志手就有点痒了,想去压。这一套我们过去相当有一套,学会了一套,就是对付阶级斗争,把那个办法搞出来了,还是军法从事吧,用简单的办法,或者不是调兵,就是用行政命令,看不顺眼的,就把它压一下。中央认为这样不好。压是压不服的。我们对付敌人那是要压,压了之后还是要说,比如对俘虏,一解除武装我们就说服他。反革命,只要不杀头的,我们还是采取教育,改造他。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的,我先说过了,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br/><br/>  “要分清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混淆在一块。关于社会主义存在矛盾这一点,列宁曾经指出过,他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的。斯大林开始,列宁死了以后,有一个时期,俄国内部的生活还是比较生动活泼的,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也有各党各派,比如有那么一个比较著名人物,叫托洛斯基,他有很多人,不过他是在共产党里,大概是共产党里头的民主人士吧,就是调皮角色,跟我们闹。此外,还有一些人,社会上也可以说各种话,可以批评政府。后来不行了,后来就搞得很专制了,就是批评不得,谁要是批评,百花齐放,那时很怕的,只能放一朵花,百家争鸣也怕的,风吹草动就说是反革命,就抓人,就杀人。这就是把两类矛盾混淆了,把人民内部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 <br/><br/>  三月二十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中,一开始也是讲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就是由阶级斗争转变为同自然界作斗争。一再强调“人民内部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不应该采取压服的方法。” <br/><br/>  对于闹事等矛盾,他说:“我们原则上不提倡罢工、罢课,不提倡错误的文章,不提倡有毒素的戏,等等。但是事实上发生了一些个别的罢工、罢课,报纸上等了一些个别错误文章,戏台上演了个别不好的戏,对于这样现象采取‘放’的方针,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没有大害,反而有利;采取压的方针,反倒不利。这样的方针,比较容易调整社会秩序,调整领导者教育者、政府和人民、党跟人民的关系。这种调整的结果,正是巩固了党,巩固了民主集中制。” <br/><br/>  “我们希望把我们国家建设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这些人,有错误缺点必须改,不改就不行,因为没有道理。无论党内党外,我们都不实行官僚主义,不能强制人们作那些没有道理的事。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的繁荣发展起来。” <br/><br/>“正处”讲话前夕,毛的许多精彩讲话被删掉了 <br/><br/><br/>  这年二月,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之前,在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有一些好的阐明,可惜在《毛选》五卷的整理工作中也把它删去了。根据我的笔记,选抄几段在下面: <br/><br/>  在谈到香花和毒草时,他说:“你草长我就锄,不断斗争。要多少年呢?我看是一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年,还有那么多草。这个矛盾的反对方面是不断要出来的。我们现在准备印蒋介石全集,你们赞成不赞成?有共产党,无国民党,共产党怎么显得出来呀?有唯物主义,不要唯心主义,有辩证法,不要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你不知道那还行?所以,我们大学里头要开形而上学的课,要开唯心论的课,要把这些东西研究清楚。也劝在座的人,你们如果只懂得辩证唯物论,你们要补充那个形而上学同唯心论,这些学问你们没有学到,辩证唯物论是不巩固的,因为你没有作过斗争,敌人方面你不知道嘛!…你对蒋介石的著作都不熟悉,你有反对蒋委员长,他的东西你都没有看过,你的文章就写不好。” <br/><br/>  “要写小品文,你们每个省都要有报纸,每个省要搞他两个鲁迅,写小品文,要有计划地培养。” <br/><br/>  “上面放的屁,包括北京放的,不全是香的,要加以分析,这里头有对的,香屁,有臭屁,一定要听一半。” <br/><br/>  谈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说:“双方都搞颠覆活动。他们在我们里面搞,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把两个泥菩萨统统打烂,又捏成两个菩萨,你里头有我,我里头有你。他们里头有我们,就是共产党、进步人士… 我们里头有他们,就是资产阶级许多人,民主人士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我们要把他们消化,消灭阶级,要好长时间。现在说基本上消灭,是指大规模的斗争消灭了,要地主、资本家真正变成工人,那要几十年。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 <br/><br/>  “关于人民闹事问题。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因为这是个新问题。我们过去和人民在一道反对敌人,那时候我们和人民一道是矛盾的一个方面,敌人是另一方面。现在阶级快消灭了,革命快完了,搞建设了,没有敌人了;当然还有美帝国主义,那是在外国,他现在又没有动,报纸又没有说打仗。自己内部就发生问题了,我鼓起眼睛望着你,你又望着我。我说,必须准备,人民中有一小部分人年年要闹事;不要怕闹,要使自己精神有所准备,不致陷于被动。…发生人民闹事的原因有这么一些:有些是因为我们政治上或者经济上犯了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无非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不要都讲成是反革命。” <br/><br/>  “对于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斗争这个东西,我们缺乏经验。革命时期的人民内部斗争很小,因为都集中力量去对付阶级斗争去了。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表现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对于这个东倒西歪我们经验不足,值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是一种科学,应该好好研究。” <br/><br/>  “闹事的人好有用处。我说那些人将来可能有当英雄的,因为他们敢于闹。还有街上的阿飞,上海有女阿飞,十六七岁敢当阿飞,那些人改造过来我看可能是有用之材。唐朝的徐世绩、尉迟恭都是捣乱分子。徐懋功说他十二岁就闹乱子,人家叫他无赖的贼,到了十四岁,就叫难挡的贼,人家说他都挡不着,他率领了一批人马,到处打家劫舍,到了二十岁,就当大将,后来老了就当宰相。…所以打家劫舍的可能有宰相哩!我们这些人也是闹事出来的,人家叫我们土匪、共匪。” <br/><br/>  “你说不要闹,这个矛盾斗争可以解决?河南省项城县有个例子。项城有一个回民区,按照从前的规矩,是多少时间回民可以杀五十头牛,现在照政府规定只能杀八头,杀牛的那些回民就没有饭吃,我们的区干部也没有上报,那些回民闹什么也不知道,结果就是一打,打伤了几个,有重伤的,没有死人就是了。这才报告上边‘出了事’,报告县,省里也知道了。省里派人来,说打人是不对的,但是你们的要求是有理由的。结果就罚了几个人,无非是关一下,判一点徒刑,准许由八头杀到四十头。你不打就不能解决,他就是那么死。…那还是不该打,一打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合理的打。不合理的,我们不要提倡。但是我们的官僚主义必要挨打,那叫打得合理。不合理,闹一下,我看也没有什么话说。每一个省每年要准备有几万人闹事、请愿、示威、打人;大省准备五万,中省三万,小省(像青海、新疆、内蒙)一万,至少准备这样的数目。你准备好了,到年终结帐时,如果是五万的只有四万人闹事,你的工作就是做得比较好;如果根本没有人闹事,你的工作就做得更好一点;或者脓包没有爆发,留着第二年闹就是了。” <br/><br/><br/>  删什么,不删什么,常常包含着很重大的政治因素,选什么,不选什么,也常常包含着很重大的政治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的重要著作,可惜,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后到华东的几个重要讲话,除了在济南讲话中的一小段冠以《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标题被采用以外,其他都没有被选上。这类好篇章不被选上的还不少,至于被删掉和被改掉的就太多了。就我当时摘抄下来的,至今还觉得是相当精彩的,不妨再抄录几段供读者鉴赏。 <br/><br/>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主席同科学家、文学家的谈话,未被选入,其中有这样一大段: “李希凡开始写的文章是好的,后来的东西无大特色。是否到人民日报脱离了生活?应该生活在实践生活中。当小媳妇时好,当了婆婆就不行了。用教条主义的方法不能批评人家,因无力量,请看列宁是如何写《经验批判论》的,斯大林在后来就不同了,不是平等讨论问题,不是搜集大量材料后发表意见。有些东西是坐在山岗上拣起石头打人,使人看了后不大舒服。当了权,作了官,要警惕:不要骂人像儿子一样,不应该是老爷和小人的关系,不以片面反对片面,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还有批判胡适有好文章,以后一笔抹杀,过一个时期后可补救补救。康、梁也不能全部抹杀,他们自比为有史以来的六大政治家… 就是对思想上面有严重错误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写文章也要安排,大喝一声,笔下留人,要有说服力,也应该坚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应该如此。…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歪风,不要怕潮流,没有两个潮流不行,需要交锋,越斗越丰富,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应该特别看到,掌握政权以后,想用简单办法把人打倒。百花齐放为什么怕放,怕饭瓢子过河。” <br/><br/>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有很好一大段被大大简化了。原文是:“当然,大民主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分子,因为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作中造成很大的损失、恶果。到了群众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大民主来反对官僚主义分子?” <br/><br/>  “成都有些学生罢课,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就到北京请愿;两路进军,一部列车到了宝鸡,一部列车到了郑州,第二机械部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派人前去把这些学生劝阻回去了。应该让他们到北京来。你们事情做错了,又不肯承认错误,人家到北京请愿,还拦人家。你们没办法说服他们,我们向他们承认错误。不叫他们来,是不是怕影响不好?或者怕增加我们的麻将?其实,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来与不来,影响就是那样,来也不会增加,不来也不会改变,真的来了,就是再忙也要见他们,并且向他们承认错误。”这一大段简化为这样一小段:“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的学生在四川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该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拜访。” <br/><br/>  一九五四年十月《关于学术问题批判的指示》,没有选上,其中有这样一段:“学术界缺乏批评。‘官书’为什么不能批评呢?《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就说:‘马克思的个别原理还是可以批评的…’进行批评应该有充分理由,若一律抹杀、武断,这是军阀主义。我们要这样就要失败。人的意见也可以坚持,也不一定是错的;开始时,对的总是少数。各家意见都可以暴露,特别是我们都缺少学问。红楼梦问题不要急于作结论;学术问题要开学术会议来解决,不能由中宣部来作。” <br/><br/>  一九五七年四月,在杭州关于思想工作的谈话,没有选,如其中有一段:“对党的政策能否争论?《人民日报》的文章谁说都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就不对。我看每个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 <br/><br/>  毛主席讲话一向很有风趣。有一些很生动活泼的话,当时听了传达很快就风行一时,可惜发表时却删掉了。比如: <br/><br/>  一九五五年九月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主席两次讲到死牛问题:“必须注意防左。防左也是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光是防右… 有人拿苏联犯过左倾错误来警告我们,我们要记取苏联的经验。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再重复。牛也要讲衣食住,要有人管… 中国共产党如有本领,今后不要再发生死牛之风了。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又如,在谈到如果领导上“只喜欢数量,不注意质量,没有控制就一定发生左倾错误”,紧接着说:“一定会弄得人叫、牛叫、猪叫,叫了就会死,死人,死牛,死猪。”这样一段也删掉了。 <br/><br/>  一九五六年一月,在知识分子问题会上讲话,未选入,其中有一段:“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现在云南没有火腿了吗?)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里,羊肉、鸭子更应该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要好,还要进步。” <br/><br/>  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也未选入,其中有一段:“发言中表现神气不足,下级对上级关系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灵魂被吃掉了似的,许多话不敢说。各省也有些问题,民主不够,但劳动模范讲话有神气。” <br/><br/>  《毛选》五卷只收到一九五七年的,五八年以后都留给六卷,根据我当时的笔记,这以后好的话还是很多的,我就不去一一摘抄了。只拿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记录稿来说,其中有一段我觉得就很值得一读:“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这个人就指的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合作化就是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 找先进的,哪个好,真理就在哪里,就跟。不要跟某个人,糊里糊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br/><br/><br/>        差之一毫,失之千里 <br/><br/><br/>  在编辑整理五卷时,有些虽是很小的改动,却发生很大的差别。比如,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的记录稿中有这样一段:“应该说我们是赞成搞大民主的,但是应该确定:大民主是用作对付敌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统治阶级的,在人民内部是不能用大民主的…我们对付敌人一向是采取大民主,只是在今天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对付资产阶级不是采取大民主,而是用整风的方法,微风细雨的般地进行思想教育的。”可是,在改成文章发表时,却偏偏改为这样:“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这里不仅把毛主席讲的大民主不对付资本主义改为反面:对付资本主义。而且我们从来讲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是打倒三座大山,这里却改为打倒四座大山了;我们党之所以只提打倒资本主义中的“官僚资本主义”那一部分,就是为了避免提打倒整个资本主义。 <br/><br/> <br/>  <br/>  以上摘引的被删改了的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从政治上来说,的确是很好的话,反映了当时毛的思想的光辉的一面。应该看到,毛泽东既有伟大的思想,也有错误的思想。但他的正确思想是主要的, <br/><br/><br/>        假如不是如此选择与删改,<br/><br/><br/>  砍削下来的词章,恰恰是毛泽东光辉思想的一些精华,而砍削这些精华所产生的恶果又是极为严重的。 <br/>  毛当时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只能动口不能动手;他提倡“双百方针”,对社会上各种意见只能放不能收,只能在讨论中和辩论中去解决,不能“军法从事” ;他提倡各民主党派同我党唱对台戏,提倡建设一个敢于说话、敢于批评的活泼的国家;他主张开放舆论,鼓励各个省培养两个鲁迅来写小品文,甚至主张一个省办两张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他主张共产党办一张骂共产党的《参考消息》,而且还要扩大发行。而在编辑《毛选》五卷时把这些都删掉了。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坚持实行“ 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吗? <br/><br/>  毛当时对于人民闹事,提出不要怕,还认为“很有用处”,甚至说“我们的官僚主义必要挨打,那叫合理的打。”毛特别强调对人民闹事“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 ” <br/><br/>  毛当时主张发扬党内民主,主张上下级之间是平等关系,不是猫鼠关系,他反对把上下级关系搞成老爷和小人物的关系。他主张“上面放的屁”(指上级指示)不全是香的,要分析对待。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当时毛曾说有人提出“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这个人就指我”。他强调一个人有对有错,“对就跟着,不对就不跟”,“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 不要糊里糊涂跟某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这是毛当时反对个人迷信、主张发扬党内民主的十分重要的讲话。<br/>
<p>不要说民主,目前环境下大谈什么民主很可笑</p>
说得比唱的还好听,但实际行动呢?整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帝王,还有脸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nmd</i>在2006-7-17 20:24:00的发言:</b><br/>说得比唱的还好听,但实际行动呢?整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帝王,还有脸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div><p>——你说毛泽东有封建帝王思想,有家长制作风,完全可以,但是不要把他当成帝王。</p><p>他确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p><p>他的思想和认识的高度,你和我都达不到。</p><p></p><p>还告诉你,鹰可以飞到鸡的高度,鸡却飞不到鹰的高度。</p>
鹰一满足自认认鸡的高度他就比鸡更TM可恶
to张三丰:他也许是鹰,也许是比普通人能力更强,但唯其如此,他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也更大。纵观历史没有任何一个人带给中国的危害达到他那样的程度,所以这样的人更可恨!
<p>说是说,做是做!</p><p>再来点当年主席,我党说过的话,供大家欣赏!</p><p>"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 <br/><br/>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周恩来,1944) <br/><br/>  "英国对于反对党的讨论、辩论和评论,非常重视,所以由国库拨款成立反对党,使之评论政府。"(《新华日报》转引渥太华杂志,1944) <br/><br/>  "……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其)记者,是专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陆定一, 1946) <br/><br/>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 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幺经不其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思想信仰、良心、学朮、言论自由集中的镜。"(《新华日报》专论,1944) <br/><br/>  "纪念'九一'记者节,全国记者们和同胞们,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解放日报》社论,1943) <br/><br/>  "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愈直接。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人民代表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 人民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幺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作投票的工具罢了。 <br/>"(《新华日报》1944) <br/><br/>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应以武力对付。…… 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新华日报》,1945) <br/><br/>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 ……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1940)<br/><br/><br/><br/>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 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 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br/><br/>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br/><br/>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 "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 "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br/><br/>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br/><br/>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 "也就是 "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br/><br/>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br/><br/>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br/><br/>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br/><br/>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br/><br/>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br/><br/>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br/><br/>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br/><br/>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br/><br/>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br/><br/>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 ,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br/><br/>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br/><br/>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br/><br/>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br/><br/>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 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br/><br/>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br/><br/>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 众。 <br/><br/>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br/><br/>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br/><br/>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br/><br/>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 ...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 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br/><br/>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br/><br/>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br/><br/>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br/><br/>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 "撤销"不得的。 <br/><br/>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br/><br/>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br/><br/>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br/><br/>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 "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br/><br/>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br/><br/><br/><br/>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br/><br/>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br/><br/>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br/><br/>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br/><br/>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br/><br/>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br/><br/>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 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br/><br/>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br/></p>
<p>任何东西都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不能分割来看。我党在当时是在野党,目标是要夺权,所以才会整天鼓吹民主,自由。而事实证明这一套在当时是非常有效的,确实笼络了不少人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