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报国,无力杀敌-超级军网

兵器2005年第八期文章，作者吴俊，李大伟。[井中月]手打转载       作战胜败固然是以军事力量的优劣为物质基础，但是军队战斗力能否充分发挥，则直接取决于各级军官指挥效能的高低。在整个抗日战场上，虽然己方处于劣势条件，但因指挥员指挥高超而形成局部优势和主动，并进而获得胜利的战例并不鲜见；相反，在兵力及战场态势均占优势的情况下，由于指挥失当而造成作战失败的战例也不少见。可见，各级军官，尤其是高级将领的素质高低对于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发挥至关重要。这里所说的素质既包括军事技术、指挥能力等业务素质，也包括恪尽职守、主动精神、铁的纪律等军人品德。本问就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陆军将官的业务素质和军人品德两方面作一简要介绍。    业务素质     要对国民党军将领业务素质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首先该对其所接受的军事教育作一些探讨。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主管人事的部门，铨叙是指解放前政府审查官员的资历，确定级别和职位）统计，抗战开始时国民党军经过铨叙的正式陆军将官有1247人，未经铨叙的将官500余人。其中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393人，包括总司令2人、军长35人、师长63人；出身保定军校者388人，其中总司令4人、军长25人、师长36人；出身陆军大学者215人，其中军长2人、师长9人；留学国外军校者159人，其中军长1人、师长6人；出身黄埔军校者92人，其中军长7人、师长20人（陆军大学和留学国外者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到抗战末期的1944年时，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大大增加，有1000多人。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主要担任参谋长和参谋处长等职务；黄埔军校出身的将官，担任正、副集团军司令以上的32人、军长40人、师长132人；保定军校、地方军校以及行伍出身的将官较之以前有所减少，但绝大多数战区的正、副司令官是由这几种出身者担任，另有军长71人、师长149人；留学的人数虽然增加到285人，但没有担任军长、师长的，而任集团军正、副司令以上的有9人。   由于种种原因以上统计数字可能不是十分准确，不过从中还是可以看出，抗战期间（尤其是初期）担任军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多数是保定军校及行伍出身，只要为数不多的毕业于黄埔军校，而师长一级的将领则主要是黄埔军校、地方军校以及行伍出身者。从发展趋势来看，黄埔出身的军官晋升很快。到1944年时，国民党军中师长至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由该校毕业生担任的已将近一半。        1902年开办的保定北洋陆军行营将弁学堂、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军官学堂，1912年始称保定军校，它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设施最完整、学制最正规的军事学府。

作为民国初年中国最为完善的正规化军事院校——保定军校创办于1912年，学制为2年，一共办了9期，1923年停办。一个标准的保定军官生，应该先上陆军小学（15～18岁，高小学历资格报考，学制三年），然后升上陆军中学（2年），最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经过七年的军事养成教育，才能成为一名中尉级的下级军官到部队服役。由于办学水平较高，毕业生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但由于开办时间较早，所学多是一战前的内容，对于一战之后军事技术以及战略战术涉及很少。        而作为国民党军军官摇篮的黄埔军校与保定军校相比，所授内容汲取了一战后国外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新发展，办学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办事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军将官的毕业生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学制仅六个月，所学非常有限。至于其他地方军校如东北讲武堂，一般认为水平不如上述两校。无论上哪所学校，斗志是养成教育，培养的都是初级军官，在作战指挥方面最多学到团一级。            由于条件限制，大多数毕业于正规军事院校的国民党军官在离校之后很少有机会回校进行进一步正规系统的深造。而担任深造教育的陆军大学也只是以师一级战术为主，对于大兵团作战的指挥作业练习不多，当时就所收内容在当时来说还是给很多毕业于初级军校和行伍出身的军官带来很多世界上先进的军事学术思想和技术装备，但在教学上还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      陆大许多课程是由外国教官（初期主要伟日本教官，抗战爆发前主要是德国和少量俄国人）直接授课。在陆大的德国教官都是经历过一站的中高级军官，战术素质高，授课也很敬业。他们担任的战术教学特注重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坦克），空全进攻并速战速决，并强调利用制空权，高速进攻的原则。        兵器2005年第八期文章，作者吴俊，李大伟。[井中月]手打转载       作战胜败固然是以军事力量的优劣为物质基础，但是军队战斗力能否充分发挥，则直接取决于各级军官指挥效能的高低。在整个抗日战场上，虽然己方处于劣势条件，但因指挥员指挥高超而形成局部优势和主动，并进而获得胜利的战例并不鲜见；相反，在兵力及战场态势均占优势的情况下，由于指挥失当而造成作战失败的战例也不少见。可见，各级军官，尤其是高级将领的素质高低对于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发挥至关重要。这里所说的素质既包括军事技术、指挥能力等业务素质，也包括恪尽职守、主动精神、铁的纪律等军人品德。本问就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陆军将官的业务素质和军人品德两方面作一简要介绍。    业务素质     要对国民党军将领业务素质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首先该对其所接受的军事教育作一些探讨。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主管人事的部门，铨叙是指解放前政府审查官员的资历，确定级别和职位）统计，抗战开始时国民党军经过铨叙的正式陆军将官有1247人，未经铨叙的将官500余人。其中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393人，包括总司令2人、军长35人、师长63人；出身保定军校者388人，其中总司令4人、军长25人、师长36人；出身陆军大学者215人，其中军长2人、师长9人；留学国外军校者159人，其中军长1人、师长6人；出身黄埔军校者92人，其中军长7人、师长20人（陆军大学和留学国外者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到抗战末期的1944年时，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大大增加，有1000多人。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主要担任参谋长和参谋处长等职务；黄埔军校出身的将官，担任正、副集团军司令以上的32人、军长40人、师长132人；保定军校、地方军校以及行伍出身的将官较之以前有所减少，但绝大多数战区的正、副司令官是由这几种出身者担任，另有军长71人、师长149人；留学的人数虽然增加到285人，但没有担任军长、师长的，而任集团军正、副司令以上的有9人。   由于种种原因以上统计数字可能不是十分准确，不过从中还是可以看出，抗战期间（尤其是初期）担任军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多数是保定军校及行伍出身，只要为数不多的毕业于黄埔军校，而师长一级的将领则主要是黄埔军校、地方军校以及行伍出身者。从发展趋势来看，黄埔出身的军官晋升很快。到1944年时，国民党军中师长至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由该校毕业生担任的已将近一半。        1902年开办的保定北洋陆军行营将弁学堂、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军官学堂，1912年始称保定军校，它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设施最完整、学制最正规的军事学府。

作为民国初年中国最为完善的正规化军事院校——保定军校创办于1912年，学制为2年，一共办了9期，1923年停办。一个标准的保定军官生，应该先上陆军小学（15～18岁，高小学历资格报考，学制三年），然后升上陆军中学（2年），最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经过七年的军事养成教育，才能成为一名中尉级的下级军官到部队服役。由于办学水平较高，毕业生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但由于开办时间较早，所学多是一战前的内容，对于一战之后军事技术以及战略战术涉及很少。        而作为国民党军军官摇篮的黄埔军校与保定军校相比，所授内容汲取了一战后国外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新发展，办学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办事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军将官的毕业生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学制仅六个月，所学非常有限。至于其他地方军校如东北讲武堂，一般认为水平不如上述两校。无论上哪所学校，斗志是养成教育，培养的都是初级军官，在作战指挥方面最多学到团一级。            由于条件限制，大多数毕业于正规军事院校的国民党军官在离校之后很少有机会回校进行进一步正规系统的深造。而担任深造教育的陆军大学也只是以师一级战术为主，对于大兵团作战的指挥作业练习不多，当时就所收内容在当时来说还是给很多毕业于初级军校和行伍出身的军官带来很多世界上先进的军事学术思想和技术装备，但在教学上还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      陆大许多课程是由外国教官（初期主要伟日本教官，抗战爆发前主要是德国和少量俄国人）直接授课。在陆大的德国教官都是经历过一站的中高级军官，战术素质高，授课也很敬业。他们担任的战术教学特注重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坦克），空全进攻并速战速决，并强调利用制空权，高速进攻的原则。

虽然这些军事思想在当时来说都是比较先进的，有一些“闪击战”的雏形，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的装备很简陋，所以学员所学的很多知识与军队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抗战爆发时国军装备最好的德式师中央军的88，87师，师属炮兵也只有一个山炮营（75毫米山炮12门）和一个战防炮连（37毫米战防炮4门）。师以下的炮兵则主要是82毫米迫击炮每团12门，20毫米机关炮每团6门。至于机械化重炮部队，全国只有第十团装备德制150毫米榴弹炮全团24门，汽车牵引。装甲部队只有少量德制，英制和意大利产德轻型战车和装甲车，抗战中从苏联购入了82辆B－26轻型战车，也只是少量用于支援步兵作战。   旧中国内战连年，军官职务升迁很快，但很多人的军事素质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并不具备指挥所属军，师部队的能力。具体体现为很多军官对部队掌握不住，不会计划，不会图上指挥，不懂现代后勤补给条例等。对于这一点，早在1933年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曾向蒋提出建议。他人为一个军人不先任下级官长，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断不能于短期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经验，无论如何勇敢，亦于事无济。就便是早期毕业于军校的一些将官，虽然在内战中有很多指挥作战经验，但由于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剿共作战，其作战水平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低于一战水平（主要是一线堑壕式的攻防作战），所以大多数指挥官的战术素养和指挥能力鲜有提高，尤其是缺乏对战车，飞机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了解和对抗的理论和实践，对于行伍出身的将领，虽然不少人作战经验丰富，作战勇敢，但对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技术了解非常少。这就使得抗战期间正面战场上国军在对抗装备先进，战术灵活的日军时吃大亏。   战场教训   抗战期间在正面战场上的历次会战，日军在武器装备上有绝对优势，尤其是炮兵、空军火力远超中国军队。在战车掩护下日军步兵的多梯队部署也具有极强的多波次连续冲击能力。这就要求在防御作战中应当把主要兵力、兵器集中在主要防御方向，形成重点，并作纵深配置。同时战区指挥官应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在敌突破阵地时趁其立足未稳立即封闭突破口，消灭突入阵地的敌人，或者在敌改变主攻方向时，迅速变更部署，组成新的防御方向。     1937年析口会战中，担任正面防务的第二战区有于战区指挥官手中握有强大预备队，在每个阵地被突破之后都能组织兵力进行反击，即便在全线撤退前两天还对突破防线的日军进行强有力的反击，歼灭突入日军。在日军进攻受挫时，第九军郝梦龄部还趁机发动反攻，使日军遭受很大损失。在历时20多天的战斗中，国军在坚守阵地的同时，大量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有力阻止日军南进。但令人遗憾的是更多时候国军高级将领还是分兵把口，将主要甚至全部兵力、兵器布置于宽广的战线正面第一线，没有形成真正重点，以致处处防守，处处薄弱，由于缺少纵深配置，且没有强有力预备队，只要被日军突破一处，就会立刻全线动摇，而且一旦有增援部队到达，往往又用于替换伤亡惨重的部队，逐次投入兵力。这样，战役最高指挥官手中始终没有有力应变部队，以致防御体系一旦被破坏就很难再恢复，只能被迫后退。此外，由于缺乏对现代战争的认识，中国军队虽然在总的部署上是分散配置，但在具体兵力配置和机动时又多用密集队形，以致伤亡极大。   1937年淞沪会战，第48军第174师的一个团在敌人的火力下接防，依然按常规，全团集中站队由团长讲话后遭到日军空军火力袭击，尚未进入阵地就已经伤亡过半。再加上中国守军的阵地编成绝大多数是一线阵地，大多数部队又对工事构筑不重视，所以常在一道阵地上仅仅筑一道堑壕，而没有侧防工事和机枪预备掩体，也没有良好的防空，防炮掩蔽设施和伪装，致使在日军猛烈炮兵，空军火力打击下部队伤亡惨重，而且阵地极易被突破。如淞沪会战中，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通常在阵地上防守几天就会伤亡过半。时任国民军第4军第59师师长的韩汉英对此作了一番相当中肯的检讨：“·······，例如在淞沪之役，我们战线由闸北到江湾以迄浏河，逶迤数十千米，配置二三十个师在阵地死守，一个师被打完了，又补上第二个师，第二个师被打完了，又补上第三个师。这样，在士气上虽然可以博得人们喝彩，得到英雄的威名，然就作战利害而言，尤其在卧果军事装备劣势条件之下，那是不行的。因为大凡作战，其阵地布置必须有重点。但是这样的摆长蛇阵，没有重点，故虽处处防守，而处处力量都感觉薄弱。结果一处被敌人突破，全线就同归于崩溃了········”    抗战期间国军伤亡很大，部队也多次扩充，军官升迁就更快，到抗战后期国军中很多军长师长不过三四十岁。按理说在战争中学习，同样可以提高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甚至于比在院校深造学得更多、更扎实，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将领为数并不多，能够独当一面、心有全局的优秀将领更为稀少。这一点在抗战末期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中表现的很突出。      1942年日军占领怒江西岸地区后，在高黎贡山的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构筑了很多极其坚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中国远征军于1943年重新组建后得到很多美式装备，部队装备和训练水平都有了提高，而且有美军强大的空中火力支援。但在发起进攻的之前，远征军司令部及各攻击兵团指挥既没有对日军防御工事进行认真周密的侦察，又没有针对敌情对部队进行山地战、丛林战和攻坚战的战斗，战术演练；当作战中被敌人防御阵地所阻时，各军师长又不善于运用空军，炮兵，和步兵装备的火箭筒，火焰喷射枪等进行协同作战，只是一味指挥士兵死拼硬打，虽然最后收复了滇西失地，并打通了中印公路，但代价高昂。       特别是松山一役，日军守备队1000人，但国军战前情报不准确，再有指挥者不知道灵活运用战术，面对日军构筑的坚固永久性工事束手无策，战斗停滞不前。由于松山没有拿下，使得龙陵第11集团军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险些使整个反攻作战功亏一篑。在三个多月里，远征军先后投入3个师，伤亡达6763人，最后幸亏第8军副军长李弥调整了战术，并采纳了美国顾问对主要阵地实施爆破的建议，才拿下了阵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根据1941年12月《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议》，应英国政府请求以第五、六、六十六军共十万余人组成远征军。由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于1942年2月先后入缅作战。 　　当年3月至4月，远征军在同古、仁安羌、腊戍等地与日军激战。其中仁安羌一战援救被围英军七千余人。远征军在缅北的抗战，给日军沉重打击。但由于中英美战略目标的不一致，使远征军陷于被动的态势，至4月底被迫后撤。 　　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缅甸雨水特大，加之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也曾在打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团长柳树人阵亡，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为掩护主力安全而牺牲。   至8月初，各部先后集结于印度和滇西。据当时初步统计，由于指挥错乱，致各部队被敌杀伤、落伍、染病死亡的，比在战场上与敌战斗而死伤的还多数倍。计中国远征军动员总数约十万人，至此仅余四万人左右。（征缅之败使一代名将杜聿明终身饮恨）全套英美装备的中国驻印军   1943年8月，魁北克国际会议决定向缅北日军发动进攻，军事行动由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承担。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副总指挥郑洞国。10月下旬，中国驻印军为掩护中印公路，沿公路向缅北推进，经十个月的苦战，于1944年8月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由云南向怒江以西日军反攻。1945年1月27日，两军在缅甸芒友会师，打通中印缅公路，至3月遂将日军全部赶出缅北和滇西。此后，中国远征军返回国内。　　 　　在滇西收复战中，远征军经8个月的英勇奋战，以伤亡6.7万余人的代价致日军伤亡2.1万余人。（当时已经全套英美装备的中国军队，其火力已经远胜日军，然而伤亡～～～）

分析的挺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