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的历史与展望-超级军网

金融学是以融通货币和货币资金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在经济生活中，信用和货币流通处于不可分割状态，把信用和货币流通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它们本身的运动规律和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们与其他经济范畴的相互制约关系，是金融学的基本内容。     信用活动与货币流通紧密联系构成金融活动，是近代资本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的事情。在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信用形式是高利贷，与之同时存在的主要是金属货币的流通。金属货币的铸造权通常是由政府所垄断，这时信用与货币流通之间的联系只分别涉及信用活动与货币流通的一部分；就整体来说，它们则是各自独立发展的 金融学在古代并不是独立的学科。如在中国，一些金融理论观点散见在论述“财货”问题的各种典籍中比如在《明史食货五》中记载着（洪武）七年，帝乃设宝钞提举司。明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馀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对金融活动的纪录而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形成于西方，叫“货币银行学”。近代中国的金融学，是从西方介绍来的，有从古典经济学直到现代经济学的各派货币银行学说。   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则重新修建了2战之前崩溃的金融体系在此之前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金本位体系（１８７０—１９１４）、前布雷顿森林体系（１９１５—１９４４）  在金本位时期，各国货币比价受黄金平价的制约，国际汇率安排具有典型的固定汇率制度特征。“铸币—价格流动机制”的存在，又使各国的国际收支很少发生严重的失衡。因此，尽管并不存在一个多边性质的政府间协定，但这一时期的国际金融体系却是相对稳定和有效的，并为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国际货币环境。至１９１４年前后，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黄金产量的严重制约，各国相继放弃了金本位制。在随后的３０年间，各种货币比价失去了稳定的基础，汇率急剧波动，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严重失衡。为缓解国内失业和国际收支失衡，各国货币当局以邻为壑，实行外汇管制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结果造成国际货币秩序的极度混乱。  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促成了（１）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２）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３）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ＩＭＦ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２０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       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新的金融体系的建立 “货币信用学”的名称逐渐被广泛采用。这时，中国开始注意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下的金融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加以探讨，如：人民币的性质问题，货币流通规律问题，社会主义银行的作用问题，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物资供求平衡问题，等等。  由于布雷顿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１９７６年在ＩＭＦ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３０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 新的体制的建立必然促使中国金融认识的进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金融学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一方面结合实际重新研究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学说，另一方面则扭转了完全排斥西方当代金融学的倾向，并展开了对它们的研究和评介；同时，随着经济生活中金融活动作用的日益增强，金融学科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这就为以中国实际为背景的金融学创造了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ＩＭＦ，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当然，历史不会简单的回归。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所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而政策性金融的广泛发展和其特有的社会经济金融功能的凸显，则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金融的一大变迁。现代金融学说中，金融的资源属性被揭示与认知。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战略性社会资源这一本质特征，并不是我们人为地赋予它的，也不是为了某种特定需要而强加给它的，只是最近才被人类发现、揭示与认知的。这是强调金融资源的客观性而非主观性。它原来这种资源属性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只是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到知识经济金融经济阶段后才可能逐渐显现出来，进而被人揭示与认知。这就将金融从单纯的符号、服务、中介、工具、杠杆一类提升到人类社会一切资财之源的高度，提升到成为人类核心性资源、战略性资源的层面。这一变迁对于国别与全球都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金融自由化与一定程度的工程化。金融自由化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一种潮流，最主要的是金融监管的和缓化，不必要的过时的过于严厉的强制性行政干预的取消或和缓，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广与程度更深，突出表现在利率的市场化和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得以涌现。这一趋势的后果与影响都是巨大的和有利有弊的。 假设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资本市场形成以后，使之在传统上是由一国主权当局之一的中央银行等核心金融资源配置主体的“垄断权力”被弱化，进而形成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配置主体，掌握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开发配置主导权主控权的国家，就可以凭借对金融资源的开发配置进而配置全球各国的其他资源，对于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则可能形成严重的“财富漏出效应”，此其一；考虑、观察、衡量、调整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率与金融效率时，必须既从国别更从全球的角度进行，此其二；金融风险与危机，危机的预警与解救，金融安全与主权，更应冲破传统以国别为限的思维定势与政策局限，而应从更广阔的全球范围来考虑与解决。所以对于金融基础理论创新势不可免。金融学巨大变迁已经和正在改变着传统经济金融理论的前提、基础、体系、框架和内容，金融基础理论从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三个层次的深刻革新正在开始。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范围内，以历史的眼光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观察与审视金融和金融理论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22 10:11:00编辑过]

金融学是以融通货币和货币资金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在经济生活中，信用和货币流通处于不可分割状态，把信用和货币流通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它们本身的运动规律和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们与其他经济范畴的相互制约关系，是金融学的基本内容。     信用活动与货币流通紧密联系构成金融活动，是近代资本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的事情。在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信用形式是高利贷，与之同时存在的主要是金属货币的流通。金属货币的铸造权通常是由政府所垄断，这时信用与货币流通之间的联系只分别涉及信用活动与货币流通的一部分；就整体来说，它们则是各自独立发展的 金融学在古代并不是独立的学科。如在中国，一些金融理论观点散见在论述“财货”问题的各种典籍中比如在《明史食货五》中记载着（洪武）七年，帝乃设宝钞提举司。明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馀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对金融活动的纪录而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形成于西方，叫“货币银行学”。近代中国的金融学，是从西方介绍来的，有从古典经济学直到现代经济学的各派货币银行学说。   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则重新修建了2战之前崩溃的金融体系在此之前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金本位体系（１８７０—１９１４）、前布雷顿森林体系（１９１５—１９４４）  在金本位时期，各国货币比价受黄金平价的制约，国际汇率安排具有典型的固定汇率制度特征。“铸币—价格流动机制”的存在，又使各国的国际收支很少发生严重的失衡。因此，尽管并不存在一个多边性质的政府间协定，但这一时期的国际金融体系却是相对稳定和有效的，并为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国际货币环境。至１９１４年前后，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黄金产量的严重制约，各国相继放弃了金本位制。在随后的３０年间，各种货币比价失去了稳定的基础，汇率急剧波动，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严重失衡。为缓解国内失业和国际收支失衡，各国货币当局以邻为壑，实行外汇管制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结果造成国际货币秩序的极度混乱。  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促成了（１）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２）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３）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ＩＭＦ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２０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       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新的金融体系的建立 “货币信用学”的名称逐渐被广泛采用。这时，中国开始注意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下的金融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加以探讨，如：人民币的性质问题，货币流通规律问题，社会主义银行的作用问题，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物资供求平衡问题，等等。  由于布雷顿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１９７６年在ＩＭＦ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３０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 新的体制的建立必然促使中国金融认识的进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金融学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一方面结合实际重新研究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学说，另一方面则扭转了完全排斥西方当代金融学的倾向，并展开了对它们的研究和评介；同时，随着经济生活中金融活动作用的日益增强，金融学科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这就为以中国实际为背景的金融学创造了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ＩＭＦ，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当然，历史不会简单的回归。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所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而政策性金融的广泛发展和其特有的社会经济金融功能的凸显，则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金融的一大变迁。现代金融学说中，金融的资源属性被揭示与认知。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战略性社会资源这一本质特征，并不是我们人为地赋予它的，也不是为了某种特定需要而强加给它的，只是最近才被人类发现、揭示与认知的。这是强调金融资源的客观性而非主观性。它原来这种资源属性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只是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到知识经济金融经济阶段后才可能逐渐显现出来，进而被人揭示与认知。这就将金融从单纯的符号、服务、中介、工具、杠杆一类提升到人类社会一切资财之源的高度，提升到成为人类核心性资源、战略性资源的层面。这一变迁对于国别与全球都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金融自由化与一定程度的工程化。金融自由化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一种潮流，最主要的是金融监管的和缓化，不必要的过时的过于严厉的强制性行政干预的取消或和缓，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广与程度更深，突出表现在利率的市场化和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得以涌现。这一趋势的后果与影响都是巨大的和有利有弊的。 假设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资本市场形成以后，使之在传统上是由一国主权当局之一的中央银行等核心金融资源配置主体的“垄断权力”被弱化，进而形成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配置主体，掌握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开发配置主导权主控权的国家，就可以凭借对金融资源的开发配置进而配置全球各国的其他资源，对于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则可能形成严重的“财富漏出效应”，此其一；考虑、观察、衡量、调整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率与金融效率时，必须既从国别更从全球的角度进行，此其二；金融风险与危机，危机的预警与解救，金融安全与主权，更应冲破传统以国别为限的思维定势与政策局限，而应从更广阔的全球范围来考虑与解决。所以对于金融基础理论创新势不可免。金融学巨大变迁已经和正在改变着传统经济金融理论的前提、基础、体系、框架和内容，金融基础理论从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三个层次的深刻革新正在开始。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范围内，以历史的眼光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观察与审视金融和金融理论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22 10:11:00编辑过]

胡乱写的学年论文谁敢拍砖我拍谁[em01]

小兄弟，也是学金融啊。论文标题起得太大，其实论文应该集中一点，是深度而非广度。所以你的文章有点象各种名词解释和论文集摘要的综合。如果要我来评分，恐怕要推倒重来哦，否则通不过啊。还好，学年论文应是三年级写的。毕业论文写好就可以。当年，我读的金融专业可是号称全国第一啊，不过我看前三甲水平都差不多。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一只追梦的猪在2006-6-22 10:46:00的发言： 小兄弟，也是学金融啊。论文标题起得太大，其实论文应该集中一点，是深度而非广度。所以你的文章有点象各种名词解释和论文集摘要的综合。如果要我来评分，恐怕要推倒重来哦，否则通不过啊。还好，学年论文应是三年级写的。毕业论文写好就可以。当年，我读的金融专业可是号称全国第一啊，不过我看前三甲水平都差不多。</div>呵呵  多谢  其实不瞒您说我这是一年级的学年论文  水平不高我也只能干着急啊  [em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