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民党第叁十军三十军太原起义失败始末 ZT

1948年11月，原国民党第叁十军军长黄樵松在徐向前将军和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旧部下杜允中的劝告策反下，决心战场起义，活捉阎锡山，一举而定太原。当时，我是叁十军的上校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曾协助黄军长策划起义事宜。
          黄樵松字怡墅，河南省尉氏县人，家排贫寒，在淮阳师范学习时，萌发了爱国思想。面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黄樵松投笔从戎，到了西北军冯玉祥部，历任班、排、连、营、团长。抗战时期，任二十七师旅长，因抗日有功，黄樵松由旅长升任二十七师师长，第叁十军副军长，中将军长。
          1948年7月，在陕西渭南时，黄樵松是叁十军的副军长，归一战区胡宗南指挥。军长鲁崇义调升整编二十九军军长（接替战败自戕的刘勘）后，黄就升任叁十军军长，（那时叁十军还叫整编叁十师）当时，黄樵松反对内战，以有病为名，住在医院，推辞到职。经鲁崇义、孙连仲、胡宗南多方劝告，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上任就职。
          蒋介石于1948年8月飞抵太原，与阎锡山计议，一致认为太原是华北战略要地。特别是太原兵工厂能自制各种武器弹药，决不能被共产党攻占。经阎锡山的当面请求，蒋介石指示调叁个中央军增援，确保太原的安全。蒋冒倾盆大雨飞回西安，面命胡宗南派部队空运太原，解救阎锡山的危急。胡宗南为保存实力，当然不会抽调他的黄埔嫡系部队，于是转令黄樵松率杂牌叁十军驰援太原。
          1948年8月初，叁十军由西安开始向太原空运，由我指挥部队空运序列以及其它有关空运事宜。记得是八十九团开始先运。之前，胡宗南召见并宴请了团长王健民，胡宗南说，太原城防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慰勉有加。
          在西安，有一天黄樵松军长对我说：“太原危急，我们杂牌军武器装备差，去了顶什么用呢？不是明去送死吗？中央军不去，咱们去是坚决服从，军人天职。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当时我还不理解他的用意。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先到太原指挥，我同黄军长与新闻处的一位科长同机于1948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飞抵太原，在新城以南的机场降落，“太原绥靖公署”的裴参议（曾任临汾专员，我们是熟人），代表阎锡山招待我们。吃过午饭后，就去“绥署”见阎锡山和参谋长郭宗汾等，阎锡山看到中央客军到来，招待我们，作陪的有孙楚、郭宗汾等高级官员。晚宴后我同黄军长走访了梁化之等主要负责人，我们先在正大饭店住了几天，之后设军部干太原以北约十几里的新城。全军到达太原后，军部及直属部队位于新城附近，二十七师各部位于剪子湾附近地区，八十九团位于新城以北。到太原时叁十军官兵厌战情绪日益严重，情绪低落，特别是部分军官，留恋在西安的家属，太原生活比西安艰苦等等。抗战胜利，反对内战，应和平建国，“越勘”（剿共）“越乱”的思想，有增无已。有的寻欢作乐，消磨时光，有的私自议论，说什么黄樵松带兵纪律森严，有名的杀人不眨眼……大家可不能在战场上违犯军纪呀！种种原因，叁十军的官兵，大都能遵纪守法，保持了西北军冯玉祥的优良传统，与真字号的“遭殃军”有所区别。（遭殃军即百姓叫的中央军）
          不久，蒋介石以联络为名，派来了少将视察官赵某某，住在新城军部，“绥署”也派来上校参谋，他们实际上都是监视叁十军一切行动的。参谋长仝某经常去太原“绥署”联系有关防守问题，在军部共同生活的是军长、赵视察官和我，每天吃的是河南烙饼，谈不上有什么菜肴。有一天，赵视察官对我说，咱们可向军长提出，改善一下生活，天天大饼有什么意思呢？这件事我曾向黄反映过，黄说：“太原老百姓少吃无穿，我们的生活比群众好多了，以民为本嘛，还改善什么生活呢？广东人（赵是广东人）的习惯难改呀。”
          1948年10月，叁十军在太原东山的大小窑头、淖马之线，曾以两个团的兵力配合阎军的四十师，为了与解放军的八个纵队争夺大小窑头，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拉据战，我同军长黄樵松，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副师长许德厚，军医处长沈耀林，同在一个山坡上指挥。血战中，经过反复争夺，解放军攻占了牛驼寨至小窑头的全部阵地。双方均有较大伤亡。特别是叁十军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五百多，记得有营长刘毓峰和郜炳俭……。对伤亡的官兵是用卡车运到新城附近，亡者草裹掩埋了事，伤者送到太原医院，然后空运西安治疗。
          经过以上战斗，黄樵松深感忧虑的是：一、兵员没法补充；二、武器粮弹匮乏；叁、土气更加沮丧。战后在汽车上对我说：“这样打下去，到什么时候才能完结呢？叁十军和我们的前途凶多吉少”“太原的命运，不能过于乐观”说明黄樵松悲观厌战的思想动态在转化中。
          “太原绥署”为了加强防务，巩固阵地，曾派副参谋长到新城视察，我陪同在新城四周看了埋伏地形，机枪掩体等防御设施后，这位副参谋长提出要见黄军长，建议在新城外围挖战壕，筑工事，以防不测。我陪他去见，谁料黄正在蒙头大睡，我们进屋后，黄态度冷漠，说有病不愿多谈，之后黄对我说：“修筑工事，劳民伤财的事，咱们不干！我们的伤亡怎么办？去电催胡宗南空运武器粮秣弹药来。”
          记得我们到太原不久，黄军长亲笔给南京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太原危急，孤城难守，特别是今后粮秣弹药补给困难，目前吃盐成了问题，叁十军的行动应如何？孙连仲（当时任南京卫戍司令）回信说；“向西安胡长官请示。”（这封信是孙的秘书左云青写的，信的最后，有孙连仲亲笔写的“相机应变”四个粗笔歪字（孙的字我认得）。同时，在北平的丁行之（中共地下党员，给黄当过秘书）也与黄樵松通信联系，丁恳切指出：“待机行动”。
          叁十军在东山、淖马伤亡大，士气不振，使黄樵松大伤脑筋，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看看孙连仲、丁行之的信，使他如梦初醒，想起了他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柳暗花明又一村”。由干上述种种原因，促进他思想上的激烈斗争，行动上更加沉默。黄军长和参谋长仝某经常住在太原城里，新城军务由我负责。
          有一天，二十七师第一线送来在解放军敌工部工作的杜允中给黄樵松的一封信，内容是劝告黄军长应深明大义，别剿共打内战了，唯一出路，是弃暗投明，高举义旗，向高树勋将军学习，归向人民……。抗日期间，杜允中是黄的的参谋处长，这封信来之不易，而高树勋是黄的老长官，以上原因，感到机密重要，派专人给黄送到太原城里，之后，黄说信收到了，叫我不要传说。过了一天，黄军长叫我派情报科长会见他，当时冯科长因病不能去，找另派谍报队长王正中去向黄请示一切。按当时战场情况，东山淖马大小窑头之线，国共双方都在休整，进入对峙停战状态。关于起义问题，当然是极端保密，彼此心照不宣。王正中以叁十军中校参谋的名义第一次化装到太原以东的解放军华北兵团（司令员徐向前）八
          纵队与王新亭部联系有关起义事宜，在谈判过程中，第二次又到解放区与胡耀邦见面（胡是华北兵团政治部主任）时，王正中表达了黄军长的决心是，起义听候改编，当时胡主任打算亲自到太原城里同黄军长当面商谈，经请示徐向前司令员，改派六十军参谋处长晋夫以宣传部长名义，偕同侦察参谋翟许友随王正中化装进城。
          1948年10月31日下午，黄军长从城里打电话，叫我通知工兵营和八十九团整装待命，准备用火车运到城里，说是部队换防。这时，我心里自然明白。我叫来工兵营长苗久茂，八十九团团长王健民，转达了黄军长的电话命令。但久等火车不来，晚十点多，我用电话向黄请示，值班排长说，军长已去“绥署”开会。我心里疑虑不安，但是，又不敢向各处探听消息，恐怕暴露机密。到了11月1日早五点多，副官处鲍处长从城里打电话，叫我到军需处找赵科长（此人现在成都）拿一点金圆券坐汽车到城里，我带着传令兵董林进城后，想不到先见到参谋长仝某，仝的态度恐惶万状，言语失常。当时，仝把我叫到一间黑屋里，轻声细语地说：“黄军长企图叛变投共，已在‘绥署’被捕关押起来，我同赵视察官飞往西安向胡长官鲁军长报告，参谋长业务由你负责处理”。这时，我才初步了解到黄军长被捕的情况。不久二十七师副师长仵德厚，七十九团团长郁天鹏，八十九团团长王范堂，八十一团团长欧耐农，八十九团团长王健民，先后来到。在仵德厚的率领下，我同他们到“绥署”见到阎锡山，在参谋长赵士炎等参与下阎说：“黄军长叛变投敌的行为，我们事先难以预料，幸运的是戴师长忠党爱国，向我报告。黄军长的违法乱纪行为，正在调查，并向委员长请示如何处理……”当场提升戴炳南为代叁十军长，仵德厚升任二十七师师长。开完会我回到军部，只有副官处长鲍德荣一个人在军部，那时，戴炳南在“绥署”还没回来。我只好接照参谋长仝某的指示，处理军部的例行公文业务。我对黄军长的不幸遇难，心里深表同情，但人微言轻，挽救无力，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设法营救，我曾去“绥署”见到孙楚副主任，当时，孙的态度冷淡，最后交给我黄军长用钢笔写的一张名片，上边写的是：“怡芳，今后仰事俯畜全靠你了，来生再见”。这张名片，我交给鲍处长转交给黄樵松的夫人王怡芳了。之后，我同鲍处长商量，给黄送去了香烟和糖果。（黄能否收见，没法估计。那时王怡芳在西安）
          叁十军到太原后，全国解放战争到处胜利，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溃败，北平天津万分危急。孤城太原，危在旦夕，牛驼寨、大小窑头惨败后，军心动摇，使得黄樵松的心情更加苦闷彷惶，但又举棋不定。在以上所述的情况下，黄看到徐向前、高树勋、杜允中等给他的信，才消除一切虑顾，决心起义。起义的计划是：以部队换防为名，把第一线的两个主力团调回东城北城两城门附近。告知办事处处长左万松秘密赶制臂章一万个备用。以上计划同他多年培养的戴炳南商议时，戴表示不反对起义，但认为时机太早，等待时机成熟再说。黄樵松说：“现在不干，还等什么？”告诉戴回师部找各团长商议。戴炳南自从听了黄军长的耳提面命后，坐卧不安，特别是他错误地认为对不起老长官孙连仲，在西安的全军家属一定受到胡宗南的搜查，后果不堪设想。戴炳南先回剪子湾师部后，找来副师长仵德厚，团长欧耐农，叫他俩宣誓后，才吐露计划战场起义的真情，谁料仵坚决反对，欧也同流合污地说：西安家属受影响，对不起南京的孙老总（孙连仲）。怎么办呢？欧耐农下跪叫戴去“绥署”向阎锡山“告密”。
          戴炳南人称“鼻鹰鹞眼，诡计多端”，他趁夜赶到“绥署”，见到阎就死皮赖脸地跪倒在地，请阎慈悲救命，如实地说出黄樵松企图起义的情况，阎听了六神无主，经同孙楚、赵士炎等计议，以军事会议为名，诱捕黄军长。经叁次电话（听说有一次是仝某打的）黄樵松才带着卫士贾相臣乘车到了“绥署”，谁料一进大门，就被阎锡山的埋伏兵，一个是阎的副官处长，一个是阎的干儿子，把黄捆绑起来，搜查出徐向前、高树勋的信件，同时把贾相臣也关押起来。并用黄的汽车到二十七师第一线，迎接晋夫王正中等，因为事先规定的到时黄开车亲自去接，因此，王正中等叁人也被捕了。
          黄军长被捕见到阎锡山后，阎问：“我同委员长待你不错吧，为什么要叛变投敌呢？”黄回答说；“不愿打内战，要杀就杀。”
          黄军长、晋夫，王正中、翟许友被捕，阎电请蒋介石如何处理？蒋回电说：“把黄、王、晋、翟四人解送南京，依法从事。”黄军长等由宪兵副营长蔡子纯负责，经北平飞到南京。蒋介石却先交由卫戍司令孙连仲审讯此案，为什么交孙审问呢？蒋的用意是，看你孙连仲多年培养的部下，叛党投共的行为应当怎么办？
          11月中旬，伪国访部特别法庭，由余汉谋任审判长，判处黄樵松死刑，同时晋夫、王正中也被判处死刑。这时，黄军长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地说；“晋夫是我请来的，王正中是我派去联系的，他们有什么罪呢？我不愿内战，要杀，砍我的头。”晋夫也慷慨地高声喊道：“黄军长不愿‘剿共’没有罪，应该杀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和阎锡山。”
          1948年11月下旬，黄军长、晋夫、王正中由南京军法局执行，壮烈牺牲于南京东门外国民党军人监狱附近。临刑前黄军长不下跪，不脱军服，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晋夫高喊：“南京快解放了，我们不怕死，以后有人给我们报仇，毛主席万岁。”
          黄军长被捕后，叁十军的大部官兵，都万分痛惜，听到在南京被害的消息，有的义愤填膺，有的暗自流泪。
          戴炳南升代军长后，其反动本质难变，他贪财好色，靠阎升官的初步愿望已经达到，就千方百计地施展他的那一贯人称两面派手段。他到任不久，就解除了我的职务。（兼任参谋处长）并说叫我少管人事财务，有时间多休息……从此，我成了叁十军有职无权的光杆参谋长，那时我的处境困难，戴炳南对我的生活行动处处刁难。原因是：一、在一次战后会议上，戴公开反对我的军事行动意见，会后，散布我是舞文弄墨“剿共怕战”的书生，二、在西安时戴就托人叫我调任他的（整二十七旅）参谋长，当时我婉言谢绝，推托没去。种种原因，他怀恨在心，藉机报复。由于上述实际情况，我想“自古猫鼠不同器，虎狼深山难同穴”，于是请求调出太原。几经曲折，十一月底到了西安。─一叁军正在成立，鲁崇义军长，委任我为叁八八团上校团长。1949年12月在成都起义，编任解放军团级军事教员。1948年11月，原国民党第叁十军军长黄樵松在徐向前将军和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旧部下杜允中的劝告策反下，决心战场起义，活捉阎锡山，一举而定太原。当时，我是叁十军的上校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曾协助黄军长策划起义事宜。
          黄樵松字怡墅，河南省尉氏县人，家排贫寒，在淮阳师范学习时，萌发了爱国思想。面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黄樵松投笔从戎，到了西北军冯玉祥部，历任班、排、连、营、团长。抗战时期，任二十七师旅长，因抗日有功，黄樵松由旅长升任二十七师师长，第叁十军副军长，中将军长。
          1948年7月，在陕西渭南时，黄樵松是叁十军的副军长，归一战区胡宗南指挥。军长鲁崇义调升整编二十九军军长（接替战败自戕的刘勘）后，黄就升任叁十军军长，（那时叁十军还叫整编叁十师）当时，黄樵松反对内战，以有病为名，住在医院，推辞到职。经鲁崇义、孙连仲、胡宗南多方劝告，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上任就职。
          蒋介石于1948年8月飞抵太原，与阎锡山计议，一致认为太原是华北战略要地。特别是太原兵工厂能自制各种武器弹药，决不能被共产党攻占。经阎锡山的当面请求，蒋介石指示调叁个中央军增援，确保太原的安全。蒋冒倾盆大雨飞回西安，面命胡宗南派部队空运太原，解救阎锡山的危急。胡宗南为保存实力，当然不会抽调他的黄埔嫡系部队，于是转令黄樵松率杂牌叁十军驰援太原。
          1948年8月初，叁十军由西安开始向太原空运，由我指挥部队空运序列以及其它有关空运事宜。记得是八十九团开始先运。之前，胡宗南召见并宴请了团长王健民，胡宗南说，太原城防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慰勉有加。
          在西安，有一天黄樵松军长对我说：“太原危急，我们杂牌军武器装备差，去了顶什么用呢？不是明去送死吗？中央军不去，咱们去是坚决服从，军人天职。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当时我还不理解他的用意。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先到太原指挥，我同黄军长与新闻处的一位科长同机于1948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飞抵太原，在新城以南的机场降落，“太原绥靖公署”的裴参议（曾任临汾专员，我们是熟人），代表阎锡山招待我们。吃过午饭后，就去“绥署”见阎锡山和参谋长郭宗汾等，阎锡山看到中央客军到来，招待我们，作陪的有孙楚、郭宗汾等高级官员。晚宴后我同黄军长走访了梁化之等主要负责人，我们先在正大饭店住了几天，之后设军部干太原以北约十几里的新城。全军到达太原后，军部及直属部队位于新城附近，二十七师各部位于剪子湾附近地区，八十九团位于新城以北。到太原时叁十军官兵厌战情绪日益严重，情绪低落，特别是部分军官，留恋在西安的家属，太原生活比西安艰苦等等。抗战胜利，反对内战，应和平建国，“越勘”（剿共）“越乱”的思想，有增无已。有的寻欢作乐，消磨时光，有的私自议论，说什么黄樵松带兵纪律森严，有名的杀人不眨眼……大家可不能在战场上违犯军纪呀！种种原因，叁十军的官兵，大都能遵纪守法，保持了西北军冯玉祥的优良传统，与真字号的“遭殃军”有所区别。（遭殃军即百姓叫的中央军）
          不久，蒋介石以联络为名，派来了少将视察官赵某某，住在新城军部，“绥署”也派来上校参谋，他们实际上都是监视叁十军一切行动的。参谋长仝某经常去太原“绥署”联系有关防守问题，在军部共同生活的是军长、赵视察官和我，每天吃的是河南烙饼，谈不上有什么菜肴。有一天，赵视察官对我说，咱们可向军长提出，改善一下生活，天天大饼有什么意思呢？这件事我曾向黄反映过，黄说：“太原老百姓少吃无穿，我们的生活比群众好多了，以民为本嘛，还改善什么生活呢？广东人（赵是广东人）的习惯难改呀。”
          1948年10月，叁十军在太原东山的大小窑头、淖马之线，曾以两个团的兵力配合阎军的四十师，为了与解放军的八个纵队争夺大小窑头，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拉据战，我同军长黄樵松，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副师长许德厚，军医处长沈耀林，同在一个山坡上指挥。血战中，经过反复争夺，解放军攻占了牛驼寨至小窑头的全部阵地。双方均有较大伤亡。特别是叁十军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五百多，记得有营长刘毓峰和郜炳俭……。对伤亡的官兵是用卡车运到新城附近，亡者草裹掩埋了事，伤者送到太原医院，然后空运西安治疗。
          经过以上战斗，黄樵松深感忧虑的是：一、兵员没法补充；二、武器粮弹匮乏；叁、土气更加沮丧。战后在汽车上对我说：“这样打下去，到什么时候才能完结呢？叁十军和我们的前途凶多吉少”“太原的命运，不能过于乐观”说明黄樵松悲观厌战的思想动态在转化中。
          “太原绥署”为了加强防务，巩固阵地，曾派副参谋长到新城视察，我陪同在新城四周看了埋伏地形，机枪掩体等防御设施后，这位副参谋长提出要见黄军长，建议在新城外围挖战壕，筑工事，以防不测。我陪他去见，谁料黄正在蒙头大睡，我们进屋后，黄态度冷漠，说有病不愿多谈，之后黄对我说：“修筑工事，劳民伤财的事，咱们不干！我们的伤亡怎么办？去电催胡宗南空运武器粮秣弹药来。”
          记得我们到太原不久，黄军长亲笔给南京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太原危急，孤城难守，特别是今后粮秣弹药补给困难，目前吃盐成了问题，叁十军的行动应如何？孙连仲（当时任南京卫戍司令）回信说；“向西安胡长官请示。”（这封信是孙的秘书左云青写的，信的最后，有孙连仲亲笔写的“相机应变”四个粗笔歪字（孙的字我认得）。同时，在北平的丁行之（中共地下党员，给黄当过秘书）也与黄樵松通信联系，丁恳切指出：“待机行动”。
          叁十军在东山、淖马伤亡大，士气不振，使黄樵松大伤脑筋，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看看孙连仲、丁行之的信，使他如梦初醒，想起了他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柳暗花明又一村”。由干上述种种原因，促进他思想上的激烈斗争，行动上更加沉默。黄军长和参谋长仝某经常住在太原城里，新城军务由我负责。
          有一天，二十七师第一线送来在解放军敌工部工作的杜允中给黄樵松的一封信，内容是劝告黄军长应深明大义，别剿共打内战了，唯一出路，是弃暗投明，高举义旗，向高树勋将军学习，归向人民……。抗日期间，杜允中是黄的的参谋处长，这封信来之不易，而高树勋是黄的老长官，以上原因，感到机密重要，派专人给黄送到太原城里，之后，黄说信收到了，叫我不要传说。过了一天，黄军长叫我派情报科长会见他，当时冯科长因病不能去，找另派谍报队长王正中去向黄请示一切。按当时战场情况，东山淖马大小窑头之线，国共双方都在休整，进入对峙停战状态。关于起义问题，当然是极端保密，彼此心照不宣。王正中以叁十军中校参谋的名义第一次化装到太原以东的解放军华北兵团（司令员徐向前）八
          纵队与王新亭部联系有关起义事宜，在谈判过程中，第二次又到解放区与胡耀邦见面（胡是华北兵团政治部主任）时，王正中表达了黄军长的决心是，起义听候改编，当时胡主任打算亲自到太原城里同黄军长当面商谈，经请示徐向前司令员，改派六十军参谋处长晋夫以宣传部长名义，偕同侦察参谋翟许友随王正中化装进城。
          1948年10月31日下午，黄军长从城里打电话，叫我通知工兵营和八十九团整装待命，准备用火车运到城里，说是部队换防。这时，我心里自然明白。我叫来工兵营长苗久茂，八十九团团长王健民，转达了黄军长的电话命令。但久等火车不来，晚十点多，我用电话向黄请示，值班排长说，军长已去“绥署”开会。我心里疑虑不安，但是，又不敢向各处探听消息，恐怕暴露机密。到了11月1日早五点多，副官处鲍处长从城里打电话，叫我到军需处找赵科长（此人现在成都）拿一点金圆券坐汽车到城里，我带着传令兵董林进城后，想不到先见到参谋长仝某，仝的态度恐惶万状，言语失常。当时，仝把我叫到一间黑屋里，轻声细语地说：“黄军长企图叛变投共，已在‘绥署’被捕关押起来，我同赵视察官飞往西安向胡长官鲁军长报告，参谋长业务由你负责处理”。这时，我才初步了解到黄军长被捕的情况。不久二十七师副师长仵德厚，七十九团团长郁天鹏，八十九团团长王范堂，八十一团团长欧耐农，八十九团团长王健民，先后来到。在仵德厚的率领下，我同他们到“绥署”见到阎锡山，在参谋长赵士炎等参与下阎说：“黄军长叛变投敌的行为，我们事先难以预料，幸运的是戴师长忠党爱国，向我报告。黄军长的违法乱纪行为，正在调查，并向委员长请示如何处理……”当场提升戴炳南为代叁十军长，仵德厚升任二十七师师长。开完会我回到军部，只有副官处长鲍德荣一个人在军部，那时，戴炳南在“绥署”还没回来。我只好接照参谋长仝某的指示，处理军部的例行公文业务。我对黄军长的不幸遇难，心里深表同情，但人微言轻，挽救无力，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设法营救，我曾去“绥署”见到孙楚副主任，当时，孙的态度冷淡，最后交给我黄军长用钢笔写的一张名片，上边写的是：“怡芳，今后仰事俯畜全靠你了，来生再见”。这张名片，我交给鲍处长转交给黄樵松的夫人王怡芳了。之后，我同鲍处长商量，给黄送去了香烟和糖果。（黄能否收见，没法估计。那时王怡芳在西安）
          叁十军到太原后，全国解放战争到处胜利，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溃败，北平天津万分危急。孤城太原，危在旦夕，牛驼寨、大小窑头惨败后，军心动摇，使得黄樵松的心情更加苦闷彷惶，但又举棋不定。在以上所述的情况下，黄看到徐向前、高树勋、杜允中等给他的信，才消除一切虑顾，决心起义。起义的计划是：以部队换防为名，把第一线的两个主力团调回东城北城两城门附近。告知办事处处长左万松秘密赶制臂章一万个备用。以上计划同他多年培养的戴炳南商议时，戴表示不反对起义，但认为时机太早，等待时机成熟再说。黄樵松说：“现在不干，还等什么？”告诉戴回师部找各团长商议。戴炳南自从听了黄军长的耳提面命后，坐卧不安，特别是他错误地认为对不起老长官孙连仲，在西安的全军家属一定受到胡宗南的搜查，后果不堪设想。戴炳南先回剪子湾师部后，找来副师长仵德厚，团长欧耐农，叫他俩宣誓后，才吐露计划战场起义的真情，谁料仵坚决反对，欧也同流合污地说：西安家属受影响，对不起南京的孙老总（孙连仲）。怎么办呢？欧耐农下跪叫戴去“绥署”向阎锡山“告密”。
          戴炳南人称“鼻鹰鹞眼，诡计多端”，他趁夜赶到“绥署”，见到阎就死皮赖脸地跪倒在地，请阎慈悲救命，如实地说出黄樵松企图起义的情况，阎听了六神无主，经同孙楚、赵士炎等计议，以军事会议为名，诱捕黄军长。经叁次电话（听说有一次是仝某打的）黄樵松才带着卫士贾相臣乘车到了“绥署”，谁料一进大门，就被阎锡山的埋伏兵，一个是阎的副官处长，一个是阎的干儿子，把黄捆绑起来，搜查出徐向前、高树勋的信件，同时把贾相臣也关押起来。并用黄的汽车到二十七师第一线，迎接晋夫王正中等，因为事先规定的到时黄开车亲自去接，因此，王正中等叁人也被捕了。
          黄军长被捕见到阎锡山后，阎问：“我同委员长待你不错吧，为什么要叛变投敌呢？”黄回答说；“不愿打内战，要杀就杀。”
          黄军长、晋夫，王正中、翟许友被捕，阎电请蒋介石如何处理？蒋回电说：“把黄、王、晋、翟四人解送南京，依法从事。”黄军长等由宪兵副营长蔡子纯负责，经北平飞到南京。蒋介石却先交由卫戍司令孙连仲审讯此案，为什么交孙审问呢？蒋的用意是，看你孙连仲多年培养的部下，叛党投共的行为应当怎么办？
          11月中旬，伪国访部特别法庭，由余汉谋任审判长，判处黄樵松死刑，同时晋夫、王正中也被判处死刑。这时，黄军长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地说；“晋夫是我请来的，王正中是我派去联系的，他们有什么罪呢？我不愿内战，要杀，砍我的头。”晋夫也慷慨地高声喊道：“黄军长不愿‘剿共’没有罪，应该杀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和阎锡山。”
          1948年11月下旬，黄军长、晋夫、王正中由南京军法局执行，壮烈牺牲于南京东门外国民党军人监狱附近。临刑前黄军长不下跪，不脱军服，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晋夫高喊：“南京快解放了，我们不怕死，以后有人给我们报仇，毛主席万岁。”
          黄军长被捕后，叁十军的大部官兵，都万分痛惜，听到在南京被害的消息，有的义愤填膺，有的暗自流泪。
          戴炳南升代军长后，其反动本质难变，他贪财好色，靠阎升官的初步愿望已经达到，就千方百计地施展他的那一贯人称两面派手段。他到任不久，就解除了我的职务。（兼任参谋处长）并说叫我少管人事财务，有时间多休息……从此，我成了叁十军有职无权的光杆参谋长，那时我的处境困难，戴炳南对我的生活行动处处刁难。原因是：一、在一次战后会议上，戴公开反对我的军事行动意见，会后，散布我是舞文弄墨“剿共怕战”的书生，二、在西安时戴就托人叫我调任他的（整二十七旅）参谋长，当时我婉言谢绝，推托没去。种种原因，他怀恨在心，藉机报复。由于上述实际情况，我想“自古猫鼠不同器，虎狼深山难同穴”，于是请求调出太原。几经曲折，十一月底到了西安。─一叁军正在成立，鲁崇义军长，委任我为叁八八团上校团长。1949年12月在成都起义，编任解放军团级军事教员。